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收支范文10篇

内容摘要:本文提出应当辨证地认识我国的贸易顺差利弊,多方面的深刻原因导致我国持续的贸易顺差及其增长,且实现贸易平衡必须经过相当时间的多方努力。

关键词:对外贸易顺差收支平衡

一个国家能保持对外贸易顺差通常可以被认为,该国的出口商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并由此积累了相当的对外支付能力或对外债权。但持续、巨额的贸易顺差则可能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降低资金使用的收益率。贸易顺差本身就说明放弃了同期相应的进口,若未将顺差资金运用于对外直接投资、或引进国内所需的先进技术或人才,而只是表现为在国外银行的存款或购买外国债券,则其收益率往往不如进口国内所需的先进设备或短缺的原材料;加大本币汇率升值的压力,若不能有效地化解这一压力,而让本币升值,则可能对随后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外贸易的发展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有关企业要将其中大部分兑换成本币,以满足其继续经营的需要,而迫使货币管理当局通过外汇占款渠道增加本币投放。货币当局若不能以有效的手段对冲、收回这些本币,则将加大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将承受对外谈判的巨大压力。顺差国的贸易伙伴、特别是逆差国,势必设置多种贸易障碍、甚至可能不惜牺牲其国内消费者利益,以贸易失衡为由,要求顺差国减少出口或增加从逆差国进口,使顺差国经济遭受巨大困难。

巨额顺差加大了国内经济受外来冲击的风险,不利于国内经济的协调发展。近些年来,我国大陆国际收支双顺差问题,特别是贸易顺差令世人瞩目,并引发若干国际争议。鉴于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大陆对外直接投资额还将少于吸收的外来直接投资,其顺差局面一时还不会改观,因此,本文仅就贸易顺差展开讨论。

我国贸易差额的基本分析

(一)我国贸易差额的发展概况

本文作者：刘园韩斌工作单位：北京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文献回顾

汇率对国际贸易收支影响机制的研究，主要是从汇率弹性和收入弹性的角度来分析。一般认为，一国货币的贬值（升值）可以影响该国的相对价格，从而使出口量增加而进口量减少（出口减少而进口增加），最终引起国际贸易收支的变化。但这种影响只有在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时才成立，即只有当出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与进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之和大于1，本币贬值才能达到改善国际收支的目的，反之需求价格弹性之和小于1则会恶化国际收支状况。但是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由于短期内生产者调整和消费者反应都存在时滞，本国货币贬值最初会使国际贸易收支恶化；但是经过一段时间调整，时滞逐渐消失，货币贬值会改善国际贸易收支，这就是所谓的“J曲线效应”。与此相对应，货币升值则会产生“反J曲线效应”。许多国内外学者都对汇率变化对国际贸易收支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但由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所选样本期不同，获得的结果也不一样，至今尚未对汇率和国际贸易收支之间关系达成一致见解。Rose和Yellen(1989)根据美国1963-1988年的季度数据，运用协整分析法对美国与其它G7国家的双边贸易和汇率关系进行检验，得出真实汇率对美国与其它G7国家的双边贸易有显著影响的结论。[1]Marwah和Klein(1996)采用Johansen多变量协整检验方法，研究了1973年1月至1990年2月浮动汇率制度下，美国对外贸易收支与实际汇率的变动关系，发现除意大利之外，美国与其他经济体的双边贸易中，美元实际汇率与贸易收支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的关系。