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绝种族罪范文10篇

一、灭绝种族罪的历史渊源

1948年12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以下简称“灭种公约”）第一条明确规定：“缔约国确认灭绝种族行为，不论发生于平时或战时，均系国际法上的一种罪行，承允防止并惩治之。”毫无疑问，灭绝种族是国际法上的一项罪行。国际法院在对《灭种公约》作出保留的咨询意见中指出：“本概念所引起的第一个后果是公约所强调的原则，即使没有条约的义务，也被文明国家认为对各国具有约束力。”有的国际法学者甚至主张，防止并惩治灭绝种族罪已成为国际法中强行法（juscogens）的规则。

灭绝种族的历史相当久远，大概从人类社会产生了氏族和部落，氏族或部落之间发生了仇杀与战争时，灭绝种族的行为就业已存在了。然而，将灭绝种族作为国际法上一项可惩罚的罪行，却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1944年，波兰著名的国际法学家、现代国际刑法的先驱-拉菲尔莱姆金教授在其名为《轴心国占领欧洲后的统治：占领的法律、政府的分析与补偿的建议》一书中首先使用了“灭绝种族”这个词。“genos”在古希腊文中是“人种、民族或部落”的意思，“caedere”在拉丁文中是“屠杀、消灭”的意思，将这两个词合在一起，便构成了“灭绝种族”这个单一的名词。

惩治并防止灭绝种族的罪行是国际法上，特别是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中的重要内容。早在1648年，在为现代国际法奠定了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会议上所签订的和平条约中，就明确规定了对宗教少数派的保护问题.可以说，现代国际法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保护民族、人种、种族和宗教的群体的问题。以后，在双边的国际条约中，此类条款时有出现，例如，1829年，在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签订的和约中就有保护天主教少数群体的条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屠杀亚美尼亚人的暴行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1915年5月24日，法国、英国和俄罗斯发表联合声明，认为这是一起反人类、反文明的暴行并要求对此项暴行的肇事者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与会各国代表强烈遣责了屠杀亚美尼亚人的罪行，迫于国际压力，土耳其法院依据其国内法缺席审判了该事件的肇事者，包括前内阁的部长和政党领袖，并将肇事者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各国签订了许多保护少数民族的双边条约，常设国际法院认为，这些有关少数民族的条约旨在“确保一国国内法中的某些群体的权利，其人口构成在人种、语言和宗教方面与该国主体人口不同，确保这些群体与主体人口和平相处与友好合作；与此同时，保留其与人口大多数有所区别的特性并满足其特殊的需要。”这些条约在某种程度上推迟了纳粹德国在某些地区的灭绝种族法律的实施，成为了现代国际人权法律系统的先驱。然而，这些条约并没有能最终阻止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有成千上万犹太人在德国占领区受到残酷的迫害而致死。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对德国战犯的起诉书中首次使用了“灭绝种族”这个词，起诉书中指控被告“在某些被占领区针对平民故意地和有系统地实施灭绝种族，即消灭种族的或民族的群体，毁灭特殊的种族和人民的某一阶层、民族、种族或宗教群体，特别是犹太人、波兰人和吉卜赛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在1946年9月30日至10月1日发表的最后判决中虽然没有使用“灭绝种族”这个词，但是，判决书中所列举的大量犯罪事实实际上就是灭绝种族的行为。拉姆金教授指出：“在纽伦堡审判中所出示的证据充分印证了灭绝种族罪的概念。”50多年以后，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也指出：“纽伦堡法庭所起诉的罪行，主要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最后解决’，就是灭绝种族罪的构成，但在当时还不能使用这个词，因为在此之后，灭绝种族罪才有了明确的定义。”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作出最后判决之际正值第一届联合国大会在伦敦召开之时，古巴、印度和巴拿马三国要求将种族灭绝问题列入大会议程并向大会提交了决议草案。1946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有关惩治灭绝种族罪的96（I）号决议。该决议指出：“正如谋杀拒绝人类个人的生存权利一样，灭绝种族拒绝了整个人类群体的生存权利。这种对生存权利的拒绝震撼了人类的良知，对人类、对这些人类群体所代表的文化及其他贡献，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完全违反了道德的法律和联合国的精神与宗旨。”“对灭绝种族罪的惩罚是国际社会关心的事情。”“灭绝种族罪是违反国际法的罪行，遭到了文明世界的遣责。”该决议还要求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对此问题进行必要的研究并起草有关灭绝种族罪的公约草案，提交下届联合国大会审议。经过联合国大会两年的审议与讨论，终于于1948年12月9日通过了《灭种公约》。现在，该公约已有130多个缔约国，成为缔约国较多的国际公约之一。《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的人的国际法庭规约》（以下简称“前南国际刑庭规约”）第4条，《卢旺达国际刑庭规约》第2条和《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下简称“罗马规约”）第6条都一字不动地照搬了《灭种公约》中关于灭绝种族罪的规定。

二、灭种公约中受保护的群体

一、灭绝种族罪的历史渊源

1948年12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以下简称“灭种公约”）第一条明确规定：“缔约国确认灭绝种族行为，不论发生于平时或战时，均系国际法上的一种罪行，承允防止并惩治之。”毫无疑问，灭绝种族是国际法上的一项罪行。国际法院在对《灭种公约》作出保留的咨询意见中指出：“本概念所引起的第一个后果是公约所强调的原则，即使没有条约的义务，也被文明国家认为对各国具有约束力。”有的国际法学者甚至主张，防止并惩治灭绝种族罪已成为国际法中强行法（juscogens）的规则。

