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文化范文10篇

古往今来，人们对于文化的定义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最为典型的莫过克莱德·克拉克洪在其《人类之镜》中用近27页的篇幅把文化定义为：(1)“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总和”；(2)“个人从群体那里得到的社会遗产”；(3)“一种思维、情感和信仰的方式”；(4)“一种对行为的抽象”；(5)就人类学家而言，是一种关于一群人的实际行为方式的理论：(6)“一个汇集了学识的宝库”；(7)“一组对反复出现的问题的标准化认知取向”；(8)“习得行为”；(9)“一种对行为进行规范性调控的机制”；(10)“一套调整与外界环境及他人的关系的技术”；(11)“一种历史的积淀物”。最后，或许是出于绝望，他转而求助于比喻手法，把文化直接比做一幅地图、一张滤网和一个矩阵。而马克斯·韦伯则提出了这样的文化概念，他认为，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克利福德·格尔茨也认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澳大利亚的约翰·多克在评价后现代主义时是这样说的，“后现代性，也就是后工业时期，是一个信息、电脑、大众媒体、大众传播的年代。”

如何理解当下媒介文化的文化意义，我以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认识媒介与文化的共生性问题。当下中国的媒介文化与大众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共生共荣、亦此亦彼的关系。今天的大众文化，从形式到内容，均是依媒体而存在，依媒体而发展。英国的尼克·史蒂文森在谈到大众媒介与文化的关系时曾这样说：“许多现代文化是依凭大众传播媒介来传达的。各种各样的媒介传播着古典的歌剧、音乐、关于政客私生活的庸俗故事、好莱坞最新近的流言蜚语以及来自全球四面八方的新闻。这已深刻地改变了现象学意义上的现代生活经验，以及社会权力的网络系统”。因此，我们在研究当代文化的同时，一定要关照大众媒介本身，从大众媒介自身传播特征的转变，及对当代文化的重要影响做出深刻分析。尤其是当大众媒介自身制造与传播的文化形式越来越多，以至成为大众文化的主体甚至成为大众文化全部的时候。

2媒介文化的政治意义

媒介文化的政治意义，更多是在国家工具的语境下看待的，突出表现为媒介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这种政治化，一般是通过政府议程设置去巧妙实现的。李普曼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虚拟环境”的概念，它强调在今天(此处的今天是指20世纪后半叶)人们已经无法直接检验和直接认识周围的事物，特别是对那些超越个体视影与直接感受的事物外，人们只能间接地从新闻机构对通过议程设置提供给的文本内容去认识事物。而阿多尼和梅尼则从媒介建构“真实”的角度提出，通过客观真实、符号真实、主观真实等三个“真实”的概念，在议程设置的框架下精心设计出一个现实之外的媒介世界，以改变人们对真实世界的看法。

媒介、媒介传播，不仅仅是对人们生存环境和虚拟环境的一种营造，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它直接或潜移默化地对受众认知社会、判断事物，产生重要影响力。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盖伊·塔奇曼(GayeTuchman)说，制造新闻的行为，就是建构事实本身的行为，而不仅仅是建构事实图景的行为。她认为，新闻是一种社会资源，对这种社会资源的建构限制了我们对当代生活的分析性思考。“通过新闻的常规运作，通过认定新闻专业工作者具有裁定知识、表述新闻事实的权利，新闻使社会现状合法化了。”

很明显。这种政治影响实际上就是政府借助媒体通过对消息来源的控制，特别是基于政府议程设置以及政府自身的需求去实现的。有资料说，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其执政的13年中，曾根据不同需要适时召开过900多次记者招待会。平均不到5天就召开一次。

x关键词：2008媒介文化研究综述

在国内，相比新闻学研究而言，传播学研究的历史较短。而就国内传播学研究的历程来看，从一开始就以接受“主流研究范式”为主。所谓“主流研究范式”，根据麦奎尔的归纳，是指以自由—多元的社会理论为前提，从功能论的角度，以量化为主的手段研究传播效果的范式[1]。相形之下，传播学的“另类研究范式”则较少地被国内学界关注及了解，此种格局直到今天依然如是。所谓“另类研究范式”，麦氏归纳为采取社会批判的观点，反对价值中立，拒绝传播的传送模式，对于媒介技术与信息采取一种非决定论的观点，采用诠释的视角和质化的方法，倾向使用文化或政治—经济理论，广泛关注社会中的不平等和对立的根源[2]。媒介文化研究就主要包含在此类范式之中。然而，“为什么直到如今国内的传播学研究都是如此格局”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不过审视媒介文化研究内部的状况，倒是可能提供一份源于自身的解释。通过梳理2008全年的相关研究，应该能够基本窥得目前国内学界关注的焦点及研究状况。

就研究内容来看，笔者将其归纳为阐释性研究、批判性研究、对策性研究等三种类型。本文将对其分别梳理。

一、阐释性研究

所谓“阐释”并非“罗列”也非“翻译”，而是一个理解与再探究的过程，它试图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虽说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但是它对于澄清认识、深化认识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阐释性研究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呈现”，而更在于通过“呈现”阐明研究对象的意义，或者说被呈现的并非仅仅是作为能指的对象，而更应是其所指。因而，阐明“是什么”绝非易事。

就2008年此类研究的内容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对西方媒介文化研究代表人物及其理论的阐释性研究”和“对媒介文化现象的阐释性研究”两类。

