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效应范文10篇

1引言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不断扩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对外直接投资在宏观经济发展中的表现主要有经济增长效应、就业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贸易效应。其中贸易效应是指FDI与贸易的关系是一种替代还是互补关系也即FDI对于一国或地区的贸易发展是阻碍作用还是促进作用，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较多的研究。项本武基于引力模型，对我国1999～2001年间的FDI与贸易数据进行合成回归，得出了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对该国的出口，但对该国的进口有替代效应的结论。陈发平对我国FDI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采用ADF检验法和协整分析法，得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之间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加快FDI能够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更快发展。王喜平基于1982～2003年FDI与贸易数据采用VAR模型法，实证分析得出我国的FDI与出口贸易呈正相关关系，但两者的Granger因果关系不显著。从上述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大多数学者都是基于我国对全球领域或发展中国家的FDI与贸易来考察贸易效应的，而对于我国对西方发达国家的FDI的贸易效应研究较少。因此，这种区域差异化的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中国与欧盟作为东西方的两大世界经济主体，双边的贸易和投资发展无论对于双边经贸关系的提升还是世界经济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随着中国加入WTO，中欧双边的贸易和双向投资发展更加的迅速。根据商务部的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中国成为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技术来源地和第四大外资来源地。同时根据《200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流量为29．66亿美元，同比增长535．1％，占流量总额的5．3％，较上年增长5．35陪，直接投资存量62．77亿美元，占对欧洲直接投资存量的72．3％。基于中欧双边投资与贸易发展趋势，本文对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作了一次实证检验。

2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实证分析

2．1实证分析模型

在以往研究对外直接投与贸易关系的模型中，有进出口估计模型、协整检验模型等，本文借用引力模型，对其加以适当的变动来研究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因此在变量的选取中，我们选择中国对欧盟的进口和出口总额作为因变量，用T加以表示，而对于自变量，我们选取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历年存量与流量，分别用fc和fl来代表。除此之外，由于距离也是影响两国或两地区之间贸易流量的一个因素，但同时它也受到诸如政治、文化、心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都是独立于模型的恒定量，因此在对模型的变动中我们引入了一个虚拟变量Dij。该虚拟变量用来代替传统模型中的距离变量和涵盖了一些其他的影响因素，同时该国家虚拟变量衡量了母国与各东道国之间的贸易联系强度。因此，引力模型变动为：Tij，t＝kflαij，tfcβij，t－1Dγij（1）对方程（1）取对数，将其转换成多元线性模型，如下：lnTij，t＝lnK＋αlnflij，t＋βlnfcij，t－1＋γlnDij＋εij，t（2）其中：Tij，t为中国对欧盟的进口或出口；flij，t为t时期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流量；fcij，t－1为t－1时期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存量；Dij为中国与欧盟的贸易关系的虚拟变量；εij为随机误差项；K、α、β、γ为待估参数。由于本文研究的是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情况，所以距离可以看成是固定的，我们将其与K进行合并，再有i始终代表中国。同时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双边的贸易流量也会受到两国人均国民收入（PGNI）的影响，以往诸多研究也有证明这一点。因此，对于方程（2），我们再对其进行改变，得到新模型为：lnTj，t＝Cij＋αlnflj，t＋βlnfcj，t－1＋γlnDj＋θlnPGNIj，t＋εj，t（3）其中，PGNIj，t为t时期欧盟各国的人均国民收入；Cij＝K＋γDij。据以上推导的模型，若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的系数α、β为正数，那么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是创造性的，系数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大。而如果系数为负值，那么说明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是替代性的，而且系数绝对值越大，替代性越强。

2．2模型数据与方法

摘要：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跨国公司获得了空前迅猛的发展。1977年，美国跨国公司母公司数量为2826家，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跨国公司母公司数的26.3%，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更有明显的增长。可以说美国企业在二战后成为世界上第一轮国际化及国际贸易的最大赢家。但近年在与中国的贸易中，美国在资本、利润、技术优势及知识壁垒等方面对中国的掌控逐渐感到力不从心，这些既得利益的损失使得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关键词：国际贸易；中美贸易；税收