灭绝种族的历史相当久远，大概从人类社会产生了氏族和部落，氏族或部落之间发生了仇杀与战争时，灭绝种族的行为就业已存在了。然而，将灭绝种族作为国际法上一项可惩罚的罪行，却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1944年，波兰著名的国际法学家、现代国际刑法的先驱-拉菲尔莱姆金教授在其名为《轴心国占领欧洲后的统治：占领的法律、政府的分析与补偿的建议》一书中首先使用了“灭绝种族”这个词。“genos”在古希腊文中是“人种、民族或部落”的意思，“caedere”在拉丁文中是“屠杀、消灭”的意思，将这两个词合在一起，便构成了“灭绝种族”这个单一的名词。

惩治并防止灭绝种族的罪行是国际法上，特别是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中的重要内容。早在1648年，在为现代国际法奠定了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会议上所签订的和平条约中，就明确规定了对宗教少数派的保护问题.可以说，现代国际法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保护民族、人种、种族和宗教的群体的问题。以后，在双边的国际条约中，此类条款时有出现，例如，1829年，在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签订的和约中就有保护天主教少数群体的条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屠杀亚美尼亚人的暴行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1915年5月24日，法国、英国和俄罗斯发表联合声明，认为这是一起反人类、反文明的暴行并要求对此项暴行的肇事者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与会各国代表强烈遣责了屠杀亚美尼亚人的罪行，迫于国际压力，土耳其法院依据其国内法缺席审判了该事件的肇事者，包括前内阁的部长和政党领袖，并将肇事者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各国签订了许多保护少数民族的双边条约，常设国际法院认为，这些有关少数民族的条约旨在“确保一国国内法中的某些群体的权利，其人口构成在人种、语言和宗教方面与该国主体人口不同，确保这些群体与主体人口和平相处与友好合作；与此同时，保留其与人口大多数有所区别的特性并满足其特殊的需要。”这些条约在某种程度上推迟了纳粹德国在某些地区的灭绝种族法律的实施，成为了现代国际人权法律系统的先驱。然而，这些条约并没有能最终阻止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有成千上万犹太人在德国占领区受到残酷的迫害而致死。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对德国战犯的起诉书中首次使用了“灭绝种族”这个词，起诉书中指控被告“在某些被占领区针对平民故意地和有系统地实施灭绝种族，即消灭种族的或民族的群体，毁灭特殊的种族和人民的某一阶层、民族、种族或宗教群体，特别是犹太人、波兰人和吉卜赛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在1946年9月30日至10月1日发表的最后判决中虽然没有使用“灭绝种族”这个词，但是，判决书中所列举的大量犯罪事实实际上就是灭绝种族的行为。拉姆金教授指出：“在纽伦堡审判中所出示的证据充分印证了灭绝种族罪的概念。”50多年以后，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也指出：“纽伦堡法庭所起诉的罪行，主要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最后解决’，就是灭绝种族罪的构成，但在当时还不能使用这个词，因为在此之后，灭绝种族罪才有了明确的定义。”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作出最后判决之际正值第一届联合国大会在伦敦召开之时，古巴、印度和巴拿马三国要求将种族灭绝问题列入大会议程并向大会提交了决议草案。1946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有关惩治灭绝种族罪的96（I）号决议。该决议指出：“正如谋杀拒绝人类个人的生存权利一样，灭绝种族拒绝了整个人类群体的生存权利。这种对生存权利的拒绝震撼了人类的良知，对人类、对这些人类群体所代表的文化及其他贡献，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完全违反了道德的法律和联合国的精神与宗旨。”“对灭绝种族罪的惩罚是国际社会关心的事情。”“灭绝种族罪是违反国际法的罪行，遭到了文明世界的遣责。”该决议还要求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对此问题进行必要的研究并起草有关灭绝种族罪的公约草案，提交下届联合国大会审议。经过联合国大会两年的审议与讨论，终于于1948年12月9日通过了《灭种公约》。现在，该公约已有130多个缔约国，成为缔约国较多的国际公约之一。《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的人的国际法庭规约》（以下简称“前南国际刑庭规约”）第4条，《卢旺达国际刑庭规约》第2条和《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下简称“罗马规约”）第6条都一字不动地照搬了《灭种公约》中关于灭绝种族罪的规定。

二、灭种公约中受保护的群体

2001年国际法委员会二读通过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文草案》(以下简称《国家责任草案》)删除了在一读时通过的第19条——国家对“国际犯罪和国际不法行为”刑事责任的归责因素。国家犯罪和国家刑事责任的提法遭到了大多数主要国家的强烈反对。

从国际法学者的视角，承认国家犯罪和追究国家刑事责任，无异与国际法“国家之间法”的性质及“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的法律原则相违背；但是国际法领域的有些罪行确实是“国家行为”的产物，或者是按照“国家赞成的政策”行事的结果，例如“战争中的犯罪行为通常不是为实现私人的利益和欲望，而是代表国家或作为国家机关而作出的”，若对其听之任之，可能严重威胁国际安全与和平，置国际法的价值追求于不顾。

刑法学者同样陷于两难境地。获得道义上的支持或者找到某个必须依赖国家本身力量实施而达到的强行法犯罪的实例并不难，2007年国际法院在波黑诉塞黑案的判决中明确指出国家可以犯下灭绝种族罪。在理论层面上，国家应当承担国际刑事责任；但在现实中，刑法学者面临合法性原则的挑战——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国际公约明确规定国家的刑事责任。

