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精神范文10篇

摘要：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长期以来深受儒道互补的美学思想影响，表现的是人对富有哲理的智慧和境界的追求。儒家重心性问题的仁学兼伦理学解；道家重心性问题的自然哲学解。儒道家入世与出世的“虚实结合”；殊途同归的“天人合一”，共同开拓了深远而灿烂的美学精神之苍穹。

关键词：中国传统音乐儒家道家美学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深渊，长期以来深受儒道互补的美学思想影响。讲究人格：把自然理解为生命的统一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人合一；审美方式和追求重人的心理体验，这都是传统文化所推崇的。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受大的文化思想的影响，用独特的、自然的形式，把美学思想渗透其中。儒家重心性问题的仁学兼伦理学解，着重人际关系及人伦情感的联系与沟通；道家重心性问题的自然哲学解，着重人心灵与自然的联系与沟通。他们都关注于人文精神的发展，共同开拓了深远而灿烂的美学精神之苍穹。

一、虚与实的结合

张世英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中，儒与道是其中的两家两派，但究其实质，却代表中华文化之一体中的“虚”与“实”两个方面：儒家虽亦言境界，但主要讲人伦道德的境界，是实；道家虽亦言人事，言实，但它着重推天道以明人事，天道仍居本根地位，所以主要是讲虚。”可以说，儒道两家是人性之虚实两面在文化方面的反映。

儒家的基本思想精神是仁。在《论语》中，孔子多次提到了仁，他所提的“仁”，是基于人的生命之上，从生命的角度看待与处理人伦、人际关系，蕴涵着其美学精神。“仁是对人之生命的钟爱，有一个人际之‘亲’的结构蕴涵在其中，这结构的骨骼’是等级性的‘礼’，而其‘血肉’是居于审美意义的亲情，这也便是‘乐’。‘乐’是人之本在的在这个生命世界中的欢愉和喜悦，是生命本身所洋溢的喜剧性情调。”孔子把“乐”作为感染人情、陶冶人性以及培养“仁”的精神的最佳行为方式。他把音乐看作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主张把音乐的活动与人们的生活协调起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他提倡乐教，主张“游于艺”、“成于乐”，强调在诗、歌、舞的审美活动中，获得自由与愉悦，最终在“乐”中实现个人主观修养的提升与全面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决定了音乐的“陶冶功能”。上古周代，谈“乐”就必然涉及“礼”，如《周礼》、《仪礼》等古籍文献记载，古代雅乐中的乐舞用于吉礼，如人神、鬼神相通等重大典礼场面，诗乐与乡乐用于嘉礼、宾礼和人际交往及亲近的愉悦的仪式场面。礼乐思想的根本在于维护、巩固社会既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

摘要：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长期以来深受儒道互补的美学思想影响，表现的是人对富有哲理的智慧和境界的追求。儒家重心性问题的仁学兼伦理学解；道家重心性问题的自然哲学解。儒道家入世与出世的“虚实结合”；殊途同归的“天人合一”，共同开拓了深远而灿烂的美学精神之苍穹。

关键词：中国传统音乐儒家道家美学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深渊，长期以来深受儒道互补的美学思想影响。讲究人格：把自然理解为生命的统一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人合一；审美方式和追求重人的心理体验，这都是传统文化所推崇的。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受大的文化思想的影响，用独特的、自然的形式，把美学思想渗透其中。儒家重心性问题的仁学兼伦理学解，着重人际关系及人伦情感的联系与沟通；道家重心性问题的自然哲学解，着重人心灵与自然的联系与沟通。他们都关注于人文精神的发展，共同开拓了深远而灿烂的美学精神之苍穹。

一、虚与实的结合

张世英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中，儒与道是其中的两家两派，但究其实质，却代表中华文化之一体中的“虚”与“实”两个方面：儒家虽亦言境界，但主要讲人伦道德的境界，是实；道家虽亦言人事，言实，但它着重推天道以明人事，天道仍居本根地位，所以主要是讲虚。”可以说，儒道两家是人性之虚实两面在文化方面的反映。