[2]Bahmani-Oskooee和Brooks(1999)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对美国和其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情况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在短期内美元实际汇率变化对美国贸易收支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但在长期中美元实际汇率贬值能够改善美国贸易收支。[3]Lal和Lowinger(2002)用Johansen协整分析和脉冲响应模型对亚洲7国进行研究，发现除日本以外,其余6个国家的国际贸易收支均存在“J曲线效应”。[4]Bahmani-Oskooee和Goswami(2003)分析了1973-1998年日本和其最大的9个贸易伙伴间贸易的汇率敏感性，发现无论短期还是长期，日本对外贸易的“J曲线效应”都不明显。[5]国内学者借鉴国际收支理论和国外实证研究方法，对我国汇率和国际贸易收支关系进行了一些研究。从中国整体对外贸易角度进行研究的有：谢建国、陈漓高（2002）通过协整分析和冲击分解，研究了中国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关系，得出人民币汇率贬值对中国贸易收支的改善并没有明显影响，中国贸易收支短期主要取决于国内需求状况，而长期则取决于国内供给状况。[6]马丹、许少强（2005）从中国贸易收支和贸易结构两个方面考察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间的关系，发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贬值能够改善中国贸易收支，中国贸易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7]李卫群（2005）根据凯恩斯总需求理论以及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推导开放经济中国际收支与货币供应之间的关系，指出国际收支变动对我国货币政策制定的影响。[8]高运胜等（2011）用1999-2008年欧元对人民币汇率数据和中国与欧元区贸易季度数据构建VAR模型，并运用协整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对欧元的贬值初期会引起中国对欧元区贸易收支的短期恶化，但一段时间后中国对欧元区出口数量增加，贸易盈余趋于稳定，中国对欧元区贸易存在汇率贬值的“J曲线效应”。[9]于友伟（2011）基于中国与13个亚太主要贸易体的贸易数据以及最新的面板协整计量方法，对贸易平衡与汇率变动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人民币的升值，在有限程度上能够减少我国的贸易盈余，改善伙伴国的贸易平衡状况。[10]从中国和各贸易伙伴角度进行研究的有：沈国兵（2005）研究美中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问题，发现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是值得怀疑的，仅仅依靠人民币汇率变动是无法解决美中贸易逆差问题的。[11]叶永刚等（2006）对中美和中日国际贸易收支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无论长期还是短期人民币有效汇率与中美贸易收支之间均不存在因果关系，但是中日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有效汇率之间互为因果关系，人民币有效汇率对中美贸易收支和中日贸易收支均不存在“J曲线效应”。[12]王胜等（2007）用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对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顺差关系进行实证，发现无论短期还是长期人民币升值都难以对中美贸易顺差产生调节作用，因此，人民币升值不会缓解美国巨大的贸易逆差。[13]周逢民等（2009）通过对中国和俄罗斯贸易收支的实证研究发现，中俄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中俄贸易收支总体上不存在“J曲线效应”。[14]黄安仲（2011）通过对人民币汇率经过效应的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不能改善美国与中国的贸易状况，但能改善日本与中国的贸易状况；其差别的原因就在于贸易定价的不同。[15]

