民国时期范文10篇

摘要：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华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战役中，重庆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南方局及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民国政府的“战时陪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中心的所在地，同时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阵地。重庆经过十分壮丽的战争洗礼，从一个西部偏远的城市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斗的重要中心之一，也从一个内陆口岸城市逐渐发展成为了西部乃至全国的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多重因素影响下，我国出现了一批融合了中西方文化的新型建筑体系，即近代民国建筑体系。本文就中国尚存的民国时期的历史建筑状况，通过对资料、方法等的基本研究，去发掘其文化，达到保护传承的目的。

关键词：重庆；陪都文化；民国建筑；保护传承

一、研究现状综述

重庆民国建筑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朱军、张觅对建筑遗址、区域、类型等进行统计并提出保护策略，指出重庆是全国保存抗战遗址最多的城市；杜香兰等综述了抗战遗址的价值、保护和利用状况，提供了抗战遗址的修复方法；欧阳桦从园林景观的角度介绍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重庆民国建筑的造园手法、形态特征和地域特色。由此可见，对重庆民国建筑的研究主要还停留在类型介绍、现状描述、历史文化价值、保护方法和建筑风格等方面，而对于其建筑的本身的空间等研究较少也不够深入。

二、民国时期的重庆建筑艺术

（一）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

渔业是福建沿海居民的“生存之业”。但民国时期，由于海盗猖獗、赋税沉重、日轮倾轧、渔船落后、渔民守旧等诸多要素的交织，当地渔业一度陷入困境。当时的福建省政府积极探索振兴路径，先后通过改组行政机构、设置水产试验场、筹设教育讲习所、合理布局渔区、设立金融机关、打击海盗、设置远洋公司等措施，逐步复兴日渐衰落的渔业经济。

一、民国时期福建省渔业发展之困境

1935年，陈镛在《福建渔业之改进方针》一文中提到，中国是渔业大国，福建省作为沿海七省之一，海岸线北起浙江省南关湾，南至广东省诏安湾，约占全国海岸线总长20%，1935年福建省渔业总量超过1万t/年。虽有优越的“天时地利”条件，但囿于诸多要素，民国时期的福建渔业反而呈现“江河日下”之势。据《福建近代民生地理志》载，1929年福建省渔获物价值多达5亿元。1945年，厦门大学在《关于福建渔业调查报告》中提到，福建省渔获量为28.87万t，但总产值仅有1946.65万元。同时，外来鱼介海味（包括海参、干贝、鱿鱼、墨鱼、蚶、蛤、鱼翅以及各自乾咸制鱼介与海产品）输入量在逐渐增加。1905年～1930年福建省部分地区鱼介海味输入值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三都澳、福州市、厦门市等三大贸易集散地的外来海产品输入逐年增加，1905年尚且仅有价值352.3万元的海产品输入福建，到1930年竟高达791.9万元。外来鱼产品输入剧增，直接冲击了福建本省海产品售卖和出口，渔业逐渐趋于萎缩。究其原因，民国时期福建渔业衰落是多种不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渔民守旧。民国时期渔民与外界接触的机会较少，素质普遍不高、知识水平低下。二是渔船装备陈旧。民国时期福建省沿海渔民大多采用木质渔船从事捕捞事业，效率低下、危险性高，遇到暴雨飓风天气，极易遭遇生命危险，落后的木质渔船与先进的日本渔轮在竞争中也经常处于劣势。三是资金缺乏、生产规模小。民国时期我国经济不景气，各地财政困难，难以满足支持渔业发展的开支需求，渔业难以兴旺。四是政府保护力有不逮。政府调控不周，一方面使得水产品价格持续走低，渔民基本收入没有保障；另一方面政府对日本渔轮倾轧行为无所作为，加剧了渔业不振。民国经济学家孙怀仁在《中国经济现势讲话》中曾言，“日本帝国主义靠着地理上的优势，独霸东亚渔业。近在咫尺的中国沿海自然变成日本渔轮的第二故乡。”五是海盗劫掠使得渔业萎缩。早在明嘉靖时期，福建地区就出现海盗活动，晚清民国伴随海禁废除和外海贸易繁荣，海盗活动更是肆无忌惮，致使福建省渔民怯于远洋捕捞。六是外来水产品大肆倾销。外来水产品冲击我国市场，导致国产水产品囤积，难以销售。据1935年《上海市水产经济月刊》载，“近年我海产市场，受外货倾销影响，一落千丈。”

二、民国时期福建省渔业振兴之路径

渔业本为福建省优势产业，却因诸多因素一落千丈。1935年，中国海洋渔业专家黄文沣在《改进福建渔业之管见》中提到，“现在中国渔民所捕获者不及每年应获鱼额的十分之一。”基于此，当时的福建省政府提出了数条振兴渔业方针，力图挽救日渐衰弱的渔业经济。

