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范文10篇

我们通常所说的民国瓷器是指1911年—1949年之间烧造的瓷器。据记载，景德镇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成立了陶业管理局，在保存旧有手工生产的基础上，提倡使用机械生产，弥补手工业生产地不足，降低生产成本。同时在九江组织光大瓷业有限公司，完全采用最新技术，制造新式陶瓷器。这些措施带来了一段时间的瓷业振兴。不久，景德镇遭到日本人轰炸，瓷业生产严重受损，各个窑户相继停业。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又在萍乡一带设立民生瓷厂，从当地采取各种原料，由景德镇提供机械和瓷工，在战争期间保持日用瓷器生产，满足人们的急需。同时也适当地生产一些艺术瓷器，满足一部分人送礼，欣赏和收藏的需要。此外，湖南醴陵，河北唐山，广东石湾等地窑厂也在顽强的维持生产的同时，不断创新。在此基础上，民国时期烧制出了很多工艺质量好，艺术水平高的瓷器，这一点需要给予公正的评价。然而，民国时期仿古瓷器占有很大的比例，数量多，范围广，可谓包罗万象。三国两晋时期青瓷；隋唐五代时期的白瓷，青瓷，三彩；宋代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明清两代各朝的青花，五彩，粉彩，斗彩，珐琅彩以及各类单色釉；以至民国初年的袁氏御窑等，其中尤以仿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瓷器最为盛行，而且大部分模仿三朝的瓷器不是出于造假目的，仅仅是对其风格的继承。因为很多模仿的器物，在造型，胎釉，彩料，纹饰等方面都完整的保留了民国时期的时代特征。

为了适应市场需要，民国时期还烧制出了大量造型独特的艺术瓷器。据载，广东瓷商吴霭生，在清代末年客居景德镇，对瓶尊之类各种器物的造型进行改革，“参中西之长而出于己意，式样新颖”，设计出了一批新颖的瓷器造型，成为当时瓶尊类器物制作的典范博得国内外人士的普遍赞赏。总体来看，这些器物一般或颈细肩圆，或颈细腹圆，或口细肩圆，或口细腹圆，或折肩直腹，具有造型纤巧的特点。

民国时期绘瓷艺术风格以海派和岭南画派为主。二十世纪初至四十年代，广东国画界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创立了“岭南画派”，主张艺术革命，被称为革新派。他们的作品在继承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基础上，吸收西洋绘画艺术的精华，提倡施法自然，注重写生，所创作的人物山水，花卉走兽，技法独特，号称新国画。他们善用色彩和水墨渲染，将国画的没骨法，撞水，撞粉技法与日本画家的画法结合，作品具有奔放雄劲的艺术效果。1912年他们在景德镇创办了“中华磁业公司”，1914年创办江西瓷业公司，以制造出口瓷画和瓷像为主，至此，他们把岭南画派艺术风格带入瓷绘艺术中，形成了一个新的瓷绘艺术流派。

民国时期瓷雕艺术成就突出，涌现出一批著名的瓷雕艺人，如：福建的游蛮子，四川的李东山，台湾的潘玉书等。他们的作品已不限于观音，罗汉一类神仙偶像，开始涉足人体，特别是写生雕塑。据载，游子蛮擅长捏像，对人目视手捏，惟妙惟肖。民国时期景德镇开始使用锥拱，玲珑，镂雕等方法，同时又吸收了欧洲的雕塑技法，在人物衣纹的处理上改变了以往单调呆板的作风，使雕塑更加生动逼真。

我们通常所说的民国瓷器是指1911年—1949年之间烧造的瓷器。据记载，景德镇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成立了陶业管理局，在保存旧有手工生产的基础上，提倡使用机械生产，弥补手工业生产地不足，降低生产成本。同时在九江组织光大瓷业有限公司，完全采用最新技术，制造新式陶瓷器。这些措施带来了一段时间的瓷业振兴。不久，景德镇遭到日本人轰炸，瓷业生产严重受损，各个窑户相继停业。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又在萍乡一带设立民生瓷厂，从当地采取各种原料，由景德镇提供机械和瓷工，在战争期间保持日用瓷器生产，满足人们的急需。同时也适当地生产一些艺术瓷器，满足一部分人送礼，欣赏和收藏的需要。此外，湖南醴陵，河北唐山，广东石湾等地窑厂也在顽强的维持生产的同时，不断创新。在此基础上，民国时期烧制出了很多工艺质量好，艺术水平高的瓷器，这一点需要给予公正的评价。然而，民国时期仿古瓷器占有很大的比例，数量多，范围广，可谓包罗万象。三国两晋时期青瓷；隋唐五代时期的白瓷，青瓷，三彩；宋代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明清两代各朝的青花，五彩，粉彩，斗彩，珐琅彩以及各类单色釉；以至民国初年的袁氏御窑等，其中尤以仿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瓷器最为盛行，而且大部分模仿三朝的瓷器不是出于造假目的，仅仅是对其风格的继承。因为很多模仿的器物，在造型，胎釉，彩料，纹饰等方面都完整的保留了民国时期的时代特征。