因此，在世界主要以国家为基本终端单位，以国家的方式组织起来这一事实尚未改变之前，一味追求“国家犯罪”及国家刑事责任存在巨大的障碍；然而简单的回避国际社会面临的困境，并放弃国际法的价值追求于不顾又是可悲的“鸵鸟政策”。

一、“政府犯罪”概念的提出

20世纪50年代，德罗斯特(Drost)教授提出：以“政府犯罪”代替“国家犯罪”，可在国家主权与国际法治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在司法意义上，国家犯罪的概念是行不通的。相反，政府犯罪，则是法律所承认的事实……国家与道德无涉，而政府往往是不道德的。在法律和实践层面不可能惩处一个国家，但如果国际法律秩序提供了可以实施刑事司法的制度，政府是可以和应该受到惩罚的。”往往“最严重的罪行——导致人身伤害，剥夺公民自由，造成经济损失，具有个人和组织以国家名义行事的属性”，所以“将个人和政府机构实施的对他人奴役和歧视的法律责任推给整个国家显然是不公平的”。

一、案情简介根据报道，总部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2004年1月29日宣布将对乌干达fzf武装“圣灵抵抗军”领导人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进行调查。这将是该法院自2002年7月1日正式运转以来的第一项立案调查。

国际刑事法院当天发表新闻公报说，由于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去年12月决定将fzf武装“圣灵抵抗军”的案件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法院决定对这一案件进行调查。开始案件调查的正式决定将在未来几个月之内做出。

国际刑事法院的首席检察官奥坎波说，乌干达fzf武装“圣灵抵抗军”涉嫌绑架数千名儿童，强迫他们成为战士，强迫他们杀害自己的父母，还强迫他们成为性奴隶。

根据《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又称《罗马规约》）的规定，首席检察官在决定正式开始调查时必须告知所有成员国。之后，首席检察官在进行调查取证的基础上，再决定是否发出通缉令。

首席检察官奥坎波奥坎波与穆塞韦尼在英国伦敦就双方的未来合作进行了会谈，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找到并逮捕“圣灵抵抗军”领导人。在这方面，乌干达政府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

“圣灵抵抗军”是活动在乌干达北部的fzf武装，其领导人是号称拥有超能力的科尼。据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收到的一些报告，总共有约2万名年龄在11岁至15岁之间的儿童被强迫参加“圣灵抵抗军”。数以千计的乌干达儿童为了躲避fzf武装的绑架变成了“夜游神”，他们常常在教堂或者慈善机构里一直躲到天亮。为了对公众进行恐吓，fzf武装曾砍下一些被他们认为是支持中央政府的村民的手足，割下他们的耳朵或嘴唇。

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国际犯罪严重危及到国际社会的安全与发展，因而加强对国际犯罪的防范和打击，已成为国际社会所必须面对的一项严肃的课题。应该说，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已经为严密预防和惩治国际犯罪的法网作了不懈的努力。但是，由于当今世界各国在文化传统、社会政策、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国际社会在惩治国际犯罪方面，很难达成协调一致的全球一体化的刑事法律规范，即使是已经达成的国际公约，如果没有国内法的支持和呼应，其效力往往也会大打折扣，甚至无法得到执行。为了满足打击国际犯罪的现实需要，世界各国普遍加强了惩治国际犯罪的国内立法举措，为惩治其境内的国际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中国在惩治和防范国际犯罪方面一向重视和努力。建国后不久，中国就明确承认1946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关于禁止和制裁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决议，并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后，中国又陆续加入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等一系列同国际犯罪作斗争的国际条约。为了更好地履行国际义务，进一步严密打击国际犯罪的刑事法网，1997年较为全面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许多方面均较过去更加明确地规定了惩治国际犯罪的诸多刑事法律规范。例如：我国刑法关于罪刑法定原则、普遍管辖原则、战争犯罪、犯罪、环境犯罪、恐怖犯罪等的规定，就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国际刑法规范的内容。但也毋庸讳言的是，中国关于国际犯罪的刑事立法还存在不少缺陷，因而未能充分发挥其惩治与防范国际犯罪的效能。本文拟对中国现行刑法典在体现国际刑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加强中国刑法与国际刑法协调与衔接的措施进行研究。

一、中国现行刑法典在体现国际刑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中国刑法在与国际刑法的协调与衔接方面还存在不少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刑法与国际刑法规范之间的关系不明确。对于中国加入的国际刑事法律规范，是直接适用，还是通过转化的方式将国际刑事法律规范转化为国内法再适用？当中国刑法与中国所加入的国际刑法规范相矛盾时，是优先适用国内法还是优先适用国际刑法规范？“政治犯”的范围包括哪些？这些问题在中国刑法中尚未予以明确。同时，中国刑法中的死刑制度也还与死刑适用的国际标准相差较大。

第二，中国刑法典第9条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适用本法。”根据这一规定，应当在中国刑法典分则中规定相应的国际罪行。但遗憾的是，中国刑法典分则规定的国际犯罪屈指可数。而对于尚未明文规定的国际犯罪，根据刑法典第3条确定的罪刑法定基本原则，就不得定罪处刑，因而中国刑法典第9条规定的“适用本法”就等于纸上谈兵，既不能承担有关条约义务，也不能真正行使对国际犯罪的刑事管辖权。

