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司范文10篇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新经济和科技网络股以及纳斯达克市场的兴盛，使得美国的资本市场体系和公司治理结构受到了推崇，美国模式的公司治理方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形成了一场全球性的公司治理运动。但是2001年底以来美国《财富》500强排名第七位的安然公司因5.52亿美元虚假利润丑闻和财务危机突然宣布破产，随后世界通信公司和施乐公司等一些著名公司又相继出现了71亿美元和18亿美元巨额会计假账丑闻，世界通信公司最近也申请破产保护，资产总额高达1070亿美元远超过安然公司634亿美元资产的破产记录，成为美国最大的一桩破产案。安然和世界通信公司的股票价格分别由最高时的90美元和60美元暴跌到50美分和9美分。接二连三的假账丑闻，暴露了美国公司治理中存在的财务管理问题，使人们不得不对美国公司治理模式进行重新审视。同时，在思考美国公司治理的教训时，深入研究中国公司中的财务管理问题，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美国公司假账丑闻的根源

美国的公司治理是以外部监督为主的模式，主要是靠外部的监督机制。首先，是建立一个由执行董事和独立董事为主的董事会来代表股东监督经理层，在董事会下设以独立董事为多数并领导的审计、薪酬和提名委员会；其次，是依靠中介机构的约束，包括外部审计机构、投资银行等；最后，是对管理层实行期股期权，使经理层的利益和公司长远利益紧密联系起来，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但是，由于美国公司大部分是上市的公众公司，股权过于分散，使得股东对管理层不能实施有效的监控，出现“弱股东，强管理层”现象，从而导致内部人控制，出现了难题，形成了做假账的机理：一是当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委托人与人之间就形成了一系列的契约关系和财务目标不一致引起的矛盾冲突。委托人授权人为其利益从事经营活动，人则通过完成这些活动收取报酬。根据自利行为的财务原则，双方都会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宗旨，股东目标在于使自己投资的价值最大化。而经理看重薪金、权力和地位，偏好企业的发展速度和较大规模。因为这些会提供给他们更稳固的就业保证、更高的地位和更高的报酬。于是高负债的杠杆并购成为公司快速扩张的捷径。但是，这样会引起高负债率的资本结构和高投入低效率经营引发的财务危机。二是这种问题还会引发道德风险，其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投资人（委托人）不可能知道人实际控制的全部经营和财务信息，使投资人（委托人）利益受到损坏就成为可能和现实。监督人行为是可能的，因此，人总是利用内部控制人的地位和公司财务管理的漏洞采取符合自己利益侵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三是美国公司治理是建立在证券市场基础上的股票资本主义模式，股票价格是衡量公司业绩的核心指标，期权成为公司管理者获取丰厚报酬的方式，期权价格又与股票市价联系，而在高效率的资本市场中股票价格完全受公司经营和财务信息的影响，人为了在证券市场追求高额的股票期权利益，就利用财务管理的混乱做假账。四是美国社会审计机构实行行业自律缺乏政府监管，加之变相从同一公司获取比审计费高数倍的咨询费，受其经济利益的诱惑丧失应有的审计独立性，因而与公司串通作弊，编制虚假的财务信息欺骗投资者，来虚拟脱离价值的股票价格，粉饰公司业绩。

为了防范公司做假账保护投资者（委托人）的利益，就必须解决委托、双方的矛盾冲突，强化公司的财务管理，建立一整套良好的财务审计监督与激励机制：加强对上市公司和社会中介机构强有力的事中、事后监管及严厉处罚，以提高违规成本；依靠健全的法律制度，特别是股东诉讼制度，使股东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够得到补偿，并在一定经营期内限制管理层对期股期权的套现，使经理层的利益和公司长远利益紧密联系起来，达到降低成本实现监督的目的。

二、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财务管理缺陷

我国公司治理状况和美国的情况有显著的区别。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突出问题是国有股权过度集中造成的，但后果都很相似。由于国有股权的虚置和委托人的缺位形成了内部人控制的现象，也存在着难题和道德风险以及由此产生类似的财务管理缺陷和潜在的财务危机。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财务管理缺陷有以下几个方面：

