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槛范文10篇

[内容摘要]时代呼唤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人材，时代也呼唤素质教育过程中培养学生质疑能力的教师。而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质疑能力则是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基础。要创设的,培养学生质疑的习惯，培养学生质疑能力的方法。

[关键词]素质教育创新思维质疑能力培养质疑能力的方法

在实施素质教育的，时代已向的要求：教育要以创新能力的培养为目的，以地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衡量教育成败的标准。时代呼唤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人材，时代更呼唤素质教育过程中培养学生质疑能力的教师。而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质疑能力则是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基础。教育家陶行知说：“发明千千万万，起点是一问。”在初二物理课本一开始就谈到科学探究方法的步：“观察与问题。”由此可见，学生学会“质疑”才能跨进创新思维的门槛。在十多年的物理教学实践与教育教学理论学习中，我对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有感悟，现与大家交流几点。

一、培养质疑能力的必要性

质疑是较的分析后的疑问，质疑是思维的批判性的。善于问题，才能问题，质疑是思维的开始，的质疑往往的开始。从人类的认识发展规律看，任何科学发明与往往从质疑开始，从释疑入手，从无疑到有疑，再从解释到创新。物理学史的每阶段的进展几乎从质疑开始的，例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力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伽利略对此质疑，指出“物体在受到外力时可匀速直线运动状态”，后牛顿，总结出了牛顿运动定律，从而奠定了经典力学的基础。从事例可以看出质疑能力是多么。难怪爱因斯坦指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解决问题也许仅仅是数字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新的问题，却需要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对此也深有体会：“科研工作者来说，最的是会不会问题”。由些可见，在物理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学会质疑，能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

二、创设的,培养学生质疑的

为进一步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建立和健全我省养老保险体系，根据《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有关规定，现就完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低门槛准入、低标准享受”办法提出如下意见：

一、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数和比例

(一)参保职工以本人月工资为缴费基数，其中月工资低于全省职工月平均工资60％的，按照60％确定；高于全省职工月平均工资300％的。按照300％确定。如职工工资收入记录不全的，按照当地职工月平均工资确定缴费基数。职工月工资可按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计算。参保企业按照全部职工工资总额作为单位缴费基数。

(二)参保企业和职工个人的缴费比例，由各统筹地区结合当地实际确定，企业缴费比

例最低不得低于12％；职工个人缴费比例最低不得低于4％，最高不超过8％。

二、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时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消费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消费最终由居民和政府承担，其中居民消费是最终消费的主体，是拉动GDP增长的内生动力。我国拥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2017年已经超过4亿人［1］，中等收入群体是我国消费的主力军，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能有效扩大居民消费，促进经济顺利转型。党的报告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将“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明确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重要内容，提出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国务院也先后密集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和升级消费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的指导意见》（国发［2017］40号）等政策措施。这显示，着力破除制约消费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居民尤其是中等收入居民群体消费升级已经上升为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关切点和着力点。但我国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一直处于世界偏低水平，较高的税负水平极大制约居民消费，如何发挥税收作用促进中等收入居民群体消费升级，进而扩大全国内需，已成为税收制度和政策改革的重要考量。本文基于税收负担的角度，利用门槛回归模型，引入居民收入作为门槛变量，分析宏观税负、间接税负及直接税负对城乡居民消费的非线性影响，进一步寻求税收负担对城乡不同收入居民群体消费的影响规律，为我国实现消费驱动发展战略，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由“金字塔”型转为稳定的“橄榄型”提供政策参考。

