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育思想范文10篇

的领袖地位决定了他的美育理论表现为原则性、方针政策性、指导全局性的特征。他在一些谈话、读书批注、书信中涉及到了诸多美育的具体问题，尽管尚未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我们依然可以从他的文化教育思想、文艺思想以及他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其美育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征和形态。本文拟对美育思想约略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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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它的实践性。特别强调实践教育，学校教育也必须同实践相结合。从哲学上讲，一个人的思想认识可以从书本上得到，也可以从实践中得到，即使从书本上得到的，也还要在实践活动中才能真正化为自己的认识。从美育上讲，一个人审美能力的养成，是各种审美场所和环境共同作用于审美主体的结果，这就要求审美教育必须通过各种渠道施教，参与实践活动是一条重要的渠道。通过实践教育，使受教育者成为一个参与者，而不是一个旁观者。在参与的过程中，使身心在实践中体验创造的乐趣和把握各种实践活动的审美特征。

实践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但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其他的实践活动都是以这种生产活动为基础的，所以，一贯强调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提出苏维埃的教育应与劳动相联系；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在解放区的教育中把师生参加大生产运动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之所以一再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是因为他发现生产劳动的实践活动对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有特别重要作用：首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可以培养学生尊重劳动，尊重劳动人民的情感；其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促进智育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劳动可以使人勤奋，意志坚强，具有奋斗精神；第三，这个方针是让人性得以自由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人类走向真正的自由、平等的途径。还提出“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通过劳动这个中介环节，逐渐革除千百年来“读书高尚，劳动卑下”的思想，改变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相脱离的局面，使人人都具有丰富的知识，人人都善于并乐于动手操作，使知识的大脑和勤劳的双手集于一身，一句话，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充分的实现。只有达到这种境界，人的真正的自由、平等才会出现，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美育的最终目标。由此看来，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是立足于现实，放眼未来的长远方向。同时，这个方针使新中国的几代人的审美观念较前一时生了新的变化，这便是劳动美审美理想的建立。

美育与智育、德育有密切的关系，但也有其独特的形态特征，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美育的娱乐性。美育的娱乐性是由审美活动的本性所决定的，在审美活动中，个体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排除利害的计较，处于一种轻松的心态之中，只有在这种心态下才能形成审美愉悦，也只有在这种心态下才能产生审美教育作用。对美育这一特征有深切的体验和了解。他在青年时代就研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学习梁启超、蔡元培等人的著作，对他们所宣扬的唐德美学思想比较信服。所以，青年的美学见解也打下了唐德“批判哲学”的印记。唐德认为，审美具有超脱性、普遍性的特征。个体通过审美教育就可以超脱现象世界，进入本体世界。在这时提出“求真求美”的思想，就是要构筑一座由令人痛苦的现象世界到令人神往的理想境界的桥梁。这种构想虽然有唯心主义的成分，但其思想实质是利用审美的超脱性与普遍性来反对封建主义对个性自由的束缚，争取个性的解放，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的美育思想，在进行革命的伟大实践活动中，更加丰富和成熟了。从不孤立地谈美、谈艺术，他始终把美，把艺术与思想教育联系在一起，主张两者的统一，即文艺的教育性与教育的形象化。他还主张政治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普及与提高的统一，事物对立面的统一，以达到美育的目的。指出，文艺作品既不是现实生活中自然形态的粗糙的东西，又不是宣讲哲学的讲义，而是把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对生活的信念寓于形象当中，通过形象来激发受教育者的联想、想象，进入美的境界，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在娱乐中受到教育。