公司治理制度是一系列的激励、保障争议解决过程的安排，它被用来规范公司中各利益相关者的行为。人们重视公司治理问题，是由于在现代公司两权分离和现代市场信息不对称情况下，问题不可避免。有效的公司治理被当成企业获取较高经营业绩和实现长期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特别是前一段时期出现的世界级大公司的财务丑闻和破产倒闭事件，让人们不得不关心公司治理问题。为此，美国也重新修订了《公司法》《新的镶公司法》加大了公司高层管理者在治理过程中的责任和义务，使学术界掀起一股新的关注公司治理问题的高潮。

一、公司治理合约的分析框架

公司治理的本质，实际上是企业行为人对企业权力和利益的争夺。准确把握公司治理问题应从企业所有权角度出发，公司治理就是一个关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契约。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现实经济中形成的各种合约，都是人们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结果。同样，企业的治理合约也是人们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迫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公司治理合约选择的约束条件，就是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也即社会的制度基础，包括社会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文化特征、政治制度以及由此派生的企业制度基础，如资本结构、股权结构、债务结构，等等。

现实社会中，资源又是短缺的。正是由于资源的短缺性，导致了产权的重要性。现代企业是一种委托型企业。这就决定了企业不同组成主体在委托关系中，发生产权的部分或全部的转移，形成不同的合约模式。不同治理模式最终的治理成本又不同，公司治理合约选择的目标是实现治理成本的最小化。

交易是寻求满足的一种手段。交易费用又可分为内生交易费用和外生交易费用。内生交易费用是市场均衡同帕累托最优之间的差别。外生交易费用是指在交易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发生的那些费用。从治理成本的不同成本类型看，治理成本实际上是内生交易费用和外生交易费用的不同表现形式。任何治理合约所发生的治理成本相当于治理合约的总交易费用。一个公司治理合约选择及其演进，其直接影响因素是包括内生交易费用和外生交易费用在内的总交易费用.。而决定总交易费用的主要因素，是社会制度基础。也就是说，企业治理合约模式是在现有制度均衡框架内，追求总交易费用最小化的结果。社会现有制度基础是公司治理合约选择的直接影响因素，而杜会分工水平、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是公司治理合约模式的间接影响因素，公司治理合约是这些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二、美国公司治理合约的选择依据

想在美国公司生存，你要懂得——

1.偏爱自信的“出头鸟”。

美国老板的习惯：鼓励竞争，你应该时时清楚地表明并努力贯彻自己的立场。

你需要扭转的想法：听听大家的意见，内敛一点可能看上去更稳重。

国际商务文化专家西蒙·格林曾说：“美国人的个人主义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他们绝对相信，如果每个人不顾一切地追逐自身利益，就会产生最好的解决方法。”而美国企业家们普遍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试图在工作中成为世界上最好的，这自然而然也会有利于企业。所以，你在会议中也好，平常工作中也好，千万不要怕锋芒毕露，美国企业中可没有“枪打出头鸟”一说，这里最受欢迎的是自己有主意、并且懂得为之坚持的人。美国人做事很执著，不肯轻易地放弃，不肯服输，所以他们喜欢有相同性格的员工。但是请记住，如果你和同事在工作中产生了什么分歧，注意保持松弛，不咄咄逼人，要向对方表明，怎样做能使企业变得更具竞争力。多用幽默的力量，这是美国人推崇的生活及工作方式。

2．平等竞争，戒自负，戒自卑。

论文关键词：财务欺诈；公司治理；上市公司；管理机制

论文摘要：近年来，美国公司发生的一系列财务欺诈事件，暴露了美国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审计监督等方面存在的漏洞和缺陷。美国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为我国解决上市公司的造假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

自去年以来，美国连续查处了安然、世通、施乐、默克等一批上市公司财务欺诈案。从披露的情况看，安然公司掩盖巨额债务并虚报利润6亿美元;世通公司运用不当的会计手段隐瞒了招亿美元的支出;施乐公司过去几年中夸大营业收入研亿美元;默克公司虚报利润124亿美元……规模之大，数额之巨，使世人震惊，促国人反思。

