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范文10篇

摘要：2018年3月至2019年上半年，中美之间发生贸易摩擦，时间长达一年，对中美经济造成了冲击，也对中国民众心理造成影响。我国媒体从及时传达鲜明立场、提供宣泄情绪平台、积极引导舆论等方面对受众心理进行安抚，有效发挥了媒体的心理抚慰功能。

关键词：中美贸易战；媒体；心理抚慰

一、研究背景

2018年3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宣布将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措施，限制中国投资并将相关问题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当天，中方商务部宣布拟对自美进口部分产品加征关税，中美贸易战就此展开。2019年5月10日，美国正式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从10%上调至25%，6月1日，中国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产品提高加征关税税率，中美贸易战再度升级。长达一年多的中美贸易战，引起了中国民众的愤慨、忧虑及爱国情怀，冲击了社会公众心理。在危机的情景下，社会公众容易产生恐慌、愤怒、焦虑等负面情绪，而负面情绪的存在和扩散，容易加剧危机事件的不良影响，甚至导致社会心态失衡，造成次生灾害。对社会公众心理进行安抚，避免事件的进一步扩大化，是大众媒介应尽的义务和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整个中美贸易战中，我国的媒体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报道。本文尝试从媒体心理抚慰角度，对这次中美贸易战中的报道进行分析，希望对媒体如何在重大事件的报道中进行心理抚慰具有一些参考价值。

二、媒体的心理抚慰功能

传媒心理抚慰功能源自于麦克卢汉“媒介即按摩”的思想。“‘按摩’本来是指人的身体受到的一种触觉感受，但它同时又指作为‘人的延伸’的媒体反过来作用于人的行为。”①媒体的心理抚慰功能，也就是媒体报道对人心理上的一种“按摩”功能，对公众心理的安慰作用。刘京林老师认为，媒体心理抚慰功能指的是媒体通过新闻报道或者和心理救援相关的报道设置议程，并且通过对节目选题、版面组合、声音处理、画面处理等传播手段的应用，对受众心理进行安抚，以此来消除受众的恐慌、焦虑等情绪和不安全感，让受众受到破坏性冲击的心理达到平衡状态。而谭昆智在《传媒的宣导抚慰功能研究》一书中表示，传媒的抚慰功能主要是体现在它能够释放公众消极的破坏性能量，让人们将原有的不良情绪宣泄出去，达到心理平衡。一般来说，一些重大的危机事件，都会对人们的心理造成冲击，并非常容易促进公共情绪的产生，而公共情绪的存在，是媒介抚慰功能产生的重要促进因素。所以在重大事件的报道中，媒体不仅仅要担负起报道事实真相的重任，也要担负起反映和引导舆论，促进事件良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任，要重视媒体对受众的心理抚慰功能，否则容易使公众情绪失控，社会心理失衡，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摘要：从2018年3月开始，美国针对中国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由此开始了新一轮的中美贸易战。基于此，在相关贸易理论的基础上，阐述了中美贸易战的经济背景、美国挑起贸易战的实质目的以及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由于贸易战对中美的负面影响远超积极意义，而且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所以其唯一的结局就是双方都做出妥协、协商谈判。

关键词：贸易战；比较优势理论；协商谈判

一、中美贸易战进程

2018年3月23日，美国正式对进口钢铁、铝开始征收关税。部分美国的盟友等国家已经豁免，而中国却不在豁免名单内，可见其针对性非常强。中国商务部随后了针对美国的中止减让清单，对美国的部分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值得注意的是，清单中大部分为美国的农副产品。在两国第一回合交锋后不久，美国贸易代表宣布开展“301”调查，其征收关税的商品将包括航空、铁路、高科技产品等。而中国随后就对国内生产玉米、大豆的企业给予补贴，因为中国是进口美国大豆最大的国家，所以补贴政策直接反映了国家的反击。在2018年5月20日凌晨，中美双方经过两论谈判后，发表了联合声明。具体内容包括双方同意将采取有效的措施实质性的减少美对华贸易逆差、增加美国农产品和能源出口、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双方努力创造公平的营商环境等。此次联合声明的，意味着中美两国已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并停止互相加征关税。然而，在第三次谈判之前，特朗普政府再次突如其来地宣布对中国500亿美元的高科技产品征收关税，具体的清单将在不久后实施。6月15日，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中国的1102种产品征收关税，其中包括中国的航空、机器人、汽车等高科技产品。美国此种出尔反尔的加征关税的做法将此前协商的成果完全打破。不过中国也立刻作出回应，出台了同等规模的关税措施。国务院随后宣布，将对美国农产品、汽车等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中国的反击意味着之前所有的贸易谈判都会化为乌有。双方此次的加征关税的名单与4月份的名单相比，总体上出入不大，只是中国侧重了美国的农产品，而美国侧重了中国的新科技产品。至此，如此大规模的经济冲突就在中美两国间爆发了。

