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监督范文10篇

摘要:在传统媒体与自媒体不断发展的当今中国，媒体监督可以成为司法公正的推动者、监督者，但媒体自身本能追求商业效益也会导致其在报道中出现符合新闻事实而不符合法律事实的情况，从而影响“众意”，进而影响司法公正与司法独立。在全面依法治国，开启中国法治新时代时期，参考英美国家在处理媒体报道与司法公正间的权衡方法，进而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舆论监督报道与司法公正独立的制度体系不仅能够保证人民对法院工作的知情权，更可以推动新时期“依法治国”的全面贯彻。

关键词:媒体监督;媒体报道;司法公正;司法独立

一、舆论监督下司法过程中的各方主体心态

(一)当事人

案件的当事人无疑是最需要借助舆论的一方。在司法程序中，他们拥有最直接的利益和诉求，他们是最迫切的司法公正追求者。在实际的社会冲突中，公民个人面临国家的司法权力，难免处于弱势地位。公民需要表达对司法机构的不满时参与法治必然会吸引其他公共方式加强自己的力量。在传统模式中，公民将诉诸政治权威，例如使用信件和上访作为他们自己表达的渠道;现在，互联网和许多媒体为个体公民社会化的表达提供了另一条可行的现实途径。

(二)媒体

一、媒体监督及其影响

（一）媒体监督的积极意义。1.媒体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所发挥的监督作用不可替代。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新闻媒体的最大职责是保证社会公众合法权益的顺利实现，因此新闻媒体要对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事项进行合法且合理的监督。新闻媒体的职责之一是宣传政府政策和国家大政方针，同时新闻媒体也要承担起反映社会公众心声，替人民说话这一职责。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离不开新闻媒体的监督。在报告中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福利的政党，因此只有共产党员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合法权益才能实现和得到保障。媒体监督是新闻媒体在反映群众心声的前提下，通过媒体的采访权、报道权等等来对党风廉政建设进行有效监督，从而有助于我国从严治党工作方针的落实和实现。2.媒体监督有利于间接实现审判公开。审判公开作为现代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标志着司法的民主化。贝卡利亚作为著名的刑法学家，曾在其著作中说到，“审判应该公开，犯罪的证据也应该公开以便使或许是社会唯一制约手段的舆论能够约束强力和欲望；这样，人民就会说，我们不是奴隶，我们受到保护。”媒体监督的最终归宿是保证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自由言论权的合法实现。因此，媒体有权利对司法机关甚至司法流程进行合法合理的监督。所以，司法部门在保证司法活动不受干扰的前提下，有义务接受媒体监督，更有义务主动配合媒体完成监督，因此媒体监督有利于审判公开。（二）过度的媒体监督即“媒介审判”及其危害。“媒介审判”这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由报纸审判这一概念衍生而来。西方学者李普曼认为，它是指媒体工作者所的新闻报道，形成并且引领某种错误的社会舆论，从而妨碍和影响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的恶劣行为[1]。1．媒介审判现象干扰司法审判独立原则。媒介审判具有很大的危害。新闻媒体放大对司法活动的监督权，会对司法活动的正常运行造成干扰和破坏。比如，新闻媒体工作者会在不满足于做好本职工作的情况下，过度地对司法工作进行干涉，导致公众被错误的舆论所引导，从而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结合实际情况可以发现，新闻媒体工作者过度干涉审判独立的表现主要是：媒体过度介入会破坏司法活动的独立性、公正性、权威性，造成未审先判。媒介审判是过度的媒体监督，即媒体没有在合法且合理的前提下对司法机关进行监督，而是凭借不全面的核实和调查，主要依据道德情感标准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未审先判”。由于媒体拥有较强的影响力，从而会引起舆论对司法部门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造成干扰，因为新闻媒体通过有选择性、倾向性、不全面、不完全真实的报道所渲染出来的氛围和情绪影响广大受众，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较高的媒介素养，因此就会导致形成错误的社会舆论。媒体会借势继续鼓动受众，受众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发表自己的意见，从而严重干扰司法活动的正常运行，破坏审判独立，因而难以保证司法公正[2]。2．媒介审判现象违背司法公正原则。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法律是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最终防线，司法公正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终防线。在司法过程中，审判人员应当独立行使审判权、审判人员根据法律所承认的证据断案，这是司法公正的内涵所在。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共同构成司法公正，前者是指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始终秉持公正的原则；后者指法院在坚持公正原则的前提下作出公正的审判结果。虽然媒体和司法机关的终极目标都是追求公平正义，但是两者所依据的原则不同，媒体依据的是道德情感；司法机关所依据的是法律。因此，媒体在追求道德公正的过程中有可能会践踏法律的公正。3．媒介审判现象损害司法机关的威信。我国一直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国家的象征是法院代表正义，法院同时也受到尊重。但是媒介审判造成的未审先判会严重损害法院的威信。一件案子本应以法院的审判结果告终，而媒介审判干扰了法院审判，分散了法院审判的影响力。我国一直致力于建设公平正义的法治国家，不仅司法机关要做到审判透明化，也要考虑社会公众的合理意见。因此当媒介审判造成错误的社会舆论时，社会公众发表大量的意见，作为法院就不得不考虑社会公众的意见，也需要给社会公众一个合乎情理的交代。