1文献评述

国外学者关于财税政策对居民消费影响的非线性效应研究中，不同学派观点差异较大。Gia⁃vazzi发现在丹麦和爱尔兰的财政紧缩期间其财政政策能促进私人消费，该发现极大挑战了传统凯恩斯理论［2］，随后国外学术界对财政政策非线性进行了大量研究。Bertola从理论角度建立最优模型，认为财政支出能对居民消费产生非线性效应［3］。Amano研究发现个人消费在短期和长期存在较大的差异，并且财政支出对居民的消费也存在显著性的非线性影响［4］。Wang实证研究财政消费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政府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显著的非线性效应［5］。Wis⁃sem使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的影响，发现税收收入一旦超过了临界阀值便会产生非凯恩斯效应［6］。Goldin从税收凸显角度分析税收对不同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征收消费税和销售税会显著降低低收入人群对香烟的需求，对于高收入人群的卷烟消费却不显著［7］。我国学者关于财税政策与居民消费之间非线性影响的研究中，如张明喜、王立勇、方红生、储德银等研究了财政政策紧缩和扩张两个时期的政策总效应对农村居民消费均产生显著非凯恩斯效应［8-11］。徐斌基于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发现收入差距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消费影响效果存在较大的差异，财政支出对东部和中西部都产生显著的非线性影响，但是东西部呈现“正U”形分布，而中部呈现相反的“倒U”形分布［12］。毛军从财税政策和收入差距的角度分析税收负担对居民消费存在非线性影响，研究表明非线性效应非常显著［13］。许多学者从各个角度分析税收政策对中国居民的消费影响，如洪源从民生财政收入切入，分析了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约束下民生财政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运用居民收入作为门槛变量分析中国的财政收入对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并且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的非线性效果［14］。王结玉认为应重点关注个人所得税制对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的影响，运用税收政策努力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使低收入群体向高收入群体转化［15］。国内学者关于城乡居民税收负担的测算以及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中，关于间接税负担的实证研究较多。聂海峰等认为间接税负对居民收入调节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合理设置间接税负比重，防止间接税累退效应影响中低收入群体消费［16］。汪昊等发现农村居民的间接税负大于城镇居民，并测算出中国城乡居民间接税负担均呈U型［17］。赵艾凤等认为我国消费税虽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调节效果有限，但是在2009年之后成品油消费税成为影响消费税分配效应的最主要因素［18］。杨森平等通过计算和比较间接税后及税前泰尔指数，发现间接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以逆向调节为主，当前我国城乡居民单位收入所承担的实际间接税差异是促使间接税加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19］。陈建东等研究发现消费税在不同的时期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差异，在2000—2011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然而在2012—2017年消费税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却转为逆向调节［20］。许坤等利用广义矩估计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对税收负担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机理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税收负担并不直接影响收入分配差距，但能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政府投资间接影响收入在企业和居民部门间的分配［21］。国内也有部分学者研究了收入与居民消费以及居民消费升级等问题。韩玉萍等发现总收入及收入来源的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在地区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总收入不确性促进了东、西部农村居民消费，但抑制了中部消费［22］。李卫华从制度创新的角度研究了居民城乡收入差距，提出居民工资性收入、居民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的城乡差距都很大［23］。陈浩等发现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收入阶层存在较大的差异，低收入群体主要为生存型消费，中等收入群体体现为扩大发展型消费，而高收入群体主要表现为享受型消费趋势，并且三种消费类型依次从低收入群体向高收入群体转变［24］。综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为税收负担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思路。但已有的研究大多从财税政策或税收负担角度研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或单独研究城乡居民消费问题，研究结果各不相同。本文将基于门槛回归模型，以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作为门槛变量分析宏观税负、直接税负以及间接税负对城乡居民消费的非线性影响。