的领袖地位决定了他的美育理论表现为原则性、方针政策性、指导全局性的特征。他在一些谈话、读书批注、书信中涉及到了诸多美育的具体问题，尽管尚未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我们依然可以从他的文化教育思想、文艺思想以及他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其美育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征和形态。本文拟对美育思想约略论之。1美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它的实践性。特别强调实践教育，学校教育也必须同实践相结合。从哲学上讲，一个人的思想认识可以从书本上得到，也可以从实践中得到，即使从书本上得到的，也还要在实践活动中才能真正化为自己的认识。从美育上讲，一个人审美能力的养成，是各种审美场所和环境共同作用于审美主体的结果，这就要求审美教育必须通过各种渠道施教，参与实践活动是一条重要的渠道。通过实践教育，使受教育者成为一个参与者，而不是一个旁观者。在参与的过程中，使身心在实践中体验创造的乐趣和把握各种实践活动的审美特征。实践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但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其他的实践活动都是以这种生产活动为基础的，所以，一贯强调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提出苏维埃的教育应与劳动相联系；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在解放区的教育中把师生参加大生产运动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之所以一再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是因为他发现生产劳动的实践活动对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有特别重要作用：首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可以培养学生尊重劳动，尊重劳动人民的情感；其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促进智育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劳动可以使人勤奋，意志坚强，具有奋斗精神；第三，这个方针是让人性得以自由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人类走向真正的自由、平等的途径。还提出“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通过劳动这个中介环节，逐渐革除千百年来“读书高尚，劳动卑下”的思想，改变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相脱离的局面，使人人都具有丰富的知识，人人都善于并乐于动手操作，使知识的大脑和勤劳的双手集于一身，一句话，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充分的实现。只有达到这种境界，人的真正的自由、平等才会出现，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美育的最终目标。由此看来，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是立足于现实，放眼未来的长远方向。同时，这个方针使新中国的几代人的审美观念较前一时生了新的变化，这便是劳动美审美理想的建立。美育与智育、德育有密切的关系，但也有其独特的形态特征，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美育的娱乐性。美育的娱乐性是由审美活动的本性所决定的，在审美活动中，个体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排除利害的计较，处于一种轻松的心态之中，只有在这种心态下才能形成审美愉悦，也只有在这种心态下才能产生审美教育作用。对美育这一特征有深切的体验和了解。他在青年时代就研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学习梁启超、蔡元培等人的著作，对他们所宣扬的唐德美学思想比较信服。所以，青年的美学见解也打下了唐德“批判哲学”的印记。唐德认为，审美具有超脱性、普遍性的特征。个体通过审美教育就可以超脱现象世界，进入本体世界。在这时提出“求真求美”的思想，就是要构筑一座由令人痛苦的现象世界到令人神往的理想境界的桥梁。这种构想虽然有唯心主义的成分，但其思想实质是利用审美的超脱性与普遍性来反对封建主义对个性自由的束缚，争取个性的解放，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的美育思想，在进行革命的伟大实践活动中，更加丰富和成熟了。从不孤立地谈美、谈艺术，他始终把美，把艺术与思想教育联系在一起，主张两者的统一，即文艺的教育性与教育的形象化。他还主张政治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普及与提高的统一，事物对立面的统一，以达到美育的目的。指出，文艺作品既不是现实生活中自然形态的粗糙的东西，又不是宣讲哲学的讲义，而是把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对生活的信念寓于形象当中，通过形象来激发受教育者的联想、想象，进入美的境界，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在娱乐中受到教育。的文艺批评建立在美育的基点上，他继承了马克思关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统一的思想，提出了批评的两个标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精神现象都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产生的，而物质生产活动都是有功利目的的活动，文艺作品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必然带有一定的社会功利目的，这就达到了美育的效果。所说的政治标准，就是文艺的社会功利的价值判断尺度。另一方面，美育的过程又是一种特殊的审美创造活动，它的形象性、情感性以及个人创造性，就决定了它有超越直接物质性和现实功利性的特征。根据两种价值判断尺度，进一步提出“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原则。“统一”具有不可分性和不可替代性。没有社会功利追求的美育行为是不存在的，只是功利追求的层次不同；没有审美价值的教育活动不能称其为美育，只有二者的统一，才能使受教育者进入审美过程，产生审美教育作用。2在审美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上，强调走民族化道路，形成自己的民族特点。他指出，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具有中华民族的特点，坚决反对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P534）发展民族化美育，必须立足于民族生活的土壤。认为，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和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任何民族的文化，总是在本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而历史发展总是以前代所提供的各种条件为基础的，这就决定了文化发展的民族继承性。而民族化的实质就是大众化。所谓大众化，就是不仅美育的内容为大众所熟悉、接受，而且形式也要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只有如此，才能使文艺作品以及其它审美教育的形式满足人民群众的心理需求，达到审美教育的目的。抗战时期，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一些文艺工作者，与社会接触不多，不熟悉工农兵，与他们缺少共同的语言。有一些人由于脱离人民群众，生活空虚。针对这种现实，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其关键也就是审美教育的问题，要改造这支文艺队伍，也就是要建立一支强有力的美育队伍，以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大众化的作品，在内容上要写群众所熟悉的现实生活，在表现形式上要通俗化。通俗化的形式是指那些为老百姓所熟悉的民间形式，如地方戏曲、民间说唱等，语言通俗化，才能写出群众看得懂、听得明白的作品，群众才会喜闻乐见。自身就十分注意教育的大众化和通俗化，他的文章极少抽象说教，语言上多用俗语、俚语。生动活泼的文风一直成为一种典范。就个人审美趣味来说，他自有高雅、个性的一面。他的古诗词爱好，他的“狂草”，都不是通俗范畴的。但从不提倡文艺工作者去创作旧体诗词，也不倡导大众去学写草书。他喜欢现代人写现代诗，在给的信中他表示赞成新诗的表现形式，但这并不影响他保留自己的审美趣味。反用“对牛弹琴”的成语，应看作是他美育思想的一个命题。这个成语的本意是以“牛”来讽刺愚蠢的人，笑他们听不懂深刻的道理。反其意而用之，来讥讽那位自作高深的“弹琴者”，笑他讲道理、进行教育不看对象。所谓美育中的“美”，是“育”的条件，“育”是根本。所以在美育中没有孤立的绝对意义上的美，只有美与对象发生联系的时候，美育才会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文艺大众化的理论完全是美育意义上的理论，而并非艺术创作理论。有人曲意理解的“大众化”即是“小放牛”，即是“牛、羊、手”之类的识字班。