二、审判独立与媒体监督的平衡

（一）审判独立及其作用。司法独立是西方国家实现权力制衡的重要措施，是指除了国家的司法部门外，其他权力部门不可对司法权的正常运行进行干涉，即使是司法部门也要按照法定程序来有效且独立地行使司法权。各个国家的审判独立的内容存在很大差别。我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审判独立是一个很好的司法体制,它可以体现出法律程序的严谨性和公平性；审判独立能够保障司法机关包括法官等重要角色保持中立的态度，从而给审判带来公正、公平、平等，能够让每一个地位不同的人得到同等的对待，从而保障和维护各当事人的正当利益；审判独立能够减少不必要的纠纷，从而维护社会良好秩序的运行[3]。（二）有效的媒体监督可以促进审判独立。有效的媒体监督是指媒体监督合法合理适度，利用媒体的特殊职能和职责对司法部门进行有效的监督，在不违背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及时告知社会公众案件的真实情况，不仅能够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同时也使社会公众成为监督司法运行的“眼睛”。从而可以保障司法公正，保障司法活动不受其他公权力的干扰，促其独立运行，这是有效的媒体监督。通过对有效的媒体监督进行定义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有效的媒体监督可以促进审判独立。因为媒体监督的最大特点就是公开性与透明性，另外还具有广泛性。媒体监督把司法活动的进程实时告知社会公众，让社会公众实时并及时地了解司法活动的相关司法程序，有了全社会眼睛的监督，可以有效遏制其他公权力出于自身的利益需求对司法权进行干扰和控制，也有利于遏制司法权的行使人滥用权力，使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保障司法机关在保持公正中立的情况下按照法律规定做出公正的司法判决，保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人民做主的和谐社会。媒体监督的有效实施有利于社会公众自由言论权和知情权的实现。媒体通过把司法活动告知社会公众，让社会公众正确了解司法程序、审判独立的概念和作用，强化社会公众对审判独立这一法制观念的熟悉和肯定，号召社会公众同新闻媒体共同进行司法监督，保障审判独立，做到通过公众影响社会生活甚至历史的发展。新闻媒体介入监督司法活动，有利于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社会地位不同，受害人可能会处于劣势，这时他可以通过媒体，把他在司法活动中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等等如实告知社会公众，从而获得同情和支援，促使司法机关作出公正的判决，从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有效的媒体监督不仅可以促进审判独立，还保障了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4]。

三、如何构建媒介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合理关系

（一）加强新闻媒体的行业自律。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公众认识社会和了解社会的眼睛，新闻媒体工作者不应仅局限于眼前的利益，而更应放眼于国家的发展以及人民的切身利益。从而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使命，用自身的影响力去推动社会的稳步向前发展，实现媒体和新闻业的社会价值。明晰新闻媒体责任，在一个合理的“度”的前提下去开展新闻媒体工作就变成了一种必要。除在法律框架下进行合理规制外，本文再提出两点建议。1.建立行业内部监督机制。不仅要让舆论监督成为制衡权力部门的一把利剑，也要让其成为监督新闻媒体合理运行的一柄长刀。新闻媒体作为百姓公众接收第一手新闻的信息源，如果出现不报道、错报道、虚假报道，都极有可能引起社会恐慌，所以应当加强对新闻媒体的监督。2.建立行业内部评测考核。建立行业协会，定期对各新闻单位所新闻的真实性以及合理性进行评测考核。对于不达标者责令改正或内部警告；不改者，则向社会公告。（二）加强司法信息公开的制度建设。1.司法公开透明化步伐加大。深入考究当下新闻媒体绑架舆论，舆论绑架审判的根源，其实还是司法公开不够透明化，对于大部分的案情，社会公众还是通过捕风捉影的各种新闻信息渠道了解到的，但其中诸多是变了“味”的。如果司法公开透明化的程度切实得到了增强，社会公众可以直接通过司法机关了解案情以及庭审经过，那么也就没有那么多不实且低俗的新闻卖点了。2.司法新闻办的构建。司法新闻办，顾名思义就是司法机关下的新闻发言部门，具体来讲其工作内容就是对案情简介、开庭审理、裁判文书等一系列（下转第141页）上的步步为营，不论是利用原生广告吸金，还是从“付费墙”到“数字化订阅”全力打造属于自己的经济引擎，都是为了实现“影响力有效转化”这一个终极目标。图5：《纽约时报》数字化订阅人数2011-2016数据来源：《纽约时报》收入结构大调整：“用户变现”才是王道，网易新闻学院，2017-02-21，dy.163.com/v2/article/detail/CDQEPJD105118VJ5.html报纸的数字化转型绝不是盲目跟风，想哪做哪。“影响力经济”不仅仅是传媒产业的经济本质与盈利模式，更应是报纸数字化转型的大逻辑，是各项具体措施的价值所在。

