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范文10篇

【正文】

关于是否是一名民粹主义者，或是否具有民粹主义思想的问题，近年来引发了一些学者的争论。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Meisner）。1982年，他在《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一书中称：“民粹主义的影响成为毛主义解释马克思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此后，国内亦有知名学者认为具有明显的民粹主义色彩。例如，李泽厚在他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1987年，东方出版社）中认为，“民粹主义的理想和革命战争时代军事共产主义的成功”是“”错误的根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斗私批修’的道德主义，‘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民粹主义，构成了毛的晚年思想的一些基本特征。”朱学勤在其撰写的《和他的民粹主义倾向》（《书林》1988年第9期）、《民粹主义与“”》（《思想研究》1989年第3期）等文章中，认为，近现代中国思潮有两种倾向，“以康有为、严复、孙中山、胡适、陈独秀为突出代表的西化思潮与以洪秀全、章太炎、鲁迅、章士钊、、梁漱溟、等人为突出代表的民粹主义思潮”，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民粹主义等固有观念，是来不及清算也不必清算的。它只是被悄悄地嫁接了过来。”

那么，究竟是不是民粹主义者，或者说，他究竟是否曾经具有过民粹主义色彩呢？特别在他晚年，有没有显示出民粹主义的色彩呢？如果没有，又是什么东西促使有些人相信与民粹主义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呢？要理清这些问题，首先必须说明民粹主义的本质，以与的思想相观照。

一、民粹主义的实质及问题的提出

20世纪初，列宁在与以米海洛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民粹派进行思想论战中指出，所谓民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观点体系：