2税收负担对居民消费的非线性门槛效应实证检验

2.1门槛模型的设定。本文借鉴Hansen静态面板门槛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25］。门槛回归模型是指当经济参数达到特定的数值后，引起另一个经济参数发生结构性突变的计量研究方法，该方法以残差平方和最小化为条件确定门槛值，并检验门槛值的显著性，该方法克服了主观设置架构突变所产生的偏误。在进行静态面板门槛模型估计时，首先需要对门槛值γ和模型变量参数估计值α进行估计，然后判断门槛值是否显著并对门槛值的置信区间进行估计。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步骤进行检验：首先将任意γ0作为初始值赋予γ，并且在给定的门槛值下，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的各个参数值以及对应的残差平方和。然后以残差平方和最小化s1(γ)值来获得γ的估计值γ ̂=argminS1(γ)，从而找到最优门槛估计值。第一个假设检验的原假设为H0:α1=α2，备择假设为H1:α1≠α2，通过构造F统计量F=[S]0-S1(γ) ̂σ ̂2来判断门槛值是否显著，其中S0为原假设的残差平方和。第二个假设检验的原假设为H0:γ ̂1=γ0，备择假设为H1:γ ̂1≠γ0，通过构造似然比函数LR=[S]1(γ)-S1(γ) ̂σ ̂2来检验门槛值是否等于真实值，由于统计量均不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因此运用自抽样法（Bootstrap）来得到F检验的渐进分布和概率P值，以此来提高检验的显著性。在通过第一个检验后，第二个检验也通过在10%的显著性水平，表明静态面板门槛模型存在双门槛效应。由于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分别建立税收负担对城镇消费和农村消费的影响，本文拟考虑设定如下静态面板门槛模型设定进行研究。式中：（1）和（2）分别表示三种税收负担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影响是否存在双门槛效应模型组。其中下标i代表地区；t代表时间；czconsit表示城镇人均消费；ncconsit表示农村人均消费；czincit表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ncincit表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I(•)为指标函数；Xit表示税收负担；γ1和γ2为待估测的门槛值；Zit表示外生控制变量；μi表示个体扰动项；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2.2数据的来源与变量说明。本文选取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除港澳台外）2002—2017年的省市面板数据作为数据样本，本文涉及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税务年鉴》、EPS数据库。31个省市的税收数据含其所辖计划单列市的数据（大连、宁波、厦门、青岛、深圳）。为了消除价格指数的影响，所有的变量指标都以2002年为基期利用各省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2002年=100），为了消除异方差和量纲的问题，所有的绝对数变量指标都进行对数化处理，以进一步增强数据的平稳性，具体数据见表1描述性统计。数据来源方面，模型的被解释变量选取各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czconsit、农村居民人均消费ncconsit。解释变量选取全国税务部门分地区税种的税收合计占各地区GDP比重（宏观税负trit）；各省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总和占各个地区GDP比重（间接税负trjjit）；各省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占总各地区GDP比重（直接税负trzjit）。门槛变量：城镇居民人均收入czincit；农村居民人均收入ncincit。控制变量：城乡收入差距变量cxgapit用i省份t年的城乡人均收入比值来表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变量pgdpit；民生支出zcczit用i省份t年的各地的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三个项目的总和表示；urbanit表示城镇化，用i省份t年的城镇人口占年末常住人口比重表示；教育eduit用i省份t年的高等教育在校人数表示；对外开放程度openit用i省份i年的进出口总量与GDP的比重来测算，各变量描述统计见表1。2.3门槛效果检验与门槛值估计。表2报告了分别以宏观税负、间接税负和直接税负为核心解释变量，居民人均收入为门槛变量，居民消费为被解释变量，分别对城镇和农村进行了双重门槛检验，采用自抽法（1000次）反复抽样后模拟计算得到F值及伴随概率P值门槛效应结果。实证结果表明，不管是以何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对于城镇和农村的居民消费都会产生单一门槛效果。对于城镇居民而言，当宏观税负和间接税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对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表明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只有当宏观税负为核心解释变量时才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表明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间接税负和直接税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农村的人均收入没有对农村居民的消费产生双重门槛效应。不管是以何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对于城镇和农村的居民消费而言都没有产生三重门槛效应，于是本文将采用双重门槛效应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当存在双重门槛效应时，表3列出了具体门槛值以及门槛值的置信区间。对于城镇居民消费而言，当分别以宏观税负和间接税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存在相同的门槛值，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门槛值和第二门槛值分别为9.6707（15846元）和10.0899（24098元）；当以直接税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不存在第二门槛值。对于农村居民消费而言，当以宏观税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门槛值和第二门槛值分别为8.3851（4381元）和9.251（8982元），而以间接税负和直接税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则不存在第二门槛值，因为只存在单一门槛效应。由于我国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本文根据门槛模型测算出来的门槛数和门槛值，进一步可将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划分为低等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个阶段。具体收入水平等级划分见表4（以2002年价格）。2.4实证结果分析。门槛模型的变量具体估计结果见表5和表6。表5是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变量的估计，对于城镇居民消费而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小于15846元的低收入阶段，宏观税负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为负，弹性系数为-0.808，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846~24098元之间时，宏观税负对城镇居民的消费的影响迅速减少，弹性系数为-0.452，当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于24098元时，宏观税负对城镇居民的消费的影响变为-0.06，但是效果不显著。CFPS数据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8》显示，2016年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1/3的财富，低端25%的家庭仅仅拥有社会财富的1%左右，高收入人群占比较少，所以无法带动整体消费。宏观税负对高收入人群的影响效果不显著，对中低收入群体产生显著的抑制效果，因此，目前我国宏观税负不利于中低收入群体比重扩大以及消费升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小于15846元的低收入阶段，间接税负对城镇居民的消费的影响效果为负，弹性系数为-1.010，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5846~24098元之间时，间接税负对城镇居民的消费的影响迅速增加，弹性系数为-1.215，当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于24098元时，间接税负对城镇居民的消费的影响的弹性系数为-0.647。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对居民的消费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影响了居民消费可支配收入的下降以及劳务商品的价格上升使得对居民的消费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与此同时，间接税的累退效应使中等收入群体拥有较大的税负，阻碍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城镇居民由低收入群体向高收入群体转变的阶段，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和边际消费倾向逐渐递减，并且城镇居民又拥有较高的储蓄倾向，税收负担抑制效果逐渐变强。城镇居民由中等收入群体向高收入群体转变时，消费结构由中低档转向高档使得劳务商品的价格对高收入群体影响较小，税收负担对城镇居民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抑制作用降低。表6输出的结果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变量的估计。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小于4381元时，宏观税负对居民的消费影响为负，弹性系数为-1.955，当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4381~8982元时，弹性系数为-0.244，当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于8982元时，宏观税负对农村居民的消费产生的影响变为正，弹性系数为0.368，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税收负担对农村居民消费挤出作用扭转成挤入效应，税收收入的增加使得政府可以将更多的税收通过转移支付重新分配到农村居民手中，居民的收入水平间接增加，从而购买力水平增强，政府的补贴能有效提升农村居民的消费。税收的再分配效应从“政府偏向型”转向“居民偏向型”在农村居民消费中得到良好的体现。以间接税负和直接税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研究农村收入对农村消费的影响时，不存双门槛效应，只存在单一门槛效应，但是也对消费产生较大的负向影响。此外，从表5和表6的控制变量来看，对于城镇居民而言，城镇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起到促进作用，不难发现城镇收入差距大的地区往往经济水平较高，这意味着高的收入预期与收入水平和低的失业率，使城镇居民都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从而促进城镇居民的消费。但是对于农村居民而言，虽然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大，但是在全国物价水平大体接近的情况下，农村与城镇的收入差距越大，越发抑制农村居民的消费。政府的民生财政支出对居民的消费都产生了促进作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大额刚性支出”间接增加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并能有效降低居民的储蓄倾向，进而释放居民预期消费。高等教育人数的增加对与城镇和农村而言都起到了负向的抑制作用，原因在于毕业生刚刚步入社会，工资水平普遍较低，社会压力竞争大，即使有较强的消费倾向，但没有太大的消费能力。在对外开放程度方面，外需低迷，贸易摩擦不断，依赖出口贸易的企业利润持续下降，影响了企业的经营，也间接抑制了居民消费。城镇化的提高有利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并且拥有较高的系数，城镇化有利于城镇资源的有效配置及劳动生产水平的提高，并且可以为农村居民创造出比农业就业岗位更高增长率的工资收入，所以城镇化对城镇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3结论与建议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对刑法、尤其是经济刑法的修改和完善非常频繁，《刑法修正案（八）草案》进一步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现行刑法进行了较大范围的、顺应刑法发展的、符合人类文明的修正，凸显出诸多亮点，其中假药罪入罪门槛的降低尤其引人注目。本文就此项修改的当代价值作一探讨，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一、降低入罪门槛的基本解读：与刑法谦抑原则不相矛盾

