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范文10篇

【摘要】运用公文实施行政管理和政治统治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运行的基本形式之一，也是衡量古代行政机关工作效率的重要标志。至明朝时，公文制度已经非常成熟、完善，本文将从《大明律》的有关规定对明朝的公文制度进行探析。

【关键词】公文制度《大明律》官员

公文制度在中国古代的行政管理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各王朝诸多庞杂的行政事务又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古代公文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中国古代历朝政府无不重视建立一个有效的公文制送系统，以迅速、准确地完成各级机关之间地信息往来，实现中央政府的有效统治，维护其统治秩序。[①]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鼎盛朝代，经过一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演变和发展，明朝各项制度的建设已趋于完善，其中《大明律》对公文制度的规定非常严密、细致，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公文制度的典范，其中的某些方面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公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文包括与公务有关的一切文书，狭义的公文主要指与法律条令有关的文书。本文的公文采用的广义的公文是概念。《大明律》对公文制度的规定散见于“吏律”、“兵律”、“刑律”及附于律后的某些条例之中，主要涉及公文制作和内容限定、公文的程限和监督、侵犯公文的惩罚三个方面。

一、公文的制作及内容限定

官府公文上传下达，各级机关将其意图制作成文书，或送上请示、报告，或下达指令、通知。因此，文书的制作是公文制度中最基础的一环。[②]《大明律·吏律》中规定：“凡增减官文书者，杖六十”;如果假造或篡改是为了隐瞒情况、逃避惩罚，则“杖罪以上，各加本罪二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从严惩罚；若增减的文书并未实行则减一等；若其增减行为是为了掩盖其执行迟延过错的，则笞四十。《大明律·刑律》中则对冒充政府机关，假造文书及增减的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惩罚措施：“凡诈为（皇帝）制书及增减者，皆斩；未施行者，绞。诈为将军、总兵官、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都指挥使司、内外各卫指挥使司、守御紧要隘口千户所文书……皆绞；察院、布政司、按察司、府、州、县衙门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余衙门者，杖一百，徒三年。未施行者，各减一等”。同时，还进一步规定，如果诈为官文是为了逃避犯罪、隐瞒情况的，须从重论；而主管该文件或案件的官员知道此种隐瞒情况不报，听之任之的，同罪，不知者则无罪。若只属传写的笔误导致官文内容出错，则杖一百。附于《大明律》后的条例还进一步补充：“诈为察院、布政司、按察司、府、州、县及其余衙门文书，诓骗科敛财物者，问发边卫从军”。

【摘要】中亚帖木儿朝与明朝之间的贡赐贸易以绢马交易为大宗。除马匹外，帖木儿朝还进贡宝石和珍禽异兽，并因此得到明朝统治者的喜爱，进而得到优厚的赏赐。不过，明朝对奢侈品所需毕竟有限。成化、弘治年间，帖木儿朝所进狮子甚至遭到明臣的非议。另一方面，明朝的丝绸、绢布和瓷器则是帖木儿朝人需要的生活必需品。贡赐贸易是维持帖木儿朝与明朝频繁往来的物质基础。

【关键词】帖木儿朝明朝贡赐贸易

Abstract：Thisarticlediscussestributesandrewards.Theexchangebetweensilkandhorseswaslargelycarriedoutbetweenthetwocountries.Luxuriousgoods,aspreciousstonesandrarebirdsandunusualbeaststributedbytheTimuridswerewelcomebytheMingemperors,buttheneedwasfinite.Thelion-tributefromtheTimuridswereevenreproachedbytheMing’sministersduringChengHuaandHongZhiperiods.

Keywords：theTimuridstheMingtributesandrewards

中亚帖木儿王朝（1370—1506年）是明朝与之交往频繁的西域大国，它与明朝之间的贡赐贸易，是两国能够维持长期往来的根本原因。国内学术界对此关注不多，国外如美国学者罗萨比等人虽有所研究，尚欠深入。本文试从两国往来的物品论述两国的贸易关系。

一、绢马贸易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的教学，使学生比较全面地掌握明太祖废除行中书省、设立三司，废除丞相和中书省，以六部处理朝政，设置锦衣卫，以八股取士以及明成祖迁都北京、实行削藩、增设东厂等加强君主专制的基本史实，包括政治、文化方面的措施及特点。