没有公开就无所谓正义。尽管正义的概念就像博登海默所说的“具有一张普洛透斯的脸,变化无常,随时可以呈现不同的形式,并具有不相同的面貌”[1],但正义总是被人们视为人类社会的崇高理想和美德,并成为法所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以及人们评价是非的基本标准。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指出,“审判应当公开,犯罪的证据应当公开,以便使或许是社会唯一制约手段的舆论能够约束强力和欲望;这样,人民就会说,我们不是奴隶,我们受到保护”[2]。这里,贝卡利亚不仅强调公开审判的重要性,而且把舆论监督与审判公开相提并论,使我们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的紧密关系。审判公开是舆论监督的前提和条件,而审判公开的目的之一便是借助舆论来促进审判公正,制约监督司法权的正当行使。

一、司法公开和媒体监督概述

(一)司法公开

司法公开,是指审判活动向社会公开,允许社会公众旁听,允许新闻媒介的采访报道[3]。有学者认为,审判公开在方式上有直接公开和间接公开之分。直接公开是指允许公民旁听法庭审理和宣告判决,间接公开是指允许新闻记者采访和报道。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我国的司法公开仅仅涉及到直接公开的部分,但是,媒体报道是实现审判公开的重要手段,甚至其实际功用要大于公民旁听。对此台湾学者林山田先生曾论述道:“由于现代大众传播工具之发达,使公开原则更能发挥监督国家刑事司法之功能,因为经由新闻记者在法庭之现场采访,以及就审理与审判内容所作之新闻报道,更使公开原则从早期之直接公开,转化为间接公开,除法庭现场直接公开外,尚有大众传播工具所提供之间接公开,而扩大公开原则所及之范围。故与事实相符,且于适当时机发表之新闻报道,自当符合公开之本旨,而为刑诉法所允许。”[4]可见,直接公开和间接公开在现代社会中的区分也逐渐模糊起来,使得明确的界限也显得没有必要。

(二)媒体监督

媒体监督,是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对各种违法违纪行为特别是国家公职人员的违法犯罪、渎职腐败行为所进行的揭露、报道、评论或抨击[4]。“新闻舆论监督主要是由新闻媒介进行的法律监督,被视为现代民主社会的重要标志。它既是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具体形式,同时,通过新闻媒体,大众也可以监督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并且为广大人民群众宣泄自己的民主情绪提供了一个出口”[5]。现代法治国家中,司法权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是制衡立法权滥用、行政权扩张的关键力量,也承担着犯罪矫正、社会救济等其他职能。近年来,随着进行司法改革、促进司法公正的呼声日益强烈,加强对司法的监督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党的十五大报告特别指出,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5]。由于媒体报道是舆论的主导,舆论监督主要通过新闻媒体的监督来实现,因此媒体监督已成为我国加强司法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的一支重要力量。

舆论就是公众对某一焦点事件带有倾向性的意见，这种意见具有巨大的社会精神力量。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具有两面性一样，媒体监督对于刑事司法而言实质上是一柄双刃剑，监督得当，则可产生积极影响;反之，则容易滋生负面的消极效应。

