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化范文10篇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经过15年的艰苦谈判，终于在2001年12月11日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正式成员。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进行贸易改革。90年代，为了适应国际多边贸易体制的要求，中国曾多次大幅度削减关税，1993年12月，中国的平均关税率从43%下降到36%，1996年4月，又下降到23%，1997年10月，进一步下降到17%。2000年，中国的平均关税率为15.6%，2001年的平均关税率为15.3%，2002年为12.7%。

在对外开放进一步加大、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之时，中国经济和社会出现的一大问题就是严重的失业问题。2000年中国全国总人口为12.66亿人；全国从业人员年末数为7.12亿人；城镇从业人员年末数为2.13亿人，其中单位从业人数为1.16亿人，包括采掘业、制造业和电力煤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在内的工业就业人数占单位从业人数的36%；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595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1%。但实际上，中国存在着三种失业人员，一是登记失业人员，这是最明显的失业；二是下岗无业人员，是转轨时期失业从隐性状态走向显性状态的一种过渡；三是在岗的隐性失业人员，表现为部分国有部门富裕人员过多但仍难于在短期内解决的状态。从统计上看，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不高，但这并不反映真实情况。据1995年国际劳工组织和中国劳动部调查，城镇各类企业的隐性失业率为18.8%，农村失业率高达31%，总体失业率达27.7%；国内学者胡鞍钢估算，中国1998年城镇失业率为7-9%。由于对失业定义的标准不一致，导致测算结果不同。无论如何，中国的实际失业率比统计年鉴的数字要大得多。

中国的贸易自由化对就业的影响到底多大，贸易开放与失业问题到底有多大关系，这是很多公众和政策研究者关心的问题。有些公众担心中国加入WTO会对中国的就业问题产生巨大冲击。本文试图定量分析中国贸易自由化对工业就业的影响，并将贸易自由化对就业的影响与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对就业的影响分离开来，从而说明到底什么是影响中国目前就业和失业的主要原因。

二、贸易自由化对就业影响的理论分析

贸易自由化是一国根据本国条件逐步消除贸易壁垒，减少政府对贸易活动的直接干预，逐步扩大对外开放，从一种保护的贸易体制向自由贸易体制转变的过程。从广义的角度讲，贸易自由化的范围，不仅包括商品贸易市场的开放，而且包括与贸易有关的投资限制的减少，还包括服务领域的开放等；贸易自由化不仅体现在进口限制的减少，而且对于出口也应减少直至取消补贴；政府在贸易中的干预应该越来越小。从狭义的角度讲，贸易自由化主要指进口贸易限制措施的减少。

内容摘要：自加入WTO以来，我国金融自由化水平不断加深，而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会进一步促进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的步伐，提高管理水平，使我国成为金融服务贸易进出口的核心国家，并最终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本文分析了金融自由化水平对金融服务贸易及其收敛性的影响，以期为有关方面发展决策提供依据。

关键词：金融自由化金融服务贸易收敛性

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在全球竞争的环境下得到迅速发展，虽然近年来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贸易量明显萎缩，且金融服务贸易在服务贸易中的占比仍然很低，但总的来看，金融服务贸易出口额度从2003年开始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这应该得益于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和“走出去”战略思想的推动。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将保险服务与金融服务作为两个不同的统计项目分列出来，使得统计数据更加具有针对性。中国历年的金融进出口贸易数据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逆差，从2003年到2008年，在华外资银行的资产规模增长幅度达247.7%，外资银行的资产规模占我国银行业机构总资产比例上升至3.75%。有鉴于此种情况，我国金融机构也在积极奉行“走出去”的战略思想。我国银行业正在积极通过并购、设立新机构等方法，深度拓展海外市场。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一）金融自由化对金融服务贸易的影响

摘要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一体化的加强，世界各国贸易不断走向自由化。但是，在贸易自由化的总体背景下，各国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而且这些贸易保护呈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和特征，不同程度影响世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关键词贸易自由化贸易保护新趋势

战后半个多世纪的世界贸易发展逐步趋向自由化，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世界贸易组织成立，更是把国际贸易自由化视为其基本贸易规则和主要目标。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进程中兴起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很多方面有别于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传统的贸易保护，在发达国家多表现为关税壁垒，在发展中国家则多表现为政府对进口贸易及外汇的管制；近年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则更多地求助于新型的非关税壁垒方式，运用更加难以捉摸的、更巧妙的保护手段。为了便于区别，我们称现时的贸易保护主义为“新贸易保护主义”。具体说来，国际贸易自由化背景下贸易保护呈现以下的新趋势和新特征。