（一）改组行政机构

云南的林场建立于何时，其发展情况如何？经多年查阅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以及有关报刊资料证实：云南省国营林场，早在清朝末年就有林场的刍形。到民国元年（1912年）10月开始建立第一个国营林场--云南省立农事试验场，地址在昆明打猪巷。当时的场长兼农艺主任为米立兴，林艺部主任饶茂林。该场内分农艺、牧畜、林艺、蚕桑4部。林艺部设在昆明打猪巷底。所试验之种类，有农林生育，播种量、播种法、播种期，移植、采种等。林艺部实际就是主管林木种植管理、采种等的试验。该场隶属云南军都督府实业司种植局管辖。这就是云南国营林场创建之始。

是年，牟定县实业所在县城南门外创建县级第一个农事试验场，又称为牟定县第一国营苗圃场（即第二苗圃场），以后又改为牟定县第一国营林场。共有公地2.2亩，主要是进行农林苗木的试验。该场负责人代抻。民国2年（1913年），牟定县实业所将化佛山各寺庙所有的山林收归县公有，建立国有林场，归县实业所经营。是年，个归县制定《个归县实业所倡办林业简章》，林业开始从植桑推广养蚕业，并在三义庙后边辟地建立农事试验场，"几经寒暑，而规模始具"。据云南《义声报》1916年1月31日报道，永北县（现永胜县）分治员提倡种植，筹办农林试验场，已种活桐树4000株，木棉3000亩。是年2月1日，该报又报道《大理县倡办林业》，并于2月1日设立林业试验场。

民国6年（1917年），昆明县谢知事呈云南省行政公署筹设森林苗圃场。地点：昆明城外先农坛，即五谷庙。《义声报》为此作了专门报道。民国7年（1918年），云南省长公署政务厅林务处在昆明市西北打猪（珠）巷建立第一苗圃，占地80多亩，年产苗30多万株。民国8年，保山县实业所实业员段彤云，发起民间50余户创办"保丰森林有限公司"，经营木材和集资造林。

民国9年（1920年），云南省会植树节选定在昆明南关外公园内林艺试验场举行。是年4月15日，《义声报》公布《云南省立林业试验场暂行章程》，计19条。第一条规定："云南省立林业试验场就南城外公园内设立直隶于云南省长公署。"所掌事务为"接木插条分根分蕖各造林事项"，"造林整理及造林施业事项"，"防止森林各种灾害事项"，"森林工艺及造林事业"，"生长状况及材积调查事项"，"林产制造事项"等。还规定林场设场长，由省长公署委任，设技术员和事务员。"公园内原有林木果树及花卉等均拨归本场经理，其有应补植者，并得推广栽"。本场经费，开办费和经常费由云南省长公署筹给之，"均按月造具书表单据，呈报云南省长公署核销"。是年4月，保山县实业所于第一农事试验场内设置苗圃育林，供机关团体植树造林。此为保山最早建立的公营苗圃之一。是年，原晋宁实业所副所长创办林业试验田20余亩，培育云南松、栎类等10多种。

民国11年（1922年）10月，省实业司在昆明金碧公园设农林馆，由实业司农林课主管，辖内设司事、杂役；原晋宁县实业所技正李绍彭在五里大闸西办个人园艺场，植金沙李、青丝桃、湖桑等优良品种1000余株。民国12年（1923年），省实业司林务处兴办直属造林示范林场。第一造林场设在昆明东郊双乳山、照壁山，面积7800多亩；第二造林场，于民国17（1928年）建立，设于昆明北乡铁峰庵山，面积2.8万亩；第三、第四造林场，成立于民国15年（1926年），分别设于昆明县西乡眠犬山和昆明北乡老青山，面积分别为2600亩和3700亩；第五造林场，于民国22年（1933年）建立，设于昆明县东乡大麻苴之牧野山（石子山上），面积1000余亩；第六造林场，又名路南拖沟来林场，原有面积5万余亩，其中天然林10万余株，属一匪产，民国21年（1932年）匪首伏法，经省政府没收交由省实业厅管理。该场建立后，逐年补种树木，共有混交林100余万株，该场设于路南拖沟寺山。从民国12年（1923年）后，全省不少县纷纷建立农林试验场、林业苗圃、造林林场。如阿迷县（今开远）建立林场，县建设局设有林警2名，专门负责全县林场的巡查。

民国17年（1928年），省建设厅在宜良禄丰村将迤南区行道树育苗场改建为禄丰村林场，林场主任为马兆丽。该场历史较长。早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云贵总督在此设官木局；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改为官立木植局，经营管理山场森林的采伐、运输，有面积4万余亩；民国7年（1918年）改为云南官木采运局；民国15年（1926年）改为迤南区行道树育苗场；民国17（1928年）才正式改建为禄丰村林场；民国18（1929年）9月改为省第二育苗场，民国21年又改为禄丰村造林场；民国30年（1941年）又改称为禄丰村油桐林场；民国35年（1946年）后称为农林改进所禄丰村林场，直至1949年12月，面积10万亩。该场是云南省最早建立的一个国有林场，历经数次更名，始终一直存在着，可以说是全省林场的缩影。民国18（1929年），省政府改第二农场为第一育苗场；改禄丰村油桐林场为第二育苗场；改河口农场为第三育苗场。是年，省政府公布《云南模范林场暂行章程》（共15条），规定林场范围，"以铁峰庵（昆明）脉为主"，"本林场以提倡造林，树全省模范为宗旨"。林场隶属于省政府建设厅；林场设场长、助理员、林警巡长各一名；规定造林场分为移植和插种造林两种，造林面积暂定为1000亩。是年，省农矿厅（从省建设厅分出）林务处在河口兴建热带植物试验场，面积150余亩，试种咖啡、肉桂、苦楝等热带亚热带树种；试验场停办以后，于1935年8月恢复，以后因抗日战争，又停下一段，至1948年3月再次恢复。《观察报》1948年3月8日载：《农改所恢复河口热带作物试验场栽培金鸡纳热带作物》。