其实的“大众化”其所指正是美育意义上的大众化，是文化启蒙时期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关于如何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美育的讨论由来已久，从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主张，但由于当时的争论目标不明，标准不清，未能形成统一的意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一套建立民族形式的完整理论。他说：“屁股要坐在中国的现在，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2]（P40）这句话非常形象地概括了创造民族形式的原则和途径，这就是要紧紧围绕中国现实需要，吸取古代的，借鉴外国的。批判地继承我国传统的美育思想，是建立当代美育思想的基础，没有对古代美育传统的吸收，就会丧失美育的民族特质，也就不可能建立民族形式。美育思想的形成，与传统文化的滋养是分不开的。中国儒家美学思想与美育密切相关，儒家谈“美”不离“育”，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便是艺术与教育的统一，即美育。所提出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统一，正是这种美育思想的继承。孔子讲“文”、“质”关系，讲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孔子讲“学而时习之”，主张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总之，审美与道德修养的统一是对儒家美育思想的继承。对于传统文化，总是立足于现实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具体分析，“取其民主性的精华，去其封建性的糟粕”，这成为我们学习传统文化的一条准则。吸收外来文化，发展民族文化，这是一条文化发展的规律。在20世纪50年代就坦率地承认：“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在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3]他还举出我国历史上汉代、唐代吸收外来文化，发展本国文化的成功事例，说明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性。他说：唐代的一些音乐舞蹈形式就是从外族传过来的，用久了，也就成了中国的了。所以说外来文化经过充分的中国化，是完全可以变成民族形式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美育思想，必须创造和形成独特的民族风格。要创造民族风格就要勇于标新立异。说：“艺术要有独创性，要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中国的艺术既不能越搞越古，也不能越搞越洋化，而应当越搞越带有自己的时代特点，在这方面要不惜标新立异。我们学习古代，借鉴外国，不能被古代和外国同化，而是要同化古代和外国。标新立异。”[3]这就是说要创造出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提倡创造，而不是照抄照搬。艺术作品——作为美育的基本材料，它是艺术家个体精神的文化形式，而个体精神是千差万别的。因而艺术风格也应是丰富多彩的。强调艺术的独创性，就必须鼓励风格的多样性。说：“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3]他把“百花齐放”作为发展文艺的方针，就是为了鼓励不同艺术风格的发展。不同的审美主体，其审美需要和爱好各不相同，只有创造出风格各异的艺术品，才能满足不同审美主体的多样性需要，达到审美教育的目的。艺术的民族风格是一个成熟的民族艺术的典型表现，只有具备成熟的民族风格的艺术品才能够跨越民族，走向世界，去参与世界文化的大交流。这就不仅仅是解决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基本美育条件，而且能够增强民族自信力和自豪感，是美育的长远之计。3是崇高美的欣赏和创造者。他继承了中国传统艺术之刚阳一派，他的美学倾向影响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审美趣味，因而具有深刻的美育意义。勇于斗争精神是崇高美的一个重要表现。他崇尚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亲自树立的大庆人、大寨人以及革命战争年代的英雄形象，正是作为楷模而塑造了一代人的灵魂。他把这些感性认识与马克思哲学观点结合起来，提出了自己的矛盾学说。他认为事物的对立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相互斗争则是绝对的。这种矛盾斗争的绝对性，正是他勇于斗争精神的哲学基础。由矛盾统一转化为矛盾斗争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自然界是如此，社会生活也是如此。在社会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要经过艰苦的斗争才会出现。说：“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4]（P390）一个文艺工作者，从美育的角度要求他，就应当创造出“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5]（P861）。热衷于现实社会的矛盾斗争和努力创造反映这种矛盾斗争的作品，都是为着一个目标——创造一个美好的社会。从审美心理来说，崇高美的体验，通常是通过主体的精神力量超越因客体的强大带来的痛感，肯定主体的本质力量而产生审美愉悦。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也就越大，这是一切事物内部力量的运动规律。要表现人的崇高伟大，就应当把人放到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活动中，把人置于与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矛盾冲突当中，使人在与强大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较量中，战胜、超越这些强大的力量，以此来表现人格力量的崇高。“无限风光在险峰”就极其典型地表现了对崇高美的体验。的崇高美还表现在他那种任意挥洒的自由精神上。他认为人的主观意志在激情的鼓动下，能释放出极大的能量，能冲破重重阻力，创造奇迹。在他的哲学思想中非常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重视艺术对于改造人的主观世界并作用于客观世界的力量。所以，他认为革命就是创造，就是打破陈规陋习，冲破本本主义，要走自己的路。他多次讲寄希望于青年人，因为青年人最少保守，最有生气，最富有创造精神。由于种种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在后期的美育思想和实践活动中出现了一些失误。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在革命战争年代，提出文艺从属于政治，要求文艺为党在一定时期中的革命任务服务。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当时的文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建国之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基本完成，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不断提高，审美情趣越来越丰富，再坚持文艺服从于政治的提法就不确切了。由于理论上的失误给文艺工作造成了一些损失。60年代之后，阶级斗争扩大化，把文艺直接当成阶级斗争的传声筒，政治宣传代替了艺术，政治教育代替了美育，艺术的个性被扼杀，美育的娱乐意义被取消。1980年邓小平吸取这些教训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6]（P255）这是新时期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科学概括，是对美育思想的完善和发展。收稿日期：2000—03—24【参考文献】[1]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何其芳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N］.人民日报，1979—9—9.[4]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5]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的领袖地位决定了他的美育理论表现为原则性、方针政策性、指导全局性的特征。他在一些谈话、读书批注、书信中涉及到了诸多美育的具体问题，尽管尚未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我们依然可以从他的文化教育思想、文艺思想以及他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其美育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征和形态。本文拟对美育思想约略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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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它的实践性。特别强调实践教育，学校教育也必须同实践相结合。从哲学上讲，一个人的思想认识可以从书本上得到，也可以从实践中得到，即使从书本上得到的，也还要在实践活动中才能真正化为自己的认识。从美育上讲，一个人审美能力的养成，是各种审美场所和环境共同作用于审美主体的结果，这就要求审美教育必须通过各种渠道施教，参与实践活动是一条重要的渠道。通过实践教育，使受教育者成为一个参与者，而不是一个旁观者。在参与的过程中，使身心在实践中体验创造的乐趣和把握各种实践活动的审美特征。