实证结果分析

（一）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需要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序列LTB、LBRER、LFGDP和LCGDP都是不平稳序列，存在单位根；其一阶差分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又都是平稳序列，因此，可以对这四个序列进行协整分析。（二）协整检验本文的模型包含4个变量，所以用Johansen方法进行协整检验，该方法基于VAR模型，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要确定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在无约束VAR模型条件下，可依据AIC和SC等多种检验准则，确定最佳滞后阶数。由表2可见，VAR模型最佳滞后阶数为3阶，故协整滞后阶数选取2阶。使用Johansen方法进行协整检验，检验时假定模型含截距项，不含时间趋势项，从不存在协整关系的零假设开始逐步进行，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检验结果分别如表3和表4所示。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迹统计量拒绝至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假设，不能拒绝存在两个协整关系的假设，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拒绝无协整关系的假设，不能拒绝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假设，结合两个统计量可知在中国和东盟5国贸易中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估计出的标准化协整关系式为：LTB=-0.521033LREER-1.464565LCGDP+3.397218LFGDP(1.79864)(0.79684)(0.67209)该式表示了中国—东盟5国贸易收支和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括号内的数字为各协整系数估计值的标准差。各变量的符号与预期一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会引起中国对东盟5国的贸易顺差下降0.52%；中国实际GDP上升1%，贸易顺差下降1.46%；东盟5国实际GDP上升1%，贸易顺差上升3.40%。弹性系数的值表明，实际有效汇率对中国—东盟5国贸易影响较小，而东盟5国的国内收入对贸易响应非常大。（三）Granger因果检验通过协整检验可知，中国—东盟5国的贸易收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中国实际GDP、东盟5国实际GDP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还需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5。从表5可以看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中国实际GDP、东盟5国实际GDP是中国—东盟5国贸易收支的Granger原因，说明短期汇率变化、中国和东盟5国实际GDP变化会引起中国—东盟5国贸易收支的变动；中国—东盟5国贸易收支是中国GDP的Granger原因，表明中国对东盟5国的出口可以促进中国国内经济的增长，增加中国GDP；中国GDP是东盟5国GDP的Granger原因，说明中国的发展会给东盟5国带来机遇，推动东盟5国的经济发展。（四）脉冲响应函数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VAR模型中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检验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对中国—东盟5国贸易收支的动态影响，引入广义脉冲反应函数进行分析。相对传统正交脉冲反应函数而言，广义脉冲反应函数具有不受变量排序方式影响的优势。做中国—东盟5国贸易收支对人民币升值的脉冲响应分析，首先要对VAR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VAR模型稳定的条件是特征方程所有根的倒数值均在单位圆以内。图1是VAR模型生成的AR逆根图，特征方程的全部根倒数值都在单位圆之内，故该VAR模型是稳定的。图2是中国—东盟5国双边贸易收支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的脉冲响应图，反映了VAR模型中，给实际有效汇率一单位冲击(即汇率升值一单位)，贸易相对差额对最初一单位冲击的短期和长期反应。图2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化对中国—东盟5国双边贸易收支的影响存在“时滞效应”，LBRER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首先引起中国—东盟5国双边贸易收支LTB在前2期上升并达到正向最大值，然后开始逐渐下降，直到第7期变成负值，并持续作负向影响，大约在第11期达到负向最大值。也就是说，人民币在升值初期后的7个季度内，中国和东盟5国的贸易收支趋于上升；但在第7期之后开始下降，这表明人民币升值的“反J曲线效应”是存在的。人民币汇率对于中国—东盟5国贸易具有调节作用，但是由于贸易合同、生产者和消费者反应等原因，其作用发生存在滞后。在人民币汇率升值初期，国际收支的价格效应大于数量效应，贸易条件改善直接导致贸易收支改善。之后随着粘性效应逐渐消失，人民币汇率升值引起出口数量减少，进口数量增加，长期的进出口数量调整使贸易收支恶化并趋于稳定。（五）方差分解方差分解描述的是VAR模型中各变量的冲击对系统变量动态变化的相对重要性，它将系统的预测均方误差按其成因分解为自身冲击、其它变量冲击所构成的贡献率（占比），从而了解各变量冲击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本文对中国—东盟5国的双边贸易收支进行方差分解的目的是研究当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我国实际GDP和东盟5国实际GDP发生扰动之后，双边贸易收支变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各个经济变量的影响。方差分解结果如表6所示。表6给出了20个季度（5年）的方差分解数据，结果显示：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东盟5国实际GDP对贸易收支的影响高于中国实际GDP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这说明中国对东盟5国的贸易收支主要受东盟5国实际GDP的影响，其贡献率在2年后达到最高的34%左右，然后逐渐降低；我国实际GDP对中国—东盟5国贸易的影响最小、最稳定，长期稳定在5%左右；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中国—东盟5国贸易的影响随时间逐渐增加，在5年后达到28%左右。

