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政策范文10篇

一、经济周期与国际贸易周期

可以说世界经济周期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么,经济周期和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是经济周期影响国际贸易;二是国际贸易影响经济周期。经济周期与国际贸易相互影响。那么,国际贸易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周期实质上是经济周期的反映。这里所说的经济周期,既包含个体国家经济周期,也包含世界经济周期。一个完整的国际贸易周期分为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四个阶段,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的波动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对外贸易的规律,经济运行顺畅了,对外贸易也就不成问题。事实上,经济周期是一种客观存在,它的存在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总是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当然,由于各个国家的开放程度、经济依存度、经济结构的差异等原因的存在,导致国际贸易周期和经济周期也可能不尽相同。

二、国际贸易周期与贸易政策周期

从本质上讲,每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都是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的。传统的外贸政策主要有两种:即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自由贸易政策就是国家取消对进出口贸易和服务贸易的限制、障碍、各种特权和优待,使商品自由进出口,服务贸易自由经营。简单地说,就是国家对贸易活动不加或少加干预,任凭商品、服务等要素在国内外市场公平、自由的竞争。反之,保护贸易政策则指国家利用各种措施对进口和经营领域及范围进行干预、限制,保护本国的产品和服务在本国市场上免受他国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并对本国出口的产品和服务给予优待或补贴。西方国家认为,自由贸易政策可以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效果,提高贸易各国的福利水平,自由贸易政策会对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自由贸易是他们的贸易政策取向。从长期趋势来看,多边贸易协定和双边贸易协定越来越多,促使贸易政策的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从短期看,由于经济周期的存在,在经济衰退时,各国为了保护本国的经济利益而实行保护性的贸易政策,只有当经济运行处于周期的扩张阶段时,贸易保护的政策才有可能放松。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由于经济周期与国际贸易周期的存在,各贸易国的保护主义仅仅是对贸易自由化的阶段性冲击,而不能中断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三、经济周期与国际贸易政策周期

根据以上解析,我们不难发现,经济周期是影响国际贸易周期和贸易政策的一大前提因素。尽管国际贸易政策的周期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经济周期,但这种周期性政策的目标始终是保护国内的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尽可能使经济运行在稳定路径上。因此贸易政策出台的时间直接影响到实施的效果,政策出台的时间是否恰当则取决于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是否准确。因此,正确分析和判断经济周期及国际贸易周期,一方面有助于在恰当的时间出台合适的政策,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判断贸易合作国的贸易政策取向,为国内制定正确有效的贸易政策提供依据。从这个角度讲,经济周期和国际贸易周期的分析判断是制定贸易政策的重要依据。四、结语本文通过分析表明,经济周期与国际贸易周期、贸易政策周期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经济周期影响国际贸易周期,制约贸易政策周期,同时经济周期和国际贸易周期影响着国际贸易政策取向,是制定贸易政策的重要依据。

从国际贸易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考察，对外贸易政策可归纳为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两大类型。所谓自由贸易政策是指国家放宽或是取消对进出口贸易的限制，对本国进口商品不给予特权或优惠，使商品能自由进口和出口，在国内外市场上自由竞争。保护贸易政策是指国家采取各种限制进口的措施，以保护本国商品在本国市场上免受国外商品竞争，并对本国出口商品给予优惠和补贴，以鼓励商品出口，即奖出限入。一个国家选择哪一种对外贸易政策，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其在国际经济中所处的地位。不同的国家在同一历史时期实行的贸易政策会不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实行的贸易政策也不会相同。

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保护贸易政策的演变

从建国到1978年期间，根据当时的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我国实行的是国家管制的封闭型的保护贸易政策。这种封闭型贸易政策实质上也就是过度的保护贸易政策，对保护的对象不加正确选择，没有明确的保护期限，因此，这种政策存在不少弊端：(1)不利于我国工业的进步。在高度保护政策上成长的民族工业，犹如温室中的花朵，成本较高，享受特殊的优惠待遇，无竞争压力，难以形成技术革新、提高产品质量的动力；(2)容易致国内资源的低效率配置。由于受保护的产业或企业享受各种优惠，国内资源会争相流入这些低效率的部门。(3)失去了参与国际分工，获取比较利益，充分利用国际生产力的机会。总之，这种政策使经济的内向程度加深，经济结构与国外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大，延缓了工业化的速度。

