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知识分子范文10篇

关键词：媒介知识分子悖论

表达来自所有社会阶层——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声音，应属媒体的天然般本性，但是在官方话语“增益饱和”的媒介政治环境下，却成为了当代中国媒体一种独特的、近乎乌托邦的追求。“媒介的知识分子角色”和“知识分子的媒介角色”两种提法虽有差异，但都体现了上述的表达愿望，即知识分子在媒介上说话的权力，或深而论之，知识分子在以媒介为标志的公共领域中的社会作为和社会责任。

然而，考察中国媒体十年之现象便会发现，上述两个命题的提出，包括引发本次讨论的杜维明先生在杭州的感言，其直接起因却并非是喋喋不休的官方言说，而是商业之声在媒体“放大器”上的啸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媒介改革的显著成果之一便是所谓“媒介知识分子”的登台亮相。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在各种媒体——尤其是电视——上频频露脸发言，其声响的分贝值之高与信噪比之低，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从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中突颖而出的媒介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似乎已经标志性地和历史性地走出了“沉默的螺旋”。

实际上，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改革，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命运。中国与改革中国之知识分子的差别，在于它从统治阶级的依附阶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转变成为今天的“嵌入”阶层甚或中坚阶层，从被剥夺、被批判、被同情的对象转变成为被供奉、被尊重的对象，甚至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了社会底层敌视的对象。现代化中国的进程正在步入西方启蒙理性的框架，“专家治国”成为社会共识，知识阶层逐渐分化、融合、演变成为社会政治、科技、法律、教育、文化体制中的专业人士。知识分子以其在专业领域对知识的掌控而获得权威。作为这种权威的显现，我们既看到前所未有的媒介力量，也看到了专业知识分子在媒介上的全面出击：在几乎所有的议题上——尖端武器、历史遗产、金融股票、饮食男女等——和盘开讲、传道解惑。拉扯知识分子和媒介联姻的是“专业主义”这个媒婆，这是一场现代性的明媒正娶。只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介所共有的先天缺陷或后天不足，导致知识分子集体的媒介形象或公共形象蒙上一层经营的、媚俗的色彩、妄自尊大与唯唯诺诺兼而有之。

媒介知识分子是一个悖论：一方面，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似乎只有通过大众媒介才能搭建和进入自由讨论的公共领域；另一方面，一旦以大众媒介作为自己的意见工具，知识分子的自行表达和自由讨论将不可避免的受到制约。在“媒介知识分子”这一偏正结构的称谓中，“媒介”既是修饰，也是限制。哈贝马斯已经充分讨论了以大众媒介出现为标志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其结果是，自我形成的、以批判为特征的公共领域转变为机构型的、体制化的和操纵性的公共领域。大众媒介“在一种无限扩展的公共领域中削弱了公共性原则的批判功能。”(哈贝马斯,1999)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公共”（public）一词本身包含着“公开”与“公众展示”的含义(王翰东,2003)。在很大程度上，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是由现存政治与商业制度所决定的公开展示的方式或体制，用哈贝马斯的话说，是一个“超级广告”。因此，知识分子如果无条件的借助于大众媒介，热衷于在媒体上的抛头露面，并沾沾自喜地把“媒介知识分子”看作是自己“公共”身份的认同标记，对其群体而言将是既危险又可悲的现象。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加冕为“电视知识分子”的那批人，应该像布尔迪厄或利奥塔那样，与（电视）媒介的表现形式保持必要的间距。为了“使本应成为民主的非凡工具的电视不蜕变为象征的压迫工具”，布尔迪厄(2000)“不得已而为之”地用电视演讲来批判电视。作为其妥协的补救举措，他要求制片人“避免任何形式上的追求，放弃任何说明性的图像”，以避免干扰演讲的论辩性与论证性。利奥塔(1997)则走得更远，他在上法国电视3台的“自由论坛”节目时，要求自己不出图像，仅保留画外音；或者出图像而蓄意让声画不同步。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必要像他们那样极端从事，但是我们有必要对媒介“公共性”的悖论，对媒介知识分子“公共表达”的悖论保持高度的警觉。

媒介知识分子是一个悖论，更重要的还在于：从知识分子集体中分化出来的这一特殊群体，将不可避免地伴随某种“染色体”的变异。媒介知识分子一旦形成，能否保持其知识分子的“物种”特征将成悬疑。如果说，批判精神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特征之一，那是来自于知识分子历史形成的“全无居所”（萨义德语）的社会地位。萨义德把法兰克福批判学派成员阿多诺称为“行而上的流亡者”，“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流离失所意味着从寻常生涯中解放出来”。因此，流亡就不仅是中外众多知识分子的实际生活状况的写照，是一种“真实的情境”，而且也是“隐喻的情境”，是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状态的描述。“把知识分子设定为圈外人的模式，最能以流亡的情形加以解说——永远处于不能完全适应的状态，总是觉得仿佛处于当地人居住的亲切、熟悉的世界之外，倾向于避免、甚至厌恶适应和民族利益的虚饰。对这个隐喻意义的知识分子而言，流亡就是无休无止、东奔西走，一直未能定下来，而且也使其他人定不下来。”(爱德华•萨义德,2006,2007)反观今日在大众媒介进进出出的中国知识分子，俨然以“圈内人”的身份自居，以专业知识与社会地位为资源，营造着更为稳定和舒适的未来居所。大众媒介成为接纳“流亡”知识分子的寓所，它在造就“安居乐业”精神景象的同时，也满足了知识分子济世救国的公共情怀。媒介知识分子的这一特殊分化与中国知识界在教育领域的专业化趋势紧密相关。打着福柯“特殊知识分子”的旗号，希冀通过在自己专业领地“修身齐家”，从而涉入“治国平天下”的公共领域，一度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大讨论的一个时尚话题(许纪霖,2006)。大众媒介与知识分子某些特殊群体合谋的一个结果是：百家讲坛成为几家讲坛；媒介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圈内”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的过度表达，映衬着知识分子总体上的表达不足，也映衬着其他社会边缘阶层的无所表达。