传承与再造:传统文化的媒介化

传统文化的保护、再造和新生，离不开现代传媒的动员和传播。由于现代传媒强大的建构作用，现代社会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媒介化了。应该讲，传统文化的媒介化既是当下社会传统文化热潮的投射，又反过来推动这一热潮。透视传统文化媒介化成因，可以感知媒介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独特作用。当前我国传统文化的媒介化有以下助推因素:第一，全球化过程中本土文化遭遇异域文化强势冲击而产生的本能自卫反应。在全球化过程中，现代传媒作为资讯载体和文化展示窗口，对异域文化和远方生活方式的呈现，既推动了全球文化的融合和趋同，也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本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冲击。一部分社会成员在解释社会图景、建构自我身份的过程中，会本能地向传统文化寻求支持。面对“他者”，社会成员需要对“我是谁”进行再确认。第二，随着城市化和社会转型的推进，部分社会成员转向传统文化寻求身份认同和归属感。城市化和社会转型使部分社会成员从传统社会结构抽离而失去庇护，但又无法嵌入新的现代社会结构而安顿身心，不得已又去而复顾寻求传统庇护。他们对传统文化的需求，也需要现代传媒做出适当的回应。第三，政府出于功利目的的大力推动。政府的功利目的主要有二:一是发掘传统文化进行产业开发，从而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召唤，化解异域文化及其价值观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压力。国家作为现代传媒的资产所有者和议程规制者，倾向于要求传媒机构配合政府议程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建构。第四，市场主体利用传统文化谋求商业利益。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的不断跃升，社会成员的文化消费需求日益强劲，敏锐的商家则顺应这一需求，大打传统文化牌。此外，现代传媒本身作为市场主体，受众和广告商也驱使其加强对传统文化传播的关注与介入。对现代传媒在传统文化媒介化中的作用，我们应以多元视角看待:一方面，现代传媒的广泛动员和传播增进了社会成员对传统文化及个人身份的感知与体认，比如中央电视台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演变为一种仪式化叙事，既形塑着国人对春节这一传统节日的认知和体验，同时也传递着一种古老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媒体对多元价值观念的传播，异域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亦进入人们的参照视野，传统文化所表征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相对化了，其对社会成员的穿透力和规制作用受到削弱。国人性观念的日益开放以及婚前性行为的不断增加可为显在例证。此外，商家为谋求商业利益，伙同现代媒体歪曲传统文化乃至炮制“伪传统”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汤普森将传统礼仪在社会中的运作分为四个层面:诠释层面、规范层面、认受层面和身份认同层面［2］(P70)。对应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更明确地讲，现代传媒在诠释层面和身份认同层面对传统文化起到了传承作用，但在规范层面和认受层面则对传统文化有所削弱。仔细追究，传统文化的媒介化，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乖离，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新的文化再生产和再创造。我们不妨仍以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为例略作分析:首先，推动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向现代“中国情人节”转型的深层原因是中国的城市化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及社会心理的深刻变迁。其次，现代传媒对西方情人节文化的传播和呈现，则起到了很好的文化示范效应，“他者”文化的参照激活了现代人内心的情感表达欲望和对自我文化身份的再确认。再次，现代传媒对传统七夕节的传播和呈现，爱情主题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凸显，七夕的其他传统文化意涵无形中弱化。最后，市场经济大潮下节日经济的繁荣所带来的商业利益，也推动了现代传媒与其他市场主体在传播和再造传统七夕上的合谋。至此我们可以发现，以社会结构与社会心理的变迁为深层背景，现代传媒深度介入并推动了传统七夕节文化意涵的转变。换句话说，在传统文化的媒介化过程中，现代传媒通过自身强大的符号表述力对传统文化的再建构，为传统文化赋予了现代生命力和全新的内涵。

生产、消费与新媒体:当代文化的媒介化

(一)新文化符号生产的媒介化现代传媒不仅是传统文化的“改造车间”，也是当代文化符号的主要生产者和传播者，是现代社会符号经济的主要载体和枢纽。换句话说，现代传媒既是符号生产的文化工厂，又是符号传播的流通码头。以“时尚传媒集团”为例，该集团有意识地将其总部“时尚大厦”内外空间做成“文化产品”，既巧妙实现由僵硬实体空间到柔性文化符号的置换，同时也树立了自身的时尚地标和文化地标。“时尚传媒集团”旗下拥有10多种生活潮流杂志，包括与国际著名杂志合作的中国内地版《时尚》(Cosmopolitan)、《时尚先生》(Es-quire)、《时尚芭莎》(Bazaar)、《时尚旅游》(NationalGeographicTraveler)、《华夏地理》(NationalGeograph-ic)、《男人装》(FHM)等［5］(P1)。通过这些杂志与其地标性建筑，不断地为中国新兴中产阶层提供建构身份、品位、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内容的文化产品，时尚传媒集团成为实至名归、没有烟囱的符号工厂。而与国际著名杂志合作所带来的全球前沿视野与该集团时尚符号传播的本土亲和力相得益彰，也推动时尚传媒集团成为国际时尚潮流进入中国的驻泊码头。(二)文化符号消费的媒介化在新文化符号生产媒介化的同时，现代人对新的文化符号的认知、接受和消费，也受到现代传媒的深度影响。这是因为现代媒体通过大量的符号生产、复制和大面积传播，能够在短时间造成普遍的信息声势，产生强大的共鸣效果、累积效果和遍在效果，从而提升社会成员对新文化符号的认识与接受度。因此，我们可以讲，现代社会成员对符号产品的消费，是一种媒介驱动型消费。更重要的是现代传媒作为巨大的价值与观点数据库，在社会成员诠释社会图景与建构自我身份的过程中越来越具有不可替代性。现代传媒对当代人生活方式的介入是一种整体性介入和长期性渗透，这一切都使得当代文化不可避免地媒介化了。(三)新媒体环境下的“群众书写”新媒体环境下，文化的媒介化程度又被大大地向前推进。这是因为新媒体时代文化生产的模式由原来的“精英书写”推进到当下的“群众书写”［6］(P131)。传播技术强大的赋权作用，使得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成为普通草根民众自由表达的场域和文化狂欢的舞台。新媒体环境下文化符号的生产主体，由原来居于金字塔顶端的少数精英群体转变为普通草根民众和一般社会成员。网络恶搞和网络流行语等网络文化符号源源不断的生产和传播，传达了草根民众的声音和诉求，冲击和解构了原有的“精英书写”体制，体现了网络时代文化媒介化具有的开放性和解放性的一面。新媒体时代，文化媒介化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文化符号的生产和消费同步化了。这是因为新媒体的技术赋权大大弱化了传统把关机制存在的效能，文化符号的生产制作和传播也由原来的“过滤后出版”转变为目前的“出版后过滤”［7］(P62)，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时间差被技术抹平了。