第三，中国已加入的国际条约中规定了侵略罪、反和平罪、灭种罪、反人道罪、种族歧视罪、海盗罪、扣留人质罪等国际犯罪，但中国刑法对于发生在中国境内的上述犯罪行为，没有专门加以规定，虽然可以将上述有些行为视为杀人、放火、决水、贩毒、爆炸、伤害、抢劫、劫机、绑架等犯罪适用中国刑法进行追究，但上述国际罪行的内涵远非是这些国内刑法中的罪名所能涵盖的。而且也有些行为也无法归入这些犯罪中，因而成为“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形，如灭绝种族罪、种族歧视罪、种族隔离罪等，因没有专门的法条规定，而难以予以追究惩处，即使将之勉强归入现有罪名中处罚（如将种族灭绝罪作为故意杀人罪来处罚，将奴役罪纳入非法拘禁罪或者强迫职工劳动罪中处罚），亦显然有罚不当罪之虞，与这些犯罪之严重危害性远不相称。

【内容提要】国际法之的“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obligationsergaomnis）是现代国际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是国家对其某些行为承担国际责任的基础。国家责任的实践和国家责任的编纂中对于“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的研究贯穿始终。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反映了国际法价值论的变化，国际体系是由并存的主权国家组成的，但是国际法的价值不应仅仅是国家价值，在国家价值之上，应有所有国家都对其享有利益的价值，即国际社会基本价值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这主要表现为强行法对基本人权的保护。由之，国际社会之一切国家应有“对一切“的义务。同时，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应促使我们对国际法体系结构和国际法效力根据的再审视，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昭示出国际法中自然法的应有地位。

【关键词】国际法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国家责任

国际法委员会从1948年成立伊始，就将国家责任法列入被编纂的议程。期间历任五任报告员，于1996年通过了《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的一读，但多数国家对一读中第19条关于国家的“国际罪行”的概念持反对的态度。国际法委员会遂于2001年国际法委员会编纂完成《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的二读，在该条款草案第33条、第42条和第48条分别提到了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这引起了国际法学界的重视。

一、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的概念及发展

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obligationsergaomnes），又称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或“对一切”义务，现代国际法上的一个重要概念，obligation指的是“道义上或法律上的义务”。Erga和omnes均为拉丁文，其中erga指的是“对（towards，against）”，omnes有时又写作omnis指的是“一切、每个或任何”（all，every，any）。Obligationsowedtotheinternationalcommunityasawhole指的是“对一切”义务、对国际社会的义务或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它是指一国对所有国家、整个国际社会而承担的义务。其不同于一国对某个特定国家或对象承担的义务，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所对应的权利主体是所有国家、全人类和整个国际社会。

1、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的法理基础

一、案情简介根据报道，总部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2004年1月29日宣布将对乌干达fzf武装“圣灵抵抗军”领导人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进行调查。这将是该法院自2002年7月1日正式运转以来的第一项立案调查。

国际刑事法院当天发表新闻公报说，由于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去年12月决定将fzf武装“圣灵抵抗军”的案件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法院决定对这一案件进行调查。开始案件调查的正式决定将在未来几个月之内做出。

国际刑事法院的首席检察官奥坎波说，乌干达fzf武装“圣灵抵抗军”涉嫌绑架数千名儿童，强迫他们成为战士，强迫他们杀害自己的父母，还强迫他们成为性奴隶。

根据《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又称《罗马规约》）的规定，首席检察官在决定正式开始调查时必须告知所有成员国。之后，首席检察官在进行调查取证的基础上，再决定是否发出通缉令。

首席检察官奥坎波奥坎波与穆塞韦尼在英国伦敦就双方的未来合作进行了会谈，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找到并逮捕“圣灵抵抗军”领导人。在这方面，乌干达政府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

“圣灵抵抗军”是活动在乌干达北部的fzf武装，其领导人是号称拥有超能力的科尼。据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收到的一些报告，总共有约2万名年龄在11岁至15岁之间的儿童被强迫参加“圣灵抵抗军”。数以千计的乌干达儿童为了躲避fzf武装的绑架变成了“夜游神”，他们常常在教堂或者慈善机构里一直躲到天亮。为了对公众进行恐吓，fzf武装曾砍下一些被他们认为是支持中央政府的村民的手足，割下他们的耳朵或嘴唇。

一、案情简介根据报道，总部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2004年1月29日宣布将对乌干达fzf武装“圣灵抵抗军”领导人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进行调查。这将是该法院自2002年7月1日正式运转以来的第一项立案调查。

国际刑事法院当天发表新闻公报说，由于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去年12月决定将fzf武装“圣灵抵抗军”的案件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法院决定对这一案件进行调查。开始案件调查的正式决定将在未来几个月之内做出。

国际刑事法院的首席检察官奥坎波说，乌干达fzf武装“圣灵抵抗军”涉嫌绑架数千名儿童，强迫他们成为战士，强迫他们杀害自己的父母，还强迫他们成为性奴隶。

根据《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又称《罗马规约》）的规定，首席检察官在决定正式开始调查时必须告知所有成员国。之后，首席检察官在进行调查取证的基础上，再决定是否发出通缉令。

首席检察官奥坎波奥坎波与穆塞韦尼在英国伦敦就双方的未来合作进行了会谈，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找到并逮捕“圣灵抵抗军”领导人。在这方面，乌干达政府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

“圣灵抵抗军”是活动在乌干达北部的fzf武装，其领导人是号称拥有超能力的科尼。据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收到的一些报告，总共有约2万名年龄在11岁至15岁之间的儿童被强迫参加“圣灵抵抗军”。数以千计的乌干达儿童为了躲避fzf武装的绑架变成了“夜游神”，他们常常在教堂或者慈善机构里一直躲到天亮。为了对公众进行恐吓，fzf武装曾砍下一些被他们认为是支持中央政府的村民的手足，割下他们的耳朵或嘴唇。