关键词：媒介知识分子公共话语电视传媒文字图像公民社会

[摘要]：

媒介研究者对文字和图像关系的讨论由来已久,有的涉及电视媒介本身的文字和图象关系,有的则涉及电视图象对其它传统文字媒介的影响。许多论者认为,电视图象根本不适合严肃话语,唯有文字才是讨论公共政治、政策、价值和公民事务的必要话语。他们批评电视传媒信息的传递特征会限制和浅化人的认知和思维，不利于独立思想、多元开放的公共讨论,因此具有保守的政治倾向。还有的论者则认为，图像媒介是一种以“提示”为特征的大众文化修辞，而修辞是一种社会作用,并不只是一个文本。不能把言辞仅仅当作一种说“理”辩论,也不能仅仅把在正常有序的过程中的辩论才当作“言辞”。本文介绍和权衡这两种观点，并提出，图像对公共问题的提示可以成为文字公共话语的一种“转化”,而不单纯是一种“退化”。媒介知识分子的公共话语作用不体现在为“理”论而理论,而体现在公共讨论中表明价值判断和立场选择。同时，公民受众有责任积极促使新闻从业者和政府更有效地传递信息。公民受众有获得公共信息的权利，没有信息公开畅通的公共话语，便不可能有真正和谐的正义社会。

Abstract:Mediacriticshavelongarguedthepriority,theinterrelatednessandthemeansofcontactbetweenwordandimage.Differentintellectualclimateshavegivenrisetodifferentsensesofwhichismoreimportantorwhichdominatestheother.Aconsiderablebodyofresearchhasturnedupinterestingintersectionsbetweentelevision’swordsandimages.Similardebatescontinueovertheinfluenceoftelevision’simageryonverbalcommunication.Thispaperexaminestheargumentsthattelevision’simagesarefundamentallyunsuitedtoseriouspublicdiscourseandthecounter-argumentsthattelevision’simageshaveanimportmetonymicalroletoplayinthetransformedpublicdiscourse.Balancingbothpoles,thispaperarguesthattherealpointofpublicdiscourseistomanagethemeaningsandcommitmentsinvolvedindecisionsaboutpublicaffairs.Citizenscanmakeadifferenceindemocraticpoliticsbythinkingmorecriticallyabouthowinformationcomestothemandhowjournalistsandpoliticianscandeliveritmoreeffectively.Accesstopublicinformationisabasiccivilrightofeverycitizenandagoodandjustsocietywillnotbepossiblewithoutinformedandactivecitizenship.

Key：MediaIntellectuals；publicdiscourse；TV；word；image；Citizensociety

2007年9月下旬至10月初,美国公共电视台PBS在旧金山湾区播放由伯恩斯（KenBurns）导演制作的大型七集二战纪录片《战争》(TheWar)[1]。开始播放当天,《旧金山纪事报》在头版上刊登了诺尔特（CarlNolte,2007）介绍此纪录片的文章,题目是《老兵说,没有纪录片能捕捉经验》。这个看起来象是反宣传的题目,连同一整版对许多二战老兵的采访,提出了一个与媒介工作者和公共话语密切有关的问题,那就是,当今最重要的电视媒介,它的图象和文字,究竟能在什么样的作用中介入和引导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讨论?

关键词：媒介知识分子

上个世纪30年代，意大利马克思流派思想家葛兰西(1893:422)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intellectual）的概念。在他看来，对于知识分子的最好表述是与社会的有机联系。知识分子是在与社会的关系中发挥作用，成就自己的特殊价值的。“有机”的含义是指，知识分子是社会组成的一员，同时也可以能动地作用于社会。当我们今天再以这种有机的联系为认识基点的时候，依旧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仍是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根基，具有认识自我及解析思想观念，对社会现实进行批评实践的作用。然而，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而言，情况有些不同的是，当今社会正在成为一个被高速发展的传播技术与媒体所笼罩的网络世界，并不断地把知识分子培育成一群更有权威性的人物。在这种媒介化生存的空间中，在这种不得不面对的环境中，媒介知识分子被唤起，开始触及一个知识分子本当思考的与社会的关系和传播的问题。

何谓媒介知识分子？从广义上说，当前以大众传播为主要交流方式，以大众媒介与新媒介为主要交流手段，在媒介化的生存状态下，人类传播越来越来趋于媒介化的过程中，对人类交流的现实进行思考，感到怀疑、焦虑、批评、甚至有些绝望的，身在智识阶层的人。从狭义而言，媒介知识分子是指那些与媒介关系最靠近，能与大众媒体和网络媒体共同工作，通过大众传播的讯息生产与传递，对社会产生可能性影响并与媒体发生直接关系者。这样的媒介知识份子从何而来？我以为，正是由于人类用于交流的传播媒介不断地经过进化、分化与异化，加之人类交流的变态发展，从而给人类社会与日常生活带来愈来愈大的影响等原因，形成了知识份子群体因传播媒介力量的增强而必然出现的一种相应的思考的群体。也就是说，媒介知识分子的出现不是表面上知识分子看似独立的个体行动方式，而是通过与媒体这种更大力量的社会机构发生关联而得以形成的。

在大众传播学家丹尼斯•麦奎尔(2006:12)看来，虽然传播科技不断变化，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大众传播现象依然存在于传媒机构的框架之内。这个框架包括媒介组织及其活动，同时也反映公众与社会其他机构的意愿。大众传播所从事的正是一种通过大众媒介进行公共传播的活动。从这层意义上说，大众传播具有这样一些特点：传媒是在一个公共领域运作；媒介提供社会所依赖的信息与处理公共事务；而且可能形成舆论和影响。在大众媒介潜在的社会意义面前，我国媒介知识分子与媒介机构的关系既非自由的，也非控制的关系，更多的则表现为一种使用的、满足的与潜在影响的关系。

由于发生一些关联，我国媒介知识分子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协助媒介生产社会所需要的各种媒介信息方面；在研究领域触及一些与技术性相关的，以信息传播策略与效果为核心的所谓传播学知识的建构；或者以知识分子的名义，接受各种有影响的大小媒体的采访，成为在媒体上发表各种评论、意见和看法的专家。然而，媒介知识份子并不是单纯掌握大众传播与媒介知识的人。

爱德华•萨义德被视为世界上颇有影响力和创造性的评论家。他对知识分子身份与作用的思考发人深省。他认为：“20世纪愈来愈多的人士属于所谓的知识分子，或知识阶层的团体（经理、教授、新闻从业人员、电脑或政府专家、游说者、权威人士、多家报刊同时刊载的专栏作家，以提供意见受薪的顾问）。不由得使人怀疑，作为独立声音的个体知识分子根本不能存在。”(爱德华•萨义德,2007:61)多年来，萨义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经常拒绝回答这样一种提问：“你认为美国应该怎样处理这个问题？”。他说：“我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绝不回答这样的问题。”也许，我们有兴趣这样问，他为何对媒介摆出这种强硬态度？对于大众传播，他意识到那些在广播、电视、印刷品和互联网上源源不断地贡献思想与话语的知识份子正在被看作是具有统治的力量，而这些经常在媒体上活动的知识分子也正在依靠这样的活动，获得自己具有统治观念的良好感觉。显然，萨义德的拒绝一方面是自觉地放弃这种统治的观念，另一方面也是唤醒我们对“媒介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意涵的一种警觉。他把这些经常通过媒介对社会随意发表意见的人称作具有统治观念的“政策知识分子”。这些人通过媒体所制造的公共言论与利益、权威和力量密切相关。(爱德华•萨义德,2006:144)实质上，萨义德的强硬旨在对抗着美国媒介知识分子自认为所具有的那种“纵览整个世界”的对力量与威权，追逐各利的贪婪。即使身在其中，就意味着拥有合法的代表权？当然，这些人可以从媒体那里获得了自我价值的满足感与简单地认同媒介的权力，但在他们离开之后，就会全然忘记自己对社会和与媒介的责任关系。