1保护手段的多样性

关税不再是单一的保护手段，保护主义措施日趋多样化。传统的关税措施已日渐被“自愿”出口限制、数量限制、许可证制度、最低限价制度、海关行政程序、技术卫生检疫与安全标准、包装标签规定等非关税壁垒（NTB）所代替。据统计，在20世纪60年代末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非关税措施共计350多项，到70年代达到900多项，到80年代末则进一步增加到1000多项。而且涉及的商品范围也不断扩大，目前大约已有2000多种。非关税壁垒限制贸易的作用日益加强，比较典型且使用频繁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1.1以环保为名筑起“绿色”壁垒

一、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可能产生的影响

《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签署与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有经济方面的，也有非经济方面的。它的经济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总的来说，服务贸易自由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效率的提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由于外国服务提供者进入市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能够有更多的机会选择质优价廉的服务，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2)发展中国家能够进口经济发展急需，而本国又不能满足需求的生产性服务，从而有利于解决生产发展与服务业落后的矛盾。(3)外国企业的竞争将迫使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企业向国际先进水平看齐，吸收国外先进服务技术与经验，努力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竞争能力，走向世界市场。(4)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自己具有优势的服务业，进口不具有相对优势的服务，从而促进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为发展中国家有优势的服务业出口创造更多的机会。

2.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减少对服务进口的限制，短期内可能导致进口大量增加，造成国际收支恶化;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自由化的国际环境设法扩大自己的服务出口。由于能够采用优质价廉的进口服务，发展中国家有可能降低其物质产品的成本，提高质量，增强货物出口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增加收入。同时，适度开放金融服务市场还将有利于外资的流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

3.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1)服务贸易本身可以成为技术转让的渠道。由于技术进步往往首先发生在服务领域，这样就可以使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引进、咨询、培训及其他技术服务形式获得先进技术和其他信息。同时，服务业的外国直接技术投资也往往伴随着某些技术转让。(2)国际竞争的压力会迫使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加快技术进步，以提高竞争力，并由此带动其他部门的技术进步。当然服务贸易自由化也可能对技术进步产生消极影响，例如，一国过分依赖于外国的高技术服务就可能抑制本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与开发。但一般来说，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技术进步影响是积极的。

4.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较低，劳动密集程度高，劳动力素质差，向其他部门转移较困难。因此，服务贸易自由化可能使本国服务业和与之相关的物质生产部门的就业状况恶化，而且对发展中国家尚未成长起来的高新技术服务部门，如远程通信服务、法律专业服务、金融保险服务、信息咨询服务等等可能造成损害，从而影响这些服务业的发展与国内就业。但是随着服务进口与出口的扩大也可能增加一部分就业，特别是通过扩大劳务出口，能够缓解国内就业的一些压力。

一、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总是伴随着研究视角的转变。从传统贸易理论到新新贸易理论，研究视角上的一个重大转变就在于研究的重点和前沿已经从国家和产业的层面转移到企业和产品的层面。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各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差异和各自产业的技术差别形成了自身的比较优势，从而成为国际贸易的动因。20世纪70年代末，以Krugman为代表的学者们提出了新的贸易思想，即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可以成为国际贸易产生的独立动因。然而，这两种贸易理论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企业是同质的。进入90年代，企业作为国际贸易的行为主体，其自身的特质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现实中，企业之间的差异十分显著，同质化企业的假设显然越来越不能符合实际。研究的视角转移到企业差异性的层面，继而产生了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

企业异质性理论着从微观层面来考察企业的差异与国际贸易行为之间存在的关系，重新阐释了国际贸易的动因和福利影响。赵永亮等（2011）指出企业异质性的证据表现两个方面：1、出口企业相对稀缺性。即使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行业，并非所有的企业都从事出口，而从事出口经营的公司只占很小的比重；2、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存在差异。大量基于企业层面的经验研究发现，相较于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表现出生产率和工资水平更高、生产规模更大、技术和资本更加密集等显著特征。这类经验研究主要包括BernardandJensen(1995)和Helpman等(2004)先后对于美国企业的分析、Wagner(1997)对德国企业的研究。这些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企业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其是国际贸易行为的决定因素。企业异质性包括很多方面，但是生产率无疑是最突出而且最重要的特征。该理论也更多以生产率作为异质性的指标。