（1）否认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西欧病”，竭力反对俄国走资本主义道路。

【内容提要】某些西方学者在思想的研究中，认为思想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民粹主义因素，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伪装的民粹主义。本文概括出这种观点得以提出的四个主要依据，即所谓关于历史发展的主观唯心论、所谓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与农民自发意识的推崇、关于革命道路上对农民革命的偏爱和所谓对落后优越性的浪漫主义赞赏，并逐一对它们进行分析，从中得出结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义因素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正文】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维系我们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是我国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思想保证。同时，思想作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日益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但是由于观点和方法的偏差，有些学者对思想有种种曲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曲解就是认为思想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民粹主义因素，并有断言，正是这种民粹主义因素在某些方面左右着中国革命的进程。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在其论著《的中国及其发展》中说：“民粹观念的冲动曾是革命时代的主义的特点。”（［美］莫里斯·梅斯纳：《的中国及其发展》第167页）同时他又认为，在革命胜利后，民粹主义还存在于思想中并影响社会的进程。因此他断言：“不仅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伪装下民粹主义者而且民粹主义思想和要求还深刻地影响了他修改和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同上书，第51页）有些日本学者也认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俄国民粹主义者”，象“群众路线这个后来由定型化的革命观和人生观念，可以从俄国民粹主义中找到它的背景”，“在思想背景下有俄国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作为他终生不变的思想上的潜流在持续不断地流动着。”（《日本学者视野中的》第26-30页）这个观点涉及一个根本的原则问题，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扭曲或变形、甚至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相悖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民粹主义是十九世纪后期出现在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其一系列观点的形成和演变始终反映出小生产者的目光短浅、互相隔绝，对自己单独经营的田园生活方式的依恋心理，它充其量是一种狭隘的、落后的社会主义思潮，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在哲学上，民粹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地把适合“人类天性”的社会理想等主观意识看作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认为历史只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在历史主体问题上，民粹主义断言英雄创造历史，而视群众为“群氓”；在历史进程问题上，民粹主义否认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历史作用，主张在小生产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革命力量问题上，民粹主义否认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而断言农民是“本能的社会主义者”和“天然的革命者”，只要唤起农民、发展农民“村社”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但是，民粹主义并不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正如列宁所说的，它只是从小资产阶级立场上代表农民的利益。对民粹主义的这些思想，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批判，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扫除了障碍。认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义因素的根据之一，是所谓思想关于历史发展的主观唯心主义因素。梅斯纳说，“强调觉悟在创造历史和革命方面的作用，这反映出主义长期存在的唯意志论和民粹主义倾向”。（［美］莫里斯·梅斯纳：《的中国及其发展》第55页）他说：“主义者认为‘主观能够创造客观是首要的信念’”，（同上书，第337页）“对来说，决定历史进程的根本因素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且革命的最重要因素是人们的思想和他们从事革命的意愿。”（同上书，第55页）我们先来看看，思想究竟有没有把精神性的意识、意志和觉悟看作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曾清楚指出，“感觉和思想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哲学批注集》第145页）“世界是物质的，不是精神的。物质决定精神，不是精神决定物质。”（同上书，第296页）“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选集》第1卷第384页）“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同上书，第302页）当然，思想并不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在坚持物质因素的首要作用的前提下，思想的确具有重视精神、意识、觉悟作用的特点。例如1936年在总结战争的经验教训时就说过：“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他又说过，“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同上书，第182页）还从哲学理论的角度指出：“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同上书，第326页）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思想关于物质的作用和精神的作用并不是等量齐观的。思想将物质的作用看作本原性的、第一性的作用，而精神的作用、甚至决定作用是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就一定意义上讲的。如果坚持了物质决定作用就不能肯定精神的巨大作用，那就贬低了人的主体价值和作用，最终必然陷入宿命论。假如强调精神、意识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就是民粹主义因素的话，那么恩格斯的“赢得战争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232页；第16卷第211页）的论述也是民粹主义的了。毋庸讳言，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的某些阶段，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确犯过某种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的错误，但是我们认为，这些错误并不是民粹主义潜流的显现，而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在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挫折和偏差，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社会原因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挖掘。然而从根本上说，思想关于历史发展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展开。认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义因素的依据之二是所谓它对职业专长的敌视，对知识分子和专家的极不信任态度和对群众特别是农民自发意识的推崇。（［美］莫里斯·梅斯纳：《的中国及其发展》第48页）梅斯纳说十分欣赏农民天生的“智慧”而很不信任城市知识分子所带来的知识。（同上书，第192页）永野英身把与巴枯宁作类比，断定是个民粹主义者而不是马列主义者。他说，说的“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与巴枯宁的“农民是不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是一致的，甚至他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与巴枯宁说的“只有人民自发的行动，才能创造人民的自由”是相似的，（《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思想》第30页）的群众路线是典型的民粹主义路线。我们认为，这些观点中存在着很多误解。长期以来，我们党对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是极为重视的。早在抗战时期就指出：“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选集》第2卷第618页）“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同上书，第620页）因此，提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加强革命知识分子队伍的建设。之后还指出：“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选集》第5卷第227页）“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同上书，第462页）“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同上书，第472页）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就是群众史观。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选集》第3卷第103页）并确立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与巴枯宁推崇人民自发意识的思想相反，在肯定人民历史创造作用的同时，思想也强调教育群众的重要性，克服群众行动的自发性，增强其自觉性。说，“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为解放自己而斗争”。（《选集》第4卷第1322页）事实上，思想与民粹主义的本质区别在这里特别突出。