本文以中国—东盟5国2000年4季度至2011年3季度的数据为样本期，研究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中国实际GDP、东盟5国实际GDP对中国—东盟5国贸易收支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中国—东盟5国贸易收支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存在均衡稳定的长期关系。中国—东盟5国贸易收支的汇率弹性为0.52，高于中美贸易收支弹性0.38（叶永刚，2006），高于中国—欧盟贸易收支弹性0.24（高运胜等，2011），高于中韩贸易收支弹性0.21（周延等，2007）；低于中日贸易弹性汇率1.73（叶永刚，2006），低于中俄贸易收支弹性2.16（周逢民等，2009）。人民币汇率对中国和各国（经济体）贸易收支影响的差异可能是由各国或经济体的贸易结构特点不同决定的。（2）中国—东盟5国贸易收支具有较高的国外收入弹性和较低的国内收入弹性。本文协整检验结果显示，中国—东盟5国贸易收支的国外收入弹性为3.40，高于国内收入弹性1.46，较高的东盟5国需求弹性和较低的国内需求弹性使得中国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情况下还可以保持贸易收支状况改善。（3）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中国实际GDP和东盟5国实际GDP是中国—东盟5国贸易收支的Granger原因，说明人民币升值会对中国贸易收支产生影响，中国和东盟5国的双边贸易收支状况可以通过调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来解决。（4）从脉冲响应函数来看，中国和东盟5国的贸易收支存在“反J曲线效应”，即人民币升值初期，中国对东盟5国的贸易收支改善；而在长期内，会使贸易收支恶化。这表明汇率对中国—东盟5国双边贸易的影响存在时滞，这和实际情况基本相符。人民币汇率自2005年改革以来逐步升值，而中国—东盟5国贸易顺差随着人民币升值反而增加，一直持续到2009年达到最大，之后才逐渐降低。（5）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在中国—东盟5国贸易收支的未来预期波动中，影响贸易收支的最重要因素是东盟5国的GDP；其次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其影响力会逐渐增强；而中国实际收入水平的影响最小。总的来说，自我国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逐步升值，人民币升值对中国—东盟5国贸易收支的影响与经典的经济学理论存在差异。人民币升值初期并未导致中国—东盟5国贸易收支的恶化，贸易顺差反而增加，但在长期贸易收支会逐渐恶化。这和我们通过上述实证研究得到的结论基本符合，即人民币升值存在“反J曲线效应”，随着人民币升值周期的延伸，人民币升值对贸易收支的滞后性会逐步显现。这一结论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从而为我国提出有针对性的贸易政策，对化解人民币升值对贸易收支的不利影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东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虽然其各成员国发展水平不同，但作为一个整体，其经济地位应值得我们重视。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由于中国和东盟5国存在“反J曲线效应”，可以缓解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带来的中国和其它国家贸易恶化和顺差大量减少的状况，可以作为中国和美国、日本等国贸易的“缓冲器”。因此在运用人民币汇率调节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时，不但应该注意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贸易地位，还应该注意东盟国家的贸易地位，使得在调整对欧洲、美国、日本的贸易关系时，也扩大与东盟国家的双边贸易额，这样可以缓解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一、上海市进出口贸易发展情况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上海市的进出口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出口方面，出口额从1993年的657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7351亿美元，增长了约11倍。在进口方面，进口额从1993年的7935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8651亿美元，增长了约11倍。在19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上海市的进出口规模和增长速度都大致相当。从1999年开始，进口的规模开始全面超过出口，因此从当年起上海市的贸易收支逆差开始不断加大，2004年，贸易逆差达到了1301亿美元。

考虑到外商投资企业在上海市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图-1给出了上海市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情况。从图-1可以看出，上海市外资企业的进口一直高于出口，二者的增速大致相当，因此外资企业的贸易收支一直处于平稳增长的逆差状态，这一点与上海市进出口贸易整体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二、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上海市贸易收支的实证检验

（一）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1.模型设定。

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将事权层层下放，并制定了《预算法》。地方政府至此需要承担教育、农业支出、治安、环保及行政管理等多种公共产品的供给。而同时，在收入分配上，中央和地方一直保持稳定的分配比例，甚至有一定的集中。刚性且快速增长的公共产品需求，相对应的是增长较慢的财政收入，导致了巨大的财政收支矛盾。在未对事权进行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基层政府承担了绝大部分的支出责任，而该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十分有限，在落后地区更是如此。有调查表明，全国许多乡镇的财政负担已远远高于财政收入。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成为地方政府寻求“不健康”财政收入的主要原因之一。

区域财政差距扩大转移支付作为调节区域间公共产品差距的重要平衡器，在现行的体制下，效果不够理想。首先，转移支付随机性较大，规模有限。转向转移支付大多成为特定区域改革的资金支持。其次，在进行转移支付是，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配备相应的配套资金，这对于经济落后的区域是一个不小的压力。有学者研究表明，在分税制改革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东部地区获得的转移支付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这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扩大。

地方预算风险加大财权与事权的不协调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存在取得预算外收入的动机。预算外的收入游离于现行体制之外，缺乏法律法规的监管，各类乱收费、费大于税便是其典型表现。另外，地方政府缺少融资渠道，隐形地方债务规模庞大。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影响