企业生产率和出口之间的作用机制。第一，自我选择机制。其重要的理论基础是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和沉淀成本。进入出口市场，意味着企业要承担相应的固定成本如国外的销售网络的建设等，这就形成了成本门槛，通过市场竞争只有生产率高的企业能够承担沉淀成本，选择出口并获得利润。因此根据自我选择机制，只有生产率高的企业从事出口，生产率低的企业被市场淘汰。第二，从出口中学习效应。该观点认为，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能够从中获取有益的知识，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依据先前的研究，学习促进效应有三个来源：1、通过与国外厂商和消费者接触，获得关于产品生产和设计的重要信息；2、出口活动扩大了生产规模，获得规模经济；3、通过参与国际竞争，推动了技术创新。但是，从出口中学习效应在理论界仍存在广发的争议，实证研究也没能提供证据支持。一些学者认为，目前只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才存在显著的学习效应。

二、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

Melitz2003年提出的动态产业均衡模型是目前不断发展起来的企业异质性理论的坚实基础。后来，helpman等对Melitz模型进行了扩展，考察了企业在出口与FDI之间的选择行为。模型假定同一行业中异质性企业生产差异化产品、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根据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C.E.S型，推出厂商i的需求函数为qi=Api-,A是需求水平的度量，=1/(1-)是不变的需求弹性且>1。厂商只需投入一种要素劳动L，劳动的成本为S。厂商i进入该行业后的生产率为i，那么其可变成本为S/i。厂商进入市场需要支付固定成本F，进入国内市场、出口市场以及在国外FDI的固定成本分别是FD,FX与FI。首先考虑进入国内市场的情况，厂商i的成本C=qi(s/i)+FD。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厂商i的均衡价格为pi=s/(i),则其最大利润为D=Bi-1-FD，其中B=(1-)A(s/)1-。显然只有当D>0时，企业才进入国内市场。因此存在生产率临界点D=｛i：D=0｝，只有企业的生产率高于D时，企业才进入市场，否则将退出该市场。其次考虑出口市场，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价格同样为pi=s/(i)，但是由于存在冰山贸易成本T>1,企业从事出口的最大化利润为X=T1-Bi-1-FX。出口的生产率临界点为X=｛i：X=0｝。最后在国外FDI时，企业的最大利润I=Bi-1-FI，生产率临界点记为I。根据helpman的假设国内市场与出口市场以及FDI的固定成本不同且FI>T-1FX>FD，可以推算出I>X>D。该模型表明出口的生产率临界值大于进入国内市场的生产率临界值，因此生产率高的企业才会选择出口，生产率中等的企业只服务于国内市场，生产率低的企业被淘汰退出该行业。而且在参与国际市场的企业中，生产率最高的企业选择FDI方式为国外市场服务，而生产率次之的企业选择出口经营。

认识国情是制定正确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基础。从国际角度看，认识国情的重要内容是了解一国各类经济资源在国际市场与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以便最有效地利用国际贸易（包括进口和出口两个方面），发挥比较优势，提高竞争优势，最大限度发挥自身发展的潜力。

一.比较优势与显示比较优势系数的含义

亚当·斯密最早提出“绝对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各国之间生产技术的绝对差别，各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进口不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后来，大卫·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各国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每个国家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获得“比较利益”。

衡量各国产品的比较优势一般有两种方法。其一是用产品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即产品A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等于产品A的人均产量与其他产品的人均产量之比，产品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越高，比较优势就越明显；其二是用产品的相对成本来衡量，即产品A的相对生产成本等于产品A的单位生产成本与其他产品的单位成本之比，产品相对成本越低，比较优势就越明显。〔1〕

实际上，用以上两种方法衡量各国贸易的比较优势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在国际贸易理论中通常引入“显示比较优势系数”（RCA，RevealedComparativeAdvantages）来衡量比较优势。〔2〕该系数定义为：i国k产品贸易量占i国贸易总量比重与世界k产品贸易量占世界总贸易量比重之比。如果该系数大于1，视为i国k产品具有“比较优势”；若小于1，则视为具有“比较劣势”。从动态观点看，该系数上升，视为i国k产品具有动态“比较优势”；若该系数下降，则视为动态“比较优势”下降。

二.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1980～1994年）

论文关键词：所得税；服务贸易；税收协定

论文摘要：所得税领域的税收歧视和双重征税能够对服务贸易产生扭曲作用。所得税的国际协调和贸易自由化是分别通过国际税收协定和WTO来实现的。但是，WTO体制本身不解决双重征税，也无法有效处理税收歧视问题；而税收协定对税收歧视和双重征税的消除也是不彻底的。同时，WTO体制和税收协定也无法解决多边的税收问题。