摘要:经过残酷的一战和二战，饱受血与火折磨的人们开始思考怎样通过国际法院的司法裁判来实现每个人心中所追求的正义以及如何将罪行制造者绳之以法以维护世界和平。当这些思考进行到国际刑法领域的时候，就演变成了一项原则——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在国际刑法中，它也可以被称为“官方身份无关论原则”或者“官方身份不免除刑事责任原则”。这项原则诞生的目的就是为了对犯有国际罪行的个人进行审判并做出相对应的惩罚。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的确立，进一步维护了社会与世界的公平和正义。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无数人不断地实践，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在国际刑法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突出，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并且它有资格有条件成为国际刑法的基本原则，而不是个人刑事责任原则的附属品。

关键词: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国际刑法;国际法院

一、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的起源和发展

如果一个国家元首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法条上所规定的内容，国际刑事法院对这件事情该如何处理呢？这首先要看的，自然就是关于法院管辖权的问题，规定管辖权的法律有很多，但对于国际刑事法院来说就只有一部，也就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根本大法——《罗马规约》了。就如每个国家都会有一部根本大法——宪法一样，《罗马规约》就是国际刑事法院的宪法。《罗马规约》第二十七条规定：“本规约对任何人一律平等适用,不得因官方身份而差别适用。特别是作为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政府成员或议会议员、选任代表或政府官员的官方身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免除个人根据本规约所负的刑事责任,其本身也不得构成减轻刑罚的理由。”这就是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的法律依据，它的出现让所有人都无法免除国际法上的刑事责任，包括一国的元首和领导人。从豁免到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反映了现代社会国际法与国际刑法的演变过程。管辖豁免是自古以来一直都有的一项原则，它体现的是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和保护。国家元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一个国家的意志，他的行为一般都会被视为他身后的国家的行为。而国与国之间是平等存在的，所以不存在某个国家的法律高于另一个国家的法律，而作为代表一国意志的国家元首以及国家元首所指派的外交使节，自然也就不受限于其他国家的法律，而会享有最高的特权以及豁免资格。这一点在国际条约法最重要的法律文件——《维也纳外交关系条约》中也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公约里主要确定了国家之间和平关系的原则，并规定了国家及其派出代表享有豁免权的权利。这么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证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不会受到其他国家不正当的干涉。随着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兴起和发展，人们逐渐发现，国与国之间一直所奉行的豁免原则存在着一些对国家元首或代表过度保护的问题，尤其是当他们做出了严重侵害国家利益和别国公民权利的行为时，管辖豁免往往会让他们减轻或者逃脱处罚，这是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所以学者们就提出要建立和推行一些新的原则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并对那些违反国际法的个人进行刑事责任的追究。第二次世界战争的发生，将人们带入了水深火热的地狱之中，哭喊声、哀嚎声遍及战火的每一个角落。这次的伤痛让国际社会针对要坚决惩治制造国际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这一事实达成了一致意见。为了惩治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目的是为了对他们在战争中所做的暴行进行彻底地清算和严厉地惩处。在审判中，法庭强调，犯下那些战争罪行的是作为被告的人，而不是他们所代表的国家这一抽象的主体，只有对人进行惩处才能保证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保护人权。《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七条规定：被告的官职或地位不应为免除责任或减轻刑罚的理由，无论其为国家元首或政府部门的负责官员均应按所犯罪行受到惩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六条中也明确了关于“被告责任”的规定“被告在任何时期所曾任之官职，以及……，均不足以免除其被控所犯罪行之责任。如法庭认为符合公正审判之需要时，此种情况于刑罚之减轻上得加以考虑。”从这两个宪章的规定中不难看出，此时的国际社会已经开始禁止犯下国际罪行的人援引自己的身份地位以期获得特殊豁免的权利了，这就是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的前身了。值得一提的是，纽伦堡审判原则中所制定的关于官方身份无关性的规定，获得了联合国的认可，并于1946年12月11日通过了《确认纽伦堡宪章和审判所认定的国际法原则》的决议，在其中重申了被告官职不得作为请求豁免的理由的规定。这意味着不是犯罪官员国籍所属国的国家也可以运用普遍管辖的原则在本国国内的法院中起诉这些罪犯了。在随后的时间中，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在一系列的国际条约和条文中被反复的提出和确认，包括1948年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1951年的《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等。到了这个时候，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基本已经正式确立下来了，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在今后的国际社会中，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在保护人权、惩治国际罪犯方面，发挥着无比重要的作用。

