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论文范文10篇

一

事实证明，曾经身为我党高级领导干部的成克杰腐败变质的社会思想根源，就是彻底丧失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左’比右好”的党性特色，而奉资产阶级政党的“右比‘左’好”的自由化思想为圭皋。目前，为什么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信奉“右比‘左’好”的错误观点呢？其原因有二：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加紧了“西化”、“分化”的阴谋渗透，这是国际大气候，是外因；二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正反历史经验，从表面上似乎也证明了“右比‘左’好”的观点，但这是建立在对“左”与“右”本源定义重大误解基础上的错误结论，这是国内小气候，是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曾几何时，人们讳言“左”与“右”，尤其反感“‘左’比右好”的观点，但在经济建设一方面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社会腐败却愈演愈烈屡禁难止，致有陈希同、王宝森、胡长清、成克杰等党内大腐败分子相继出现、最终落入人民法网。因此，讳疾忌医终究不是好办法，要根本地解决问题还得从理论的本源定义上找原因才行。

习惯上

，我们把革命的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同盟军，称为“左”派；而把腐败的落后的资产阶级政党及其支持者，称为“右”派。什么是本源定义上的“左”与“右”呢？同志明确说过：“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罢了。”（：《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年5月）因此，“左”就是革命、进步，“右”就是腐败、落后。这就是本文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左”与“右”的本源定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建党学说，无不是主要建立在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金权政治”腐败基础之上的。八十年前，爆发和中国共产党的相继建立，就充分地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当时在野的中国共产党是“左”派代表，而执政的国民党政府是“右”派代表。

一般说来，“左”是新生的、弱小的、幼稚的，但它是代表着世界发展潮流的革命的进步力量；“右”是老于世故、貌似强大的，但却是早已从内部开始僵化、腐败的落后势力。只要暂时幼稚的弱小者勇于学习、勇于进步、勇于革命、勇于斗争、勇于胜利，勇于坚持“韧的战斗”，就一定能够战胜暂时强大的腐败落后者。“柔弱胜强”（：《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的辩证转化就一定会实现。

其实，“左”与“右”的区别由来已久。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中国伟大的哲学家老子就说过：“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以责于人”。换句话说，在和平时期要注重革命先进性，防止党内“右倾”；在战争年代要注重广泛团结性，防止党内“左倾”。圣人坚持自我革命的先进性要求，与一般群众的广泛性要求相统一的原则，而不会苛求一般群众觉悟要达到与圣人同样的高度。

一、近20年来思想研究的基本状况

20年前，研究者还难以把握政治与学术的界限，学术研究一度让位于政治评论。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思想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实事求是地评价了的历史地位，对思想的定义、形成和发展、科学体系等作了科学的论述，它标志着对思想研究的真正突破，也使思想研究进入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学术境界。

首先，表现在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和党的重要文献陆续出版。自1983年以来，相继出版了《农村调查文集》《书信》《新闻工作文选》（上下册）《诗词选》《哲学批注》《军事文集》《外交文选》《文集》《建国以来文稿》等，总计700多万字，为深入研究思想打下了基础。同时，、刘少奇、、邓小平、陈云、任弼时、、董必武、彭真、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和党的重要文献陆续出版，也为研究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思想及其发展提供了条件。

其次，表现在各个领域全方位多层次地普遍展开。此间，思想研究的专业学术队伍渐次形成，有关的论文和著作，除少量的宣传、阐释及教科书之外，绝大多数具有较强的学术性或探索性。就内容来看，既有对思想体系的研究，也有对哲学、伦理、教育、文艺、军事、经济等思想的深层次研究；就思想发展史来看，既有通史式的透视、断代史式的剖析，也有就部分专题而展开的纵横结合的考察。

再次，表现为学术团体和专业研究刊物的不断涌现。全国性和各省市研究思想的学术团体相继成立，高校为本科生或研究生开出了《思想概论》《思想发展史》等课程，一些研究机构相继创办了《思想研究》《邓小平理论研究》《思想论坛》《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后两种现已停刊）等刊物。

思想研究在社会科学学科林立的情况下，成为独立特色的独立科学，且具有国际影响。近20年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专著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坚持和发展思想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结合起来，围绕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出现的新情况进行理论思考。研究者的笔触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从新的角度发掘思想中具有重要价值、需要继续发挥的东西；二是思想在当前的运用和发展，对现实具有重要指挥意义和起借鉴作用的东西。在对及思想做出科学准确评价之基础上兴起的新时期思想研究，由于学术禁区的不断被打破、专业研究者学术心态的日趋自由和宽松，20余年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长足进步。