财政分权的初衷是为了协调财权和事权，减少各级政府间无休止的谈判，提高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社会的积极性。而在政治体制高度集权的背景下，财政分权后，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与政治命运的评价主体存在差异。对于地方而言，政府经济行为带来后果，直接表现为该地区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居民福利是否均衡、环境保护是否健全等等，这些指标的评价主体应该是地方的百姓。而对于地方政府官员而言，尽管其动机也是为了造福一方百姓，但更多的是为了自身的政治前途及现实的无奈，在任期内尽快做大GDP，提升规模和数量，是其最关心的事情。为了制约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力，同时也为了激励地方政府大力发展地方经济。中央政府设计了一套指标对各级政府进行考核，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成为长期以来处于决定地位的指标。可以说，我国的政府创造出了类似大型企业绩效管理的政治管理方法，通过经济绩效对各级政府进行奖惩。至此，各级政府便开始围绕政绩展开激烈的角逐。在市场经济的改革进程中，地方政府对经济的操纵始终没有减弱。一方面，在本区域内，地方政府利用资源配置的行政权，操控土地买卖、城市规划、产业规划、招商引资、税费增减等等，利用各种方法挖掘本地生产要素的潜力，充分吸引投资，扩大生产；另一方面，在区域之间，各地政府进行是市场封锁，恶性优惠政策竞争，最终导致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不仅以牺牲本地资源和居民的辛苦劳动换取较低的利润回报，还带来了另一不良后果———巨大的国际贸易收支顺差。

财政分权对我国贸易收支顺差的影响

[摘要]从2005年7月汇改至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已近6%，但从2006年国家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对外贸易顺差还在扩大。虽然人民币低估一直被许多境外人士认定为巨额顺差形成的重要原因，但鉴于实际情况我们应重新考虑汇率变动与贸易收支间的关系。本文拟从理论分析角度得出结论：汇率的改变对贸易的作用是有限的。我们不应将目光长久停留在汇率对贸易的作用上，而应抓住机遇，优化产业结构，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关键词]贸易顺差人民币汇率价格传导效应

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延续了2002年以来快速增长的趋势，全年进出口总额达1760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8%。这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增速连续5年保持在20%以上。其中出口9691亿美元，增长27%，进口7916亿美元，增长20%，顺差规模高达1775亿美元，比上年增加756亿美元。

人民币的低估一直被许多境外人士认定为巨额顺差形成的重要因素。虽然从2005年7月汇改至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已接近6%，但由于贸易顺差持续扩大，许多境外人士仍然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这无疑增加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压力下的贸易摩擦不断，许多发达国家不断违反WTO规则和自由贸易精神，制造和滥用多种不合理的贸易壁垒，保护主义滋生。那么人民币升值是否会改善中国对外贸易的巨额顺差呢？从理论上讲,汇率主要通过价格传导效应影响贸易收支,包括长期和短期的。

一、短期范围内，人民币汇率的改变对中国贸易的影响

汇率主要是通过价格竞争机制来影响国际贸易收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即不考虑运输费用和贸易壁垒，根据一物一价法则，以同一种货币表示的同一商品在不同国家的价格应是相同的，此时，汇率的改变通过价格对贸易的作用是完全的,这也是多数人坚持汇率对贸易有强作用的理论源泉，但现实中的国际贸易市场远不是完全竞争的，而是个受国际产业组织结构、消费者偏好、政府行为等多种因素影响的不完全竞争市场。在这种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影响上述价格传导机制的因素有很多，导致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它的传导效果差异很大。

关键词：外贸发展，国际分工，贸易顺差，贸易摩擦

论文摘要：“去顺差”无法从根本上平衡中国贸易收支。不应提倡为平衡而平衡的政策思路，而要从互利双赢的思路来看待贸易平衡问题，以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调整的思路来化解贸易摩擦，以促进全球经济在合作、竞争、创新中和谐发展。2002年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以来，我国贸易顺差持续快速增长。在既定的国际分工格局和外汇管理体制下，这既给我国带来人民币升值压力和贸易摩擦，同时导致以外汇占款为主导的基础货币投放过多。2010年3月份中国出现贸易逆差及4月份贸易顺差大幅收窄，可能是一定形势下中国“去顺差”的结果。

一、问题的提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力发展加工贸易，逐步融入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并形成了一整套有利于出口的政策体系，包括汇率、税收、融资、保险等。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从而使得中国自1994年以来进入持续顺差阶段，2007和2008年顺差额分别达到了2622亿美元和2955亿美元。

这次危机虽然对中国外贸造成冲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外贸不平衡发展的基本趋势。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下的中国仍然存在1960.61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所谓全球经济失衡中的中国贸易不平衡发展再度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由此来自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以及IMF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断加大，美国甚至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中国出口产品遭遇的贸易摩擦也是频频升级。

二、从“压顺差”到“去顺差”