二、中美贸易战的经济背景

从两次回合战中，可以看出，双方都是有针对性地对部分产品征收关税。美国针对铁路、高科技产品等，而中国针对大豆、玉米等农副产品。这种针对性主要是由于两国各自的比较优势。在贸易理论中，绝对优势意味着在生产某种产品上，一国的生产效率绝对高于另一国。举例来说，如果市场上只有两种人，一种人只擅长种玉米，另一种人只擅长种土豆。那么，对于第一种人来讲，种玉米就是其绝对优势。但是如果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后一种人不止擅长种土豆，他种的玉米也比第一种人好。此时，就出现了比较优势。比较优势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小于另一个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则该国家在生产这种产品上就具有比较优势。同样举例来说，如果一个模特拍广告，两个小时可以赚5000美元，他也擅长打扫房间，两个小时可以把自己的房间打扫干净。一个小男孩打扫房间需要四个小时，如果他去麦当劳打工，四个小时可以赚20美元。由此可以看出，模特打扫房间的机会成本是5000美元，小男孩打扫房间的机会成本是20美元。所以，模特对于拍广告具有绝对优势，但小男孩对于打扫房间具有比较优势。只要模特支付给小男孩用于打扫房间的钱大于20美元小于5000美元，双方都能够获益。这种比较优势的理论很好的诠释了在国际贸易中，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看似生产力远不足其他国家，却依旧能够从国际贸易中获益。一直以来，在美国对外的国际贸易中，国际贸易收支一直处于严重的不平衡，也就是巨额的逆差。由于美国一直注重发展高端产业，如高科技产业、航天产业等，其制造业的机会成本很大，所以国际贸易的逆差并没有让美国苦恼。在中美贸易中，仅2017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就高达2756亿美元。美国长期以来要求中方采取措施减少美方对华贸易逆差，中国也付出努力，可是美国对华逆差并没有减少，2017年比前一年又增加了200多亿美元，之所以出现巨额的贸易收支不平衡，是因为美国不愿意将本国的军火、高科技等高端产品出口。然而近些年，美国制造业的机会成本减少，国内的失业参考文献：[1]佟家栋.中美战略性贸易战及其对策探讨[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1-3.[2]刘艳.中美贸易战只是表象和工具[J].中国商界，2018，（5）：46-47.[3]张玉环.特朗普政府的对外经贸政策与中美经贸博弈[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8，（3）：1-25.率不断增加，这让美国开始想重新振兴制造业的发展。在美国的超市里会发现，出了生鲜食品，很多货物都是中国制造，而且物美价廉。美国本土也有制造业厂家，为什么其竞争力不及远在中国的进口产品呢？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市场。就牙签而言，如果一个牙签的利润是1分钱，那么对于1亿人口的国家来说，利润就是100万元；在14亿人口的中国，利润就会达到1400万元。依托本国庞大的人口市场，生产牙签的厂商在美国完全可以按照成本价售出，即使加了关税，其价格相比美国本土的厂家也会少很多。其次，中国具有完整的工业体系。由于美国很多年都将中低端产业外包（比如将苹果手机的零配件组装外包给中国、印度等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这就促使中国在长年累月中积累了经验，并逐渐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与此相对比，美国本土的中低端实体经济下滑，失业率居高不下，给国家的长治久安造成了影响。最后，中国国家政府的支持。我国对于出口产品的企业实行出口退税的政策。这种政策不仅有利于鼓励出口，增加GDP，还可以消化国内产能，缓解国内的就业压力。所以，物美价廉的优势有利于通过较低的价格将美国的制造厂商挤出市场，逐渐形成垄断局面。对于美国而言，将国外的制造业产品，尤其是中国的制造业产品挡在国门外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加征关税。这就产生了中美贸易的第一大回合。近些年，美国对华的贸易制裁主要集中在钢铁、铝等产业上。然而此次的“301”调查则针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究其原因，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升级，中美经济由互补型贸易转化为同质化竞争，也就是说，美国在高科技的绝对优势逐渐减少，中国却在保留制造业的比较优势的前提下，慢慢提升自己在高科技产业的地位。此次美国发动的贸易战意味着美国将从传统的贸易保护思维转向基于经济安全、产业安全、国家安全的保护主义。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美曾不止一次地在贸易问题上迎头相撞。背后有政治玄机，前景是互争互利。