通过联系以往封建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统治的措施与明朝的相关措施对比，概括明朝加强君权的特点，培养学生用联系的观点，综合分析、对比史实的能力;通过对科举制度的评价，提高学生运用辩证的两点论的方法评价历史现象的能力。

要求学生从思想上认识：明朝君权的加强，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但同时它又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步走向衰落在政治上的表现。

【教材分析】

本课的重点是明太祖加强君权的措施。明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空前强化的时期。明太祖通一系列措施加强君主集权，奠定了明朝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的基本格局。这些措施具有不同于前代的明显特点，如特务统治的出现、思想专制的强化等，其作用一方面巩固了明王朝的统治，创造了比较安定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也给明朝的统治埋下了危机。

我今天看了《明朝那些事儿》几个章节，就深深的被它吸引了，随后酣畅淋漓的读完了整套书。当合上最后一页时，不禁慨叹：中华数千年朝代更替哪家优？世界几万里邦国兴衰何国雄？

该书语言风趣，情节生动。作者—当年明月采用了流行文学手法，如幽默、推理、悬疑等，关注人物命运，介入个人情感。虽然一样是说史，但他的笔法，却不是以往那些史书笔法。而是一种充满了活力和生气，字字都欲跃然而出的鲜灵笔法，在他笔下，人物不再是一个刻板的名字和符号，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那些事件更是跌宕起伏，叫人读来欲罢不能。语言流畅，时不时调侃一下，作者似乎在写一部"通俗版的明朝通史"，真可谓轻轻松松读历史，舒舒服服品古人。

《明朝那些事儿》主要讲述的是从1344年到1644年这三百年间关于明朝的一些事情，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对明朝十七帝和其他王公权贵和小人物的命运进行全景展示，尤其对官场政治、战争、帝王心术着墨最多，并加入对当时政治经济制度、人伦道德的演义。

读《明朝那些事儿》时，好几次动容变色，泪流满面，因为被感动。大明王朝，是专制到极致、黑暗到极致、残暴到极致、腐败到极致、堕落到极致的集权政治的标本，但是，即使是在这样一个专制、黑暗、残暴、腐败、堕落的夜空下，仍不乏有埋头苦干的人，不乏有为民请命的人，不乏有舍身求法的人，鲁迅先生称这些人为中国的脊梁。这些人在《明朝那些事儿》作者的笔下，给予了极高的尊重和礼敬，作者让他们身上的人性的光辉在黑暗中熠熠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在《明朝那些事儿》中，我读到了许多人的死亡，这些人有为知己者死、有为气节者死、有为信念者死、有为尊严者死，这些人的死亡或许对挽救大明王朝的灭亡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对于挽救我们这个民族不断堕落的灵魂却有着无限深远和重大的意义，他们让我们这个民族有了一种可以值得传承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文天祥所谓的“正气”吧。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的文笔幽默而生动、思想冷峻而深刻，他洞悉人性中的弱点和缺陷，对于历史人物的行为有自己的善恶评判，他没有为自己喜欢的人物润色修饰张扬其善，也没有把自己讨厌的人物刻意贬低舒展其恶，他讲给我们听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明朝的那些事儿。

一、积极引导文化经营方向和消费方向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就下令免去书籍税。[1]税费的免除，表明了明统治者对图书业的重视和扶持，这极大地刺激了图书业及相关行业的发展。此外，明统治者还多次下令收购天下遗书善本，如明成祖时文渊阁的藏书量大大超过了以前，这与明成祖对书籍的重视是分不开的，他认为“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利岂有穷也！”[2]仁宗、宣宗时，文渊阁藏书有增无减，“是时，秘阁贮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3]

明统治者对图书的重视和扶持，直接导引了整个社会的藏书、刻书风气，明人上下都以藏书为贵、刻书为荣，正所谓上有所好，下有所效。然而，在保护和扶持图书业的同时，明统治者对图书的出版内容也作了限定。凡是不利于维护统治或有背于封建道德伦理的书籍，一律禁止刻印和出售。