一、财务欺诈发生的原因分析

美国是一个法制相当完备的国家，尤其是美国上市公司法.、证券法、会计法等，半个多世纪来一直领导着世界同类.立法的潮流。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财务欺诈行为呢?

l，公司治理的失衡

内容摘要：本文剖析了经济丑闻中美国公司治理暴露的信用与信用机制问题，揭示了经济丑闻后美国公司治理中信用机制重建的理念基础及相应的制度安排。

关键词：美国公司经济丑闻公司治理信用机制重构

经济丑闻案中美国公司暴露的信用与信用机制问题

信用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要求，核心在于信赖、信任。一方面是指经济活动主体主观上自身是否具有值得他人对其履行义务能力给以信任的因素，包括诚实、守信的良好品格等人格方面的因素与资本状况、生产能力等财产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是指其履行义务能力、履行义务的水平与表现在客观上能为他人所信任的程度，是来自于社会的评价。

作为法律义务的履行,信用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约定义务的履行,二是法定义务履行。约定义务履行是指一个人（自然人和法人）对自己所承诺的事情,一定要兑现,这是信用的精髓之所在。法定义务履行是指一个人（自然人和法人）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这种法定义务是经济活动主体必须作出某种行为的尺度，是行为的必要性，其特点是无条件性和严格性，它由经济活动主体特定的社会角色产生，如因担任特定职务所依法产生。无论是约定性的义务履行,还是法定性的义务履行,其最终落实主要通过法律的制度安排来保障。从这个角度来看，信用实质上是通过法律义务的设定、履行而建构的一种法律机制，这种法律机制主要是通过义务设定使法律关系主体形成一种相互制约的制衡机制来防止出现违反信用义务的情形。这种相互制约的制衡机制既包括经济活动主体诸当事人之间的相互制约的制衡机制,也包括监督机构与监督人员对经济活动主体的制约机制。在前一种制衡机制情况下,法律对诸相关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进行合理的配置,使其行为发生及行为过程相互制约,一方的行为形成对另一方行为的制约,从而保障各方当事人都按信用要求行事。在后一种制衡机制下，法律通过权利、义务的安排使监督机构与监督人员的行为发生和行为过程保持高度的独立性，从而通过外部约束促使各方当事人严格履行法定义务。

作为一种法律机制，信用是通过信息的传递、披露、监督等环节良性运作来发挥作用。因此，也可以说信用是一种信息服务与监督机制。作为信息服务机制，要求相关利益主体及专业的信息咨询、信息提供机构与人员必须及时、准确、客观、真实、全面地传递和披露信息。只有及时、准确、客观、真实、全面地传递和披露信息，才能展示、反映信用的原貌，才能切实有效地改善经济活动中的信息不完备、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因此，信用评估机构、信用信息的提供者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必须保证所提供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客观性、真实性和全面性。

摘要：近年来，美国公司发生的一系列财务欺诈事件，暴露了美国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审计监督等方面存在的漏洞和缺陷。美国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为我国解决上市公司的造假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

关键词：财务欺诈；公司治理；上市公司；管理机制

自去年以来，美国连续查处了安然、世通、施乐、默克等一批上市公司财务欺诈案。从披露的情况看，安然公司掩盖巨额债务并虚报利润6亿美元；世通公司运用不当的会计手段隐瞒了招亿美元的支出；施乐公司过去几年中夸大营业收入研亿美元；默克公司虚报利润124亿美元……规模之大，数额之巨，使世人震惊，促国人反思。

一、财务欺诈发生的原因分析

美国是一个法制相当完备的国家，尤其是美国上市公司法、证券法、会计法等，半个多世纪来一直领导着世界同类立法的潮流。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财务欺诈行为呢?

l，公司治理的失衡

摘要:在西方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有一项饱受争议的保险政策叫做公司人寿保险政策。在此政策下，企业往往会在未告知员工的情况下为其购买保险，并利用员工的死亡获得保险公司高额的理赔。因而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强烈的争议。本文针对这一政策争议，利用公共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进行研究。例如，根据迈尔斯的公共政策论述，得出有效政策的有效实施是解决这一争议的关键。又如根据政府干预理论，得出利用行政手段保证政策的有效性，利用法律手段监督政策的有效实施这一结果。最终得出这一争议性的保险政策也可以变成企业和员工的双赢互动这一结论。