二、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在国际审判中的运用

（一）前南刑庭。前南刑庭，是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院的简称，设立在荷兰海牙。其设立的主要原因是自1991年以来，发生在前南斯拉夫境内的武装冲突中，发生了某些情节极其恶劣、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规定的事件，例如：种族灭绝、蓄意谋杀、严刑拷打、破坏文化遗产等。这些行为在被曝光之后震惊了国际社会，各界要求严厉追究事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为此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287号决议，成立了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院，目的是对大规模屠杀和实施种族清洗的行为进行起诉和审判。它是独立于国际法院之外的一个国际司法机构。在法庭成立后，法庭依法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总统米洛舍维奇和前塞尔维亚领导人卡拉季奇进行了审判，起诉理由是犯有种族灭绝罪、反人道罪和战争罪。米洛舍维奇总统于2006年3月11日在海牙前南刑事法庭拘留所中去世。虽然因为他的去世没有完成最终的审判，但这一审判的过程打破了原来没有国家元首被国际刑事法院审判的记录，意味着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正式运用到了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之中，成为了审判中所依据的一项重要原则。（二）卢旺达刑庭。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院，简称卢旺达刑庭，于1995年设立在坦桑尼亚阿鲁沙。卢旺达刑庭设立的背景是源自发生在1994年4月7日的举世震惊的卢旺达大屠杀惨案，从这天起的一百多天里，至少有80到100万人惨死在镰刀、锄头等冷兵器之下，一多半的图西族人口被灭绝。曾有人进行过统计，这样的杀人速度，比当年纳粹德国用毒气毒杀犹太人的速度还要快数倍。为此，联合国于1994年11月8日通过安理会第955号决议，设立对在卢旺达境内进行严重灭绝种族犯罪的人进行审判的国际刑事法院，也就是卢旺达刑庭。卢旺达刑庭审判的对象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卢旺达境内实施灭绝种族行动的非卢旺达人；还有就是同时期在卢旺达邻国内实施同样行为的卢旺达人。法庭审判的重要对象有：卢旺达前总理坎班达、14名前任政府部长以及其他一些参加这次行动的高级军事将领和官员。《卢旺达国际刑庭规约》第六条就明确规定了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这也为对卢旺达政府领导人物的审判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尽管前总理坎班达对自己所做的行为事实供认不讳，并且在国际刑事法院上主动承认错误并做出道歉，但无奈他的罪行实在太过于严重，已经到了无法被宽恕的地步，所以他最终还是被卢旺达刑庭判处无期徒刑。卢旺达刑庭对坎班达的成功审判标志着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的进一步加强，符合了国际上对人权的保护。侵犯人权者，无论是谁，都要受到相应的惩罚。

本文作者：孙万怀工作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

人道的本质就是尊重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包括人的生存需要、人的尊严需要、人的幸福追求需要,这是人类应当共同遵循的普世价值,是人类社会需要通过互相协助而图谋共存和发展之后的一种必然选择,也是国家权力在动用刑罚的时候的基本道德操守和底线。/英明的立法者预防罪行是为了避免被迫惩罚罪行。但是他预防的办法不是限制权利的范围,而是给权利以肯定的活动范围,这样来消除每一个权利要求中的否定方面。要是国家在这方面不够仁慈、富裕和慷慨,那么,无论如何,立法者要肩负起责无旁贷的义务不把那种由环境造成的过错变成犯罪,他应该以最伟大的人道精神把这一切当作社会混乱来纠正。0º长期以来,在权力作用的过程中,权力存在的个性化或者个别化往往倾向于转换成一种集体的仇视和憎恨,而意识形态加速了美好与丑恶的分化,并且为铲除那些所谓丑恶的行为进行了准备,我们所得到的只是建立在恐惧之上的乌托邦。但是今天,在人类社会日益重视人道主义的情形之下,这种伪装的公正日益被揭破,人道主义的要求使得权力不能再以传统公正的名义或压力来对抗人道主义精神的兴起,这是通过刑事手段捍卫人道主义的基本理论背景,也是国际刑法成长的基础。人道原则转换成为对于权力自我的约束,这是人道主义在国际刑法领域成长的基本原因。