一、对母国国际收支的不利影响

1.最初资本转移的不利影响：影响母国资本形成。由于与投资有关资本转移规则的本质在于转移方与被转移方之间的自由化与管辖权的争夺，因此，转移方与被转移方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而转移方与被转移方（即外来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又存在明显的南北分野，这就致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这一问题形成代表各自利益的两大集团。时至今日，两大集团之间虽有合作，但始终无法就与投资有关资本转移自由问题形成略具规模的多边架构。美国企业作为中国的主要外来投资者，将主要在本国形成和累积的原始资本向中国进行投资获取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美国的资本形成，造成大量资本流失的“假象”。而国际上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转移自由利益需求保护又使美国在转回投资收益上受到国际规则限制。比如，1985年6月拟定的《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草案）》之中，对资本转移的规则是：跨国公司有权自由移转法律上到期之所有支付，但这种自由权要遵守东道国立法要求之程序并服从东道国国际收支平衡困难之需要而采取的必要的限制。因此与中国的贸易中对美国资本形成上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不利影响。2.逃避税收和税收优惠。如果东道国对跨国公司收入的征税水平比跨国公司母国国内收入征税水平低，就会刺激跨国公司向国外投资。同时，跨国公司可通过操纵转移定价、经营“皮包公司”及利用避税港等措施来逃避母国税收。跨国公司也可将东道国提供的免税期和其他财政优惠当作逃避国内税收的手段。中国一直以来针对外商的投资一直给予巨额的税收优惠政策，因此吸引了以美国为主的大批外商到中国投资。此外，著名的爱尔兰——荷兰三明治现象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税收优惠及宽松的税收政策对跨国企业母国的吸引力。3.利润及特许费等的汇回。2017年12月2日，美国参议院以51票对49票通过特朗普税改法案。美国征税体系由全球纳税制+递延税制变为属地纳税制。在特朗普税改前，美国企业要想将在中国的投资利润回流，需要交东道国和母国两道税，但若将所得利润留存在中国，根据中国的征税政策则只需要遵从中国税制纳税。两相考虑之下，美国企业大多选择不将投资利润汇回。据瑞士银行统计，微软在境外持有的利润高达1240亿美元，苹果紧随其后，为1098亿美元。特朗普税改将汇回税率从35%降至15.5%以下，实行属地纳税制，使得美国企业税更具竞争力，鼓励美国公司将境外利润带回美国。税改后，美国企业只需要在利润产生的国家交税，而无需向美国政府交税，大幅降低了境外利润回流成本。企业所得税率的大幅降低，将增加企业盈利，促进美国国内投资，进而为美国创造就业，从而促进美国经济增长。事实上特朗普的税改也确实效果显著。2018年1月，苹果公司宣布一系列举措，以迎接根据上年底通过的税改法案即将到来的减税。该公司还承诺，将创造2万个新工作岗位，并建设一个新园区用于客户支持。苹果表示，计划将囤积在海外的现金遣返回国，预计将为此缴纳约380亿美元的税款。而美国后续考虑的问题是能否让回流的巨额资金在美国本土高效流转起来产生新的价值。

二、母国高端制造优势的减弱

高端制造业的显著特征是高技术、高附加值、低污染、低排放，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在以往较高的生产率不能抵消高工资的情况下，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转移，旨在利用国外廉价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获得高额利润，用以发展高利甚至暴利的国家高端制造行业及服务业。但技术进步是国际分工及产业转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会不断重塑这种分工边界。例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服装工业的典型分工模式是：面料产自美国，危地马拉切割缝纫。这是因为纺织环节高度机械化，但布料切割还严重依赖人工。20世纪90年代这个分工变成了“美国纺织切割，危地马拉缝纫”：因为在此期间，美国成功开发了激光切割技术，从而实现了布料切割的精准自动化。整个行业的分工边界因此得以重塑。奥巴马上台后的“再工业化”意在利用美国在高端制造领域的技术积累，采用新的、先进设计，通过生产率优势抵消工资劣势，以招徕部分制造能力向美国本土的回流。但美国没能考虑到的是，中国拥有庞大的产业链上游。“四三方案”解决了农村生产要素；“一五”计划苏联援建150余个项目；还有建立的可以大体量供应工业人才的高等教育体系（高校建设重视理工科），使得中国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依靠劳动密集型的工业特点承接了大量发达国家的低端制造业，但在基础化工领域并不处于绝对劣势，反而通过向西方学习和借鉴逐步缩小了差距。与此同时，美国越来越意识到第二产业才是一个国家强大的支柱，没有哪个国家因为服务业而成为发达国家。因为工业贡献了更多的技术进步，所创造的实际价值也更高，而服务业只是从工业中分支而出，过去能够产生暴利依靠的是信息不对称。中国经济以制造业为主，美国经济集中在以服务业为主的工业化上，中国经济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正好适应美国国内市场需求，而中国对高端制造业的重视却又正与日俱增。《中国制造2025》这一文件在美国发起贸易战时多次被美国官方引用，被其作为中国在制造行业崛起的标志。根据文件，中国要在2025年从“制造大国”迈入“制造强国”，2035年迈入制造强国中等水平。美国给出的停止贸易战的四个条件之一就是中国终止该计划，足以见得在高端制领域优势的逐渐丧失是美国发动此次贸易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其中有两个重要支点：国际贸易和引进外资。逢此之际，有必要对已经走过的历程作一阶段性的总结，以求踏上更加光明的旅途。