为了适应市场需要，民国时期还烧制出了大量造型独特的艺术瓷器。据载，广东瓷商吴霭生，在清代末年客居景德镇，对瓶尊之类各种器物的造型进行改革，“参中西之长而出于己意，式样新颖”，设计出了一批新颖的瓷器造型，成为当时瓶尊类器物制作的典范博得国内外人士的普遍赞赏。总体来看，这些器物一般或颈细肩圆，或颈细腹圆，或口细肩圆，或口细腹圆，或折肩直腹，具有造型纤巧的特点。

民国时期绘瓷艺术风格以海派和岭南画派为主。二十世纪初至四十年代，广东国画界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创立了“岭南画派”，主张艺术革命，被称为革新派。他们的作品在继承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基础上，吸收西洋绘画艺术的精华，提倡施法自然，注重写生，所创作的人物山水，花卉走兽，技法独特，号称新国画。他们善用色彩和水墨渲染，将国画的没骨法，撞水，撞粉技法与日本画家的画法结合，作品具有奔放雄劲的艺术效果。1912年他们在景德镇创办了“中华磁业公司”，1914年创办江西瓷业公司，以制造出口瓷画和瓷像为主，至此，他们把岭南画派艺术风格带入瓷绘艺术中，形成了一个新的瓷绘艺术流派。

民国时期瓷雕艺术成就突出，涌现出一批著名的瓷雕艺人，如：福建的游蛮子，四川的李东山，台湾的潘玉书等。他们的作品已不限于观音，罗汉一类神仙偶像，开始涉足人体，特别是写生雕塑。据载，游子蛮擅长捏像，对人目视手捏，惟妙惟肖。民国时期景德镇开始使用锥拱，玲珑，镂雕等方法，同时又吸收了欧洲的雕塑技法，在人物衣纹的处理上改变了以往单调呆板的作风，使雕塑更加生动逼真。

摘要：货币现代化是发展现代经济的必要条件.南京民国政府在1932-1935年间推动的货币制度改革是中国货币制度现代化的开端,它为抗战前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通过实施"废两用元"政策,民国政府统一了货币的对内价值,实现了货币发行的标准化;法币政策的推行,使中国货币摆脱了传统的银本位制度,实现了纸币作为信用货币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而民国政府后期法币被迫退出流通市场,则说明以发行货币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是行不通的.

关键词:民国政府货币改革废两用元法币

统一货币是国民经济保持高效运行的前提条件之一，也是政府推行货币政策的出发点。1932至1935年，南京民国政府在重重困难之下，对货币进行了大幅度改革。这次改革是中国货币现代化的开端，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废两用元”，它标志着金属作为货币逐渐退出了流通领域，中国货币开始走向标准化；第二阶段是“法币政策”的推行，它意味着货币定价方式的彻底改变。这次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它使当时的中国经济摆脱了30年代早期的大萧条。后来由于连续战争，民国政府在缺少货币发行纪律约束情况下法币发行恶性膨胀，最终迫使法币退出了流通领域。目前，与本论题相关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仅有吴玉文①、刘方健②在评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经济政策时，论及当时的货币金融政策。显然，从货币金融的角度系统分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货币现代化运动，对完善我国当前的货币制度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一、构建以银本位为基础的统一货币单位

历史上，中国多数朝代实行金属本位制度，由朝廷规定货币金属的成色和重量。明清时期随着对外交往的增加，外国货币开始进入流通领域。由于流通中货币种类繁多，不同种类货币之间成色、重量各不相同，使得价值难以统一，兑换手续相当复杂。这种币制的混乱不仅增加了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也使得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受到一定的影响，“阻碍了工商财政的现代化。”③