关键词:公共政策;福利保障;政府干预;公共经济学

在西方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有一项饱受争议的保险政策叫做公司人寿保险政策(Corporate-OwnedLifeInsurancePolicies,COLI)。很多人也将此项保险政策戏谑地称之为“死亡农民”保险政策("DeadPeasant"InsurancePolicies)或者“看门人”政策("Janitors"Policies)。通常，企业给员工购买保险对企业和员工来说是一种双赢的互动，本不该引起很大的社会争论：对企业而言，给员工购买相应的保险能够证明企业很好地履行了法律规定的相关义务，这对企业提高行业声誉、吸引潜在雇员、挖掘更多利益都是有推动和促进作用的；而对员工而言，企业购买保险既是一种福利，同时也能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对企业的组织认同和归属感。但为何对于这项双赢的政策存在那么多的质疑甚至是批判呢？简言之，因为真实的情况并非字面上描述得这么美好。

利益最大化处于企业目标的最顶层，也是企业在市场中竞争的根本动力。相应的，企业对于成本也是非常敏感，因为过高的成本会阻碍他们实现利益最大化这个目标。而给每一个员工投保无疑是一项成本巨大的长期性支出。所以在利益地驱使下，原本双赢的互动被“扭曲”成了榨取员工利益的“内幕交易”。本―肖特(BenSchott)在纽约时报的专栏对于公司人寿保险政策有这样一段描述：“在这项政策的框架内，企业通常会在不告知员工的情况下擅自做主，给级别比较低的员工(Low-LevelEmployees)购买人寿保险，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便被投保的员工因各种情况离职，企业也会保留他们的保险。如果有员工因种种原因死亡，例如疾病或者非工伤导致的人身伤害，企业将会从保险公司得到一笔数额可观的免税的保险理赔。”原本，公司人寿保险这项政策是用来保护企业、员工和员工家属三方的利益的。但可悲的是，很多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是一项缺乏人性的政策。例如埃里克―波斯纳(EricA.Posner)和格伦―韦尔(E.GlenWeyl)在美国西北大学法律评论(NorthwesternUniversityLawReview)曾撰文称，“大多数的企业操纵了公司人寿保险这项政策，他们通过‘消费’员工的生命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简单地说，就像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记者卡莱尔―希普曼(ClaireShipman)和克里斯―施特拉特曼(ChrisStrathmann)所报道的，“企业拿员工的生命做赌注，期望着在员工死亡时获得收益。”所以事实上，企业才是这项保险政策的最大受益人，而非企业的员工和员工的家属。这也回答了为什么这项政策存在着那么多的质疑甚至是批判。在针对公司人寿保险政策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争论的焦点或者说本质其实是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利益冲突。对于这项政策，从员工的角度看，几乎所有的员工都会抱怨和指责公司在考虑采用这项政策时没有和他们做细致深入的沟通，而在实施这项政策时更是不顾员工的切身利益，一意孤行。并且很多员工对于实施这项政策的目的都会持负面的态度，他们会认为实施这项政策的目的就是帮助企业更好地保护自身的利益，是一种损人利己的自私行为。针对这样的指责，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他们则会认为，企业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成本、资源成本和金钱成本培训员工，提升员工各方面的素质，所以作为某种意义上的“补偿”，企业有理由在员工死后获得一些利益。而且，员工的死亡对企业而言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损失，会对企业的运营和业绩产生影响，所以企业从这项政策中获取利益也是合理的。英国经济学家加雷斯―迈尔斯(GarethD.Myles)在《公共经济学》(PublicEconomics)一书中，对于公共政策有这样一句描述：“对于一个针对国家和个人的项目，公共政策给政府提供了评估这个项目经济有效性的机会。”将迈尔斯的论述具体化和微观化，放到公司人寿保险政策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政策的有效性就提供了这样一个评估的指针，而有效政策的有效实施则是解决这一争论的关键。因为有效的政策会兼顾企业和员工两方面的诉求，使企业和员工的利益处在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而有效的实施则会相对客观地反应出这项人寿保险政策的利与弊，从而为进一步弱化企业和员工的利益冲突，使双方的利益最大化打下基础。

