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史范文10篇

元朝是中国古代唯一由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全国统一王朝。近十几年来，国内（主要指大陆）史学界在蒙元史研究领域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包括贡献出两部学术水平很高的断代史著作，即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和周良霄、顾菊英合著《元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以及一些专题著作和大量的学术论文。然而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学者可以不断选择问题、变换视角，见仁见智，对其进行不重叠的考察。本文打算将近年读书所得，结合元朝的特性这一主线，就若干问题稍陈管见。题目较大，而个人学识浅薄，本不当率尔操觚，其中浅陋愚妄之处，尚望学界师友垂谅。

一从“征服王朝论”谈起

建国以来的历史研究，在很长时期内存在着将历史简单化的倾向。以对各北方民族所建立王朝（以下简称“北族王朝”）的研究为例，学者多以马克思的著名论断——“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1〕为指导，重点强调各北族王朝学习、吸收汉文化以及民族融合、“建立各族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一面，而忽视各族文化冲突、抵制、双向影响以及民族政策不平等的一面。实际上，后一面的问题十分重要，在元朝的表现尤为人所共见。近十几年来，蒙元史学者已对这方面作出大量研究，从而在事实上予上述总体偏差以不小的纠正。

然而，只有从理论上对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作出类型划分，特别是从文化差异（主要是与汉文化的差异）的角度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才会对这些王朝（包括元朝）的特性、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复杂性有更深入的了解。笔者并无能力进行新的理论概括，只是想提到一种外国学者早已提出、运用而我们却长期回避、排斥的理论模式——“征服王朝论”。

“征服王朝论”是德裔学者魏特夫于本世纪前半期提出的。他在《中国社会史：辽》一书（与中国学者冯家升合著）的导言中认为：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按其统治民族进入内地的不同方式，可划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渗透王朝”（DynastiesofInfiltration），以十六国、北魏为代表；第二类为“征服王朝”（DynastiesofConquest），辽、金、元、清均属其列。各北族王朝与汉地的文化关系，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同化（Assimilation），而是双向性质的涵化（Acculturation）。它们对汉文化诸因子，并非被动地全盘接受，而是能够进行主动的选择。具体而言，它们对汉文化的态度也有程度上的差别。“征服王朝”较倾向于抵制，而“渗透王朝”较倾向于吸收。在诸“征服王朝”中，又由于从前文化背景、生活方式的差异，辽、元较倾向于抵制，而金、清较倾向于吸收。〔2〕这一看法问世以后，在西方以至日本、港台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引起若干争论。但在新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它却一直受到冷遇，研究者多小心地避开这一论题，即使偶尔提及，也都是作为反面观点，斥之为“别有用心”、“居心叵测”。今天看来，我们的上述态度似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我们冷遇和批判“征服王朝论”的理由，主要是认为魏氏这一理论强调历史上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的对立、冲突，有挑拨中华民族大家庭内民族关系的嫌疑。这种从现实出发的义愤或许有其理由，但学术研究毕竟不应该过多地受感情左右。魏氏究竟出于何种目的、是否是在纯学术背景下提出他的理论，姑置不谈。我们所关心的，是他的理论对我们的研究是否有启发和借鉴价值。我认为，尽管魏氏“征服王朝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待商榷，但大体而言，还是值得参考的,特别是他对各北族王朝划分类型的努力应予肯定。固然“征服王朝”的“征服”二字比较刺眼，但如果仅将它理解为一些北方民族进入中原时的方式和曾经（！）存在的状态，似乎尚无大误。承认历史上一度存在过北方民族对汉族的征服状态，与今天将它们共同看待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并不矛盾。不应该为现实曲解历史。台湾学者萧启庆在评论大陆蒙元史研究状况时说：“蒙古人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是其征服及统治中原江南的结果，而不是先存事实。”〔3〕此语实为平实通达之论。

元朝是中国古代唯一由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全国统一王朝。近十几年来，国内（主要指大陆）史学界在蒙元史研究领域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包括贡献出两部学术水平很高的断代史著作，即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和周良霄、顾菊英合著《元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以及一些专题著作和大量的学术论文。然而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学者可以不断选择问题、变换视角，见仁见智，对其进行不重叠的考察。本文打算将近年读书所得，结合元朝的特性这一主线，就若干问题稍陈管见。题目较大，而个人学识浅薄，本不当率尔操觚，其中浅陋愚妄之处，尚望学界师友垂谅。