所谓降低入罪门槛，就是指入罪的标准降低了，构成犯罪更容易了。降低入罪门槛一般发生在同一性质的危害行为的范围内，表现之一是减少犯罪构成要件，例如取消犯罪客观方面的结果要件（实害结果和危险结果）和情节要件，以及取消犯罪主观方面的目的要件等；表现之二是扩大犯罪构成要件的涵盖范围，例如扩大犯罪主体和犯罪对象的范围，以及增加犯罪主观方面的内容等。其结果是该行为构成犯罪的范围由窄变宽，犯罪圈扩大了，刑法调控的范围也增加了。刑法谦抑原则是刑事法治发展的必然诉求，是当代刑法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刑法谦抑存在的正当性是由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刑法的严厉性决定的。即由于刑法的制裁措施最为严厉，其他法律的实施都需要刑法的保障，刑法便在法律体系中处于保障法的地位，只有当其他法律不足以抑止违法行为时，才能适用刑法，这就决定了必须适当控制刑法的处罚范围。又由于刑法所规定的刑罚方法在具有积极作用的同时具有消极作用，故必须适当控制刑法的处罚程度。1

最早将谦抑之概念运用于刑法领域的是日本主观主义大师宫本英修，他认为：“犯罪是社会的必然现象，不可能根绝，如果勉强非要根绝犯罪的话，就会导致肆意侵害个人利益……因此刑罚的行使是有限度的，刑法应当进行自我谦抑……。”2

学界对刑法谦抑问题的探讨由来已久，呈现出诸多观点和成果。关于刑法谦抑的内涵或称本质的界定是中外学者探讨最为集中的部分。日本学者平野龙一指出刑法谦抑的三个含义“：第一是刑法的补充性。即使是有关市民安全的事项，只有在其他手段如习惯的、道德的制裁即地域社会的非正式的控制或民事的规制不充分时，才能发动刑法。……第二是刑法的不完整性。……第三是刑法的宽容性，或者可以说是自由尊重性。即使市民的安全受到侵犯，其他手段没有充分发挥效果，刑法也没有必要无遗漏地处罚”。3

其实，平野龙一关于刑法谦抑的核心观念只有一个：对于某种危害行为，只要能够采取其他手段充分抑止，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我国学者的代表性观点有两种：一是从刑法的调控广度和深度层面进行界定。“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依据一定的规则控制处罚范围与处罚程度，即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止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足以抑止某种犯罪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4二是从经济分析角度进行界定。“谦抑，是指缩减或者压缩。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抗制犯罪。”5

时下常听到这样的声音：“教数学真累，学生真笨！”；“学习数学真没劲，苦死了！”。教师厌教，学生厌学。

真的如他们所说，数学是那么的无趣？“如果辉煌的知识文明总是给人们带来如此沉重的身心负担，那么再过千百年，人类不就要被自己创造的精神成果压的喘不过气来？”。造成如此尴尬的境地，大到国家的教育机制有待健全和完善；小到各个学校的教育指导思想偏离了教书育人的目的，一味地追求升学成绩。而关键在于我们站在教育战线上的教育工作者没有让学生感受经历学习数学的以下几个过程：

一、感受跨进数学知识门槛的过程

俗语说的好：“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师傅把徒弟领进“门”是个关键，这“门”都没进去，如何谈“修行”？你看我们有的教师是如何把新生领进数学之门的：

“同学们：我们在学习上要‘博学而参省乎己’，要不断积累，像积土成山、积水成渊那样，要像驽马一样锲而不舍，学会笨鸟先飞，不停地飞。要有苏秦的‘锥刺骨’、孙敬的‘头悬梁’的读书精神。要坚信孟子的格言：‘故天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别说了，就这些就把学生吓跑了。有本教师杂志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在学校，老师教给那些懵懂无知的孩子知识和许许多多做人的道理，可是，孩子们的内心对爱的渴求，他们得到了吗？一个生命，需要强健的体魄，同样离不开健康的心理。身、心，正如“人”字一撇一捺，一角之缺，即会毁灭。”这句话精辟地、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教育现存的某些弊端和盲点。我们不能用成人的标准或成人的经历和感受去要求孩子，教育孩子。首要的任务是培养孩子的学习数学的兴趣，感受学习数学的乐趣。正如教育家杜威曾说：“教师的首要任务在于唤起学生理智的兴趣，激发对探究的热情。”

论文摘要：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农民工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政策模式，重工融入城市问题。捉民工融入城市是劳动力价值的内在要求；是政策关怀的具体化；是道路的必然选择；是城市公共管理的客观要求。然而，目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面临一方面是户籍身份制度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社会排斥的影响。因此，实现农民工的城市的是使农民工逐步融入社区服务体系，并阶段性解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防止出应”。