随着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出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英明决策，原来的封闭型的保护贸易政策已不能适应这种变化的形势，改革势在必行，由国家统制下的封闭型保护贸易政策转变为国家统制下的开放型的保护贸易政策。开放型的保护贸易政策是对外贸易活动由国家统一领导、控制和调节，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使对外贸易高速发展，促进我国生产力的提高。在进口方面，把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大力吸收外资作为战略重点，同时，适当进口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所需的生活用品和物资。在出口方面，根据我国的情况和国际市场的需要，利用我国自然资源的优势，扩大矿产品、耐用消费品和农副产品的出口，努力把初级产品、粗加工制品加工成工业制成品出口。总之，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是与改革开放的政策相一致的。随着出口贸易政策开始走向自由化，高度，这种高度保护的进口贸易政策已不能适应我国参与多边贸易活动和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形势。因此，从1992年以来，对进口贸易政策进行了改革，使贸易保护程度大大降低，提高了民族企业的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良性发展，提高了我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

二、适度保护

贸易政策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必然选择

一、引言

传统的贸易理论分析其实是把贸易政策当成了国家追求福利最大化的工具，是外生的，而新政治经济学在分析贸易理论时，考虑到公众等方面的因素，其实根本上来说是内生的。因此我们在做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时候要考虑到公共选择，也就是要从政府自身的目标，利益集团等方面着手。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迅速，公共的利益表达相对于以前更加突出，但是我国的政治体制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集中制，和西方国家的分权制是不一样的。贸易政治决策主要是以中央政府为主。在发达国家各种利益集团游说要进行注册登记，是合法的行为，是一个很庞大的团体，对政策的制定实施很有影响力。虽然有各种利益团体存在，利益表达并不是非常明显，主要通过地方政府和中央之间进行联系。相对来说中央政府在服务贸易的决策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关于政治决策对贸易政策影响的模型有阿兰•希尔曼（ALHillman）构建了政治支持模型，以斯蒂格勒（Stigler）与皮斯曼（Peltzman）提出的经济管制理论为基础，将关税税率视为政府在政策抉择上的最优化问题。政府需选定一个均衡关税水平，使来自于利益集团与消费者的总体政治支持最大化[1]。芬德利（Findlay）与威尔士（Wellisz）提出游说支出模型，构造了一个对立利益集团之间的游说竞争模型。格罗斯曼（Grossman）与赫尔普曼（Helpman）提出了影响当权政府的政治捐献模型——“保护待售”模型，认为利益集团的政治捐献应集中于已胜出的当权政府，其目的与动机便是通过捐献直接影响当权政府的贸易政策，政府为实现其自身福利最大化，依赖于获得的总的捐助和选民的福利。许多经济学家基于上述模型对利益集团对政府政策制定的影响做了研究。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通过1995年的游说揭露法案第一个收集了关于利益集团联合游说花费的数据，建立数据系统来来记录美国行业部门政治性组织游说的程度。指出行业竞争越激烈，更倾向于一起游说。有更高集中度和产品差别的行业则倾向于独立游说。在最近文献中，特定利益集团也被用来加入模型中，作为一个影响因素使模型更全面。莫妮卡•兴法尔（MonicaSinghal）关于财政联邦主义提出了一个新的理性模型[2]，加入了特定利益集团的潜在作用来影响公共基金的分配。巴勃罗•斯皮勒和桑尼•廖）（PabloT.Spiller，SannyLiao（2006）在调查中提供一个框架来理解特定利益集团参加公共政策决定。发现立法者有重要政策制定角色的情况下更倾向于发展更多明显和直接的利益集团行为。竞争贡献，游说和诉讼之间的权衡也被体制环境的性质影响。强调公共机构环境的作用来理解利益集团策略。我国的许多经济学者运用了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对许多国际和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了合理和全面的分析。高建从小布什上台执政后美国现行贸易政策的特点入手，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指出美国贸易政策带有重商主义，针对美国的贸易政策中国采取的相应对策，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3]。胡海波在《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综述了贸易政策决定的政治经济学模型，并对国内进行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文献进行概括[4],仝娜利用中点选民模型对产生保护贸易政治原因进行分析，并进行数学化推导[5]。

以上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基本符合现实情况，但是在模型设立上有很大缺陷，他们没有考虑到中国的政治制度和西方国家的分权制是不同的，他们把地方政府作为分析的目标，地方政府高度自治。而且把中国内部市场按地区划分，但是中国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国家，中央政府在政策决策过程中占的绝对重要的地位，因此本文选取变量的时候都是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综合做出判断，并且在选取的也是按服务贸易部门来分类的，而不是按照地区来划分。