一从“征服王朝论”谈起

建国以来的历史研究，在很长时期内存在着将历史简单化的倾向。以对各北方民族所建立王朝（以下简称“北族王朝”）的研究为例，学者多以马克思的著名论断——“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1〕为指导，重点强调各北族王朝学习、吸收汉文化以及民族融合、“建立各族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一面，而忽视各族文化冲突、抵制、双向影响以及民族政策不平等的一面。实际上，后一面的问题十分重要，在元朝的表现尤为人所共见。近十几年来，蒙元史学者已对这方面作出大量研究，从而在事实上予上述总体偏差以不小的纠正。

然而，只有从理论上对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作出类型划分，特别是从文化差异（主要是与汉文化的差异）的角度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才会对这些王朝（包括元朝）的特性、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复杂性有更深入的了解。笔者并无能力进行新的理论概括，只是想提到一种外国学者早已提出、运用而我们却长期回避、排斥的理论模式——“征服王朝论”。

“征服王朝论”是德裔学者魏特夫于本世纪前半期提出的。他在《中国社会史：辽》一书（与中国学者冯家升合著）的导言中认为：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按其统治民族进入内地的不同方式，可划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渗透王朝”（DynastiesofInfiltration），以十六国、北魏为代表；第二类为“征服王朝”（DynastiesofConquest），辽、金、元、清均属其列。各北族王朝与汉地的文化关系，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同化（Assimilation），而是双向性质的涵化（Acculturation）。它们对汉文化诸因子，并非被动地全盘接受，而是能够进行主动的选择。具体而言，它们对汉文化的态度也有程度上的差别。“征服王朝”较倾向于抵制，而“渗透王朝”较倾向于吸收。在诸“征服王朝”中，又由于从前文化背景、生活方式的差异，辽、元较倾向于抵制，而金、清较倾向于吸收。〔2〕这一看法问世以后，在西方以至日本、港台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引起若干争论。但在新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它却一直受到冷遇，研究者多小心地避开这一论题，即使偶尔提及，也都是作为反面观点，斥之为“别有用心”、“居心叵测”。今天看来，我们的上述态度似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我们冷遇和批判“征服王朝论”的理由，主要是认为魏氏这一理论强调历史上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的对立、冲突，有挑拨中华民族大家庭内民族关系的嫌疑。这种从现实出发的义愤或许有其理由，但学术研究毕竟不应该过多地受感情左右。魏氏究竟出于何种目的、是否是在纯学术背景下提出他的理论，姑置不谈。我们所关心的，是他的理论对我们的研究是否有启发和借鉴价值。我认为，尽管魏氏“征服王朝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待商榷，但大体而言，还是值得参考的,特别是他对各北族王朝划分类型的努力应予肯定。固然“征服王朝”的“征服”二字比较刺眼，但如果仅将它理解为一些北方民族进入中原时的方式和曾经（！）存在的状态，似乎尚无大误。承认历史上一度存在过北方民族对汉族的征服状态，与今天将它们共同看待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并不矛盾。不应该为现实曲解历史。台湾学者萧启庆在评论大陆蒙元史研究状况时说：“蒙古人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是其征服及统治中原江南的结果，而不是先存事实。”〔3〕此语实为平实通达之论。

《明史•西域传》载“元时回回遍天下”，承袭了先进伊斯兰文明的回回人成为蒙元帝国统治者的得力助手。回回人的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为回回医药在蒙元帝国的兴旺发达奠定了基础，以外科、骨伤以及解毒见长的回医药也是扩张时期的蒙元帝国必不可少的医药学，而且蒙元统治者推行多种医药并存的方针，大力支持回回医药。以上诸因素决定了回回医药在蒙元帝国的疆域内大行其道，“回回医师”遍布全国，回医药典籍层出不穷，回医药在元代可谓盛极一时。

l元帝国设置的回医药机构

元代是回回医药的兴盛期，元帝国在全国范围内设置了大量回回医药机构，如回回药物院、广惠司、惠民局等。除了元帝国设置的官方的回回医药机构外，元代还有很多民间私立的回回医药机构，如元末明初穆斯林巨商鄂拖曼的子孙在杭州设立的豪华回回私立医院“鄂拖曼尼雅”。