首先是禁止天文图谶、妖言异说类书籍。洪武六年(1374年)，明政府规定：“凡私家收藏玄象器物、天文图谶、应禁之书及历代帝王图像、金玉符玺等物者，杖一百；若私习天文者，罪亦如之，并于犯人名下追银一十两，给付告人充赏。”“造谶讳、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若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4]成化十年(1474年)，在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宾等奏议下，明宪宗同意“备录其妖书名目榜示天下”，“传司者必有刑诛”。[5]其次是禁一些亵渎帝王圣贤的词曲。永乐九年(1411年)，明政府下令：“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来送法司究治。奉圣旨，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6]

此外，明代还禁与程朱理学相佐的异端邪说之书。如小说《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明统治者认为这类小说“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并规定“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禁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7]最为突出的是禁李贽的著说《藏书》、《焚书》等，这些书籍因批判程朱理学而为当权者所忌，“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徒党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参奏来，并治罪。”[8]

李贽最终在狱中自杀。另外，明统治者对当时的文化娱乐业也作了一系列的规定，规定的标准是看其是否有利于治化和维护统治政权。洪武四年（1371年）六月，明太祖在观看乐人演出之时便对身边的侍臣说道：“礼以道敬，乐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为治？元时古乐俱废，惟淫词艳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虏之声与正音相杂，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祗饰为舞队，谐戏殿廷，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体也，今所制乐章颇协音律，有和平广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喧堯淫亵之乐悉屏去之。”[9]在明太祖看来，这些“淫词艳曲”，在一定程度上会蛊惑人心、破坏社会风气，有背儒家思想，因此坚决禁止此类曲目的上演。明人何良俊也讲到当时：“禁止所唱时曲，大率皆情词也。”[10]除淫词艳曲有伤风化的曲目禁止上演外，对于戏剧演员所扮演的角色也有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不禁外。”[11]

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作为大清王朝的奠基人，在清史中居于首创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他们对推翻明王朝所起的巨大作用，与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最后攻陷北京，同样重要，不容忽视，不可低估。本文仅就此问题，辨明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在亡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地位，全面揭示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给予公正的评价。

一、努尔哈赤是率先亡明的第一人

明朝亡国，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约自明“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1]，经穆宗，“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2]，至“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3]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4]神宗在位48年，是明16帝中在位最久的一个皇帝。所谓神宗亡国，又从何时开始？“论者”并未进一步确指，但也不是始于末年，因为其末年时，亡国之象已备，成“不可复振”之势，故其亡之始，必推之前朝。考之史实，明万历十年（1582年），首辅张居正去世，神宗亲政，一反张居正所行新法，前朝弊端复萌，政局急转直下。这个贪财好利，集腐败于一身的酒色之徒，沉醉于花天酒地之中，根本不理朝政。他的种种恶行，尽载于史册[5]，已为人们所知，自不待赘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刑部右侍郎吕坤痛陈“天下安危”，他说：“自万历十年以来，无岁不灾，催科如故。臣久为外吏，见陛下赤子冻骨不兼衣，饥肠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藁未完，流移日众，弃地猥多，留者输出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门万里，孰能仰诉！”他诉说最近几年以来，“寿宫之费几百万，织造之费几百万，宁夏之变几百万，黄河之溃几百万，今大工采本费又各几百万矣。”由此可知“今国家之财耗竭”。他大声疾呼：“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势未动；天下之人乱心已萌，而乱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乱机，使之动；助乱人，使之倡也。”[6]

吕坤的这番话，是对万历十年以来，至二十五年之间计15年形势恶化的极为生动的写照。

努尔哈赤起兵，恰好是在吕坤指出明朝形势开始变坏的第二年即万历十一年（1583年）。尽管当时尚未引起明朝方面的注意，实际上已开始了明清兴亡的历史进程。这就是说，明亡始自万历十年以后，而清之肇兴，明确的时间，亦在万历十一年。清与明，一兴一亡，同步进行。