对于国际经济往来而言，无疑是先有国际贸易，尔后引发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包括出口和进口，往返运输需要增加交易成本、中介费用和时差间隔，由此引发资本输出动机，即把资本直接投入到商品需求国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资本输出又引发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由此出现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尽管是国际贸易引发国际投资，但国际投资作为一个后来者却起来了主宰国际贸易的作用。21世纪是知识经济世纪，也是金融世纪，资本运营已成为现代经济活动的神经中枢。

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全球化。一国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终究要突破国界走向世界，经济发展已无边界。经济全球化也并非始于今日，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开始了。现在不过是“在更高层次回到1941年以前时代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科学技术达到了高发达水平的结果：人类发展到今天，在世界范围内选择低成本生产和低成本交易已经成为可能。”[1]

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对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和国际投资作过描述。“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2]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强调了生产社会化必然要求国际分工、合作、交流的思想。“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自由贸易和世界市场的确定，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活方式的一致化，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孤立性和对立性日益消失下去。”[3]

在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国际分工和国际协作日益活跃，资本、技术、人力、信息等生产要素愈益跨越国家、民族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全面、大量、综合地流动和配置，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覆盖面日益扩大，已使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规模出现空前的扩散效应和乘数效应。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结论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国际直接投资是最能体现经济全球化概念的经济运作方式之一、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进行海外投资是为了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等，具体请详见。

在世界经济中，国际直接投资是最能体现经济全球化概念的经济运作方式之一，且与国际贸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从总体上看，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相互作用、相互促进，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扩大。但具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是具有互补性还是具有替代性？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还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规则，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促进贸易出口的增长，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分析。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

[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生产要素移动技术进步效应

[论文摘要]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两大历史车轮。尽管国际贸易的起源先于国际投资，但国际投资却是国际贸易更大的加速推动力量。现在世界已步入金融时代，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互相支撑、互相促进，业已构成世界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认真解读国际投资的贸易效应，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国际投资引致生产要素跨国移动，国际投资促使国际贸易立体扩散和国际投资推进传统贸易方式改变等三个层面，对国际投资的贸易效应做了分析研究。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其中有两个重要支点：国际贸易和引进外资。逢此之际，有必要对已经走过的历程作一阶段性的总结，以求踏上更加光明的旅途。

对于国际经济往来而言，无疑是先有国际贸易，尔后引发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包括出口和进口，往返运输需要增加交易成本、中介费用和时差间隔，由此引发资本输出动机，即把资本直接投入到商品需求国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资本输出又引发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由此出现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尽管是国际贸易引发国际投资，但国际投资作为一个后来者却起来了主宰国际贸易的作用。21世纪是知识经济世纪，也是金融世纪，资本运营已成为现代经济活动的神经中枢。

