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矿致辞稿范文10篇

2009年11月14至15日,由江苏省经济法学研究会主办、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承办、江苏义行律师事务所协办的2009年江苏省经济法学研究会年会在中国矿业大学举行。省法学会副会长龚廷泰教授、中国矿业大学党委副书记邹放鸣教授分别代表省法学会和中国矿业大学致辞。省经济法学研究会会长、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李力教授致开幕词。省经济法学研究会部分成员及有关部门代表、来自全省各高校经济法学专业的专家学者、研究生等共计100多人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确定的主题为“危机与发展:经济法制新思考”,包括六个分论题:金融危机下的经济法理论与实践问题;反垄断法专题研究;安全生产法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劳动法理论与实践问题;三农问题与经济法制建设;其它经济法的热点问题研究。会议共收到参会论文84篇,提交的论文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有明显增加和很大提高。与会代表提交的论文既有对经济法学理论问题的挖掘和反思,又有对现实中的经济法学问题进行大胆探索,特别是探讨了我省经济法制建设中的难点、热点问题,这反映出我省经济法学的研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为推动学术繁荣与发展,培养青年,促进青年人才脱颖而出,会议还对青年学者提交的论文进行评奖,评出一等奖2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4名,并为获奖者颁发了证书。现将本次年会的主要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关于金融危机下的经济法理论与实践问题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陈爱蓓研究员认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市场需求大幅下降,国际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由于WTO体制下的贸易保护主义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全球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其在WTO法律体制下运作又极具隐蔽性,要妥善应对,困难重重。如国外滥用WTO规则允许的贸易救济措施,包括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调查,而从我国企业层面来看,企业整体应诉能力较弱。从我国行业中介层面来看,地方中介机构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从我国政府层面来看,缺乏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特别是应对国外反补贴和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的协调机制。因此她认为,从目前的形势看,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建立,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加快制度调整,推进国际标准认证,注重自主创新以及完善政府、行业、企业的多元应对机制,不失为有效的措施。淮阴师范学院法学院蒋大平副教授认为,次贷危机自2007年2月在美国爆发以来,已经逐步演化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并对全球实体经济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对此,美国政府采取了有力的措施积极应对,例如在宏观调控方面,美国政府主要采取协同降息,向金融机构注资,实施国有化以及提供担保等措施;在金融监管方面,呼吁重建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完善金融立法,防范金融风险的蔓延。为此,他建议,中国应在金融立法和监管方面从中汲取有益的借鉴:一是建立金融危机应急处理法律机制,及时应对和化解金融危机;二是弥补立法空白,规范金融业发展;三是加强金融监管机构的协同配合;四是从机构监管向“目标导向”监管跨越;五是正确处理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辩证关系。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生袁洁认为,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我国政府按照“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重民生”的部署和要求,果断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这一背景下,积极推进税制改革和完善税收政策,研究开征物业税有了更多的现实意义。

还有学者探讨了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的司法应如何积极行动。如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南京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在读博士生刘思萱在题为《金融危机下能动司法研究———以破产重整案件审理为研究对象》的发言中认为,金融危机的扩散导致进入我国诉讼领域的案件呈井喷状态,并具有突发性、群体性、传递性、极端性的特点。为此,全国各级法院迅速出台一系列措施以应对危机。对此,不少学者提出了质疑的观点。刘思萱博士进而提出:通过对危机状态下司法例证的分析,从行为类型化角度考察,破产重整的审理是危机状态下司法行为的典型代表,以拯救企业为首要目标回应危机状态下的经济形势;通过分析危机状态下司法的特质,从行为目标角度考察,危机的不确定性特点需要司法以能动性方式回应,并以社会秩序的维护和新生社会关系正统性的确认等为优先的行动目标;通过研究危机状态下能动司法的自我谦抑,从行为标准角度分析,司法能动性有其传统的和现代的理论基石,而在危机状态下,能动司法更应把握行为主体、内容和程序标准。南京大学法学院宋亚辉博士生对司法的这方面功能持审慎态度,在其提交的论文《公共政策如何进入裁判———以金融危机为背景》中,针对金融危机背景下,最高院出台了一系列司法文件,要求裁判必须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应对金融危机固然需要全国上下协调一致,共同落实公共政策。然而,由于公共政策在制定程序、慎重程度和思维方式上的局限性,使得公共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难免出现意外后果。我国司法机关习惯性地追随公共政策,毫无保留地将公共政策转化为司法政策,并通过司法解释内化到具体裁判中的局限性十分明显。一旦公共政策本身出现难以预料的意外后果,则司法机关的做法势必将意外后果引入司法领域,将损害扩大化。为此,他认为,鉴于司法机关所承担的特殊职能,最高院在落实公共政策时必须保持慎重的态度,只有作为立法的过渡、弥补既有法律的漏洞、以及为应对社会的非正常状态时,才可以将公共政策引入司法裁判。而且,被引入司法裁判的公共政策还应当具备良好的品质,即公共政策进入裁判之前,必须对其进行经济分析和绩效测定,尽可能把公共政策发生意外后果的机率降到最低限度。

二、关于反垄断法

国务院、全国人大反垄断立法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晓晔研究员作了主题报告,题目是《我国〈反垄断法〉实施中的若干问题》。她首先介绍了反垄断立法的宗旨和意义,指出反垄断法被视为“经济宪法”,它一方面有利于维护市场的公平自由竞争;另一方面也给消费者带来了最低的价格、最好的质量和最大的物质进步。因此,反垄断法是最重要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此同时她也指出,由于中国经济转型的任务尚未彻底完成,再加上反垄断法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完善之处,我国反垄断初期实施过程中将会遇到几个严重的挑战。一是缺乏关于执法机关的明确规定。根据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我国反垄断法将会维持现有几家机构分头执法的局面。多家政府机构分头执法毫无疑问地会影响反垄断法的效力和权威,因此,希望国家尽快建立一个统一和比较独立的反垄断执法机关。二是反垄断执法面临行政垄断。行政垄断是我国当前经济生活中最严重的限制竞争,其后果不仅扭曲竞争,而且妨碍我国建立统一、开放和竞争的大市场。因此,反对行政垄断应成为我国反垄断法的重要任务。我国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虽然做出禁止性规定,但由于反垄断执法机关对它们没有管辖权,使很多人质疑我国行政垄断能否有效得到遏制。三是反垄断执法机构与监管机构的关系。广大消费者普遍希望反垄断法能够在电信、电力、邮政、铁路等行业的大垄断企业面前保护他们的利益。然而,由于这些国有大垄断企业都有监管机构,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敏感话题。如果反垄断执法机构在被监管行业不能正常执法,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最后,中国反垄断法作为一个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基本法,还需要尽快建立相关的配套法规。如反垄断法规定“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本法。”但是,何谓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需要法律解释。可见,在反垄断法的规定非常原则性的情况下,垄断协议、滥用监督以及控制经营者集中等方面都需要释义性的配套法规。因此,王晓晔研究员认为,反垄断法的颁布不是我国反垄断立法的结束,而是刚刚开始。我国反垄断法能否得到有效实施,将取决于很多因素:取决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度,我国的相关法律制度和竞争文化,当然更取决于我国政府和立法者推动竞争政策的决心和信心。徐州市广播电视大学的孟梅讲师认为,我国《反垄断法》自2008年8月1日实施至今已有一段时间,禁止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是反垄断法的三大支柱之一”,是比较适合中国国情,与中国现实的市场经济状况、人们的法律文化、竞争意识相匹配的一部法律。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反垄断法》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过于原则化,法律执行力比较低,要真正落实,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