摘要：以国家统计局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为参考，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以及脉冲响应分析，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短期内，人民币汇率与贸易差额呈现反向变动，在长期则无明显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动与出口和进口贸易额均在短期内有负向关系，在长期对进口贸易额有正向影响，对出口贸易额则无明显影响。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进出口贸易；格兰杰检验

在长时间内，巨额贸易顺差对我国的国际收支来说是常态，我国国际收支出现顺差，与我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必有通货紧缩的压力，因此其他国家希望人民币升值，以此减少本国对中国商品的进口。随着政府继续扩大汇率浮动幅度和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汇率波动引起的贸易收支变动再次引起广泛关注[1]。

1文献回顾

马丹和许少强（2005）[2]利用季度数据，经Johansen协整检验发现，我国贸易收支余额随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而下降。MarquezJ.和SchindlerJ.（2007）[3]通过分析1997—2004年的月度数据得出相同结论。余珊萍和韩剑（2005）[4]、Thorbecke认为，我国贸易不受汇率变化的显著影响。李宪铎和黄昌利采用ARDL边限检验法和误差修正模型进行研究发现，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对出口产生的影响不显著。苏海峰和陈浪南（2014）[5]的研究结果显示，人民币升值的同时，贸易顺差增加。邱冬阳等（2018）[6]通过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差额有正向影响。基于以上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收支水平的影响没有统一定论。基于此，结合研究数据，运用实证方法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收支差额的影响，比较了汇率变动对我国出口以及进口贸易的影响，以期为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和人民币汇率结构化改革提供政策借鉴。

2数据来源以及变量选取

1模型方程的分析与结论

首先以1981—2011年间的M和H做回归并写出回归方程看两组数据整体的拟合度以及反映相关性的系数是否明显，然后再按照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宏观经济发展轨迹分别做分阶段回归并分析其结果。回归方程及相关参数的系数显著性检验值如表2所示。从上述方程及输出结果来看:反映拟合度的R^2以及修正的R^2与反映整体线性相关关系的F值都相当低。因此我们得出以下结论:M与H相关性极不显著，甚至可以说几乎不相关。即中国经常项目下的贸易收支状况与人民币汇率变动并不相关。但从M与H参数前系数符号为负号可知，汇率升值将使贸易顺差减小，即利于进口而不利于出口。这与汇率理论和实际经验也相符。

2关于结论的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贸易收支除个别年份少量逆差外，大部分年份都实现了顺差且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不少人认为这主要是人民币低估造成的结果。但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发现:中国贸易收支状况与人民币汇率并不显著相关。那么也就是说单纯的人民币升值难以改善中国对美国贸易失衡状况。从根本上讲，美国对其他国家经常账户的巨额贸易逆差是当今国际金融制度的必然结果，也可以说是必然要求［2］。美元仍然是全世界的储备货币，几乎所有国家都需要美元作为最后清算手段。因此，各个国家客观上都需要不断增加美元供应。储备美元就意味着多卖少买或贸易顺差，要不就是向美国或他国借储备货币，但最终还是靠贸易顺差来偿还。也就是说，这种贸易结算体系本身决定了美国等储备货币发行国必然经常账户贸易收支逆差，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经常账户贸易逆差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一种国际经济制度问题。转型经济体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政府主导。因此，其经济增长模式一般都属于投资驱动型，并由此导致收入分配的结构性问题［3］。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在宏观经济层面表现为储蓄始终大于投资，国内总供给大于国内总需求，国际需求自然成为国内生产过剩的对冲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国际收支失衡最终是由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决定，与汇率无关。20世纪90年代以后，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也加快了全球制造业向低成本地区转移的趋势［4］。特别是2000年以来中国制造业水平不断提高，几乎承接了全部或大部分的国际产业转移。而这也客观上加重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综上所述，中国经常项目持续顺差主要是由当前国际经济制度、货币传导机制以及全球产业转移等诸多因素决定的，与人民币低估并无直接相关关系，因而单纯强调人民币升值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贸易失衡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常项目下的国际收支顺差越来越大，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宏观经济失衡问题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趋势。本文主要探讨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经常项目下的贸易收支之间的关系。按照中国经济开放和转型的步骤划分为四个阶段［1］分别做数据分析，第一阶段(计划汇率制):1981—1990年;第二阶段(管理浮动汇率制):1991—1994年;第三阶段(单一有管理浮动汇率制):1995—2005年;第四阶段(弹性单一汇率制):2005—2011年。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脆弱的贸易收支平衡是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经济基础；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是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外部原因；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在发展中国家应是一个渐进过程和最终目标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金融危机的发生固然有金融市场运行自身的原因、相对竞争优势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不稳定性、相对竞争优势所带来的比较利益有越来越少的趋势、相对竞争优势的不稳定性常使发展中国家贸易结构跟不上比较优势的变化、汇率机制本来是发展中国家调节贸易收支平衡的最主要手段、短期资本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甚至更为不利、牢牢把握相对竞争优势这个中心、根据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逐步开放资本市场、根据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与金融监管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接二连三地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发生，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相当严峻的挑战。综观影响较大的三次金融危机（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4～1995年的拉美债务危机和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尽管它们爆发的具体原因千差万别，贸易收支的长期失衡和投机资本的无序流动却是基本的共同点。深入探讨贸易收支和短期资本流动在金融危机形成中的作用机理，对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防范金融危机的再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脆弱的贸易收支平衡是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经济基础