实践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但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其他的实践活动都是以这种生产活动为基础的，所以，一贯强调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提出苏维埃的教育应与劳动相联系；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在解放区的教育中把师生参加大生产运动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之所以一再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是因为他发现生产劳动的实践活动对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有特别重要作用：首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可以培养学生尊重劳动，尊重劳动人民的情感；其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促进智育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劳动可以使人勤奋，意志坚强，具有奋斗精神；第三，这个方针是让人性得以自由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人类走向真正的自由、平等的途径。还提出“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通过劳动这个中介环节，逐渐革除千百年来“读书高尚，劳动卑下”的思想，改变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相脱离的局面，使人人都具有丰富的知识，人人都善于并乐于动手操作，使知识的大脑和勤劳的双手集于一身，一句话，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充分的实现。只有达到这种境界，人的真正的自由、平等才会出现，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美育的最终目标。由此看来，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是立足于现实，放眼未来的长远方向。同时，这个方针使新中国的几代人的审美观念较前一时生了新的变化，这便是劳动美审美理想的建立。

美育与智育、德育有密切的关系，但也有其独特的形态特征，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美育的娱乐性。美育的娱乐性是由审美活动的本性所决定的，在审美活动中，个体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排除利害的计较，处于一种轻松的心态之中，只有在这种心态下才能形成审美愉悦，也只有在这种心态下才能产生审美教育作用。对美育这一特征有深切的体验和了解。他在青年时代就研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学习梁启超、蔡元培等人的著作，对他们所宣扬的唐德美学思想比较信服。所以，青年的美学见解也打下了唐德“批判哲学”的印记。唐德认为，审美具有超脱性、普遍性的特征。个体通过审美教育就可以超脱现象世界，进入本体世界。在这时提出“求真求美”的思想，就是要构筑一座由令人痛苦的现象世界到令人神往的理想境界的桥梁。这种构想虽然有唯心主义的成分，但其思想实质是利用审美的超脱性与普遍性来反对封建主义对个性自由的束缚，争取个性的解放，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的美育思想，在进行革命的伟大实践活动中，更加丰富和成熟了。从不孤立地谈美、谈艺术，他始终把美，把艺术与思想教育联系在一起，主张两者的统一，即文艺的教育性与教育的形象化。他还主张政治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普及与提高的统一，事物对立面的统一，以达到美育的目的。指出，文艺作品既不是现实生活中自然形态的粗糙的东西，又不是宣讲哲学的讲义，而是把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对生活的信念寓于形象当中，通过形象来激发受教育者的联想、想象，进入美的境界，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在娱乐中受到教育。

一、审美教育的源起

“美育”概念的提出始于近代西方。随着美学学科的建立，“审美教育”问题最早由德国作家、哲学家席勒明确提出。在近代中国，美的教育提倡者，则以蔡先生为第一人。蔡先生是这样解释美育的：“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是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而为强，转薄而为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做美育。”这说明，美育的实现是以美的对象为外部条件，以审美主体的感情为内在动力。美育的特点是以感情的激发、陶冶的方式打动人心，使人自觉地做出道德行为，而不同于论理、说教等。蔡元培把美育叫做“美感教育”正是抓住了美育的这个根本特征。他还十分看重审美教育的社会意义，把审美活动的教育作用提高到一个根本性的地位。他正是从这种积极的审美观点出发，才那样看重美育，认为“美育为近代教育之骨干”，甚至说要“美育救国”。在实施美育过程中，他始终把提倡美育和反对封建专制、批判宗教迷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陆续提出了“美育代宗教”、“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的思想。蔡先生美育思想的积极意义正在于他不把美育仅仅看成是书斋中的知识学习和人格修养，而是把它与波澜壮阔的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为反帝爱国的革命斗争发挥作用。