文化媒介化中现代传媒的社会责任

文化的媒介化趋势同时也提出了现代传媒的社会责任问题:在公平、公正原则指导下，谨防符号鸿沟和符号暴力的出现，并对权力保持警惕以保证现代传媒的公共性和独立性。(一)发挥现代传媒在符号生产中的主导作用，防止符号鸿沟当代社会成员的阶层分化，不仅仅以财富、权力为主要标志，符号分层也日益成为文化媒介化背景下当代社会分层的显著特征。符号产品日益将人们分为两个阵营:符号富裕者和符号稀缺者［2］(P216)。有研究者指出，那些常年累月在工厂和酒吧的第一线亲手制造城市文化的“民工”，在城市空间里享有的话语权极少，往往需要借助已有的中产阶层城市文化符号来表达自我［8］(P2)。我们认为，符号分层既是原有的财富、权力分层在文化媒介化环境下的延伸，使底层社会成员在感受物质匮乏、权力匮乏之外，又多了一层符号匮乏和文化匮乏，相对剥夺感更加强烈。但它也有自己的新特点，即符号分层是一种柔性分层，不像财富、权力分层那样存在硬性的绝对门槛，不同阶层之间存在符号共用的可能性。现代传媒作为社会公器，理应在弥合不同阶层之间的符号鸿沟、形成社会共识方面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因为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转型，社会利益结构、价值认同等日益多元，社会的和谐、有序越来越建立在不同阶层社会行动主体的动态博弈、妥协与共识的基础之上。另外，在文化媒介化中，现代传媒对文化符号生产、传播和消费等环节的深度介入和主导，也有利于其通过提升媒介近用性和传播亲和力的方式，提供符号救济，改善底层民众和一般社会成员的符号稀缺状况。而现代传媒如果在这一问题上无所作为，表层化的符号分层很有可能演变为符号富裕者与符号稀缺者之间的深度符码对抗，导致传播失序、社会撕裂。(二)善用传媒符号权力，化解现代社会符号暴力现代社会的符号系统，不仅仅是知识工具，同时也是一种支配手段。现代传媒作为现代社会符号的主要生产者，拥有建构现实的巨大符号权力。文化媒介化趋势的不断加强，更使现代传媒的符号权力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文化媒介化中另一个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问题即与此有关，即底层民众和一般社会成员文化消费中所面临的符号暴力问题。符号暴力是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的概念。布尔迪厄认为，社会的支配秩序并不主要是通过人身暴力来行使，而是依靠一种看不见的、沉默的符号暴力。“符号暴力是通过施行者和承受者的合谋和默契而施加的一种暴力，通常双方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施行或承受。”［9］譬如前文所述，城市民工往往要借助已有的中产阶层城市文化符号来表达自我。有研究者曾指出，这是“一种自然化了的异化现象，而异化的主体对此既浑然不知更无从以言语的方式进行表达”［8］(P3)。文化消费中符号暴力的危害性在于:一是导致了现代社会底层民众和一般社会成员自我异化，加剧了精英群体对他们的压迫和剥削;二是损害了现代传媒作为公共领域内公众意见代言人的角色和能力。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正是符号精英或符号富裕者通过其占有的符号资本及其背后的符号权力，垄断了社会话语权，将自己塑造为“公共知识、信仰、态度、规则、价值、道德和意识形态的制造者”［10］(P22)。现代传媒作为符号资本的拥有者、符号权力的主要基础和社会话语权的主要载体，有责任成为利益、表达和信息不对称社会的平衡者［11］(P34)，进而为消解现代社会的符号暴力提供某种可能性。以新媒体为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作为新权力中心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底层民众和一般社会成员符号资本匮乏的状况，传播技术赋权下的“群众书写”更为他们解构或对抗现代社会的符号暴力提供了某种可能。传播场域符号资本的匮乏是底层民众和一般社会成员对抗精英阶层符号暴力的一大劣势，但他们舍弃严谨、精致的符号表达，直接诉诸热烈、汹涌的情感逻辑，扬长避短，开辟了利益表达、博弈的新战场。因为对草根民众而言，符号是“他们的”，情感却是自己的。有研究者曾指出，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网络互动中的情感因素。带感情的，并不是非理智的，更不是病态的”，实质上“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道德和价值观的冲突”［12］。(三)坚守现代传媒的公共性，警惕文化媒介化背后的资本和权力渗透文化媒介化是现代传媒深度介入并主导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的产物。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现代传媒的这种深度介入和主导受到政治原则、资本逻辑和市场规律的共同限定。因此，探讨文化媒介化中现代传媒的社会责任，我们不能不对文化媒介化背后的政治、经济权力因素加以分析。所谓现代传媒的公共性，意指传媒如何可以成为社会开放、平等、理性的平台，如何可以让公共利益通过商议而得到体现［13］(P8)。就世界范围来看，现代传媒机构的运作更多地受到资本逻辑和市场规律的主导。这一模式的显著特征是传媒机构更加政治中立和迎合受众，以谋求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其在文化符号的生产、传播过程中追逐利益的行为，很容易在资本意志的驱动下走向极端，伤害现代传媒的公共性和公益性。《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的屡屡发生即是显在的例证。除了这类极端事件以外，市场机制主导下的现代传媒在日常的文化符号的生产和传播中，也倾向于根据社会经济地位将社会成员分成三六九等，予以区别对待。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因为无法为传媒机构带来经济收益，而遭到排斥。就我国而言，现代传媒作为权力部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延伸，其显著特征是政治平行性较高，传媒机构主要作为意识形态宣导工具而存在，党政权力对传媒机构的运作具有绝对主导权。这种状况带来的一个显著问题是，传媒资源受到长官意志和官方议程的高度支配。具体到文化媒介化领域，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现代传媒在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播方面，往往受到地方政府强烈的文化资源开发冲动的左右，沦为政策吹鼓手，而真正的文化资源保护和传承问题反而得不到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媒机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使传媒机构在文化符号的生产和传播方面又多了一层市场逻辑的制约。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的停播即体现了这种市场逻辑制约的残酷性。换句话说，在文化媒介化过程中，现代传媒生产优质文化产品、提升受众文化品位的社会责任遭遇市场逻辑的强烈阻击。面对上述文化媒介化背后的政治、经济渗透，我们应当通过新闻法治审慎而积极地调整国家—传媒关系、界定市场边界、规范传媒行为，为各社会行动主体在传媒场域的博弈提供健全明晰的规则，为坚守现代传媒的公共性提供制度支撑。