云南的林场建立于何时，其发展情况如何？经多年查阅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以及有关报刊资料证实：云南省国营林场，早在清朝末年就有林场的刍形。到民国元年（1912年）10月开始建立第一个国营林场--云南省立农事试验场，地址在昆明打猪巷。当时的场长兼农艺主任为米立兴，林艺部主任饶茂林。该场内分农艺、牧畜、林艺、蚕桑4部。林艺部设在昆明打猪巷底。所试验之种类，有农林生育，播种量、播种法、播种期，移植、采种等。林艺部实际就是主管林木种植管理、采种等的试验。该场隶属云南军都督府实业司种植局管辖。这就是云南国营林场创建之始。

是年，牟定县实业所在县城南门外创建县级第一个农事试验场，又称为牟定县第一国营苗圃场（即第二苗圃场），以后又改为牟定县第一国营林场。共有公地2.2亩，主要是进行农林苗木的试验。该场负责人代抻。民国2年（1913年），牟定县实业所将化佛山各寺庙所有的山林收归县公有，建立国有林场，归县实业所经营。是年，个归县制定《个归县实业所倡办林业简章》，林业开始从植桑推广养蚕业，并在三义庙后边辟地建立农事试验场，"几经寒暑，而规模始具"。据云南《义声报》1916年1月31日报道，永北县（现永胜县）分治员提倡种植，筹办农林试验场，已种活桐树4000株，木棉3000亩。是年2月1日，该报又报道《大理县倡办林业》，并于2月1日设立林业试验场。

民国6年（1917年），昆明县谢知事呈云南省行政公署筹设森林苗圃场。地点：昆明城外先农坛，即五谷庙。《义声报》为此作了专门报道。民国7年（1918年），云南省长公署政务厅林务处在昆明市西北打猪（珠）巷建立第一苗圃，占地80多亩，年产苗30多万株。民国8年，保山县实业所实业员段彤云，发起民间50余户创办"保丰森林有限公司"，经营木材和集资造林。

民国9年（1920年），云南省会植树节选定在昆明南关外公园内林艺试验场举行。是年4月15日，《义声报》公布《云南省立林业试验场暂行章程》，计19条。第一条规定："云南省立林业试验场就南城外公园内设立直隶于云南省长公署。"所掌事务为"接木插条分根分蕖各造林事项"，"造林整理及造林施业事项"，"防止森林各种灾害事项"，"森林工艺及造林事业"，"生长状况及材积调查事项"，"林产制造事项"等。还规定林场设场长，由省长公署委任，设技术员和事务员。"公园内原有林木果树及花卉等均拨归本场经理，其有应补植者，并得推广栽"。本场经费，开办费和经常费由云南省长公署筹给之，"均按月造具书表单据，呈报云南省长公署核销"。是年4月，保山县实业所于第一农事试验场内设置苗圃育林，供机关团体植树造林。此为保山最早建立的公营苗圃之一。是年，原晋宁实业所副所长创办林业试验田20余亩，培育云南松、栎类等10多种。

民国11年（1922年）10月，省实业司在昆明金碧公园设农林馆，由实业司农林课主管，辖内设司事、杂役；原晋宁县实业所技正李绍彭在五里大闸西办个人园艺场，植金沙李、青丝桃、湖桑等优良品种1000余株。民国12年（1923年），省实业司林务处兴办直属造林示范林场。第一造林场设在昆明东郊双乳山、照壁山，面积7800多亩；第二造林场，于民国17（1928年）建立，设于昆明北乡铁峰庵山，面积2.8万亩；第三、第四造林场，成立于民国15年（1926年），分别设于昆明县西乡眠犬山和昆明北乡老青山，面积分别为2600亩和3700亩；第五造林场，于民国22年（1933年）建立，设于昆明县东乡大麻苴之牧野山（石子山上），面积1000余亩；第六造林场，又名路南拖沟来林场，原有面积5万余亩，其中天然林10万余株，属一匪产，民国21年（1932年）匪首伏法，经省政府没收交由省实业厅管理。该场建立后，逐年补种树木，共有混交林100余万株，该场设于路南拖沟寺山。从民国12年（1923年）后，全省不少县纷纷建立农林试验场、林业苗圃、造林林场。如阿迷县（今开远）建立林场，县建设局设有林警2名，专门负责全县林场的巡查。