二、蔡元培的美育思想

蔡先生一生倡导美育，进行了美育理论和实践上的大量探索。他的美育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要点。

首先，审美活动不同于科学活动，它是建立在人的情感基础上的，并以审美对象自身的具体形象对审美主体的激发产生感染力量来打动人心。美育是诉诸于人的情感活动的，以感情的激发和陶冶的方式进行，与科学活动的理性思考与概念判断是截然不同的，这也是美育的根本特点。对此蔡先生说到：“哲学之理想，概念也，理想也，皆毗于抽象者也。而美学观念，以具体者济之，使吾人意识中，有宁静之人生观。而不至于疲于奔命，是为美学观念惟一之价值。”在这里，蔡先生为审美教育寻找了一个情感上的落脚点和依据。审美教育不能用抽象的枯槁简单的说教，必须通过感情活动的陶养作用才能达到。只有真正关于心灵的学问、诉诸情感的学问，才会完善人格、美化人生。蔡元培把美育叫做“美感教育”也正是基于这个根本特点。

其次，美育的根本宗旨在于拓展主体、完善人格、美化人生。蔡元培针对当时社会不正当娱乐风气盛行的状况而提倡以审美活动充实精神生活，完善个体人格。他认为当时社会上盛行的不正当消遣和娱乐是极端有害的，可以妨碍健康、消磨意志，以致道德堕落。因此主张把人的精神寄托于审美中，涵养审美情感、塑造健康心灵。他曾说：“所以吾人应急提倡美育，使人生美化，使人的性灵寄托于美，而将忧患忘却。于学校中可实现者，如音乐、图画、旅行、游戏、演剧等，均可去做，以之代替不好的消遣……大家看看文学书，唱唱诗歌，也可怡情悦性。人是感情的动物，感情要好好涵养之，使活泼而得生趣。”这正触及到了审美教育的根本宗旨，通过美育塑造人的健全心灵，颐养超越精神。审美活动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通过在审美过程中情感的激发和自由活动来适情悦性，产生高尚的精神，从而进一步培养审美主体的健全人格，所以进行高尚的审美活动，有助于减少、冲淡私有欲和狭隘的自私观念，受到真善美的熏陶，提高人的情趣和精神境界，达到“陶冶活泼敏锐之性灵，养成高尚绝洁之人格”，实现“美育之目的”。

摘要：儒学美育思想提倡人格教育和道德建设，随着高校美育思想重要战略地位的凸显，充分挖掘儒学美育思想的优秀内涵有助于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助于全面提升学生素质，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育体系。

关键词：儒学美育思想；思想政治教育；人格教育

一、儒学学说的思想之“美”

（一）“诗、礼、乐”之人格教化。儒学美育思想发展至今已经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是培养学生以美修身的教育手段，挖掘儒学思想内涵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注入了全新动力。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强调了美育思想在育人方面的重要性。在孔子看来，诗，礼，乐的教育形式，是对个人审美向善的培养，儒学是对人本质的熏陶。儒学思想以注重个人内在涵养为前提，逐渐递进式的教育模式，正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应该重视的育人理念。孔子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所运用的启发式教育，是对心理层面的感染，体现的是对个人情感的渲染，对学生的情感的培育。（二）对“仁”的道德追求。孔子美育思想的“仁爱”思想，透露着一种伟大的爱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实质，它不仅是儒学美育的指导思想，更应该成为我们当今美育中不可缺少的核心元素。孔子认为，美育思想的培养过程就是愉悦的情感体验，自始至终贯穿于对“仁”的追求之中。孔子眼中的“仁”是至高无上的理想追求，是人性发挥到极致的广博的“仁爱”精神，即个人能做到的与人与事与物的“和”之道。孔子的“仁”是广博的，不是狭隘的，是一种由心发生的自觉性教育，是自我认识上的具体表现，也是形成高尚情操的继续升华。孟子继承了孔子求“仁”的理念，基于“人性本善”，并且在此基础上强调“仁政”的治国理念。让学生们不断受到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先进道德的熏陶，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是孔子的教育观所追求的根本目的。

二、儒学美育思想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蕴

（一）对心灵教育的启迪。当今社会充斥学生生活的更多的是对“外在美”的追求，力求超出能力范围的“精致美”，力求快节奏的“短暂美”，力求不切实际的“洋之美”，却忘记了欣赏朴素之美、读书之美、责任之美、家国情怀之美[2]”，而儒学美育思想是对心灵美的塑造，其塑造过程是对心灵的洗涤与净化，由此加强了学生的心理素质，也正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初衷，使学生具备良好的心理，造就坚强的品质，成为今后步入社会工作与生活的强大根基。（二）“德美”结合的优秀特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为教育事业确立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康德曾说：“美是道德的象征”[3]，足见二者存在密切的关联。《左传》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是“立德”一词首度在中国传统典籍中出现，道德建设也一直是青年奋斗的基石。人对美的感知是“德育”的基础，内美到外德的过程是教育在内容与形式上的统一。孟子说：“圣人，与我同类者”“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孟子——告子上》）[4]，表明了学习是一个感知的过程，是自我认知的升华，因此美育是基础，是达到“立德树人”教育目的的内在动力。（三）从理论美到实践美的升华。思想政治教育强调个体实践，而儒学美育思想强调学生的自觉性。审美教育与道德约束、法律规范的强制性不同，能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大学生的思想和生活，使他们在社会实践中自觉地以美的标准约束和调节自身行为[5]。儒学美育思想在形成本身理论体系的同时，较注重实践环节，“礼”“乐”作为一种美育手段，是以一种外部化的形式进行内部化教育的过程，最终达到育人的功能。儒学美育思想是由内及里的转化过程，并不是单一的，而是饱满的实践过程。通过对理论部分的不断疏导，最后起到增进学生学习动力强化学生自主性学习的目的。对儒学美育的丰富理论和实践经验进行分析，可以弥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不足，让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出现实价值，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美育体系。