人民币汇率争端尚未平息，美国又开始向中国输美的纺织品、彩电、钢管、家具等产品下手，贸易摩擦升级。布什出于明年总统选举，有可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而中国由于过于依赖对美贸易，可能会受伤，进而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过去的20多年中，中美双边贸易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从建交时的23亿美元增加到今天的1470亿美元（美方统计数字）。但其间两国曾多次濒临“贸易战”的边缘。

1983年1月，中美谈判未能就中国输美纺织品配额问题达成协议，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对中国的限制措施。中国政府回应强硬，包括停止批准自美国进口棉花、大豆、化纤的新合同，并削减从美国进口小麦、大豆等主要农产品。这场冲突的背后实际上是美国纺织业与农业利益的冲突，美国纺织业力主限制中国输美纺织品的数量。最后，在农业利益集团的强大压力下，美国政府缓和了立场，并最终解决争端。但是，中国仍然减少了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的数量。有趣的是，美国政府同时放松了对华出口管制的限制，以弥补农产品贸易减少的损失。

进入90年代以后，中美围绕最惠国待遇问题发生了一系列激烈的经贸冲突。老布什政府以及后来的克林顿政府，为了“保住”对华最惠国待遇这一两国关系的根基，不惜在其他经济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姿态，满足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需要。这些问题包括中国劳改产品的出口、市场准入、纺织品转运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诸多问题。中国给予美方以一定的“理解”或“配合”，经过艰苦的谈判，双方达成了劳改产品出口、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双边谅解备忘录。在谈判过程中，特别是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美国两次威胁制裁，公布了高达10亿美元的制裁清单。中方也不示弱，同样公布了等额的反制裁清单。中国的反制裁行动起到了良好的反制作用，美国国内反对两国“贸易战”的利益集团出来“说项”、“灭火”。沸沸扬扬的“贸易战”最终因两国及时达成协议而“熄火”。

2002年，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策略地抵制了美国对钢铁业的保护措施，令美国当局对中国刮目相看。该年4月，小布什政府发动了“201”条款的临时“保障”措施，对来自欧盟、日本和中国等国的钢铁征收临时性的附加关税。中国与同是“受害者”的欧盟等各方积极协调立场，一纸诉状把美国告上了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WTO最终裁定美国的做法违反自由贸易的有关规定，限期其撤销决定。当时，中国的果断做法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官员颇为“吃惊”，认为中国行为“过分”，没有给美国“面子”。

为什么美国频繁发动贸易摩擦？

摘要：随着综合国力的发展，中国逐步走入世界舞台中心，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不但没有日益改善，反而愈演愈烈，出现的摩擦频率呈上升趋势。美国违反国际贸易准则和与中国达成的协议，对中国进行多方面打压，中国相应地也出台了许多反制措施。在面对美国对华战略由合作与竞争并存转向全面竞争甚至打压之际，中国方面应思考更多应对之措以打破美方的战略围堵，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

关键词：中美关系；贸易摩擦；战略措施

自2018年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战以来，美国方面持续对中国采取挑衅姿态。今年5月10日，美国宣布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进入8月，美国又再次扬言很快将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的关税。此外，在一系列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美国频频干预，不仅宣布大规模对台军售鼓动台当局与大陆对立，还在新疆的维稳问题上对中国说三道四，甚至直接介入了近日在香港发生的一系列暴乱行为。美方的种种举动表明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其对华战略已进入了深刻的调整与重塑时期，过去那种合作－竞争的模式已日渐被更多的战略竞争甚至是战略遏制所取代。在经济高度全球化的今日，各国之间在贸易往来上出现摩擦是很正常的事。中美两国关系陷入今天的困境，除了两国本身经济政策与产业政策的结构性矛盾外，更多的还应归咎于美国的冷战思维和霸权思想，即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军事等领域，美国不允许其它国家挑战其在国际体系里的霸主地位。在今年年初的一次研讨班上，强调“在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时，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当前，在洞悉美国发起贸易战的真实目的其实在于打压、遏制中国后，我们应将更多的重心倾注到应对之措上来。