二、中国服务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从国内外形势来看，政府的政策导向对于企业对外投资发展至关重要。根据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下面分析影响我国政府制定服务贸易各部门开放度的具体影响因素，这里我们考虑比较重要的和服务贸易关系比较大的因素，按照服务贸易中政策决策过程中的影响方面来分析。

（一）国家自身利益，实现经济和产业发展

世界贸易组织(WorldTradeOrganization,WTO)，以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增进世界各国经济交往和世界人民的福利为目标，通过削减和限制关税、非关税壁垒为手段，来创造一个世界范围内商品和服务自由流通的世界贸易环境。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实惠。中国加入WTO后，正确认识WTO这一多边贸易组织的性质，以及在其机制下当今各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性质和动机，才能正确定位中国在加入WTO后，应如何在宏观政策上制定出相应的既符合WTO原则，又能充分反映中国利益的贸易政策，才能不被加入WTO给我们在理想状态下的期望冲昏了头脑。

1从国际贸易政策的历史演变看贸易政策的保护性

世界范围国际贸易政策演变一般分为5个阶段：

(1)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重商主义思想是当时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

(2)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自由贸易政策占主导地位，但是同一时期后起的德国和美国，则在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思想影响下，基于他们特定的对外竞争条件，主张运用贸易政策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

(3)垄断资本主义时期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成为超保护贸易政策的催化剂。

摘要：本文在一个较长的历史跨度和较大的空间跨度上，研究了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变迁，通过历史的和逻辑的方法，试图总结出保护贸易和自由贸易理论和政策出现的规律性与客观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并使之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制订有所帮助。

关键词：国际贸易政策关税贸易理论变迁

在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化的今天，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采取何种的贸易政策理论作为指导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使虽然有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约束，各个国家也经常发生贸易问题，比如正在解决中的美国对中国轮胎征收高额关税的事件。

在回溯到历史的长河中寻求答案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历史在惊人的重复中划过了一个大w型。在国际贸易发展史中，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交替上升，彼此替代，在对立统一中使世界经济走到了今天。如果撇除各门学科言必称的古希腊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从l5世纪初的重商主义时代一直到今天的世界贸易组织，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的加强，在政府行为方面赞成政府在国际贸易中实行无为政策的放任自由主义者和赞成实行干预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之间展开了无数次的辩论，内容涉及国际贸易对国内经济福利和产业成长的影响，日益依存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以及利益分配等其他问题上的作用等。争论的核心和焦点是政府应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还是推行保护贸易政策。争论是如此的激烈，而且一直没有停止过，以至于罗伯特·吉尔平断言说“争论可能永远得不到解决”。近代国际贸易始于15世纪到l7世纪，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重商主义政策要求政府加强管制力量，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由于西欧各国自然经济逐渐瓦解，商品经济关系急剧发展，社会财富的重心由土地转向了金银货币，货币成为全社会上至国王下至农民所追求的东西。而获取金银的途径只有开采和发展对外贸易。而这种使国家富有的对外贸易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只有保持对外贸易的顺差，才能达到使国家富有的目的。

在这种思想下，重商主义者们极力主张政府干预对外贸易，对进口商品课以高额关税，或禁止进口本国不需要的商品。正如恩格斯所形象描述的一样：“各国彼此对立着，就像守财奴一样，双手抱住他心爱的钱袋，用嫉妒和猜疑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的邻居。”

长期重商主义政策的实行，妨害了农民的利益，使原料和谷物价格上涨，工业成本上升，影响销售市场的扩大，造成通货膨胀，激化了社会矛盾。因此，从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对重农学派的主张及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诺斯在这里对自由贸易的思想作了出色的阐述：“阻碍贸易的法律，不论是关于对外贸易或是国内贸易，不论是关于货币或是其他商品，都不是使一个民族富裕、使货币和资本充裕的要素。……我们可以费力筑篱去为杜鹃鸟，但这是徒劳的，因为从来也没有一个人是靠政策致富的；而和平、勤劳和自由却能促进贸易和财富，此外别无其他途径”。对外贸易政策在这里开始w的第一个转折，从干预转为自由放任，其间经过了N·墨尔本、D·诺斯、D·休谟、J·洛克、J·马西、J·D·司徒亚特，至亚当·斯密集其大成，完成于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如果外国能以比我们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供应我们，我们最好就用我们有利地使用自己的产业生产出来的一部分向他们购买。”大卫·李嘉图继承并发展了亚当斯密的观点，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他谈到：“如果两个人都能制造鞋和帽，其中一个人在两种职业上都比另一个人强一些，不过制帽时只强l／5或20％，而制鞋时只强l，3或33％，那么这个较强的人专门制鞋，而那个较差的人专门制帽，它不是对于双方都有利么?”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英法等国在l8世纪末至l9世纪末这个时期，大都奉行自由贸易政策，降低关税税率，减少了纳税商品的项目，简化了税法。这种自由贸易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33年大危机之前，大多数的理论和政策均相信，经济处于不均衡状态时，“正如线上悬着一块石子，如果离开了他的均衡位置，地心引力将立即使它恢复均衡位置的趋势。”而政府确实遵照这一思想在这一时期忠实地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