1．1广惠司

广惠司是元代回回医药主要机构，也是元代回回医家的大本营。《元史》列传第二十一记载，中统四年(1263年)世祖命回回医生爱薛“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在忽必烈的支持下，爱薛在京师成立了回回药物院，从此，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官方的伊斯兰医药机构。至元十年(1273年)春正月，回回药物院“改广惠司，仍命领之”。爱薛在广惠司一直工作到至正十三年(1276年)。《元史》卷二十六记载，元仁宗大德六年(1302年)六月“丙子，升广惠司秩正三品，掌回回医药”。《元史》卷二十A．ii2载，广惠司的职责是“掌修制御回回药物及和剂，以疗诸宿卫士及在京孤寒者”。回回人爱薛掌管下的广惠司广招回回医师，研究回回医药，成为元代回回医家的大本营。

1．2回回药物院

蒙元时期是一个民族纷争的时期。蒙古族的兴起使中原文化又一次与异族文化发生了碰撞。蒙古作为一个草原游牧民族，其文化是落后的，它的金戈铁马征服世界之后，其本有的落后的制度文化能够使一个地跨欧亚、包括各种各样文化的庞大帝国正常运行吗？在逐步的扩张与统治中，蒙古统治者明白只有适应各个不同统治区域的风俗与文化才能巩固统治，所以在这个庞大帝国的内部，有很多汗国，有多种统治方式。对于中原文化来说，情况略有不同。蒙古统治者很重视中原地区，这块土地可以供应其所需而其本身又制造不出来的东西，并且由于长期的交往，中原在他们的心目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蒙古把统治的重心放在中原而不是其他汗国。但这不意味着蒙古人会主动并且全面的接收汉文化。首先是因为两个民族的文化背景差异太大了，汉族是个典型的农耕民族，而蒙古是个典型的游牧民族，在民族差异上有着不可调和的部分，如果他们要自觉接受外族文化的话，一般是会选择与他们自身有很多相通处的文化因素，比如推崇喇嘛教、大量吸收色目人的文化；蒙古族又是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临尊中原的，他深深的以自己的文化为荣，这是一种胜利者的心态，蒙古人带着这种优越感实行了民族等级制度，在这个等级中，汉人和南人处于最后，如果他要推崇儒家文化的话，那么南人和汉人的地位就不可避免地要提高，面对这个矛盾蒙古人采取了形式上的运用，也就是说在蒙古贵族有意识的采用汉制的时候他们是把它当作权宜之计的。但历史有她的必然性，在文化上蒙古人又不可避免地要被先进的中原文化所征服。这就使得蒙古人在历史进程中渐渐有了汉化的倾向与发展。我认为所谓“汉化”不是汉族把其他民族完全同化，这个“汉化”是一个异族吸收汉族文化因素的过程，是个量变的过程，程度有深有浅。我认为与辽金夏相比蒙古族的汉化程度显然并不深，并且蒙古族的汉化道路实在是曲折而又艰难的，特别是在蒙元时期。在这个时期有一个人物对蒙古族的汉化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就是耶律楚材。本文试从政治文化方面来论述他是如何使蒙古接近汉化道路的。耶律楚材之所以能推动当时的汉化是因为他是个汉化的辽贵族并且他在窝阔台时期主持了蒙古国对中原地区的行政事务，借助蒙古军国主义政府的力量从文化和政治上推动了汉化。耶律楚材的改革在当时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效，但他对后来忽必烈及其后代的具有汉化性质的政策的推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下面从四方面来论述。

1.汉化的辽贵族

辽金在与宋朝的战战和和中先后被中原文化同化。蒙古人征服他们后起用了其贵族官僚，这些官僚是最先让蒙古贵族接触汉制的先驱，其中耶律楚材是最具代表性的。

耶律楚材是契丹皇族的后裔，辽朝东丹王耶律突欲的八世孙。耶律突欲是契丹皇族中最早接受汉文化的人之一，他治理东丹，一概采用汉法。他对中原文化十分推崇，有很厚的汉学功底，契丹贵族内部动乱时他逃到中原度过了其后半生。他的后代有一段时间也是在中原生活的，后来才辗转回到辽并成为金朝的贵族。汉学的影响一直在这个家族延续下去。自耶律楚材的祖父起他们家世代为金朝的达官贵族，常居燕京。当时燕京是北方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有深厚的汉文化的基础。这使得耶律氏世代受到汉文化熏陶，形成了读书知礼的家风。耶律楚材从小就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他的理想是按照儒家的学说来治理天下。