民粹主义否认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它认为创造历史的是“个别杰出人物即‘英雄’；群众、‘群氓’、人民、阶级是盲目地跟着英雄走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2-13页）而思想坚持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认为，“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选集》第4卷第1260页）对于谁是革命的基本骨干力量，西方一些学者认为特别推崇农民阶级而完全不重视城市工人阶级，从而把思想与民粹主义扯上关系。然而实际上，及其战友始终把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基本骨干力量，革命的领导者和生力军。说：“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选集》第1卷第298页）“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选集》第4卷第1479页）虽然中国无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然而他们终究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同时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选集》第2卷第645页）而作为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的贫农和中农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革命动力的重要部分。“贫农和中农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同上书，643-644页）这与列宁的工农联盟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列宁曾深刻指出：无产阶级要弄真正成为“全体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先锋队，在推翻剥削者的斗争中作为他们的领袖来出现和行动”，就必须“把农村群众团结在城市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周围”。（《列宁全集》第31卷第132页）而且，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即使如此，思想也并不回避农民的弱点和缺点。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选集》第4卷第1477页）才能走向社会主义。显然这是与民粹主义的农民是本能的社会主义者和天然的革命者观点大相径庭的。认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义因素的依据之三是所谓思想对农民革命道路的偏爱。梅斯纳认为，领导农民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思想的民粹主义观念，它与俄国民粹主义的“到民间去”，通过发展农民“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观点是一致的。的确，马克思等对农民“革命”的局限性曾进行过科学而深刻的分析，但他们是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进行分析的。由于中国革命在对象、性质、内容上有着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特点，因而照搬马克思等的结论显然是愚蠢的，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正是在对中国革命发展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乃是农民革命”的。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而广大农民正是封建地主阶级剥削的直接对象，因此中国农民革命必定是对封建制度的致命打击。诚然一般来说，农民革命本身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方式，但是，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因其自身的软弱性而不能完成本应由它来进行的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而农民革命在得到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无产阶级的领导的特殊情况下，农民革命完全可能成为一种解放生产力、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进步的民主革命。并且，中国农民革命由于所处的时代及革命的内容，它也完全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并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民粹主义则相反，它是在俄国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企图用农民落后的生产方式来抗拒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所以它所倡导的“农民革命”不仅不是革命的而且是保守的，因为这种“革命”是在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可见，思想关于农民革命的理论与民粹主义的“到民间去”、通过农民“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思想的这个理论正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大贡献。关于革命的具体道路，马克思、列宁曾认为革命一般是通过城市武装起义然后以城市为中心推及农村的道路进行的。而中国革命则是从农村入手，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到底是不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的理论呢？是不是民粹主义“到民间去”，用农民“村社”抵抗城市资本主义观念的表现呢？列宁指出：马克思是严格根据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切前提确定无产阶级策略的基本任务的。只有客观地考虑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因而也考虑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成为先进阶级制定正确策略的依据。思想关于革命具体道路的理论正是依照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在对中国国情科学分析和对革命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基础上提出的。指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不仅指出了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必要性，而且还分析了这条革命道路在中国的可能性。他说，第一，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使一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选集》第1卷第49页）。第二，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就能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就能获得战胜一切敌人的人力物力等各种力量，从而形成强大的革命战争态势。第三，中国是一个富有农民革命战争传统的国家，历来农民战争都是首先在农村开始和发展，最后夺取城市，这就为民主革命提供很好的经验。第四，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从而可以使农民具有崭新的内容即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同时，中国共产党选择这条道路决不是以农民革命对抗城市经济的发展，相反，它正是为了驱逐外敌压制，清除封建桎梏，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开辟道路。例如解放战争时期就再三强调保护好城市民族工商业的重要性，他指出，在城市或乡镇破坏工商业“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事件的回顾》上卷第7页）可见，这与民粹主义的以农民“村社”抵抗城市近代经济的发展是根本不同的。认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义因素的依据之四是所谓它对落后的优越性的浪漫主义赞美。在1958年4月曾说过：“除了个别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梅斯纳认为，“从‘一穷二白’这一论点中的含义看，它是一个与19世纪俄国民粹主义思想中心论点有惊人相似的概念，即设想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不会有那种已经扼杀了西方先进国家革命精神的历史‘过分成熟’和道德堕落之弊病，因而比其他国家更有革命的潜力。正如俄国民粹主义声称的，工业化前的俄国比工业化的西方国家更接近社会主义，因为它们比较缺乏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同样宣称中国革命有一穷二白的特殊优点并看到工业化前的中国正在开辟通往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之路。”（［美］莫里斯·梅斯纳：《的中国及其发展》第238页）的确谈到过“一穷二白”的特点，即穷则思变，激励人民革命，但是这与民粹主义沉湎于落后的优越性情感有原则的区别。并不认为贫穷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更近，相反他认为，工业化是建成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他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建国后，提出，我们“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著作选读》下卷第849页）“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我们国家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根本上建成了。”（《选集》第5卷第462页）一贯认为革命就是为了改变贫穷落后。他说“一穷二白”的优点是穷则思变，努力朝着富裕方向前进，他绝对不是在提倡穷则安逸，这里体现的是对贫穷的辩证理解，它与穷则没有希望的悲观思想是相对立的。从事实看。建国以后，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致力于经济建设，努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虽然其中也有曲折和挫折，但是其思想一直未变，几十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的理论结晶，而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伪装下的民粹主义。诚然，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的实践中曾犯有一定的错误，走过曲折的道路，但这只能说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工程。西方有些学者喜欢用或其他人在某种特定场合、针对某个特定问题的某些话来猜测他们思想中具有什么“潜流”，并把中国革命与这种“潜流”主观地挂起钩来，而不研究他们一贯的基本的思想特征。这种做法——如果不从学者们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性和片面性讲——也许很新奇，但并不全面；也许很独特，但并不客观。科学的研究必须以严肃的态度面对对象，而“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选集》第1卷第312页）

