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范文10篇

摘要:16世纪中叶形成了一股“道德劝善”的思想运动。这场劝善运动中蕴含着丰富的德育内容、方法、途径资源。

关键词:劝善运动;德育资源;道德建设

1明清劝善运动概述

明清时期的劝善运动实际上是当时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潮的产物，由上层乡绅、士人、富商、当地有名望耆老组织发起，在民众教化政策（宣讲圣谕等）的推动下，逐步渗透到庶民阶层的伦理生活中，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信仰与修身体系。这场运动整体上由善书、善人、善堂构成。1.1善书。善书是劝善运动的中心。据考证，善书起源于宋代，蓬勃发展于明末清初①。经典的善书文本有《感应篇》《觉世经》《阴骘文》。许多学者认为多数善书不过是迷信之言,忽略了其指导中下层人民修身养性的意义。早在南宋时期，理学家真德秀就指出了《感应篇》的劝善意义，“所谓善者，果何事耶？传称活千人者有封，而杀降者殃及三世，然则有志于善者，必其权足以生人、杀人，然后可也。陋巷簞瓢之士，将焉从而用力乎？否則严铸祠，以祈福于鬼神，植因果以希报于冥漠，此又利心之尤，而不足以言善者也……鸡鸣而起，孳孳一善者，为此而已，能存乎此，则天下之善，皆此焉出，虽功被万物，泽及百世，亦自是而充之尔，予故曰：此為善之本也。”②。真德秀指出《感应篇》在“生杀”与祈福鬼神的“利心”外，为“陋巷簞瓢之士”指出了自我扩充“善气”的修养途径。善书的语言都极为平常，内容上多以世俗伦常为主。有学者对善书进行了归类，包含有（1）记事类，此类善书多记载些福祸报应的民间传说以警醒世人；（2）说理类，此类善书将伦理纲常列为教条规范；（3）操作类，如功过格、扶乩。功过格是以量化的方式为每日所行善恶增减标准；（4）讲唱类，如宝卷、劝善歌。讲唱类善书躲在神明故事的讲唱中夹杂因果报应、道德说教之言，从而达到教化的目的。尽管在“五四”时期科学与民主浪潮与期间政治运动的冲击下大量善书一度被斥为封建迷信遭到抵制，但由于其在民间的影响极为广泛，迄今在民间仍流传着大量善书，尤其在福建、广东、台湾、香港等地。1.2善人。最早依善书来修身的群体局限在试图以行善来改变乖蹇命运的下层读书人中，三教归一的儒教者泰州学派发明了做日常功课求道的庶民性道德实践方法。由于当时三教混合风气之重已达到舍程朱而纳禅宗的地步，修阴鸷、积余庆等宗教性修养方法甚至代替了“格物致知”“存养心性”“扩充正气”等正统儒学修养方法。修阴鸷、积余庆的修养方法在民间逐渐演化为行善劝善运动。如果说三教归一前，儒释道信仰的超越性还可以勉强体现在其理想人格目标的彼岸性上，如儒教者的“内圣外王”理想，佛教道教信仰者的身后世界，那么在明清之际三教归一思潮中，传统“圣人”“仙佛”的理想道德目标已经落地为“善人”，成为底层读书人、庶民的理想道德目标。梁其姿指出：“明末以来的方志，开始固定地、系统地记录地方慈善家的记录，而善人这个古老的名词在此时得到了新的社会意义”，善人已成为一种“特殊社会人”。1.3结社。劝善运动中兴起了许多宗教结社，酒井忠夫将这一现象概括为“庶民儒教结社化”。以儒教为中心，一定时期内佛道等宗教中心的结社被视为异端遭到镇压。但不可否认劝善运动的结社潮中含有主体性、进步性因素，香港学者游子安将劝善运动中结社而来的善堂定义为“具有公众义务的社会政治团体”。传统君主本位的公私观与市民社会发育先天不足等原因造成了中国宗教生活、伦理生活的公共性缺失，而劝善运动中的结社潮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成为较早的慈善、公益团体雏形，也形成了一种新的公共生活方式。