耶律楚材还曾师从曹洞宗宗师行秀，受到佛法的影响。王国维在《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中评价说：耶律楚材“虽洞达佛理，而其性格实与儒家近。其毅然以天下生民为己任，古之士大夫学佛者，从未见有此种气象”。他的一生在思想上一切以佛祖为归依，在行动上又遵循儒家的济世安民之道。他自己说：“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一心，天下之能事毕矣。”这使得他的思想另有一番特色：他虽崇尚汉文化，却没有汉族士大夫的狭隘的民族情绪和偏见。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华夷之分和华夷之防，他的政治理想是华夷一统，共享太平。

2.对人才的保护

蒙元时期是一个民族纷争的时期。蒙古族的兴起使中原文化又一次与异族文化发生了碰撞。蒙古作为一个草原游牧民族，其文化是落后的，它的金戈铁马征服世界之后，其本有的落后的制度文化能够使一个地跨欧亚、包括各种各样文化的庞大帝国正常运行吗？在逐步的扩张与统治中，蒙古统治者明白只有适应各个不同统治区域的风俗与文化才能巩固统治，所以在这个庞大帝国的内部，有很多汗国，有多种统治方式。对于中原文化来说，情况略有不同。蒙古统治者很重视中原地区，这块土地可以供应其所需而其本身又制造不出来的东西，并且由于长期的交往，中原在他们的心目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蒙古把统治的重心放在中原而不是其他汗国。但这不意味着蒙古人会主动并且全面的接收汉文化。首先是因为两个民族的文化背景差异太大了，汉族是个典型的农耕民族，而蒙古是个典型的游牧民族，在民族差异上有着不可调和的部分，如果他们要自觉接受外族文化的话，一般是会选择与他们自身有很多相通处的文化因素，比如推崇喇嘛教、大量吸收色目人的文化；蒙古族又是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临尊中原的，他深深的以自己的文化为荣，这是一种胜利者的心态，蒙古人带着这种优越感实行了民族等级制度，在这个等级中，汉人和南人处于最后，如果他要推崇儒家文化的话，那么南人和汉人的地位就不可避免地要提高，面对这个矛盾蒙古人采取了形式上的运用，也就是说在蒙古贵族有意识的采用汉制的时候他们是把它当作权宜之计的。但历史有她的必然性，在文化上蒙古人又不可避免地要被先进的中原文化所征服。这就使得蒙古人在历史进程中渐渐有了汉化的倾向与发展。我认为所谓“汉化”不是汉族把其他民族完全同化，这个“汉化”是一个异族吸收汉族文化因素的过程，是个量变的过程，程度有深有浅。我认为与辽金夏相比蒙古族的汉化程度显然并不深，并且蒙古族的汉化道路实在是曲折而又艰难的，特别是在蒙元时期。在这个时期有一个人物对蒙古族的汉化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就是耶律楚材。本文试从政治文化方面来论述他是如何使蒙古接近汉化道路的。耶律楚材之所以能推动当时的汉化是因为他是个汉化的辽贵族并且他在窝阔台时期主持了蒙古国对中原地区的行政事务，借助蒙古军国主义政府的力量从文化和政治上推动了汉化。耶律楚材的改革在当时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效，但他对后来忽必烈及其后代的具有汉化性质的政策的推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下面从四方面来论述。

1.汉化的辽贵族

辽金在与宋朝的战战和和中先后被中原文化同化。蒙古人征服他们后起用了其贵族官僚，这些官僚是最先让蒙古贵族接触汉制的先驱，其中耶律楚材是最具代表性的。

耶律楚材是契丹皇族的后裔，辽朝东丹王耶律突欲的八世孙。耶律突欲是契丹皇族中最早接受汉文化的人之一，他治理东丹，一概采用汉法。他对中原文化十分推崇，有很厚的汉学功底，契丹贵族内部动乱时他逃到中原度过了其后半生。他的后代有一段时间也是在中原生活的，后来才辗转回到辽并成为金朝的贵族。汉学的影响一直在这个家族延续下去。自耶律楚材的祖父起他们家世代为金朝的达官贵族，常居燕京。当时燕京是北方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有深厚的汉文化的基础。这使得耶律氏世代受到汉文化熏陶，形成了读书知礼的家风。耶律楚材从小就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他的理想是按照儒家的学说来治理天下。