本文作者：吴姗姗工作单位：北京国网能源研究院

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与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不同，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将生产要素的种类进行了拓展。这种拓展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19年Heckscher提出要素禀赋的观点，1930年由Ohlin进行补充论证后形成完整的H-O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提出只有当国家间存在要素充裕度差异并且在产品间存在使用要素密集度差异才能给形成贸易。第二阶段是H-O理论的拓展阶段。Samuelson在H-O模型框架下指出国际贸易通过对贸易各国收入的影响从而使得不同国家间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均等化，强调国际贸易可以使资源在各国间进行有效配置，即H-O-S定理；Viner将理论扩展为三种生产要素和两种产品，并且其中一种生产要素为“特定要素”，在行业间不能自由流动，即H-O-V理论，拓展了H-O理论的短期应用。Tobey（1990）基于H-O-V模型，利用三位SITC的污染行业贸易数据以及两种量化环境规制的方法对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9世纪60—70年代间环境规制对于发达国家的贸易模式没有影响。Xu（2000）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环境规制对环境密集型产品竞争力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并非新的贸易壁垒。Beers和Bergh（2000）结合Tobey（1990,1993）与Beers和Bergh（1997）的研究指出该研究领域结论不明确的原因是：环境规制量化手段、所用数据以及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结合众多研究，作者改进了研究方法并发现：国家会出台补贴政策以偿付企业增加的成本，是造成贸易总量随环境规制升高而增加这一有悖于常理判断的原因。Harris，Konya和Matyas（2002）、Lahiri（2007）、McLaughlin（2008）、Kehoe（2009）、Cole，Elliott和Okubo（2010）、陆旸（2009）、Feix和Miranda（2010）等人都通过改进环境规制量化手段研究不同国家环境规制对某一或多个行业的贸易效应，结论尽管由于数据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但本质上都得到了环境规制能够对贸易产生效应的结果。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与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强调生产要素在贸易中的重要性。以上所列研究无一例外地将环境规制作为一种新的要素禀赋或能够影响一国要素禀赋的关键变量进行相关研究，其中涉及到环境规制对不同行业的影响效应时，主要是从要素角度进行分析，认为环境规制从根本上讲是直接作用于某一种或某几种生产要素，进而通过部门间产能的变化而产生贸易效应的。

新国际贸易理论

继新古典贸易理论后，里昂惕夫（Leontief）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悖论，对新古典贸易理论提出严峻挑战，也为新国际贸易理论诞生提供了契机。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贸易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新国际贸易理论也就应运而生。它主要包括：新生产要素理论（Vanek和Jaroslav（1963）的自然资源理论；Keesing（1966）的人力资本论；研究与开发学说；信息要素学说）、偏好相似理论（Linder，1961）、动态贸易理论（Posner和Michael（1961）的技术差距论；Vernon（1966）产品生命周期理论；Arrow和Kenneth（1962）的技术溢出理论/干中学；林毅夫等人（1999）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Krugman（1979）的新张伯伦模型；Lancaster（1980）的兰卡斯特模型；Falvey（1981）的新H-O模型；Brander和Krugman（1983）相互倾销模型；垂直差异产业内贸易模型）和Porte（r1990）的国家竞争优势模型等。Larson（2000）从环境政策及环境规制制定者的角度出发，通过构建一个微观经济模型来衡量环境规制的变化对贸易流量产生的具体影响，指出在短期内，被规制使用的投入品成本所占比重、产出品的供给弹性和投入品需求弹性决定了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的大小；而长期内，除了上述三种因素外，环境规制贸易效应的大小还取决于投入品的使用效率。前者为环境规制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较为明确的经济分析框架，为他们估计政策实施的经济效果提供一个参考标准；后者则将利益相关者———受环境规制影响较大的生产厂商的行为纳入分析框架，使得政策制定者估计长期效应成为可能。Managi等人（2002）利用墨西哥湾外大陆架石油天然气的生产数据，研究环境规制对于近海石油天然气生产行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文章除了在方法方面有所创新，也分析了环境规制对行业内各种不同组合的全要素生产率所产生的影响。Cole和Elliott（2003）基于H-O-V模型和新贸易模型，分别研究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产品净出口的影响以及对贸易结构的影响。作者首先在Tobey（1990）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考虑了数据、替代变量、行业特征以及内生性四个方面的问题，然后将环境规制异质性引入模型，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拓展性研究。结果表明，新贸易模型证明了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存在，并指出之所以H-O-V模型没有得出环境规制与一国净出口之间的明确关系②，是因为它没有研究双边贸易数据，也没能控制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Yang（2006）首先构建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两个模型分析生态标签制度对于两国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然后以美国一项关于木材造纸业的环境政策作为案例，研究该政策颁布对于整个行业生产率与贸易的影响。新国际贸易理论虽然纷繁复杂，较古典和新古典理论显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但通过相关文献的研究内容可以发现，在环境规制的研究领域，新国际贸易理论主要聚焦于技术这一要素，其中新要素理论中的人力资本论和研究与开发学说都强调了技术进步这一重要环节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动态贸易理论中的技术差距论则从贸易双方的初始静态技术存量的差异解释贸易产生的原因。