摘要:五台山是我国的佛教圣地之一，以佛教文化为特色的旅游业是五台山地区的支柱产业。新媒体时代，利用媒介提升五台山佛教文化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研究影视媒介与新媒体对地方文化的影响，分析旅游文化与媒介传播的契合点，为提升五台山旅游文化的辐射力提供参照。

关键词:新媒体；影视媒介；五台山旅游文化

一、影视媒体对五台山的文化传播

旅游文化作为地方竞争与发展的重要资产，必然离不开大众传播媒介的塑造和传播。五台山在宣传其文化时，就充分利用了影视媒体对地方形象进行塑造。笔者从电影电视剧等影视作品、纪录片、文化宣传片和新闻报道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一）影视剧对五台山的文化传播。1．电影对五台山的嵌入式传播有关五台山的电影是以片段性的影像描述，号召受众充分调动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其形成共识，要求受众结合自身的宗教认知、地域认知、人物认知和文化认知，最终形成关于五台山地方文化的视觉认知。《五台山奇情》、《康熙大闹五台山》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其隐性的对外宣传五台山文化功不可没。电影使用柔性的内隐式传播措施，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将自然风光和人文精神，嵌入丰富的故事情节和美轮美奂的镜头画面中，悄无声息地影响着受众对五台山文化的感知。2．电视剧对五台山的内隐式传播最受观众青睐的电视节目形式，莫过于情节丰富的电视剧了。在电视剧中植入五台山文化，以五台山固有的人文自然景观为背景，就地取材，使五台山潜移默化地被受众吸收，提高五台山的知名度。电视剧《五台山抗日传奇之女尼排》取自于五台山僧尼勇敢抗日的真实故事，另外一部电视剧《五台山抗日传奇之和尚连》也是以此为题材，表现了在国家民族危难之时五台山僧侣保家卫国的英勇抉择。这两部剧塑造了五台山佛教僧尼的正面形象，渲染了佛教圣地五台山的人文精神，增强了受众对五台山佛教的情感认同。《康熙遗妃五台山》取材于五台山民间传说，讲述了康熙与梅妃的爱情故事，情节跌宕，使观众与剧中人物同呼吸共命运，与剧中情景相融合，从而引发观众对五台山地方文化的认同与期待。（二）纪录片对五台山的文化传播。真实感人是纪录片的核心，五台山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佛教文化遗产，自然景观规模宏大，是纪录片最佳的拍摄对象。《三晋风韵》、《四大佛教圣地———金色世界五台山》、《祈愿》、《五台山之旅》、《登五台智慧之旅》都是围绕五台山所拍摄的优秀纪录片。这些纪录片通过讲述佛教在五台山的创立、传播和发展，凸显五台山在世界佛教中极其重要的地位，并成为持续1600余年的文殊佛教信奉中心。对五台山寺庙建筑、自然风光、佛教传承、人文风俗进行全方位解读，用真实生动的视角，将五台山佛教文化展现于银幕，人们通过大众传媒接受并建构了一个美好的地方文化形象。（三）宣传片对五台山的文化传播。文化宣传片是一个地方的名片，是地方软实力的展现，它以短小精致的形式声画并茂地彰显地方独特的文化魅力。宣传片的主诉方式是印象式与片段式的结合。五台山宣传片以最为直接和行之有效的方式，概括性地展示了本地的地理地貌、佛教价值、人文精神、文化底蕴，有效地避开同质化，使受众对五台山文化产生良好印象，较短时期内就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又见五台山》在概述地理地势的情况下，侧重于突出佛教特色文化，从精神文化层面进行宣传，以避免在宣传片同质化日益严重的今天，被受众选择性地忽视。在不同层次的电视台投放，带来了不同的传播效果。首先选择在权威的央视播放，由于受众基础广泛达到良好的效果；其次省级和地市级电视台的受众具有地域性，该片播放后效果也相当突出。宣传片在不同媒体播放，可以广泛宣传其文化特色，提高景区美誉度，提升民众自豪感，巩固佛教圣地的文化形象。（四）新闻报道对五台山的文化传播新闻报道对地方形象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正面的报道以其权威性更能赢得人们对该地文化形象的肯定，负面报道则不利于其文化形象的构建。例如，兵团卫视《聊天斋下》栏目2013年5月18日报道了“五台山法会庆祝文殊菩萨圣诞日”的新闻，既普及了文殊菩萨的诞辰，加强了对佛教文化的传播，也使五台山佛教活动的行为识别，在广大受众的头脑中加深了印象。负面的新闻报道也会使五台山佛教文化的形象传播受阻。2015年4月2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的新闻“五台山5A级景区被警告”，揭露了作为佛教圣地的旅游区，在利益面前所表现的不当行为。该新闻的播出，使得受众对五台山的文化形象大打折扣，不利于五台山佛教文化的传播发展。