数字媒介带来了文学领域的变化，批评家可以从纸质媒介转战网络媒介，获取新的言说空间。显然，批评家进入网络，更愿意选择实名而不是匿名，选择博客而不是论坛，因为实名可让他延续现实社会中的文化资本与学术权威，受到更多点击与关注，而博客中博主的中心地位与权力掌控(删帖、禁言)，则契合了批评家“立法者”的身份想象与心理体验。进入网络，意味着言说情境的新变化，批评家会接触到更广泛的人群，这是让学术走出书斋的机遇;而联系到几年前出现的“韩白之争”、“玄幻之争”，这一越界行为可能也预示着某些未知的危险。

一、“凝视”的转换与权力的衰微

批评家既言“批评”，他就有对作品“观看”的资格，这意味着一种权力。目光的凝视内蕴着权力的争夺，福柯以医学为例说明了这一点。现代医学赋予医生“看”的特权。在医患关系中，医生“看”，病人“被看”，前者是“我思”的主体，后者被简化为供审视的客体。医生用目光扫视病人的身体，分析其病症，给出真理的认知，确立了自我的权威位置。“凝视的王权逐渐确立了自己———眼睛认识和决定一切，眼睛统治一切。”[1](P89)这种凝视与权力运作机制同样存在于文学批评实践，批评家是“凝视”的主体，他选择、甄别、“观看”文本，实行价值判断，在把文本、作者对象化的过程中建构了“立法者”的身份想象与言说权力，并通过大学教学与文学史排座次把它们转化为教诲性、真理性的语言。对那些名作家来说，他们可适度摆脱这种凝视压力，因为他们已然经过多次“凝视”而“经典化”，成为批评家目光注视下的合格或优秀选民;而初涉文坛的新人，或“层次不高”的通俗文学，则会充分感受到批评家的眼光压力。对前者来说，他必须在目光凝视下，在这种评鉴与询唤机制中把观者的价值判断加以内化，按照其要求检视、调整自己的写作，完成自我的成人礼，从而获准加入作家队伍的合法性谱系，在此意义上，批评家如同“保姆”(正如“韩白之争”中解玺璋称批评家白桦为“80后”文学的保姆);对后者来说，则因其一贯被判定为情趣不够高雅、“文学性”不够纯粹而遭到驱逐(正如“韩白之争”中，白桦认为“80后”文学“进入了市场，尚未进入文坛”的判断)，在此意义上，批评家又变成了文坛的清道夫。这种“看—被看”的模式是一个历史性的建构过程。在古典医学时代，医学凝视居于配角地位，医生主要靠想象来推测身体内部的神秘运作，身体的黑暗与不可见性抵制了医生刺探性的目光，然而，现代医学却借用各种先进仪器将不可见性变为彻底的可见性，探视的目光能够扫遍身体的每个私密角落，从而将其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文学的传播同样经历了由“不可见”到“可见”的过程。在出版机制与现代批评体系尚未建立的前工业社会，作品与读者直接见面，在读者之间自由传播，这是一种荒野文化，它不需要有意识的照看、管理与监督，只是原始的自我繁衍、自我播撒，从而保存了文本的民间性、原生性、异质性与丰富性。现代批评体制与发表渠道在作品与读者之间设置了挑选、甄别与价值估定的中介环节，强调了作品的可见性以及专家“凝视”的必要。作品想要在正规的纸质文学期刊上面世，必须经过编辑的筛选或批评家的阐释。那些不合主流意识形态与美学规范的文本或者在对读者发生“污染”之前被有效地清除、隔绝，或者作为一种反抗形式，绕开凝视机制，以手抄本的形式在读者之间秘密流传。作品的评鉴与发表机制的建立是一次意味深长的文化改造与训化运动，它消灭、瓦解或调整写作的自主性与自生自灭的原始状态，确保文本与作者的身份、属性及数量都变得清晰、确定与有序可循。总之，居于“看”的位所并确保对象处于“可见性”之中，成为批评家获得“立法”权力的真正根源。然而，网络媒介的兴起似乎重新恢复了写作的前现代荒野文化，并改变了文学场中的权力格局与力量对比。作品不再充分“可见”了，而是模糊与晦暗不明。“不可见性”首先表现在发表的便利与快捷，这规避了传统批评机制中繁复的凝视目光，形色各异的作品都可以与读者直接见面。传统文学是田园，批评家是园丁，所有的花都要经过浇灌、施肥、捉虫、打药，现在则是荒野，各种不请自到的鲜花与杂草一起疯长。急剧增长的溢于体制之外的不稳定、不可控的风险，让惯于从立法者逻辑出发的批评家忧心忡忡，他们担心田园被野草侵吞，担心高雅文学被庸俗文化取代，意欲介入、干涉，有所行动，却惊讶地发现他们的言说资格已然边缘化，他们的裁决与立法根本触动不了靠读者、市场运行的网络文学的发展与走向。