1大力推进科学技术创新能力

既然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的真实目的在于打压中国，那么只要中国的发展不停止，美国的遏制也就不会终结。中国的发展既是美国打压中国的原因，也终将会成为中国反制美国的锐器。一旦中国发展到无法被遏制的时候，美国的打压也就不复存在。所以说，在面对这场贸易战时，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保持战略定力，全心全意谋发展。随着人口红利、出口红利以及楼市红利这三大曾经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优势逐渐消退，中国的发展更多地会回归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的常态上来。关键技术是国之重器，从贸易战中中国企业总是被动应对美国的施压就可以看出，中国的科技水平同国际先进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很多核心技术都掌握在西方国家里。指出，“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如果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就会永远被他国牵着鼻子走，成为他国威逼利诱的工具”。而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其自身的客观规律，需要长期的人才培养、经验积累以及技术创新，西方国家今天的科技水平也是建立在其几百年的原始积累之上的。既然我们用了几十年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那么我们就不妨再用几十年潜心发展核心技术，让中国的发展能真正实现又好又快。

2努力争取中国外交良好态势

摘要：论文以中美贸易战为背景，通过分析中美双方经济发展情况，国际立场，政治战略等因素，对美方诉求进行解读和反驳，透过表层现象，剖析美国主动挑起贸易关税战的深层原因和真实意图。

关键词：中美贸易战；国际经济贸易；贸易不平衡

一、中美贸易战背景

1、中美贸易战阶段

2017年8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授权贸易代表决定是否展开“301”调查。这个举动有很强的单边主义色彩，埋下中美贸易战的导火线。2018年3月31日，美国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约600亿美元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次日，我国宣布反制裁措施，开启了贸易战对抗模式。4月3日，美方拟对中国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主要涉及高新技术行业，剑指“中国制造2025”。4月4日，中方坚决表态，并会采取同等力度及规模的对抗措施。6月15日，美国政府再次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此举有悖于中美达成的共识，拉开了中美贸易战的序幕。7月6日，美国政府开始对34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标志着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开始了贸易战。

2、中美贸易的逻辑和背景

摘要：美国公然违反WTO规则单方面对中国产品征收巨额关税，其前所未有的规模与严重的损害后果使得中国有权根据《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中国家安全例外的规定在适当限度内采取贸易反制措施，以此应对美国引发的国际关系中的紧急情况。即使中国无法成功援引安全例外条款，在继续适用WTO规则引起制度失灵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诉诸于一般国际法规则也具有合理之处。通过论证安全例外条款在中美贸易战中的适用，分析中国依据WTO协议本身所能获得的救济途径，并在此基础上分析WTO法与国际法的关系，寻找一般国际法规则作为论证中美贸易战中中方贸易反制行为合法性的依据。

关键词：贸易反制；国家安全例外；制度失灵；一般国际法规则

从2018年3月开始，中美两国之间可谓是贸易纠纷几经波折、政府交涉进进退退。面对美国单边施加的2500亿美元巨额关税，中国的贸易反制措施从2018年对美国价值同等金额商品加征同等税率，发展到2019年按各自进口对方国家产品的比例同等力度提高关税以示反击。然而一些质疑中国反制行为缺乏法律基础的声音此起彼伏。2018年4月5日，加拿大《环球邮报》发表了一篇题为“WTOrulesarethefirstcasualtyintheChina-USshovingmatch”的文章评论中美贸易战。该文的作者DavidParkinson没有批评美国挑起贸易争端，而是指责中国采取捍卫自身权益的方式完全绕过WTO争端解决机制，忽视WTO作为全球贸易体制中的关键支柱作用[1]。无独有偶，美国贸易代表RobertLighthizer于7月10日了一份关于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采取行动的声明，声称中国的反制措施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或正当理由[2]。这样的质疑并非没有道理，《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第23条“加强多边体制”要求成员国不得单方面认定某项措施是否违反规则和擅自采取反措施，而应将贸易纠纷诉诸WTO争端解决机构。因此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本文从WTO规则的例外情况入手，分析中国应当如何适用GATT第21条国家安全例外条款进行抗辩。如果中国能够成功援引国家安全例外条款自然是在现行WTO多边贸易框架内获得救济的最佳选择，中国采取反措施可以不受DSU第23条以及关税减让、最惠国待遇等义务的限制。但是即使不能，2006年国际法委员会在关于国家责任的讨论中提出制度失灵的观点也极其具有启发意义。当中美贸易战的规模和后果已经使传统的WTO救济手段失效，或者说在WTO法律框架下中国可以获得的救济与中国在此过程中遭受的损失严重不成比例的情况下，一般国际法规则可以替代特别法更好地解决国际争端。因此，本文又进一步论证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及《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在这种情况下的适用。