努尔哈赤以起兵复仇为契机，迅速演变为对建州女真的统一。从整个明清兴亡的历史过程来看，努尔哈赤起兵伊始，就是他叛明反明的开始，换言之，没有起兵这一事件，就不可能有后来同明朝的彻底决裂。当然，直到建国前，努尔哈赤并没有公开反明，相反，他还同明朝保持着朝贡的隶属关系。但是，随着他先统一建州，次及海西，逐步扩张其势力，扩大其统一，却已引起明朝的有识之士的警觉，连连同朝廷发出警报。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礼部侍郎杨道宾上《海建二酋逾期违贡疏》，指出：“努儿哈赤与弟速儿哈赤，皆多智习兵，信赏必罚，兼并族类，妄自尊大……此其志不小而忧方大耳。臣阅金辽二史，辽人尝言：女直（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今奴酋精兵业已三万有奇，况其老弱，更多有之。”他在另一疏中再次提醒朝廷：努尔哈赤“蹂躏属国，勾连野人，迁徙诸朝，逆已形矣，恶已著矣，而督镇诸臣犹然以为未形未著，岂以为必抗旌犯顺，鸣钟向洛，乃称显逆显恶哉！”努尔哈赤与其他部落都不同，他的目的是“意在自外”，脱离明朝，建立独立的政权[7]。

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作为大清王朝的奠基人，在清史中居于首创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他们对推翻明王朝所起的巨大作用，与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最后攻陷北京，同样重要，不容忽视，不可低估。本文仅就此问题，辨明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在亡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地位，全面揭示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给予公正的评价。

一、努尔哈赤是率先亡明的第一人

明朝亡国，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约自明“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1]，经穆宗，“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2]，至“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3]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4]神宗在位48年，是明16帝中在位最久的一个皇帝。所谓神宗亡国，又从何时开始？“论者”并未进一步确指，但也不是始于末年，因为其末年时，亡国之象已备，成“不可复振”之势，故其亡之始，必推之前朝。考之史实，明万历十年（1582年），首辅张居正去世，神宗亲政，一反张居正所行新法，前朝弊端复萌，政局急转直下。这个贪财好利，集腐败于一身的酒色之徒，沉醉于花天酒地之中，根本不理朝政。他的种种恶行，尽载于史册[5]，已为人们所知，自不待赘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刑部右侍郎吕坤痛陈“天下安危”，他说：“自万历十年以来，无岁不灾，催科如故。臣久为外吏，见陛下赤子冻骨不兼衣，饥肠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藁未完，流移日众，弃地猥多，留者输出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门万里，孰能仰诉！”他诉说最近几年以来，“寿宫之费几百万，织造之费几百万，宁夏之变几百万，黄河之溃几百万，今大工采本费又各几百万矣。”由此可知“今国家之财耗竭”。他大声疾呼：“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势未动；天下之人乱心已萌，而乱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乱机，使之动；助乱人，使之倡也。”[6]

吕坤的这番话，是对万历十年以来，至二十五年之间计15年形势恶化的极为生动的写照。

努尔哈赤起兵，恰好是在吕坤指出明朝形势开始变坏的第二年即万历十一年（1583年）。尽管当时尚未引起明朝方面的注意，实际上已开始了明清兴亡的历史进程。这就是说，明亡始自万历十年以后，而清之肇兴，明确的时间，亦在万历十一年。清与明，一兴一亡，同步进行。

努尔哈赤以起兵复仇为契机，迅速演变为对建州女真的统一。从整个明清兴亡的历史过程来看，努尔哈赤起兵伊始，就是他叛明反明的开始，换言之，没有起兵这一事件，就不可能有后来同明朝的彻底决裂。当然，直到建国前，努尔哈赤并没有公开反明，相反，他还同明朝保持着朝贡的隶属关系。但是，随着他先统一建州，次及海西，逐步扩张其势力，扩大其统一，却已引起明朝的有识之士的警觉，连连同朝廷发出警报。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礼部侍郎杨道宾上《海建二酋逾期违贡疏》，指出：“努儿哈赤与弟速儿哈赤，皆多智习兵，信赏必罚，兼并族类，妄自尊大……此其志不小而忧方大耳。臣阅金辽二史，辽人尝言：女直（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今奴酋精兵业已三万有奇，况其老弱，更多有之。”他在另一疏中再次提醒朝廷：努尔哈赤“蹂躏属国，勾连野人，迁徙诸朝，逆已形矣，恶已著矣，而督镇诸臣犹然以为未形未著，岂以为必抗旌犯顺，鸣钟向洛，乃称显逆显恶哉！”努尔哈赤与其他部落都不同，他的目的是“意在自外”，脱离明朝，建立独立的政权[7]。