在虚拟经济运行日益独立于实体经济的今天，金融危机的发生固然有金融市场运行自身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实体经济的失衡。从贸易收支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只有保持贸易收支的平衡，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经济资源才能确保继续参与到全球资源的重新配置进程中去；如果能长期保持贸易收支顺差，则意味着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发展中国家加强了对本国经济资源的利用，其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币值稳定目标的实现将更有保障。这种情况下，金融危机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问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收支极不稳定，贸易平衡通常很难实现，全球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做到持续的贸易收支顺差；相反，贸易收支逆差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常见现象。持续的贸易收支逆差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资源大量闲置，导致国内经济全面失衡，并进一步引发金融危机。从这个方面看，脆弱的贸易收支平衡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内在原因。

发展中国家贸易收支的不稳定性来自于其所拥有的竞争优势的相对性。当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其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发展中国家必须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全球资源的重新配置，这就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所获取的只能是一种相对竞争优势。这种相对竞争优势与发达国家所拥有的绝对竞争优势相比，具有以下三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相对竞争优势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不稳定性。与绝对竞争优势相比，相对竞争优势具有极强的可替代性。依靠这种竞争优势所取得的成本优势、质量优势和效益优势等随时随地会被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对手夺走，因而在拥有相对竞争优势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竞争非常激烈。

1、不完全竞争、产业组织

完全的汇率传递是以世界市场的完全竟争为前提，而现实中大多数产品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美国经济学家多恩布什和克鲁格曼等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以及产业组织角度来分析解释汇率的不完全传递问题。

他们认为传统的汇率传递理论是以世界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为前提的，即进出口厂商是贸易产品进出口价格的接受者，无法左右进出口价格，在这种前提下，当汇率变动时则会引起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同等变动。然而事实上，世界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大部分产品是差别产品，出口商有决定价格和产量的权力。在升值的情况下，出口商一般会通过降低成本等方式来抑制因货币升值而造成的价格上涨压力，从而导致不完全汇率传递。通常，市场集中程度越高、进口商品用国内货币标价的范围越大，汇率的传递系数越低;而产品的同质和替代程度提高、国外厂商相对于国内竞争者的市场份额扩大，汇率的传递系数就越高。

多恩布什认为一些产业组织因素也会影响汇率的传递，这些因素包括:市场集中程度、产品的同质性和替代程度等。一般说来，市场集中程度越高，厂商的垄断势力也越强，所以汇率的传递系数就越低:产品越具相似性，产品间的替代程度越强，则厂商的垄断势力越小，汇率的传递系数就越大。

2、沉淀成本

美国经济学家迪克希特和克鲁格曼从供给角度分析了汇率传递不完全的原因，他们同时也建立了汇率传递的沉淀成本模型[’61。该模型的思想是:在产品存在差异的情况的情形下，出口厂商不仅要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确定合理的价格，还必须投入一部分资源用于开发市场，建立分销网络，针对外国人的需求进行研发以使产品适应外国市场等。这些投入成本是为进入外国市场而支出的，然而这些成本一旦支出就可以被看作沉淀了，因为厂商不能轻而易举地廉价出售它的资产，无论是无形资产还是有形资产。由于沉淀成本的不可逆转性，以只有当厂商预期能够弥补沉淀成本时，他才会进入一个市场，一旦成本己经沉淀，即使厂商只能弥补可变成本，它也仍然会留在市场中不会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