思想概论”是我国高等学校本专科生必修的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通过多年建设，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思想概论”课程，已成为一门教学特色鲜明、可用资源丰富、深受学生欢迎的课程。该课程在2003年获得湖南省精品课程和重点建设课程的基础上，于2004年获得了国家精品课程，成为该课程全国目前唯一的精品课程。

“原来‘思政课’也可以这么精彩，”在学完“思想概论”课程以后，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徐博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听了老师的课，参观了韶山，课后浏览了本课程的课件，并阅读了老师推荐的课外读物，使我们深有感触。这种‘立体化’教学确实能调动我们的学习积极性，让我们既学到了理论知识，又受到了思想的熏陶。”

我校“思想概论”到课率较高，课堂气氛活跃已是不争的事实。2003年6月在教育部组织的课程改革调研活动中，学校选取了60名文科生、60名理科生问卷调查，并召开了小型座谈会，学生对“思想概论”的评价均在85分以上。

“枯燥乏味”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何以被演绎得如此精彩？

“改革与创新并举、教学与科研相济就是我们的‘法宝’”。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思想概论”课程负责人柳礼泉教授如是说。

“五结合”教学法提高教学实效性和吸引力

论文关键词：思想；形成；标准

论文摘要：学术界对思想形成问题争论的实质是对思想形成的标准看法不一。搞清楚判断思想形成的标准将有助于对思想形成问题的研究。本文阐述了判断思想的四个标准，并强调应综合考察这四个标准，不能只强调其中的某一个标准而忽视其他。

思想究竟形成于何时，思想形成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在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中历来是有争议的。这些问题争论的实质，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对思想形成的标准所持看法不同。首先搞清楚判断思想形成的标准将有助于对以上这些有争议问题的研究。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标准判断思想是否形成。

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部分内容或基本内容的提出和初步阐述为标准

在这一判断标准中，由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发展程度的认识有所不同，又有几个不同的意见。有的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为标准，有的以有关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理论的提出和初步阐述为标准，有的以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为标准，有的以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和政策策略问题的解决为标准。尽管以上各种意见由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发展程度的具体认识不同而使得对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的具体标准产生了分歧，但在这些分歧之中却有它们共同的因素，那就是这些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的标准都充分考虑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这一点是合理的。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思想得以萌芽、形成、成熟和继续发展的实践基础，思想正是在这个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反过来又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伟大的实践，使这个斗争实践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因此，判断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理所当然离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实践标准。

二、以思想相对完整内容的形成为标准

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部分内容或基本内容的提出和初步阐述为标准

在这一判断标准中，由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发展程度的认识有所不同，又有几个不同的意见。有的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为标准，有的以有关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理论的提出和初步阐述为标准，有的以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为标准，有的以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和政策策略问题的解决为标准。尽管以上各种意见由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发展程度的具体认识不同而使得对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的具体标准产生了分歧，但在这些分歧之中却有它们共同的因素，那就是这些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的标准都充分考虑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这一点是合理的。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思想得以萌芽、形成、成熟和继续发展的实践基础，思想正是在这个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反过来又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伟大的实践，使这个斗争实践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因此，判断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理所当然离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实践标准。

二、以思想相对完整内容的形成为标准

思想是一种理论体系。思想发展史就是思想的内容由不完整到相对完整，由相对完整到愈来愈丰富的发展历史。思想的形成就应该是指这一理论体系具有了相对完整的内容，并构筑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形成不同于萌芽，也不同于成熟。思想在萌芽阶段时，内容尚不完备，还只是这一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一个部件。当思想成熟时，内容就非常丰富了，它不仅构筑起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而且充实了这一框架。既然思想形成时只是具有相对完整的内容，那么形成时期的思想当然不可能包含它进一步发展之后所具有的全部内容。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民主革命阶段就无法提出来。但是，与民主革命实践直接关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理论，根据这一判断标准，都应该在思想形成时具有初步的内容。这是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的第二个标准，即看思想是否具备了相对完整的内容来判断思想形成与否。

三、以思想的初步理论形态的形成为标准

所谓理论形态，主要有两个含义。一是，形成时的思想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是对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的概括，而不是具体经验和具体政策。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党中央和党的一些领导人积累了经验教训，并根据实际提出一些正确的具体政策，如果不抽象成关于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的认识，那么还不能成为理论。有的同志将党的一些领导人在土地革命、根据地政权、经济建设等方面提出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政策，作为思想形成的标志之一。其实，这些具体政策尽管与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有联系，但并不直接是关于这些规律和特点的认识。它们为这些认识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却不能代替这些认识。二是，形成时的思想应该有其比较坚实的哲学基础。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缺乏哲学体系就难以建立起来。思想也是如此。但是，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思想的哲学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思想的理论体系也不可能形成和发展起来。