民粹主义在俄国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思想流派，这股社会思潮一经滋生，与俄国特定的社会条件结合，便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社会影响。在俄国的旧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产生之后，甚至在布尔什维克主导的岁月里，尽管作为思潮传统载体的民粹派逐步消亡，但就其思想趋向而言仍或多或少地隐藏在人们的意识深处，继续对俄国历史的发展施加特有的影响。俄国蜿蜒曲折的革命历程提出哪些问题，革命者又是如何解答的，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民粹主义向布尔什维主义（即列宁主义）的历史性跨越，提供一种思考的维度。

一、早期民粹主义的革命实践

十九世纪中叶的俄国仍旧是由沙皇专制统治为核心的封建社会，但在西欧资本主义的

冲击之下，封闭的小生产型农业经济似乎已走到尽头。1861年，沙皇政府宣布废除农奴制度，此举标志着俄国正式步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路途。俄国资本主义是沙皇政府出于维持专制制度大局而通过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主动培植的。它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在其复杂的运作机制里极权专制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并行不悖，互为条件的。由于俄国社会生产力的严重滞后，而农奴制残余势力强大，工商业资本家集团力量微薄，辅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国家专政机器，类似西欧的资产阶级自由派运动始终难成气候。

民粹主义不是舶来品，恰恰是当时知识分子对扭曲的社会制度的扭曲反应而已。在民粹主义那里，俄国的沙皇专制与资本主义的价值观通常是受到共同抵制的。早在农奴制改革前夕，民粹派的鼻祖之一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在《路易十八与查理第十时代法国党派斗争》一书中强调了“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两种概念。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民主主义”者注重的是消灭贫富分化和实现平均，而“自由主义”则只注重抽象的自由权利，而这种“抽象的权利”1）因为会被资产阶级所垄断而变得一文不值。他所谓“民主主义”的基本理念后来为民粹主义所接纳，成为一代民粹派革命斗士所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

六、七十年代的民粹派的主张趋向激进，他们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反抗沙皇专制统治。不过，民粹派眼里的社会主义，并不同于西欧的概念。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是资本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而民粹派却出于对资本主义的本能反感而热衷于“走另一条路”。民粹派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出现是一种“偶然”现象，有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与农民的“共产主义本能”就能阻止其在俄国的发展。特别让他们倾心的莫过于俄国的农村公社，村社据说是保证了俄国不致出现类似西欧的“赤贫状态和无产阶级化”，这一说法源自德国人哈克斯特豪森2），却被民粹派人士广为颂扬，视为俄国无须经由资本主义阶段而径直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凭证。于是，“到民间去”的著名口号提出来了，“人民的精粹”胸怀高昂的革命斗志，开始反对专制统治的漫漫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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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维系我们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是我国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思想保证。同时，思想作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日益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但是由于观点和方法的偏差，有些学者对思想有种种曲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曲解就是认为思想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民粹主义因素，并有断言，正是这种民粹主义因素在某些方面左右着中国革命的进程。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在其论著《的中国及其发展》中说：“民粹观念的冲动曾是革命时代的主义的特点。”（［美］莫里斯·梅斯纳：《的中国及其发展》第167页）同时他又认为，在革命胜利后，民粹主义还存在于思想中并影响社会的进程。因此他断言：“不仅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伪装下民粹主义者而且民粹主义思想和要求还深刻地影响了他修改和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同上书，第51页）有些日本学者也认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俄国民粹主义者”，象“群众路线这个后来由定型化的革命观和人生观念，可以从俄国民粹主义中找到它的背景”，“在思想背景下有俄国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作为他终生不变的思想上的潜流在持续不断地流动着。”（《日本学者视野中的》第26-30页）