儒家的基本思想精神是仁。在《论语》中，孔子多次提到了仁，他所提的“仁”，是基于人的生命之上，从生命的角度看待与处理人伦、人际关系，蕴涵着其美学精神。“仁是对人之生命的钟爱，有一个人际之‘亲’的结构蕴涵在其中，这结构的骨骼’是等级性的‘礼’，而其‘血肉’是居于审美意义的亲情，这也便是‘乐’。‘乐’是人之本在的在这个生命世界中的欢愉和喜悦，是生命本身所洋溢的喜剧性情调。”孔子把“乐”作为感染人情、陶冶人性以及培养“仁”的精神的最佳行为方式。他把音乐看作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主张把音乐的活动与人们的生活协调起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他提倡乐教，主张“游于艺”、“成于乐”，强调在诗、歌、舞的审美活动中，获得自由与愉悦，最终在“乐”中实现个人主观修养的提升与全面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决定了音乐的“陶冶功能”。上古周代，谈“乐”就必然涉及“礼”，如《周礼》、《仪礼》等古籍文献记载，古代雅乐中的乐舞用于吉礼，如人神、鬼神相通等重大典礼场面，诗乐与乡乐用于嘉礼、宾礼和人际交往及亲近的愉悦的仪式场面。礼乐思想的根本在于维护、巩固社会既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

1.引言：转型的焦虑

一个时期以来，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转型（也作现代转换）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在美学由“热”转沉寂后成了“没有热点的热点”，在众说纷纭中表征出中国当代美学研究者的焦虑与急躁。

在这里，我们从哲学文化整合的发展趋向中得到了启示，在思维方法论的关注中找到了方向，在寻求内在精神融通、整合的理论重构过程中看到了希望，而此中比较研究的科学方法论无疑是架起古与今的必经的桥梁，是东方与西方互通的航船。就东西方美学的发展趋势来说，就是在东西方美学传统之间对话、交流、交融，在远古与现代美学内在阐释、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在纵向历时比较、横向共时对照以及纵横交错网络性复杂比较研究中，从而同中求异、异中求同、同中求通。也就是说运用比较研究这一科学方法论原则潜入东西方自古至今的美学遗产，在条分缕析出其中具有活力因子的基础上，寻求东西方美学精神的融通，从而整合出新的辨证理论系统。

2.精神整合：美学转型的曙光

东西方哲学、文化精神融通、整合的发展主调无疑给焦虑中的美学研究以“新世纪的曙光”。

2.1“整合”的源起及当代意蕴

1.引言：转型的焦虑

一个时期以来，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转型（也作现代转换）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在美学由“热”转沉寂后成了“没有热点的热点”，在众说纷纭中表征出中国当代美学研究者的焦虑与急躁。

在这里，我们从哲学文化整合的发展趋向中得到了启示，在思维方法论的关注中找到了方向，在寻求内在精神融通、整合的理论重构过程中看到了希望，而此中比较研究的科学方法论无疑是架起古与今的必经的桥梁，是东方与西方互通的航船。就东西方美学的发展趋势来说，就是在东西方美学传统之间对话、交流、交融，在远古与现代美学内在阐释、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在纵向历时比较、横向共时对照以及纵横交错网络性复杂比较研究中，从而同中求异、异中求同、同中求通。也就是说运用比较研究这一科学方法论原则潜入东西方自古至今的美学遗产，在条分缕析出其中具有活力因子的基础上，寻求东西方美学精神的融通，从而整合出新的辨证理论系统。