一、媒体监督对刑事司法的积极影响

通常认为，媒体是公众的眼睛和耳朵，其在代表公众监督司法机关公正裁判方面具有特殊使命，例如在英国，媒体已于数百年前就开启了对法院裁判活动的报道，这些法治新闻报道不仅提高了公众对法律知识和裁判程序的了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监督了司法裁判的过程，防止司法过程的偏差以及出现的司法腐败等情形，媒体对法治新闻的报道及对司法裁判的监督对于维护英国的法治传统、教育公民遵守法律，起到了积极作用。①司法公正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也是我国当前依法治国提出的基本要求。刑事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在于内部的自律和外部的监督，而外部的有效监督显得尤为必要，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媒体的监督对于刑事司法公正的保证将起到积极作用，例如曾经引起全国广泛关注的呼格吉勒图案正是媒体监督作用的有效体现:1996年6月10日，年仅18岁的呼和浩特市卷烟厂职工呼格吉勒图以故意杀人罪被执行死刑，然而在案发9年后的2005年，真凶落网。此后，呼格吉勒图的父母持续9年上访，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5日宣判呼格吉勒图无罪。该案正是在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记者汤计坚守新闻良知，坚持追求社会正义的情况下，对这个18年的冤案予以了准确而翔实的报道。长达九年的呼吁与推动，才使得多年的这一冤案得以昭雪。媒体通过监督司法活动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而司法公正则是通过公开、公平、公正地审判来予以维护，但两者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和维护公民权益的重要手段。媒体强调的是道德与情感性的评价，追求的是一种观念上的平等，而司法活动追求的是法律上的公正。媒体介入司法活动后，司法过程便在社会公众的视野之下，这样司法活动中的事实认定、证据审查和法律适用等就置于阳光之下，媒体监督成为了保障法律正确有效实施的坚实力量。媒体的受众是广大的社会民众，由于能引起媒体关注的刑事司法活动中所涉及的都是“有争议、有悬念的故事”，因此容易引起社会民众融入各种情感式的关注，恰恰是这种社会民众的关注与媒体监督使得刑事司法活动免受腐败的侵袭和冤假错案的影响。与此同时，媒体监督下的司法活动的公开也有效堵截了外界对于司法活动的干预，对于司法活动的独立和司法审判的公正起到了积极的保障作用。另外，媒体监督还能有效纠正刑事司法不公现象，这缘于媒体对刑事司法不公问题的报道，有助于司法机关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及时查处刑事司法活动中的违规违纪和司法腐败行为，有益于提升司法队伍人员素质和加强司法机关队伍建设，对行业领域及组织机构行为规范的调整亦具有一定影响。②

二、媒体监督对刑事司法公正的负面效应

新闻自由与媒体监督所赋予的权利也可能促使虚假新闻的泛滥，这种虚构的新闻可能涉及消息来源本身虚构新闻事件以及记者自身作假，这可能助长犯罪或逃避法律责任，甚至出现将新闻媒体作为报复他人或者牟利的工具，如我国台湾地区台北地方法院“92年度”(2003年)自字第321号刑事确定判决显示:台湾的“中时晚报”记者戴某某，在明知某女性法官是依法将其涉嫌公共危险驾车的丈夫从警局带走的情况下，竟然捏造“法官劫囚”的耸动新闻报道并刊登于该晚报的头版上，最后依照加重诽谤罪该记者被判处有期徒刑5个月。这便是媒体有时为了引起关注而制造的所谓“噱头”，本案的焦点在于某女性法官是司法工作人员，这容易与司法公正的话题联系起来，因而这类媒体故意制造司法不公现象新闻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因为这不仅颠覆了媒体的基本价值立场，而且影响了人们对司法公正的印象。实际上，媒体监督刑事司法有时难免会变异为“媒体审判”，所谓“媒体审判”是指“媒体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量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④西方学者认为:“媒介审判”是一种不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裁判”(trialbynewspaper)，其源于英美法系的大陪审团制度，即如果媒体在法庭开始审判之前就针对案件本身以及当事人，基于一种普世道德价值观而进行大肆宣传和报道，直接或间接影响到陪审团成员就案件本身作出公正的判断，换言之，媒体审判或报刊审判实质是媒体通过媒介来发表焦点事件的意见，形成了某种舆论压力，从而形成了一种舆论场，进而对司法的公正性和独立性产生影响，例如在英国，有些媒体甚至为了提高其效益，想方设法地扩大报刊的发行量或提高其影响力，有媒体记者在做新闻报道时，不愿意对司法过程作全面而深入的报道，反而热衷于报道法院审判过程中出示的争议证据或者渲染吸引眼球的故事情节，甚至于将司法案件娱乐化。⑤从而影响到社会民众对于案件真实信息的获取以及对案情的真实性判断。我国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现实的情况是媒体对某一案件的过度渲染往往影响到了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例如在四川成都的孙伟铭酒驾致四死一重伤案发后，针对社会对该案的不同声音，新浪网在当时专门作了网络调查，标题是“你如何看待醉酒男子无证驾驶致4死1伤获死刑?”，调查民意结果显示:持“量刑恰当，该司机醉酒驾车、逃逸并无证驾驶，此判决有示范意义”的观点占66．6%;持“量刑过重，无证据证明该司机仇视社会，并故意驾车撞伤他人致死”观点的占30．2%;持“不好说”观点的占3．2%。⑥最终结果反映出大多数民众对于判处该案被告人孙伟铭死刑的支持。司法裁判是否要参考民意?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为有罪。”因此，媒体审判与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是相悖的，这不但侵犯了被告人的基本人身权利和合法权益，而且有碍司法诉讼程序和司法公正。由于媒体对某一案件的评价性难免带有方向性或倾向性，而大众对于个案的来龙去脉和细节证据的了解大都来自媒体或道听途说，这容易影响社会公众对某一焦点刑事案件的判断，尤其是大众的标准更倾向于道德伦理准则，当法律的公正与道德的正义产生矛盾时，社会公众便会更倾向于道德正义，并再次通过媒体将某一焦点案件与社会道德和民众感受结合起来，制造出更为强烈的舆论压力，这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最后的法院判决，乃至于损害到法律的正义。