与此同时，网络作品的数量庞大也构成了另一种“不可见性”。写作与发表的门槛大为降低，无数网民在写作的集体狂欢中每日生产着海量的作品。批评家的立法是“去芜存精”，挑选经典，按照立法者的逻辑，他至少应该阅读并深入理解相同类型的绝大部分作品，才能保证其价值判断具有说服力与立法效果，然而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网络作品不仅多，每日还在以几何指数递增，每部网文又往往非常长，动辄上千章，几百万字，而作品发表的网站、论坛又非常之多，网文既聚集在大型的读书网站，也散布在互联网的各个角落，既要费时阅读，也要费力寻找。在这庞大的迷宫面前，批评家晕头转向，无所适从，产生了詹姆逊所说的“示意链的崩溃”。批评家既然力不从心，就会有不计其数的漏网之鱼逃脱他的凝视。这让其“立法”功能遭遇两难困境:一方面，由于作品数量如此庞大，批评家如果坚持立法者言说的传统权威性、学理性，他就必须谨慎行事，不能轻易发言，这就在客观上减弱了其立法者权力;另一方面，如果试图走捷径，不读完主要作品就下判断，他的判断与裁决的理论概括性与说服力就变得十分可疑，从而在事实上毁灭了自我的立法者形象，比如，在“玄幻之争”中，陶东风认为中国文学进入了“装神弄鬼”的时代，但这种“宏大叙事”式的价值判断却只是建立在阅读了三部玄幻文学作品(《诛仙》、《小兵传奇》、《坏蛋是怎么炼成的》)的基础之上，故一些学者，如“玄幻文学”的研究者郑保纯认为陶的说法丧失了应有的学理性，如同“泼妇骂街”[2]。在笔者看来，这一事件作为一个突出的个案，与其说显示了批评家对网络文学的深层歧视与傲慢无礼，不如说正折射了———如前所述———传统文学批评在面对网络文学时试图立法的艰难与窘境。与此同时，“看—被看”的单向模式被打破了。数字媒介带来了强大的互动性。在呆板、互动性差的印刷媒介中，批评家的独白是常态，反批评也有，却是偶尔为之，数字媒介却能让批评与反批评可以公开、便捷地进行。“从单向交往向双向交往转变的运动，总体上反映了相对地位和信息控制的变化。”[3](P55)这是批评与创作之间关系的一次重要调整，这再次造成了批评家权力的衰减。在传统批评模式中，批评家感到世界向他的目光聚拢，而现在则第一次体会到了自己“被看”的命运，在他的视野中真正出现了“他人”，诸种对象不再向他“聚合”，而是纷纷逃离，如萨特所说的:“他人在世界中的显现相当于整个宇宙的被凝固的潜移，相当于世界在我造成的集中下面同时暗中进行的中心偏移。”[4](P322)主体理解的自我天地分解了，他被凝视，批评成了一次冒险旅行。批评家不仅被批评对象凝视，而且也被大群访客、看客、哄客(朱大可语)凝视，更重要的是这些躁动的、陌生的目光都来自匿名的、在暗潮下涌动的人群，由此，这让“凝视”的光源转向了:在网络中，批评家是实名，大量围观的普通网民是匿名，光源从普通网民发出，这构成了福柯所说的“离心的可见性”，批评家“能被观看，但他不能观看”;普通网民之间不再隔绝，他们串联起来，构成了对批评家的共同观看，这是“横向的可见性”[5](P227)。如此一来，批评家感到自己如同置身于一座逆反的“全景敞视”监狱，陷身于无物之阵，这成为他在网络中深感不自由的根源。更重要的是，这些匿名人群的凝视目光可能并不存在，也许只是一个空缺的位置，然而，在批评家的想象中，他仍然会觉得有许多陌生的眼光在观看，在可能存在或不存在的目光面前，他不由自主地把这种凝视自我内化了，为了维系自我的专家身份与名号，他的言行逐渐成为一种“表演”。

二、前台与后台:自我的幻象

如前所述，为了延续已有的文化资本，批评家会选择实名，以“专家”身份进入赛博空间。这就涉及拉康所说的“理想自我”。“理想自我”是个体假想出的形象。在镜像阶段，“尚处于婴儿阶段的孩子”，尽管“举步趔趄，仰倚母怀”，但他兴奋地将镜中的完美形象“归属于己”[6](P90－91)，获得自身完满性的幻觉。批评家进入网络，他想象着自己异于普通人的“专家”形象，在博客写作中，他会小心经营、维护自己的理想形象。而批评家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他想象着他被众人凝视，这就涉及“自我理想”的问题。自我理想源自个体假想的他者的凝视，它是一个自我观察的位置。换句话说，批评家之所以要尽力维护自我的理想形象，是为了迎合网络中的他者、人群的目光，他想象着自己被凝视，他在网上的言行举止必须表现出符合专家身份的程式与特征，这就让他的言行具有“表演”性质。戈夫曼曾把人在日常生活的呈现称为“表演”:“我一直用‘表演’一词来指代个体持续面对一组特定观察者时所表现的、并对那些观察者产生了某些影响的全部行为。”[7](P19)这种表演不是指夸张的戏剧化呈现，而是指个体对自我形象有意或无意的控制。个体依据事先筹划好的方式来行动，以某种既定的方式呈现自我，给想象的网络中凝视的他者造成良好印象，以维系自我形象的统一性。这就决定了批评家“前台”与“后台”行为的差异。戈夫曼把人的自我呈现分为“前台”与“后台”。“前台”就是用来在人群、他者面前表演的场所，“后台”则指个体暂时脱离表演而回归本我的场所。前台与后台彰显了个体的人格二重性，表现了“人性化自我”与“社会化自我”之间至关重要的差异。网络媒介兴起后，个体前台与后台的区分就变成了网下与网上的区分。人们出现了人格分裂，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循规蹈矩，而在网上则放浪形骸。对一般人来说，网络世界由于摆脱了现实束缚而成为自由的“后台”，然而，这种情况在批评家那里可能恰好相反。对批评家来说，他是实名的专家身份，这意味着他现实社会中的前台表演延续到了网络世界，而不是如普通人那样因匿名而获得暂时的悬置与断裂;不仅如此，由于如前所述的批评家遭受的众多匿名凝视，他不仅需要在网络前台中“表演”，而且要尽力表演。在此意义上，对一般人来说更为自由的网络世界，对批评家可能恰好是不自由的。“当一个人的活动呈现在他人面前时，他会努力表现性地强调活动的某些方面，而活动的另外一些方面，即可能有损于他所要造成的印象的那些行动，则会被竭力抑制。”而“被强调的事实”往往“出现在前台”;而“那些被掩盖的事实”则往往呈现在“后台”。

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思想可以分为三种彼此对峙而又不无交织的思潮：第一种思潮是由经济和社会改革之需要而出现的式的马克思主义和自我转化；第二种思潮立足于对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哲学的重新诠释，可视为立足本土思想资源的传承对西方思潮的回应和批评；第三种思潮则表现为对西方思想的空前的热衷和引进，它不仅是对式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批判，亦试图为解决当下社会政治问题寻找方案。这三种思潮自1978年以来在当代中国新的思想领域中构成一个“三角张力”，其消长之势稳步发展延续至今。⑴

担负起思想领域重任的，旧时称“文人”，现在称“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兼顾社会良心、智慧传播者与对真理与神圣的亵渎与怀疑者的群体。他们在三角张力中不断被影响，却又力求突围。人文寻求就是他们手中的一支利箭。