一、努尔哈赤是率先亡明的第一人

明朝亡国，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约自明“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1]，经穆宗，“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2]，至“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3]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4]神宗在位48年，是明16帝中在位最久的一个皇帝。所谓神宗亡国，又从何时开始？“论者”并未进一步确指，但也不是始于末年，因为其末年时，亡国之象已备，成“不可复振”之势，故其亡之始，必推之前朝。考之史实，明万历十年（1582年），首辅张居正去世，神宗亲政，一反张居正所行新法，前朝弊端复萌，政局急转直下。这个贪财好利，集腐败于一身的酒色之徒，沉醉于花天酒地之中，根本不理朝政。他的种种恶行，尽载于史册[5]，已为人们所知，自不待赘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刑部右侍郎吕坤痛陈“天下安危”，他说：“自万历十年以来，无岁不灾，催科如故。臣久为外吏，见陛下赤子冻骨不兼衣，饥肠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藁未完，流移日众，弃地猥多，留者输出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门万里，孰能仰诉！”他诉说最近几年以来，“寿宫之费几百万，织造之费几百万，宁夏之变几百万，黄河之溃几百万，今大工采本费又各几百万矣。”由此可知“今国家之财耗竭”。他大声疾呼：“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势未动；天下之人乱心已萌，而乱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乱机，使之动；助乱人，使之倡也。”[6]

吕坤的这番话，是对万历十年以来，至二十五年之间计15年形势恶化的极为生动的写照。

努尔哈赤起兵，恰好是在吕坤指出明朝形势开始变坏的第二年即万历十一年（1583年）。尽管当时尚未引起明朝方面的注意，实际上已开始了明清兴亡的历史进程。这就是说，明亡始自万历十年以后，而清之肇兴，明确的时间，亦在万历十一年。清与明，一兴一亡，同步进行。

努尔哈赤以起兵复仇为契机，迅速演变为对建州女真的统一。从整个明清兴亡的历史过程来看，努尔哈赤起兵伊始，就是他叛明反明的开始，换言之，没有起兵这一事件，就不可能有后来同明朝的彻底决裂。当然，直到建国前，努尔哈赤并没有公开反明，相反，他还同明朝保持着朝贡的隶属关系。但是，随着他先统一建州，次及海西，逐步扩张其势力，扩大其统一，却已引起明朝的有识之士的警觉，连连同朝廷发出警报。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礼部侍郎杨道宾上《海建二酋逾期违贡疏》，指出：“努儿哈赤与弟速儿哈赤，皆多智习兵，信赏必罚，兼并族类，妄自尊大……此其志不小而忧方大耳。臣阅金辽二史，辽人尝言：女直（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今奴酋精兵业已三万有奇，况其老弱，更多有之。”他在另一疏中再次提醒朝廷：努尔哈赤“蹂躏属国，勾连野人，迁徙诸朝，逆已形矣，恶已著矣，而督镇诸臣犹然以为未形未著，岂以为必抗旌犯顺，鸣钟向洛，乃称显逆显恶哉！”努尔哈赤与其他部落都不同，他的目的是“意在自外”，脱离明朝，建立独立的政权[7]。

明朝对东北女真人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早在明成祖时，已将女真分为三大部（建州、海西、野人），析卫所地站为262个，“而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者，正谓中国之于夷狄，必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群而存之，未有纵其蚕食，任其渔猎，以善其成而付之无可奈何者也。”是时，部份边臣和朝臣主张：“夷狄自相攻击，见谓中国之利，可收渔人之功。”但这种主张不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而且也很危险。因为“国家本藉女直以制北虏，而今已与北虏交通；本设海西以抗建州，而今已被建州吞并”[8]，如任其兼并，实力“坐大”，将来势必“徐图内犯”，将把明朝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9]。