新新国际贸易理论

[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生产要素移动技术进步效应

[论文摘要]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两大历史车轮。尽管国际贸易的起源先于国际投资，但国际投资却是国际贸易更大的加速推动力量。现在世界已步入金融时代，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互相支撑、互相促进，业已构成世界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认真解读国际投资的贸易效应，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国际投资引致生产要素跨国移动，国际投资促使国际贸易立体扩散和国际投资推进传统贸易方式改变等三个层面，对国际投资的贸易效应做了分析研究。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其中有两个重要支点：国际贸易和引进外资。逢此之际，有必要对已经走过的历程作一阶段性的总结，以求踏上更加光明的旅途。

对于国际经济往来而言，无疑是先有国际贸易，尔后引发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包括出口和进口，往返运输需要增加交易成本、中介费用和时差间隔，由此引发资本输出动机，即把资本直接投入到商品需求国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资本输出又引发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由此出现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尽管是国际贸易引发国际投资，但国际投资作为一个后来者却起来了主宰国际贸易的作用。21世纪是知识经济世纪，也是金融世纪，资本运营已成为现代经济活动的神经中枢。

一、国际投资引致生产要素跨国移动

单纯的国际贸易，主要是商品的跨国移动，只有国际投资，才有可能形成生产要素直接的和大量的跨国移动。在土地、资本、劳动三种生产要素中，除土地之外，资本和劳动都能在国际之间自由流动。

国际投资，即国际间的资本转移，指的是货币资本和贷款资金从一国流向他国。任何国家或地区要发展经济，必须积累资本。积累资本一种方法是国内储蓄，由储蓄转化为投资；另一种方法就是吸引外资，包括国际贷款和外商直接投资。在经济不发达国家，由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储蓄能力受到限制，资本积累紧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外来商品能形成入超现象，国内资本积累才有可能不减少当前消费。但是，入超国家又必须清偿入超商品的资金。由于资本积累不足，只有依赖外国贷款。而能否得到外国贷款，又取决于两国利率之间的差异，即债务国的利息必须高于债权国的利息。所以，国际投资的驱动因素是各国之间利率的差异。至于外商直接投资，则取决于生产成本、市场需求、预期回报率、投资环境和相关优惠政策等多种因素。

国际间的劳动要素的转移，主要取决于劳动价格，即取决于平均工资水平，比如某种类型的劳动在美国的工资率高于墨西哥，就成为墨西哥人跨越国界的经济动机。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工资偏低，移民倾向尤甚。其次，劳动要素转移还取决于劳动者拥有的数量。在一个劳动资源相对过剩的国家，很容易引发向劳动资源稀缺的国家移民的动因。当然，国际投资也会引起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要素转移，但毕竟属于少量，而且大多是伴随着技术引进，随同设备和资金的技术人员配套转移。而且，这种转移大多带有临时性质。一旦投资项目完成，随行技术人员又会回归本土。

国际投资实现生产要素转移的微观载体是跨国企业。投资的始初动机是以谋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生产和经营。建立跨国企业伊始是资本运营，购进设备和技术，又实现了物质生产要素的转移，招聘经营人员和企业员工，又实现了劳动要素转移。可见，国际投资是生产要素跨国移动的第一推动力，跨国企业的规模和数量是鉴定生产要素移动的基本尺度。

生产要素跨国移动有两大效应：

摘要国内的一些学者一般是从被动方（出口国）来分析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利和弊，或者是它的贸易效应，涉及到主动方（进口国）的研究却较少。基于此，从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简称“TBT”）的主动方着手，把TBT的发展周期划分为成长期和成熟期两个阶段进行分析，并提出了我国政府和企业的作为。

关键词技术性贸易壁垒MD-XS曲线成长期成熟期

1成长期和成熟期TBT的贸易模型分析

1.1成长期的TBT对国际贸易的阻碍作用

成长期的TBT可以认为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当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不是很完善的时候，它的表现之一就是TBT的随意性、隐蔽性，往往会造成正常交易的复杂化，对出口国的影响会很大。在贸易实践中，欧美等国的TBT的法制化建设正在逐步完善，正在从成长期向成熟期过度。