民国17年（1928年），省建设厅在宜良禄丰村将迤南区行道树育苗场改建为禄丰村林场，林场主任为马兆丽。该场历史较长。早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云贵总督在此设官木局；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改为官立木植局，经营管理山场森林的采伐、运输，有面积4万余亩；民国7年（1918年）改为云南官木采运局；民国15年（1926年）改为迤南区行道树育苗场；民国17（1928年）才正式改建为禄丰村林场；民国18（1929年）9月改为省第二育苗场，民国21年又改为禄丰村造林场；民国30年（1941年）又改称为禄丰村油桐林场；民国35年（1946年）后称为农林改进所禄丰村林场，直至1949年12月，面积10万亩。该场是云南省最早建立的一个国有林场，历经数次更名，始终一直存在着，可以说是全省林场的缩影。民国18（1929年），省政府改第二农场为第一育苗场；改禄丰村油桐林场为第二育苗场；改河口农场为第三育苗场。是年，省政府公布《云南模范林场暂行章程》（共15条），规定林场范围，"以铁峰庵（昆明）脉为主"，"本林场以提倡造林，树全省模范为宗旨"。林场隶属于省政府建设厅；林场设场长、助理员、林警巡长各一名；规定造林场分为移植和插种造林两种，造林面积暂定为1000亩。是年，省农矿厅（从省建设厅分出）林务处在河口兴建热带植物试验场，面积150余亩，试种咖啡、肉桂、苦楝等热带亚热带树种；试验场停办以后，于1935年8月恢复，以后因抗日战争，又停下一段，至1948年3月再次恢复。《观察报》1948年3月8日载：《农改所恢复河口热带作物试验场栽培金鸡纳热带作物》。

晚清民国时期的移风易俗运动，旨在引导民众改变传统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倡导符合社会发展的新风尚，是中国全方位现代化运动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场运动的积极推动者既有政府机构也有民间人士。一度显赫的国民党政要陈果夫，就曾对风俗改良表示了极大关切。尤其是在他担任江苏省政府主席（1933－1937）期间，为了配合国民政府的新生活运动，他亲自组织编制了系列移风易俗的电影、教科书以及日历等。这些活动在陈的政治生涯中虽并不引人注意，但却颇能集中反映其社会改良观念，值得细加考察。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陈果夫主持编制的新历书———《中华民国生活历》①出版，该书意图对当时“散漫无序”的岁时节令及其背后的礼俗进行重新整合和意义阐释，以达到转移风俗目的。细读此书，再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不难发现该书既直面当时国历运动的矛盾所在，并与其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对话关系，同时也不失为了解陈氏此期社会政治观念的具体材料。鉴于学界尚鲜少有人对此有所关注，本文试图通过对《生活历》与民国官方节庆体系异同的探究，揭显其融合节日政治性和民俗性的独特方式，进而透视其特殊的政治文化理念。

一、《生活历》对官方节庆体系的修正

民国成立后，西方的阳历开始取代中国旧历，成为国家法定历法。与此同时，行用千年的旧历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在民众生活中依然使用广泛。因此，在北洋政府时期，就形成了事实上的“新旧历”并行不废的二元格局。1927年之后，国民政府为了加强政治统治，遽然宣称要彻底废除旧历，规定公私事项一律只许采用国历，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自上而下强制推广“国历”。但是，因采取过激的行政手段和罔顾社会民俗的强大惯性，“国历”运动推进得并不顺利。尤其是取缔旧历节令的做法，一度导致了民间和政府在历法问题上的尖锐对立。②尽管在国历运动中后期，国民政府也做出了一定的妥协和变通。但是，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也就是《生活历》出台之际，政府忙于应对严峻的民族危机，对新旧节庆体系的混乱无暇顾及，也一直未能提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相比之下，陈果夫对该问题的关心就显得较为突出了。早在1933年，陈就委托他人据其想法编纂成《二十二年改良风俗日历》一书。1936年国民政府成立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下辖礼俗委员会，由陈果夫主管。该会甫一成立，陈果夫即与该委员会委员邱培豪合作着手编纂《中华民国生活历》。在自序中，陈果夫自称在该书写作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在没有相关专著面世的情况下，广采各地地方志、私人著作、社会调查，搜集了大量有关岁时的民俗材料。在基础上再加抉择钩沉，“节选岁时节令中最具意义者，系以相当时序，树为标准。”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生活历》历时近十年，迟至1945才正式出版。陈果夫编制的《生活历》，与政府推行的国历运动既相呼应又有所对话。一方面，民国改历运动，既是推进国家统一的政治行动，也体现了中国积极融入世界的一种努力。以陈果夫的政治身份，可以想见，他对这一现代化运动的大方向自然是支持的。然而与此同时，30年代国民政府正力倡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论，陈也是完全认同这一立场的。自本位文化立场观之，则国历运动以“党国”纪念日取代民俗节日，使传统节日价值破坏无存，确有不当和值得商榷之处。1940年，陈果夫就在中央纪念周的一次演讲中，批评因此造成的新旧节令错乱无序：“中华民国成立到现在，已有二十九年，可是各地的风气，每况愈下，民间的岁时生活，亦反比从前错综复杂，漫无标准。”①那么，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政治纪念日与民俗节日当如何进行比例适当的搭配？节日作为现代政治动员的工具价值与历史文化价值该如何统一？面对国历运动所引发而政府无力解决的这种矛盾，陈果夫在《生活历》中提出了这样的解决之道，即在总体上响应国历运动的前提下，坚持从本位文化立场出发，对中国传统民俗节日加以重新阐明和酌加损益，光大其历史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再融合调配新旧节日，藉此传播科学知识和民族主义等价值观念，达到“整理旧俗厘定新俗，以改善全国人民之公私生活，促进国家文化之发展”②的目的。

