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主义范文10篇

一孟子民本主义的基本内容

孟子民本主义的基本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方面的，二是经济方面的。在政治方面，孟子的民本主义从民众与统治者的最一般的关系上，把民众当做天下国家的根本，把天子、国君、大夫等统治者当做从属，统治者是为民众办事的。孟子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孟子·尽心下》第十四章）

先解释“民”字。“民”的含义有其历史的演变。

“民”，据郭老考证，“是眼目的象形文”，意为“横目而带刺”，“盖盲其一目以为奴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页）。也就是说，在奴隶制时代，“民”是专指奴隶的。《诗经·大雅·假乐》：“宜民宜人。”毛亨传：“宜安民，宜官人也。”朱熹注：“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庶民”即奴隶，“人”即奴隶主。西周奴隶制社会实行“世卿世禄”制，所有奴隶主都是“在位”的，即都是做官的，所以“百姓”又是“百官”，而奴隶是无姓的。从春秋中期以来，各诸侯国相继发生了由奴隶制到封

建制的转化，废除了井田制，实行了土地私有和封建地租制，出现了地主阶级、个体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在政治上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实行了“任人唯贤”，相应地以“赋禄以粟”代替分封制。因此，从春秋末年以来，若干思想家循着“在位”与“不在位”的思路，把凡无官职的人都称做“民”。到了战国时代，有百亩之田的小农以及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发展起来，数量众多。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有田二百亩的小地主。如苏秦说“且使我有雒（洛）阳城郭（洛阳城郊）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史记·苏秦列传》）这就是说，有田二百亩，就可以凭地租收入生活而不用出来游说了。而有田二百亩的小地主的地租收入，按对半租计算，和有百亩之田靠自己劳动的小农的收入大致相等。随着私有制的发展，价值规律的作用以及诸侯征伐、天灾人祸，战国中期出现了大量的小农、小商人、小手工业者破产，而威胁小农的各种因素同样威胁着有田二百亩的小地主阶级。因此，有二百亩土地，没有官职的出租地主和有百亩之田的独立小农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他们也属于“民”的范畴。孟子把小农破产问题看得十分严重，极力主张“制民恒产”，就是站在与独立小农有共同利害关系的小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也是“民”的立场上提出来的。当然，战国时代的小地主阶级与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也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因此，孟子一方面站在“民”的立场上提出民本主义的主张，另一方面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有保留地继承了奴隶主阶级的具有绝对权威的上帝——“天”、天命观和殷周奴隶制的典章制度“礼”以及“尊尊”、“亲亲”等级观念。也就是说，孟子的思想体系中有积极进步的一面，也有保守落后的一面。后者，我们在下一节“孟子民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中讨论。

孟子的民本主义接触到了社会命运是由民众决定的还是由天子、国君、公卿、大夫决定的这样一个历史观的根本问题，并且从历史的见地来看，作出了比较正确的回答。它在中国思想史的进程中，无论从政治学说上看，还是从历史观上看，都是一个重大进步，在中国历史上直到近代民主主义传入中国以前，它都是起积极作用的。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个民本主义思想体系包含着不可克服的自相矛盾。

下面我们先讨论孟子民本主义的基本内容，然后分析其历史局限性及其历史地位。

一孟子民本主义的基本内容

孟子民本主义的基本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方面的，二是经济方面的。在政治方面，孟子的民本主义从民众与统治者的最一般的关系上，把民众当做天下国家的根本，把天子、国君、大夫等统治者当做从属，统治者是为民众办事的。孟子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孟子·尽心下》第十四章）

先解释“民”字。“民”的含义有其历史的演变。

孟子的民本主义接触到了社会命运是由民众决定的还是由天子、国君、公卿、大夫决定的这样一个历史观的根本问题，并且从历史的见地来看，作出了比较正确的回答。它在中国思想史的进程中，无论从政治学说上看，还是从历史观上看，都是一个重大进步，在中国历史上直到近代民主主义传入中国以前，它都是起积极作用的。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个民本主义思想体系包含着不可克服的自相矛盾。

下面我们先讨论孟子民本主义的基本内容，然后分析其历史局限性及其历史地位。

一孟子民本主义的基本内容

孟子民本主义的基本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方面的，二是经济方面的。在政治方面，孟子的民本主义从民众与统治者的最一般的关系上，把民众当做天下国家的根本，把天子、国君、大夫等统治者当做从属，统治者是为民众办事的。孟子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孟子·尽心下》第十四章）