随着国际经济的发展，贸易内涵从传统的货物贸易扩展到了服务贸易。特定的所得税措施也能够对服务贸易产生扭曲作用。但是，在国际层面上，所得税的国际协调和贸易自由化是分别通过国际税收协定和WTO来实现的。本文拟在探讨所得税与国际服务贸易之关系的基础上，对现行模式进行初步的评析。

一、所得税与国际服务贸易的关系

WTO框架下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界定了服务贸易的四种交易模式：(1)在一个成员境内将服务提供至任何其他成员境内(跨境交付)；(2)在一个成员境内，向其他成员在该成员境内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境外消费)；(3)一个成员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在其他成员境内的商业存在提供服务(商业存在)；(4)一个成员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其派往其他成员的自然人提供服务(自然人流动)。

所得税措施能够对上述服务产生影响，主要问题在双重征税和税收歧视两方面：

摘要:2000年以来，尤其在坎昆会议失败后，区域贸易自由化在全球迅速发展进步。对区域贸易自由化在全球的情况下进行观看，发现了区域贸易自由化在世贸组织制度下能够飞快进步发展的各种因素。在解读国际贸易有着巨大影响的前提下，列出了中国对区域贸易自由化所采取的措施。在全球化的大情况下，区域主义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各地所聚焦之地。

关键词:区域贸易;贸易安排;应对对策

区域贸易自由化的理论内容的发展与其实际情况息息相关，尤其与贸易自由化制度及其实施与成员国的利益更是分不开。产生的利益有按照比较利益原则产生的各方面变化，包括生产和效率及经济方面的增长等。贸易自由化理论集中于研究国际贸易变化所带来的福利效应，探讨贸易所带来的经济后果。

一、区域贸易自由化发展的趋势

(一)以美国为首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就和以色列和加拿大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后来墨西哥参加后改为北美自由贸易区。2005年以前建立一个从阿拉斯加到火地岛、除古巴以外所有美洲国家都参加的自由贸易区的“布什倡议”。“布什倡议”受到拉美国家大部分地区的赞同。美国加快了与中南美洲等地区的合作，希望能够与这些地区成为一个整体的美洲自由贸易区。除了这些，美国还在积极主动加入亚太地区的关于双边自由贸易的协商。美国的这些做法，表明了以美国为首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在全球已经初步完成。

一、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效应具有贸易、环境和发展的“三赢”性

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追求，也是WTO要实现的根本目标。早在WTO建立之初，《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议》就规定了WTO要依照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最佳利用世界资源，保护生态平衡和维护环境。随着WTO多哈回合谈判正式将贸易与环境列为八大议题之一，其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又一次得到了重申。WTO及其成员在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最具体、最直接的贡献就是削减环境产品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是解决贸易与环境冲突、改善全球环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其一会增加全球环境产品贸易额，同时也推进了全球环境产业的发展;其二会使各国以低成本获得高质量的环境产品，激励各国企业使用更清洁的技术，提升各国环境友好型产品的生产和贸易能力;其三，可以协助发展中国家获得解决环境问题的必要技术设备，推进技术创新，提高发展中国家应对环境问题的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因此，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效应可以说是贸易、环境和发展“三赢”。

二、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推动力的多样性

WTO对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起着重要推动作用。为了促进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2001年，WTO第四次部长会议正式启动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将环境产品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削减议题纳入谈判进程，要求WTO成员尽快完成环境产品的定义及市场开放的工作。自此，WTO组织了长达十多年的有关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谈判。尽管这个谈判还没有取得最终成果，但越来越多的成员接受了WTO的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理念和原则，一些成员在谈判中不同程度上就不同类别的环境产品削减了关税，逐步开放了国内一些环境产品市场，促进了环境产品、环境技术、信息等在各成员间的自由流动，推动了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和区域贸易安排(RTAs)也是推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力量。2001年生效的美国—约旦自由贸易协定旨在10年内取消许多环境产品的关税壁垒，并对具体的环境服务取消贸易障碍。2002年10月生效的加拿大—哥斯达黎加自由贸易协定立即为多数环境产品免除关税。亚太经合组织(APEC)长期以来都是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先行者和驱动者。APEC自20世纪90年代就把环境产品与服务部门列为APEC加速贸易自由化的特定产业，作为自愿自由化计划的主要开放部门和优先进行自由化的部门。虽后因成员对于如何执行部门自愿提前自由化(EVSL)倡议的立场有重大分歧，导致APEC决定将EVSL倡议提交WTO推行，但APEC致力于实现环境产品贸易在区域内的自由发展的努力一直不断。在WTO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停滞不前时，APEC推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步伐加快。如提出环境产品清单，通过APEC环境产品计划框架(APECEGSProgrammeFramework)，《环境产品与服务领域的贸易和投资》，建立APEC环境产品与服务业数据库并于2009年正式启用了APEC环境产品与服务业信息网站(EnvironmentalGoodsandServicesInformationExchange，EGSIE)，提供相关信息服务。再如从2007年开始，APEC每年的领导人宣言和部长声明都将发展环境产品与服务、推动环境产品与服务贸易作为促进可持续增长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和途径。

