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范文10篇

一孟子民本主义的基本内容

孟子民本主义的基本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方面的，二是经济方面的。在政治方面，孟子的民本主义从民众与统治者的最一般的关系上，把民众当做天下国家的根本，把天子、国君、大夫等统治者当做从属，统治者是为民众办事的。孟子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孟子·尽心下》第十四章）

先解释“民”字。“民”的含义有其历史的演变。

“民”，据郭老考证，“是眼目的象形文”，意为“横目而带刺”，“盖盲其一目以为奴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页）。也就是说，在奴隶制时代，“民”是专指奴隶的。《诗经·大雅·假乐》：“宜民宜人。”毛亨传：“宜安民，宜官人也。”朱熹注：“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庶民”即奴隶，“人”即奴隶主。西周奴隶制社会实行“世卿世禄”制，所有奴隶主都是“在位”的，即都是做官的，所以“百姓”又是“百官”，而奴隶是无姓的。从春秋中期以来，各诸侯国相继发生了由奴隶制到封

建制的转化，废除了井田制，实行了土地私有和封建地租制，出现了地主阶级、个体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在政治上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实行了“任人唯贤”，相应地以“赋禄以粟”代替分封制。因此，从春秋末年以来，若干思想家循着“在位”与“不在位”的思路，把凡无官职的人都称做“民”。到了战国时代，有百亩之田的小农以及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发展起来，数量众多。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有田二百亩的小地主。如苏秦说“且使我有雒（洛）阳城郭（洛阳城郊）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史记·苏秦列传》）这就是说，有田二百亩，就可以凭地租收入生活而不用出来游说了。而有田二百亩的小地主的地租收入，按对半租计算，和有百亩之田靠自己劳动的小农的收入大致相等。随着私有制的发展，价值规律的作用以及诸侯征伐、天灾人祸，战国中期出现了大量的小农、小商人、小手工业者破产，而威胁小农的各种因素同样威胁着有田二百亩的小地主阶级。因此，有二百亩土地，没有官职的出租地主和有百亩之田的独立小农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他们也属于“民”的范畴。孟子把小农破产问题看得十分严重，极力主张“制民恒产”，就是站在与独立小农有共同利害关系的小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也是“民”的立场上提出来的。当然，战国时代的小地主阶级与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也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因此，孟子一方面站在“民”的立场上提出民本主义的主张，另一方面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有保留地继承了奴隶主阶级的具有绝对权威的上帝——“天”、天命观和殷周奴隶制的典章制度“礼”以及“尊尊”、“亲亲”等级观念。也就是说，孟子的思想体系中有积极进步的一面，也有保守落后的一面。后者，我们在下一节“孟子民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中讨论。

诠释孔子——论孟子对孔子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创造性发展

摘要：孟子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从时代特征出发，为孔子思想作出新的诠释，在基本遵循孔子论述的前提下，努力提升儒家学说的精神品格，从而发展孔子所创立的学说。他在孔子解诗实际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意逆志”的理论，对孔子以“仁义”为标准的人格美和人格美的形成，都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从而发展并完善了孔子的美学思想。

关键词：孔子孟子诠释美学思想

在儒家思想的发展史上，孟子有着特殊的作用和地位。在孔子死后，孔门弟子曾子和孔子嫡孙子思先后担当起了继承与传播儒学思想的重任。如果说，孔子在他的时代，用“舍我其谁”的自信来巩固宗法制度下的一整套观念体系，那么同样可以说，从春秋时代到战国时代，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和发展，儒学思想也需要适应时展的需要，建立起一个新的诠释体系。处于战国时期的孟子，在儒学思想史上，就承担起了发展儒家思想的重任。

孟子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从时代特征出发，为孔子思想作出新的诠释，在基本遵循孔子论述的前提下，努力提升儒家学说的精神品格，从而发展孔子所创立的学说，使儒家思想保持了自身的活力。他以“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以下只注篇名）自诩，从人作为生命的主体和人的生存的意义的角度，强化了孔子“仁”的理论的思想内涵，使之成为具有生存价值的一种理想与信念。因此，他的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都与孔子的思想在表述上有一些差异，但却与之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联系，在客观上起了丰富、开拓和深化儒家理论见解作用。本文着重就孟子对孔子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创造性的发展做一些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从孔子解诗到孟子解诗