2劝善运动中的德育资源

2.1德育内容资源。2.1.1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观念善书中蕴含着丰富的人与自然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贵生的生命价值观；（2）人神交感的和谐宇宙观。劝善书将善恶与对自然的态度相联系，如《感应篇》中提到“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为善，“射飞逐走，发蛰惊栖；填穴覆巢，伤胎破卵”为恶；《觉世经》要求“戒杀放生”，不可“宰杀牛犬”；《阴鸷文》将救蚁、埋蛇、买物放生、持斋戒杀视为善，更提出细致的“举步常看虫蚁，禁火莫烧山林。勿登山而网禽鸟，勿临水而毒鱼虾”的行为规范。劝善书中的天人合一观主要体现在其人神交感的善恶观上。所有劝善书都围绕“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而展开，善书中对善恶规范福善祸淫的劝诫多假以人格化的天神之口，以崇高的天命作为世俗的道德伦理规范。但是台湾学者郑志明指出：“长期在天人感应神学与儒释道人文教化下，神与人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人要依神而行的同时，神也要依人而行，神虽仍保有崇高的地位，人的主体性却可不断地提升，甚至抬高到与神并立的地位，肯定善之德源于天，也要操之于人”。2.1.2人与社会：“善与人同”的公共精神与“孝悌忠孝礼义廉耻”的人伦关系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试图向人们说明：“宗教明显是社会性的。宗教表现是表达集体实在的集体表现；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之中产生的行为方式，它们必然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三教合一的劝善运动将传统儒释道教个人化的修养行为推广为集体化行为。集体行善与个人福报之间的转换关系在于人们认为协同他人一起行善是最高的德行表现，所谓“善与人同”。“善与人同”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公共精神，人们将个人福祉与公共福祉联系在一起，设立慈善组织、政治宗教团体，以救济互助、推广行善风气为公共旨归。明清劝善运动与作为官学的儒学道德宣讲是离不开的，从明末的乡约六谕到清朝利用乡约保甲的会所进行圣谕演讲，其宣传内容围绕作为官学的儒学的实践道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开展，明六谕中“孝顺父母，尊敬长上”等内容在民间广为流传。顺治年间颁布的《劝善要言》更体现了劝善运动与官府宣讲活动的合流，《劝善要言》汇集了儒学及诸子的经典、善书感应篇的劝善阴鸷思想，目的是对民众劝善的过程中授之以儒学道德教化。2.1.3人与自我：立命省身的内省人格前文已述，善书最早受到希望通过行善积福来改变乖蹇命运的下层读书人所重视，修习善书、劝行善事被视作改变命运的手段。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代表说修习善书因此沦为纯粹功利的交易性行为，相反善书中的立命改过思想肯定了人的主体地位，将庶民阶层从宿命论中摆脱出来，肯定了世俗生活的意义。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阳明心学在三教归儒的善书中的影响是深远的，善书中所传递的福善祸淫的宗教观，不仅强调个人的行为是否合乎伦常规范，更是将起心动念纳入善恶判断的范畴，并可决定其命运福报。由此，人们就不得不时时刻刻反求诸己，审视自己的心念是否符合伦常规范，从而形成内省的人格。2.2德育方法资源。2.2.1道德评价的量化体系：功过格功过格是将功过的规范行为意识意义作数量化的计算，并以相加减后的结果来估量自己的余庆余秧的行为意识。使用功过格者，需逐日以打分形式登记所作善恶事，一月一小计，一年一大计，年终将功折过，余数为本年所得功德数。功过格的设计十分精微，如《汇编提要》将内容格目分为八类：敦仁、修身、存心、尊圣、读书、劝化、救济、交财，每类又分为功款与过款，在具体的用途上又分为“童蒙功过格”“不敬字分类功过格”等。功过格将当时的伦理道德规范具体化为日常生活行为意识规范，为道德生活实践提供了一套简易实用的操作体系；所记载的内容无出于日常用行，不费钱财，因而人人可以践行其中的道德要求；通过量化的形式体现伦理道德要求，将形而上的理想人格具象化为细化的德目规范；以自我作为道德实践的中心评判果报，调动了民间践行道德的自觉性与主观能动性。2.2.2自律与他律结合的内省方法：不欺暗室“不履邪径，不欺暗室”概括了善书的内省方法。善书中所体现的内省方法与儒家的慎独方法既有联系又有差异。正统儒家要求君子“内省”“慎独”是完全自律的，而善书中所要求的内省则是他律（神律）向自律转化融一的结果，是神明时刻在幽暗中观察善恶行为意念的道德警觉。然而，有学者认为，善书中的他律规范也不是绝对的，“劝善书的他律规格即是本于神灵的自律道德所设立，此项他律规范又可化为吾人心中的自律道德，或引导道德良心的如实发用，所以劝善书的教化规范既属他律规范，却又涵摄自律道德内容，呈现自律与他律的结合”。2.2.3善恶分明的奖惩机制：功利引诱善书的劝善动力来自于其“以德致福”观念，吸引民众以善行换取神明赐福的实质报偿，同时由于善恶的果报并不具有即时性，因而又可以用在试图改过改命的人身上，以求取祸福相转、减轻惩罚。这样的功利引诱对于希望摆脱厄运求取功名财富的下层读书人与底层人民是十分有效的。但功利引诱的形式背后，彰显了善书试图以此外在形式先由善行唤起民众善心，由行到知再到知行合一地唤醒庶民道德主体自觉的愿望。2.3德育途径资源。2.3.1完备健全的管理体制明清时期的劝善运动，配合宣讲政策，成为了社会教化、化民成俗体系的重要部分。乡约在明清时期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涵盖中央到地方的教化体制，并转向官方化成为思想统治的工具。清代的乡里制度基本沿袭明制，但从里甲演变为保甲，通过保甲制度使基层人员结成连坐关系，相互监督、相互控制，从而达到思想控制的目的。保甲的重要任务是组织乡里的乡约，主持乡里的教化。顺治年间，全国范围内推行乡约，每月召集百姓进行宣讲，并对乡里百姓的善恶进行记录。清朝还发明了“旌善纠恶”制度，褒奖道德典型、惩罚抗礼者；清朝时还对乡里的领袖制定了严格的考核方法。然而六谕在通过乡约收到了民众教化效果的同时，其教化内容也不可避免地在乡野民间被世俗化、善书化了。清代圣谕宣讲类善书的印刻及传播达到了高峰。各地的乡约集中不乏各种俗文，借由这一整套完备的制度体系，劝善运动在民间发展得更为蓬勃。2.3.2行之有效的传播机制（1）善书流通。由于印送抄写善书亦被视为劝善行善，善书的流通性由此可见一斑；而善书中，如《阴鸷文》强调的“敬惜字纸”等规范使得善书流入民间相传时又不至于毁损严重，流传给后人的可能性也大为增加。当时发达的印刷术为善书的大量流通提供了技术可能，清代许多书坊都提供印刷善书的服务,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统治者对善书传播“默许”的合法性。此外，善书的印送多是由一些富贾善人捐资以赠阅，目的是为了消除厄运、“推广善缘”，因为人们认为印送赠阅的数量越多，其善的功德就越大，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善书的传播。更值得借鉴的是，由于民间妇孺贫民文化程度相对较低，为了使善书深入到庶民之中，明清时期还涌现出不少图说劝善书、说唱的宝卷、劝善歌等亲民的善书形式。（2）典型传播。明代时实行木铎老人制度，除了训谕叫唤六言外，木铎老人还负责记录宣传乡间善恶典型，每月木铎老人负责记载乡里的善恶事迹，记载还必须详尽，如某年每月为父某母某如何尽孝或如何不孝，每月各乡将事迹往上级汇总，择取通报。此外还下令在全国城乡设置申明旌善两亭，以分别公布本地罪犯或犯错人员的姓名及罪责或本地孝子贤孙、贞女节妇之事，从而达到社会教化、劝善目的。可以说，明清时期劝善十分注重典型传播，无论是在正典型还是负典型的传播上，都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传播机制。