在明、清易位的几十年间(1616—1644)，朝鲜王国(1392—1910)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所谓“属国安则大明亦安，属国危则大明亦危”。【黄景源:《江汉集》卷27《明陪臣传一》卷2，汉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225册，1999年版，第28页.】明与朝鲜真可谓唇齿相依。明朝灭亡之前，清朝两次出兵朝鲜，把明朝这个最为重要的藩国变成清朝的藩属，从而翦除明朝羽翼。张存武先生指出，从1592年到1636年，清朝与朝鲜是从无关系到非正式的关系，到兄弟联盟，到封贡关系，而这种关系转变的手段则只能斥诸战争。【参见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版，第2页.】但在清朝征服过程中，朝鲜始终不改对明朝的忠心。即便臣服清朝后，朝鲜还是想方设法与明朝潜通往来。明朝灭亡后，朝鲜又企图与南明及台湾郑氏政权相通。而支配朝鲜行动背后的即是春秋义理思想。对于明、清交替时的中朝关系，刘家驹、张存武等先生已做过细致深入的阐述。【参见刘家驹:《清朝初期的中韩关系》，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张存武:《清代中韩关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笔者无意重复前人的研究，只想通过朝鲜应对后金与清朝的过程，来揭示朝鲜所持的春秋义理观，并借此探讨朝鲜与清朝关系演变的历程及其特点，为我们全面认识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特点尤其是朝鲜对清朝的文化心态提供一些帮助。

一、萨尔浒战前朝鲜与建州女真之往来

后金兴起于建州。按照吴晗的话说，建州介于三大势力之间，西有明朝，北有蒙古，南有朝

鲜。建州女真在势力强盛时，乘虚入寇，或助明朝攻蒙古;或乘明朝无暇顾及时，抄掠明朝边境;或南下向朝鲜攻击。势衰时便卑辞求内服，同时受三方官职，乞求赏赐粮食。【参见吴晗:《关于东北史上一位怪杰的新史料》，《燕京学报》(1935年6月)第17期.后更名《朝鲜李朝实录中的李满住》，《读史札记》，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47页;又见《吴晗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4页.】朝鲜与清朝宗藩关系发展的艰难，与朝鲜长期同清人祖先女真交往密切相关。因为朝鲜在长期与女真的往来中，一直将女真看作是“夷”、“胡”，文化上始终认为朝鲜较女真高出一等。而在双方交往中，亦存在过某种程度上的上下尊卑不平等关系，这些都是阻碍双边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原因。

日本学者河内良弘对明代女真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参见[日]河内良弘:《明代女真史の研究》，京都同明舍1992年版.】他把女真与朝鲜的关系视作藩属同宗主国的关系，女真诸部以事奉上国的姿态事奉朝鲜，而朝鲜又以待藩邦的态度对待女真诸部。他认为朝鲜与女真的关系是在大的中华体系之下，【中华世界体系，费正清称之为"中华世界秩序"(TheChineseWorldOrder)，参见JohnKingFairbank，ed.TheChineseWorldOrder，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8.认为中华世界体系中心是中国，而周边分为:华化地区(SinicZone)，以朝鲜、越南、琉球、某些时期的日本为代表;内陆亚细亚区域(InnerAsianZone)，即游牧民族活动之中国长城以北、中亚草原地区;外部地区(OuterZone)，乃历史上的外夷，具体就是东南亚、西亚和欧洲.日本学者藤间生大提出东亚中华世界发端于秦、汉，形成于唐、宋，见《东アジアの世界形成》(东京:春秋社，1977年).高明士则将其称为"天下秩序"，指出德、礼、政、刑是维系此秩序的四大要素，见《从天下秩序看古代的中韩关系》，《中韩关系史论文集》(台北，韩国研究学会，1983年)，第1-166页.】形成以朝鲜为中心的小天朝体系。笔者并不赞同女真与朝鲜存在着藩属同宗主的关系，因为女真各部卫、所都是明朝设立，并非朝鲜设立的，而且女真诸卫所隶属明朝版土，并非朝鲜的领地，故而不能说具有宗藩关系，但在明代双方的交往中，朝鲜处于主动和支配地位，女真处于被动和被支配地位。这样在朝鲜的心目中，女真是夷人、胡人，是未开化的民族，这种观念根深蒂固。