韩国建国之初，经济十分混乱落后。这一时期经济趋于保守，主要实施的是进口替代的政策。而到了60年代以后，韩国才正式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贸易政策，随后经历的各种贸易政策的改变主要都是以出口为导向为基本路线而做的部分调整。本文主要介绍韩国贸易政策的演变，并探究各个阶段实施各项贸易政策的原因，最后得出结论，希望能够给我国经济转型提供些许借鉴。

1韩国贸易政策的演变综述

1.150年代的进口替代内向型战略

这一时期，韩国的贸易基本上是对美国的双边贸易，主要实行的是以高关税壁垒和严格的进口限额而实现非耐用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的进口替代策略。该策略在当时具有明显的保护性色彩。这样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国内产业的发展，内向型的进口替代策略虽然使得国内一些企业获得了保护，但这些企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等严重依赖外国企业，国内购买力低下，出口不振最终导致进口大量增加，赤字扩大。因此，进口替代内向型的经济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造成了很多经济问题。为了改善当时的经济状况，60年代初特别是朴正熙军人政府上台始，韩国经济政策经历了进口替代内向型经济到出口导向外向型经济政策的转变。

1.260年代至今的出口导向外向型政策

1.2.1朴正熙时期的贸易政策（1961～1979年）：出口增长第一的理念朴正熙时期，制订了四个五年计划。针对韩国60年代初的经济现状，确立了贸易立国、出口第一的方针。以下根据韩国加入关贸总协定为分水岭分为两个阶段进行描述：①1961~1967年入关前的贸易政策。这一时期主要是韩国实施第一、二个五年计划的阶段，韩国正式确立了“贸易立国”、“经济增长第一”、“输出立国”的策略，其实质就是发展“出口导向型”外贸发展策略。②1967年入关至1979年的贸易政策。入关之前，韩国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致力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入关之后，在坚持贸易立国的基础上，最突出的特点在于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关于大力发展重化工业的策略，也预示着韩国要经历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变。

摘要：通过回顾国际贸易政策基本演进过程，总结出保护性是国际贸易政策的本质属性，同时分析了当前新形势下国际贸易保护的新趋向，指出世界各国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西方各国内部经济矛盾的转移、各国间政治斗争是产生保护性贸易政策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在出口鼓励、关税手段和非关税壁垒三个方面的保护性对外贸易政策。

关键词：贸易保护；对外贸易；贸易政策；新贸易保护主义

1国际贸易政策基本演进过程

1.1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

重商主义思想是当时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

1.2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

摘要:在最优跨时消费的基础上,建立国际货币政策影响贸易收支的短期和长期理论模型,使用该模型对中国1979—2008年的贸易收支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美元的过度发行是造成中国贸易顺差的重要因素;短期内,使用人民币升值的办法对平衡中国贸易收支的作用较小;消费不足不能解释中国长期的贸易收支问题,长期的贸易收支是最优跨时贸易的结果,体现出中国与其它国家贸易的互补性、互利性。

关键词:货币政策;贸易收支;贸易顺差;最优跨时贸易

一、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贸易收支一直保持顺差。中国贸易顺差问题成为国内乃至全球关注的焦点。巨额的贸易顺差不仅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会引起越来越多的贸易纠纷,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绊脚石。在世界经济陷入困境的2009年度,贸易保护更是集中爆发,仅美国和欧盟涉嫌中国制造的“双反”案件就高达101起,这在世界贸易史上实属罕见。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贸易顺差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Keynes的宏观经济模型出发,提出内需不足是中国贸易持续顺差的根本原因,认为中国应该放弃“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通过刺激内需改变经济发展对国外需求的过分依赖;二是遵循国际收支调节的弹性理论,提出人民币低估是中国长期保持顺差的主要原因,建议通过人民币升值调节贸易顺差。这两种观点都有合理性,但与现实似乎不太吻合。如果内需不足相对于外需充足,那么在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为何外需不足我国贸易仍保持顺差?如果人民币升值可以调节,为何我国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适度升值后,对外贸易仍然是顺差?本文认为,中国贸易顺差短期内是国际货币政策造成的输入性顺差,长期是最优跨时贸易的结果。