三、结语

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产生负面影响的原因

（一）媒体监督道德化立场与司法行为理性化、中立化立场的差异媒体监督更多的是以社会道德为基本立场，以“社会正义捍卫者”的身份来评说司法行为，而且，道德较之法律有更广泛的认同基础，打“道德牌”也更容易激起民众的反响。但是，司法裁判对于事实的认定遵从严格的程序过程和严密的证据规范,一切不符合证据规则的事实资料将排除在司法裁判之外,法官只依靠证据来认定事实,因而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存在着差异。然而,这在法律上是正当的,因为法律强调人的理性与程序正义[6]。因此，媒体与司法的冲突实质上是道德与法律的冲突。（二）媒体报道情感宣泄大于理性分析，公众法律素养低，易受影响一方面无论记者、评论员在报道时多么刻意地保持中立的态度，他们都会在报道中影射某些个人观点。而这种立场一经大众媒介的传播方式表现，便会在不自觉中影响大众的判断力。公众很容易把新闻媒体对司法行为的认识与态度误认为是“法律事实”，这也是媒体影响司法活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公众对新闻媒体报道的事件，往往倾向于从大众情感、社会伦理和传统道德的角度出发，形成一个非法律职业化的实体性预判，然后对司法结果是否公正合理作出一个道德评判[7]。公民的道德评判与媒体的道德立场一致，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舆论，会对司法机关的审判产生巨大的冲击，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将受到严峻的考验。

平衡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冲突的若干建议

（一）完善法律，通过立法明确媒体监督司法的基本原则、范围、方式及不当监督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立法的缺失，是当前我国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发生冲突的基本原因之一。仅仅依靠现有的行业准则和一些规则去调整二者的关系，过于简略、说服力不强，所以经常会发生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冲突的事情。因此，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来解决这一问题是很有必要的，该部法律可以从媒体监督司法的基本原则、范围及不当监督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方面予以规定。比如应保障新闻自由，但是应对自由观公正原则。记者对案件报道时，要客观公正的进行报道和评价，不可偏袒任何一方。维护法律权威原则。新闻媒体在采访时应服从法庭的指挥，严格遵守庭审纪律，避免对审判的不当干扰。适度原则。对除法律规定不应该公开报道的，一律可以公开报道，但是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立法应该规定媒体监督司法活动的范围。明确监督范围是平衡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有效方法。法官一般不应该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以保持中立公正的形象。此外，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刑事审判中未成年人案件以及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不宜列入舆论监督范围。立法应该规定媒体监督司法活动不当所应该承担的后果。为了防止新闻监督被滥用，必须对新闻监督规范化、法制化。媒体有权报道和评论庭审活动，但如果报道失误，媒体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二）完善其他方面的制度1.法官应坚定自己的中立立场“审判应当是公开的”，“以使社会舆论能够制止暴力和私欲”[8]。媒体对案件的报道，是审判公开的一种方式，但媒体的报道，又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舆论的热潮。在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时，法官应坚定自己的中立立场，这不仅对法官的专业素养有着较高的要求，而且也对法官的心理素质有着严格的要求。法官面对舆论，要有坚持自己的判断力并且不受他人意见影响的魄力。正如丹宁勋爵所言“：从职业性质来说，一位训练有素的法官不会受他在报纸上读到的或在电视上看到的任何东西的影响”[9]。2.媒体应完善新闻报道审核机制并加强自律在完善新闻报道审核机制时，媒体应设立一个专门的审核部门，对每一期要的新闻予以法律层面上的审核，审核的目的主要是判断是否会干涉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内容有无违法，是否会对他人权利造成侵害，是否带有编辑或记者个人意见表述，是否会造成群众的抵触心理，对法院权威产生不利影响等。在我国公民法律意识普遍不够强,法律的权威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的时候做出限制，“新闻自由必须向公平审判的公共利益让步，而在其他方面则不宜做过多限制”[10]。媒体在报道司法活动的过程中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如果舆论监督不注意维护法院的权威，不注意正确的导向，将会破坏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导致国家司法权威的下降。这种审核主要是法律审，故应有专业的法律人士担任，要在报道前做好最后的把关。3.政府应畅通并完善网络参与渠道与制度规范政府应该积极履行引导公民理性参与网络的职责,使公民都能理性地看待网络世界中的事物，进而形成共同的社会价值观,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形成良好的网络环境。虽然我国已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规范网络的使用，但是我国的网络法律规范还不健全,为了进一步维护我国广大网民的合理利益，仍然需要不断地补充和完善。此外，鉴于互联网在我国的适用时间还不是很长，还没有形成相关的网络道德，因此政府应该履行职责，加大政策引导力度。创造出一个良好的互联网环境，使互联网真正惠及广大网民。