朝鲜初年，朝鲜半岛北部(今咸境道、平安道一带)并非朝鲜人居住，而是女真人的活动地域。辽、金、元三朝400年间，中朝北部边界基本稳定在朝鲜江原道的永兴地区。元朝时朝鲜北部由铁岭卫管辖，明朝永乐以后，铁岭卫北撤，这片土地遂由朝鲜掌管。【对于明代中朝边界的形成，可参见王冬芳:《关于明代中朝边境形成的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但当时这一带的居民以女真人为主，女真部族构成了朝鲜北部藩篱。朝鲜世宗国王时期(1419—1450)，朝鲜先后在北部设立了四郡六镇，【四郡乃懋昌、闾延、虞芮、慈城，六镇乃庆兴、庆源、稳城、钟城、会宁和富宁.对其研究可参见李仁荣:《韩国满洲关系史研究》(汉城，乙酉文化社，1954年)，书中对四郡的设废过程进行了详细研究，对朝鲜与女真关系更进行了专门研究.】以加强控制，并从南方强制迁徙朝鲜人在北部地区定居，逐步实施对北部地区的有效控制。当时迁徙来的朝鲜人，因为不适应北方的气候，疾疫流行，以致“新徙之民，不安其心，思归故土，或臻亡命”。【《李朝世宗实录》卷40，世宗十年五月丁巳，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6年.】为了确保北部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就得处理好与女真诸部的关系。为求控制女真，朝鲜采取羁縻与武力征伐两种措施，以确保对这一地区的有效控制。朝鲜对女真的羁縻策略，首先是施恩笼络，授酋长以侍卫、将军等职位，同时，若遇上女真天灾，亦予以救济。朝鲜太宗时(1401—1418)开始对女真施恩。当时建州卫酋长猛哥帖木儿求见，即以其“居吾境，为吾藩篱，宜待之厚”，【《李朝世宗实录》卷45，世宗十一年九月丁卯.】遂厚待之。世宗时期(1419—1450)对女真诸卫酋长多授予侍卫一类头衔。《李朝世宗实录》载:“中朝于夷狄，不惜除都督以下之职者，非欲侍卫也，欲羁縻也。又国初万户宣略将军之职，不惜遥授，亦欲羁縻也。”【《李朝世宗实录》卷10，世宗二年十一月己巳.】于是对当时建州卫童仓、凡察等人子弟授予官职，并令在朝鲜娶妻，使其安心侍卫，“使之迭相往来觐亲，则彼自有永久安堵之心”。【《李朝太宗实录》卷19，太宗十年三月乙亥.】世宗年间，建州左、中、右三卫发生罕见旱灾，谷食皆枯，朝鲜遂给粮，人给米二升、盐一升救荒，令女真各部感激不尽。此皆是笼络措施。

一、互惠模式的朝贡贸易

互惠是朝贡贸易得以长期维系和繁荣发展的基础。在明朝与帖木儿王朝的双边关系中，明朝皇帝深深感受到“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彼既慕义来归，则赍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怀柔之意。”［11］可知，明朝想通过这种“厚往薄来”“重义轻利”的贸易来实现对帖木儿王朝的“怀柔”和“羁縻”，进而塑造一种“远方万国无不臣服”的盛世景象。实际上，朝贡贸易对明帖双方都是有利的，一方面，明朝通过丰厚的回赐，使得帖木儿王朝获利颇丰，进而得到了其尊重，如沙哈鲁对明朝“恭敬的态度”正说明了明朝确实在双边关系中树立了自己的威望;此外，明朝通过朝贡贸易获得了不少稀缺资源，如大批西域良马通过朝贡贸易输入中原，缓解了明朝战马紧缺的问题，为抵御北方蒙古势力的不断侵袭提供了保障。同时，一些异国风味的奢侈品输入宫廷，也进一步满足了皇室显贵的奢侈享受的欲望。而另一方面，帖木儿王朝从朝贡贸易中可谓“获利百倍”，他们向明朝进贡物品的同时，获得了远比所贡物品实际价值更大的回赐品，包括钞、彩币、绢布、茶叶、铁器等中原产物，既满足了他们日常生活所需，又成为他们不畏艰难险阻前来朝贡的动力。同时，正是由于中原地区大量的物品流入撒马尔罕，也为帖木儿不断地征服四域提供了物质保障。正因为此，在明代中国则出现了“贡使络绎乎道，驼马迭贡于廷”［12］的繁盛陆上丝绸之路。