先解释“民”字。“民”的含义有其历史的演变。

认为以人为本只是价值观而不是世界观的观点是片面的

十七大报告中关于以人为本有一段完整的阐述：“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与已往中央公开发表的有关论述相比，这段话新增加了两点重要思想：一是首先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这意味着以人为本的实质就是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二是提出“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这意味着在以人为本的内涵中，贯彻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主体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即人民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一切社会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而这正是坚持以人为本，主张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根据所在。

由此可以认识到，以人为本的“本”，不只是一个价值判断，而首先是一个事实判断。即在科学发展观的核心问题上，集中体现了科学世界观和社会历史观，应从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的统一上理解和把握以人为本的内涵。那种认为以人为本只是价值观而不是世界观的观点是片面的。其实，任何价值观都有一定的世界观、社会历史观为前提，没有脱离世界观、社会历史观而孤立存在的价值观。再说，“本”是一个多义词：如，事物的根本、基础，社会历史的主宰、主体或主导，指导思想和行动的原则，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哲学上的本原、本质，经济学中的本位，等等。必须根据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内容来确定它的具体含义。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本”，既有世界观、历史观（即本体论）上，认定人是社会历史生存和发展的主体的意义，又有价值观上指导和评价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标准的意义。人为地把以人为本的解释限制在价值观的范围是狭隘的、片面的。中国古代民本主义、西方人本主义即人道主义，也都是既有世界观、历史观又有价值观两层含义。有些同志之所以坚持以人为本只是一种价值观，可能和他们把“以人为本”等同于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有关，担心承认以人为本具有世界观、社会历史观意义，可能导致肯定人道主义历史观。我认为，这种顾虑可以理解，但不能因噎废食。关键在于坚持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从理论上正确规定以人为本的含义，分清它同人本主义、民本主义的是非界限；批判人本主义和民本主义在世界观、社会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吸取和借鉴其在伦理价值观上的合理因素。

以人为本的“人”不能归结为个人

大多数文章认为“人”就是指人民，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为本。这种解释基本上是对的，但一些文章说理不够充分。有些人质疑说：果真如此，为什么党中央不讲以人民为本而讲以人为本呢？并引申出一些观点，如：以人为本的“人”就是指个人。宪法讲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的基本主体就是个人。以人为本就是承认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个人为本位。等等。总之，把人归结为个人，以人为本就是以个人为本。

[摘要]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治国理论的核心。邓小平站在历史唯物主义高度，批判了传统民本思想的阶级狭隘性和唯心主义成分，既继承了传统民本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又立足于社会实践，形成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民本思想，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现实超越。

[关键词]邓小平；民本思想；继承与超越

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个“实际”当包含中华民族特有的优秀传统文化。因此．邓小平民本思想既是对马列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中国治国安邦的优良传统之一的民本思想中合理因素的继承，是对民本思想的时代创新。

一、中国古代传统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治国理论的核心。“民本”两字简言之即“民为邦本”，渊源于《尚书?五子之歌》，其中说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说只有民众才是得天下的根本。民本思想萌芽于西周之际，形成于春秋时期，在战国时期达到成熟。战国之后无重大发展，直至明清之际才达到民本思想的顶峰。因此，传统民本思想无疑是影响中国治国安邦方略达两千年的政治思想。其思想内容主要体现在：第一，在君与民关系上，提出“民贵君轻”并主张“听命于民”，指出君民之间是一种依存关系，君依赖于民而存在。第二，在国与民的关系上，提出国依存于民的思想。孟子认为，国君“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民心向背决定国家兴亡，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第三，治国之要在于富民、利民。富民、利民应做到节用爱民，取民有度。可见，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主张以民为本位，主张“听命于民”，这在当时显然是先进思想。但传统民本思想未曾论及如何“听命于民”，如何让民众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得到民主权利，参与国家政治事务。因此，这种民本主义又是地地道道的无参政权的民本主义，“徒言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而政之所从出，其权利仍在人民以外”。这就构成了民本思想的内在矛盾：既要维护君主专制政治，又要突出人民的地位和作用。这种矛盾在封建专制政治制度下是无法克服的。

二、邓小平对传统民本思想合理因素的继承

一

“民本”一词出自儒家经典《古文尚书·五子之歌》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如果说“古文”《尚书》不尽可信，那么“今文”《尚书》中也有明确的民本思想。如《尚书·皋陶谟》记载舜帝与皋陶、大禹讨论政务，皋陶说：“在知人，在安民。”大禹说：“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这里的“知人”是执政者要知人善任的意思，而“安民”就是为政的宗旨。皋陶又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中国上古时期以“天”为最高的信仰对象，而“天”的意志又服从于民的意志，这就是儒家的“天民一致”思想。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舜之间的禅让：“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这就是说，尧为了使“天下（之民）得其利”，而不是为了“利一人”，所以他把帝位禅让给舜，而没有传给自己的儿子丹朱。