耶律楚材还曾师从曹洞宗宗师行秀，受到佛法的影响。王国维在《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中评价说：耶律楚材“虽洞达佛理，而其性格实与儒家近。其毅然以天下生民为己任，古之士大夫学佛者，从未见有此种气象”。他的一生在思想上一切以佛祖为归依，在行动上又遵循儒家的济世安民之道。他自己说：“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一心，天下之能事毕矣。”这使得他的思想另有一番特色：他虽崇尚汉文化，却没有汉族士大夫的狭隘的民族情绪和偏见。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华夷之分和华夷之防，他的政治理想是华夷一统，共享太平。

2.对人才的保护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金代末年诸多抗蒙义军中之一的“花帽军”的始末进行初步的研究，来探讨金末义军和皇权的关系，以及在抗蒙战争的表现，以及几位将领的研究。并在最后就如何看待历史上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以及史学研究的双重标准问题，提出自己浅薄的看法。

[关键词]金代花帽军皇权抗蒙

本人在以前的诸多文章中，提及了关于金史研究的轻重问题，指出金史研究中一种遗憾的现象是相对重视金朝前期和中期的研究，相对忽略金朝末期的研究。其实关于这一点，老一辈金史的研究者张博泉先生早已经指出，先生早就提出不光金史，中国的断代研究史都存在重视兴盛时期，对王朝末年重视不够。而且说“既要研究金朝的开国史兴盛史，也要研究金朝的亡国史”。但是做到谈何容易，金史的史料本来相对其他断代就相对偏少，而金末的史料相对金朝前中期亦感觉不足。且有时为了突出朝代更替的合法性，故意突出渲染前朝的恶的现象也是存在的。本人属于辽金史的业余爱好者，对金末的历史兴趣颇浓。因此不胜浅陋写出这个文章，以求正于方家。

由于本人的研究属于业余性质，这就意味着参考资料难以作到全面搜集。为此，本人特地以邮件和电话的方式请教了两位辽金史研究领域中的前辈，他们给我的回复是“花帽军材料太少，没有人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对于这个课题本人成为首先吃螃蟹的人，颇感欣慰。但是本人认为现代的历史研究，任何课题也不可能是凭空而起，辽金史研究近二十余年成就巨大，但是存在的问题之一是重复研究略显过多，且重复研究中，一些文章并不提到前人的研究，这多多少少是对前人劳动成果的不尊重。因此在正文开头之前，本人决定总结我涉猎的书籍和论文中涉及到花帽军的地方。关于花帽军，前人虽没有系统研究，但是涉及的地方还是不少的。在建国后的一大段时间内，历史研究长期重视阶级斗争，因此花帽军镇压红袄军起义论述比较多。（1）。张博泉先生的《金史简编》（2）论述了花帽军首领郭仲元的凤翔之战。陈智超先生的《金末宋末抗蒙（元）义军的比较》（3），将金朝末年的义军分为几种类型进行研究，且简单与宋末的义军进行了比较，花帽军被陈先生划为“山东型”，重点叙述仍然是镇压红袄军的战绩。宋史学者王曾瑜先生的《金朝军制》（4），虽然和忠孝军一样，没有单独立章节，但是对金朝末年军政的一些总结值得重视，如指出金朝末年军队主力是附金地主武装，行元帅府元帅的滥设及编制缩水，“十羊九牧”，以及对“九公封建”提出与南宋初年的镇抚使类似，颇有新意。以上诸位学者的先期研究，给本人的浅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启发。在这里特此提出。