孟子的民本主义接触到了社会命运是由民众决定的还是由天子、国君、公卿、大夫决定的这样一个历史观的根本问题，并且从历史的见地来看，作出了比较正确的回答。它在中国思想史的进程中，无论从政治学说上看，还是从历史观上看，都是一个重大进步，在中国历史上直到近代民主主义传入中国以前，它都是起积极作用的。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个民本主义思想体系包含着不可克服的自相矛盾。

下面我们先讨论孟子民本主义的基本内容，然后分析其历史局限性及其历史地位。

一孟子民本主义的基本内容

孟子民本主义的基本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方面的，二是经济方面的。在政治方面，孟子的民本主义从民众与统治者的最一般的关系上，把民众当做天下国家的根本，把天子、国君、大夫等统治者当做从属，统治者是为民众办事的。孟子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孟子·尽心下》第十四章）

先解释“民”字。“民”的含义有其历史的演变。

孟子是战国中期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孟子虽与孔子相距百年，但孔子的思想却通过子思的弟子传给孟子孟子本人也曾以私淑孔子自居。孟子主要继承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学说，主张人性善，倡导“内圣之学”。孟子在其人性论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较为完备的思想体系，下面我们就来谈谈孟子关于道德修养与自我价值完善方法方面的内容。

1、修身修心与道德修养

孟子主张人性善，强调“四端之心”根置于人心之中。孟子以先天先验的内心善念来激发唤起人们潜意识中善的本性，极力促使人们通过主体自身的道德修养来达到改造自我的目的。在孟子看来，要解决任何问题，都要从事物的内部寻求原因，内部原因解决了，其余问题便可迎刃而解，这与孔子所谓的“我欲仁、斯仁至矣”有异曲同工之妙，孟子十分重视“修身”的重要性，把“修其身”看作是治天下的开始，孟子所谓“修身”主要是指道德主体的修为，是提高和完善自我价值的一种个体的主观能动行为，这一行为包括修心、修行两个方面。先有“心”之所思，而后有具体之行为，故修身之要重在“修心”；修身又是齐家、治国的根本，这种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反过来又以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来达到由外及内的规定来达到改造人的目的。这两种不同的“流程”或“修心”路线实际是一个完整而统一的内部修养循环系统，是“内圣之道”的完全体现，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家，国，天下”的事便畅通无阻了。为了实现通过自我道德修养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目的，孟子突出强调了“心”在这一过程中的绝对重要性，认为尽心不但可以知性，而且可以知天。孟子的修身、修心学说是他改造人、改造社会、治理国家的重要理论手段，也成为与其性善学说相互发明、相互补充的重要内容。

2、节欲寡欲与存心养性“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孟子关于自我价值完善的另一方法是节欲寡欲与存心养性。孟子试图通过两种方式来解决当时的社会和道德问题：一种是通过游说诸侯国君的方式，目的是使他们接受他所主张的“仁政”学说。但这一方法没能奏效。孟子采用的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强化自身道德修养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孟子认为，一个人在道德修养过程中，首先面临的是人的感性欲望与道德理性的关系。在孟子看来，人性虽善，但受物欲影响多了，便可以趋于恶。因此，要完善自我的道德修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节欲、寡欲，他告诫梁惠王如果想实现“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大欲”，就必须节制自己甘肥轻暖、声色犬马之欲，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一天下”的更大欲望。孟子试图使人们对物欲的追求在一种合理的道德范围内进行。孟子主张“节欲”、“寡欲”，并不是否认人有正常的欲望，相反，在某种程度上，他还认为人的欲望正是人伦道德的基本出发点。当人的欲望与人的道德理性发生矛盾冲突时，应当合理地以外在的“礼义”和内在的“仁”来限制人的欲望。孟子倡导的节欲、寡欲并不是目的，而是其“存心养性”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孟子认为，人的道德修养的好坏以及修养境界的高低，都是由自身所决定的，如果一个人只懂得追求生理层面的自我满足，就难以发掘内在之善性，就难以成为道德君子；要成为道德君子，首先要“立乎其大”，培养自己的理想人格，做到“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通过“心”的向外扩充，使“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立志做一个以天下为己任、追求道德完善的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自我道德价值。孟子从人的普遍性原则出发，目的是为了能够充分调动、激发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道德自觉性，促使人们以积极的心态去生活、去进行道德修养。孟子的这一理论特点对后世仁人志士所奉行的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目标具有深远的影响，构成了中华民族崇尚民族气节、坚持正义、具有顽强的民族凝聚力和凛然不可侵犯的民族特征，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很好地继承和发展。