国民政府高高在上强制推行国历所导致的失败现实，也使陈果夫充分意识到了尊重民俗和社会现实的重要性。他坚决反对脱离民众生活一味严苛推行政令，而主张从民众心理出发。用他的话说就是移风易俗“绝不是一纸命令，或数条标语所可做到的。最彻底而有效的，莫过于因势利导，使人民自动地去推行”③。因此，在对待国历与旧历的关系上，《生活历》委婉而明确地主张两者应该适当通融，不可一刀切：“本历原则上采用国历，至旧有之农家节气，商界结帐日期及应时节令，均移于国历，其不可移者，则仍其旧，藉为推行国历之助。”④对于旧历中民众日日习用而被国民政府列入迷信的“宜忌”、择日等内容，他也没有一概反对，而是以温情和理解的姿态，做了巧妙的置换：“旧时历书中，列有‘宜忌’两项，根据五行之推始，指示各种人事之作息。本历稽诸天时理，亦设有婚嫁、殡葬、修筑、祭祀等替代日期，藉以破除固有之迷信。”①对于一度遭禁的节庆庙会活动，陈果夫也坚定地为其辩护，指出“庙会为民间风俗之一，且隐然为平民生活之重心；百戏杂陈，负贩云集，则又为民间娱乐及临时贸易之集会，可以收教化之助，庶一举而两得。”这些都说明，陈果夫在尽可能地寻求国历和旧历之间的交集，小心翼翼地对国历运动的失衡作出修正。面对林林总总的新增国定纪念日和传统民俗节日，《生活历》有一套明确的择取节日的自定标准，即“于国定纪念日，除采用其较重要者外，对于民间普遍崇拜之先贤先烈，亦酌予列入。至一般时下节日，只择其较可取者，但求至当，不必强同。军事节日，仅列陆军节与空军节”。②从所收录节日的性质和数量来看，其节日分配具有如下鲜明特点：一，南京国民政府推出的名目繁多的国定纪念日和政党纪念日，《生活历》只是择要收录，分别是中华民国成立日、国父诞辰、国庆纪念日、革命先烈纪念日；二，大量保留各地传统民俗节日，使其成为比重最大的一种节日类型；三，对某些传统节日进行了新的意义阐释，使其转化地更符合现代意识形态，比如岳飞殉国纪念日和关帝诞辰纪念。在政治纪念日的设置意图和导向上，《生活历》与国民政府官方有十分明显的区别。1927年后，国民政府一方面对辛亥革命和“国庆日”进行了重新的阐发，一面为强化党国意识形态的日常化建构，设置大量革命纪念日和适用于国民党党政系统的“本党纪念日”。③相比国民政府政治性纪念日的泛滥无度，《生活历》对此类节日的收录是相当谨慎的。数目少而意义重大，是其选择的内在标准。中华民国成立日、国父诞辰、国庆纪念日、革命先烈纪念日，这寥寥几个节日，基本涵括了国民政府国家意识形态最基本最重要的几个层面，即对现代民族国家、革命政党以及革命领袖的历史记忆与纪念。显而易见，《生活历》保留了官方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但拒绝以政治节日对民俗节日的全盘占领这种强势手段来进行过度的意识形态渗透。这一点，也是其与国民政府主导的官方节庆体系最大的区别。