论文关键词：农民工；城市融入；社区服务

自从改革开放出现农民工以来，农民工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政府和学界的普遍关注。2006年，中央政府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思路，表明了政府对农民工问题高度重视的态度。

一、问题的提出：艰难的融入

学界近年来研究农民工问题的文章连篇累牍，汗牛充栋。然而，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现有的研究，多是从经济政策的角度进入，即便是从社会保障角度出发研究农民工问题的文献，也带有明显的蒂特姆斯(RichardM．Titmuss)所言的婢女型社会政策的色彩。

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农民工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政策模式，从制度化的社会政策建构入手，从社会结构转型和城市化的长远发展眼光，重点解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目前，绝大多数农民工仍然是城市的候鸟，由于其边缘身份的特殊性，使之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或一些不确定就业的独特群体，他们游离于城乡之间。相对于城市生活来讲，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融入”。其原因在于：第一，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面临无法逾越的身份壁垒。长期以来户籍身份制度的制约，使得农民工的身份歧视无法消除。当他们想融入城市生活时，还面临地域排斥等非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同时，如前所述，国家出台的有利于农民工的政策，更多强调农民工经济方面的权益保护，如工资拖欠、劳动保护、工伤赔偿等等，而较少关注自身生活和心理层面的问题。凡此种种，使得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是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

摘要:本文以2014－2018年的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引入门槛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研究在CEO自信程度不同水平下融入党政因素衡量高管权力，以及高管权力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影响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高管权力综合指标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受到CEO自信程度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的门槛效应;CEO自信程度位于第一门槛值和第二门槛值区间内，高管权力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呈显著的负向关系;CEO自信程度过高或过低时，对二者关系影响不显著。研究结果有利于企业合理配置公司高管权力，有利企业合理采取薪酬激励机制，为企业选聘最适合的职业经理人给予建议，从而完善内部控制建设制度。

关键词:内部控制信息;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高管权力;门槛回归

内部控制信息是企业信息披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内部控制管理水平结果的综合体现。从2012年开始，我国财政部要求所有主板上市公司按规定公开披露内部控制信息，到2014年形成企业信息披露全面覆盖的体系。按规定公开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由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的不完善，往往会导致内部控制缺陷的产生。这一问题的存在使内部控制无法合理保证控制目标的实现，无法有效保证内控报告缺陷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充分性。基于此，本文选取2014－2018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将从心理特征CEO自信程度作为门槛变量，研究权力特征高管权力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

(一)文献综述。纵观国内外研究研究，大多集中于高管权力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之间线性关系，而从心理特征角度出发研究权力特征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充分性影响的非线性关系相关研究较少。为保证研究问题的逻辑条理清楚，本文主要从高管权力界定及测量指标、如何影响内部控制缺陷两方面进行文献梳理。现有的针对高管权力指标测量的研究多数以国外经典理论为基准，逐步扩展至比较全面的衡量指标方法。在选取高管权力指标中，选取单一指标测量高管权力以及高管人员经历［1］等;选取多重指标采用计量方法合成综合指标衡量高管权力［2－4］，结合高管权力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之间关系进行分析，管理层权力的大小直接影响做决策的自主性大小，对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缺陷披露充分性造成不容忽视的影响。根据信息披露理论，人们有限理性特性和获取认知信息的能力差异，经营者们基于自利的动机，倾向于利用自身信息优势粉饰会计信息甚至披露虚假的会计信息。一方面，高管权力的大小会作为催化剂，一定地加强或减弱这种倾向，使缺陷披露的真实性、充分性无法得到保证;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外部监督环境逐步优化，同时新时期下坚持“党领导一切”的思想逐步渗入到上市公司，经营者的权力衡量进一步被重新审视及判定。监督机制更加严格，经营者会为了更安全地防范后续监督以及更有效地加强内控管理机制，避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行为的发生，出于谨慎性、专业性原则，会倾向于披露完整的、充分的会计信息。也就是说，企业会为了解决问题而披露缺陷信息，而外部监察机构的惩罚机制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二)研究假设。高层梯队理论指出，企业高级管理层特征对公司的战略决策起决定性影响，权力特征作为影响决策制定最为关键的一项，会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行为造成干扰。同时，根据有限理性人假设，企业主要经营负责人的心理特征也是影响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尤其是CEO在高层管理团队中起核心作用，是战略选择的直接制定者。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相对企业自评报告来说，属于独立第三方审计机构，将根据企业真实内部控制状况和内部控制自评报告进行审计并给出有效性评价结果。如果审计事务所审查的结果中缺陷严重程度高于自评报告的结果，就说明企业披露缺陷是不完整、不充分的。如前所述，高管综合权力过强会导致内控缺陷披露充分性降低。高管人员在企业当中拥有无法撼动的权力，持有公司股权，权力高度集中，自身利益与企业发展息息相关。研究表明，相对于未披露其内部控制缺陷的上市公司，那些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具有更高的高管薪酬水平，此结果说明薪酬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CEO的能力程度和信心程度。但另一方面，CEO自信程度较高，就会期望得到更多的物质利益和受关注度。基于人自利的假设和薪酬契约理论，CEO会倾向于维护自我的外部声誉和自身物质享受，产生良好的自我膨胀潜意识，粉饰企业公开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传递出一种经营良好的假象，争取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减弱企业负面信息带来的影响。但是，当CEO自信程度过低时，则受到外界质疑和压力较多，应对风险和整改缺陷的能力较弱，在倾向选择规避风险的同时，宁愿更少受到外界的质疑，选择披露真实、完整的内部控制信息，避免做出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就会降低权力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行为的操作性程度。基于此，本文将高管权力界定为企业主要经营负责人(CEO)拥有权力的大小。大多研究衡量高管权力主要从决策执行话语权、企业所有权、外界声望、专业性等多方面考虑。根据后提出的坚持党对一切的领导和企业“党政一把手”负责制要求，故本研究融入“企政结合”因素衡量高管权力的大小，同时以第三方审计意见作为参考依据，验证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充分性。引入CEO自信程度为门槛变量，对二者非线性关系进行分析。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一:高管综合权力越大，企业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越低;假设二:CEO自信程度在某个特定区间内，高管综合权力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的负面影响存在，过高过低都不存在显著影响;