近年来,作为世界货币符号的美元供给量超常增长,可能是短期中国贸易顺差的重要原因。长期,中国贸易顺差是平衡前期贸易逆差的跨时贸易结果,体现了国与国之间跨时贸易的互利性和互补性。

欧盟纺织服装产业分层与贸易政策执行体制

（一）欧盟2005年前后纺织服装产业分层状况纺织服装行业在欧盟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欧盟各成员国共有280万人在纺织服装行业从业。2004年欧盟纺织及服装业的年产值达1888亿欧元，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大出口经济体，但欧盟内部存在明显的纺织服装产业分层现象。从价值增值指标（表1）来看，意大利是主要的纺织品和服装生产国，2004年意大利在纺织、服装产业的价值增值分别为9478亿欧元、7465亿欧元，分别占整个欧盟27个国家部门价值增值的296％和318％。另外，德国、英国和西班牙也是欧盟的主要纺织品生产国，分别列居第2位、第3位和第4位；而法国服装行业的价值增值占整个欧盟27个国家的133％，列居第2位，超过了德国、英国和西班牙这三个国家。纺织品价值增值排名最后5位的是东欧的几个小国家，而服装价值增值排名最后5位的国家还包括挪威和瑞典。从就业的角度来看，纺织品行业就业人数前5位的国家分别是意大利、德国、英国、法国和西班牙，而罗马利亚从事服装产业的人数占欧盟27国的202％，位列其后的国家分别是意大利、波兰、保加利亚和葡萄牙，排名最后5位的是丹麦、瑞典、塞浦路斯、爱尔兰和挪威。2005年，欧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包含27国的集团，虽然一体化程度在世界范围内达到了最高，但是在统一的贸易政策面前，欧盟内部各成员国之间的利益是不一致的。这不仅与成员国之间巨大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有关，而且与成员国之间的产业分层有关。如果欧盟各国在某个产业上的发展水平均等，则欧盟形成统一贸易政策的阻力就较小，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纺织服装产业来看，欧盟内部已经分化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一个是倡导纺织服装贸易自由化阵营，这一阵营包括瑞典、挪威、爱尔兰、德国及东欧等国家，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基本不存在纺织服装产业，或者该产业的作用微不足道。因此，这些国家能从与中国纺织服装产品的自由贸易中获得自由贸易的低价实惠。另一个是倡导纺织服装产品贸易保护的阵营，这一阵营包括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法国。这些国家目前还存在数量可观的纺织服装产业，但由于欧盟的纺织服装行业已是夕阳产业，因此发展中国家（如中国）纺织服装产品的大量涌入必将对这些国家的相应产业造成巨大冲击。在欧盟内部的纺织服装产业本身缺乏自然资源和劳动成本优势的前提下，贸易保护能为这一阵营带来更多利益。（二）欧盟纺织服装产业分层、国家决策机制与纺织服装贸易政策欧盟纺织服装产业的分层分化致使欧盟各成员国在实施对中国纺织品的配额政策方面存在巨大分歧，这给欧盟委员会协调各个国家的贸易利益带来了困难。比如，法国是欧盟纺织服装的主要生产地，若欧盟制定统一的纺织服装配额保护政策，则可以有效防止外来竞争对法国产业的冲击，这显然对法国有利，但这一政策肯定会遭到倡导纺织服装贸易自由化阵营的反对。如果欧盟制定统一的纺织服装自由贸易政策，则更符合欧盟内部倡导纺织服装贸易自由化国家的诉求，但同时又会对某些国家（如法国）的纺织服装产业造成极大的冲击。总而言之，欧盟纺织服装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与欧盟应对产业分化紧密相关，因此产业分化是欧盟制订和实施纺织服装贸易政策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在民主国家中，行政机关的谈判协商必须得到国内其他政府机关（通常是国会）的认可才算有效，因此民主国家的对外贸易谈判通常会受到较多的国内或者区域组织的限制。欧盟是一个超国家组织（SupernationalOrganization），欧盟执委会所完成的谈判协定除了要获得欧盟理事会的认可之外，还不能引起欧洲议会的反对。另外，欧盟理事会由欧盟会员国组成，欧盟理事会需要考虑或反映欧盟会员国的个别利益，因此在决策机制上，欧盟部长理事会的表决多数情况下采用条件多数的原则（QualifiedMajority）①，当欧盟内部存在产业分层现象时，欧盟执委会提案被否决的概率比单个民主国家（如美国）要大。欧盟纺织服装产业分化在欧盟理事会的投票机制就体现了这一原则，这就约束了欧盟执委会在国际贸易中（比如和中国的贸易）的谈判行为。也就是说，欧盟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将纺织服装贸易自由化谈判与降低贸易逆差等议题联系起来，因为这样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损害谋求中欧纺织服装贸易自由化成员国的利益，进而会在欧盟内部引起更大的对立。我们如果将欧盟纺织服装产业分层和民主政治体制下的决策体制综合起来考虑，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欧盟与美国对中国实施的纺织品特别保障措施存在明显差异这一现象，也可以说明欧盟对中国实施纺织服装配额约束政策时“心慈手软”的原因。