二、新媒体对五台山旅游文化的传播

网络新媒体传播五台山文化的类型主要有如下几种。（一）贴吧及相关的论坛互联网的交互性，使群众可以广泛地参与和深刻地体验。网民不仅作为受众，而且作为传播者信息传达意见。百度贴吧中的五台山吧，月活跃用户6219人，累计发贴9万条；五台山旅游吧月活跃用户307人，累计发贴2546条。在这些贴吧论坛中有着不少关于佛教文化的碎片化信息，它们为当下忙碌的人群进行浅阅读提供方便，人们还可以在闲暇时刻以交流的方式获取信息。传播者以普通人的身份进行小群体传播，增加了受众亲切度，其传播的信息也更容易被认同。（二）官方及门户型网站很多省市都将当地的官方网站看作地方的重要宣传载体，将权威准确的信息采用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生动丰富地展现出来。政府门户网站主要功能有信息、资源整合和网上服务等。有效的资源整合是展示五台山文化特色的重要途径，也有利于吸引旅游者和投资者。《五台山网》是政府在信息化建设基础之上所创建的，为大众提供各种便捷服务。五台山网页面有着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以“佛教圣地五台山”作为地方标语，简洁清晰地阐明文化特色。以“人文五台山”、“国际五台山”、“休闲五台山”、“风光五台山”、“会展五台山”为首栏，以“一日禅”、“景区动态”、“自然五台山”、“文化五台山”、“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频”为二栏，在栏目的设置中融入了当地佛教文化特征。该网站不仅地方动态，还通过这些有特色的栏目进行文化推广与宣传。图片、视频等直观的信息，容易对浏览者造成视觉冲击，吸引游客来访。五台山作为旅游景区，不仅要在国内宣传，也以“国际五台山”积极与世界接轨。除了地方门户网站外，还有五台山佛教文化促进会、五台山佛教在线、五台山旅游网、山西佛教网等，也对提高五台山佛教文化的知名度、美誉度，及影响力有重大推动作用。（三）微博与相应自媒体微博作为一个社交平台，属于公共领域。如五台山黛螺顶官方微博“五台山黛螺顶”、五台山佛教协会官方微博“五台山佛教协会”等。也有属于私人空间的，如五台山“如瑞法师”、“梦参老和尚法语”等人的互相交会。互动式的模式能够加强交流，增加对五台山特有文化的理解和认知，相互启发彼此促进。“五台山佛教协会”等官方微博的建设，是五台山佛教品牌建设的重要部分，它在普及传播五台山佛教知识的同时，也为其地方文化进行良好的形象塑造。同时相关微博与受众进行互动交流，不仅拉近了传受双方的距离，更有利于意见和建议的反馈。微博有利于个人意见的表达，但信息较为分散，其中的搜索栏目，正是对分散的信息进行整合的功能，方便无目的随意浏览的受众，他们可以有针对性地寻找五台山相关信息。（四）手机媒体及相关APP受众可按自身兴趣下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载关于五台山的软件。如APP“五台山”，该软件有语音导游、景区特色、旅游攻略、美图欣赏等功能，对五台山佛教寺庙进行专业播音详细解说，使受众体验身临其境的愉悦感，提高五台山佛教的对外吸引力。另一款软件“行走五台山”是旅行软件，其“游记分享”、“攻略达人”、“美图欣赏”等功能更注重受众的沟通，通过旅行者的经历分享进行人际传播，更能增加游客的主动接受度，增加信任感，以此提高五台山佛教文化知名度。相关APP还有“五台山旅游”、“亿旅汇———五台”、“忻州五台山———导游助手”、“佛教文化简史”等。这些手机软件，详细地介绍了五台山佛教文化的各个方面，有利于五台山文化的深度传播。

本文作者：邢丽梅工作单位：常州工学院

在地域文化传播状况下，打造出属于地方电视台的特色，选择一个标志性的视觉符号尤为重要。2009年中央电视台播出形象宣传片《水墨版——想念品牌的力量》让全国观众为之眼前一亮。该片用中国特有的水墨画的形式展示出“从无形到有形，从有界到无疆”的诗情画意。山水、花鸟、太极、建筑等等在水墨的韵染中得以呈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应势而变得以形象地诠释。此片的成功在于节目中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丰富了片子的内涵。浙江卫视的宣传片通过水墨画的形式展示了“小桥流水人家、杏花烟雨江南”的水乡形象。河南卫视宣传片通过花中的殷墟、少林寺展现了浓郁的中原古文明文化的源远流长。这些地域文化的注入，不仅激起本省观众的强烈文化认同，也很能吸引外省观众的好奇心和持续关注。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特有的文化积淀，把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作为标志性的符号，有助于更好地显示地域文化特色。1．方言类节目的地域特色尽管我国的语言学专家倡导普通话，对方言节目有不同的看法，但方言节目还是在各地异军突起，受到当地受众的欢迎。方言节目是反同质化提高差异性的一个重要表现，中国方言虽然大致划分为七大方言体系，但在中国“一河分两语，十里不同音”的现象十分普遍。方言节目可以更为精确地体现城市的特性，其观众也是最忠诚、最有归属感的。苏州电视台的《天天山海经》首开江苏省方言节目的先河，经过两个月的努力收视率就较原来提高了两倍多。常州台的方言节目《生活369》播出后，收视率连续攀升，并增强了生活频道的整体收视效果。2．栏目包装的地域文化特色常州电视台从栏目的标识、片头、片尾、片花、音乐、音响的配合都与当地文化特色密切相联。《常州屋檐下》的片头片尾采用常州本地文化名人季全保先生的水墨人物和景物画，串成极有古韵遗风的特色画面。深宅大院毗连，枕水人家相映，高低错落的女儿墙带有常州特有的民居特色，古常州的民风民俗，均用画面相联，配以常州小调作为背景音乐，地域特色十分浓郁。《生活369》片尾童谣：“东头牛来列,西头马来列,隔壁张家大姐家来列,戴个嗲花,戴个草花……”常州本土文化的传播在这种潜移默化的氛围中得以传承和发扬。