2.精神整合：美学转型的曙光

东西方哲学、文化精神融通、整合的发展主调无疑给焦虑中的美学研究以“新世纪的曙光”。

2.1“整合”的源起及当代意蕴

一生存美学在福柯思想体系中的地位福柯的生存美学(l’esthétiquedel’existence)，是他长期进行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dusavoir)以及权力和道德系谱学(lagénéalogiedupouvoiretdelamorale)研究的直接成果，也是他自身生活历程的经验总结和实践智慧(phronesis)的结晶，同时又是他在探索西方思想源头和批判古希腊罗马时代原有生存美学古代版本的基础上，为了彻底摆脱近代西方思想及其社会制度的约束，根据现代生活条件而创造性地设计出来的新型的自由生活方式(unenouvellemanièredevivre)。福柯一生所关怀的基本问题，始终是我们自身的生活命运；为此，他既要探讨我们自身的现状及其历史原因，又要寻求我们自身实现自由的审美生存的出路。所以，1983年，福柯很明确地指出﹕“思想史的任务，与行为史和观念史完全相反，是要发现和考查，人类自身究竟根据什么条件，不断地反思和考量自身﹑自己的所作所为以及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但是，在提出这个非常一般化的问题时，特别是当它涉及到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时候，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同我们社会中特定时期内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系列生活实践方式，有密切关系。这一整套实践方式，可以称之为‘生存艺术’

(lesartsdel’existence)。所谓生存的艺术，就是一整套反身的和自愿的实践方式(despratiquesréfléchiesetvolontaires)﹔人们不仅由此确定一定的行为规则，而且还设法改变他们自身，形塑他们自身的独特生存方式，并使他们的生活，改变成为具有特定美学价值﹑又符合特定风格标准的艺术作品(uneoeuvred’art)。这样的生存艺术(artsd’existence)以及‘自身的技术’(latechniquedesoi)，当它们被基督教整合到教士的权力运作模式中，当它们在更后一个阶段又被整合到教育﹑医学和心理学的实践的时候，就丧失了它们的一部份重要意义及其自律性”(Foucault,1994:IV,544-545)。因此，福柯指出：“我应该承认，同‘性’(lasexualité)等问题相比，我是更多地对‘自身的技术’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感兴趣”(Foucault,1994:IV,383)。由此可见，探讨‘自身的技术’以及相关的生存美学，在福柯后期的研究工作中，越来越占据重要的地位；福柯的生存美学是他寻求‘关怀自身的生存艺术’的自然产物。但是，要彻底探索生存美学，不但同‘自身的技术’的演变过程有关，而且势必要关连到西方文化中最重要的主体性原则(leprincipedelasubjectivité)的形成和运作过程，关系到贯穿于西方文化生活中的真理游戏(lejeudevérité)策略(desstratégie)，也同西方人的基本生活经验(l’expériencefondamentaledesOccidentaux)，特别是他们在性的方面的生活经验(l’expériencedelasexualité)息息相关。福柯为此强调说：“我所研究的，毋宁是探索我们文化中，有关我们人类的各种不同的主体化模式的历史(J’aicherchéplutôtàproduireunehistoiredesdifférentsmodesdesubjectivationdel’êtrehumainedansnotreculture)”

(Foucault,1994:IV,222-223)。显然，福柯之所以在临死前十年左右，转而集中思考西方社会文化中的‘性史’部分以及‘自身的技术’的转变过程，就是为了从中揭示西方主体性原

则的考古学和系谱学根源，并同时系统地清理出原本存在于古希腊罗马文化中的‘获取自身愉悦快感的性经验’(aphrodisia)和生存美学(l’esthétiquedel’existence)。福柯通过他的研究发现：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关于‘性’的艺术(l’artdesexualité)以及生存美学，是关怀和陶冶自身、以便使自身的生活方式，提升到具有艺术游戏性质的实践智慧(phronesis)的更高层面﹔古代的生存美学，虽然会对自身的行为，有某种程度的约束，但其目的，完全是为了满足自身审美愉悦的欲望，而且，它的实行过程，也完全出自个人内心的自由意愿，并有利于自身生存的审美化。因此，福柯后来集中探讨生存美学，并不是偶然的。根据福柯的看法，人生在世并非为了使自己变成为符合某种‘身份’标准的‘正常人’或‘理性’的人。对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把自身界定或确定在一个固定身分框框之内，而是要透过逾越游戏式的生存美学，发现人生的「诗性美」的特征，创造出具有独特风格的人生历程。福柯一向把理论创造和思维活动以及生活本身，当成生存游戏艺术，当成‘关怀自身’和进行自身生命审美化的过程，也当成追求最高自由境界的一种「自身的技术」(techniquedesoi)或「自身的实践」(pratiquedesoi)。正因为这样，福柯赞同他的法兰西学院的同事、古希腊研究专家哈多(PierreHadot)的基本观点，强调哲学的任务，不应该是进行抽象的意义探讨，也不是为了建构系统的理论体系，而纯粹是探索和总结生活的艺术，寻求生存美学的各种实践技艺(Hadot,2001)。人是一种永远不甘寂寞、时刻试图逾越现实而寻求更刺激的审美愉悦感的特殊生命体；真正懂得生存审美意义的人，总是要通过无止尽的审美超越活动，尽可能地使自身的整个生活过程，谱写成一首富有魅力的诗性生存的赞歌。

