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范文10篇

商务部于10月30日公布了《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09年秋季）》，综合分析了我国当前对外贸易发展的总体情况与发展趋势。报告指出：今年以来，贸易保护不断加剧，摩擦形势十分严峻，特别是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明显增多。那么，在世界贸易自由化的主流趋势下，为何又掀起这一轮贸易保护浪潮呢？笔者认为，这是国际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相互博弈的必然表现，有其复杂深刻的政治、经济、法理根源。

一、贸易自由化依然是国际贸易发展的主要趋势

世界经济的深入发展，全球经济联系日趋紧密，区域经贸协定或双边经贸安排日趋活跃，客观上要求国际贸易向开放化和自由化发展。世界贸易组织、共同市场、区域性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等全球性和地区性经济合作运动，对促进国际商品、技术与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发挥了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一是总体上国际贸易关税持续下降。例如，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按照承诺不断降低关税；欧洲联盟组建共同市场，对内取消关税，对外通过谈判，达成关税减让的协议，以增加国际贸易的自由化程度。二是非关税壁垒总体上逐步消减。多数国家不同程度上放松了进口数量限制，增加了自由进口的商品范围。三是外汇管制逐步放松或解除。一些发达国家致力于促进货币自由兑换，推进外汇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四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如近日象征欧洲一体化新里程碑的《里斯本条约》终于获得欧盟27个成员国全体通过，标志着欧盟正式进入新时代；东盟＋3（中日韩）框架内的自由贸易区建设正在加速发展，非洲联盟的经济发展也迈出新步伐；随着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堡垒将进一步消除，投资更加活跃，这一切必将极大地推动世界自由贸易的发展。

二、贸易保护主义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仍将比较盛行

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依然比较突出。主要表现为：被保护商品范围有所增加，从传统产品、农产品等转向高级工业品和知识信息产品；贸易保护措施多样化，如按照保护税率设置阶梯关税，强行征收“反补贴税”和“反倾销税”，非关税壁垒也有所增加；贸易保护制度趋于系统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成为一些发达国家对外贸易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贸易保护主义有其深厚的经济和政治根源。一方面旨在解决对外贸易发展失衡问题。迫于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压力，一些发达国家时常使用保护主义政策和措施，以反倾销、反补贴和其他非关税壁垒等为武器保护国内市场，迫使别国就范或限制其他国家的商品进口。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贸易逆差一直居于高位，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活动日益频繁；既依靠实力迫使他国开放市场，又为本国利益而肆无忌惮地滥用反倾销和反补贴等措施。最近美国滥用所谓法律权利，对中国汽车轮胎实施特保措施、对中国无缝钢管采取“双反”措施等，即是典型案例。另一方面为缓解金融危机造成的高失业率等社会经济矛盾。当前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主要经济体自顾性增强，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在国内压力下，主要经济体倾向于优先解决国内就业、产业发展等问题，继续出台各种贸易限制措施和保护措施，贸易保护主义将日益加剧。近期，欧盟延长对中国皮鞋反倾销措施，美国商务部初步裁定对中国输美金属丝网托盘实施惩罚性关税，巴西对从中国进口鞋类及小汽车用轮胎征反倾销税，阿根廷对中国不锈钢餐具和管道附件采取反倾销措施，都是典型例证。