二、变量定义与研究模型

1绪论

在1980年代，欧洲公共支出保持在较高水平，监管体系负担沉重，并且在经济方面，尤其是劳动力市场，完全因欧洲缺乏灵活性而供过于求。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由于欧洲货币当局制定了与利率相关的适当政策以保持私人需求的活跃，整体经济增长稳定增长。即使始终将欧元区视为一个整体，欧元区国家仍存在分歧。从进出口占GDP的比重来看，1980年德国、意大利、法国的比重（约20%）较小。然而，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在进出口交易中仍占较大比例。进出口占GDP的比重从1981年的50%上升至2015年的70%。分析中选择的国家是欧盟的创始国。因此，探讨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具有代表性的国家金融经济问题的联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目的是从1981年至2015年期间欧盟六个创始成员国的数据集中，通过门槛效应回归研究金融-增长的联系。对于稳健性问题，可以通过OLS回归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检验因变量和自变量分别引起的内生性和外生性。总而言之，主要目的是通过门槛效应模型分析六个欧盟创始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阐述了相关文献和观点；第三部分介绍了所选数据和方法；第四部分陈述实证结果；第五部分为结论，第六部分为参考文献。

2文献综述

2.1国外研究综述

20世纪初，由于科学技术不发达，大多数学者从理论上探讨了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探索这一问题的理论先驱熊彼特（Schumpeter，1911）[1]指出，金融体系具有资源配置的功能。此外，有效的金融体系通过将生产要素从效率较低的部门分配到效率较高的部门来增加产出，从而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导致经济增长的观点是所谓的“供给主导”假说。而Lewis（1956）[2]发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市场在促进实体经济活动之前先发展起来。刘易斯得出的结论是“需求跟随”假说，即经济增长导致金融发展。此外，帕特里克(Patrick1966)[3]在理论层面阐述了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在不同时间的不同关系，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的初期处于主导地位。一旦经济发展进入成熟阶段，顺应需求的金融发展将成为主流。

2.2国内研究综述

内容摘要：本文研究了我国贸易自由化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影响，重点考察了总体影响效应及分段式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在一定程度提升了物流业的能源经济效率，但是贸易自由化与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之间遵循“倒U型”关系，过度的贸易自由化反而不利于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提升。通过门槛效应进行分段式影响检验，发现在不同门槛区间表现出来的作用存在较大差别，当贸易自由化超过第二门槛值时则容易引发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提升的抑制效应，最优的影响状态是贸易自由化水平介于第一门槛值和第二门槛值之间。无论是“倒U型”效应还是门槛效应，都支持了适度贸易自由化对物流业走节能环保、绿色循环之路的重要性。

关键词：贸易自由化；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倒U型”；门槛效应

当前，全球能源和环境形势日益严峻，我国也正面临能源短缺和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的双重压力。2021年，中央明确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可见优化能源结构、提升能源利用效率迫在眉睫。物流业作为一个基础性产业，它一直是国民经济中能源消费量较大的产业之一，尤其是货物运输、装卸等环节都是物流业中的主要耗能环节。特别是在当前电商环境下，产生了更多的快递物流活动，从而也刺激了能源快速消耗，并滋生了更多的快递垃圾。由此，推动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提升成为一项重要任务。而物流离不开贸易，站在对外贸易的视角，贸易自由化是当前我国推进贸易领域改革的一项抓手，贸易自由化可以降低贸易成本，促进产能规模提高和先进技术引进，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提高能源经济效率，但产能的扩张甚至过剩，又可能引起能源的过度消费，反而不利于能源经济效率提升。目前研究贸易自由化与能源经济效率之间关系的学者并不多，如李静、张昕欣、张兴祥（2009）；刘信恒（2021）；王俊、郑卉殷、张钰洁（2021）等，但他们的研究均发现贸易自由化降低了能源密度，促进了能源经济效率提升。当然，也有学者研究提出了贸易自由化的负面效应，邓富华、沈和斌（2020）指出进口贸易自由化的过度会通过加剧劳动市场错配而降低资源要素效率。据此，也更有理由推测过度的贸易自由化对能源经济效率可能也会造成负面影响。但目前来看，学术界关于贸易与物流的关系研究更多的是局限在贸易与物流协同关系或者说互动关系层面，如郭湖斌、齐源、邹仲海（2018）；叶影霞（2018）等。其中，叶影霞（2018）从广东自贸区建设的背景出发，研究认为对外贸易对区域物流规模增长的推动作用是显著的。然而，对外贸易如果能推动物流规模增长，那么对物流业的能源经济效率改善方面作用是怎样的？特别是在国家大力推进自贸区建设的背景下，贸易自由化也是一个重要趋势，那么贸易自由化与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关系如何？迄今仍未有这些方面的研究，因此本文就此问题进行实证性的研究讨论。