二生存美学与‘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考虑到西方社会和文化的特点，福柯认为：生存美学的重建及其实施，是离不开对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l’ontologiehistoriquedenous-mêmes)的研究(Foucault,IV,223;383;609)；这是因为在西方文化和思想的演变过程中，自从基督教道德和罗马统治者的权力运作紧密相结合之后，特别是自从近代社会产生之后，西方人的思考模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主体性，逐渐成为了个人和社会生活以及文化再生产的基本原则。“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就是”我们自身是如何成为主体的”﹖福柯在这个基本论体中，强调了两方面的意含：一方面是试图揭示他所一贯严励批判的传统主体性原则的真正实质及其建构过程，另一方面则重点指明：“创建绝对自由的个人自身(soi-même)”在生存美学理论和实践中的核心地位。为了揭示传统主体性原则的真正实质，福柯在其一生的理论研究中，以大量的精力从事知识考古学以及权力和道德系谱学的批判研究活动，不遗余力地揭示权力(lepouvoir)、知识(lesavoir)和道德(lamorale)以及各种社会文化力量的紧密交错关系，揭露它们相互配合、纵横穿梭而彼此渗透的狡诈计谋，特别是揭示它们在创建和散播各种论述(lediscours;Discourse)以及贯彻论述实践(lapratiquediscurcive)的过程中，威胁利诱地运用复杂的策略的权术游戏的特征。福柯指出，就是在这种政治运作中，我们逐渐地丧失了‘自身’，一方面成为知识、权力和道德的主体(lesujet)以及成为说话、劳动和生活的主体，另一方面也不知不觉地沦为历代社会统治势力所宰制的对象；所以，福柯由此指出，主体无非是各种传统理论对每个人的自身进行扭曲的结果，也是社会统治势力普遍宰