一、人道主义法的发展催生了反人道主义犯罪的法治化

人道主义法制的发展最初就是和战争、杀伐相联系的,更具体地说,人道主义法制的形成是和亨利#杜南这个名字密切关联的。亨利#杜南先生是红十字运动的始创人,1862年其完成5索尔弗里诺回忆录6一书并付诸出版,书中对1859年索尔弗里诺战役的残酷战况进行了记录,提出两项呼吁:(1)各国在和平时期应该建立民间性质的在战争状态下救助伤员的组织;(2)国家之间应该以公约的方式保证这些中立的救助机构能够在战争状态下实施这些救助。1863年2月9日,在日内瓦公益会内成立了一个名叫/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0的团体,即人们通常所称的/五人委员会0,开始逐步推动亨利#杜南主张的落实,该委员会就是后来的国际红十字会的前身。此后在战争法领域,人道主义迈出了更为坚实的步伐。其后近一百年时间内形成的四部关于人道主义的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构成了基本的国际人道主义渊源。¹然而法律毕竟是一种带有强制力的或者说是以惩罚性作为强制力的规范,缺乏惩罚就缺乏强制。由于缺乏制裁的现实性,GeorgSchwarzenberger曾对国际公约发出了愤世嫉俗的抨击:/在能够引用的时候公约并不具有必要性,在有必要的时候公约是无法使用的。0º人道主义法的完善只是保卫人道主义的开始,不是法治的结束,只有强制性的制裁和预防才是终结。但是不可否认,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成长过程实际上就是国际法的成长过程,无论是其组织机构还是规则模式,都为后来的国际法发展奠定了基础,国际刑法以及国际刑事规则也是在此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虽然传统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只是适用于武装冲突的情形,其目标也只是致力于减少战争带来的痛苦,更没有也无法从根本上制止战争的发生和蔓延,但是这是先行者,是保障人权和实行普遍人道主义的最初的可行性措施,是一个循序渐进过程的发轫。从国际法的发展我们可以把握历史发展的清晰脉络:人道主义法的确立和发展y反人道主义罪行的规制和惩罚y人权法的创制和发展y国际刑法的创制和发展人道主义法实际上是国际刑法、国际人权法的根基,而国际刑法、国际人权法是人道主义法发展的成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国际刑法中的反人道主义犯罪还是国际人权法人权张扬都可以归于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范畴,这是他们共同的根基,也是人道主义在人类文明中的发展所衍射出的,通过法律捍卫人道主义是人类法制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上述人道主义法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到,在人类至今还无法消除邪恶因此无法杜绝战争的情况之下,人道主义法至少是人道主义在战争中立足并不断展示的现实途径。人道主义法的实质是保护生命的尊严,并且这种愿望在人类洪荒时代就已经存在,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人类一直在对于人道的实现孜孜以求、锲而不舍,然而尽管我们说庇护生命是人类生存所不可缺的人道行为,是不同文化的共同呼唤,是响彻千古的黄钟大吕,但人类大规模侵犯人道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而且有时更为凶猛,这需要对人道主义法律开拓新的领域,进行新的理解。传统的人道主义法只是一种战争状态下的有限的人道待遇,终止战争、制止杀伐才是人道主义大有可为的领域,由此衍生的必然结果就是:对于战争罪、反人道罪、种族灭绝罪以及种族歧视的制裁和控制成为人道主义在20世纪的新现象,这是对于两次世界大战惨痛教训的总结,是对于人类社会共同价值的共同遵循,是对于生命珍视的基本情感,是根本上杜绝严重侵犯人道现象的尝试和期望。对反人道主义犯罪的惩罚最初源于对战争犯罪的惩罚,尽管此前不乏对于战败者进行刑事惩罚的事例,但是纯粹对于战争的一方因为对于平民的屠杀和掠夺进行惩罚,真正从人道主义上考虑而不是作为一种战胜者的姿态考虑则是后来的事情。一般认为较早的范例发生在1474年。当时罗马帝国以侵犯了/上帝的法律和人道的法律0(LawsofGodandMan)的名义认定皮特#范#哈根布什(PeterVonHagenbush)纵容其部属实施强奸、杀戮和掠夺平民财产并因此构成犯罪。»这是人道主义的理由成为一种对于战争期间发生的犯罪进行制裁的典型事例,是人道主义法治实践的雏形,十八世纪以后,尽管在实践中对于侵犯人道主义的现象进行规制仍然存在着一系列的困难,但在这一时期理论上的准备已经开始逐步趋向于清晰,尤其是对于侵犯人道主义行为在刑事程序方面的规划开始显现出一定的可行性。与此同时,虽然没有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没有一个真正意义的国际公约或者说国际刑事规则,但随着双边或多边国际公约的确立以及范围的不断扩大,刑事法律首先在保障人道主义方面已经显现出逐步突破国内法的传统模式。真正将人道主义法制逐步系统化的过程是在20世纪。此时,一方面侵犯人道主义的危害性愈加强烈,另一方面对于反人道主义行为进行惩罚的社会环境逐步成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具有针对战争犯罪的类似国际特征的非政府委员会开始在欧洲建立,该委员会主要职责就是对于1912、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中发生的针对平民和战俘进行的杀害和折磨行为进行调查,其矛头不仅直接针对冲突的整个过程,而且针对其中的个人行为,并为此提供了一些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报告。尽管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该委员会无疾而终,但是其象征意义和历史价值却不容忽视。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战争,其造成的战争创伤使得人类社会感到了一种空前的恐惧,对于和平和人道主义的渴望更为强烈,国际社会感到人类有必要通过一个系统而有力的方式对于战争犯罪以及侵犯人道的现象进行制裁并以此制止战争的发生。这一共识性的呼声本身就是观念和规则的发展体现。由于程序一开始就涉及到国家主权和国际公约的关系,其难度可想而知。依据5凡尔赛条约6,具有国际意义的追究战争发起者刑事责任委员会正式成立,此后委员会共计提交了895名战犯名单,要求在各个协约国国家之内的军事法庭对这些战犯进行刑事审判并予以制裁。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对于1915年在土耳其境内发生的屠杀亚美尼亚人的/反人道罪0等罪行的起诉。¹对于罪犯惩罚真正落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情。这一时期,首先是战争罪、反人道罪、危害人类罪、侵略罪、种族屠杀罪等反人道主义的罪行在实体法意义上得到了确认。1945年8月8日通过了5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6,1946年1月19日通过了5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6,1946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确认并通过了5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及该法庭应适用的国际法原则6。适用原则规定了以下一些应当受到国际法处罚的反人道主义罪行: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原则同时规定反和平罪、战争罪或违反人道罪的共犯也应当受到国际法的惩罚。基于当时的历史原因,原则没有将侵略行为犯罪化,使得在对于反人道主义罪行进行处罚时缺少了一项基本的内容。从程序上说,纽伦堡国际刑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刑事法庭的审判行为以及为此确立的宪章和相关规则,不仅为反人道主义犯罪的惩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整个国际刑事规则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构造确立了典范。所以现代国际刑法的产生实际上就是人道主义不断被人类重视的结果,或者说国际刑法的创制和发展最初就是基于捍卫人道主义的需要,尽管此后国际刑法、国际刑事规则的内容日渐羽翼丰满,但从总体来看,捍卫人道主义始终是其不渝的追求。