这个观点涉及一个根本的原则问题，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扭曲或变形、甚至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相悖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民粹主义是十九世纪后期出现在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其一系列观点的形成和演变始终反映出小生产者的目光短浅、互相隔绝，对自己单独经营的田园生活方式的依恋心理，它充其量是一种狭隘的、落后的社会主义思潮，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在哲学上，民粹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地把适合“人类天性”的社会理想等主观意识看作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认为历史只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在历史主体问题上，民粹主义断言英雄创造历史，而视群众为“群氓”；在历史进程问题上，民粹主义否认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历史作用，主张在小生产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革命力量问题上，民粹主义否认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而断言农民是“本能的社会主义者”和“天然的革命者”，只要唤起农民、发展农民“村社”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但是，民粹主义并不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正如列宁所说的，它只是从小资产阶级立场上代表农民的利益。对民粹主义的这些思想，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批判，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扫除了障碍。

认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义因素的根据之一，是所谓思想关于历史发展的主观唯心主义因素。梅斯纳说，“强调觉悟在创造历史和革命方面的作用，这反映出主义长期存在的唯意志论和民粹主义倾向”。（［美］莫里斯·梅斯纳：《的中国及其发展》第55页）他说：“主义者认为‘主观能够创造客观是首要的信念’”，（同上书，第337页）“对来说，决定历史进程的根本因素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且革命的最重要因素是人们的思想和他们从事革命的意愿。”（同上书，第55页） 

我们先来看看，思想究竟有没有把精神性的意识、意志和觉悟看作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曾清楚指出，“感觉和思想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哲学批注集》第145页）“世界是物质的，不是精神的。物质决定精神，不是精神决定物质。”（同上书，第296页）“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选集》第1卷第384页）“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同上书，第302页）

【内容提要】某些西方学者在思想的研究中，认为思想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民粹主义因素，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伪装的民粹主义。本文概括出这种观点得以提出的四个主要依据，即所谓关于历史发展的主观唯心论、所谓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与农民自发意识的推崇、关于革命道路上对农民革命的偏爱和所谓对落后优越性的浪漫主义赞赏，并逐一对它们进行分析，从中得出结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义因素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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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维系我们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是我国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思想保证。同时，思想作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日益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但是由于观点和方法的偏差，有些学者对思想有种种曲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曲解就是认为思想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民粹主义因素，并有断言，正是这种民粹主义因素在某些方面左右着中国革命的进程。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在其论著《的中国及其发展》中说：“民粹观念的冲动曾是革命时代的主义的特点。”（［美］莫里斯·梅斯纳：《的中国及其发展》第167页）同时他又认为，在革命胜利后，民粹主义还存在于思想中并影响社会的进程。因此他断言：“不仅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伪装下民粹主义者而且民粹主义思想和要求还深刻地影响了他修改和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同上书，第51页）有些日本学者也认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俄国民粹主义者”，象“群众路线这个后来由定型化的革命观和人生观念，可以从俄国民粹主义中找到它的背景”，“在思想背景下有俄国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作为他终生不变的思想上的潜流在持续不断地流动着。”（《日本学者视野中的》第26-30页）

这个观点涉及一个根本的原则问题，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扭曲或变形、甚至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相悖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民粹主义是十九世纪后期出现在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其一系列观点的形成和演变始终反映出小生产者的目光短浅、互相隔绝，对自己单独经营的田园生活方式的依恋心理，它充其量是一种狭隘的、落后的社会主义思潮，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在哲学上，民粹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地把适合“人类天性”的社会理想等主观意识看作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认为历史只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在历史主体问题上，民粹主义断言英雄创造历史，而视群众为“群氓”；在历史进程问题上，民粹主义否认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历史作用，主张在小生产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革命力量问题上，民粹主义否认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而断言农民是“本能的社会主义者”和“天然的革命者”，只要唤起农民、发展农民“村社”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但是，民粹主义并不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正如列宁所说的，它只是从小资产阶级立场上代表农民的利益。对民粹主义的这些思想，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批判，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扫除了障碍。

认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义因素的根据之一，是所谓思想关于历史发展的主观唯心主义因素。梅斯纳说，“强调觉悟在创造历史和革命方面的作用，这反映出主义长期存在的唯意志论和民粹主义倾向”。（［美］莫里斯·梅斯纳：《的中国及其发展》第55页）他说：“主义者认为‘主观能够创造客观是首要的信念’”，（同上书，第337页）“对来说，决定历史进程的根本因素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且革命的最重要因素是人们的思想和他们从事革命的意愿。”（同上书，第55页）