根据公共经济学的理论，笔者认为解决公司人寿保险政策所引发的相关问题的选项之一就是政府干预(GovernmentIntervention)中的行政手段。笔者认为“政府干预”一词本身是中性的，不带有任何负面的暗示，也不是束缚市场经济和抑制市场经济活力的代名词。正如以色列经济学家阿里尔鲁宾斯坦(ArielRubinstein)提到的，“政府应该介入并处理那些在特定的经济形势下形成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所以从微观的或者个体的层面来看，对员工而言，通过政府行政层面的干预，这项人寿保险政策的重心将会重新回到保障员工的利益，而并非仅仅回应企业单方面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对企业而言，在人员培训方面投入大量成本的压力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使企业不再通过简单粗暴地压榨员工利益来保证自身利益的安全。而从宏观的或者整体的层面来看，行政手段一方面能够有效地管控这项政策不被误用，保证政策的有效性，使企业和员工的矛盾能够“软着陆”；另一方面，帮助员工保持对这项人寿保险政策的信心，从而稳定社会的福利保障体系，提高人民的福祉。如前文所述，虽然行政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管控风险的作用，从而保证政策的有效性，但仅仅依靠行政手段是远远不够的。企业依旧可以利用行政手段的漏洞做文章，最终让调和矛盾、解决问题的设想流于浮表。所以，笔者认为如果把行政手段比作软约束的话，法律手段，作为另外一个选项，则是一种硬约束。法律手段的应用能够最大限度地确保政策的有效实施。在前文中，笔者提到在公司人寿保险政策下，因为员工的死亡，企业能够从保险公司得到一笔数额可观的免税的保险理赔。所以这项原本应该保障员工人身利益的政策变成了企业避税的手段(TaxShelter)，而免税收入(Tax-FreeIncome)则成了企业扩大自身利益的动力。在2006年，美国国会(theU.S.Congress)和美国税务局(InternalRevenueService,IRS)针对企业在公司人寿保险政策中涉及到的不当收入和避税行为通过法律手段，例如签署了公司人寿保险最佳实践法案(COLIBestPracticesAct)和养老金保护法案(PensionProtectionActof2006)设立了相关的法律门槛，大大限制了企业对于这项保险政策的滥用和乱用，一定程度上使得这项政策得以有效地实施，从而保障了员工应有的利益。但应当说明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免税的属性得到了保留，所以时至今日，仍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利用这项政策侵害和压榨员工的利益。笔者认为，虽然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些瑕疵和缺憾，但法律手段依靠其强大的约束力、惩戒力和进化属性依旧是解决公司人寿保险政策争议的选项之一。

概括地说，美国公司人寿保险政策的争议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例如企业和员工的信息不对称、企业和员工的利益冲突、企业谋求最大利益的商业本性和相关管理的缺位和滞后。而运用行政手段保证政策的有效性，运用法律手段监督政策的有效实施，能够达到有效政策的有效实施这一目的，从而最大程度地降低企业和员工的利益摩擦，使不可调和的利益对立变成真正的双赢互动，最终实现问题的解决。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无论是规模、总量，还是分布的行业、地区，都取得了飞速发展，所以认清跨国公司对中美经贸关系所产生的影响与作用，对中国无论是积极利用美国跨国公司更好的处理中美经贸关系，还是借鉴美国跨国公司的经验来实施国际化战略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美国跨国公司中美经贸关系

一、改革开放以来美国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特征

首先，美国在华跨国公司极力抢占市场，在中国市场中的份额越来越大。在获取高额利润的动机的驱使下，美国在华跨国公司制定出各种产业计划，开拓中国这一新兴市场。其次，美国在华投资地区和行业分布很广，涉及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及几十个银行、保险等行业。最后，美国跨国公司由于其工作效率较高，经济效益较好，吸引了中国高素质的各类专业人才，从而有助于跨国公司尽快实现本土化。