要发展经济，首先要完善货币制度，改变过去滥发纸币、银票，随意滥铸制钱的状况。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孙中山先生就于1912年2月试图统一货币，通过接管江南造币厂，使之成为“民国特设鼓铸机关”。接着财政部又筹建了中国造币总厂，掌管全国货币铸造和旧币的熔铸。但因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时间较短，这次改革不了了之。1914年2月7日，袁世凯政府颁行《国币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国币”的铸造发行权限属于政府，公款出入必须使用“国币”，市面流通的旧币，由政府以“国币”回收兑换。④军阀混战使临时政府统一货币的努力付诸东流，地方银行滥发货币现象日趋严重。四川、广东、广西、湖北、江西等省份各种货币混杂，泛滥成灾，百姓深受其害。1913年，湖北省辅币每元仅值银元七角，广东为八五折，东北的小银元票跌至三分之一，四川军票泛滥，贵州纸币一元只抵四角，陕西军饷则全靠官发纸币。⑤

一、民国初年政党概况

民国初年，政党勃兴。据台湾学者张玉法统计，当时政治性的社团有312个，而由以国民、共和、民主、统一四党影响最大，也更具有西方政党特征。

1.国民党。国民党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实行政党政治、对抗立宪派、限制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在宋教仁等人的积极主持下，由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4个小党派组成的，1912年8月25日正式成立。辛亥革命以后，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1912年3月3日，同盟会在南京召开本部全体大会，决定把同盟会改组为公开政党。大会制定并通过了新的《中国同盟会总章》，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为总务部主任干事，张继为交际部主任干事。改组后，会务有所扩张，不到几个月时间，会员增至10万余人，支部遍于18个省区。临时政府北迁后，同盟会本部由南京迁至北京。同盟会改组后，大批旧官僚、立宪派和各种投机政客纷纷涌入，成分复杂，组织上严重不纯，革命性减弱。孙中山和黄兴虽被推举为主要领导成员，但不注重党务，始终未能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实际事务只是宋教仁一人操持。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5个党派，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大会，宣告国民党成立。

2.共和党。共和党是立宪派为了对抗同盟会，联合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国民党同志会、民国公会5个小政党政团而组成的，1912年5月9日正式成立。共和党以保持全国统一，取国家主义，以国家权力扶持国民进步，应世界大势、以平和实利立国为政纲。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国家主义就是反对同盟会、支持袁世凯的同意语。由于共和党视同盟会为第一政敌，因此共和党的成立及其活动，自然得到了袁世凯的大力欢迎和支持。其两者的关系，正如同盟会的激进分子戴天仇所揭露的那样：“袁氏欲利用共和党而固其位置，共和党亦欲利用袁氏而开其升官发财之路。”

3.。是1912年10月在上海合并组成的政党。并入的有国民协会、共和建设讨论会、共和促进会、民国新政社、共和统一会、共和俱进会等6个政团。4.统一党。在统一党并入共和党8天后，章炳麟于5月17在北京本部召开大会公开宣布与共和党分裂，统一党复行独立，并改理事制为总理制由他自任总理。政治倾向与共和党基本一致，因此，并没有什么作用，存在时间并不长。

二、民国初年多党制政治失败原因

摘要：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华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战役中，重庆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南方局及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民国政府的“战时陪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中心的所在地，同时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阵地。重庆经过十分壮丽的战争洗礼，从一个西部偏远的城市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斗的重要中心之一，也从一个内陆口岸城市逐渐发展成为了西部乃至全国的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多重因素影响下，我国出现了一批融合了中西方文化的新型建筑体系，即近代民国建筑体系。本文就中国尚存的民国时期的历史建筑状况，通过对资料、方法等的基本研究，去发掘其文化，达到保护传承的目的。

关键词：重庆；陪都文化；民国建筑；保护传承

一、研究现状综述

重庆民国建筑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朱军、张觅对建筑遗址、区域、类型等进行统计并提出保护策略，指出重庆是全国保存抗战遗址最多的城市；杜香兰等综述了抗战遗址的价值、保护和利用状况，提供了抗战遗址的修复方法；欧阳桦从园林景观的角度介绍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重庆民国建筑的造园手法、形态特征和地域特色。由此可见，对重庆民国建筑的研究主要还停留在类型介绍、现状描述、历史文化价值、保护方法和建筑风格等方面，而对于其建筑的本身的空间等研究较少也不够深入。

二、民国时期的重庆建筑艺术

（一）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分析民国杭州学校体育开展情况。研究发现：幼稚园重在保育，通过各类游戏引导幼儿活动身体；中小学课程内容民国初期兵操为主，壬戌学制后进入双轨制模式；弘道女中组织各种运动队的训练与竞赛；浙江大学齐全的体育设施和丰富的体育课程为其亮点。研究民国时期杭州学校体育的发展情况，可以为今日学校体育提供历史借鉴。