教人求善，永远是孩子品德教育的真谛。

孟子的性善论的提出，是以论“心”为基础的。可以说，孟子是中国第一个论心的则学大师，心字在猛子中出现了19次。

孟子认为人有四种善端。《孟子·公孙丑上》中就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在孟子看来，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人与生俱来的，固有的，这是对人性认识的基础，是社会道德建设的基础。

那么，为什么社会中又充斥着丑恶呢？孟子认为，这是因为善端（心官）是人人都有的，但是生理感官（耳目之官）也是每个人所固有的，而这是“为恶”的基因。他认为善端是大体，生理感官是小体。人们如何对待“大体”与“小体”，就会决定一个人的道德养成，人生走向。孟子曰：“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

确实，我很认同孟子的看法。人一生下来，本性就是善良的。我们都说儿童是天真烂漫的，童心是纯洁晶莹的，跟他们在一起我们会觉得世界的美好与灿烂。但是，人都会慢慢长大，在成长的道路上，社会、家庭、校园的环境都会都他们不同的影响，最直接地影响着他们的耳目之官。而耳目之官是有盲目性的，它最容易被外物所影响和蒙蔽，也很容易引向迷途。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人而已矣。”也就是说，当外物影响人的生理感官时，如果不通过心官去思考和调控，那么就会蔽于物，而且会反过来使得善端流失。一味地追求满足生理感官的刺激，就会养成低劣的品德。所以，儿童青少年在成长的过程中，有的人的品德走向堕落败坏，是因为外界的影响。

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孩子染上赌博，打架，盗窃，早恋同居甚至吸食的恶习，这与他周围的成长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早20年，校园里就连早恋的情形都很少听说，但是现在不是什么稀奇事情了，我想这与现在的网络、电视、报刊等外界环境的冲击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摘要：《孟子》是反映战国时期汉语实际面貌的代表作品之一，其中的形容词相当丰富，共有314个。本文根据中华书局1980年版的《十三经注疏》，对《孟子》进行了统计，结果得出18个非定形容词，并分析了这些非定形容词的句法功能，语义指向和表意功能。

关键词：《孟子》；非定形容词；语义指向；表义功能

非定形容词又叫唯谓形容词，是指不能作定语。主要作谓语的特殊形容词，与非谓形容词形成对立。对于这类形容词。赵元任先生早就有认识，他在《汉语口语语法》中指出“有少数形容词只能，或主要做谓语”，并把它称为“表述形容词”，与“修饰形容词”相对。不难看出这种“表述形容词”就是“唯谓形容词”。“唯谓形容词”这一概念最早提出的是吕叔湘先生，他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里，指出“唯谓形容词”与“非谓形容词”是相反的，而未对这一概念做更为详尽的解释。“非定形容词”较早是由胡明扬提出(1983)，指的是不能直接作定语，主要作谓语的形容词。与“唯谓形容词”基本相似。在本文中我们采取“非定形容词”这一概念，主要考虑到“唯谓形容词”可能让人误解为“只能作谓语”，实际上。除了“不能作定语。主要作谓语”外，它还可以作状语、补语、主语、宾语，所以我们认为“非定”更合适这一类形容词的特点。

《孟子》是反映战国时期汉语实际面貌的代表作品之一，其中的形容词相当丰富，共统计出314个，本文根据中华书局1980年版的《十三经注疏》，对《孟子》进行了统计，结果得出18个非定形容词，即“饱8、久15、难12、暖4、牣1、速9、详3、徐2、宜6(合适)、易1(疾)、易7(容易)、逸1、永3、专2(专擅)、允1、亟2(急也)、疾1(快)、茁壮1”其中单音节17个，双音节1个。根据我们的考察，在《孟子》中非定形容词作谓语共有27例，作状语有22例，作宾语有3例，作主语有2例，作补语3例。