一、张伯苓先生的美育和美育心理思想

1戏剧教育

张伯苓先生不是文学家或艺术表演家。他一生献身教育事业深深体会到了“寓教于乐”﹑“寓德于乐”的教育心理学道理，所以在开办南开大学之初就非常重视戏剧的美育功能。他提倡戏剧目的是把戏剧作为美育和道德品质教育的手段。他指出：戏园不只是娱乐场所，更是宣讲所﹑教室，能改革社会风气，提高国民道德。首先，他希望学生通过戏剧表演获得一些深刻的人生感悟；他根据莎士比亚世界即舞台的观念，强调戏剧是人生的缩影，舞台上的演练能让演者获得许多的人生体悟，是走上社会的准备。1916他在《舞台﹑学校和世界》一文中说“：世界者，舞台之大者也。其间之君子﹑小人﹑与夫庸愚﹑英杰，即其剧中角色也欲为其优者﹑良者，须有预备。学校者其预备场也。”其次，他希望通过戏剧让学生认识﹑社会认识人生，并在角色的扮演实践中增强自信心获得满足感，同时获得一些为人处事的经验刺激表演者的成长和发展。再次，他还希望通过演剧活动让学生体悟团队精神和合作能力；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和交际能；力培养学生与他人﹑社会以及环境的沟通能力；以便更好的融入社会服务社会。

2音乐教育

张伯苓的父亲久庵先生擅长琵琶并且对音乐有笃学精神，这与他重视﹑爱好﹑欣赏到实施音乐教育有重大影响。张伯苓重视音乐教师的遴选；南开的音乐教育造就了沈汀等我国老一辈的著名音乐家。

3环境教育

摘要：美术教育在近代以来的社会语境中虽呈现出了曲折的发展历程，但最终确立起了“现代”的品格，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于美术之文化身份的形塑上，而且建构出了其审美功能，使得美术教育更为接近美术的本质。另外，蔡元培还挖掘出了美术教育的社会功能，使其摆脱了单维的学科限制，从而获得了更大的表现力。

关键词：蔡元培;美育思想;美术教育;品格

在近代以来的社会语境中，作为学科的“美术”呈现出了曲折的发展历程。本质上看，近代美术教育的发生不仅有画家群体的积极参与，而且还离不开教育家、理论家等群体在教育理念层面的积极探索。蔡元培即是这样的典型，他以自身所持有的美育思想为主体，有效地确立起了美术教育的“现代”品格。就确立过程而言，蔡元培在塑构“美术教育”之文化身份的基础上，积极进行了对其审美功能与社会功能的挖掘，在建构“现代”品格的同时，有力推动了美术教育的发展。

一、美术教育之文化身份的形塑

在传统社会中，“一心只读圣贤书”“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等思想观念占据了士人们的思维主体。较之“书”来说，“美术”自然始终处于“边缘”的位置。尽管孔子的“六艺”致力于大众人格的完善与情操的陶冶，但这种思想同构于道德教化与审美观念的结构功能之内，“美术”的重要作用尚未凸显。因此可以说，“美术”在古代社会中以“边缘者”的身份存在于其文化体系之内，尤其缺少对于自我身份的基本认知。这种局面直到近代才有所改变，而在这一过程中，蔡元培的美育思想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近代以来，传统中国原有的观念渐趋得到改观，加之西方文化与思想的逐渐传播，其时社会的整体观念处在了相对“开放”的状态。“美术”即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生成，这种生成不仅仅是其在形式层面的显现，更为重要的则是其文化身份的确立，蔡元培在此即扮演了确立者的角色。蔡元培有着留学西方的背景，尤其吸收了康德的“二元论”，该观念在随后成为了其美育思想的基础。除了对西方思想的自觉吸收外，蔡元培还逐步确立了“兼容并包”“博采众长”的思想，以此形成了以康德思想为基础，诸种美学思想并用的美育思想体系，这为其后来所进行的美术教育探索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根基。除对先进思想的吸收与借鉴外，蔡元培还在实践层面对美术教育进行了深入探究。他将“美术”与“美育”有机地融合起来，有力地拓展了“美术”的文化内涵。就实践层面而言，蔡元培将自身的现实“身份”转化为了“美术”自身的文化身份，不仅通过一系列美术教育政策的颁布，建构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美术学科，而且还不断支持建立新式的美术教育学校（如“杭州国立艺术院”“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等），把自身以美育理念为基础的教育思想充分地运用到了美术教育之中，以此确立了美术教育的基本理念与范式。经由蔡元培的理论和实践，美术教育的文化身份渐趋确立起来，此种身份使其能够与其时的社会思潮之间形成深刻的“对话”关系。也即是说，美术教育在其时社会的文化结构中找寻到了自身的合理位置，而不至于被其他的思想所裹挟。这同时意味着，“美术”不需要借助“他者”的思想空间来宣告自我的存在，而是充分地摆脱了“他者”的束缚（尤其是封建思想观念的束缚），从而借助新的社会时代平台来发出自我的声音，并与原有的“他者”之间进行着深入的对话与交流，进一步形塑自我的文化身份。