摘要：明清家具以整体框架式结构为主，凭借着实用性、艺术性，在世界家具史上别具一格，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明清两代对家具的全方位追求，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也在区分过程中被后人引用。文章通过对明清两代家具艺术风格的对比分析，阐明两者之间的差异，以及在家具史上取得的成就和影响力，为家具设计师提供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明式家具；清式家具；造型；装饰

我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传统文化理念也深刻影响了家具艺术。尤其到了明清时期，家具类型琳琅满目，家具品种更是层出不穷，人们日常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家具在造型、装饰等艺术特征上也获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形成了中国家具的独特风格，这一时期成为我国传统家具艺术的黄金时代。

一、明清家具概述

1.明式家具形成的历史背景

明式家具指明朝时期所制作的家具，特别是明中后期至清朝前期流行的家具样式，具有鲜明的艺术风格，在吸收宋元两朝家具艺术发展经验的同时，更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精益求精而青出于蓝。明式家具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艺术价值，与其社会条件密不可分，也是历史发展、家具艺术发展之必然。明代初期，统治者采用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当时的社会经济得以复苏，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手工艺与前朝相比也有很大的进步。明代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当时园林及其他建筑物的建造，贵族阶级更是大兴土木。建筑业的迅速发展也促进了家具行业的发展兴旺，人们对物质生活水平的追求，也让家具的品质和艺术价值得以提升。

1明清陶瓷绘画艺术

陶瓷绘画艺术从其本质上进行分析，其是在陶瓷这个载体上进行绘画而形成的艺术，陶瓷绘画与陶瓷装饰不同，陶瓷绘画主要是以陶瓷为载体，将绘画工艺呈现出来，陶瓷绘画主要是以线条、色彩为主进行图形的构造，与陶瓷工艺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艺术，一种文化精神。中国陶瓷绘画的内容可以分为三种，第一，花鸟；第二，人物；第三，山水。在中国陶瓷绘画内容中呈现出来的这三种内容，在陶瓷绘画中，具有不同的涵义，例如在中国历史中的石器时代，花鸟等图案出现时期，将石器时代的神秘的宗教图腾精神呈现出来。山水绘画，呈现出来的是艺术意境，虽然山水画受到中国水墨的影响，但是在陶瓷绘画中，山水绘画也呈现出来了一定的民间意味，是人们思想情感的一种表达，是人们的自我意识，也是人们希望的寄托。从中国历史进行分析，陶瓷绘画在明清时期发展到了一个巅峰时期，陶瓷的制作艺术、陶瓷绘画艺术均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和发展，这一时期，创造出了非常多精美的陶瓷艺术工艺品。从明清时期的陶瓷绘画艺术进行分析，明清时期产生的陶瓷绘画艺术品种类、花样繁多，其中最为主要有青花绘画、五彩绘画等。陶瓷绘画在明清两个时代中的发展，体现出了不同的特征，在明朝初期，陶瓷绘画已经发展到相对成熟的阶段，陶瓷绘画中的纹饰生动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延续了元朝陶瓷绘画的风格，例如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纹饰纤细，以淡雅、沉静为主。明朝嘉靖时期，彩陶发展到巅峰时期，陶瓷绘画纹饰鲜明、多彩。清朝康熙时期，陶瓷绘画中青花瓷的绘画苍劲有力，在色彩上、工艺上更加的鲜艳夺目，此时的陶瓷绘画作品风格，相对的娇艳，但是又不失淡雅。乾隆年间的陶瓷绘画主要以奢华为主，陶瓷品上的纹饰线条柔和、规整纤细、精致繁缛。虽然陶瓷绘画艺术在不断地发展，不断的革新，但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对中华文化的发扬和传承，在陶瓷绘画发展中，民间艺术精神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2明清陶瓷绘画中的民间艺术精神