实证研究方案

（一）计量模型构建

为研究贸易自由化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总体影响，并检验过度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影响作用，首先构建基础计量模型：T-Energyt=α+βT-FREEt+γX+εt（1）其中，T-Energy表示物流业的能源经济效率，T-FREE表示贸易自由化，X表示控制变量，α、β和γ均为待估系数，ε为误差项，下标t表示时间。为了检验过度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影响，构建带有贸易自由化二次项的模型：T-Energyt=α+βT-FREEt+δT-FREEt2+γX+εt（2）当然，二次项模型侧重于表现过度的贸易自由化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影响是否会发生转变。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贸易自由化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分段式影响效果，还需采用门槛效应模型进行检验。门槛效应模型构建如下T-Energyit=α+β1T-FREEt×I(T-FREEt≤θ1)+β2T-FREEt×I(θ1<T-FREEt≤θ2)+…+βm+1T-FREEt×I(T-FREEt>θm)+γX+εt（3）其中，I(·)表示示性函数，主要用于考察不同阈值范围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θ即为不同的门槛值。

一、政府采购与战略管理政府采购制度最早形成于18世纪中叶,以美国1761年颁布的《联邦采购法》为标志,距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而我国政府采购的起源,根据财政部的说法,“其制度建设和试点推进的工作,应该论文是从1995年上海市对财政专项安排的设备购置,采用政府采购员的办法时开始的。”[1]242003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将政府采购定义为:“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购买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2]由于政府采购本身所具有采购资金来源的公共性,采购范围的广泛性,采购规模巨大,采购的政策性、非营利性和采购管理的公开性等特征,其操作效果如何,会对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产生深远的影响。加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为了增强国际竞争力,我国已向亚太经合组织承诺于2020年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作为一国在市场经济中最大买主的政府,其行为就不仅会对本国的经济产生影响,而且会影响到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的经济走向。因此非常有必要从一个动态的、全局的、长远的、持续的角度来看待我国的政府采购,而战略管理恰恰符合了这样的要求。战略管理这一概念最初来源于私营企业部门,美国学者安索夫(AlfredChandler)1962年发表专著《战略与结构》,成为现代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研究起点[3]12。此后,许多学者积极参与战略理论的研究,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流派。国内著名学者周敬伟教授认为:“战略管理是组织确定其使命,根据组织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设定组织的战略目标,为保证目标的正确落实和实现进行谋划,并依靠组织内部能力将这种谋划和决策付诸实施,在实施过程中进行控制的一个动态管理过程。”[4]75公共部门的战略管理始于20世纪80年代,作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强调组织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允许对环境进行考察,以选择通过一定的付出可以获得最大利益的目标。波齐曼和斯特劳斯曼在《公共管理战略》一书中认为公共部门战略管理具有如下基本特征:关注长期;将长期目标和近期目标整合成一个连贯的层级;认识到战略管·65·理和计划并不是自行贯彻的;采取一种外部观点,强调不是去适应环境,而是期待和塑造组织的变迁。公共部门由于环境因素、交易因素、组织内部运作方式的不同,战略管理的作用与私营部门相比,更具有长远性和全局性的特点,因此就更有必要分析和指导政府采购这种涉及范围广、牵扯利益多、持续时间长的政府行为。