二、美术教育之审美功能的建构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37—5057（2000）03—0026—05

的领袖地位决定了他的美育理论表现为原则性、方针政策性、指导全局性的特征。他在一些谈话、读书批注、书信中涉及到了诸多美育的具体问题，尽管尚未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我们依然可以从他的文化教育思想、文艺思想以及他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其美育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征和形态。本文拟对美育思想约略论之。

1

美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它的实践性。特别强调实践教育，学校教育也必须同实践相结合。从哲学上讲，一个人的思想认识可以从书本上得到，也可以从实践中得到，即使从书本上得到的，也还要在实践活动中才能真正化为自己的认识。从美育上讲，一个人审美能力的养成，是各种审美场所和环境共同作用于审美主体的结果，这就要求审美教育必须通过各种渠道施教，参与实践活动是一条重要的渠道。通过实践教育，使受教育者成为一个参与者，而不是一个旁观者。在参与的过程中，使身心在实践中体验创造的乐趣和把握各种实践活动的审美特征。

实践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但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其他的实践活动都是以这种生产活动为基础的，所以，一贯强调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提出苏维埃的教育应与劳动相联系；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在解放区的教育中把师生参加大生产运动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之所以一再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是因为他发现生产劳动的实践活动对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有特别重要作用：首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可以培养学生尊重劳动，尊重劳动人民的情感；其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促进智育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劳动可以使人勤奋，意志坚强，具有奋斗精神；第三，这个方针是让人性得以自由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人类走向真正的自由、平等的途径。还提出“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通过劳动这个中介环节，逐渐革除千百年来“读书高尚，劳动卑下”的思想，改变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相脱离的局面，使人人都具有丰富的知识，人人都善于并乐于动手操作，使知识的大脑和勤劳的双手集于一身，一句话，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充分的实现。只有达到这种境界，人的真正的自由、平等才会出现，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美育的最终目标。由此看来，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是立足于现实，放眼未来的长远方向。同时，这个方针使新中国的几代人的审美观念较前一时生了新的变化，这便是劳动美审美理想的建立。

本文作者：祝亚楠、卢政单位：鲁东大学文学院

“中和论”美育概念的提出者是曾繁仁先生，他认为中国古代美育思想的核心是“致中和”，中国古代美育思想是建立在“天人合一”基础之上的“中和论”美育观。“中”是适度、有节的意思，朱熹释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和”强调的不是统一化、一致化，而是不同事物的和谐，例如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史记•乐论第二》“乐由中出”郑玄曰:“和在心”;孔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矣。”以及“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都是强调美善的和谐统一，即“中和”的审美标准。

因此，中国古代“中和论”美育观的特点主要表现在:首先，坚持“儒道互补”的美育传统，儒家美育在中国美育史上占有绝对优势，他们推崇的“美”被“善”同化、弱化以至被取消，注重培养人们的伦理道德情感，注重个人人格和社会的和谐;这在道家美育的提倡者看来未免太功利了，使人失去了生命的自由，他们对“美”采取了较为虚无的态度，认为应该“法自然”，使人达到超脱的精神境界。这样儒家美育与道家美育在中国美育史上就相互制约，不仅弱化了儒家的封建专制伦理色彩，同时又矫正了道家消极出世的观念。其次，追求道德修养的完美，无论是孔子的“里仁为美”，还是孟子的“充实之谓美”，或是荀子的“不全不粹不足为美”，都把人的内在本质的完善作为审美追求的最高境界。从夏商周开始，学校教育便以“明人伦”为目标，将“礼”与“乐”设为必学科目以培养“文质彬彬”的君子。因此，中国古代美育所重视的不是求知，而是做人，儒家要做圣人、仁人，道家要做真人、圣人，目的是追求人格道德修养的完美。第三，突出直觉、感悟的审美方式，中国的美育传统与西方不同，没有理论的系统表述和逻辑的严密分析，而是注重直觉感悟的方式，中国古人一直认为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美育的途径也是通过对审美对象进行感受、领悟以对人的思想情感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古代的美育主要不是通过学校进行的，而是要求人接近艺术美和自然美，让艺术美和自然美对人发生感化作用。另外，中国古代的美育理论家对审美境界和审美经验的表达模糊、多义，例如南朝梁代的钟嵘提出“滋味说”，用“味”来形容美感，把“味”同诗的美联系起来，强调诗的极致在于“味”，在于审美感染力，这就说欣赏诗就要去品味、去体悟、去感悟，才能理解诗中极致的审美境界。