一、作谓语或谓语中心

非定形容词作谓语时，主语成分相当复杂，有主谓短语、动词性短语、名词性短语(包括“之”字结构)等，具体分析如下：

孟子的民本主义接触到了社会命运是由民众决定的还是由天子、国君、公卿、大夫决定的这样一个历史观的根本问题，并且从历史的见地来看，作出了比较正确的回答。它在中国思想史的进程中，无论从政治学说上看，还是从历史观上看，都是一个重大进步，在中国历史上直到近代民主主义传入中国以前，它都是起积极作用的。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个民本主义思想体系包含着不可克服的自相矛盾。

下面我们先讨论孟子民本主义的基本内容，然后分析其历史局限性及其历史地位。

一孟子民本主义的基本内容

孟子民本主义的基本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方面的，二是经济方面的。在政治方面，孟子的民本主义从民众与统治者的最一般的关系上，把民众当做天下国家的根本，把天子、国君、大夫等统治者当做从属，统治者是为民众办事的。孟子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孟子·尽心下》第十四章）

先解释“民”字。“民”的含义有其历史的演变。

一、对商品交换的深刻认识和论证

孟子对于商品交换活动有了较前人更为深刻的认识，并从理论上给予了充分的论证。首先，孟子从社会分工的必要性出发，说明了商品交换存在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孟子多次提到社会分工和交换的问题，他以现实生活中的事实为论据，有力地批判了当时许行学派主张自给自足，否定社会分工和交换的荒谬论点。现择要摘录如下：“孟子曰：‘许子（许行）必种粟而后食乎？’（陈相）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什么）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甄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以粟易之。’‘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孟子曰）‘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孟子的这段话，是古代关于社会分工与交换问题的极其精彩的论述。当社会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达到一定阶段时，个人就不能仅靠自己的劳动来生产本人所需要的一切产品，只能以自己的产品同其他生产者相交换。在孟子的时代，中国虽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封建社会的早期，但即使在那时完全的自给自足也已不可能了，“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多方面的物质需求就必须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和满足。由此，孟子认为，如果否定商品交换，主张人们一定要自己生产出本人所需的一切产品后再去使用，相互依赖的各种生产者的生产和生活都会陷入困境，只能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退回到穴居野处、田荒室露的原始时代去，“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因此，商品交换是现实社会经济条件下各行各业之间经济联系的必然形式，是社会生产顺利进行的一个必要条件和客观保障。其次，孟子认为商品交换是等价的。许行学派认为，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商品交换会损害农民的利益。孟子尖锐地批判了许行学派的这一观点，他说：“以粟易（交换）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这里所谓“厉”，是指交换中一方占另一方的便宜，使另一方吃亏的情况，涉及的实质是商品交换是否等价的问题。孟子把农民和手工业者放在完全平等的地位上来考察他们的交换活动，认为二者的交换从农民方面看是“以粟易械器”，而从手工业者方面看，则是“以械器易粟”，交换活动的性质对双方完全是一样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在交换中所让渡的东西等于他们从对方所换取得东西。因此，孟子认为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商品交换谁也没有“厉”谁，不可能对一方有利而对另一方有害。这实际上就肯定了交换的等价性。此外，孟子还论述了商品交换的互惠性。孟子由商品交换的等价性进一步指出，商品交换对交换双方非但无损，反而有益。他举例说，农民生产粮食，手工业者生产各种手工业品，如果二者之间不进行交换，那么农民有多余的粮食而没有所需要的各种劳动工具和手工日用品，手工业者有多余的手工业品却没有粮食吃；相反，如果二者进行交换，那么农民用多余的粮食布帛换取自己不生产的各种手工业品，手工业者用自己多余的手工业品换取自己没有的粮食布匹，双方的物质利益就都能够得到更好的实现和满足，对交换双方彼此都有好处。据此，孟子提出了著名的“通工易事”论，他说：“子不通工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所谓“通工易事”即互通成果，交换产品，也就是进行商品交换。在孟子看来，商品交换活动是一种互惠的行为，这在当时应当说是颇有见地的，反映了孟子对商业交换活动作用的深刻认识。