一、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

援引GATT第21条进行抗辩必然会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中方承担的举证责任，或者更形象地称之为说服责任；另一方面是专家组的审查标准，也即争端解决机构对于成员国法律或措施的尊重程度。无论哪一层面的问题，其考量的起点都是基于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历史发展与司法实践。（一）历史发展。在起草《国际贸易组织宪章》的初期，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在日内瓦草案中，其位置从只适用于第5章的第37条移至适用于整个宪章的第94条，目的在于明确成员国可以自由决定该条款的适用[3]。筹备委员会日内瓦会议的系列讨论中明确指出有关重要安全利益的例外规定实际上是一个允许成员国基于国家主权对安全利益的保护与避免成员国出于商业目的以国家安全为借口采取措施之间的平衡问题[4]。在1949年第3届会议讨论捷克斯洛伐克的控诉时，委员会特别指出，一方面，每个国家都必然在涉及其本国安全的问题上作最后的裁决，另一方面，每一缔约方应谨慎行事，不采取可能破坏关贸总协定的任何步骤。在1982年理事会讨论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及其成员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因非经济原因对来自阿根廷的进口施行的贸易限制时，欧共体以及加拿大代表认为这种根据固有主权采取的行动属于政治问题，关贸总协定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进行审查，因此援引例外条款的一方无需进行通知、提供理由以及得到批准。而阿根廷的观点与此相反，其认为为了证明自己贸易限制措施的正当性，援引方必须采取合理步骤提供理由。最终，缔约方全体于1982年11月29日第38届会议通过的部长宣言第7（iii）段中规定，“各缔约方各自并且共同承担避免由于非经济因素采取与总协定不一致的贸易限制措施”[5]。其中“各缔约方共同”可以理解为缔约方全体，也就是承认了国家安全例外是可以被裁决的。然而随后关贸总协定时期发生的两个相关的案件“尼加拉瓜诉美国贸易制裁案”和“前南斯拉夫诉欧共体经济制裁案”均因为种种原因，争端解决机构对于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解释与适用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6]。进入WTO时代以后，中国原材料案中专家组在解释GATT第11条第2款a项的时候，将其与第21条进行对比，否定了将第11条“对于产品重要性的判断应根据有关的特定国家”的表述理解为成员国可以自行决定某一产品对其是否至关重要。专家组给出的理由是，如果第11条同第21条一样赋予了成员国一定的裁量权，那么其起草方式也应该同后者类似[7]。从这样的表述可以看出专家组间接肯定了成员国对于国家安全例外享有的部分自决权。（二）司法实践。从WTO司法实践来看，争端方的举证责任通常与DSU第11条规定的专家组客观评估的事项范围相对应，需要援引国家安全例外进行抗辩的一方从案件事实、法律解释以及法律的适用性三个角度证明其采取措施的出发点在于维护国家安全，以便说服专家组对该条款的适用。1.事实层面首先，在事实层面上，中美贸易战的巨大规模涉及2500亿美元，远远超过以往贸易战的规模，即使短时期内美国征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程度或多或少取决于关税对出口商品的传导率以及价格需求弹性等因素的影响[8]，但是如若诉诸WTO传统救济渠道（从磋商、专家组程序、上诉机构程序到执行程序）必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从实践来看起码两年以上）自己承担巨额损失，即使能够胜诉，由于WTO提供的前瞻性的救济措施也无法弥补中国在此过程中遭受的损失。2.法律解释其次，对于条约的解释通常是以约文的字面意思为起点探寻缔约方缔约时的意思表示，而约文通常被认为是缔约方真实意思的体现。据此对GATT第21条b款①的解释重点从三个关键词入手，即“itconsiders”、“necessary”、“essential”。虽然参考国际法院之前的判例②，从法律表述来看，“itconsiders”与单独“consider”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倾向于主观判断，后者倾向于客观事实，但是本文认为二者之间如此小的区别却导致完全不同的法律解释可能是当时起草者难以预料的情况。从目的解释的角度考虑，条约的模糊本来就是当时的缔约方为了尽快达成协议以便降低关税壁垒实现贸易自由化而故意留下的，不过从该项条款自美国提出开始一直延续至今从未修改的历史事实可以推测，正常的贸易事项必然要让位于重大国家安全事项应该是各缔约方都普遍认同的问题。