关键词：民国时期；学校体育；杭州；开展情况

历史是一面铜镜，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学校体育发展至今，自近代以来已有百余年。推行素质教育之工程，已有十年有余，可效果甚微。六艺中的“射”与“御”虽是体育内容，却没有像西方的球类运动发展成为体育项目。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民国时期，虽然只有短短的38年光阴，期间军阀割据、政权林立、思想混杂，学校体育却得以在夹缝中得到较好的生存空间，由于宁波为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五个港口城市之一，而宁波与杭州又地理位置相依，因此杭州的近代化进程自然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杭州的近代学校教育亦始于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提倡与创办。

1清末杭州学校体育教育

1．1西方体育的传入与本土适应过程

1840年以后，沿海城市宁波、温州相继开埠，清•126•朝闭关锁国的状态被打破［1］。西方的文化、思想与教育也相继传入中国。正是趁着“西学东渐”这股劲风，中国的几千年封建社会在强大外力的作用下逐渐瓦解。可以说，没有近代的“西学东渐”，就没有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没有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也就没有清末民初新式体育的传入和生长，也就没有学校体育的开展和发展［2］。据杭州市志（体育篇）记载，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正月，求是书院开办之初即聘日本人富长德藏教体操，这是杭州学校设体育课的开端。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杭州蕙兰中学设体操课，并且在1903年按照《奏定学堂章程》在高等小学堂以上设兵式体操为主的体操课［3］。在当时保国强种的社会潮流之下，社会各界均认为中国人武力孱弱，唯有强身健体，发展武备才是上策。学校体育也是顺应趋势，兵式体操即为近代体育课程的雏形。

从1911年开始的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史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发生在这一阶段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不胜枚举。其中民国的金融改革就直接影响了中国普通百姓和中国社会的历史命运。民国金融改革经历了从废两改元到流通法币，再到实行金圆券，最后发行银元券的过程。本文将分别就上述重要举措探源民国金融改革的历史。

一、废两改元：开启中国近现代金融改革的第一把钥匙

纵观世界货币史，一般沿袭的是“贱金属—贵金属—纸钞”的发展规律。从民国建立至20世纪30年代初，银元和银两是中国社会流通的主要货币，辅之以铜元和银角，此外还有由各地林立的银行发行的流通价值极低且贬值严重的纸币。可以说，这一时期在全中国流通的货币种类繁多，金融乱象丛生。仅作为主要货币的银两的制式就有超过100种，如碎银、银锭、银元宝等等。银元的制式也有将近20种，如俗称袁大头的袁洋银元、以孙中山先生头像为标志的孙洋银元，还有从日本、西班牙等国流入的银元。复杂散乱的货币制式，给民国时期的经济、商业等活动造成了诸多不便。例如日常商业往来和百姓生活大多使用较为方便的银元作为衡量商品价值的流通货币，但银两又是政府征税的本位货币。这就造成两种货币经常需要往复折算、交易与币制脱节的现象[1]141。针对上述金融问题及其所造成的经济、社会秩序混乱的局面，1928年著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马寅初从理论上阐释了统一货币、废两改元的紧迫性和可行性。四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在上海设立造币厂，为大规模铸造钱币、统一金融币制作准备。1933年3月，《银本位币铸造条例》由国民政府正式颁布。条例规定以“元”作为银本位币的名称，每元对应23.49公分银两，合乎成色和重量要求的银元可在一定期限内流通使用，超出期限后再通过银两折算成“元”。民国政府财政部同时决定在上海建立金融中心，并在上海第一个实行废两改元。废两改元在上海实行并逐步推广至全国之后，社会反响大多比较正面，它消除了过去两元并存所造成的各种弊病。作为开启中国近现代金融改革的第一把钥匙，它推动了中国币制的发展。改革前，政府财税的本位币是两，但社会生活事关经济的方方面面却基本用银元作为交易工具。银元与银两、现实需求与货币制度都相互脱节。银元与银两的往复折算一方面手续繁琐，另一方面导致了大规模的金融黑市，吞噬着国家和百姓的资产。改革前，中国国内贸易多因货币品种繁杂、成色标准不一而内耗颇多，商贾们所涉商品的流通环节越多、流通距离越远，损失就越大。废两改元后上述列举的问题大多从金融制度方面得到了有效解决。