【内容提要】某些西方学者在思想的研究中，认为思想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民粹主义因素，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伪装的民粹主义。本文概括出这种观点得以提出的四个主要依据，即所谓关于历史发展的主观唯心论、所谓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与农民自发意识的推崇、关于革命道路上对农民革命的偏爱和所谓对落后优越性的浪漫主义赞赏，并逐一对它们进行分析，从中得出结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义因素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正文】

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维系我们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是我国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思想保证。同时，思想作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日益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但是由于观点和方法的偏差，有些学者对思想有种种曲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曲解就是认为思想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民粹主义因素，并有断言，正是这种民粹主义因素在某些方面左右着中国革命的进程。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在其论著《的中国及其发展》中说：“民粹观念的冲动曾是革命时代的主义的特点。”（［美］莫里斯·梅斯纳：《的中国及其发展》第167页）同时他又认为，在革命胜利后，民粹主义还存在于思想中并影响社会的进程。因此他断言：“不仅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伪装下民粹主义者而且民粹主义思想和要求还深刻地影响了他修改和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同上书，第51页）有些日本学者也认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俄国民粹主义者”，象“群众路线这个后来由定型化的革命观和人生观念，可以从俄国民粹主义中找到它的背景”，“在思想背景下有俄国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作为他终生不变的思想上的潜流在持续不断地流动着。”（《日本学者视野中的》第26-30页）

这个观点涉及一个根本的原则问题，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扭曲或变形、甚至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相悖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民粹主义是十九世纪后期出现在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其一系列观点的形成和演变始终反映出小生产者的目光短浅、互相隔绝，对自己单独经营的田园生活方式的依恋心理，它充其量是一种狭隘的、落后的社会主义思潮，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在哲学上，民粹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地把适合“人类天性”的社会理想等主观意识看作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认为历史只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在历史主体问题上，民粹主义断言英雄创造历史，而视群众为“群氓”；在历史进程问题上，民粹主义否认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历史作用，主张在小生产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革命力量问题上，民粹主义否认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而断言农民是“本能的社会主义者”和“天然的革命者”，只要唤起农民、发展农民“村社”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但是，民粹主义并不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正如列宁所说的，它只是从小资产阶级立场上代表农民的利益。对民粹主义的这些思想，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批判，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扫除了障碍。

认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义因素的根据之一，是所谓思想关于历史发展的主观唯心主义因素。梅斯纳说，“强调觉悟在创造历史和革命方面的作用，这反映出主义长期存在的唯意志论和民粹主义倾向”。（［美］莫里斯·梅斯纳：《的中国及其发展》第55页）他说：“主义者认为‘主观能够创造客观是首要的信念’”，（同上书，第337页）“对来说，决定历史进程的根本因素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且革命的最重要因素是人们的思想和他们从事革命的意愿。”（同上书，第55页）

【内容提要】某些西方学者在思想的研究中，认为思想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民粹主义因素，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伪装的民粹主义。本文概括出这种观点得以提出的四个主要依据，即所谓关于历史发展的主观唯心论、所谓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与农民自发意识的推崇、关于革命道路上对农民革命的偏爱和所谓对落后优越性的浪漫主义赞赏，并逐一对它们进行分析，从中得出结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义因素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正文】

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维系我们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是我国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思想保证。同时，思想作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日益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但是由于观点和方法的偏差，有些学者对思想有种种曲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曲解就是认为思想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民粹主义因素，并有断言，正是这种民粹主义因素在某些方面左右着中国革命的进程。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在其论著《的中国及其发展》中说：“民粹观念的冲动曾是革命时代的主义的特点。”（［美］莫里斯·梅斯纳：《的中国及其发展》第167页）同时他又认为，在革命胜利后，民粹主义还存在于思想中并影响社会的进程。因此他断言：“不仅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伪装下民粹主义者而且民粹主义思想和要求还深刻地影响了他修改和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同上书，第51页）有些日本学者也认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俄国民粹主义者”，象“群众路线这个后来由定型化的革命观和人生观念，可以从俄国民粹主义中找到它的背景”，“在思想背景下有俄国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作为他终生不变的思想上的潜流在持续不断地流动着。”（《日本学者视野中的》第26-30页）