尤其在2012年APEC各成员就降低环境产品关税达成共识，通过了环境产品清单，并承诺2015年前关税降低至5%或更低。2014年APEC贸易部长会议重申APEC成员在2015年年底前如期履行APEC环境产品清单的承诺。这一成果不仅将极大推动区域环境产品贸易的自由化，而且也为WTO主持的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带来示范作用与注入新动力，从而推动全球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一些国际组织尤其是与环境和发展有关的国际组织对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也有重要的影响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贸易与环境问题，关注环保政策对贸易的影响以及贸易政策、贸易流向和贸易协定对环境的影响。OECD与欧盟统计局(Eurostat)最早对环境产品给出了明确的定义，迄今为止，这仍是国际社会最具有代表性的定义。1995年OECD与欧盟统计局为推动贸易自由化提出环境产品清单(OECDlist)，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该清单与1998年的APEC清单(APEClist)，成为2001年WTO开启多哈回合谈判，推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时的共同起点。世界银行的终极目标是终结极度贫困，促进共同繁荣。世界银行的环境战略目标就是促进人们把环境的改善作为发展和减少贫困战略及行动的基本内容之一。针对全球气候变暖这个制约21世纪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首要环境问题，世界银行认为，气候变化不只是一个环境问题，而是对人类发展进程和反贫困斗争的根本性挑战，并采取了一些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行动措施。这些措施也直接或间接促进了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如2007年世界银行了题为《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经济、法律与制度视角》的报告，从经济、法律和制度角度审视气候变化与贸易目标之间的联系，认为各种关税和非关税的壁垒妨碍了发展中国家清洁能源技术的扩散，环境产品的谈判可能为解决贸易和气候变化的问题作出重大贡献。世界银行还根据美国和欧盟等发达成员2007年提出的162个六位税目的环境产品清单，甄别出43种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环境产品，这些产品主要是产生或使用太阳能、风力和水力的相关设备和零部件等，称之为气候友好产品(climate-friendlygoods)，供WTO成员讨论。世界银行环境产品清单一经提出，就受到各方关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领域工作的核心机制是2013年启动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以及其前身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这也是联合国系统内讨论、审议国际环境与发展合作最重要的论坛之一。该机制有效促进了最高政治领袖们在环境与发展问题上形成共识，增进国际合作和政府间决策过程合理化，使其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被广泛地认同和接受，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推动WTO关于贸易与环境议题和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谈判进程。

三、发达国家的倡导者地位逐渐受到挑战

认识国情是制定正确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基础。从国际角度看，认识国情的重要内容是了解一国各类经济资源在国际市场与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以便最有效地利用国际贸易（包括进口和出口两个方面），发挥比较优势，提高竞争优势，最大限度发挥自身发展的潜力。

一.比较优势与显示比较优势系数的含义

亚当·斯密最早提出“绝对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各国之间生产技术的绝对差别，各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进口不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后来，大卫·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各国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每个国家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获得“比较利益”。

衡量各国产品的比较优势一般有两种方法。其一是用产品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即产品A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等于产品A的人均产量与其他产品的人均产量之比，产品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越高，比较优势就越明显；其二是用产品的相对成本来衡量，即产品A的相对生产成本等于产品A的单位生产成本与其他产品的单位成本之比，产品相对成本越低，比较优势就越明显。〔1〕

实际上，用以上两种方法衡量各国贸易的比较优势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在国际贸易理论中通常引入“显示比较优势系数”（RCA，RevealedComparativeAdvantages）来衡量比较优势。〔2〕该系数定义为：i国k产品贸易量占i国贸易总量比重与世界k产品贸易量占世界总贸易量比重之比。如果该系数大于1，视为i国k产品具有“比较优势”；若小于1，则视为具有“比较劣势”。从动态观点看，该系数上升，视为i国k产品具有动态“比较优势”；若该系数下降，则视为动态“比较优势”下降。

二.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1980～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