欧盟纺织服装非对称性贸易利益集团与配额政策

（一）欧盟纺织服装贸易利益集团欧盟纺织服装利益集团包括：（1）代表零售商或者进口商的对外贸易协会（theForeignTradeAssociation）、欧盟商会（EuroCommerce）和欧盟纺织品零售商国家组织协会（EuropeanAssociationofFashionRetailers）。（2）代表欧盟纺织服装生产者利益集团的组织Euratex。（3）代表消费者利益集团的国家消费者组织（NationalConsumerOrganizations，简称NCO）。NCO在欧盟BEUC（theBureauEuropéendesUnionsdeConsommateurs）组织下协调各成员国在欧盟的利益。（二）欧盟纺织服装贸易利益集团的非对称性与代表欧盟纺织服装生产者利益集团的组织相比，代表消费者利益集团的国家消费者组织NCO是贸易保护的反对者，其政治影响力比较弱小，这是因为：（1）零售商和消费者规模较小、数量较多，在组织中很难规避“搭便车”的行为，从而无法形成强有力的组织。（2）消费者利益集团在现实中往往缺乏资源，从而对欧盟政策的影响力有限。（3）由于消费者数量众多，因此单个消费者反对生产者利益集团游说活动的边际收益往往比较低，从而导致消费者缺乏游说的内在动力［6］。欧盟纺织服装产业存在明显的产业分层特点，其生产主要聚集在欧盟某些特定的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希腊、法国等，从而导致生产者的组织成本较低，生产者的集体行动较容易实现，这有利于促进纺织生产者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欧盟贸易自由化会导致纺织服装行业的利益受损，当欧盟的纺织服装行业集聚在少部分国家时，纺织服装贸易自由化导致的利益损失将直接体现为该行业利益集团的损失。从而，利益集团比单个生产者更有动力去游说政府，进而影响贸易政策走向［7］。此外，由于欧洲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高昂，因此这些国家很难在纺织服装产品上获得竞争优势，从而企业追逐利润的目标也难以实现。但是，通过利益集团有组织的游说来寻求贸易保护政策的实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①。同时，欧盟（甚至是世界范围内的发达国家）长期存在的纺织服装进口配额体制也使得欧盟纺织服装生产者的组织性很强，因为在配额体制下经常需要以集体行动来增强谈判和协商配额的能力。（三）欧盟纺织服装非对称性贸易利益集团的游说收益在民主政治体制下，游说是贸易利益集团干预政策制定或实施的重要手段。从理论上来说，游说的净收益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1）贸易利益集团的组织程度；（2）游说的潜在有效性；（3）社会其他利益集团能否接受游说集团的政治结果［8］；（4）产业类型。一般来讲，游说者对没落产业游说的积极性更高，因为与新兴产业相比，游说者在没落产业保护游说成功后得到的收益更高。显然，欧盟纺织服装生产者集团拥有良好的组织程度、游说资源充足、游说的潜在有效性高、纺织服装产业在欧盟已是没落产业等优势，故在相同的资源投入条件下，生产者集团得到的游说净收益最大，而零售商次之，消费者最低。所以，欧盟在纺织服装产业即将开放的关键时期，欧盟的非对称贸易集团的游说收益差异将导致欧盟纺织服装生产者比零售商和消费者更有积极性去游说政府采取贸易保护政策。按照此逻辑，欧盟纺织服装贸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似乎更应该偏向于生产者利益集团，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特定时期采取何种贸易政策是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这既取决于贸易集团的非均衡游说努力程度，也取决于游说结果的可接受程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另一个关键因素的影响，那就是特定的政治事件。