三、国际贸易必将在自由与保护的相互博弈中发展

一、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贸易引力模型为基础，将贸易便利化的各指标引入到模型中，以此来探讨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1计量模型构建在国际贸易的研究中引力模型一般包括3方面解释变量，第1方面解释变量是衡量市场规模的，第2方面解释变量是衡量地理位置的，第3方面解释变量是一些虚拟变量。为了测算贸易便利化等相关因素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建立如下方程式:LnXcj=a0+a1LnX1j+a2LnX2j+a3LnX3j+a4LnX4j+a5LnX5j+a6LnX6j+a7LnX7j+a8LnX8j+a9LnX9j+u其中a0为常数项，Xcj表示中国对其贸易伙伴的农产品出口贸易额，X1j、X2j、X3j和X4j分别表示进口国的口岸物流、海关环境、规章制度和电子商务的便利化水平，X5j表示进口国的GDP总量，X6j表示进口国的人均GDP，X7j表示中国和其贸易伙伴之间的距离，本文运用两个经济体政府机关所在地之间的距离来表示，X8j表示中国及其贸易伙伴国是否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其取值为0和1，X9j表示中国与其贸易伙伴是否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其取值为0和1(1表示是，0表示否)，u为模型误差项。由于中国的数据为常量，对回归结果没有影响，故将中国的相关数据进行剔除处理。2数据来源说明本文选取的国家和地区是2011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排名前35的经济体，其中农产品出口额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数据库，各国(地区)的GDP总量和人均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两国(地区)间距离使用了距离计算器的测算结果，关于选取进口国和地区是否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还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是基于进行对比而选出的，以探讨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对贸易的影响。3实证研究的结果与分析运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1，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根据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的回归比较理想，从总体上来讲该模型对中国农产品的出口贸易变动问题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其中，从t统计量来看，当置信区间在0.05的时候，只有X1j和X9j未能通过检验，当置信区间为0.1的时候，仅有X9j仍不能通过检验;F统计量比较理想，均能通过检验;可决系数和调整的可决系数值在0.7左右，可以说明所选数据的70%符合模型要求;至于D-W值，几乎接近2，可以说模型数据不存在相关性。进一步完善模型，对回归模型进行修改，剔除两个变量，一是将口岸物流指标剔除，因为其显著性水平的取值较小时通不过检验，二是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这一虚拟变量指标剔除，得到一个显著影响的计量回归方程。现对包括贸易便利化一级指标在内的9个自变量进行逐一分析，以探讨各个指标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情况。因修改后的模型剔除了变量X1和X9，故讨论X1和X9时的依据是基本模型回归结果，其他变量均参考的修改模型回归结果。研究中可以看出，进口国口岸物流的提升对中国农产品的出口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当进口国口岸物流的便利化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时，中国农产品的出口将增加1.28个百分点，这是因为口岸物流基础设施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农产品出口贸易的成本，使得中国出口到贸易伙伴的农产品更容易在其市场上流通。海关环境的弹性较大，两个模型的系数均在2以上。同时，进口国的海关环境对中国农产品的出口有着很大的负面作用。试分析其原因，文中评定进口国海关环境便利化水平时选用的二级指标分别是非常规的付款与贿赂、贸易壁垒的普遍程度和海关程序的复杂程度，这3个二级指标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中国农产品的出口。其一，非常规的付款与贿赂都会增加中国出口商的交易成本，成本的增加就会使得农产品企业的积极性受挫，出口减少。其二，贸易壁垒的盛行也会阻碍中国农产品的出口。如2013年5月日本厚生劳动省食安输发0510第3号通报指出，2013年中国生产的鲜黄花鱼中的某些批次违反了食品卫生法的相关规定，因此将加强对于相关产品相关农药残留的监视检查。其三，海关程序的复杂程度，农产品在贸易中属于备受关注的贸易货物，很多国家为保护本国的农产品发展，有意阻碍中国农产品的顺利出口。进口国国内规章制度的改善和提升，对出口国的出口有促进作用。进口国的规章制度便利化水平每提升1%，中国农产品的出口流量将会增加2.22%。从规章制度二级指标的选取情况来看，可以理解为进口国的相关法律法规较为完善，那么该进口国就会有良好的贸易环境，对方有序的法律环境必然会促进中国农产品的出口。当进口国的国内电子商务发展水平提高时，中国农产品的出口贸易流量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事实上与传统商务活动相比，人们可以较自由地通过国际互联网从事跨国商务活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获取贸易证据的难度。基于这种角度，就可以理解高科技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的负面影响。从模型结果来看，当进口国的GDP总量和人均GDP增长时，中国农产品的出口分别会以0.50%和0.58%的水平增长。究其原因是一国经济规模的增加会促使商品需求增加，随之中国农产品的出口也会有所增加。两个经济体的距离必然对农产品贸易造成负面影响，和农产品的出口贸易额呈负相关关系。从计量模型的结果看出，双方的距离每增加1%，中国农产品的出口量将会减少0.93%，通过数据强有力地证明了两个经济体距离的远近直接影响着其贸易的有效进行。为了测算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以及对比区域经济组织和贸易便利化水平对贸易的影响，模型中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和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两个虚拟变量。就上海合作组织这一指标来看，其和中国农产品的出口流量呈现了负相关，而世界贸易组织这个指标却未能通过检验。究其原因，上海合作组织是区域性的国际组织，其成员国是中国以及几个中亚国家，所选经济体基本不是其成员，在计量模型的测算中势必会影响其结果。而从世界贸易组织指标来看，由于所选经济体几乎是其成员，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法规对各个成员均有效，虚拟变量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农产品的出口影响不显著，不会阻碍贸易的进行。