二、流通法币：民国金融改革的再一次进步

尽管银本币改革平抑了过去中国金融秩序混乱的局面，但与国际金融体系横向对比，民国的银本位制并不符合国际金融发展的大趋势。1933年，英国、日本、加拿大、芬兰、挪威、奥地利、德国、美国等国家都已经相继放弃了金本位。1934年，为彻底摆脱经济危机困境，美国在全球高价收购白银，同时禁止本国白银出口。美国这种舍人救己、转嫁危机的措施致使白银从中国大量外流。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全年白银出超总额达到2.59亿元，同比增长1750%。为阻止白银外流的凶猛势头，1934年底加收白银出口税十个百分点。但被美国推高的国际银价吸引了不少中国人从事白银走私业务。根据民国财政部估算，1935年白银走私规模超过两亿元。对于实行银本位的中国来说，白银外流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通货紧缩、财政枯竭、金融萎靡、经济逆行。这种局面逼迫民国政府不得不放弃银本位而建立新的金融货币体系[2]83。在国际金融大环境骤变情势下，民国建立新的金融货币体系、再次进行金融改革已刻不容缓。1935年11月，民国政府财政部对外公布了新一轮币制改革的公告，民国政府规定：自1935年11月4日起，由中央政府直接管控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法币钞票作为一切市场流通之货币形态，原来公私持有的银本位币应在规定时间内在指定银行兑换成法币。1法币与23.49公分纯银等值，也就是说，银元可按照1∶1的比率等值兑换法币。从表面上看，法币的发行流通并没有使银本位退出金融舞台，纯银仍然在发挥衡量流通钞票价值的货币作用。而且民国政府并未宣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失效。尽管如此，银本位制在形态上还是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因为已严重紧缩的白银储备不可能支撑和衡量市场所需的法币量，也就是说，流通中的法币本质上完全达不到法定含银量的要求。民国政府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财政部规定发行法币的三家银行可以不受任何国内限制买卖外汇，并规定1法币可兑换0.125英镑或0.3美元。这一规定说明，失去银本位支撑的法币可以用外汇汇率及其价值来衡量，可见以流通法币为主的第二次金融改革使中国第一次出现了货币“外汇本位制”的特点。流通法币的金融改革是中国近现代金融改革发展历程中的又一次进步。它改变了中国几千年以贵重金属作为流通本币的历史，符合当时国际金融发展的大潮流，也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需求。但是，法币的发行与流通也存在一定弊端并最终爆发。例如：用纸币强行将白银收归国有，就是变相搜刮民众财富，从而积累了民怨；法币与英镑、美元紧密挂钩的外汇制度，使英美可以轻而易举地以货币为工具操控中国财政、经济大局；法币作为一种纸钞，其发行量由中央政府控制，但缺乏严格有效的监管机制，为政府后来滥发钞票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埋下了伏笔。

三、实行金圆券：恶性通胀后的紧急金融改革

渔业是福建沿海居民的“生存之业”。但民国时期，由于海盗猖獗、赋税沉重、日轮倾轧、渔船落后、渔民守旧等诸多要素的交织，当地渔业一度陷入困境。当时的福建省政府积极探索振兴路径，先后通过改组行政机构、设置水产试验场、筹设教育讲习所、合理布局渔区、设立金融机关、打击海盗、设置远洋公司等措施，逐步复兴日渐衰落的渔业经济。

一、民国时期福建省渔业发展之困境

1935年，陈镛在《福建渔业之改进方针》一文中提到，中国是渔业大国，福建省作为沿海七省之一，海岸线北起浙江省南关湾，南至广东省诏安湾，约占全国海岸线总长20%，1935年福建省渔业总量超过1万t/年。虽有优越的“天时地利”条件，但囿于诸多要素，民国时期的福建渔业反而呈现“江河日下”之势。据《福建近代民生地理志》载，1929年福建省渔获物价值多达5亿元。1945年，厦门大学在《关于福建渔业调查报告》中提到，福建省渔获量为28.87万t，但总产值仅有1946.65万元。同时，外来鱼介海味（包括海参、干贝、鱿鱼、墨鱼、蚶、蛤、鱼翅以及各自乾咸制鱼介与海产品）输入量在逐渐增加。1905年～1930年福建省部分地区鱼介海味输入值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三都澳、福州市、厦门市等三大贸易集散地的外来海产品输入逐年增加，1905年尚且仅有价值352.3万元的海产品输入福建，到1930年竟高达791.9万元。外来鱼产品输入剧增，直接冲击了福建本省海产品售卖和出口，渔业逐渐趋于萎缩。究其原因，民国时期福建渔业衰落是多种不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渔民守旧。民国时期渔民与外界接触的机会较少，素质普遍不高、知识水平低下。二是渔船装备陈旧。民国时期福建省沿海渔民大多采用木质渔船从事捕捞事业，效率低下、危险性高，遇到暴雨飓风天气，极易遭遇生命危险，落后的木质渔船与先进的日本渔轮在竞争中也经常处于劣势。三是资金缺乏、生产规模小。民国时期我国经济不景气，各地财政困难，难以满足支持渔业发展的开支需求，渔业难以兴旺。四是政府保护力有不逮。政府调控不周，一方面使得水产品价格持续走低，渔民基本收入没有保障；另一方面政府对日本渔轮倾轧行为无所作为，加剧了渔业不振。民国经济学家孙怀仁在《中国经济现势讲话》中曾言，“日本帝国主义靠着地理上的优势，独霸东亚渔业。近在咫尺的中国沿海自然变成日本渔轮的第二故乡。”五是海盗劫掠使得渔业萎缩。早在明嘉靖时期，福建地区就出现海盗活动，晚清民国伴随海禁废除和外海贸易繁荣，海盗活动更是肆无忌惮，致使福建省渔民怯于远洋捕捞。六是外来水产品大肆倾销。外来水产品冲击我国市场，导致国产水产品囤积，难以销售。据1935年《上海市水产经济月刊》载，“近年我海产市场，受外货倾销影响，一落千丈。”