二、倡行惠商政策

正是由于对商品交换的重要性和作用有着深刻充分的认识，因此，孟子十分重视商业，对商人和商业的态度比孔子更积极。如果说孔子只是不鄙视商业和商人，孟子则对商业和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采取了优惠和保护的措施，可算得上是一位真正的保商论者了。孟子大力主张统治者实行减免关市税收的惠商政策。当时各国统治者大都利用关卡对商人进行横征暴敛，孟子对此表示强烈的反对，他激愤地指责说：“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把设立关卡征收关税看作了对商人实行暴力。孟子曾经就关市税收的问题和他的弟子公孙丑等人作过专门探讨，他一贯坚决反对征收关税和市税，明确地指出：“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市廛，此指专门建造以供商人储藏货物的仓库。孟子认为，如果商人将货物暂时储藏在市场的专门仓库中，或者按照市场条例规定的办法出售货物，那么就不应当向他们征税，而当商人的货物长时间积压滞销时，官府要按照法律规定的办法进行收购，以保护商人的利益不致受到损害；对于路经关卡的商旅，也只进行稽查而不要征收关税，从而为商人自由经营创造良好的条件，笼络招引天下各路商人，使其乐于进行商业经营活动。孟子到处游说，竭力规谏统治者接受和实施他的这一主张。他曾经向宋国国君提出建议，要求宋国“去关市之征”$，免除商业经营往来中关税和市税的征收。不仅如此，当齐宣王向他询问治国之道时，孟子更将“关市讥而不征”%上升到了文王之政和“仁政”的高度来宣扬，并指出“关市讥而不征”等为商人提供便利、减轻负担的政策措施，将会取得“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的效果。孟子不遗余力地鼓吹减免商业关市税收，这充分表现了其浓厚的重商思想和为商人利益辩护的坚定立场。孟子反对人为干预和强行统一市场商品价格。为了防止商人在商品交换中的欺诈行为，许行学派提出等量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市贾（价）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孟子严厉地驳斥了这种要求“市价不贰”，强行划一市场价格的作法，指出：“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屡小屡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孟子认为，商品的价格是由商品本身内部的“情”决定的。由于同类商品虽然他们的量相等，但每件商品内部的“情”却是不同的，所以他们的价格也就应当随之有所差别。如果强行要求“市贾不贰”，所有同类等量的商品都规定同等的价格，而不允许商品价格因其“情”不同而自然浮动，那么就会使商品生产者的利益受到损害，破坏正常的商品流通，而助长人们弄虚作假的的不良社会风气。孟子主张维护市场的自由价格，让商品买卖完全按市场自发形成的价格进行，这在客观上符合了商人自由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商业的正常发展和商品的顺利流通。孟子要求开放山林泽梁等自然资源，允许商

人开采经营。山林川泽之禁自西周实行以来日益加重，以至于山林川泽的利源全部由国家垄断，商人未经允许不得插手经营，从而限制商人的经营活动。这和孟子一贯要求商业自由经营的传统思想是相违背的，所以孟子强烈反对国家垄断山泽之利，大肆宣扬取消国家对山泽自然资源垄断经营的禁令，强烈呼吁实行“泽梁无禁”的开放性政策，许可商人经营取利，从而为商业自由经营提供方便。这种思想对商业的发展无疑亦是大有裨益的。孟子还主张国家对商品流通进行宏观调控和规范，维护正常的商品交换活动。所谓“关市讥而不征”，这里的“讥”，就是稽查商贾有无违法犯禁的行为。为了坚持和守护商业等价交换的原则，他尤其反对商业经营中的投机垄断行为，指出：“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负责对市场交易“治之”的“有司者”，就是国家管理市场的专门官吏；“龙断”即垄断，本义指小高冈，这里指把市利网罗在己、排挤别人的商业行为。孟子认为，人们之间互通有无、进行正常商品交换的活动是完全必要的，市场管理人员要为这些商业活动的正常开展和顺利进行提供各种优惠服务和便利条件。而对于在商品交易过程中以垄断的不正当手段来“罔市利”的投机商人，孟子则指责他们为“贱丈夫”，主张采取征收商税等办法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惩罚。孟子反对垄断市场，提倡在商业活动中自由竞争、公平交易的主张，是极其有利于社会商品流通和经济繁荣的，所以当时出现了“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赶得上&者也”的兴旺发达的局面。