二、传统节日：重建基层宗法社会及其礼制

在国民政府的官方节庆体系中，与政治性节日相比，那些在“无背良善风化、不涉迷信者”价值标准下得以幸存的传统节日，只是一种点缀式的陪衬，在整体上是不受重视的。在这一点上，《生活历》的做法恰好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由于作者有意识地避免节日的过度政治化，也由于他对民俗在维持乡土社会秩序和道德教化方面的功能有充分认知，因而对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民俗节日较为偏爱，赋予了其相当的尊重和地位。在《生活历》中，传统节日不但在数量上大大超出国定政治纪念日，而且种类丰富，各具代表性。其中，既有反映农时节令的，比如春分（春社）、秋分（秋社），也有祝贺性质的新年、上元、中秋节，以及地区社团性节日慈善日和合作日，还包括一些宗教性质和行业神崇拜性质的节日。严格说来，《生活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日历，其著作体例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宋代新儒家程颐所著《礼书》。《礼书》是程颐依“天理”之正，以古礼为本，因时损益，为士庶人家制定的日常生活准则。就书的内容和写作目的而言，《生活历》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视作是民国版的《礼书》。作者针对每一个节日配置了相应的细致完备的礼仪。这些礼仪有的纳入了新的现代社会生活内容，但更多的还是古典民风民俗的重现。经过作者对古今礼仪的取舍安排，我们看到《生活历》中营造的民俗节日，多是一副乡土社会自在自足的康乐景象，以上元节为例。在该历中，上元节包括如下丰富的节日活动：晨起，食灯圆。举行赛灯大会，最优者，由地方长官奖之。举行乡饮酒，由地方长官宴请本地在外从政退休，品学兼优以及德高望重之人，席间歌鹿鸣三章以侑饮。举行上元宴，有宗祠者，集族人在祠宴饮。社团集合同志，为元宵会。乡长根据七日各家所填之人口调查表，对于添丁最多之家，躬往祝贺。男女主人招待，并抱小孩出遏，未定名者，得由乡长取名。晚出灯会，放河灯。邻里亲戚相往来。农家以芦苇做火把，长丈余，往来照耀田间。儿童跳百索，放烧火。妇女为纪念紫姑，或七姑娘之戏。行嫁娶。①由上述流程充实而成的“上元节”，呈现了一种俨然有序却又和乐松弛的生活景象。在上元节时，社区内部不同阶层的人群聚合在一起，展开不同层次的社交活动，由此搭建出融合流动却又尊卑有序的社会秩序：由地方长官组织的赛灯大会，是暂时弥合权力阶层与普通民众身份差别，体现官民融洽的活动；地方长官组织的乡饮酒，只宴请本地有资历有威望的人士，是仅限于社区精英阶层的社交。上元宴和元宵会，则是以宗族为单位组织的宴饮，是传统大家庭的聚会。在这一天里，代表权威的乡长，还会亲自前往添丁最多的家庭予以祝贺，延续农业社会对“生育”的肯定和褒扬。在《生活历》中，还有一类节日，如春秋社日、慈善日、合作日等。这些节日，不但今天的人们完全陌生，在民国时候也已日趋式微，有的甚至湮没无闻。但在传统农业时代，这些以家族和宗族为中心的节日，的确构成民众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以春秋社日为例。社日兴起于上古三代，每年春分、秋分日是农民祭祀土地神的节日，也是古代乡村社会最盛大的节日之一。正如一些学者早就证明过的那样，节日对古代乡民而言无异于一场狂欢。平时受到诸多礼教束缚的人们，在节日里得以短暂的尽情欢娱，这是对单调日常生活的一种有效调节。②陈果夫也认为，宴会游戏种种快乐活泼的集体活动，能养成民众热烈的情绪，激发他们的活力，可以劝农、劝学，寓教于乐。因此，《生活历》刻意保留了诸多这样的节日娱乐，包括上元节时的家族团聚吃灯圆，村民开灯会、放河灯，社日时的酬神演戏，以及“合作日”时族人的会食、出游，等等。③可以看出，经《生活历》因时损益后的传统节日，既不乏对规范、理性的礼教秩序的尊重，又突出了活泼、奔放的节日欢娱本色。这一点，流露出作者对于礼教秩序下乡村生活的十分向往，透着温情脉脉的理想主义。同样不难发现，上述上元、春秋社日、合作日中的活动，几乎都是以宗族或村社为单位发起和进行的。之所以如此，缘于陈果夫坚信宗族在维系人伦道德和社会秩序上的特别作用，而以宗族结合为民族国家建设之阶梯，以人伦人情相维系重建基层宗法社会及其礼制，正是陈氏的理想，他说：“我国社会组织，基于家族，而文化策源，亦以人伦为其中心。故虽屡经丧乱，而邻里共处，聚会相亲，守望相助，社会之巩固，数千年如一日。本历对于民间旧有之习惯之敦宗睦族诸美德，如祀祖扫墓等，均各订为专条，列入日期，以垂永久。……务使家族结合与民族主义，并行不悖，以促进整个国家之大团结焉。”

论文关键词：民国时期;西南地区;边疆教育;学校教育

论文摘要：国民政府为实现民族同化，而重视边疆教育。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许多法令，制定计划大纲，专门成立了教育部蒙藏教育委员会、蒙藏教育司，负责边疆教育事项，并在边疆各省建立了各级边疆学校。边疆地方政府也兴办了大量的边疆学校，培养边疆人才。民国时期的边疆教育，不仅仅是学校教育，也包括社会教育。

民国时期，少数民族教育称为“边疆教育”、“边地教育”、“边民教育”、“边胞教育”、“苗夷教育”等。边疆教育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边疆教育是以边疆所居住的人民为教育对象，狭义的边疆教育是以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为教育对象，这是通常所称的边疆教育，也即是本文研究的边疆教育。为保持原貌，按当时的语境，仍然称少数民族教育为边疆教育。本文所指的西南地区主要是云南、贵州、四川和西康四省。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有关边疆教育的法令，专门成立教育部蒙藏教育委员会、蒙藏教育司，负责边疆教育事项，并在边疆各省建立了各级边疆学校。