林同奇③先生为人文寻求所指涉的涵义做出的解释是：永无止境的对人的关怀，它是人类自我反思和求索的永恒主题。⑵从人文寻求到明晰人文精神④在思想领域的指引地位，当代中国媒介话语与政治话语展开分分合合。按照斯诺的观点，公众往往接受媒体所呈现的社会现实，因此当代文化实际上就成了传媒文化。⑶

RonScollon在《MediatedDiscourseAsSocialinteraction》一书中谈到媒介话语术语使用的三个层面：一是指大众传媒话语即报纸、杂志、期刊、电视、电影话语（本文媒介话语主要指这一层面，涉及报刊、电视、广播、书籍，详细解释见注释）；⑤二是指以电脑为媒介的网络话语；三是指最为广泛意义上的公共和日常话语，其媒介如信件、笔记、备忘录，以及更多技术媒介如话筒、电话、电脑甚至英语、汉语，或说写和符号语言传播模式。⑷中国呈现出的社会思潮与媒介话语之间的关系凸显在其主体——传媒人身上，他们曾担负着文人论政或是政治家办报的社会职能，所以总是直接显示着当时的社会思潮。今天的中国，经过种种变迁，思想界由绝对统一走向相对多元，而且传媒人的社会身分也早已由早期单纯的“文人”、“政治家”发生了变化——他们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还受过一定程度的专业教育或经历过一定程度的专业实践，他们游走于体制与理想之间，他们表现在媒介上的话语，总是间接地表达其对社会与生活的看法——因为各个时期的官方话语表现不同，所以他们的言语或直白或晦涩。而此时作为新媒体的网络的发展与人际传播途径的长盛不衰，广义上的媒介话语显现出另一个层面上的兴盛，直接反映着当时的社会思潮与社会论域。

二

关键词：布尔迪厄电视电视观文化批利

摘要：作为当代重要的文化研究理论家，布尔迪厄的后期著述(关于电视)对电视这种占据现代大众传媒主导地位的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解析。本文从电视的活动空间、符号幕力特点、节目媚俗化、知识分子的自主性等方面予以重点解读。

一、揭示电视作为符号暴力的生产空间性质

《关于电视》是布尔迪厄的后期著述，成书于1996年。作为当代著名学者，布尔迪厄的研究对象涉及文学、艺术、语言、教育、法律、宗教、体育、传媒等领域，研究方法更是融合了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哲学等多维的取向，学术成果丰硕。布尔迪厄文化社会理论的基本构架建立于三块基石之上，即“场域”、“习性”和“资本”，这三块基石直接承担起了反思社会科学、观照人生社会的指南，他的电视观念同样在此范围。论文百事通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科学的真正对象并不是研究单纯的个体，而是研究无数个体所构筑的一种“场域”，以及无数场域构筑的一种更大场域的综合性结构，个体则是“场域”中最活跃、为社会建构的、不断更新自己的一些要素。布尔迪厄认为，“电视的发展在新闻场并通过新闻场在其他文化场中所产生的影响，无论就其强度，还是就其广度而言，都是无法相比的。那么，新闻场有哪些主要特征呢?首先，它与文学场或艺术场一样，也是纯文化的特殊逻辑的存在场所，通过记者所造成的相互间的约束和交叉控制，这一逻辑又被强加给记者；其次，新闻场与政治场和经济场一样，远比科学场、艺术场甚至司法场更易受制于市场的裁决，要始终经受着市场的考验，而这是通过受众的直接认可或收视率的间接认可来进行的；第三，新闻场很不利于集体的或个人的自主性的确立，它经常利用与文学或哲学等专业场之间的不确定位置来对这些文化场施加影响。

有鉴于此，布尔迪厄认为，电视在当代非但不是一种民主的工具，还带有压制民主的强暴性质，甚至对政治生活和民主还有不小的危险。“当代文化中电视拥有一种符号暴力，其高收视率和图像功能远远凌驾于文字媒介(如报纸和杂志)之上。以致某个事件或活动如果没有电视的加人，就不足以引起社会公众的注意力，并获得某种回报。其结果是电视构成了对其他媒体的威胁和霸权。电视能够把一切事件都非政治化，也能够把一切非政治事件政治化，大众传播媒介的基本作用是凸现事物以引起公众关注，“我们可以稍稍夸张地说，50位机灵的游行者在电视上成功的露面5分钟，其政治效果不亚于一场50万人的大游行。”

似乎秉承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和阿而图塞的主题召唤理论一样，布尔迪厄认为，电视深人社会的各个层面，无所不在地影响着整个社会，同时，社会也以其国家秩序、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控制和限制着电视的运作发展。从总的社会价值取向看，主流意识形态一般不允许反对现存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的宣传存在，而且他们还要极力把这种社会结构推销出去，导致某种自觉的潜规划。如媒介人通常善于自我审查，这一点似乎成了媒介人的共性，无论法兰西的电视台还是BBC或VOA，或者日本的记者协会，无不秉持这一“潜规则”。曾担任我国央视主持人的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也指出了这一普遍存在的现象：“电视成了第一大众媒介，在审查上也就首当其冲了。但不好理解与忍耐的是在‘婆婆’还未审查时，大家就‘自我审查’起来。很多好的选题竟然是猜测‘婆婆’不能同意而‘媳妇’把它枪毙了。

1、8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进入了深刻的转型时期。从知识社会学和知识分子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转型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它促成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分化，改变了不同知识系统的中心－边缘格局以及知识分子的精英结构与社会定位，改写了知识/知识分子与权力场域的关系。

由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及知识、知识分子的结构转型可以大致分为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转型约当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期，主要表现为思想－观念层面的转型，官方名之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知识界则名之为“新启蒙运动”。当时中国的社会变革基本上还停留在观念转型与舆论准备阶段，尚未全面进入实践层次（除农村外），因而带有突出的思想革命、意识形态调整的性质。“思想解放”或“新启蒙”运动之于知识界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与人文科学知识）和知识分子阶层（包括人文知识分子与科技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社会角色、社会地位及阶级归属在整体上得到了重新评价，“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个毛式民粹主义口号被否定，知识分子被明确地定义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对于无知的优越性、知识分子对于大众的优越性得到了重新肯定。这种重新定位和重新认识在当时还没有触及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并没有什么明显变化。