制个人的欺诈手段。正因为这样，福柯对传统‘主体’深恶痛绝，欲予彻底批判而后快。更具体地说，福柯在其长期的理论研究中所要探讨的基本论题就是：‘我们自身为什么和怎样同时地成为知识、权力和道德的主体和客体（对象）’﹖我们自身在形成为知识、权力和道德的主体的过程中，究竟又怎样既满足于主体地位，又永远感受到自身的不自由﹖福柯由此认为，如果我们自身并不知道自身的奥秘，不知道自身何以成为主体、却又同时成为被宰制的对象，那么，掌握再多的知识真理，握有再强大的权力，把自身练就成德高望重的人，又有什么意义﹖在探寻上述基本论题的基础上，福柯终于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将研究中心转向关怀自身(lesoucidesoi-même)，转向‘我们自身’的真正自由的基本条件和实践原则，这就是他的生存美学的基本宗旨。由此可见，福柯对传统主体论的系谱学批判，是他建构生存美学的基础和出发点。正如福柯所说﹕实际上，“唯有首先通过将主体自身的存在纳入真理游戏之中的代价，真理才有可能被赋予主体自身”(lavéritén’estdonnéeausujetqu’àunprixquimetenjeul’êtremêmedusujet)(Foucault,2001:17)。所以，福柯明确地指出：“我的问题，始终都是关于主体与真理的关系﹔也就是说，主体究竟是如何进入某种真理游戏之中”(Foucault,1994:IV,717)。为此，福柯在1980至1981年度的法兰西学院课程大纲进一步明确地指出，‘步入真理的门槛’(l’accèsàlavérité)，对当代西方人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致连西方人自身的身份及其生活的意义，都是由此决定的(Foucault,2001:504)。经过长期探讨，特别是经过曲折的知识考古学和权力道德系谱学的批判研究之后，福柯终于以总结的姿态，对主体性问题作出如下结论：“首先，我想，实际上并不存在一种握有主权、作为建构者、又到处可以找得到的普遍形式的主体(jepenseeffectivementqu’iln’yapasunsujetsouverain,fondateur,uneformeuniverselledesujetqu’onpourraitretrouverpartout)。对于这个主体概念，我是非常怀疑和讨厌的(Jesuistrèssceptibleettrèshostileenverscetteconceptiondusujet)。我想，与此相反，主体的建构，是通过一系列约束的实践，或者，以某种更加自律的方式，通过解放的和自由的实践，如同古代时期那样，同时，当然也根据人们在文化领域内所遇到的相当数量的规则、风格和规定(Jepenseaucontrairequelesujetseconstitueàtraversdespratiquesassujettissement,ou,d’unefaçonplusautonome,àtraversdespratiquesdelibération,deliberté,comme,dansl’Antiquité,àpartir,bienentendu,d’uncertainnombrederègles,styles,conventions,qu’onretrouvedanslemilieuculturel)”(Foucault,1994:IV,733)。三生存美学的核心是‘关怀自身’福柯就是这样，试图通过对统治者所操纵的真理游戏的考古学和系谱学的研究，揭示和阐明：人生的真正目标，不是寻求时时约束我们自己的‘真理’、‘权力’和‘道德’，也不是盲目地依据传统的主体论而将自身改造成为知识、权力和道德的主体；而是使自己成为自身命运的真正主人，成为具有绝对独立意志，敢于和善于满足自身的审美愉悦快感，使自身的言语运用熟练自如，文风优雅﹐培养成为富有创造性的独具自由个性的个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同追求自身生存自由的生存美学相一致的。福柯试图通过他的生存美学的考察，将人本身从传统主体性原则的约束中解放出来，恢复人之为人的自然面目：人之为人，不是他物，不是主体性原则所为﹔而单纯是其自身而已。换句话说，人既不从属于‘他人’，也不从属于世界，更不追求抽象的‘意义’﹔人的真正奥秘就在其自身(soi-même)之中。自身，是个人生命的基本单位及其生存过程，是决定个人自由以及创造个人生命的审美生存特有本色的基础力量。福柯指出：“人人与之相关的自身(lesoi)，无非就是关系自身(n’estriend’autrequelerapportlui-même)。总之，自身就是内在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关系网中的自身的存在论本身”(Foucault,2001:514)。我们的‘自身’，在未同他人和他物发生关系以前，在本质上是一种‘缺乏’（absence）。作为缺乏，自身永远需求建构和重建它所期望的同他人和同他物的关系。所以，自身虽然深处于人的生命活动过程内部，但它那只属于其自身的生命力本身，具有完全自律的超越性，使它始终又发自内部的自我超越倾向，永远产生能够推动自我实现的某种张力关系。这就是人的‘自身’不同于其它生命的地方(Ibid.)。福柯强调，生存美学所寻求和探讨的自身，是自由的自身，是真正靠自己本身的自由意向所创建﹑并不间断地实现审美超越的生命单位和生存过程，因而是唯一的和不可取代的。

医学与人文的融合之美TheChenfenglin’sMindBetweenMedicineEthicsandServices以哲学的视角来看，医学这个特殊的自然科学的任务，是去解释人本体存在形态和生物性功能，并积极地改善与协调它的存在状态，是人类自我保护、自我调节和自我追求的进化中，不自觉地建构起的一套特殊的方法体系。遗憾的是，它并不去参考人的精神需要，不过多地关照人们的内心情感，是一个近乎冰冷的学科。

洽洽，这个冰冷的自然学科的对岸，涌动着一股热情奔放的人文渴求——那是人们对生命体验的种种美好的期待。

陈凤林的医学精神，就在冰冷与火热的中间，架起了一道美丽的、富有人情味的桥梁。这种人文与自然的结合，冰冷与火热的融合，用医学关照人生的思想，产生出一种巨大的美学范式。