我们应该相信，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是可以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的。一方面从法律上明确新闻媒体的地位及其基本权利与义务，监督范围，违规报道应承担的责任，既要给予媒体在更大范围内实施监督的环境和条件，又要强化对媒体监督行为的合理化约束，提高监督的总体水平；另一方面要完善司法制度，增强法官办案的独立性，使司法公正尽可能不受舆论监督的不良影响，从而最大程度上实现媒体与司法的和谐发展。

本文作者：乔磊工作单位：西北大学

本文作者：杨韵工作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近年来，媒体在揭露假冒伪劣产品、矿难和冤假错案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上，通过行使监督权，对事件的处理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情况并不是完全乐观的。在最近一段时间里，由于媒体行使监督权而引发的媒体名誉权官司屡屡见诸报端，这限制了我国刚刚起步的媒体监督权的发展。而我国的相关的司法机关在审理这类媒体监督权的案件时，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根据，出现无法可依的局面，导致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审理结果差距较大，一些合法的正当的媒体监督权不能得到我国有关法律的支持和保障。媒体监督权利是我国法律赋予的神圣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也没有权力剥夺。但是监督权需要相关法律的保护，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1媒体监督权力缺失的表现

1.1媒体监督的法律监督机制不健全

媒体与所有公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媒体。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2000余家公开发行的报纸、3000多家电视台、l000多家广播电台、近1000家期刊。但是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并没有媒体监督方面的直接法律。媒体监督处于无法可依的窘态，这给媒体监督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所以媒体监督有时候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甚至被滥用，扰乱正常的监督效果。媒体监督作为我国监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在法律法规的保障下才能够健康发展，才能够取得有效的监督效果。

1.2媒体记者的监督权和采访权无法得到法律保证

[内容提要]联合监督是社会监督中的一种必要方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新闻媒体参与联合监督往往会使我们的监督更加有力。但是联合监督是“实体监督”，它本身需要社会的再监督。在联合监督过程中，应注意监督的成本控制、分工和责任划分以及信息公开问题，使联合监督真正为我国的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保驾护航。

[关键词]联合监督；新闻监督；新闻媒体

社会需要监督，但单一的监督手段和方式对于许多问题的解决往往难以奏效，联合监督就应运而生了。在联合监督发展的过程中，新闻媒体的进入使联合监督更加有力，也使联合监督本身处于社会的监督之下。因此。正确认识和把握新闻监督与联合监督的关系，不断提高新闻媒体参与联合监督的能力，防止联合监督中的“出轨”行为，真正实现合理、合法及有效的“联合监督”，是新闻界以及社会监督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联合监督的必要性

单一监督的力度和广度的有限性是我们求助于联合监督的重要原因，甚至是唯一原因。从社会管理和发展成本的角度看，还有“社会资源优化利用”的问题，联合监督在很多情况下相比于单一监督可以减少社会监督的成本。而从“权力与监督的关系”中，我们又可以看到，权力既可以支持监督，也可以限制和妨碍监督。联合监督对于权力滥用的监督往往更为有力，更加安全。实践中，在社会严格的政法体制下，也给予了联合监督相当大的运用空间。陈力丹先生曾言及“我国的新闻媒体是行政权力的延伸”，政治为了对社会的有效管理，需要向社会的其他机构(包括新闻媒体)“借力”，政治权力有时需要延及新闻媒体，在政策和法律管理方面，联合监督是有其合法性的。事实上，在西方许多国家，政治权力和媒体权利的联合运用早已司空见惯。如在打击严重犯罪、恐怖犯罪以及惩治权力犯罪、名人犯罪等这些关系到公共利益的犯罪方面，美国更加重视实施联合监督，更加重视新闻媒体的参与；在法国，以总理为核心的全国性的监督网络中既包括国家和地方的公共权力机构，也有新闻媒体的参与，这极大限度地防止了新闻媒体与国家其他公权机构的不当合谋和出轨行为，增强了有新闻媒体参与的联合监督的实际效果；在日本全国“协商制”的决策和监督机制，使其联合监督不仅经常有新闻媒体的参与，而且还具有灵活性、沟通性、可鉴性的特点，极大地减少了联合监督的负作用。例如在“田中角荣案”中，如果没有新闻媒体艰苦、细致的调查，此案难以得到圆满解决。同样，如果没有政府方面的配合，如对媒体就有关原始凭证、公司档案、大宅文库、政府秘密文件等材料调阅的默许，恐怕也难以形成货真价实的《田中角荣研究》。可见，对于政治腐败的揭露往往更需要联合监督，需要新闻媒体的参与。