2.1明清陶瓷人物绘画中的民间艺术精神

明清陶瓷可以分为官窑和民窑，不管是官窑还是民窑，其陶瓷绘画中均体现着民间艺术精神。在明清时期，青花非常受欢迎，在陶瓷纹饰中以人物为主进行绘画的陶瓷工艺品非常少见，但是也有一些例如高士图、仕女图、婴戏图等。我们以婴戏图为主进行分析，婴戏图中的主要内容是对婴幼儿的嬉戏玩耍进行描述，将婴幼儿的天真烂漫体现呈现出来，婴戏图具有深刻的意义。明清时期，民窑陶瓷绘画中的人物简单而有神，表情生动，民窑陶瓷人物绘画，富有民间意趣，将百姓淳朴的生活真实的反映出来，同时又呈现出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积极力量，这种民间自然和谐的艺术精神、思想精神，在官窑陶瓷绘画中非常少见。

2.2明清陶瓷花鸟绘画中的民间艺术精神

〔摘要〕明清时代的官员服饰中的补子，是绣在官服前胸和后背上的方形或圆形装饰品。这种装饰具有特殊的含义，是官员身份的象征。一般文官绣飞禽，武官绣猛兽。官级不同，图案也不同。文官从一品到九品依次为仙鹤、锦鸡、孔雀、云雁、白鹇、鹭鸶、鸂鶒、黄鹂和鹌鹑；武官从一品到九品分别为麒麟、狮子、豹、虎、熊、彪、犀牛、牛、海马，这些是补子上的主题纹样，除了这个还有非主题纹样，主要是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像牡丹、蝙蝠海水纹等。在今天的服装设计中，设计者将补子作为民族元素运用到服装设计中。

〔关键词〕补子；图案；现代服装设计

一、明清章补服饰

明清官员在工作场合所穿的官服，前胸和后背各有一块补子，也叫补服，补服上的图案分为文官和武官两类，文官图案为飞禽，武官为猛兽，等级不同，飞禽和猛兽种类也不同。因此，补服不仅是官服，也是身份象征。补服上的飞禽和猛兽代表不同官职这样的做法，在唐朝武则天时代就已经出现，但被真正用来显示官级主要还是萌芽于蒙元时期，在明朝才被正式运用。当时之所以用飞禽作为文官的象征，主要是象征文采，武官的猛兽则象征勇猛。明朝灭亡之后，清人入关，要求明朝遗民剃发蓄辫，穿满族服装，采用的是及其野蛮的做法，强制性要求，激起人们的强烈反抗。但在官服上，清政府采取的却是继承和发展的政策。清朝的官服补子和明朝不同的是，明朝是绣在袍子上，前后各一块，并且每块都是40厘米的正方形；清朝是绣在对襟褂子上的，前襟的补子左右各半，是30厘米的圆形。明清两朝的补服除了文武官之外，皇族也是补服，但皇族的补服上主要以龙为图案，这就是龙袍的专属。在清朝，除了皇帝着龙袍外，皇族中的补服也绣上了龙，皇子绣的是正面金龙，亲王绣的是五爪金龙，前后和两肩各一只。郡王绣的是五爪行龙，也是前后两肩各一只。清朝的龙补的龙纹图案中，龙有盘龙、坐龙、行龙等样式。这里的龙其实是牛头、蛇身、虾眼、鹿角、狮鼻、鹰爪、猫耳、鱼尾等各种动物的综合体。在龙纹图案周围，还有海水、太阳、云纹等装饰，这些图案的寓意除了象征王权的高高在上之外，还有一统江山、万世升平和江山永固的含义。文武官服的补子除了飞禽和走兽外也有装饰花纹，其中最主要的花纹就是太阳，无论是飞禽还是走兽都向着太阳，因为太阳代表的是皇帝，其他纹饰有海水、暗八仙、八宝、以及牡丹、蝙蝠等。暗八仙指的是传说中的八仙所持有的宝物，如吕洞宾的宝剑、韩湘子的箫等。八宝指的是佛教中的宝瓶、法轮、莲花等图案。这些纹饰都有象征意义，像海水象征四海升平，蝙蝠象征“福”，牡丹象征富贵。补子除了主题禽兽和配饰之外，在四周花边上还有不同的花纹，像回纹、卍字纹、蝙蝠和寿字纹，柿蒂纹，云纹等。龙袍上的边饰主要是二龙戏珠。