二、民国时期福建省渔业振兴之路径

渔业本为福建省优势产业，却因诸多因素一落千丈。1935年，中国海洋渔业专家黄文沣在《改进福建渔业之管见》中提到，“现在中国渔民所捕获者不及每年应获鱼额的十分之一。”基于此，当时的福建省政府提出了数条振兴渔业方针，力图挽救日渐衰弱的渔业经济。

（一）改组行政机构

云南的林场建立于何时，其发展情况如何？经多年查阅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以及有关报刊资料证实：云南省国营林场，早在清朝末年就有林场的刍形。到民国元年（1912年）10月开始建立第一个国营林场--云南省立农事试验场，地址在昆明打猪巷。当时的场长兼农艺主任为米立兴，林艺部主任饶茂林。该场内分农艺、牧畜、林艺、蚕桑4部。林艺部设在昆明打猪巷底。所试验之种类，有农林生育，播种量、播种法、播种期，移植、采种等。林艺部实际就是主管林木种植管理、采种等的试验。该场隶属云南军都督府实业司种植局管辖。这就是云南国营林场创建之始。

是年，牟定县实业所在县城南门外创建县级第一个农事试验场，又称为牟定县第一国营苗圃场（即第二苗圃场），以后又改为牟定县第一国营林场。共有公地2.2亩，主要是进行农林苗木的试验。该场负责人代抻。民国2年（1913年），牟定县实业所将化佛山各寺庙所有的山林收归县公有，建立国有林场，归县实业所经营。是年，个归县制定《个归县实业所倡办林业简章》，林业开始从植桑推广养蚕业，并在三义庙后边辟地建立农事试验场，"几经寒暑，而规模始具"。据云南《义声报》1916年1月31日报道，永北县（现永胜县）分治员提倡种植，筹办农林试验场，已种活桐树4000株，木棉3000亩。是年2月1日，该报又报道《大理县倡办林业》，并于2月1日设立林业试验场。

民国6年（1917年），昆明县谢知事呈云南省行政公署筹设森林苗圃场。地点：昆明城外先农坛，即五谷庙。《义声报》为此作了专门报道。民国7年（1918年），云南省长公署政务厅林务处在昆明市西北打猪（珠）巷建立第一苗圃，占地80多亩，年产苗30多万株。民国8年，保山县实业所实业员段彤云，发起民间50余户创办"保丰森林有限公司"，经营木材和集资造林。

民国9年（1920年），云南省会植树节选定在昆明南关外公园内林艺试验场举行。是年4月15日，《义声报》公布《云南省立林业试验场暂行章程》，计19条。第一条规定："云南省立林业试验场就南城外公园内设立直隶于云南省长公署。"所掌事务为"接木插条分根分蕖各造林事项"，"造林整理及造林施业事项"，"防止森林各种灾害事项"，"森林工艺及造林事业"，"生长状况及材积调查事项"，"林产制造事项"等。还规定林场设场长，由省长公署委任，设技术员和事务员。"公园内原有林木果树及花卉等均拨归本场经理，其有应补植者，并得推广栽"。本场经费，开办费和经常费由云南省长公署筹给之，"均按月造具书表单据，呈报云南省长公署核销"。是年4月，保山县实业所于第一农事试验场内设置苗圃育林，供机关团体植树造林。此为保山最早建立的公营苗圃之一。是年，原晋宁实业所副所长创办林业试验田20余亩，培育云南松、栎类等10多种。