在DS512③案件中，专家组报告裁定，WTO成员总体上有权自行判断其“基本国家安全利益”以及相关措施是否是保护该利益“所必须的”[9]，这种自由裁量权的必要之处本文认为体现于以下两点：其一，唯有国家自身对于关乎其重大安全利益的事项最为熟悉，最容易提供合理可靠的证据与结合自身特别情况的专业分析；其二，虽然GATT第21条a款与b款是并列关系，但是也并不排除在援引后者的同时也会涉及前者中规定的披露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信息。既然前款不要求当事国披露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信息，那么裁决者在无法获知全部信息的情况下，有可能会难以做出公正的裁判。因此，从专家组的审查标准来讲，专家组对于缔约国提供的借以论证其国家安全利益存在以及受到威胁或损害的证据、论证应当给予某种程度的尊重。但是，国家安全例外条款从诞生时起，其适用又必须受到“善意履行条约义务”这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限制，从文本解释优先的角度出发，“necessary”、“essential”是两个必须要满足的条件。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于何为一国“essential”（基本的、必需的）的安全利益已经开始比传统的国家安全涵盖了更多的内容，不仅中国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包含经济安全④，美国也以国家经济安全为由向其他国家采取“232措施”征收钢铁和铝税⑤，由此可见，中国采取反制措施所保护的经济安全被纳入国家基本安全的概率很高。WTO争端解决机构对于“necessary”（必要的）的解释也从泰国香烟案、中国出版物案、韩国牛肉案、巴西翻新轮胎案等诸多案例中不断成熟，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其一，涉案措施是否能够实现保护国家基本安全利益的目的以及实现程度；其二，是否存在对他国影响更小的替代措施；其三，涉案措施实施的目的与其产生的结果之间是否成比例[10]。在中美贸易战中，中国选择对美国加征关税的措施采取同等力度的反击，用尽量对他国造成影响最小的等同手段尽力弥补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以保护自己经济安全的行为起码可以初步证明符合必要性的条件。3.法律适用最后，在GATT第21条b款的适用性上，中美贸易战很明显不属于该款项下（i）和（ii）两种情形，中国必然会主张美国加征巨额关税对于中国造成的损害程度足以构成（iii）中规定的由美国引起的其他国际关系中的危急情况，但是由于该条款产生于二战后，从“otheremergenc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与“intimeofwar”之间由“or”连接构成的并列关系来看，该条款在起草时更多是为了避免类似于战争造成的危机情况而言适用，因此很难从其谈判史中找到适用于当下情形的依据。除此之外，GATT时期对该条款适用的接受度也不容乐观，瑞典政府曾在1975年11月以国内生产减少造成的对于国家安全政策中经济防御这一重要组成部分造成了严重威胁为由，对特定鞋产品采取全球进口配额措施，虽然其自身认为符合第21条精神的要求，但是却遭到很多他国代表怀疑其正当性，最终在1977年7月1日停止实施该措施[11]。在DS512案件中，专家组对于其他国际关系中紧张情况的解释也只是遵从于历史解释，认为该种情形应当与前两款中体现出的国防、军事相关利益等同，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差异不应当考虑在内[12]。这样的解释先例对于中国在中美贸易战中援引国家安全例外十分不利，不过笔者认为专家组这样的裁决很有可能只是为了较为方便地解决俄罗斯语乌克兰之间的问题，毕竟专家组特意强调其要在2014年2月乌克兰政府发生变化后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关系严重恶化的背景之下分析当前案件，考虑到了俄罗斯对克里米尔吞并造成的后果，但是却未能考虑到其在该案中做出的解释对后案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中美经贸摩擦而言。此可见很，难参考之前的司法实践，GATT第21条b款究竟会在此次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中如何适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专家组对于将发展解释适用于当前争端的态度。4.小结总体来说，美国依据其国内法试图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之外解决贸易争端，其做法不仅对中国商品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也是一种公然无视WTO多边精神与基本原则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多边贸易体系。因此，如果能够成功援引国家安全例外条款进行抗辩，那么中国对于美国也就没有必要履行最惠国待遇和关税减让的义务，同时采取适当反措施也具有合法依据。如果不能成功援引，中国还可以退而求其次，诉诸于一般国际法规则。