当今媒体频道专业化、栏目品牌化、节目个性化的发展道路成为各台的立台之本，也是电视媒体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地方电视媒体，其品牌栏目建设更要注重地域文化和本土文化的独特性，有意识地将本地的自然环境特色、历史文化特色和生活观念特色注入到节目宣传中，并将这些特色与城市形象、市民的文化现状、精神面貌以及行为特点结合起来，使地域特色更加鲜明，文化内涵更加深刻。1.精品栏目的策划离不开地域文化地方电视台如果想在中央和省级媒体节目中赚到一点有效的收视份额，势必要打造出能体现频道自身品牌影响力的拳头产品，即优质的自办节目，进而带动整个频道和整个地方电视台的发展。精品栏目的形成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质：一是定位明确。一个成功的品牌栏目必定有一个鲜明的节目定位，常州电视台自办节目中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充分融合，形成独特的定位，通过收视率调查分析，此类节目自2009年至2011年收视率上升至23.7%。二是内容贴近。地方电视台品牌栏目之所以能够锁定本地受众的注意力，原因就在于地方电视台传播的内容具有很强的贴近性。当地媒体的贴近性不仅表现在报道内容的地域贴近性上，还表现在心理的贴近性上，电视节目的制作人员和广大受众生活在同一地域中，拥有相同的风土人情和相似的生活环境，因而在心理上更容易沟通理解。在此基础上完成方言节目的多样化发展，形成忠诚受众群。三是节目风格独特，节目包装独特。品牌栏目最大的特点是有独特的风格特色，独特的节目包装，而深度挖掘本土历史文化，是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节目风格的重要源泉。2.专业性的整体提升需要地域文化节目的专业性直接影响到媒体的公信力，地方电视台的专业性要从以下几方面努力：一是采编人员要融入地方生活，熟悉地域文化，深入了解地方文化和民众的生活状态、生活习惯，了解受众的真正需求，节目内容上要精益求精，在报道中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将受众应该知道的和想要知道的信息如实传达。二是电视栏目独特性的打造需要融入地域文化。近十年来民生新闻的蓬勃发展，导致从中央到地方同质化的节目泛滥。黑龙江台一档《新闻夜航》火了以后，全国各地一片“夜航声”，《南京零距离》也让各地的“零距离”成了民生新闻的代言词。着力打造自己的特色，融入地域文化，走差异化道路是地方电视台的立台之本。还可将本地信息作为一个信息原点，进而辐射到本地区以外，形成跨省市合作态势。总之，经济全球化的态势越明显，文化本土化、地域化的要求就越强烈，其实这正是人类文化延续发展的必然。当人类越来越依赖于媒体的信息传播时，电视媒介有责任承担起推广区域文化、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任，地方电视媒介相比其他媒介有着传播所属地域文化并将其推广成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的优势，而传媒又因地域文化的注入，更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1、《泰坦尼克号》风波

在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批评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方法是把大众文化批判与媒介帝国主义批判（或相关的后殖民主义、第三世界批评、多元文化主义、全球化等）结合起来。认为西方（尤其是美国）大众文化的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导致非西方或第三世界国家文化传统的丧失，导致全球文化的"美国化"。以形象的语言说就是整个世界的"麦当劳化"或"可口可乐化"。比如姚文放先生在《文化工业：当代审美文化批判》（《社会科学辑刊》1999、2）中专门谈到了"文化工业与文化殖民主义"问题。文章指出："文化工业的跨国跨地区运作，最终结果势必是达成全球文化的一体化、单一化，它致力于让长期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们用同样的方式去看、去听、去思考，将他们的意愿、思想、情绪、欲望统统纳入同样的模式，而这同一的观念形态、生活方式和话语系统主要以发达国家地区的文化为标准，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差异性为代价。"作者认为这是文化上的一场"不带硝烟的战争。"(1)

在好莱坞巨片《泰坦尼克号》以锐不可挡之势席卷中国之时，运用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讨伐该片以及中国观众的文章也铺天盖地地被炮制出来。媒介帝国主义的批评常常有高屋建瓴之势与振聋发聩之声。比如在媒介帝国主义的论述者看来，《泰坦尼克号》的凯旋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传媒对于第三世界的文化征服。有论者写道："《泰坦尼克号》的巨大胜利是金钱的绝对胜利，金钱以它战无不胜的巨大力量将一部空洞无聊的三流影片变成了一部’巨片’。同时，它是美国意识形态的胜利，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遮蔽和欺骗"，"90年代，是美国文化工业在中国的巨大胜利，成为美国文化工业在中国的一次诺曼底登陆。于是中国成为好莱坞的一个分销店，它不仅压迫了中国的国产电影，而且放逐和压迫了电影的精神内涵，使电影彻底地商业化，电影实际上成为一片精神废墟，90年代将作为中国电影引进史上和中国思想史上最可耻的年代而进入历史"（2）；另有论者就《泰坦尼克号》的消极影响写道："我们的感官在感受强烈刺激的时候，大脑已被悄悄地冲洗。长此以往，没有任何意义的消遣和盲目的认同，将成为我们走进电影院的直接动机和不期然而然的结果"（3）

说实在的，最初看到这样的批评时，感受到的震惊实在不亚于《泰坦尼克》。我想如果不是我缺乏起码的艺术趣味与民族尊严还有阶级觉悟，那就是我们的这些批评家的艺术趣味、民族尊严、阶级觉悟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因为我本人作为偶尔也从事电影批评的人，居然很喜欢《泰坦尼克号》，而且看了两遍！有几天，我对自己从事文学与文化批评的信心大大动摇。好在最近看了汤林森（J·Tomlinson）的一本书叫《文化帝国主义》，对于媒介帝国主义的论述提出了质疑，这才稍稍找回了一点感觉。

2、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形式

依据汤林森的划分，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述可以分为四种，一是作为一种媒介帝国主义

在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批评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方法是把大众文化批判与媒介帝国主义批判（或相关的后殖民主义、第三世界批评、多元文化主义、全球化等）结合起来。认为西方（尤其是美国）大众文化的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导致非西方或第三世界国家文化传统的丧失，导致全球文化的"美国化"。以形象的语言说就是整个世界的"麦当劳化"或"可口可乐化"。比如姚文放先生在《文化工业：当代审美文化批判》（《社会科学辑刊》1999、2）中专门谈到了"文化工业与文化殖民主义"问题。文章指出："文化工业的跨国跨地区运作，最终结果势必是达成全球文化的一体化、单一化，它致力于让长期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们用同样的方式去看、去听、去思考，将他们的意愿、思想、情绪、欲望统统纳入同样的模式，而这同一的观念形态、生活方式和话语系统主要以发达国家地区的文化为标准，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差异性为代价。"作者认为这是文化上的一场"不带硝烟的战争。"(1)