民国11年（1922年）10月，省实业司在昆明金碧公园设农林馆，由实业司农林课主管，辖内设司事、杂役；原晋宁县实业所技正李绍彭在五里大闸西办个人园艺场，植金沙李、青丝桃、湖桑等优良品种1000余株。民国12年（1923年），省实业司林务处兴办直属造林示范林场。第一造林场设在昆明东郊双乳山、照壁山，面积7800多亩；第二造林场，于民国17（1928年）建立，设于昆明北乡铁峰庵山，面积2.8万亩；第三、第四造林场，成立于民国15年（1926年），分别设于昆明县西乡眠犬山和昆明北乡老青山，面积分别为2600亩和3700亩；第五造林场，于民国22年（1933年）建立，设于昆明县东乡大麻苴之牧野山（石子山上），面积1000余亩；第六造林场，又名路南拖沟来林场，原有面积5万余亩，其中天然林10万余株，属一匪产，民国21年（1932年）匪首伏法，经省政府没收交由省实业厅管理。该场建立后，逐年补种树木，共有混交林100余万株，该场设于路南拖沟寺山。从民国12年（1923年）后，全省不少县纷纷建立农林试验场、林业苗圃、造林林场。如阿迷县（今开远）建立林场，县建设局设有林警2名，专门负责全县林场的巡查。

民国17年（1928年），省建设厅在宜良禄丰村将迤南区行道树育苗场改建为禄丰村林场，林场主任为马兆丽。该场历史较长。早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云贵总督在此设官木局；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改为官立木植局，经营管理山场森林的采伐、运输，有面积4万余亩；民国7年（1918年）改为云南官木采运局；民国15年（1926年）改为迤南区行道树育苗场；民国17（1928年）才正式改建为禄丰村林场；民国18（1929年）9月改为省第二育苗场，民国21年又改为禄丰村造林场；民国30年（1941年）又改称为禄丰村油桐林场；民国35年（1946年）后称为农林改进所禄丰村林场，直至1949年12月，面积10万亩。该场是云南省最早建立的一个国有林场，历经数次更名，始终一直存在着，可以说是全省林场的缩影。民国18（1929年），省政府改第二农场为第一育苗场；改禄丰村油桐林场为第二育苗场；改河口农场为第三育苗场。是年，省政府公布《云南模范林场暂行章程》（共15条），规定林场范围，"以铁峰庵（昆明）脉为主"，"本林场以提倡造林，树全省模范为宗旨"。林场隶属于省政府建设厅；林场设场长、助理员、林警巡长各一名；规定造林场分为移植和插种造林两种，造林面积暂定为1000亩。是年，省农矿厅（从省建设厅分出）林务处在河口兴建热带植物试验场，面积150余亩，试种咖啡、肉桂、苦楝等热带亚热带树种；试验场停办以后，于1935年8月恢复，以后因抗日战争，又停下一段，至1948年3月再次恢复。《观察报》1948年3月8日载：《农改所恢复河口热带作物试验场栽培金鸡纳热带作物》。

云南的林场建立于何时，其发展情况如何？经多年查阅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以及有关报刊资料证实：云南省国营林场，早在清朝末年就有林场的刍形。到民国元年（1912年）10月开始建立第一个国营林场--云南省立农事试验场，地址在昆明打猪巷。当时的场长兼农艺主任为米立兴，林艺部主任饶茂林。该场内分农艺、牧畜、林艺、蚕桑4部。林艺部设在昆明打猪巷底。所试验之种类，有农林生育，播种量、播种法、播种期，移植、采种等。林艺部实际就是主管林木种植管理、采种等的试验。该场隶属云南军都督府实业司种植局管辖。这就是云南国营林场创建之始。

是年，牟定县实业所在县城南门外创建县级第一个农事试验场，又称为牟定县第一国营苗圃场（即第二苗圃场），以后又改为牟定县第一国营林场。共有公地2.2亩，主要是进行农林苗木的试验。该场负责人代抻。民国2年（1913年），牟定县实业所将化佛山各寺庙所有的山林收归县公有，建立国有林场，归县实业所经营。是年，个归县制定《个归县实业所倡办林业简章》，林业开始从植桑推广养蚕业，并在三义庙后边辟地建立农事试验场，"几经寒暑，而规模始具"。据云南《义声报》1916年1月31日报道，永北县（现永胜县）分治员提倡种植，筹办农林试验场，已种活桐树4000株，木棉3000亩。是年2月1日，该报又报道《大理县倡办林业》，并于2月1日设立林业试验场。