一花帽军成立背景及先期战绩

研究花帽军，不能不涉及金朝的主要敌人的情况以及金朝当时的军政情况。金朝在北面的对手蒙古部落，本人以前虽然也写过关于这方面的帖子，但是今天看来遗漏浅薄之处不少，在此结合辽金史料，叙述大概。在辽朝末年，蒙古草原上的部落已经成气候，道宗末年的阻卜磨古斯之乱，辽朝历时八年方平定。（5）。金朝灭辽后，就接受了辽朝的边患，金太宗天会末年，草原部落的之一的“萌古斯”（6）向金朝首先发难。（7）以后边患有愈严愈厉之势，熙宗天眷初年，金遣都元帅完颜宗弼北伐。（8）皇统年间（9），海陵朝（10）局部战争仍然有发生。世宗初年，连续派遣数位大员北上经略，如完颜守道完颜宗叙移剌子敬纥石烈志宁等（11）。一度局面好转。如大定十五年粘拔恩部的内附即为证明。但局部小规模的战役仍不时有发生。（12）章宗时局面开始恶化，虽然连续发动三次北伐。（13），但消极防守的意见占了上风。（14）后来金朝与蒙古部落的力量对比逐渐发生变化，加之蒙古诸部的统一，不能和从前一样互相掠夺。于是，临近的金朝成为他们进行掠夺战争的新目标。关于金蒙战争前的双方关系，大概叙述至此，一些具体事件由于史料的缺乏和元朝的忌讳，现在已经很难完全考证清楚。（15）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中外历史学、语言文学、考古学等资料、特别是以往不太为人注意的原始材料，考查论述元代中国同高丽经过海、陆交通进行的多种渠道、不同形式和规模的贸易往来，种类丰富的进出口商品，及商业活动对双方社会风习和民众生活的影响与渗透。元丽民间商人的交往更生动的反映了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中国与朝鲜直接山水相连，自古以来经济文化交流非常密切，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源远流长。近年来已有不少相关的著述，（注：朴真奭《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其中论述了《十三世纪后半期至十四世纪元与高丽人民的往来和科技交流》；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陈高华《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韩国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中朝关系通史编写组《中朝关系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陈尚胜《中韩交流三千年》中华书局1997年；蒋非非等《中韩关系史古代卷》社科文献出版社1998年等。皆或多或少地述及元丽贸易，可备参考。）但是对于元代中国与高丽之间的商业贸易，仍留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本文即试通过多方面的资料，展现元与高丽贸易的历史画卷。疏误之处敬希补正。

一

元代中国与高丽的贸易是元达的海外贸易之组成部分。元丽之间贸易的发展与当时历史、地理条件、社会和政策的背景密切相关。首先，元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大地经历了两百余年的宋、辽、夏、金对峙的局面，并拓展为地跨亚欧的蒙古帝国。以前各政权分立时交通道路上人为的界限、障碍为之一扫，干扰贸易的政治因素也不复存在，（注：宋与辽、金对峙时期，各政权关系紧张，相互防范、阻隔，宋朝与高丽的贸易往来就减少，宋又惧怕辽金间谍混迹高丽商人前来，时或将高丽商人疏远或婉拒与之贸易。宋与高丽贸易的北方一些口岸也由盛转衰。这些情况在元统一中国后就无由发生，原来北方的港口、海道重新成为元丽商贸的重要途径。）统一而辽阔的疆域内道路网络四通八达。东北与高丽的陆路往来可称近在咫尺，更似闲庭信步。元代的航海技术、装备、运输及管理能力都较前代有所改善提高。这些皆有利于商品物资对外交流。同时，元政府采取对外开放、发展贸易的政策。一方面，元朝以“官本船”制度，“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利润官府取七成，贸易人得其三；有时“官自发船贸易”，（注：《元史》卷94《食货志》。）乃至派遣船队专为皇室经商盈利；（注：《元史》卷38《顺帝纪》。）并在相应管理下准许和放任官民僧俗私人从事海外贸易，“勿拘海舶，听其自便”。（注：《通制条格》卷18《关市·市舶》规定，禁止市舶司及所在地官员“拘占船舶，捎带钱物下蕃货卖”；准许其余“诸王、驸马、权豪势要、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诸色人等下蕃博易”，“依例抽解”。《元史》卷94《食货志》载至元31年成宗诏有司“勿拘海舶，听其自便”。）故私营贸易相当发展：权贵者以“巨艘大舶帆交蕃夷中”；（注：陶宗仪《辍耕录》卷5《朱张》。）“富民往诸蕃商贩，率获厚利”，“商者益众”。（注：《元史》卷205《铁木迭儿传》。）另一方面积极招徕海外各国来元交易。如1280年，元世祖诏行中书省：“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注：《元史》卷10《世祖纪》。）所以元代的海外贸易蓬勃发展。而高丽社会“上下以贾贩利入为事”（注：《宋史》卷487《外国》3《高丽》。（韩）郑麟趾《高丽史》卷46《恭让王》载当时（1391年）“无赖之徒，皆利远方之物货，不事本业”，可见宋历元至明，高丽与中国的贸易长盛不衰。）的风习亦相延不改，因此，元与高丽的贸易同元代整体国际贸易一样兴旺。