在《尚书·周书》中有更多的民本思想的记述。如“古文”《泰誓》篇中有：“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前一句为《左传》、《国语》所引，后一句为《孟子》所引，故这两句都是《尚书》中的原文。《洪范》篇记载周武王说“天阴骘下民”，意为上天在冥冥之中保佑安定下民。《召诰》篇总结夏、商、周更替的历史教训，说“天亦哀于四方民”，凡是“不敬厥德”的王朝，就“早坠厥命”。《多方》篇说“天惟时求民主”，意为天总是寻求能够“敬德保民”的人作民之君主。“古文”《蔡仲之命》篇有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此句亦为《左传》所引，所以也是《尚书》中的原文。“皇天无亲”就是说天命不专佑一家，“惟德是辅”就是说天只辅佑能够“敬德保民”的君主。

综合《尚书》中的民本之说，“民”一是相对于“天”而言，即天的意志服从于民的意志；二是相对于执政者而言，即“安民”或“敬德保民”是为政的宗旨，凡违背了这一宗旨的，就失去了政治的合法性，于是有新的执政者代行“天之罚”，取而代之，成为新的“民（之）主”。

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尚书》不仅记载了尧舜二帝和夏商周三代之王的史迹，而且更是儒家的“理想国”。民本思想在以后儒家的思想中一直延续，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孔子主张“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所谓“民为贵”即民比社稷、君主更有价值的意思。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所谓“为民”即以民为社会、国家的价值主体的意思。

[摘要]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治国理论的核心。邓小平站在历史唯物主义高度，批判了传统民本思想的阶级狭隘性和唯心主义成分，既继承了传统民本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又立足于社会实践，形成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民本思想，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现实超越。

[关键词]邓小平；民本思想；继承与超越

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个“实际”当包含中华民族特有的优秀传统文化。因此．邓小平民本思想既是对马列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中国治国安邦的优良传统之一的民本思想中合理因素的继承，是对民本思想的时代创新。

一、中国古代传统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治国理论的核心。“民本”两字简言之即“民为邦本”，渊源于《尚书·五子之歌》，其中说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说只有民众才是得天下的根本。民本思想萌芽于西周之际，形成于春秋时期，在战国时期达到成熟。战国之后无重大发展，直至明清之际才达到民本思想的顶峰。因此，传统民本思想无疑是影响中国治国安邦方略达两千年的政治思想。其思想内容主要体现在：第一，在君与民关系上，提出“民贵君轻”并主张“听命于民”，指出君民之间是一种依存关系，君依赖于民而存在。第二，在国与民的关系上，提出国依存于民的思想。孟子认为，国君“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民心向背决定国家兴亡，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第三，治国之要在于富民、利民。富民、利民应做到节用爱民，取民有度。可见，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主张以民为本位，主张“听命于民”，这在当时显然是先进思想。但传统民本思想未曾论及如何“听命于民”，如何让民众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得到民主权利，参与国家政治事务。因此，这种民本主义又是地地道道的无参政权的民本主义，“徒言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而政之所从出，其权利仍在人民以外”。这就构成了民本思想的内在矛盾：既要维护君主专制政治，又要突出人民的地位和作用。这种矛盾在封建专制政治制度下是无法克服的。

二、邓小平对传统民本思想合理因素的继承

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个“实际”当包含中华民族特有的优秀传统文化。因此．邓小平民本思想既是对马列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中国治国安邦的优良传统之一的民本思想中合理因素的继承，是对民本思想的时代创新。

一、中国古代传统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治国理论的核心。“民本”两字简言之即“民为邦本”，渊源于《尚书·五子之歌》，其中说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说只有民众才是得天下的根本。民本思想萌芽于西周之际，形成于春秋时期，在战国时期达到成熟。战国之后无重大发展，直至明清之际才达到民本思想的顶峰。因此，传统民本思想无疑是影响中国治国安邦方略达两千年的政治思想。其思想内容主要体现在：第一，在君与民关系上，提出“民贵君轻”并主张“听命于民”，指出君民之间是一种依存关系，君依赖于民而存在。第二，在国与民的关系上，提出国依存于民的思想。孟子认为，国君“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民心向背决定国家兴亡，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第三，治国之要在于富民、利民。富民、利民应做到节用爱民，取民有度。可见，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主张以民为本位，主张“听命于民”，这在当时显然是先进思想。但传统民本思想未曾论及如何“听命于民”，如何让民众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得到民主权利，参与国家政治事务。因此，这种民本主义又是地地道道的无参政权的民本主义，“徒言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而政之所从出，其权利仍在人民以外”。这就构成了民本思想的内在矛盾：既要维护君主政治，又要突出人民的地位和作用。这种矛盾在封建政治制度下是无法克服的。