在好莱坞巨片《泰坦尼克号》以锐不可挡之势席卷中国之时，运用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讨伐该片以及中国观众的文章也铺天盖地地被炮制出来。媒介帝国主义的批评常常有高屋建瓴之势与振聋发聩之声。比如在媒介帝国主义的论述者看来，《泰坦尼克号》的凯旋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传媒对于第三世界的文化征服。有论者写道："《泰坦尼克号》的巨大胜利是金钱的绝对胜利，金钱以它战无不胜的巨大力量将一部空洞无聊的三流影片变成了一部’巨片’。同时，它是美国意识形态的胜利，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遮蔽和欺骗"，"90年代，是美国文化工业在中国的巨大胜利，成为美国文化工业在中国的一次诺曼底登陆。于是中国成为好莱坞的一个分销店，它不仅压迫了中国的国产电影，而且放逐和压迫了电影的精神内涵，使电影彻底地商业化，电影实际上成为一片精神废墟，90年代将作为中国电影引进史上和中国思想史上最可耻的年代而进入历史"（2）；另有论者就《泰坦尼克号》的消极影响写道："我们的感官在感受强烈刺激的时候，大脑已被悄悄地冲洗。长此以往，没有任何意义的消遣和盲目的认同，将成为我们走进电影院的直接动机和不期然而然的结果"（3）

说实在的，最初看到这样的批评时，感受到的震惊实在不亚于《泰坦尼克》。我想如果不是我缺乏起码的艺术趣味与民族尊严还有阶级觉悟，那就是我们的这些批评家的艺术趣味、民族尊严、阶级觉悟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因为我本人作为偶尔也从事电影批评的人，居然很喜欢《泰坦尼克号》，而且看了两遍！有几天，我对自己从事文学与文化批评的信心大大动摇。好在最近看了汤林森（J·Tomlinson）的一本书叫《文化帝国主义》，对于媒介帝国主义的论述提出了质疑，这才稍稍找回了一点感觉。

2、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形式

依据汤林森的划分，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述可以分为四种，一是作为一种媒介帝国主义

（1）、姚文放：《文化工业：当代审美文化批判》，《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2期。

1、《泰坦尼克号》风波

在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批评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方法是把大众文化批判与媒介帝国主义批判（或相关的后殖民主义、第三世界批评、多元文化主义、全球化等）结合起来。认为西方（尤其是美国）大众文化的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导致非西方或第三世界国家文化传统的丧失，导致全球文化的"美国化"。以形象的语言说就是整个世界的"麦当劳化"或"可口可乐化"。比如姚文放先生在《文化工业：当代审美文化批判》（《社会科学辑刊》1999、2）中专门谈到了"文化工业与文化殖民主义"问题。文章指出："文化工业的跨国跨地区运作，最终结果势必是达成全球文化的一体化、单一化，它致力于让长期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们用同样的方式去看、去听、去思考，将他们的意愿、思想、情绪、欲望统统纳入同样的模式，而这同一的观念形态、生活方式和话语系统主要以发达国家地区的文化为标准，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差异性为代价。"作者认为这是文化上的一场"不带硝烟的战争。"(1)

在好莱坞巨片《泰坦尼克号》以锐不可挡之势席卷中国之时，运用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讨伐该片以及中国观众的文章也铺天盖地地被炮制出来。媒介帝国主义的批评常常有高屋建瓴之势与振聋发聩之声。比如在媒介帝国主义的论述者看来，《泰坦尼克号》的凯旋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传媒对于第三世界的文化征服。有论者写道："《泰坦尼克号》的巨大胜利是金钱的绝对胜利，金钱以它战无不胜的巨大力量将一部空洞无聊的三流影片变成了一部’巨片’。同时，它是美国意识形态的胜利，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遮蔽和欺骗"，"90年代，是美国文化工业在中国的巨大胜利，成为美国文化工业在中国的一次诺曼底登陆。于是中国成为好莱坞的一个分销店，它不仅压迫了中国的国产电影，而且放逐和压迫了电影的精神内涵，使电影彻底地商业化，电影实际上成为一片精神废墟，90年代将作为中国电影引进史上和中国思想史上最可耻的年代而进入历史"（2）；另有论者就《泰坦尼克号》的消极影响写道："我们的感官在感受强烈刺激的时候，大脑已被悄悄地冲洗。长此以往，没有任何意义的消遣和盲目的认同，将成为我们走进电影院的直接动机和不期然而然的结果"（3）

说实在的，最初看到这样的批评时，感受到的震惊实在不亚于《泰坦尼克》。我想如果不是我缺乏起码的艺术趣味与民族尊严还有阶级觉悟，那就是我们的这些批评家的艺术趣味、民族尊严、阶级觉悟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因为我本人作为偶尔也从事电影批评的人，居然很喜欢《泰坦尼克号》，而且看了两遍！有几天，我对自己从事文学与文化批评的信心大大动摇。好在最近看了汤林森（J·Tomlinson）的一本书叫《文化帝国主义》，对于媒介帝国主义的论述提出了质疑，这才稍稍找回了一点感觉。

2、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形式

依据汤林森的划分，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述可以分为四种，一是作为一种媒介帝国主义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电视作为最具影响力的大众媒介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对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准则产生一定的影响。受众不自觉地接受其选择的影视剧所传递的信息，在与其互动和自我互动的过程中，容易产生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社会文化遗产所涵盖的内容涉及思想、观念、文化和习俗等多个领域，影像化创作对某一地域、群体、阶层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具象化体现，在体现大众传媒其它功能的同时，具有优越的社会文化遗产传承功能。