近三十年来，作为我国著名妇产科专家夏恩兰教授的弟子，陈凤林在不断提高临床技能的实践基础上，总结并提出了大量前沿的医学人文观念，全面阐释了如“捍卫子宫”、“医疗服务中的物化人文”、“典礼式分娩”等一系列足以引发医学界哲学性反思的话题。这些观点，不断发展和发扬科学的医学伦理精神，强调医者应加强对患者群体的人文关怀，也鼓励和动员患者树立起健康的信念和生命的信心，以更积极的心态面对病痛。

医疗服务中“物化人文”精神的主旨，在于通过创新性地优化服务中的器械、材料和改善服务流程，给予患者深刻的心灵关爱，体现出强烈的医学人文精神。在今天看来，其中不少观念的提法、做法都是革命性的。

1.细节体验：医学关怀的物质化

摘要：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长期以来深受儒道互补的美学思想影响，表现的是人对富有哲理的智慧和境界的追求。儒家重心性问题的仁学兼伦理学解；道家重心性问题的自然哲学解。儒道家入世与出世的“虚实结合”；殊途同归的“天人合一”，共同开拓了深远而灿烂的美学精神之苍穹。

关键词：中国传统音乐儒家道家美学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深渊，长期以来深受儒道互补的美学思想影响。讲究人格：把自然理解为生命的统一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人合一；审美方式和追求重人的心理体验，这都是传统文化所推崇的。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受大的文化思想的影响，用独特的、自然的形式，把美学思想渗透其中。儒家重心性问题的仁学兼伦理学解，着重人际关系及人伦情感的联系与沟通；道家重心性问题的自然哲学解，着重人心灵与自然的联系与沟通。他们都关注于人文精神的发展，共同开拓了深远而灿烂的美学精神之苍穹。

一、虚与实的结合

张世英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中，儒与道是其中的两家两派，但究其实质，却代表中华文化之一体中的“虚”与“实”两个方面：儒家虽亦言境界，但主要讲人伦道德的境界，是实；道家虽亦言人事，言实，但它着重推天道以明人事，天道仍居本根地位，所以主要是讲虚。”可以说，儒道两家是人性之虚实两面在文化方面的反映。

儒家的基本思想精神是仁。在《论语》中，孔子多次提到了仁，他所提的“仁”，是基于人的生命之上，从生命的角度看待与处理人伦、人际关系，蕴涵着其美学精神。“仁是对人之生命的钟爱，有一个人际之‘亲’的结构蕴涵在其中，这结构的骨骼’是等级性的‘礼’，而其‘血肉’是居于审美意义的亲情，这也便是‘乐’。‘乐’是人之本在的在这个生命世界中的欢愉和喜悦，是生命本身所洋溢的喜剧性情调。”孔子把“乐”作为感染人情、陶冶人性以及培养“仁”的精神的最佳行为方式。他把音乐看作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主张把音乐的活动与人们的生活协调起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他提倡乐教，主张“游于艺”、“成于乐”，强调在诗、歌、舞的审美活动中，获得自由与愉悦，最终在“乐”中实现个人主观修养的提升与全面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决定了音乐的“陶冶功能”。上古周代，谈“乐”就必然涉及“礼”，如《周礼》、《仪礼》等古籍文献记载，古代雅乐中的乐舞用于吉礼，如人神、鬼神相通等重大典礼场面，诗乐与乡乐用于嘉礼、宾礼和人际交往及亲近的愉悦的仪式场面。礼乐思想的根本在于维护、巩固社会既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

关键词：民族审美文化人本主义传统禅宗诗话

摘要：在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中，不仅富有独特的民族审美命题与范畴，而且也贯穿着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在这种美学思想影响下的文艺创作，无不充满了对人的关注、对人之生命价值意义的关切与肯定。

纵观我国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其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即一以贯之的人本主义传统。无论是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庄子的“大道为美”说，还是钟嵘《诗品》中的“诗唯性情”论、陆机《文赋》中的“诗缘情”，以及后来的“妙悟”说、“意境”说等，都是围绕着人、人的性情、人格精神等方面进行的。其中的“意境”说、“神韵”说、“风骨”说、“妙悟”说等，都属于我国民族传统的美学范畴，体现了我国古典美学中自然主义与人格主义的两大品格。在这种美学思想引导下的文艺创作，充满了对人的情感精神的关注和人之生命价值的肯定。