二、再分配模式的朝贡贸易

对于明朝与帖木儿王朝的朝贡贸易而言，帖木儿王朝在政治上是以“明朝”为其想象中的中心，他通过朝贡的方式把自己国内的土特产品进贡到明朝，然后明朝再根据进贡的具体情况赏赐，其赏赐物品中既有中原地区的特产，如茶叶、丝绸、瓷器等，也有从别的国家进贡过来的各种生活用品等。显然，明朝在不知不觉中就充当了物品“中转站”的角色，使得整个朝贡圈中的物品得到了流通，解决了某些物品在一定国家的稀缺情况，如明朝战马的紧缺、西域各国茶叶、丝绸、铁器的紧缺等等。李金明进一步明确指出:“朝贡贸易中的附进物贸易本身就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的长途贩运贸易，它具有不等价交换、贱买贵卖的特点，朝贡国既可把海外奇珍当作奢侈品运到中国来，又把中国的一般商品运回本国而转化为奢侈品。［13］可见，在朝贡贸易过程中，双方都获得了高额利润，而这种收益正是朝贡贸易得以长期维系和持续发展的根源所在。此外，朝贡贸易不仅丰富了朝贡圈中大多数国家的物质文化生活，而且在整个亚洲地区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经济作用。

三、市场交换下的朝贡贸易

帖木儿王朝的朝贡使团从嘉峪关入关后，由甘肃镇的主管官员按照朝廷的规定将其分为“起送”和“存留”两类。“起送”指的是从使团当中选取一小部分经过河西走廊前往北京觐见皇帝的成员。非起送者，便是存留，存留使臣分别留居在甘州、肃州二城。［14］“起送”使团到达北京朝贡完毕后，明朝允许贡使可以将带来的物品在京师会同馆开市三天或五天进行自由贸易。同时，明朝规定“凡远夷之人，或有长行头匹，及诸般物货，不系贡献之数，附带到京，愿入官者，照依官例具奏，关给钞锭，酬其价值”。［15］在交易时，各种行铺和官吏都可以来会同馆公平交易，如果有拖欠贡使金钱而延误贡使归期者，也会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存留使臣也会在甘州、肃州两地的市场上把所携带物品销售出去。葡萄牙旅行家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中说道:陕西行省西境的两个城市甘州和肃州如同广州省南端的澳门一样，“全国各地成千的商旅，从那里到来”，“使团大多在上述两个城市驻留进行商品交易”。［16］实际上，甘州、肃州等地由于受到朝贡贸易的影响，商业十分繁荣，出现了从事各种商品销售的专门店铺。由此可知，在明朝与帖木儿王朝的朝贡贸易中，的确存在着以明朝国内市场为基础的比较发达的价格形成体系，正是这种经济上的动因促使帖木儿王朝比较积极地参与到具有市场交换性质的朝贡贸易中，进一步促进了明代朝贡贸易的鼎盛和地域经济的繁荣。总体而言，互惠、再分配和市场交换三种模式的社会交换理论原理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相互协调，共生于朝贡贸易的整个过程。事实上，在明朝与帖木儿王朝的朝贡贸易中，这三种模式的交换形式都是真实存在的，并且与政治、外交、礼仪等因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毋庸置疑，朝贡贸易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商业贸易，在古代中国周边各族与内地中原的交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仅满足了周边游各族游牧经济自身的内在需求，而且中原王朝也通过朝贡在内的各种民族贸易的形式，从周边地区输入了大量的畜产品和其他土特产品。这既有力地促进了周边地区和中原王朝之间资源的优化配置，丰富了内地人民的物质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社会经济的交流乃至互补。当然，朝贡贸易也存有一定的局限性，即仅仅是周边民族中上层统治者与他们有密切联系的少数富商大贾的一种经济特权，真正受益的也是他们，很难惠及平民。特别注意的是，朝贡贸易是以周边各族政权与中原统一王朝的进贡与赏赐的为主要贸易形式，而对于沿途经过地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过境性贸易活动的性质，虽然朝贡贸易也对沿途地区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但其对沿途地区社会经济的带动也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朝贡使团在返回途中的贸易活动，是相当活跃的，不仅规模大，而且有一定中原王朝命令禁止的商品也在购买之中，这实际上有一定的走私贸易的性质。但毋庸置疑，朝贡贸易正是依赖这种经济上的互惠而得以长期维系和繁荣发展，这对我们当今重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