二、明清官服章补的工艺和审美

明清官服在工艺上很讲究，所使用的面料是织锦。图案制作运用的是我国传统的缂丝工艺和刺绣工艺。补子的色彩也有讲究，我国历代都有五行五德的说法，每一个朝代都有自己特定的色彩，这种色彩被称为“国色”，如果违反了国家规定，其罪相当于叛国。我国明朝的国色是赤色，也就是红色，因此补子上的背景色都是红色，而清朝以青色为国色，补子上的背景为青色。明清官服上的补子虽然图案不同，纹饰和边饰各异，但整体上却具有和谐之美，这些图案多达十几种，由于都被集中在一块正方形中，色彩、图案大小都按照一定的比例排开，因此具有和谐之感。补子上的图案在排列上具有对称和均衡感，这些主题图案都具有动态美，在空白处被填上了配饰，让整个画面看起来对称而均衡，符合以中轴线为中心的要求。清朝的补子多为圆形，在前襟上被分为两部分，单独看不对称，但合在一起就具有均衡感。补子上的海水和云纹在搭配上也具有节奏感和韵律感，海水具有气势磅礴、起伏澎湃的节奏和韵律，而云纹则具有柔和和婉转的节奏感。两种纹饰合在一起，就具有刚柔相济的美感。补子在文化内涵上还具有阶级性、礼教性和寓意性的特点。阶级性指的是每一种图案都代表着一个等级，等级越高，禽兽形象越尊贵。除了图案，连官服的长短也随着身份的不同而不同。礼教性就是通过官服的图案象征来说明人有尊贵卑贱之分，同时也强调了儒家的“君君臣臣”的思想。在明清时期，官级低的官员见到级别高的官员要行礼甚至跪拜，下级也不能穿高一级的官服。统治者通过官服将尊卑贵贱的思想植入普通人的思想中，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统治。寓意性是将图腾、神话、生命延续和宗教思想都融入到补子中，使一块小小的补子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和对生活的期望。

【内容提要】明清小说与民间秘密宗教及帮会之间存在互动关系。民间秘密宗教及帮会对明清小说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明清小说中的女性崇拜观念、三教合一思想、巫术结构方式等。反之，明清通俗小说也同样影响了民间秘密宗教及帮会的社会理想、人际关系、组织形式、军事斗争和宝卷创作等。

【摘要题】元明清文学

【关键词】秘密宗教/明清小说/影响

【正文】

明清时期，民间秘密宗教和帮会发展迅猛，教派林立，难以统计。民间宗教被称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小传统”，是信仰主义世界的重要领域，影响着底层民众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它的势力有时甚至凌驾于正统宗教之上。由于古代通俗小说与民间宗教处在同一文化层面，因此，它不可能不受到民间宗教的浸润；反之，秘密教派和帮会又从通俗文学中吸取思想、组织及军事斗争等方面的经验。因此，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是不可替代和无法回避的。然而，这个关系到中国历史演变、文化变迁和社会小传统特征的重要问题，却很少引起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史家的关注。尤其是民间秘密宗教与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尚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一、民间秘密宗教对明清通俗小说的影响

[摘要]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是徽商的主要行商地域和侨寓定居之地。徽商积极参与江南地区的各项文教事业：捐资助学，参与各级教育机构的创设和管理；在江南地区藏书、刻书；扶持与资助侨寓江南地区的家乡士子的科举活动；交结文人学士，举行诗文之会，开展学术文化活动。徽商通过文教活动，形成了商业发展与文化发展相互促进的态势，带动了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整体进步和繁荣。

[关键词]徽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文教事业

明清江南地区是全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其中既有该地区自然条件优越的影响，亦与外地商贾的推动密切相关，徽商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所作所为就可见一斑。

一、重教兴学，出资兴建各级各类教育机构

1．出资助修官学机构——府学、县学

江南地区府、县学中多见徽商的捐助活动。侨寓扬州的歙县盐商汪应庚“乾隆元年(1736)，见江、甘学宫岁久倾颓，出五万余金亟为重建，辉煌轮奂，焕然维新。又以二千余金，制祭祀乐器，无不周备。又以一万三千金购腴田一千五百亩，悉归诸学，以待岁修及助乡试资斧，且请永著为例”。戴震在《汪氏捐立学田碑》中对汪应庚祖孙出资助修扬州府学和江都、甘泉二县学的义行有着较为详实的记载：“扬州府盬江都、甘泉二县先师庙三地相望也。歙之汪氏用盬盐起业于斯地也久。今上初，曰应庚者捐银四万七千修治新之。越三载，复捐田千四百余亩，人租粟以为岁葺费，俾无堕前功。储三季之通，资财赢饶。三馆之士，就布政司选也，出以佐其所不给，如是廿年矣。其孙立德、秉德欲久久行之弗坏，念一家私任其勤非远计，请以田分隶三学董之。余既嘉汪氏之为善，祖若孙相绳有终，而因叹夫后此而终之实难也。事无小大，亘古今无豫为杜弊之法，其所恃以弊无自开者，盖有故。凡事之经纪于官府，恒不若各自经纪之责专而为利实。”汪应庚祖孙出资助修官学，捐置学田以为修葺之费，从而能够收到实效，做到善始善终。