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的作用是“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即可以激发人的情绪，体察民情民意，抒发其怨愤之情。其诗论始终围绕着人的情绪，所以他编定的《诗三百》将人的感情的抒发放在了首位，这种情感也构成了该诗集的精华部分，充分体现了其艺术价值。此外，孔子的“尽善尽美”说、孟子的“冲实之谓美”以及荀子的“美善相乐”说等范畴和命题对中华民族追求美好品德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具有深远影响，并奠定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重视文艺审美教化作用的审美原则。

道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审美思维方式和审美本体论方面的范畴和命题，为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如“天地有大美”、“坐忘”、“物化”、“齐物我”等思想在我国美学思想史上产生了深刻影响。以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为例，他高度重视人的生命价值，以人为本是其思想的核心。庄子论美也是以人为核心，其“重生”、“养生”、“保身”等思想影响下的美学思想呈现出鲜明、突出的人本精神。庄子把“道”视为美的最高境界，提出了“道至美至乐”的美论主张，即美是从“道”的范畴中衍生出来的，因而“道”与美密切相关。在庄子看来“道”是一种绝对的自由，既是“美”的根本所在，也是人所缺乏、并且是人应效仿追求的。“物物而不物于物”、“胜物而不伤”、“不以物挫志”、“不以物害己”，人不要被功名利禄所累，不应为物所奴役，而应成为物的主宰，把物我、生死、贵*、穷达、祸福、得失等都看成相对的东西，从而追求一种心灵精神的绝对无限自由。只有如此，人才能获得“美”。

在《逍遥游》中庄子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神人”的形象:在形体方面其具有健全之美，精神方面具有高尚的品德之美，有着绝对的自由和广大无边的神力，而这种“神人”其实就是人的本质的一种人格化。同时，在庄子的审美思想中也论及了审美主体的自由心态。在《田方子》中，庄子描绘了一个“真画者”在画图时的独特的自由行动和神态:“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敌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值值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之视之，则解衣般礴裸。君日:‘可矣，是真画者也。’”庄子在这里旨在说明真正的画家要按照自然之性去创作，敢于表现自己的真情实感和独特个性。庄子的这种审美态度使其美学思想带有了鲜明的人本精神特征。而且，在他的美学思想中，真与美密切相关，提出了“法天贵真”的审美命题。此“真”乃一种出于主体心灵的纯真之情，是审美主体的一种天然感性的东西.其富有感人的巨大力量，因而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作用。在庄子的“法天贵真”思想中强调人之生命精神的自由，生命自由就是美的根本所在。庄子对人的感情、精神美的充分肯定.不仅体现了其对人之生命的热切关注.具有鲜明的人本主义精神，而且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及文艺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内容提要】

美学的学科格调是由来高深，学理高迈，风采高雅;其人文品位是核心尊人，本质尊真，演绎尊史;其临界精神是向根而生，向他而生，向死而生。“三高”自信自强而瑕瑜互见，“三尊”自矜自重而利弊杂陈，“三向”自律自化而生死相依。在学科混乱，学品模糊，学术浮躁的国内外美学大潮中，厘定美学的品格对于美学学科建设举足轻重;在美学几乎膨胀为文学艺术“原理”的文教形势下，透解美学的品格不啻重审基础;在美学泛化为社会广告包装的市侩风气前，澄清美学的品格等于正本清源。美学学后学和美学学外学亟待提上议事日程。

人有人品，文有文品，一个学科也有它的品格。学科品格既是一个学科自身素质的凝聚与疏通，也是它与学林群科的酝酿与斟酌。长期以来，人们局限于封疆划界式的学科处理，“圈”内人满足于围绕某“科”的研究对象画地为牢，“圈”外人习惯于现有“科”际的既成事实，久而久之，学科成了壁垒，品格流于标签，学科弊端丛生。

美学是人文群科的翘楚，一向以品格之品格著称。细加推究，不难发现美学的品格从未真正地经受剖析。学术界注目居多的是美学的丰采，学内人被审美文化贵族化的涡流偏向所牵引，学外人被好美恶丑的人类童心所“情结”，人们对美学趋之若鹜，但是对美学品格的探讨却付之阙如。