这个观点涉及一个根本的原则问题，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扭曲或变形、甚至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相悖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民粹主义是十九世纪后期出现在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其一系列观点的形成和演变始终反映出小生产者的目光短浅、互相隔绝，对自己单独经营的田园生活方式的依恋心理，它充其量是一种狭隘的、落后的社会主义思潮，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在哲学上，民粹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地把适合“人类天性”的社会理想等主观意识看作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认为历史只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在历史主体问题上，民粹主义断言英雄创造历史，而视群众为“群氓”；在历史进程问题上，民粹主义否认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历史作用，主张在小生产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革命力量问题上，民粹主义否认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而断言农民是“本能的社会主义者”和“天然的革命者”，只要唤起农民、发展农民“村社”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但是，民粹主义并不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正如列宁所说的，它只是从小资产阶级立场上代表农民的利益。对民粹主义的这些思想，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批判，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扫除了障碍。

认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义因素的根据之一，是所谓思想关于历史发展的主观唯心主义因素。梅斯纳说，“强调觉悟在创造历史和革命方面的作用，这反映出主义长期存在的唯意志论和民粹主义倾向”。（［美］莫里斯·梅斯纳：《的中国及其发展》第55页）他说：“主义者认为‘主观能够创造客观是首要的信念’”，（同上书，第337页）“对来说，决定历史进程的根本因素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且革命的最重要因素是人们的思想和他们从事革命的意愿。”（同上书，第55页）

【正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前院长胡绳撰文说，在如何认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上，曾染上民粹主义色彩，其典型说法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注：胡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作为长期在身边，参加过著作整理的资深社会科学家，胡绳的观点颇具权威性。然而以往也有学者引证的许多话，不同意说有民粹主义思想。看来在这个问题上，作一点深入的探讨是必要的。

一

胡绳说，认为中国可以从农业国跳过资本主义（跳过工业化）直接到达社会主义的看法，一般被称作“民粹主义”。而那些不同意说有民粹主义思想的论者则引证1944年致秦邦宪的信，信中说：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建立近代工业社会。“新民主主义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注：《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8～239页。）在信中的话，证明他非常重视国家的工业化问题，并不认为“跳过工业化”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他且知道“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的确，重视工业化的言论还有许多。在实践上，新中国成立后，很快就开始了国家工业化建设，也是人所共知的。

那些不同意说有民粹主义思想的论者继而又引证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说的话：“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注：《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

的确，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关于中国需要发展资本主义的言论还有许多。这与“跳过资本主义”的民粹主义主张是不同的。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当代史稍有了解的人会发现，在取得全国胜利后不久，便放弃了新民主主义。1951年，即批评刘少奇等人按《共同纲领》保护私有的主张，质问为什么不能动摇私有？为什么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什么？（注：参见《中国农业合作化史资料》1990年第6期。）在全国快速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1958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总结说：我主张不断革命论，你们不要以为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革命就要趁热打铁，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提出，中间不要冷场。托洛茨基主张民主革命未完成就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不是这样，如1949年解放，接着搞，刚结束，就搞互助组，接着又搞初级社，然后搞高级社，七年来就合作化了，生产关系改变了。像波兰、南斯拉夫建立民主主义秩序，搞七、八年出了富农。可以不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事实证明，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巩固了政权之后，是主张“不断革命论”的，主张越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

作为一个有着长期半殖民地经历的小农国家，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严重滞后，长期处于国际社会的边缘地位。外国势力的长期压迫、现代化进程的挫折情绪、抗拒全球化的封闭心态和某些势力的鼓惑与煽动，培育了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肥沃土壤。全球化时代下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在当代中国的长期存在和恶劣影响，最终可能严重威胁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一、从被压迫民族的排外情绪到极端民族主义

中国长期以来自认为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上国人夜郎自大，自以为“华夏”乃世界之中心，汉民族甚至将周边的其他民族蔑称为“蛮”和“夷”。沿袭这一观念，当西方国家的商人和传教士到中国来时，国人也自然而然地以“夷”称之。中国的历代王朝都不遗余力地强调“中华中心论”，常常按照不平等的等级观念居高临下地对待其他国家，朝贡制度即为一例。从此种意义上说，当代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文化上部分地源于古代儒家等级文化。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优越论”严重束缚了国人的眼光和思维，正如费正清所指出的：“根本缺点是思想和体制方面的，也就是说对外国的现实一贯无知，并且存心不去考虑现实。[1]”夜郎自大和盲目排拒其他文化不可能导致国家强盛，何况人类历史上也没有哪个国家是永远的强国。