一、国民政府发展边疆教育的政策

1929年6月，(国民党)中央决定“于首都建立蒙藏学校，作为储备蒙藏训政人员及建设人才之机关。由蒙藏各地选送优秀青年应试人学，并附设蒙藏研究班，指导促进关于蒙藏事情之专门研究。”“通令各盟旗及西藏、西康等地主管官厅，迅速创办各级学校，编译各种书籍……，在教育部内特设专管蒙藏教育之司科。”同年7月，教育部公布了《待遇蒙藏学生章程》，要求蒙古各盟旗、西藏地方政府、蒙藏各级学校及蒙藏相连的沿边各省县政府，在每学期开始之前，向蒙藏委员会或其驻一平办事处保送蒙藏学生。凡经蒙藏委员会或其驻平办事处介绍的蒙藏学生，在公立学校应免全部学费，在私立学校应酌量减免。

体育期刊，是与人的“身体”密切相关的期刊。民国时期，体育期刊是所有期刊种类中数量最少的，非常少见。1909年在上海出版的《体育界》是我国最早的体育期刊。重庆体育期刊创刊时间较晚，落后于上海、北京、南京、浙江等地，但种类和数量不落后。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时期，重庆体育期刊发展迅速，一度超过其他各省市。

1民国时期重庆体育期刊出版概况

据调查，民国时期重庆体育期刊共计8种，出版概况如表1所示。《体育季刊》，无实物，仅有文献记载，无法确定其是否真的存在。《国民体育季刊》等7种期刊，保存在重庆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地，现已完成数字化。

2民国时期重庆体育期刊出版特征

2.1期刊出版时间集中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时期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前，重庆仅出版《体育世界周报》《重庆体育报》两种体育报纸，无体育期刊。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期间，一共有7种体育期刊在重庆出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仅1种体育期刊，即《重光体育季刊》在重庆出版。这表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大促进了重庆体育事业的发展。

一、开元的政治经济环境促进包装设计的兴起

民国政府为了改良民族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创办国货陈列馆、国货大会、拍摄国货影片等，以展览展示的宣传手段，让人们了解国货的样式包装与商标等。传统包装为了适应群众的购买心理做出了相应的改进，进一步推动了民族资本家对产品包装设计的应用理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国家放松了中国商品市场的竞争，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国内国货运动的高涨，激发了华侨对国内工业的投资。1931年上海民族工厂1882家（《上海之机械工业》1933年上海市社会局），企业家大多都是受过国外高等教育的，对产品的市场意识、品牌意识、营销宣传意识有较好的理解。他们都非常重视产品的包装设计与品牌竞争意识，由此推动了当时包装设计的发展。

二、新兴包装材料的应用与信息传达

民国时期外来包装材料的引入，使当时的产品包装迅速与国际接轨。材料是产品包装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时期的主要包装材料有纸质包装、玻璃器皿、木质包装和金属包装等，纸质包装材料是民国时期较为常用的材料之一，如牛皮纸、印刷纸袋、包装贴图、纸盒等。木材是材料也是当时社会流行的材料，这种材料作为包装应用已经有很久的历史了，木材材料包装的加工手工艺已经很成熟，配合当时的印刷工艺和其他材料结合产生很好的包装效果，经久耐用。金属包装是民国事情较为流行的包装材料，较为常用的金属材料有铁、锡、吕，铜作为金属包装也有少量的应用，如铁盒罐头，锡制牙膏等。玻璃材料是在清末时期就以传入应用到包装中。以玻璃瓶罐为主加封木塞纸质贴标等，瓷器与陶罐也是中国较为传统的包装材料。在当时的商品中也得到了发挥和应用，如酒瓶、酒罐等。民国时期的包装介质与信息传递有了完美的结合，文字与图案印刷为品包装信息传递的主要手段，其品牌信息与商业信息的传达目准确，这一时期宣传包装也发展起来，如公共汽车、电车、商业用房的包装彩绘，橱窗展示、置于屋顶的霓虹灯，运用艺术手法完美的包装同时实现了信息传递的广告职能，博览会与展览馆也是传播包装信息交流的良好媒介。

三、开元的包装设计人群与包装设计机构

商品的包装不单纯是经济载体，更是意识形态的载体，工业的改造和商业的扩展实际上也是实用与美化的扩展，中外商品的角逐中，国货的失利让生产商看到了产品品牌包装是提高经济效益和企业形象的有效战略途径，包装设计迅速上升为商品宣传和销售的重要手段。同时很多民族企业家在引进外来设备和技术的同时还聘请了专职设计师组成设计部，来设计产品包装、商标、造型等。如陶行知在参观上海康元制罐厂（1922年成立）时赞誉该厂为“新时代的工厂，新时代的学校”，认为该厂已达到“教、学、做合一的极则”。[1]专业设计人员的出现给予了商业包装、广告无时不刻的关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欧留学的中国美术学生日渐增多，留学生学成以后有人担任美术学校的教授，有的人直接进入工厂企业从事设计工作。[2]大批的留学人员归国带来了国外新的设计思想与观念，成为当时国内包装设计教育的栋梁，如陈之佛、雷圭元等重视设计，主张将技术与艺术、传统与现代、中西交融设计理念，与此同时私立美专院校学校与教会美术工艺的推广也为当时产品包装设计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早期的“洋务运动”，为了培养“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人才，设置了“工艺局”“绘图院”“实业学堂”“艺徒学堂”等教育机构，已形成设计教育的雏形，这些机构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在雏形初具的商业社会中，寻找传统文化与商业文化的结合点。在商业领域还出现了一批独立的设计事务所，如“稚英画室”“工艺美术社”“尚美图案管”等。主要从事商品包装设计、月份牌广告设计等，如“稚英画室”设计的“美丽牌”香烟包装设计、“双妹牌”花露水包装设计、“雅霜”化妆品、“白猫”画布、“杏花楼嫦娥奔月”月饼盒包装、商标月份牌等包装广告。[3]