更值得指出的是，所有这些思想观念的转型，作为用以消解与颠覆原先意识形态（以政治为中心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新意识形态话语，主要仍然是由人文知识分子来阐释与建构的。活跃于当时思想界、理论界的几场主要讨论，如真理标准的讨论，人道主义的讨论，都是由人文知识分子在高层权力精英的支持下发起和主导的。这样，在社会转型之初，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仍然扮演着比科技知识以及科技知识分子更为重要的舆论领袖作用，发挥着更加重要的公共意义。文学、美学、历史学、哲学等人文科学一时成为显学，它们共同掀起了所谓“文化热”（其实是人文热），充当了思想解放的急先锋，除了真理标准和人道主义的讨论以外，当时文学、哲学和史学领域还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主体性的讨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等等，这些讨论的重要特点就是其夸学科的广泛影响力和参与度。它们无不紧扣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时代主题，切入政治权力中心，成为普通大众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它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它强烈的政治关怀，来自于它承当的政治批判、社会批判、文化批判等多重使命。[1]这个时期没有打破而是继续延续了传统中国社会那种以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为中心的知识结构与知识精英结构。政治与文化、政治家和人文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进入了“蜜月期”：新政治需要文化改造运动相伴随，文化改造运动政治在思想层面上的反映，也在思想层面上赋予新政治以合法性。它也表明当时中国社会各界，从知识分子到一般大众，依然保持了极高的政治热情与意识形态热情，他们对于政治理想与人生价值的重建的热情依然超过了对于物质改善、经济发展的热情，务实的、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与社会尚未流行，他们对于一篇反映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小说或报告文学的兴趣要远远超过对于一项技术发明的兴趣。人文知识比之于科技知识更接近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与大众生活中心，这就是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依然能够保持中心地位的社会文化氛围。

2、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社会转型进入了第二阶段，就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状况而言，这个阶段最值得关注的变化是人文知识和政治场域、人文知识分子和权力精英之间的“蜜月期”宣告结束，技术官僚的时代正式来临。

第二阶段的社会转型已经从思想观念层次进入了实践操作层次，并以经济领域为核心全方位波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此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再只是一种口号或意识形态话语，不再只是舆论准备，而是切实落实为全国上下实实在在的实践行为与生活方式。与经济建设关系直接而紧密的科技知识，不只是在口号上成为“第一生产力”，而且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中成为实际的第一生产力，社会发展的方向切实地而不只是观念地发生了变化。更加重要的是，1990年以降，政治权力的合法化基础不但不是革命时期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意识形态承诺，而且也不再是80年代初期的新意识形态话语，而是可以计量的国家经济增长与可以感受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90年代是一个量化的时代，一个指标的时代，一个米袋子和菜篮子的时代。

[关键词：公共知识分子公共领域

从90年代至今，“知识分子”这个称呼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已尽失其光环——尽管这个光环存在的时间并没有多长。今天，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常常喜欢以“知道分子”来自我调侃。我想，这之中既有对自身所属群体的无法认同，也有无奈之中的自我保护。知识分子在大众媒体上乃至不少人的心目中，表现为一种并不惹人喜爱的刻板印象：他们喜欢“忧国忧民”，喜欢“愤世嫉俗”，但他们也仅仅停留在“高谈阔论”阶段；他们往往表现出道德卫士的样子，但最终不是失之迂腐，便是失之虚伪。另外，在一个以实用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中，知识分子惯常的“批判”立场也显得不合时宜，“建设性”才是正确的做法。

说知识分子群体集体死亡也许有点过分，但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确实处于严重的分裂之境况，当然我们可以先不急于对这一境况进行评判。在80年代形成短暂的社会改革和思想启蒙统一战线之后，90年代之后的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发生了难以逆转的分化。以价值取向和自我身份认同而论，广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至少呈现出四种典型的样态：（1）传统知识分子。这在年龄较大的知识人中比较常见，他们仍然抱有较为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在道德上颇具保守主义色彩，但社会变迁的复杂程度已经大大超越了他们所拥有的话语资源。因而，近年来他们在大众媒体上已近乎失声，反而变成了媒介有关“知识分子”的刻板印象的主要现实来源。（2）名利知识分子。对于此类知识分子而言，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地位主要是带来声望、金钱或权力的工具。因此，他们或者与大众文化市场结合起来，成为畅销书作家、媒介上的“学术明星”；或者与体制结合起来，学而优则仕，成为政府智囊团成员或直接成为官员。（3）专家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往往栖生于学科壁垒较高的专业领域，有较为精深的专业素养。相对于关怀社会普世价值，他们对专业的价值理念和知识进展有更积极的追求。在认同上，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看作是一个专业人士，以解决学术问题和专业问题为目标，而不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良心”。（4）公共知识分子。这是最近几年才被中国知识界和传媒界频繁使用的字眼。从字面意思来看，它主要强调了一种与“专家”不同的精神气质。与专家知识分子相反，得以形成公共知识分子之自我认同的，并非其专业知识，尽管在学科分化的今天，他们在职业上也体现为某个专业领域的“专家”，但对社会普世价值和公共问题的关注才是其为学之本，专业只不过是具体的思想路径和影响方式。换言之，对公共领域而非专业领域的批判性参与，才是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关键。[1]这样说，是否已是未经省察地将某种光环赋予了“公共知识分子”？事实上，若论及“知识分子”的本义，便一定是包含了“公共”的含义在其中。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起源于19法国与俄国，特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但是，晚近几十年国际知识界对“公共”两字的刻意强调以及有关“公共知识分子”（或“普遍知识分子”）的争论，恰恰反映出知识分子群体“公共性”光环的危机，它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在我看来，如今每一个试图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或为公共知识分子而欢欣鼓舞的人，都必须面对两个问题的拷问：其一，作为对复杂的社会问题进行批判的知识分子，如何看待因学科精细化而带来的专业性增强的事实，以及与此相伴生的高度分化了的社会诸领域需要更为专业的知识去“打理”这一事实？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一个非经济学专业的知识分子涉及到经济-社会现象的时候，他是否有足够的知识去理解和评判那种经济现实？他的意见是否就因为他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而更为重要？换言之，难道仅仅道义立场就可以弥补专业上的不足？其二，作为强调“公共”的知识分子，又如何看待公共利益界定的困难？当某人自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时候，或多或少认为他的意见代表了“公共利益”，但谁能保证这不是假公共利益之名行集团利益之实？又或者这只是某种“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哲人王心态使然？即便我们不认同自由-多元主义者全然否定公共利益存在的观点，但是，在一个利益高度分化的社会中，公共利益究竟存在于什么地方、由谁来定义却大有争论。事实上，任何人，任何机构或任何群体恐怕都难有将自己称为公共利益一贯代表的根据。