近代中国从虎门销烟起，历经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抗日战争等战争和旅顺、南京等大屠杀，早已失去了往昔的东亚之尊。近代中国的历史乃是一部民族的屈辱史和抗争史。现代化进程的挫折感，长达百年的民族失落感，是奉行基督教救赎理想主义的西方人所不能感同身受的；而“满耳是大众的嗟伤，一年年国土的沦丧”，这种“四万万同胞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怨恨之情，深深地内化为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半殖民地废墟上的，这个废墟的制造者之一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清代中叶以前，国人眼中的日本不过是个学着中国走路的东夷小国。到了近代，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制造了当代中国的分裂割据局面。中共领导的革命很自然地把反帝反封建当作政治旗帜。但是，为了得到苏联的扶助，这场革命对继承了沙皇俄国对外策略的苏联却另眼相看。其实，沙皇俄国是侵占中国土地最多的国家，苏联对现代中国内战的干预也从未间断。在苏联的策划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就卷入了朝鲜战争，其结局是不胜不败。朝鲜战争没有使中国变得独立，相反却加重了中国对苏联的依赖。30年以后再度打开国门，才发现中国的落后程度有多大。这是20世纪后半叶国人经历的又一种挫折。

随着“”和“事件”之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的破产，“”结束了，国人重新认识到过去30年中他们信奉的政治经济制度其实近乎于破产。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自由主义思潮在改革开放后填补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留下的一些真空，自由主义成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政治信仰。但自由主义思潮在20世纪80、90年代之交因政治原因走向了低谷。

作为一个有着长期半殖民地经历的小农国家，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严重滞后，长期处于国际社会的边缘地位。外国势力的长期压迫、现代化进程的挫折情绪、抗拒全球化的封闭心态和某些势力的鼓惑与煽动，培育了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肥沃土壤。全球化时代下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在当代中国的长期存在和恶劣影响，最终可能严重威胁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一、从被压迫民族的排外情绪到极端民族主义

中国长期以来自认为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上国人夜郎自大，自以为“华夏”乃世界之中心，汉民族甚至将周边的其他民族蔑称为“蛮”和“夷”。沿袭这一观念，当西方国家的商人和传教士到中国来时，国人也自然而然地以“夷”称之。中国的历代王朝都不遗余力地强调“中华中心论”，常常按照不平等的等级观念居高临下地对待其他国家，朝贡制度即为一例。从此种意义上说，当代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文化上部分地源于古代儒家等级文化。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优越论”严重束缚了国人的眼光和思维，正如费正清所指出的：“根本缺点是思想和体制方面的，也就是说对外国的现实一贯无知，并且存心不去考虑现实。[1]”夜郎自大和盲目排拒其他文化不可能导致国家强盛，何况人类历史上也没有哪个国家是永远的强国。

近代中国从虎门销烟起，历经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抗日战争等战争和旅顺、南京等大屠杀，早已失去了往昔的东亚之尊。近代中国的历史乃是一部民族的屈辱史和抗争史。现代化进程的挫折感，长达百年的民族失落感，是奉行基督教救赎理想主义的西方人所不能感同身受的；而“满耳是大众的嗟伤，一年年国土的沦丧”，这种“四万万同胞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怨恨之情，深深地内化为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半殖民地废墟上的，这个废墟的制造者之一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清代中叶以前，国人眼中的日本不过是个学着中国走路的东夷小国。到了近代，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制造了当代中国的分裂割据局面。中共领导的革命很自然地把反帝反封建当作政治旗帜。但是，为了得到苏联的扶助，这场革命对继承了沙皇俄国对外策略的苏联却另眼相看。其实，沙皇俄国是侵占中国土地最多的国家，苏联对现代中国内战的干预也从未间断。在苏联的策划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就卷入了朝鲜战争，其结局是不胜不败。朝鲜战争没有使中国变得独立，相反却加重了中国对苏联的依赖。30年以后再度打开国门，才发现中国的落后程度有多大。这是20世纪后半叶国人经历的又一种挫折。

随着“”和“事件”之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的破产，“”结束了，国人重新认识到过去30年中他们信奉的政治经济制度其实近乎于破产。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自由主义思潮在改革开放后填补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留下的一些真空，自由主义成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政治信仰。但自由主义思潮在20世纪80、90年代之交因政治原因走向了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