如何逼近美学酝酿与斟酌、凝聚与疏通的真实品性?如何既超脱审美文化的贵族化倾向，又克服人类童心稚嫩的审美“情结”?笔者的方法是“原始以要终”，“叩其两端而问之”。换言之，本文力求将散点与焦点复合，入之与出之并用，在圆观宏照中洞幽烛微，于熟知非知处开显启蔽。

一美学的学科格调

对于电影美学研究来说，“电影美学”本身还是一个问题，就更不必说“中国电影美学”了。尽管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将会遇到一系列麻烦的理论问题，但是，只有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电影美学的研究框架和学术规范的问题才能恰当地提出来并且得到确定。很显然，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不管我们已经有了多么丰富的电影美学思想，电影美学的研究都不大可能卓有成效地展开（因为电影美学研究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提出这一问题的初衷，不是为了限制电影美学研究的创造性，而是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和发挥这种创造性。这一点，从学术研究的群体性（科学研究越来越需要合作与协作，而不是单干）和机构性（即有组织地进行）运作的角度，更容易理解。其意义在于，最大限度地节约和有效地利用有限的文化资源（包括财力与智力的投入）。在国内有关高校正在积极申请国家影视学术基地之时，这个问题的提出与解决便具有更为紧迫的现实意义。

首先是电影美学的研究对象亟待明确。

电影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切电影审美现象。如果我们接受这个界定，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界定电影审美现象。对于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电影审美现象是一种效果现象（当然同时它也是一种等级现象）。也就是说，电影审美现象只能根据电影观众的审美接受状况来确定。

而电影审美接受只有在与电影艺术接受的区分中才能更明确地加以确定。这又涉及到对于审美与艺术的理解问题。我认为，电影审美接受可以界定为对广大观众接受起来比较顺利、而且一般来说也比较高尚的因素的接受。电影艺术接受可以界定为广大观众接受起来有一定难度、而专业工作者却特别敏感的因素的带有探索性的职业性接受。在这个意义上，电影审美接受不同于电影艺术接受。但必须说明的是，电影艺术接受可以转化为电影审美接受。也就是说，电影艺术现象有可能（但不是必然）转化为电影审美现象，而电影审美现象则必定曾经是电影艺术现象。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无论是所谓的“娱乐片”，还是“艺术探索片”，都是既有审美因素，又有非审美因素，只是，这两者的两种因素的分布有很大不同。娱乐片以审美因素为主，探索片以艺术因素（较严格意义的艺术）为主。应该指出的是，影片中的比较露骨的色情因素和残忍的暴力因素、恐怖因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既不是审美因素，又不是艺术因素，而是非审美因素。这些因素的弱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审美色彩。但这并不意味着非艺术、非审美的因素在电影中是应该绝对地加以排斥的。

其次是电影美学的研究目的亟待明确。

电影美学的研究目的是为了对电影作品（一部或一批）进行美学分析。对电影作品作美学分析，不同于对电影作品作艺术分析。这种不同主要是着眼点的不同。其次是所针对的电影作品的断层不同。艺术分析更着眼于电影作品在专门化和创造性两个方面的贡献。美学分析更着眼于电影作品作为审美对象（或者更严格地说，电影审美形态）这一既成事实的形成规律，或者说电影作品审美效果的形成机制和规律的分析与运用。因此，美学分析比艺术分析更关心电影作品作为整体的复杂构成。在对电影作品的美学分析中，电影作品不能再被理解为只是一种简单的线性构成物，而是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具有复杂结构的多级表意生成系统。可以把这种分析称之为系统性分析。在这样的理解与分析中，电影美学的研究框架才能形成。与此同时，还应当有另一种分析，即对在电影作品的各个层面中都发挥作用的审美规律与审美原则的分析。可以把这种分析称之为规律性分析。正如法国电影理论家米特里所说：“电影美学就归结为确定一种形式由于某种内容和某种意图的关系，怎样和为什么优于另一种形式，换句话说，它要在特定情况下为这些形式确立其心理学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