总之，在社会监督方面，新闻媒体如同社会立法、行政、司法一样，也是一种公权力，它同其他社会公权力一起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实施联合监督，这样的联合监督并不为宪法所禁止，是宪法“默认”的权力。

媒体监督，是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对各种社会现象所进行的揭露、报道、评论或抨击；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权运作过程中各种因素达到的理想状态，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

在现代法制国家，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密切相联，媒体对司法活动进行报道并监督司法权的行使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毋庸置疑，媒体监督由于自身所特有的开放性与广泛性，在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方面发挥了以其他监督形式无法替代的积极作用；然而，媒体监督同时也是一柄双刃剑，缺乏制约或不当的监督也可能给司法公正造成负面的影响，从而妨碍或破坏司法公正。有位学者曾将媒体与司法比喻为一种微妙的“夫妻关系”——作为关系的双方，司法和媒体有时配合十分默契，但有时候也会发生很严重的矛盾，以至于相互攻击、指责，就如同夫妻间的争吵，往往互相不给对方留余地。而实际上，他们彼此之间都不想让这种不愉快维持下去。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微妙关系正在于此。如何充分发挥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和促进作用，同时避免其对司法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既保护公民依法享有的言论自由和媒体享有的新闻自由，又维护司法独立原则和司法权威与正义，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笔者认为，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历经着“在冲突中不断演进，在演进中寻求平衡，在平衡中促进互动”的循序过程，冲突、平衡与互动是三个重要的契合点。

一、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概述

从概念上来分析，媒体舆论监督是一项社会的基本权利，被誉为“第四种权力”。[1]它在社会的行政、立法、司法体系之外，通过新闻报道形成一种没有强制力的社会公共意志来干预社会生活、调节社会关系、协调社会机能，从而在总体上实现促进社会正常、健康发展的作用。而司法则主要包括“司法公正、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等概念内容。其中司法公正和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比较容易受到外界影响。西方有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2]这说的是司法审判中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3]的关系，也是媒体监督司法的理论基础。从保障公正的意义上讲，公开是司法民主本身的要求之一，同时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有力保障，而媒体的报道则大大增加了司法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然而，在中国，社会传媒与司法自身的发育都远未成熟，都处于探索与改革之中，只能作为一种尚在发展中的社会力量而存在。正是由于自身体系的不健全和二者之间缺乏合理的结合机制，相互间自然存在着许多阻隔契合的矛盾与弊端，进而形成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并存的现状。

就积极作用而言，媒体监督起码可以在三个方面对公正司法起到良性助推作用：其一，将司法机构与司法人员置于社会公众的压力之下，使得他们务必以法律公正为司法审裁的唯一准绳，而不敢掉以轻心，无视专业要求与专业素养，无视社会大众对司法公正的强烈要求。其二，将司法案件审裁的过程告知民众，使他们可以依据法律条文来衡量司法人员公正审裁案件的水准、司法操作的公平情况，避免“黑箱作业”与“灰箱作业”。其三，将司法审裁的进行过程与结果，通过传媒诉诸社会大众的视听，将控辩双方的司法实践、法官的司法裁决、定罪与量刑等等具体的司法内容，公诸于众。从而，协助司法机构，排除影响独立司法的各种干扰因素，使得司法审裁能够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下展开。正是新闻传媒具有的这种机制和功能，才使许多人把新闻传媒的监督视为医治社会病疾的一方良药。

[内容提要]联合监督是社会监督中的一种必要方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新闻媒体参与联合监督往往会使我们的监督更加有力。但是联合监督是“实体监督”，它本身需要社会的再监督。在联合监督过程中，应注意监督的成本控制、分工和责任划分以及信息公开问题，使联合监督真正为我国的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保驾护航。

[关键词]联合监督；新闻监督；新闻媒体

社会需要监督，但单一的监督手段和方式对于许多问题的解决往往难以奏效，联合监督就应运而生了。在联合监督发展的过程中，新闻媒体的进入使联合监督更加有力，也使联合监督本身处于社会的监督之下。因此。正确认识和把握新闻监督与联合监督的关系，不断提高新闻媒体参与联合监督的能力，防止联合监督中的“出轨”行为，真正实现合理、合法及有效的“联合监督”，是新闻界以及社会监督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联合监督的必要性