那么，我是否取消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的依据？并不然。事实上，面对利益分化和知识分化的社会现实，公共性的重建是极其重要的问题。我所质疑的只是这种公共性的内涵。大众传媒对权力的依附以及媚俗的性格使我们不得不去深思由它所赋予的光环是否掩盖了深层的事实[2]——学者的“名流化”，“演播室专家”、“电视知识分子”的大量涌现或许就是一个典型的表征。或许我们应该将目光从公共知识分子身上移向公共领域本身。将公共性建基于公共知识分子的道义力量上，不若强调建构真正的公共领域。毫无疑问，公共领域的建构和完善依靠知识分子的努力，但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却绝对无法代替一个健康的公共领域本身。强调公共领域让我们能把握住最关键的环节，同时也使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卸下既不必要的也无力承受的重担。公共知识分子大可不必将自己看作是“社会良心”的代表，他代表的只是个人的良心，而这种良心来自于他对知识和道德的诚实；他也不必言之凿凿地称自己的观点代表的就是“公共利益”（我认为这是一种虚妄），而只将自己的观点看作是诸多平等观点中的一种——换言之，他承认社会的多元性，承认利益冲突的存在，承认不同社会处境的人们对同一事物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他与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多元主义者不同在于：他同时也承认不同利益集团的社会成员在对话的基础上达成相互理解和普遍共识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一种利益集团之间完全诉诸权力的宰制和妥协，无论这种权力来自于政治、经济抑或是文化资本。

不管这种看法是否带有过多的理想主义色彩，在我看来，这样个人本位的理想主义，远远好过宣称自己为公共利益代表者的“哲人王”式的理想主义。恰恰是这种心态才是公共领域得以形成的心理基础和道德基础。真正的知识分子理应会认同哈贝马斯对交流中“诚意”的强调，并且以此作为自己在公共领域中发言的原则——值得指出的是，在“诚意”和“公共性”之间，有着非常微妙，但非常关键的联系，正如荀子“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一语所包含的深刻的心理洞见。这样看来，公共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中的角色，不是支配者，不是利益集团的代表者，但同样也不宣称是普遍利益的代表，他是公共领域中“对话”的倡导者、参与者、推动者、反思者和批判者。对于公共领域而言，公共知识分子们要做的，除了就具体公共事务积极发言，更重要的是推动建立一种有助于推动理性对话的“发言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将我所说的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称为“最低限度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身份所内涵的“公共性”，乃指捍卫公共领域对话之根基，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社会公共性的不断参与重构。而这是一个远远没有达成的目标。今天知识分子群体面临的窘境是，许多人要么无法发出声音，从而无法“公共”；要么他所发出声音，在商业和政治场域中被主流化，从而失去其批判的锋芒，不再是独立的“知识分子”。这种情况正反映出，我们的问题首先不在于没有“公共知识分子”，而在于没有“公共领域”。

1958年5月1日，中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即后来的中央电视台）开始首播，1个多月以后，中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播出。可以说，电视剧几乎与中国电视一同诞生。当时的电视剧主要是尝试用一种戏剧化的形态来阐释国家政策和理念，是利用电子媒介进行宣传的试验性手段，如同当时处在非普及状态的电视一样，电视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大众消费。直到70年代末以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经济，随着电视业的发展和电视机的迅速普及（注：据有关人士宣布，1999年，中国电视机拥有量为3.5亿台，43套卫星节目，8000多万户有线电视用户，1997年统计中国电视观众每天看电视时间为2.54小时。参见田聪明（原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在改革开放中迅猛发展的中国广播影视媒体——在2000年亚洲娱乐与传媒大会上的讲演》，《电视研究》北京：2000年第6期，第4-5页。），电视剧才逐渐成为大众文化最重要的资源。2000年，中国电视剧年产量已超过1万部集，与20年前年产量9集的数量相比增加了1千倍以上，其总节目时间也是目前中国电影年产量的100倍左右（注：2001年2月6日，“全国电视剧题材规划会议”在北京铁道大厦召开，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官员在会上透露，2000年度经过批准拍摄的电视剧共有1271部、总量达22231集，发行播出的剧目有687部、9104集，电视剧产量继续上升，比1999年提高了21%。参见《广电局有关领导指出：2000年电视剧存在六大问题》，《每日新报》2001年2月17日。）。电视剧不仅产量众多，而且观众数量也极其庞大，中国大陆共有有线、无线和卫星电视频道3000多个，平均每个频道播出电视剧至少2集，每天在中国大陆播出的电视剧超过6000部集，观众数量达数亿人（注：例如，1997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剧《三国演义》，据央视媒介调查公司数据，全国收视率最高达到46.7%，这意味着一天之中，中国约有4亿6千7百万人观看了这部电视剧。）。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处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化与国有性双轨运行的背景下，一方面受到国家政权的控制、干预和引导，同时又受到市场经济、消费文化的强力冲击，成为了当代中国媒介在各种权力角逐中演变历程的缩影，它不仅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分化和冲突，同时也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时代风尚、价值观念、文化潮流产生着复杂和深刻的影响。

一

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正处在一个旧世纪的终结和一个新世纪的降临、一种社会形态的渐隐和另一种社会机制渐显的时期，社会转型的冲突、分化、无序与寻求共容、整合、有序的努力一起为这一时期的中国电视剧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用“中国特色”来搭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桥梁的过程中，消费市场和消费社会也在中国悄然出现，整个社会越来越被这一消费现实所深刻影响，于是，中国电视剧既经历着从国家文化向市场文化的过渡，又面临着国家文化与市场文化的共存，所以，对于中国电视剧来说，一方面是“主旋律”电视剧在继续努力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威，另一方面是大量的通俗电视剧通过市场机制来形成文化产业格局。而参与电视剧生产的一些“知识分子”，作为政权和市场这两种力量的人，也作为电视信息传播的“看门人”则常常试图借助于这两种强势力量来表述知识分子对历史和现实、社会和人生的批判性认识和反省。国家的政治控制、市场的经济支配、大众的文化诉求、知识分子的理性意识都成为制约电视文化的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融合的社会力量。国家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共生现实，可以说是一幅巨大的历史天幕，中国电视剧便在这幅天幕下书写自己的历史。

中国政府一直重视电视剧的政治意义和政治效果，反复强调，电视剧以现代化的电视传媒为载体，具有覆盖面广、反应迅速、接受便捷而不受时空限制等特点，其影响力和感染力都超过了其他传媒。