元与高丽进行贸易的主要地区，包括今山东半岛、北京、天津一带、辽宁、吉林等北方、东北地区和江、浙、闽等东南沿海省区。海路贸易的口岸，北方有今天津附近的直沽，明确见于高丽文献的记载。《原本老乞大》中的高丽商人李某在大都卖了行货后，即“到直沽里上舡过海”回国。元朝的大都商人经海路往高丽，最近捷的港口也就是直沽。山东半岛也有与高丽通航的港埠，高丽官方曾到益都贸易。其实山东与朝鲜半岛有历史悠久的海路交通和数处重要港口。据《管子》等书所讲，春秋战国时齐国就从海路进口朝鲜的“文皮”。朝鲜境内考古发掘到我国战国时期的很多货币明刀钱、安阳布钱和各种金属用具。（注：《朝鲜考古学研究》第196-236页，转引自朴真奭《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第10-11页）隋唐以来，淄、青、莱、海等与朝鲜海交一直密切，“登州海行入高丽道”是唐代海外交通的重要线路。（注：《旧唐书》卷199上，《新唐书》卷220《高丽、百济、新罗》，《新唐书》卷43下《地理》7下。）密州、诸城、登州（包括牟平、文登、斥山）、青州等地因新罗人旅居者甚多，而形成“新罗馆”、“新罗坊”。（注：《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2，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宋代，熙宁七年以前“高丽入使，率由登、莱。”可知山东半岛沿岸诸地在与高丽交往中的地位。宋熙宁七年后，因高丽方面顾虑政治环境干扰，“欲远契丹”，而改“由明州诣阙”。（注：《宋史》卷487《外国》3《高丽》。）入元以后，政治因素已无问题，历代相续的由山东通往高丽的海道与港埠也应有所恢复，重新发挥作用。

东南沿海与高丽交通贸易的主要港口是庆元和泉州，其他如上海、温州、澉浦等，亦不乏与高丽的往来。（注：详参陈高华《元朝与高丽的海上交通》《震檀学报》（韩国）第71、72合刊。）

我国历史上北部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交接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影响，存在一条农牧业过渡带。这是一条由于天然水分条件的限制，由旱作不稳产区过渡到气候干旱致使无灌溉不适宜发展作物种植的地带，是农业生产上一条很重要的界限。在我国北部反映在西起河套、东至大兴安岭南端的地带（此线以东以西农牧界限在历史上没有显著变化）。

这条界限的进退，反映历史上我国北部气候环境以及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政治、经济势力消长的变化，这对研究中国北部疆域、政区和产业布局的变化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明清时期我国北部的农牧过渡带有过明显的推移，这种推移的内在因素究竟是什么，尚无明确的结论，以至有些历史现象未能解释清楚。本文企图对这一问题作较深入的分析，结论是否正确，尚无把握，不过作为一种看法提出来，希望引起有关同行的讨论。

一、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农牧过渡带

据今人研究，13世纪的气候是一个比现在更温暖的气候期。这个温暖期大约结束于该世纪末。

在14世纪前五十年，中国东部气候已从温暖期向寒冷期转变[1]。这种转变在我国北部有明显的反映。例如元朝前期在上都（今内蒙古多伦诺尔西北闪电河北岸）及更北的口温脑儿的黄土山（今查干诺儿南）和应昌府（今克什克腾旗西）都有屯田。至元二十、二十二年（1283、1285）政府曾出钞四万五千锭在上都、应昌府和籴粮食[2]。至元二十五、二十六年还疏浚了怯烈河灌溉口温脑儿黄土山一带民田[3]。可见这一带农业还是相当可以的。然而到了14世纪初（至大元年，1308），应昌府的屯田撤销了。蒙古高原上的气候有明显转寒的现象。延佑年间（1314—1320）“朔漠大风雪，羊马驼畜尽死，人民流散，以子女鬻人为奴牌”[4]。1323、1328（天历元年、致和元年）蒙古高原上曾发生过二次严重寒潮，“风雪毙畜牧”[5]，造成严重后果；1332年（至顺三年）八月山西北部、内蒙古呼和浩特有“陨霜杀禾”的记载[6]。此外，进入14世纪以后，山西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在五至八月间陨霜、雨雹、风雪记载特多（详见本所编制《中国历史气候灾害年表》），可以认为进入14世纪以后北中国气候转寒的事实是有充分材料根据的。