二、战略管理下的政府采购模式的探讨(一)政府采购的一般模式政府采购的模式作为实施政府采购的组织管理形式,根据我国《政府采购法》第七条的规定:政府采购实行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相结合的原则,集中采购的范围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布的集中采购项目确定。[2]由此可以看出,政府采购模式有集中采购、分散采购与两者相结合这三种。集中采购模式是指本级政府的采购均由一个专门从事采购的部门负责,不允许单位自行采购。其采购的过程为:使用单位向财政主管部门上报采购计划,待采购计划被批准后由政府采购部门负责安排采购,采购项目结束后由使用单位进行验收,采购资金由财政部门直接向供应商、承包商支付[1]24。实行集中采购有助于形成政府采购的规模效应,减少采购的中间环节,提高政府采购资金的利用效率,便于政府采购政策的实施和政府采购目标的实现。目前国际上采用集中采购的国家有美国、阿根廷等。分散采购模式是指各使用单位自行进行的政府采购的模式。其过程是由使用单位向财政部门上报采购预算计划,获得批准后由使用单位按政府采购的原则自行采购。分散采购最大的优点是灵活,使用单位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确定采购的物品,尤其是适用于紧急状态下的政府采购,但是它有很多的不足之处。国际上只有英国、日本等少数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采用这种模式。集中采购与分散采购相结合模式,是指一部分采购由一个部门统一负责,一部分采购由各个需求单位自行负责的采购模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这种模式,在大的方向上具有集中的趋势,是以公共投资为主,便于避免重复建设造成的浪费;而一般的小规模政府消费品的采购则是以分散采购的方式,便于发挥其灵活性。这种模式不是对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的简单折衷,而是集它们的优势于一身,但其本质还是集中采购。(二)战略管理思维下的政府采购模式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公共部门必须以战略眼光思考自己的职能、角色、地位、组织结构和与社会的关系,确定组织面临的环境和组织发展的长远目标,提高自身竞争力。而政府采购作为公共组织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交换的一种重要方式,在公共部门的整个运作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战略管理视角下的政府采购要求将政府采购的长期目标和近期目标整合成一个连贯的层级,认识到关于政府采购的战略计划不是自行贯彻的,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多方面的努力,要有一种外部观点;对于政府采购不是被动地适应环境,而是要积极地塑造组织的变迁,在变化的环境中拥有主动权,同时由于公共部门的特殊性,还要充分考虑到政治权威的影响。战略管理有一个基本性的要求即给组织正确的定位,以面对未来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具体到政府采购上,既要给政府采购一个战略定位,使其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公共财政的效益,更好地服务社会,同时又要增强公共组织抵御社会不确定风险的能力。因此必须用战略的思维来考察政府采购的内外部环境,用系统的方法审视环境变化与组织的长期情况。综上所述,分散采购模式达不到政府采购战略思维的要求,因其没有统一的规划,采购单位分散,不能从战略上进行统一,但是完全集中的政府采购又不适合我国经济水平参差不齐、地区差异巨大的现实国情。因此采用集中采购与分散采购相结合,以集中采购为主,分散采购为辅,是一种比较理想的采购模式,既能够从战略管理思维下进行操作,又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在实际操作中对于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相结合的这种模式,采购门槛的设定十分重要。所谓采购门槛,是指政府采购达到一定规模后,必须由政府进行统一招标采购的最低限额。在国际上,采用结合采购模式的国家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设定采购门槛,门槛高的分散采购的成分多一些,门槛低的集中采购的成分多一些。由于我国各地之间的财政状况及经济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加之我国的政府采购还处在起步阶段,现行的政府采购法没有对采购门槛作统一的要求。但是从战略管理的角度来看,对采购门槛的设定十分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国家通过政府采购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程度。采购门槛的恰当设定,能使得国家通过对政府采购·66·肖伟公共部门战略管理视角下政府采购模式的探讨这一公共资金的支出,对整个社会经济运行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而且还能够从全局宏观的角度来对国民经济进行战略调控,增强国家在经济领域抵御国内外不确定因素的能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另外,也应该从各个行业长期的发展状况来对采购门槛进行划分,对于国民经济中新兴的、具有远大发展潜力的行业和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行业,在设置采购门槛时应该区别对待,有所偏差。同样地在采购过程中,高价值、高风险的采购项目由采购部门专业化、技术精湛的采购人员进行操作会更加经济有效;低价值、低风险的常规采购,通常可以由采购单位自行操作,这样既保证了高价值、高风险商品的质量,又能够保证其他商品的采购速度和灵活性。其实,“采购门槛”的设定,在本质上是对政府采购权力的划分。不同采购门槛的设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各级采购部门之间的权力界限,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绝对的集中采购和绝对的分散采购都是不合适的。所以,恰当的采购门槛的设定,对于预防政府采购过程中的腐败和实现各级采购部门权力的划分,从而调动各个采购部门的积极性,实现公共财政的最大效益都有积极意义。

三、集中采购与分散采购相结合模式的优点一般情况下,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采购模式,通常可以获得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的双重效益,集中采购有利于制定和实施统一的采购政策,培养更多技能精湛、知识全面的采购人员;分散采购则灵活性更高,采购速度更快。以战略管理的思维分析这两种相结合的采购模式,其意义更为长远,具体表现如下:1.相结合采购模式的建立,有利于完善当前的财政政策,有效地节约财政资金,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在我国现行的财政制度中,对建设性支出和对资金消费使用的监督管理尚无明确规定,而政府采购制度的实施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采购门槛的科学设定,对财政中建设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能够在不同模式下进行操作,使之各自得益。通过实施政府采购制度,财政部门从资金的分配到消费,实行全方位的监督,增加了政府采购的透明度,保证质量,降低了行政成本,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2.建立恰当的政府采购制度是国家加强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能够调节社会供求总量,实现社会总供给的平衡,并且能够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促进经济的协调、均衡发展,保护民族工业,支持国有经济的发展。政府采购制度实质上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国家调控经济的政策工具,不仅作用于微观的经济领域,调节部分商品和劳务的供给和需求,而且作用于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领域,进而实现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同时,针对近年来许多单位部门分散采购时的短期行为造成我国许多商品盲目进口,从而对我国的民族工业造成很大冲击的现实问题,以集中为主的结合采购模式,能够有效地改变这一局面,促进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3.建立相结合的采购模式,有利于我国经济走向世界,进一步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实现与国际接轨。我们和国际接轨的目的不是单纯地为了保护国内市场,更重要的是能够利用国际市场。我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加快健全政府采购制度是我国经济融入世界贸易的迫切需要。政府在以集中采购为主的模式下,在采购的过程中能够协调统一,在以买方为主的对外经济中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同时还能够激发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之间的竞争,从而促进国内企业的发展壮大,提高其竞争力,使之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之中。

[参考文献]

[1]王亚星.中国政府采购的市场化运作[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