关于明清传奇开场形式的来源，目前还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不过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种形式很难由单线递进的方式发展出来，也不可能是由某一种单独的伎艺独立创造的结果。因此，我们不妨把与开场有关的各种形式加以罗列，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探讨，虽未必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但可以作为下一步继续深入研究的基础。

一、说唱艺术的影响

戏曲是合叙事、表演、歌舞于一体的综合艺术，简言之则叙事是表演的内容，歌舞是表演的手段。探讨开场的近亲支裔也就要从叙事艺术和歌舞表演中寻找。虽然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了瞽者讲唱故事的记录，1也有了关于“成相”艺术的记载，2并且有四川出土的说唱俑，但其形式、轨范究竟如何，今天已是无从得知。然而，在民族表演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变文讲唱艺术，却为我们留下了有关讲唱艺术的可靠材料。变文讲唱的形式既受到了传统民族艺术的滋养，也因其自身乃是由佛寺中发展起来的背景，受到了佛经讲说很深的影响。

关于佛经开讲的仪式，日本僧圆仁于唐玄宗开成三年（公元715年）入唐，四年六月至山东文登县，住清宁乡赤山院，曾预讲经之会。其《行记》卷三，纪赤山院新罗僧讲经仪式云：

辰时打讲经钟，打惊众钟讫……讲师上堂，登高座间，大众同音称叹佛名，音曲一依新罗，不似唐音。讲师登座讫，称佛名便停。时有下座一僧作梵，一据唐风，即云何于此经等一行偈矣。至愿佛开微密句，大家同音唱云，戒香定香解脱香等颂。梵呗讫，讲师唱经题目，便开题，分别三门。释题目讫，维那师出来，于高坐前，设申会兴之由，及施主别名，所施物色……3

孙楷第先生概括其节次为：讲前赞呗，次唱经题名目，次就经题诠解谓之开题，次入文正说。正说时先摘诵经文谓之“唱经”，次就经文解说，又次吟词偈。4赞呗又作呗赞，作梵，是经中合乐的偈颂，也是各种法会上均可听到的配合颂经的动人心弦的乐音，讲经伊始即作梵有安静听众、营造肃穆氛围的作用。其赞呗吟词到最后往往以“经题名字唱将来”等句结束，以引出经题名目。这段吟词就是押座文，目前所见有《八相押座文》、《三身押座文》、《维摩经押座文》、《温室经讲唱押座文》、《降魔变押座文》、《破魔变押座文》二十四孝押座文》、《佛说阿弥陀经押座文》等。“押座文”又称“缘起”，用偈颂若干叠构成，犹经变之序辞，以赞颂阐述一经大意，作一经之引首。郑振铎说“所谓‘押座文’，大约便是变文的引端或入话之意。”5以《佛说阿弥陀经押座文》为例：

摘要：晋城历史文化悠久，古代建筑众多。明清时期，古建筑的木雕装饰艺术发展到了顶峰，我们可以在门窗、雀替、额枋、斗拱等古建筑构件上看到精美的木雕，其雕刻题材丰富，雕刻技法多样，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本文通过探析晋城博物馆馆藏的古建筑木雕构件，展现晋城古建筑木雕装饰艺术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

关键词：雕刻；寓意；装饰艺术

晋城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与雄奇秀美的太行山水在这里交相辉映，形成了晋城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晋城古建筑遗存丰富，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数据显示，有5490余处，近20000座，其中宋金时期的木构件建筑达到46座，享有“古建筑博物馆”的美称。明清时期，晋城的建筑木雕装饰艺术达到顶峰，建筑美轮美奂，装饰繁盛至极，木雕装饰使古建筑呈现出了古朴典雅、富丽华贵的韵味。晋城博物馆馆藏的古建筑木雕构件种类多样，有裙板、雀替、额枋、荷叶墩、花牙子、斗拱等。其雕刻之精美，内容之丰富，寓意之深刻，技法之精湛，为现代人所震撼。