欧盟对中国纺织服装配额政策的执行：以法国公投为例

欧盟在2002年2月28日的布鲁塞尔会议上正式制定《欧盟宪法草案》，并于2004年6月18日在欧盟布鲁塞尔首脑会议上获得通过，2004年10月29日欧盟25个成员国的领导人在意大利首都罗马正式签署该条约。2005年1月，欧洲议会也批准了宪法条约，该条约规定《欧盟宪法条约》必须在欧盟所有成员国批准后方能生效。截至2005年5月27日，匈牙利、立陶宛、斯洛文尼亚、意大利、斯洛伐克、希腊、西班牙、奥地利、德国和比利时等10个欧盟成员国分别通过议会表决或全民公决的方式正式批准了《欧盟宪法条约》。但是，这部寄托着很多欧洲人光荣与梦想的宪法还需要法国的全民公决通过，按照当时的计划，法国在2005年5月29日就欧盟宪法进行公投。由于法国在欧盟内部纺织服装产业分层中处于没落行业的领先者地位，因此法国有潜在的寻求纺织服装贸易保护的需要。当然，纺织服装贸易保护政策能否实施还取决于法国的生产者、零售商或进口商以及消费者利益集团的政治游说影响力。在欧盟宪法公投和全世界纺织服装产业自由化时期，欧盟新闻媒介起到了关键作用。2005年1月1日到2005年5月29日（欧盟宪法公投日），欧盟报纸中关于生产者的消息占绝大多数，所占比例达到66％。2005年5月29日之后，提及纺织服装零售商的文章增加了39％，所占比例达到73％［8］，取代了生产者消息在总数上占绝大比例的时期。但是，关于消费者的文章在这两个时期所占的比例都很低。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这说明在欧盟宪法公投之前，媒体围绕生产者讨论得很多，普遍关注生产者贸易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而在欧盟宪法公投之后，媒体将注意力转移到零售商身上，有关纺织服装贸易开放之后零售商的利益及政策诉求被普遍讨论。在法国宪法公投之前，为了寻求法国对欧盟宪法公投的支持，欧盟政府倾向于接受有利于纺织服装生产者的政治主张①。这不仅仅是由于生产者利益集团的组织化程度高，以及退出市场的游说努力要比进入新兴市场更大等原因，更重要的是政府要拉拢生产者集团以获得对欧盟宪法投票的支持，进而使得欧盟对保护生产者利益集团的贸易保护政策的可接受性变得更强。我们甚至有理由相信，在法国公投（2005年5月29日）即将来临之际，欧盟于2005年4月份要求中国自动放慢对欧盟纺织服装的输入，开始与中国就输欧纺织服装产品的“市场扰乱”问题进行调查，并提出实施配额政策的主张，这可能和这一政治事件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欧盟的这一举措理解为欧盟在法国公投前夕为博取最具影响力的法国纺织服装生产者利益集团的好感，获取法国政府和民众对欧盟宪法公投的支持而进行的一项政治活动。然而，事与愿违，法国全民公投否决了《欧盟宪法条约》。据俄新社报道，约56％的法国民众反对欧盟宪法。欧盟宪法法国公投失败之后，欧盟已经没有理由再继续极力支持保护欧盟纺织服装产业的配额政策。大多数其他利益集团之所以在宪法公投之前接受配额的保护政策主张，原因在于他们寄希望于换取法国最具政治影响力的生产者团体对欧盟宪法公投的支持选票。但是，在公投之后，法国全民公投拒绝接受欧盟宪法这一结果使得除生产者之外的其他贸易利益集团对纺织服装保护政策的支持力度下降。特别是在法国公投失败之后，虽然欧盟政府不可避免地会对纺织服装产业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但可能会更加意识到保护零售商或消费者利益的重要性，故欧盟在配额政策执行上体现出了很大的灵活性。欧盟非对称贸易利益集团政治游说净收益状况在法国公投前后也发生了相反的变化。虽然影响政治游说净收益的第一个因素（利益集团的组织程度）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但贸易利益集团游说的有效性在法国公投前后发生了彻底变化。法国公投之前，纺织服装生产者集团的政治游说收益最高，零售商较低；法国公投之后，欧盟政府及其他贸易利益团体对纺织服装贸易保护政策的支持态度发生了逆转，这导致不同贸易利益集团政治游说的潜在有效性和可接受程度发生了方向相反的转变。法国公投之后，纺织服装生产者游说的有效性和结果的可接受程度都下降了，形势转而对纺织服装零售商和消费者有利［8］。如图1所示，生产者游说曲线的斜率下降，而零售商政策游说曲线的斜率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政治游说对零售商和消费者更加有利。法国就欧盟宪法公投的失败让欧盟各社会团体很失望，欧盟政府试图在这个特定时期为成本高昂的贸易保护措施（配额政策）进行一些补偿，具体表现为在2005年5月29日之后，政策朝着有利于欧盟零售商、进口商和消费者利益集团的方向发展。实际上，中欧纺织品贸易协定虽然在2005年6月10日就签署了，但一直到2005年7月12日才正式开始执行实施，这段时期是欧盟纺织服装零售商和进口商的关键配额缓冲期。此外，欧盟在这段时间内给了中国数量可观的纺织服装进口配额，大量的中国纺织服装产品进入欧盟，甚至还发生了大批中国纺织服装产品滞留欧盟港口的情况。其实，这些现象都受到特定历史时期欧盟非对称贸易集团政治游说收益的影响。