中国古代美育思想以“中和论”为核心，既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根本精神，又紧密联结着中国古代哲学、政治、伦理、教育和文艺美学，因此，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及多学科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先贤谈美、论艺很少作纯粹哲理性思考，而是强调文艺对人格的陶冶作用，这使得整个中国古代美学都具有广义的美育特征。中国古代的建基于“天人合一”文化理念之上的古代“中和论”美育观观与西方传统的建基于“天人相分”文化理论之上的“和谐论”美育观既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又存在着可以相互补充、融通之处。

中国现代美育是在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中发生的，据于文杰博士在《中国美育现代性研究》论述，“在中国，最早传播西方美学并在哲学话语中探讨美育问题的是蔡元培1901年的《哲学总论》。”［1］蔡元培不仅使用了“美育”的概念，而且将美育列为教育学中一个独立的学科。在现代思想史上系统阐释美育问题的思想家是王国维，他的《论教育之宗旨》系统阐释了美育的价值与功用。他提出了“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善美之三德”他说:“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美善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2］将美育作为培养完善人格的重要手段。继蔡元培、王国维之后，梁启超提出了自己的美育主张，他提出的情感教育，不仅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而且可以用以改造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使人们积极进取又能享受一种趣味化、艺术化的生活。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又一次巨大变革，随着学校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学校美育也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颁布的教育政策中一步步确立了艺术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美育被一步步纳入了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20世纪的美育现代性建设也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果，素质教育的全面展开，美育切实在学校教育占有自己独立的地位，中小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水平普遍得到提高。美育在提高国民素质，构建和谐社会和发展先进文化中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而中国当代美育建设的特点是:首先，美育被纳入国家教育政策，美育建设政策相继出来，为美育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有利保障，这不仅确立了美育在教育中的地位，有利于美育各项工作全面展开;同时，国家大力推行素质教育，为美育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其次，美育向感性维度转化，中国传统美育的伦理色彩浓重，注重对人进行伦理教化，美育往往被纳入道德和伦理教化的范畴。现代美育学人强调个性情感的创造性表现，倡导美育在开发个体的感性能力、激发生命活力提升感情境界，培养创造能力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注重个体的审美发展，促进感性的提升。例如，早在1984年李泽厚就提出了“建立新感性”的美学思想，即将“社会的、理性的、历史的东西”积淀为一种“个体的、感性的、直观的东西”［3］。杜卫在《感性教育:美育的现代性命题》中也提出，感性教育的范畴是现代性美育的本质体现。第三，美育对个体及人类生命存在的靠近，当代美育建设除了从感性维度关注人的感性生命外，在人类面临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的今天，当代美育越来越向人的生命存在靠近，关注人类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例如在道德滑坡、文化失范的人文危机中美育起到了治疗和补缺的作用。今年来生态美育的提出是美育对人类生态问题关注的体现，以挽救人类生态危机，塑造完美的生态人。

［摘要］网络思政和美育教育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热点话题。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网络思政打破传统教育体系，通过开展各式线上活动，增强了学生的互动参与率，将思政教育的凝聚力通过网络形式展现出来。美育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借助美育教育可以让学生感知美、发现美，继而创造美，发展培育出新时代高素质创新人才。研究网络思政和美育教育融合发展不仅构建了思政教育新格局，也为高校教育发展改革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网络思政;美育教育;高校;融合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美育教育的育人导向更加凸显，结构布局不断优化，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成为高校育人工作的实现目标。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好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如今网络媒体成为社会发展的新浪潮，思政教育面临着网络时代的新形势，营造有时代热度、人文温度、思想深度的思政教育网络平台是当下建设之需，研究网络思政与美育教育的融合发展将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前景与新突破。

一、高校网络思政与美育教育融合发展的可行性

(一)育人理念一致。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在于以网络为基础阵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着力于培养青年一代的媒介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美育并非是单纯的以艺术技能为主的教育，而是作用于人的情感和心灵的素养教育，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二者面对的育人群体是相同的，传递的思想目标是统一的，旨在培养高素质高水平的创新人才。(二)内容形式互通。网络思政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领域，美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二者在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上是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的。一方面，网络思政借助新媒体的作用，打破了传统的直输式教育，通过大数据把握学生思想状况，多元化的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将美育教育中的审美素养、情趣气质融入学生群体，引领学生走独具特色的成才之路。另一方面，美育教育通过网络思政的灌输激发了大学生的审美感受能力，实现内外之美统一，培育塑造了全方位发展的新型人才。(三)实践方式互补。网络思政多以线上实践教育为主，美育教育则以线下理论渗透为主，二者是线上与线下、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既是对大学生美育理论与实践在网络新环境下的一种发展，又能拓展大学生网络美育的新平台，促使大学生在媒介素养和审美素质的培养上得到有效提升。

二、高校网络思政与美育教育融合发展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