单一监督的力度和广度的有限性是我们求助于联合监督的重要原因，甚至是唯一原因。从社会管理和发展成本的角度看，还有“社会资源优化利用”的问题，联合监督在很多情况下相比于单一监督可以减少社会监督的成本。而从“权力与监督的关系”中，我们又可以看到，权力既可以支持监督，也可以限制和妨碍监督。联合监督对于权力滥用的监督往往更为有力，更加安全。实践中，在社会严格的政法体制下，也给予了联合监督相当大的运用空间。陈力丹先生曾言及“我国的新闻媒体是行政权力的延伸”，政治为了对社会的有效管理，需要向社会的其他机构(包括新闻媒体)“借力”，政治权力有时需要延及新闻媒体，在政策和法律管理方面，联合监督是有其合法性的。事实上，在西方许多国家，政治权力和媒体权利的联合运用早已司空见惯。如在打击严重犯罪、恐怖犯罪以及惩治权力犯罪、名人犯罪等这些关系到公共利益的犯罪方面，美国更加重视实施联合监督，更加重视新闻媒体的参与；在法国，以总理为核心的全国性的监督网络中既包括国家和地方的公共权力机构，也有新闻媒体的参与，这极大限度地防止了新闻媒体与国家其他公权机构的不当合谋和出轨行为，增强了有新闻媒体参与的联合监督的实际效果；在日本全国“协商制”的决策和监督机制，使其联合监督不仅经常有新闻媒体的参与，而且还具有灵活性、沟通性、可鉴性的特点，极大地减少了联合监督的负作用。例如在“田中角荣案”中，如果没有新闻媒体艰苦、细致的调查，此案难以得到圆满解决。同样，如果没有政府方面的配合，如对媒体就有关原始凭证、公司档案、大宅文库、政府秘密文件等材料调阅的默许，恐怕也难以形成货真价实的《田中角荣研究》。可见，对于政治腐败的揭露往往更需要联合监督，需要新闻媒体的参与。

总之，在社会监督方面，新闻媒体如同社会立法、行政、司法一样，也是一种公权力，它同其他社会公权力一起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实施联合监督，这样的联合监督并不为宪法所禁止，是宪法“默认”的权力。

摘要：伴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媒体显著地成为专业信息的重要收集者、传播者和处理者，媒体的监督也成为上市公司外部治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媒体监督对于上市公司外部治理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对近年来国内外媒体监督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提出一个扩展的框架分析媒体监督对上市公司治理的传导机制，为未来的研究提出一些 建议。

关键词：媒体监督；公司治理；声誉机制；行政机制；信息传递机制

媒体是借助工具、载体、渠道、中介或技术等形式传播数据信息或用户获取相关信息的媒介，也指传送文字信息或声音信息等的工具和手段。媒体监督可以通过报纸、出版物、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手段高效快速地将各类违法犯罪、渎职和腐败行为等信息广泛传播，从而引起公众对事件的高度关注，产生社会效应，起到全民监督的作用。李焰和王琳(2013)提到媒体监督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可以追溯到1992年4月的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位股民发出的“广告”，该股民批评美国希尔斯董事会玩忽职守导致公司业绩下降，随后该公司董事会立即做出反应并表示接受批评和全面加强管理，之后该公司的股票价格上升。2014年，獐子岛“黑天鹅事件”受到央视等媒体的报道，让该集团受到中国证监会的关注，2018年该集团被证监局正式立案和被证券交易所发函询问，2020年该集团被警告和罚款60万。

1媒体对公司治理的监督职能

杨继东(2007)认为媒体与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部分：（1）研究媒体与资产价格的联系和影响；（2）研究媒体拥有除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以外的“第四权力”，在公司治理中越来越关键，媒体监督具有外部舆论监督作用。孔东明、刘莎莎、应千伟(2013)认为媒体的角色在机制上存在“监督”与“合谋”两种可能，但经过学者研究，媒体关注在中国上市公司行为的各个层面上一般体现了明显的监督治理功能。于忠泊和田高良等(2011)发现在非正式的外部公司治理机制中，媒体监督是其中的一种重要组成方式，这种非正式的治理机制不仅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还引起我国证监会的高度关注。Becker和Murphy(1993)研究发现媒体在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资本市场上，作为传播信息的中介，对于企业的信息披露、汇集与扩散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大程度地减少了信息搜集成本，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性，使人们更容易获取多样信息。杨继东(2007)认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媒体的报道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能力变得越来越强。罗伯特·希勒（2006）认为金融市场很自然地吸引了新闻媒体，因为至少股市可以以每日价格变化的形式持续提供新闻(罗伯特·J·希勒，2006)。媒体监督在资本市场中越来越关键，但是贺建刚等(2008)研究五粮液公司的大股东在有媒体监督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凭借对五粮液企业的控制权实现利益输送的新闻，发现媒体监督存在着一定的时效性。孟庆斌等(2015)认为媒体监督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对公司治理都能起到积极作用。那么媒体监督是通过什么样的传导机制才能最大程度上通过外部的监督对公司的内部治理发挥积极的影响？国内外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研究，通过收集查阅文献，得到媒体监督可能有三种机制影响上市公司治理，分别是声誉机制、行政机制、委托信息传递机制。

1.1媒体监督中的声誉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