一、古建筑木雕装饰的雕刻技法

晋城古建筑木雕装饰的雕刻工艺精湛，常见的雕刻技法有线雕、剔雕、浮雕、圆雕、镂雕等。工匠们将这些雕刻技法混合运用在古建筑的木雕装饰中，产生了逼真的艺术效果。线雕即线刻，是在木板上用线描凹刻来表现图案的雕刻技法，以刀刃雕压花纹，线条清晰明快，加工技艺简单，具有较强的表现力。常用雕刻装饰的建筑构件有匾额、楹联、麻叶头、栏板等。剔雕是对材料进行单面雕刻，将图案以外的地方进行较深的剔挖，让图案凸起以增强其立体效果。剔雕善于表现凹凸不平、层层叠叠的立体形象，画面内容生动、层次分明、错落有致，呈现出多样化的空间效果。常用于雀替、额枋、斗拱等建筑构件的装饰。浮雕是在木板上将所要表现的图案凸显出来，使它高于周围的平面，是介于雕塑与绘画之间的艺术形式，利用透视等绘画方法来表现立体空间。根据图案造型的深浅程度，浮雕又可分为浅浮雕和高浮雕。浅浮雕常用于装饰裙板、栏板、走马板、天花板等建筑构件，高浮雕常用于装饰雀替、额枋、荷叶墩等建筑构件。圆雕又称立体雕，是通过全方位雕刻，将图案立体呈现在构件上的表现手法。圆雕的特点是雕刻精细、面面俱到、生动传神，艺术感染力极强，观者可以从不同角度来欣赏木雕构件。这种雕刻手法常用于斗拱、垂柱等构件的装饰。透雕通常被称为镂空雕，将图案周围不需要的地方镂空，多角度地对图案进行雕凿，可单面雕刻也可双面雕刻，使建筑构件呈现出通透的视觉效果和立体的画面层次感，这样木雕会更有层次、更加生动且表现力更强，观者的视线在木雕镂空处来回交替，增强了木雕的艺术韵味。建筑中多用于花牙子、雀替、栏板、额枋等构件的装饰。

二、古建筑木雕装饰的构件类型

明朝和清朝初期基本处于14世纪到18世纪这一段时期，在这段时期的前期，奥斯曼帝国兴起，帝国对过往商人收取重税，阻断了东西方的通道。欧洲各国黄金、香料价格陡然上涨。为了物质财富和寻找到“东方的基督教国家”共同对付奥斯曼人，欧洲的航海家门在黄金、香料和狂热的宗教理想驱使下，拉开了发现新航路的序幕；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欧洲各国需要更大的商品市场，开辟新的市场成为了欧洲各国的战略目标。各国相继进入殖民主义时代。

这一时代中国正处于明王朝的统治之下，刚刚经过了郑和“七下西洋"、"万邦入朝"的盛世，周边国家甚至远在南亚的国家纷纷归附，开创了唐以来前所未有的外交盛世。后来的清王朝在“薄徭役，轻官税”的政策指引下，迅速拜托了明朝末年的社会危机，发展了起来。

这个时期的中外商品交往中，官方贸易在商贸往来中占到了主要地位，民间贸易虽也有，但很长一段时间都被官方禁止，总的贸易趋势是：明朝呈现开放——禁止——开放的趋势，清朝前期则呈现禁止——开放——禁止的趋势。两朝代海外贸易政策对社会的影响也各不相同，明朝后期开放的政策,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市场化,使封建社会末期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催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清朝时期封闭的政策,把已进入世界市场近代国际贸易竞争的中国商人置之死地,抑制了资本主义萌芽,逆转了中国明末的社会发展方向,返回了封建的老路。

明朝时期政府实行贸易的双轨制度，将贸易分为官方的“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明初政府颁布禁令“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原因是政府考虑到沿海居民的胡作非为“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者居十七”。但官方的“朝贡贸易”却十分兴盛“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前来朝贡的国家据《皇明祖训》记载有十几个，分别是:渤泥、暹罗、古麻刺、真腊(柬埔寨)、、占城、苏门答刺、锡兰(斯里兰卡)、苏禄(今菲律宾西苏禄群岛)、古里(印度半岛西端)、古麻刺(菲律宾棉兰老岛)、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满刺加(今马六甲)、柯支、扶桑（今日本）、琉球、朝鲜等。每次使团前来带来的也都是该国的贵重礼物，但因生产力低下物品质量都不怎么好“进贡之物......大都草率不堪,甚者尤极不堪，一着即破碎矣……而朝廷所赐缯、帛、靴、帽之属......。”明朝采取“厚往薄来”的原则回赠的物品价值往往超过对方数倍。到清朝政府考虑的就更为实际了加之清初与清廷建立朝贡关系的海外国家,寥寥无几,“朝贡贸易”的国家只有中山、日本、安南、苏禄、朝鲜、真腊、缅甸。清朝对各国“进贡”的安排做了具体规范“朝鲜一年一贡，中山两年一贡，苏禄五年一贡，安南三年一贡，缅甸十年一贡”。“朝贡贸易”在清朝只是一种官方的礼节来往，没有太大的意义。另外贸易的内容也有很大变化，明朝的贸易内容主要是“缯、帛、靴、帽之属”，到清朝内容开始涉及到“金、银、瓷器之属”。