为了更好的分析成长期的TBT，我们引入国际需求曲线和国际供给曲线来分析这一问题。假定只有两个国家，A是出口国（本国），设置TBT的B为进口国，XS代表A国的出口供给曲线，MD代表B国的进口需求曲线。在理想状态下，两国供求平衡点就是本国的出口供给曲线和进口需求曲线的交点，既XS与MD的交点E（如图1），则Pe的价格就是国际价格，两国的商品贸易处于平衡状态。当实施TBT后，以前正常的贸易交往结束，取而代之的是贸易量的减少，进而是B国的国外需求减少了。此时A国就要付出超额的成本来跨越或者打破TBT，这样A国的出口供给曲线XS就会向左上方倾斜，在B国的国外需求不变的情况下，两国供求平衡点也会随之上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人为的TBT的设置给A、B的消费者带来的损失有多大，A国的产品要想出口到B国，就要付出更多的成本P1-Pe,而设置TBT以前的价格Pe，B国的消费者同样也要多付出P1-Pe的价格，自然出口产品的数量也减少了Q1-Qe。当然，如果B国设置TBT的条件过于苛刻，以至于A国无法逾越，则对A国的贸易阻碍作用达到了极点，这是最极端的国际贸易，是不成熟的TBT。综观现代国际贸易交往，很多TBT的设置都是不合理的，处于一种摸索状态，自然对出口国的伤害就很大，这种还未纳入法制化轨道的TBT对国际贸易的阻碍作用大于促进作用，是一种成长状态的TBT。

摘要:本文探究了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现时格局与贸易效应问题,研究发现:(1)WTO下美国对中国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最终措施都最为严重,并呈阶段式提高。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已不再仅仅是威胁作用,而是一种贸易保护工具。(2)1978-2009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主要分布在13个行业上,贱金属及其制品、化学产品是美国对中国反倾销最集中的两个行业,也是贸易影响最大的两个行业。(3)1995-2009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指数和反倾销最终措施指数在波动中呈不断上升态势。除了个别年度外,二者都大于1,表明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给美中贸易产生了显著的破坏影响。

关键词:反倾销调查反倾销最终措施反倾销强度指数

对策是,中国行业企业应积极获取行业市场经济地位,以降低被反倾销的风险;应构建行业协会倾销与反倾销信息平台,加大统一应诉和起诉的力度;应拓展多元化的贸易格局,实施以进口促进出口的贸易政策。

1994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中国在保持对外贸易出口大幅增长的同时,却遭受到来自主要贸易体的一系列反倾销贸易摩擦。据WTO统计,1995-2008年涉及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677起、最终措施479起,分别占到世界总数的19.8%和21.9%。无论从总体还是从单个年度来看,1995-2008年中国被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最终措施的数量都位居世界第一位。这其中,美国对中国产品共发起反倾销调查87起、实施反倾销最终措施66起,分别占到美国反倾销调查的20.8%、美国反倾销最终措施的24.6%,均位居美国对外反倾销的第一位,且位居WTO成员方对华反倾销的第二位。而美国又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据中国海关统计,2008年中国对美商品出口为2775.2亿美元,占到中国商品出口总额的17.7%,因而美国对中国产品频繁反倾销势必对中美贸易产生严重的破坏影响。为此,本文拟探究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现时的格局及产生的贸易影响效应。

一、WTO框架下美国对中国等主要贸易体反倾销格局

据WTO统计,1995-2008年美国对世界共发起反倾销调查418起,实施反倾销最终措施268起。其中,被美国频繁反倾销调查排在前12位的国家或地区有: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中国台北、德国、印尼、南非、加拿大、墨西哥、俄罗斯和巴西。同期,被美国实施反倾销最终措施排在前12位的国家或地区有:中国、日本、中国台北、韩国、印度、墨西哥、巴西、印尼、南非、泰国、意大利和俄罗斯。如表1:相比来看,WTO框架下被美国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最终措施最为严重的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和实施反倾销最终措施都最为严重,列在第一位,分别为87起和66起,占到美国反倾销调查的20.8%,占到美国反倾销最终措施的24.6%,远远高于美国对其他主要贸易体的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最终措施数量。如同期美国对第二大反倾销对象日本的反倾销调查33起、反倾销最终措施21起,仅为美国对中国反倾销最终措施数量的1/3。再考虑到美中双边巨额的贸易差额,因而美国对中国频繁的反倾销行动定会给中国对美出口产生非常不利的贸易影响。正如White和Jones(2000)指出,美国反倾销税指令对美中贸易施加了特别的负担,目前,美国至少有42个反倾销税指令生效,涵盖来自中国的各种进口产品,美国进口商和在华加工生产对美出口的企业越来越发现其经营遭受到美国反倾销税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