二、WTO制度失灵与一般国际法的适用

摘要：今年以来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从此前的600亿美元逐渐发展到了2000亿美元，或将波及我国的纺织品服装行业。我国是世界最大的纺织品服装出口国，对外贸易总额维持在13%左右的比例。美国是我国重要的纺织品服装进口国之一。2017年，我国对美国纺织品服装2440.5亿美元。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我国纺织品服装行业面临的风险极大。因此有必要及早做出相应布局和规划。

关键词：中美贸易战；纺织品服装；对策与建议

一、中美贸易战现状

今年以来，美国开始对部分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发动了中美之间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贸易冲突。3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宣布依据美国国内法“301调查”的结果，拟对中国6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进行大规模的加征关税。经过几个月的沟通谈判，中美双方并没有达成共识，7月6日美国正式对中国价值34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关税，8月23日，美国对中国价值16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中国被迫予以回应，对同等规模的商品征收了关税，至此，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贸易冲突有愈演愈烈的态势。美国当地时间7月10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针对自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的清单。2018年9月7日，美国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商品征税的征询公众意见结束，尽管大多数参会者持反对意见，但特朗普政府执意推进贸易冲突升级，我国商务部则明确回应将采取反制措施。9月13日，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提议进行新一轮贸易谈判，中国需抓住这一机会，在美国对中国2000亿商品正式加征关税前，通过谈判来解决此问题。而在这一提议出台之前，特朗普则称，除了已经考虑的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外，他还愿意进一步将加征关税的范围扩大2670亿美元。由此可见，中美贸易战边打边谈的格局并没有改变。

二、中美贸易战的根本原因

中美贸易摩擦由来已久，自中国2000年加入WTO以后，中美贸易摩擦就开始存在。中国近些年一直被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列为“优先观察国家”，看是否存在对美国不公平的贸易情况。特别是自从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之后，便极力主张对各国实施贸易保护政策，且大谈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吃亏。根据中国有关方面的统计，2017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2758亿美元，占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65％多；而据美方统计，当年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占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46％多，高于排第二位至第九位的八个国家之和。由此可见，巨大的中美贸易失衡是导致中美贸易冲突的根本原因。但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责任并不在中国，是由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美国对中国限制出口高新技术等原因造成的。商务部2017年5月《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在全球价值链中，贸易顺差虽然反映在中国，但利益顺差却大部分在美国。据我国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的59%来自于在华的外资企业，61%来自于进口加工贸易。中国从进口加工贸易中只赚取了少量加工费，而研发设计、供应链、市场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则为美国所得。按照中美两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了，大约10年后，中国有望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历史上，美国曾通过贸易战成功阻止日本挑战美国经济地位，此次美国试图以贸易战遏制中国经济发展。

在中国农历新年的时候，围绕着美国财长盖特纳针对中国操纵汇率的指控，国际社会担心在当前需要各方精诚团结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刻，美中两国却爆发贸易战。尽管白宫后来解释说，未来美国针对中国的汇率政策有待研究，但盖特纳上任伊始，就对中国发难，不管其背后出于何种动机，这意味着美中两国今后的经济摩擦可能会加剧。对此，中国应该有心理准备，备战而不求战。但如果两国真的因为汇率问题而爆发贸易战，中国未必是个输家，至少从长期来看，是如此。

先来看看美中发生贸易战的可能性有多大。据说盖特纳的指控代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意思，在中国汇率问题上，奥巴马的态度一向是很强硬的。他在担任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时，就曾联合提出议案，修改美国政府对货币操纵的定义及核准新的贸易报复措施;在竞选总统期间，提出要动用一切外交手段，迫使中国按照美国的意图升值人民币。另外，奥巴马刚入主白宫，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缺乏切实的感受，加之美国两党对人民币低估的看法基本没有分歧，许多国会议员早就呼吁制裁北京。因此，为兑现其竞选期间对选民的承诺，奥巴马政府极可能单方面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惩罚”。

当然，美中贸易战是否打得起来，还要看中国方面的反应。但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回旋的余地不大。汇率问题作为一国的主权，北京不会容忍华盛顿盛气凌人的公然干涉，况且，北京认为，即使按华盛顿希望的那样人民币升值40%，中美贸易顺差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为受制度惯性和人口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的价格不可能一下子大幅提高，而这些是形成中国产品具有竞争优势的主要因素。另外，导致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的一大原因是中美贸易结构的不对等，美国限制对中国出口高科技和武器，而在这两方面，华盛顿是不可能对中国有较大松绑的。不排除在华盛顿贸易制裁的威胁下，北京会做出一些让步，但北京让步的底线是要看华盛顿索求什么。我个人认为，华盛顿最可能想得到的是以下三样东西：一是在国际金融和经济秩序重建中支持美国;二是要求中国更大的金融开放;三是要求中国购买更多的美国国债，以支持美国的经济复兴。果真如此，还不如跟美国打一场贸易战。即使输了，损失也不会比这大多少;而从目前的时机以及长期来看，虽然美中两国的力量对比，中国相对处于弱势，但一切都是变化的，最后的赢家是中国也说不定。