1368年朱元璋将元朝势力逐出中原，又乘胜追击蒙古残余势力至今蒙古国乌兰巴托的土剌河及其东部的贝尔湖一带，退兵后在其北疆约今蒙古高原的东南缘设置了四十余个卫所（一种军事屯戍组织），大致沿着阴山、大青山南麓斜向东北至西拉木伦河侧一线[7]，驻兵戍守，屯田养军，形成了一条实际上的农耕区的北界。此线西段和中段显然已较元时南移了一个纬度。当时明朝的势力远不至此，为什么将国防线限制在这条线上，无疑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摘要］本文对发表于2001年的《历代状元知多少》一文所提供的历代状元统计数进行了补充修正，历代应有状元总数原为886人，现为914人；历代可考知姓名的状元原为674人，现为682人；多少知道一点生平事迹的原为507人，现为531人。

［关键词］历代；状元；状元数

笔者2001年曾写过一篇《历代状元知多少》[1]，发表后被广为转载。也有学者跟笔者讨论过唐代分场考试的榜首以及莫宣卿、施肩吾、朱善等人算不算状元等问题，笔者仍然坚持原来的看法：唐代分场考试的榜首不能算状元，只能称分场榜首；莫宣卿、施肩吾、朱善等人也不是状元。不过，通过近几年的研究，笔者在状元资料方面又有新的发现与思考，原来公布的统计数据有所变更。

一、历代应有状元数

原来统计的应有状元总数是886人：其中，唐代252人，五代121人，宋代118人，辽代57人，金代74人，西夏1人，伪齐2人，元32人，明89人，清代114人，大西4人，太平天国22人[1]。经过进一步研究后，笔者对西夏科举资料有新的发现，其状元数需要重新酌定，还有明玉珍的大夏政权也开过进士举，当时忽视了。

西夏，据《西夏书事》、《宋史》、《金史》、《西夏史稿》等，亦有进士举，而且颇受重视，进士出身的人也都能得到重用。其具体考试次数未见记载，但首尾两次开考的时间是有记载的，笔者据同时的宋、金两个政权的科举考试情形推测，西夏大约举行进士考试27次，应约有状元27名。元末明初，还有一个农民起义政权——明玉珍在重庆建立的大夏，它也实行过科举。大夏国的创建者明玉珍跟朱元璋是推翻元朝统治的“战友”。明《太祖实录》、《明史•明玉珍传》、《明玉珍与大夏国》、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十四册）等都提到大夏政权在明朝建立前夕曾开科取士，也产生过状元，但目前笔者所能见到的所有书本的、网络的“状元录”、“状元谱”均遗漏了大夏状元。大西举行进士考试2次，产生状元2人[2]。

1蒙古民族体育教育理念的形成

蒙古高原的地理、气候环境决定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方式是当时蒙古先民及本地域各少数民族的必然选择。《绥蒙辑要》[1]这种特有的游牧民族性格，在长期以武备为核心的体育教育实践中得到转化，转化为“强体魄、习弓马、健行天下”的蒙古族体育教育理念。伴随蒙古族的崛起和强大，这种体育教育理念逐步融入蒙古族精神系统，发展成为13世纪西征的精神力量：他们以非凡的胆略、强悍的体魄、出色的骑射技能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跨洲际远征，先后征服欧亚、问鼎中原。

2体育教育的特征与开展形式

2.1体育教育特征

2.1.1地域特征：每个民族总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下进行种族繁衍和发展，并依托这一生态环境创造具有本民族特质的文化形态。蒙古高原冬长夏短、干燥少雨、土层浅薄等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对蒙古族游牧经济、军事形态乃至体育教育等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立足于原始草原的鞍马教育，服务于狩猎、游牧生产的射箭、角力技能的传授，无不体现塞外原始草原这一特定的地域文化风貌，使体育教育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

2.1.2民族特征：与农耕民族男耕女织的定居生活相比，蒙古族游牧生产在一望无际的辽阔草原展开，当时“以马背为生，以弓箭为伴”的体育教育相融于游牧生产生活，相融于军事实践。无论是骑术、角力的传承，还是射箭、布鲁技能传授，都使古代蒙古族体育教育尽显“崇尚英雄，践行自由”的游牧民族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