明清两朝陆路的贸易伙伴也有很大变化，主要原因是明朝北方蒙古和各少数民族部族当时还比较独立，并不在明朝的统治之下。为了获得战马这一重要资源，明朝在西部与北方少数民族开展了“茶马互市”，贸易规模还很大。当时的官方记录就有：洪武十五年“秦州、河州茶马司......等卫市马六千七百二十九匹”；洪武三十五年“上命景隆赍金符往西番茶易马，凡用茶五十余万斤，得马一万三千五百一十八匹”单从数据就可看出贸易的量巨大。到清朝满洲人与蒙古人结盟，清政府开始直接统治北方的蒙古族、突厥民族、匈奴民族和当地的通古斯人。所需要的物品由政府直接征用，西北部的贸易对象减少，后来俄国吞并中亚，清政府的西北部贸易对象变为俄国，贸易的内容不再只是传统的马匹和兽皮，涉及到了贵重金属金、银、铜、锡以及俄国的工业产品布料等。南方丝绸之路因为水路交通的便捷到清朝也逐渐消失，不过因缅甸的统一，清缅战争的结束，中缅交易的规模日渐扩大。

明朝时期海禁以后，广州成为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隆庆开禁”开禁后，漳州月港开放，明朝政府为月港制定了规范的税收制度，当时规定出入港口的船舶必须到海关登记，详细的上报船只的大小和所来自的国家和所往的国家以及货物的种类及数量，政府收取“引税”“陆饷”和“水饷”。外商由海防官发给“商引”,每引应征税若干,称为“引税”,也就是一种许可税。“水饷”收税以船只尺寸为标准，规定台湾方面船只,“每船面阔一尺,征饷五钱”,西洋（占城、暹罗、满剌加）船“面阔一丈六尺以上者,每尺征饷五两,每多一尺加银五钱”，属国船只缴纳西洋船只费用的七成即可。“陆饷”收税数额“每货值一两者,税银二分”也就是货物价值的2%。另外对来往吕宋的船只收取“加增饷”附加税。这种制度不同于以前的抽分制，更好的起到了防止官员与商旅勾结偷税漏税的作用，在我国税收制度上迈出了一大步。朝廷还设置了专门的税务监督机构“督饷馆”，政府在全国各省每年选派官员一名到港口轮流负责征税，这种税收制度直接影响到了后来政府在广州和澳门的管理制度。1571年开始在广州实行新税制，同月港一样都是以船的大小作为税收的标准，政府规定：西洋国家（占城、暹罗、满剌加）的船舶收取10%的关税，但在占城再三申请下，税额降为7%。附属国的关税除吕宋外均收取2%。如果朝贡国家的国王、王妃亲自前来朝贡，则先抽50%的货物的货物税，交易后再抽取剩下的20%的货物的税收。货物由官方直接收购。船进入港口后，即全部封舱，缴纳货物税后再经官方检查，之后才准开舱贸易。在澳门设有市舶司专门征收进口税和停泊税,以船的大小为标准来确定税额。市舶提举或其委派官员不定期的上船进行丈量,依据船的大小收取停泊税。

【摘要】明清民间建筑的地方特色十分明显。这些建筑风格的形成与当时中国的自然条件、宗教政治、生活习惯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明清建筑；建筑风格；形成因素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建筑体系的最后一个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建筑虽然在单体建筑的技术和造型上日趋定型，但在建筑群体组合、空间氛围的创造上，却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明清建筑的最大成就是在园林领域。明代的江南私家园林和清代的北方皇家园林都是最具艺术性的古代建筑群。中国历代都建有大量宫殿，但只有明清的宫殿——北京故宫、沈阳故宫得以保存至今，成为中华文化的无价之宝。现存的古城市和南北方民居也基本建于这一时期。明清北京城、明南京城是明清城市最杰出的代表。北京的四合院和江浙一带的民居则是中国民居最成功的典范。总之，明清时期的建筑艺术并非一味地走下坡路，它仿佛是即将消失在地平线上的夕阳，依然光华四射。

以往的建筑历史研究者，常常因明清时期单体建筑艺术性的下降而贬低明清建筑。实际上，明清建筑不仅在创造群体空间的艺术性上取得了突出成就，而且在建筑技术上也取得了进步。明清建筑到达了中国传统建筑最后一个高峰，呈现出形体简练、细节繁琐的形象。官式建筑由於斗拱比例缩小，出檐深度减少，柱比例细长，生起、侧脚、卷杀不再采用，梁坊比例沉重，屋顶柔和的线条消失，因而呈现出拘束但稳重严谨的风格，建筑形式精炼化，符号性增强。官式建筑已完全定型化、标准化，在清朝政府颁布了《工部工程作法则例》，民间则有《营造正式》、《园治》。由于制砖技术的提高，此时期用砖建的房屋猛然增多，且城墙基本都以砖包砌，大式建筑也出现了砖建的“无梁殿”。由于各地区建筑的发展，使区域特色开始明显。

明代的官式建筑已高度标准化，定型化，而清代则进一步制度化，不过民间建筑之地方特色十分明显。这些建筑风格的形成与当时中国的自然条件、宗教政治、生活习惯等有着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