首先，鉴于美国市场在中国出口中所占的分量，对中国来说，贸易战最大的后果就是出口下降。这虽然会对中国的出口企业及其就业产生很大影响，大量企业可能会因此破产，然而，也要看到，由于从去年下半年起，中国对美出口降幅已经很大，再坏也坏不到那儿去。相反，没有了中国廉价商品的输入，饱受危机之困的美国家庭恐怕会雪上加霜。美国当然可以有替代选择。但结合各方面的情况看，能供应像中国这样价廉物美商品的国家是不多的。因此，美国在这方面的替代选择其实是很小的。一旦因中国商品的锐减影响到普通美国民众的生活，我相信，它必然会反映到华盛顿的决策中来，使华盛顿在制裁中国时不能不慎重考虑，从而减轻制裁的程度。

退一步讲，即使美国民众出于爱国热情，不用中国产品，美国在中国出口市场所占的比例也只有20%左右，但中国完全可以用抛售美国国债的方式进行报复。中国央行目前持有美国国债规模占到外国央行持有美国国债总规模的35.4%，占美国可流通国债总额的13.3%。这是中国在贸易战中对美国最有力的反击手段。虽然抛售美国国债也会伤及中国自己，主要是外储的贬值以及加剧出口困难，但两害相权取其轻，在美国陷入金融危机时抛售美国国债，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杀伤力将不可小视。

再从长期来看，贸易战有可能促进中国真正从出口导向型的、以投资和外需为主的经济结构向以内需特别是消费为主转型，从而改变中国被动依赖和受制于人的局面。客观而言，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固然不对，但它指出的问题正是中国发展的软肋所在。最近几年，美国都在谋求中国通过提升国内需求以降低过度的储蓄，以及通过改革金融体系来扩大消费信贷。造成中国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以及国际收支盈余过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剧增的根本原因，是发展方式问题，因此，解决中国经济失衡的根本办法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摘要：中美贸易战严重阻碍了自由贸易的发展，对中美经济金融环境的稳定形成了巨大的威胁。中国进出口经营业务的企业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下面临了巨大的外汇风险。企业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外汇风险规避手段在当下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美贸易战；外汇风险；风险规避

中美两国历来作为双方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彼此都具有较高的贸易依存度，但是自2018年上半年以来，美国极具单边贸易主义的一系列贸易措施，单方面地挑起了两国的贸易战争。2018年3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总统令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其中重点领域包括通信技术、航空、机械等。7月6日，贸易战持续升级，美国继续对进口中国的价值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政府为了维护正当的经济权益，采取了反制措施。2018年4月，中国对从美国进口的120项商品，在现有基础税率之上加征15%的关税，对原128项进口商品中止减税义务，对中国从美国进口的铝产品和钢铁启动争端解决程序。

一、美国发起贸易战的原因分析

（一）“美国优先”战略的推行

特朗普在竞选时就喊出“美国优先”的口号，发展至今“美国优先”战略已经上升为国家安全战略，美国一意孤行地扬起单边主义的大旗，中美贸易战持续发酵，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明显加重，认为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中国商品倾销。分析两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可以发现中美贸易具有较高的互补性。

摘要：中美贸易战严重阻碍了自由贸易的发展，对中美经济金融环境的稳定形成了巨大的威胁。中国进出口经营业务的企业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下面临了巨大的外汇风险。企业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外汇风险规避手段在当下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美贸易战；外汇风险；风险规避

中美两国历来作为双方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彼此都具有较高的贸易依存度，但是自2018年上半年以来，美国极具单边贸易主义的一系列贸易措施，单方面地挑起了两国的贸易战争。2018年3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总统令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其中重点领域包括通信技术、航空、机械等。7月6日，贸易战持续升级，美国继续对进口中国的价值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政府为了维护正当的经济权益，采取了反制措施。2018年4月，中国对从美国进口的120项商品，在现有基础税率之上加征15%的关税，对原128项进口商品中止减税义务，对中国从美国进口的铝产品和钢铁启动争端解决程序。

一、美国发起贸易战的原因分析

（一）“美国优先”战略的推行

特朗普在竞选时就喊出“美国优先”的口号，发展至今“美国优先”战略已经上升为国家安全战略，美国一意孤行地扬起单边主义的大旗，中美贸易战持续发酵，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明显加重，认为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中国商品倾销。分析两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可以发现中美贸易具有较高的互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