二、邓小平对传统民本思想合理因素的继承

邓小平站在历史唯物主义高度，批判了传统民本思想的阶级狭隘性和唯心主义成分，继承了传统民本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主要体现在：

1．重视民众的地位和作用

一

“民本”一词出自儒家经典《古文尚书·五子之歌》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如果说“古文”《尚书》不尽可信，那么“今文”《尚书》中也有明确的民本思想。如《尚书·皋陶谟》记载舜帝与皋陶、大禹讨论政务，皋陶说：“在知人，在安民。”大禹说：“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这里的“知人”是执政者要知人善任的意思，而“安民”就是为政的宗旨。皋陶又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中国上古时期以“天”为最高的信仰对象，而“天”的意志又服从于民的意志，这就是儒家的“天民一致”思想。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舜之间的禅让：“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这就是说，尧为了使“天下（之民）得其利”，而不是为了“利一人”，所以他把帝位禅让给舜，而没有传给自己的儿子丹朱。

在《尚书·周书》中有更多的民本思想的记述。如“古文”《泰誓》篇中有：“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前一句为《左传》、《国语》所引，后一句为《孟子》所引，故这两句都是《尚书》中的原文。《洪范》篇记载周武王说“天阴骘下民”，意为上天在冥冥之中保佑安定下民。《召诰》篇总结夏、商、周更替的历史教训，说“天亦哀于四方民”，凡是“不敬厥德”的王朝，就“早坠厥命”。《多方》篇说“天惟时求民主”，意为天总是寻求能够“敬德保民”的人作民之君主。“古文”《蔡仲之命》篇有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此句亦为《左传》所引，所以也是《尚书》中的原文。“皇天无亲”就是说天命不专佑一家，“惟德是辅”就是说天只辅佑能够“敬德保民”的君主。

综合《尚书》中的民本之说，“民”一是相对于“天”而言，即天的意志服从于民的意志；二是相对于执政者而言，即“安民”或“敬德保民”是为政的宗旨，凡违背了这一宗旨的，就失去了政治的合法性，于是有新的执政者代行“天之罚”，取而代之，成为新的“民（之）主”。

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尚书》不仅记载了尧舜二帝和夏商周三代之王的史迹，而且更是儒家的“理想国”。民本思想在以后儒家的思想中一直延续，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孔子主张“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所谓“民为贵”即民比社稷、君主更有价值的意思。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所谓“为民”即以民为社会、国家的价值主体的意思。

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个“实际”当包含中华民族特有的优秀传统文化。因此．邓小平民本思想既是对马列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中国治国安邦的优良传统之一的民本思想中合理因素的继承，是对民本思想的时代创新。

一、中国古代传统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治国理论的核心。“民本”两字简言之即“民为邦本”，渊源于《尚书·五子之歌》，其中说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说只有民众才是得天下的根本。民本思想萌芽于西周之际，形成于春秋时期，在战国时期达到成熟。战国之后无重大发展，直至明清之际才达到民本思想的顶峰。因此，传统民本思想无疑是影响中国治国安邦方略达两千年的政治思想。其思想内容主要体现在：第一，在君与民关系上，提出“民贵君轻”并主张“听命于民”，指出君民之间是一种依存关系，君依赖于民而存在。第二，在国与民的关系上，提出国依存于民的思想。孟子认为，国君“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民心向背决定国家兴亡，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第三，治国之要在于富民、利民。富民、利民应做到节用爱民，取民有度。可见，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主张以民为本位，主张“听命于民”，这在当时显然是先进思想。但传统民本思想未曾论及如何“听命于民”，如何让民众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得到民主权利，参与国家政治事务。因此，这种民本主义又是地地道道的无参政权的民本主义，“徒言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而政之所从出，其权利仍在人民以外”。这就构成了民本思想的内在矛盾：既要维护君主政治，又要突出人民的地位和作用。这种矛盾在封建政治制度下是无法克服的。

二、邓小平对传统民本思想合理因素的继承

邓小平站在历史唯物主义高度，批判了传统民本思想的阶级狭隘性和唯心主义成分，继承了传统民本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主要体现在：

1．重视民众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