【摘要】风景油画作为西方19世纪盛行的画科，传入中国并得到大力发展，追求色彩光感效果并具写实特征的风景表现技法也融入我们自身的民族特色。抗战以来，具有宣传作用的木刻版画逐渐取而代之，风景油画在狭窄的抗战夹缝中艰难的生存。文章结合时代背景将阐述民国时期风景油画在特定时代的发展历程，并剖析历史所赋予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意义。

【关键词】风景油画；西学东渐；样式移植

在大谈油画民族化的今天，我们往往忽视了对民国时期风景油画的研究，大多学者一般都集中在政治批判（伤痕美术、星星美展）、乡土本土化（乡土写实绘画）、民族本土化等方面，涉及世纪初风景油画发展的研究可谓寥寥。在抗战与救国的呼声中，在现实主义高度发展的势头下，在木刻版画一日千张的宣传力度的笼罩下，风景油画以何种姿态在进行着自身的完善，是发展？还是停滞？是众望所归？还是无人提及？本文以此为研究目的，通过画家绘画风格的分析以及和现实主义的交锋来探讨风景油画在当时的发展脉络。

一、20世纪初中国油画的发展状况

民国伊始，宣扬革命的主张和声音日趋高涨，随着清代统治体制的瓦解，民族情绪的高涨，使更多的人们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洋务运动中，“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在以后得到了更大的推崇和响应，不仅在经济和政治上效仿西方，在文化上尤其是艺术上更走出大批留学生学洋文学西画，自1887年始，李铁夫漂洋过海到英美学习油画开始，陆陆续续有冯钢百、李毅士、李叔同、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颜文梁、潘玉良、庞熏琴、常书鸿、唐一禾、吴大羽、陈抱一、许敦谷、关良、卫天霖、倪贻德、李仲生、李东平、李青萍、梁锡鸿、丁衍庸、赵兽等一批又一批学子到东洋和西洋学习油画，并且陆续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后回国，这些归国的代表西洋画风的画家，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新文化艺术运动之中，给中国沉寂的画坛带来了希望，同时，这一外来的画种在本土也面临着研究的挑战。“因为当时的情况下，油画根本不能卖钱，国画的行情较好，因此许多画家就同时作油画和国画……。”[1]西洋油画就是在这样的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局下迈着艰难的步伐。

西方油画在19世纪末进入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时期，莫奈、高更、凡高和塞尚等对光感、色彩以及形体的把握可以说是彻底的对传统艺术形式的突破，这也与第二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时代特征相适应。莫奈《日出·印象》、修拉《大碗岛星期天的下午》、塞尚的《圣维克多山》以及凡高的户外风景画形成了后来油画风景画的典范，留洋画家在接受这些风格后，使传统的具中国风情的山水画在形式上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中西风景画进一步融合。

一概况

笔者发现，有15部民国时期中国非马克思主义者编著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中有关于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内容。目前，笔者通过网上搜索看到了其中7部的目录或相关信息，但还未能阅读到其具体内容，故本文仅以赵兰坪的《近代欧洲经济学说》、区克宣的《近代经济思想史纲》、唐庆增的《西洋五大经济学家》、蔡庆宪的《经济思想小史》、黄曦峯的《经济学史大纲》、张毓珊的《经济思想史》、金天锡的《经济思想发展史》和赵迺抟的《欧美经济学史》①为代表，介绍民国时期非马克思主义者②编著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中的马克思经济学③。

二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介绍

(一)对马克思生平及其著述的介绍

赵兰坪对马克思生平和著述的介绍非常详细，列出了马克思的主要著述19部，并称“马克思之著述极多，几有穷毕生之力，亦难遍诵之感”①。区克宣也介绍了马克思的政治生涯和马克思的8部主要著述②。张毓珊首先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并简要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③。赵迺抟也首先指明“空想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之区别”，然后，非常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小传”，并在“注附”中列出了两人的20部著作④。金天锡称马克思“读书之多，在从来经济学家中要算第一人了”，并很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14部“重要著作”⑤。黄曦峯认为，在马克思之前“固然已有社会主义的理论”，但多半都是从“道德或宗教的立场出发，阐明社会主义的理论”⑥。唐庆增强调，在马克思之前并非没有社会主义者，但科学社会主义完全是由马克思“提倡而成的”⑦。蔡庆宪则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称为“国际革命社会主义”，并说马克思的《资本论》被人“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者的圣经”⑧。这些作者在介绍马克思的时候，都将其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其他社会主义相区别。

(二)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或经济史观)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