二、反人道主义犯罪规制国际刑法的原则分歧

反人道主义犯罪规制的法治化过程中率先遭遇到的是法定性原则的问题。罪刑法定原则作为近代以来刑法最根本的原则,是刑事法的柱石。这在国内法的运行过程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同时也是国际刑事规则中确定刑事责任和制约刑权力的一项基本要求。问题在于,国内法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原则是建立在刑法规范较为统一、完备、系统的条件下,而国际刑事规则只是在二战结束以后才获得了发展,而且由于缺乏国内法具有的先天刑事主权性特征,致使国际刑事规则的建立举步维艰,难以达成共识,如果纯粹依靠成文的国际刑事规则处罚犯罪行为必将无法可依。国际公约中规定的罪刑法定主义精神更大意义上是在限制国家意义上,由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是防止司法权的滥用,防止公民的个人权利受到侵害,所以国际社会缔结的重要的人权公约、文件都对此作了专门的规定。如1948年5世界人权宣言6第11条第2款;1950年5欧洲人权公约6第7条第1款;1966年5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6第15条第1款;1969年5美洲人权公约6第9条;1981年5非洲人民人权宪章6第7条第2款,主要是针对国家刑权力而言的,但这并不直接涉及到国际犯罪的法律适用原则。在国际刑事责任的追究过程中,首先是管辖原则问题,这个问题一开始就产生了较大的分歧。二战结束以后,在对德国、日本战犯的反人道罪行起诉的时候,国际法学家施瓦曾伯格认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实际上是盟国作为战胜国以联合统治者的身份建立起来的一个/国内法庭0,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国际法庭。曾经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波尔教授指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是战胜国的法庭,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庭。直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道格拉斯仍主张:/当时我认为,今天我仍然认为,纽伦堡审判是不符合合法性原则的。0¹其次是何为定法以及如何寻找定法的问题。对战败国所犯的罪行进行审判和处罚以及两个国际军事法庭对于战争罪犯裁量的依据是否符合法定的原则,成为争议的主要话题。在法庭审判过程中,被告及其辩护律师也提出异议。在他们看来,勿论反和平罪、反人类罪,即使/战争罪0,国际法也没有适当的条款加以引用。国际法只是将战争罪适用于在战斗行动中违反战争法规与惯例的战斗员,将/战争罪0适用于国家领导人缺乏国际法上的依据,因为这些人并没有参加战斗或者指挥战斗。尽管1928年5巴黎非战公约6规定,缔约国谴责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但是,谴责某种行为并不足以使该项行为成为一种国际罪行,并进而确定国家领导人的刑事责任。这种观点不仅表现为辩护意见,乃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印度籍法官波尔、荷兰籍法官罗林和法国籍法官伯纳尔也认为对于被告人的审判缺少法律依据。分歧的第三个焦点在于法定原则的另外一个派生原则重法或法律效力不溯及既往的问题上。有人提出鉴于法庭的设立、指控的罪行以及刑罚的方法都是事后的,有人提出免除战犯的刑罚。º对于以上几个方面的争议,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结论认为,法庭宪章的规定是完全符合当代国际法的,/本法庭看来,宪章并非战胜国方面权力的武断行使,而是表现已被宣布的当时的国际法,在这个范围内,它本身就是对国际法的一种贡献,,5巴黎非战公约6的缔约国庄严承诺放弃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其中必然包括承认侵略战争在国际法上为非法的原则,凡从事计划和实施此类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可怕结果的战争的人,都应被视为从事了犯罪活动。0»这为以后惩治反人道主义犯罪奠定了基础。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对5前南国际法庭规约6所作的说明中曾经指出:/为适用-法无明文不为罪.原则,国际法庭应该适用毫无疑义地构成习惯法一部分的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则,这样就可以避免产生由于某些国家并非特定国际公约的缔约国,因而该公约不能对其适用的问题。这一点似乎对于国际法庭起诉对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负责的人尤为重要。0¼至于两个国际军事法庭主张的/合法性原则应该体现社会正义0的观点,同样是有道理的。否则,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后来对本国刑法进行修改,以惩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日本战犯及其在本国的合作者的行动就难以理解了。两大军事法庭的审判行为所遭遇到的法律标准问题,实际上在以后的临时国际法庭中都以不同的方式出现。1993年5前南国际法庭规约6第1条规定,法庭有权根据规约各项条款,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的人。根据1994年5卢旺达国际法庭规约6第1条,法庭有权根据规约各项条款,起诉应对1994年1月1日至1994年12月1日期间在卢旺达境内所犯的灭绝种族罪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暴行负责的人和在邻国所犯的灭绝种族罪和其他类似罪行负责的卢旺达公民。这些临时法庭及其规约都无法避免合法性标准的纠缠。这一问题的存在实际上也促使完善国际刑事规则步伐的提速。因为问题一天不解决,国际刑事裁量的合法性就会不断遭到挑战。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不完善催生了5国际刑事法院规约6的通过。规约第3编/刑法的一般原则0的第22条/法无明文不为罪0明确规定:/只有当某人的有关行为在发生时构成本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该人才根据本规约负刑事责任;犯罪定义应予以严格解释,不得类推延伸,含义不明时,对定义作出的解释应有利于被调查、被起诉或被定罪的人。本条不影响依照本规约以外的国际法将任何行为定性为犯罪行为0。第23条/法无明文者不罚0规定:/被本法院定罪的人,只可以依照本规约受处罚。0第25条/对人不溯及既往0规定,任何个人不对规约生效以前发生的行为负规约规定的刑事责任;如果在最终判决之前,适用于某一案件的法律发生改变,应当适用对被调查、被起诉或被定罪的人较为有利的法律。不仅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如此,1996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5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罪法典草案6第13条也规定,任何人不得因法规生效前的行为而被依法定罪,但法规的任何规定不排除对任何人在实施时根据国际法或国内法构成犯罪的任何行为进行审判。由此我们看到,在国际法(国内法同样如此)十分简陋的情况之下,罪刑法定原则只是理论意义上的,在国际刑事规则完善的条件下,合法性原则才可能成为规则现实和实践现实。而这一完善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于人道主义诉求不断得到弘扬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