（一）在“依存市场的权威主义”和“国家战略主义”的制度下，政府目标和国家利益是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制定和实施中所考虑的首要因素，其基本理念包括贸易发展规划、贸易控制、贸易发展战略、产业政策、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保障国际收支平衡等。概括地说，政府通过贸易发展规划引导贸易的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变化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并注重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原则；通过审批外贸经营权和核定商品目录的“气塞”效应实现对贸易的控制，但这种特别而严厉的限制的程度正在减缓；贸易发展战略已经从最初计划体制下的进口替代演变成为目前的贸易自由化阶段，并获得了良好的经济绩效，在过渡时期政府采取了“受保护的出口导向”战略以减少既得利益对改革的反对，今后在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同时适时适度地采取战略贸易政策以发展重点产业或高科技产业可能是较好的选择；在“非中性”的产业政策体系中，贸易政策扮演着重要的保护支柱产业和幼稚产业发展的功能，但这似乎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导致了更大程度上的经济扭曲；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保障国际收支平衡也是中国官方在贸易政策决策时考虑的因素，前者特别针对竞

争力较弱而又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宏观稳定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农业和金融服务业，而后者主要为了节省稀缺性的外汇资源和避免严重的冲击失衡。

（二）政治民主化和经济改革使中国社会中利益的多样化逐步得到政府的承认和重视，并且可以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和机制进行利益表达。他们对贸易政策的影响比以前得到加强，其中中央行政机构和地方政府具有较显著的影响，体现了“主义”的作用，而国内各类企业、外国投资者、特殊利益团体以及消费者对最高决策的直接影响效力则仍然是边际性的或趋向减弱。利益团体对贸易政策的疏通和影响作用在今后的政府过程中可能会越发重要，这表明中国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简明、公正和透明度高的决策制度和机制，使更多的利益（特别是那些被忽视的集团，如消费者）能够在政策决策中被倾听，并避免“政出多门”的官僚主义以及为少数特殊利益所左右。

（三）世界贸易体系和国际集体行动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接受国际通行的惯例和规则，在承担合理义务的同时享受外部市场准入的权利符合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总体目标。但这意味着中国必须面对和承受其他贸易伙伴国家的压力和要求，包括贸易摩擦和争端，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中国在加入以法规为基础的GATT/WTO多边体制框架中的谈判；中国在APEC区域贸易组织内的复边协商和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国与主要贸易国之间的双边贸易争端与解决，特别是中美贸易关系。而外国政党的对华战略、外国政府贸易政策的基本理念、利益集团乃至公众的各种要求和观念将通过这些渠道影响中国的政策决策过程。外部压力和制度约束对中国贸易政策决策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贸易改革的日程、幅度和速度必须跟上国际集体行动的步伐，另一方面，政府也希望通过参加多边或区域贸易协定来推动国内的经济改革，以“锁定”的方式保持改革政治上的可预见性和可信性，当然这种对外承诺对于中国来说必须是建立在“可接受”的公平的基础上的。

（四）中国贸易保护的特征是平均水平较高，而且在结构上易变而分散。实际征税率与名义关税率的差别较大，以配额和许可证等数量限制为核心的非关税壁垒的频数比依然较高，同时关税保护和非关税措施之间多呈现出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在贸易自由化方面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改革，使贸易的扭曲程度和结构有了显著的改善，贸易的中性刺

激增强了。实际保护率的水平和结构比名义保护率更高而离散，鼓励下游行业生产而歧视上游行业生产的倾向更明显，统计检验还表明名义的和实际的保护率在部门排序上是近乎相同的。不同贸易保护形式在工业行业之间的差别表明它们在国家的发展战略目标中具有不同的地位以及它们自身行业特征所导致的迥异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