论文关键词：思想；萌芽；开端

论文摘要：对思想的萌芽时期，学术界基本上看法一致，但对思想萌芽的开端意见不一。关键是因为对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认识不同。仅以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程度判断思想是否萌芽略显片面，还要结合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发展过程。据此两个判断标准，思想萌茅于1922年1月到4月。

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思想的萌芽时期也不例外。那么，思想萌芽时期的开端和终结又该怎样界定呢?笔者认为，这应该先从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谈起。

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到国民革命的失败这一历史发展阶段是思想的萌芽时期，这一点学术界基本上有了一致的认同。但对思想萌芽时期的开端意见不一，这主要是因为大家对思想萌芽的标准所持看法不同。下面笔者将对思想萌芽的标准谈一点自己的粗浅看法。

关于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两种看法。

第一种，以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为标准。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开始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中国的实际，并产生了最初的理论成果，即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因此，按照这种观点，党的“二大”召开之际，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之时，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之时。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即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第一种，以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为标准。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开始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中国的实际，并产生了最初的理论成果，即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因此，按照这种观点，党的“二大”召开之际，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之时，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之时。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即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第二种，以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为标准。有不少研究思想的著作都阐述了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大革命中，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思想从此萌芽。在这些论著中，由于对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的时间不同，因而对思想萌芽的开端的论述也不相同。前面提到的两种看法，尽管有所区别，但也有他们共同的因素，那就是在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时，二者都注意到了要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的发展程度。我想这是合理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这两种看法又有着共同的不足之处，那就是，都忽略了思想是一个由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内的内容十分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在思想这个科学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充满生命力是贯穿其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这是思想活的灵魂。因此，我们判断思想是否萌芽的标准不能忽视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精神的发展过程。

判断思想萌芽要两个标准并重。一要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发展程度；二要看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一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发展过程。当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我们革命斗争的实际并产生有关我国民主革命的最初理论成果时，当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尤其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开始萌芽时，也就是判断思想的两个标准达到之时，此时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那么，据此两个判断标准，思想的萌芽究竟开端于何时呢?

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同志认为，1922年6月到7月是思想萌芽的开端，其标志是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陕西师大等七所高校合编的《思想概述》认为：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已经开始探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笔者认为，思想萌芽的开端应是1922年的1月到4月。

1922年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先驱》创刊，其发刊词明确提出了“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的命题。这个命题，一方面给自己提出了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任务，另一方面，又包含有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3月，在《西欧的“赤”况》一文中指出：“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在这里，既明确肯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的指导原则，同时更强调实施这些原则“当因时制宜”，既应当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这里明显的包含有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萌芽。《先驱》发刊词和的文章所包含的上述内容，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初步认识到从我国实际出发的必要性，初步认识到实施马列主义原则必须和具体实际相结合。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已经开始萌芽。

论文摘要：民国著名张季育自1919年起的30年间，共撰写文章不下3000篇，其中绝大多数是社评。因此从社评来考察张季窝的新闻思想当为一个重要侧面。张氏的社评思想可以从如下方面加以分析:张季宾社评的写作原则、主要特色、选题范围与政治态度。

论文关键词：张季宾社评思想大公报

一、张季窗社评的写作原则

“他曾对我们谈评论写作，第一要不偏，第二要不滥，不偏则意旨平正，不滥则文字清晰。”张季莺既然提出并阐释了“四不”主义，当然也以此作为其社评写作的最高指导原则。该原则在写作的运用中，具体表现为“立意至公，存心至诚，忠于主张，勇于发表”的言论信条。作为一位独立的民间报纸的社论主笔，张季莺的言论的“四不”主义原则首先表现为“立言为公”，即“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其次，表现为言论独立，即“不以言论作交易”，不为政党所用，不为权势所迫，也“断不为金钱所左右”;其三，表现为持论公正，即不随声附和，不一知半解，不感情用事;而是态度严谨，分析客观，判断公正。

二、张季有社评的主要特色

1.时效性较强，更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新闻评论。

一、自然和谐的共同理路

中华传统文化盛大于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竞相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但在所有的思想观点与表达过程中，及其以后在传统文化长期发展的思维轨迹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万川磅礴，枝桠蔓延，终归于易道和谐文化的大趋势。中华易道文化正是产生并成熟于这个时期，共同代表着自然与人事两大历史命题，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总根脉。