二、美国跨国公司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双重影响

1.从经济层面看，跨国公司在推动和维护中美两国经贸关系中扮演了引擎的角色

内容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软件业一直高居世界各国软件业之首,引领着世界软件产业的发展方向。爱尔兰是20世纪90年代崛起的世界软件大国之一,其软件业的起步和发展,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软件公司的投资,另一方面由于美国软件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实施,对爱尔兰软件产业在高技术层面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

关键词:软件产业美国爱尔兰软件公司

软件产业具有快速增长和软件服务的需求增长迅速的特点,大多数软件公司都实行全球化运营战略,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的软件产业的跨国运营策略呈现向发展中国家倾斜的态势。一般来说,美国、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等国政府并没有为本国软件产业的发展提供特殊的倾斜政策,而是更多地依靠市场调节的作用,依赖企业自身的研发(R&D)投入。与之相比,法国政府比较重视软件的研发工作。而英国、爱尔兰、印度、巴西等国家的软件产业发展则受益于本国政府的大力支持。本文以美国软件公司在爱尔兰的跨国发展为例,分析了软件产业的跨国运营策略,以期对我国软件业的发展有所借鉴。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软件公司,尤其是产业中的一些重要公司一直渴望拓展他们的全球化业务,在美国软件公司的全球化运营战略中,由美国软件跨国公司领导的爱尔兰软件产业是一个尤为重要的中心点,这与爱尔兰政府引进外资的政策密切相关。

传统上,爱尔兰是以农牧业为主的国家,资源并不丰富,经济比较落后,现有的产业只服务于本地小型经济或为发达的英国经济发展提供原材料出口。1973年,爱尔兰加入欧盟,开始进入欧洲市场。从打开国门到加入欧盟,虽然爱尔兰经济增长获得了较大的提升,但基本上是跟随欧洲发展的潮流,到20世纪70年代初,整个国家还没有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支柱产业。

爱尔兰是个小国,不可能发展重工业,因为无法建立大型的生产基地;不能发展汽车制造业,因为没有这么大的市场。爱尔兰政府起初只是努力吸引更多的外资,并且对各类产业领域都一视同仁。由于给予外商低税收的优惠结果很奏效,因此,政府逐渐开始有意识地选择吸引比较有希望的领域进行投资,软件产业即是其中之一。

一、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产生的原因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主要原因有:

1.克服外部市场不完全，降低交易成本。市场是企业同外部联系和作用的媒介与渠道，但由于外部市场通常存在着各种因素造成市场不完全，如大企业的市场垄断、政府干预造成结构性市场失效，或者由于信息不对称、人们机会主义行为造成交易性市场失效，往往使得交易成本过高，交易效率低下，甚至使交易无法完成。跨国公司将生产过程中若干环节内部化，在全球最有利地方投资，形成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进行产品价值增值链各环节生产，然后通过公司内部贸易完成最终产品生产，从而回避市场不完全，降低交易成本。

2.垄断技术优势，增强市场竞争力。技术优势是跨国公司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如果跨国公司的技术产品与中间投人品置人外部市场交易中，它的技术优势就会扩散，技术或产品就会被竞争对手模仿，公司在市场中竞争力就会下降。通过公司内部贸易向子公司转移先进技术，不仅可以提高子公司技术水平，避免公司技术丧失，延长技术寿命，赚取高额技术使用费，而且提高各子公司协作能力和公司整体市场竞争力。

3.保证特定产品需求，确保生产连续性。在跨国公司国际生产过程中，对有些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在性能、规格、交货期限上都具有特殊的要求，如若通过外部市场交易来提供这些特种生产资料，供给上的不稳定性会导致生产的难以为继，通过向一体化的分支企业的生产或通过水平一体化的分支企业的调剂，即将这些原材料或中间产品的市场交易纳入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可以确保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和生产过程连续性。

4.利用转移价格，获取高额利润。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实行转移价格，利用转移价格不仅有助于实现其全球经营战略目标中的公司全球利益的最大化这一最基本的经营目标，而且还可以达到以下目标，获取高额利润:减轻税收，使跨国公司整体税负最小化;回避经营风险，实现跨国公司的自我保护;加强子公司在当地的竞争优势，保证市场的占领与扩张;减少麻烦，回避与东道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