1958年5月1日，中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即后来的中央电视台）开始首播，1个多月以后，中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播出。可以说，电视剧几乎与中国电视一同诞生。当时的电视剧主要是尝试用一种戏剧化的形态来阐释国家政策和理念，是利用电子媒介进行宣传的试验性手段，如同当时处在非普及状态的电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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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5月1日，中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即后来的中央电视台）开始首播，1个多月以后，中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播出。可以说，电视剧几乎与中国电视一同诞生。当时的电视剧主要是尝试用一种戏剧化的形态来阐释国家政策和理念，是利用电子媒介进行宣传的试验性手段，如同当时处在非普及状态的电视一样，电视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大众消费。直到70年代末以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经济，随着电视业的发展和电视机的迅速普及（注：据有关人士宣布，1999年，中国电视机拥有量为3.5亿台，43套卫星节目，8000多万户有线电视用户，1997年统计中国电视观众每天看电视时间为2.54小时。参见田聪明（原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在改革开放中迅猛发展的中国广播影视媒体——在2000年亚洲娱乐与传媒大会上的讲演》，《电视研究》北京：2000年第6期，第4-5页。），电视剧才逐渐成为大众文化最重要的资源。2000年，中国电视剧年产量已超过1万部集，与20年前年产量9集的数量相比增加了1千倍以上，其总节目时间也是目前中国电影年产量的100倍左右（注：2001年2月6日，“全国电视剧题材规划会议”在北京铁道大厦召开，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官员在会上透露，2000年度经过批准拍摄的电视剧共有1271部、总量达22231集，发行播出的剧目有687部、9104集，电视剧产量继续上升，比1999年提高了21%。参见《广电局有关领导指出：2000年电视剧存在六大问题》，《每日新报》2001年2月17日。）。电视剧不仅产量众多，而且观众数量也极其庞大，中国大陆共有有线、无线和卫星电视频道3000多个，平均每个频道播出电视剧至少2集，每天在中国大陆播出的电视剧超过6000部集，观众数量达数亿人（注：例如，1997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剧《三国演义》，据央视媒介调查公司数据，全国收视率最高达到46.7%，这意味着一天之中，中国约有4亿6千7百万人观看了这部电视剧。）。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处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化与国有性双轨运行的背景下，一方面受到国家政权的控制、干预和引导，同时又受到市场经济、消费文化的强力冲击，成为了当代中国媒介在各种权力角逐中演变历程的缩影，它不仅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分化和冲突，同时也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时代风尚、价值观念、文化潮流产生着复杂和深刻的影响。

一

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正处在一个旧世纪的终结和一个新世纪的降临、一种社会形态的渐隐和另一种社会机制渐显的时期，社会转型的冲突、分化、无序与寻求共容、整合、有序的努力一起为这一时期的中国电视剧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用“中国特色”来搭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桥梁的过程中，消费市场和消费社会也在中国悄然出现，整个社会越来越被这一消费现实所深刻影响，于是，中国电视剧既经历着从国家文化向市场文化的过渡，又面临着国家文化与市场文化的共存，所以，对于中国电视剧来说，一方面是“主旋律”电视剧在继续努力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威，另一方面是大量的通俗电视剧通过市场机制来形成文化产业格局。而参与电视剧生产的一些“知识分子”，作为政权和市场这两种力量的人，也作为电视信息传播的“看门人”则常常试图借助于这两种强势力量来表述知识分子对历史和现实、社会和人生的批判性认识和反省。国家的政治控制、市场的经济支配、大众的文化诉求、知识分子的理性意识都成为制约电视文化的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融合的社会力量。国家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共生现实，可以说是一幅巨大的历史天幕，中国电视剧便在这幅天幕下书写自己的历史。

中国政府一直重视电视剧的政治意义和政治效果，反复强调，电视剧以现代化的电视传媒为载体，具有覆盖面广、反应迅速、接受便捷而不受时空限制等特点，其影响力和感染力都超过了其他传媒。所以，电视剧应该表现“社会主义主旋律”，“杜绝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重观赏性轻导向性、重历史题材轻现实题材、重闹剧轻正剧、重长篇剧轻短篇剧、重重大题材轻普通题材、重起用域外演员轻国内演员等倾向”。同时政府官员还明确批评，“不少现实题材的电视剧没有用浓墨重彩去表现工农兵和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奋进精神，却热衷于表现不健康的男女情爱，用一种不加批判甚至欣赏的态度去表现‘婚外情’或‘三角恋’”，“有些电视剧追求离奇的情节、追求收视率而严重违背史实和常识，给青少年灌输了模糊观念和错误思想”。对于政府来说，“电视剧工作者不要仅仅认为自己只是个文艺工作者，应该认识到首先是党的新闻工作者，其次才是电视传媒的文艺工作者”（注：参见《中国电视》2000年第7期第4页。）。基于对电视剧的重视，政府电视主管部门采取了种种行政和导向手段来保证中央与省级电视台在黄金时间要播出表达主旋律意识的国产电视剧，减少娱乐性古装戏、武打戏等通俗电视剧的播出。显然，电视剧的市场化、通俗化与政府的主旋律要求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冲突。市场化冲击了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娱乐倾向中的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影响了国家意识形态所维护的道德秩序，所以，国家意识形态便通过政策、甚至法规来确定符合国家利益的公共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限制大众文化的娱乐性宣泄和个体欲望的表达。

在市场文化与国家文化相互冲突的同时，执著于启蒙传统及高雅艺术追求的知识分子文化也常常表现为中国电视剧的一种微弱的批判力量。一些传统知识分子围绕着电视剧的社会意识形态本质、审美本质，电视剧的社会功能，电视剧创作主体的使命与责任，电视剧与观众，电视剧与市场，电视剧与文化全球化问题，电视剧文化中的媚俗倾向等等对电视剧的市场化提出了批评。2000年，一位教授在一篇长篇论文中，列举了精英知识分子与流行文化之间的12种冲突（注：曾庆瑞：《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上）——回眸20世纪90年代一场电视剧文化的较量》，《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批判立场对电视剧市场化所带来的结果几乎做了完全否定，以一种“激进”的“反市场化”的姿态代表了相当部分知识分子对包括通俗电视剧在内的大众文化现状的一种忧虑。当然，中国也有相当部分知识分子对电视剧的市场化所带来的平民性、通俗性做了积极的肯定，认为电视剧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媚俗性虽然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但这种变化使电视剧能够脱离教化传统、脱离贵族化的精英传统，为大众带来心理愉悦和精神释放，本身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

80年代以来，关于电视的雅与俗、主旋律与娱乐性、市民化与艺术化、通俗化与精品化、现实题材与历史题材、还原历史与戏说历史等等无休无止的理论争论，从80年代初期围绕《敌营十八年》到90年代末期围绕《还珠格格》的一次次批评，其实都反映了政府立场、商业立场和知识分子立场之间复杂的意识形态冲突。而在这些冲突的同时，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之间也常常在通过权力较量、谈判、协商来寻找结合部和协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