老子开创“道”的思想文化之本原，揭示宇宙之本体，万物之根据，为人类建立了普遍遵从自然和谐之道的根本法则，企图从人类智慧的高度制约人类自身普遍违反自然法则的不端行为，突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要性。而《易》在传说中，为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系辞下》)后由文王演六十四卦，孔子作传，同样是以遵从自然和谐为准入，为人类提供了破译和理解自然神秘信息的工具。故易与老均以自然为出发，以遵从自然和谐为共同存在的思想源头和内涵表现，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最大特色和根系所在。

从易与老“原始要终”的各自和谐文化构造中，不难判定二者存在着基本相同的思维理路。首先，易与老均是在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感悟世间万事万物的无限丰富性和神秘奇妙性，共同表达了对自然事物的热爱和对天地神秘力量的敬畏。如在老子所认识的自然对象中，有大水、江海、赤子、婴孩、虫鸟、猛兽、小鱼、鸡犬、草木、车马、门户、器物、风雨、甘露等众多事物。而在易所认识的事物中则更多，其八卦就是直接利用天、地、雷、火、风、泽、水、山八种自然物来确立其思想框架，由此所涉及的自然物十分广泛，在此不多赘举。但有一点必须指出，易与老所共同感观的万事万物是绝对和谐的自然状态，这种绝对和谐的自然状态就是易老思维的起点。易与老唯有从自然和谐的生动性和丰富多彩性出发，才能最终理解和把握自然万事万物所具有的内在真实。

其次，易与老在感观自然丰富多彩性的基础上，逐渐上升到理性思维的高度，发现天下万事万物的产生及其存在，皆有其共同的缘由，这个缘由不是别的，正是天地阴阳两面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易是“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周易·说卦》)，直接以阴阳为确立八卦的依据，万事万物总归于阴阳而得以高度的概括和确立。同样，老子也是在感观世界丰富多彩性的基础上，理解和把握“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的自然和谐规律，并由此真切地感悟到了，世界万事万物的无限缤纷与精彩恰是自然阴阳相互交感作用的结果。故现实世界的阴阳相对是万事万物的生育之母和生命总门，自然和谐总归于阴阳之间的相互和谐，阴阳和谐承载着缔造有形世界的全部使命。

再次，自然和谐从万事万物到阴阳相对并非终结，在阴阳之上尚有宇宙虚域的终极元体，即为易与道所共同揭示的“太极”与“道”的终极和谐理念。尤其是老子所建构的“道”的理论体系完整地表达了自然和谐的根底内涵。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以其最精要的现实描述和理论概括，完成了显现宇宙创生万物的全息过程：道生“无”为宇宙一元体，“无”再生阴阳二体，阴阳二体再生天、地、人三物(三才)，而天、地、人最终生长出世界的万事万物，这是宇宙生成的和谐过程。同样，从反向思维来看，与道生万物的同时，自然万物又为道所效法，道来源于自然万物。故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这又是一个自然生道的完整过程。即：人以地为生，地以天为合，天以道为源，道以自然为本，而自然则是以天、地、人等万物为表现，是道所依托和效法的最基本的有形的现实根源。由此可见，一个是由道到万物的生成过程，一个是由万物到道的效法过程，二者互为融通，相生相法，实为一体，共同构成了老子和谐自然系统过程的全部内涵。

[论文关键词]思想；邓小平理论；新农村建设；新型农民

[论文摘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农村全方面的社会变迁的过程，它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是农民素质的提高，因此培育新型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重中之重。文章从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启迪出发探寻培育新型农民的路径。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生产过程的主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质上是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者和先进科学技术完美结合的结果。培养和造就千千万万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高素质的新型农民，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只有培育千千万万的高素质的新型农民，才能把农村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才能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的主体性和创造潜力，将新农村建设扎实稳步地向前推进。

一、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关于农民教育的思想

1．关于农民教育的思想

(1)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新中国成立前夕，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第一次提出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著名论断，深刻地阐述了教育农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一思想是农民教育思想的指导方针。在不同的著作中，从不同角度深刻地分析了教育农民对中国民主革命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他从农民本身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出发，强调农民教育的必要性。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就深刻分析了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提出了必须通过经常性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意识教育来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的毛病。这也是我党在农民成员占大多数的情况下能保持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党的纯洁性的重要保证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