关键词:大众媒介;社会文化遗产;《平凡的世界》;传承

大众传媒以前所未有的强度改变着人们的关注点，电视媒介在改革开放以后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在新中国国民成长的道路上，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老辈人对世界的认知，并建构着新一代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电视媒介在全媒体时代也寻求到了多渠道的传播媒介，除新型电视信号外，手机等移动终端的用户量也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继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传播的文化产品，本质上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实力，承担着传播文化和国家意志的功能。拉斯韦尔提出的大众传播三功能说包括环境监测功能、社会协调功能以及社会遗产传承功能。本文将以大众媒介对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中陕西本土文化的传承为例，浅析大众媒介的社会遗产传承功能。

一、大众传播媒介对小说

《平凡的世界》的重要意义小说《平凡的世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它的出版之路却非常曲折。据《中国教育报》报道，2012年12月1日，路遥的朋友白描在纪念路遥逝世20周年大会上回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完稿时，中国文坛充满了期待，不同刊物的编辑都跑去西安约稿，但很多刊物都在看完稿件之后拒绝出版。评论家在北京举行的作品研讨会上几乎对其做出了全盘否定”［1］。第一部作品被京沪两家大刊物拒绝之后，就这样下嫁给了一家地处广东的还算不错的小杂志《花城》;第二部完稿后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公司青年编辑李金玉的帮助下艰难地起印了3000册;第三部的出版更显窘境，只发表在山西的一家普通杂志《黄河》上。高端文化阶层的否定让该书的传播受到了灭绝性的限制，直到1987年，路遥遇到了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长篇连播”节目编辑叶咏梅。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80年代初是我国广播剧的黄金时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西西里柠檬》、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居里夫人》《紫罗兰》等广播剧在那个刚刚开始寻求新鲜的年代里形成了新风尚，给当时的中国人带来的新鲜感和审美冲击是巨大的。青年时代曾在陕北插队的叶咏梅女士读了《平凡的世界》后，在她的节目里将其制作成了广播剧。无线电把这个平凡的故事带去了千家万户，讲给了千千万万平凡的人们，立刻引发了无数共鸣，热情的听众涌向大大小小的书店，带动了图书的热销。跨越一个世纪，2015年毛卫宁导演执导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热映，该剧对主人公的苦难历程进行了影视化的再创作，塑造了其浓厚的历史氛围和极为鲜明的地方特色，向受众传递了中华民族主流价值观中宝贵而重要的一部分，即一种向善、不屈、温暖的带着泥土味的精神力量。路遥精神凭借着该剧的热映跨过时间的门槛，在21世纪的人们心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大众传媒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境遇下对成就《平凡的世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纸质传播作为单一媒介，如果作品与创作潮流相悖，不能得到出版社和编辑的认可，就意味着无法与受众见面。而广播是把它带给大众的翅膀，受众在书中联系自身，寻求时代精神的独特魅力。

二、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中的陕西地方文化要素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电视作为最具影响力的大众媒介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对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准则产生一定的影响。受众不自觉地接受其选择的影视剧所传递的信息，在与其互动和自我互动的过程中，容易产生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社会文化遗产所涵盖的内容涉及思想、观念、文化和习俗等多个领域，影像化创作对某一地域、群体、阶层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具象化体现，在体现大众传媒其它功能的同时，具有优越的社会文化遗产传承功能。

关键词:大众媒介;社会文化遗产;《平凡的世界》;传承

大众传媒以前所未有的强度改变着人们的关注点，电视媒介在改革开放以后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在新中国国民成长的道路上，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老辈人对世界的认知，并建构着新一代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电视媒介在全媒体时代也寻求到了多渠道的传播媒介，除新型电视信号外，手机等移动终端的用户量也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继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传播的文化产品，本质上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实力，承担着传播文化和国家意志的功能。拉斯韦尔提出的大众传播三功能说包括环境监测功能、社会协调功能以及社会遗产传承功能。本文将以大众媒介对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中陕西本土文化的传承为例，浅析大众媒介的社会遗产传承功能。

一、大众传播媒介对小说《平凡的世界》的重要意义

小说《平凡的世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它的出版之路却非常曲折。据《中国教育报》报道，2012年12月1日，路遥的朋友白描在纪念路遥逝世20周年大会上回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完稿时，中国文坛充满了期待，不同刊物的编辑都跑去西安约稿，但很多刊物都在看完稿件之后拒绝出版。评论家在北京举行的作品研讨会上几乎对其做出了全盘否定”［1］。第一部作品被京沪两家大刊物拒绝之后，就这样下嫁给了一家地处广东的还算不错的小杂志《花城》;第二部完稿后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公司青年编辑李金玉的帮助下艰难地起印了3000册;第三部的出版更显窘境，只发表在山西的一家普通杂志《黄河》上。高端文化阶层的否定让该书的传播受到了灭绝性的限制，直到1987年，路遥遇到了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长篇连播”节目编辑叶咏梅。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80年代初是我国广播剧的黄金时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西西里柠檬》、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居里夫人》《紫罗兰》等广播剧在那个刚刚开始寻求新鲜的年代里形成了新风尚，给当时的中国人带来的新鲜感和审美冲击是巨大的。青年时代曾在陕北插队的叶咏梅女士读了《平凡的世界》后，在她的节目里将其制作成了广播剧。无线电把这个平凡的故事带去了千家万户，讲给了千千万万平凡的人们，立刻引发了无数共鸣，热情的听众涌向大大小小的书店，带动了图书的热销。跨越一个世纪，2015年毛卫宁导演执导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热映，该剧对主人公的苦难历程进行了影视化的再创作，塑造了其浓厚的历史氛围和极为鲜明的地方特色，向受众传递了中华民族主流价值观中宝贵而重要的一部分，即一种向善、不屈、温暖的带着泥土味的精神力量。路遥精神凭借着该剧的热映跨过时间的门槛，在21世纪的人们心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大众传媒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境遇下对成就《平凡的世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纸质传播作为单一媒介，如果作品与创作潮流相悖，不能得到出版社和编辑的认可，就意味着无法与受众见面。而广播是把它带给大众的翅膀，受众在书中联系自身，寻求时代精神的独特魅力。

二、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中的陕西地方文化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