民国6年（1917年），昆明县谢知事呈云南省行政公署筹设森林苗圃场。地点：昆明城外先农坛，即五谷庙。《义声报》为此作了专门报道。民国7年（1918年），云南省长公署政务厅林务处在昆明市西北打猪（珠）巷建立第一苗圃，占地80多亩，年产苗30多万株。民国8年，保山县实业所实业员段彤云，发起民间50余户创办"保丰森林有限公司"，经营木材和集资造林。

民国9年（1920年），云南省会植树节选定在昆明南关外公园内林艺试验场举行。是年4月15日，《义声报》公布《云南省立林业试验场暂行章程》，计19条。第一条规定："云南省立林业试验场就南城外公园内设立直隶于云南省长公署。"所掌事务为"接木插条分根分蕖各造林事项"，"造林整理及造林施业事项"，"防止森林各种灾害事项"，"森林工艺及造林事业"，"生长状况及材积调查事项"，"林产制造事项"等。还规定林场设场长，由省长公署委任，设技术员和事务员。"公园内原有林木果树及花卉等均拨归本场经理，其有应补植者，并得推广栽"。本场经费，开办费和经常费由云南省长公署筹给之，"均按月造具书表单据，呈报云南省长公署核销"。是年4月，保山县实业所于第一农事试验场内设置苗圃育林，供机关团体植树造林。此为保山最早建立的公营苗圃之一。是年，原晋宁实业所副所长创办林业试验田20余亩，培育云南松、栎类等10多种。

民国11年（1922年）10月，省实业司在昆明金碧公园设农林馆，由实业司农林课主管，辖内设司事、杂役；原晋宁县实业所技正李绍彭在五里大闸西办个人园艺场，植金沙李、青丝桃、湖桑等优良品种1000余株。民国12年（1923年），省实业司林务处兴办直属造林示范林场。第一造林场设在昆明东郊双乳山、照壁山，面积7800多亩；第二造林场，于民国17（1928年）建立，设于昆明北乡铁峰庵山，面积2.8万亩；第三、第四造林场，成立于民国15年（1926年），分别设于昆明县西乡眠犬山和昆明北乡老青山，面积分别为2600亩和3700亩；第五造林场，于民国22年（1933年）建立，设于昆明县东乡大麻苴之牧野山（石子山上），面积1000余亩；第六造林场，又名路南拖沟来林场，原有面积5万余亩，其中天然林10万余株，属一匪产，民国21年（1932年）匪首伏法，经省政府没收交由省实业厅管理。该场建立后，逐年补种树木，共有混交林100余万株，该场设于路南拖沟寺山。从民国12年（1923年）后，全省不少县纷纷建立农林试验场、林业苗圃、造林林场。如阿迷县（今开远）建立林场，县建设局设有林警2名，专门负责全县林场的巡查。

民国17年（1928年），省建设厅在宜良禄丰村将迤南区行道树育苗场改建为禄丰村林场，林场主任为马兆丽。该场历史较长。早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云贵总督在此设官木局；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改为官立木植局，经营管理山场森林的采伐、运输，有面积4万余亩；民国7年（1918年）改为云南官木采运局；民国15年（1926年）改为迤南区行道树育苗场；民国17（1928年）才正式改建为禄丰村林场；民国18（1929年）9月改为省第二育苗场，民国21年又改为禄丰村造林场；民国30年（1941年）又改称为禄丰村油桐林场；民国35年（1946年）后称为农林改进所禄丰村林场，直至1949年12月，面积10万亩。该场是云南省最早建立的一个国有林场，历经数次更名，始终一直存在着，可以说是全省林场的缩影。民国18（1929年），省政府改第二农场为第一育苗场；改禄丰村油桐林场为第二育苗场；改河口农场为第三育苗场。是年，省政府公布《云南模范林场暂行章程》（共15条），规定林场范围，"以铁峰庵（昆明）脉为主"，"本林场以提倡造林，树全省模范为宗旨"。林场隶属于省政府建设厅；林场设场长、助理员、林警巡长各一名；规定造林场分为移植和插种造林两种，造林面积暂定为1000亩。是年，省农矿厅（从省建设厅分出）林务处在河口兴建热带植物试验场，面积150余亩，试种咖啡、肉桂、苦楝等热带亚热带树种；试验场停办以后，于1935年8月恢复，以后因抗日战争，又停下一段，至1948年3月再次恢复。《观察报》1948年3月8日载：《农改所恢复河口热带作物试验场栽培金鸡纳热带作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