三、简单评析

孟子是孔子的继承人，被后人称为“亚圣”，是儒教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推行“仁政”，提倡以德治国，宁可为追求自己的理想而贫困受穷，也不愿苟且现实，追求功名富贵。人们关注较多的是孟子的政治、文化、哲学、伦理和教育思想，对他的经济思想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就孟子的经济学思想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希望引起专家学者对此问题的重视。

孟子生于公元前372年，经过春秋战国时期长期、激烈的争霸战争，许多小的诸侯国灭亡了，剩下的齐、楚、秦、燕、韩赵、魏七个大的诸侯国，它们之间的战争不断，民不聊生。这一时期是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度时期，各诸侯国相继变法，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以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如李悝在魏国、商鞅在秦国都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变法，废除了旧的世袭禄位制度，把禄位和宅田赏赐给对国家有功的人士，把国家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通过变法，各国的农业经济发展显著。但各诸侯国的国王为了争霸列国，大力扩军备战，征募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加大税收比例，阻碍并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孟子就是在这一社会、经济、政治极其复杂的时期，在和各诸侯国的国君讨论国家的治理时，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经济思想。

孟子认为，国家的经济政策必须优先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他不同意法学家以暴力的手段来统治国家，主张“仁政”，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为了确保“民为贵”经济战略的实施，孟子提出了具体的政策，他对梁惠王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孟子认为，征用劳力要分清时节，不要误了农活，否则，就产不出足够的粮食，全国的百姓自然要挨饿，没有粮食也养不出精兵强将，国家安全就会收到威胁。实际上，人民群众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整体利益孕育于个体利益之中，只有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国家的整体利益才能体现出来。当前，我国在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大量劳动力剩余现象，我们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确保他们的就业和生活，不能以改革和发展市场经济为由而损害了百姓的利益。损害了百姓的利益，归根结底还是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因为国家的利益是由百姓的利益汇集而成的。

孟子提出，国家经济发展应建立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他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富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强调在经济生活中，要处理好个体经济和国家的整体经济的关系，国家制定经济政策，必须优先考虑个体经济的发展，让国民能够养家糊口，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发展民营经济，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当遇到凶年，政府应该赈济灾民，使之免于死亡。实际上，国家的富裕就是建立在每个家庭富裕的基础上的，每个家庭经济充裕了，整个国家自然就富强了。

在战国时期以及后来的封建社会里，帝王都拥有大量的园林，霸占自然资源，而不允许百姓进入、开发、利用这些资源，这无疑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孟子对齐宣王说：“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臣闻郊送之内，有囿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孟子认为，一个君王拥有土地是可以的，但不能太霸道，不让百姓进入到君王的土地上去从事经济活动。周文王的园林有方圆七十里，可他允许百姓到里面自由地打草、砍柴，逮鸡捉兔。把园林和百姓共同享用，百姓不但不觉得它大，反而觉得它小了呢。可你齐宣王的园林尽管才方圆四十里，比周文王的小多了，可你不让百姓进去从事经济活动，杀死一头小鹿犹如犯了杀人罪一般，这样的园林就像国土上的一个陷阱，老百姓是恐惧它的，所以觉得它太大了，没有才好呢。孟子基于民为贵的观点，强调物尽其用，要让百姓合理地开发国土上的一切资源，而这些资源不能为一些有特权的人给垄断了。

孟子主张通过低税收来培育经济实体。他提出了“省刑罚，轻税敛。”孟子把土地上的劳动者视为“经济人”认为国家的一切政策必须有利于他们的生产，保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为他们发展生产提供便利的条件。为此，他非常推崇周文王的井田制的农业经济政策，百亩（合现制三十亩）为一田，九田为一井，一井的中间那一田为公田，收成归政府，四周的八田分给八户农民私有，收成归个人。一井上的八户农民必须先耕种好公田，然后才能到自己的一田上去耕作，这样就等于叫给政府九分之一的实物税。当时之所以这样低的赋税，主要是为了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农业经济。

教学目的

1．理解常见文言实词和虚词的用法。

2．领会孟子“与民同乐”的民本思想。

3．学习理解对比在论辩中的作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

民本思想和对比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