二、结论和展望

1结论在模型研究中，因变量是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额，自变量是包括贸易便利化的各个因素在内的9个变量。通过计量模型的结果显示，多个自变量对中国农产品的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口岸物流、海关环境、规制环境和电子商务的方程式系数均大于1，而其他自变量的系数均小于1，可见贸易便利化的发展程度较其他因变量对中国农产品的出口影响程度更大。研究发现，各个经济体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差距还比较大，经济欠发达国家的贸易便利化程度远低于发达国家的贸易便利化程度，但贸易便利化对国际贸易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可见各个经济体在贸易便利化方面的道路还很长。2展望目前，世界各国都把加强与别国的经济贸易合作作为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积极改善开展经贸合作的条件，不断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因此，可以预见，随着中国主要农产品贸易伙伴经济开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其农产品贸易便利化程度会不断改善。只要中国在遵循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基础上，不断为双边的贸易便利化创造条件，双边的农产品贸易规模会不断扩大，中国的农产品出口贸易会有一个长足发展。口岸物流、海关环境、规制环境和电子商务是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主要因素。中国应采取措施尽量减少这些因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为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发展创造便利条件。从自身来讲，中国要按照相关法律依法管理对外贸易，创造良好的对外贸易环境;整合海关资源，加强海关建设;规范检验检疫流程，提高标准化水平;运用科技手段，实施电子化工程等。在国际合作中，中国还要积极争取更大范围的合作，安排更加适当的沟通交流渠道和机制，如可以借鉴欧盟做法，建立和完善与贸易伙伴国家海关部门的交流合作机制，逐步实现同伙伴国家海关数据的交流和共享，避免出现口岸阶段性通关不畅。除此之外，还需要中国政府扮演好世界大国的角色，在对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进行援助的过程中有意识的对贸易伙伴的国内口岸物流、海关环境和电子商务等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一定程度的倾斜，在援助贸易伙伴经济建设的同时，也提升对方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扩大与这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贸易伙伴之间的农产品出口贸易规模。

作者：胡小龙布娲鹣·阿布拉单位：新疆农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一、理论模型构建

贸易伪报下的资本外逃是一种隐蔽的非法行为，其规模难以直接测算。由于贸易伪报下的资本外逃是造成中国与贸易伙伴贸易数据统计差异的重要原因，因此可以从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值入手，通过分析主要的可观测因素，进而间接测算出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的规模。

(一)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值

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编制原理和国际收支账户分析方法，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值主要受以下5个因素的影响。

1．贸易双方的统计口径和方法不同。

统计口径和方法不同，如统计辖区不同、运输时滞不同以及再出口内涵不同①等，都会造成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但由于统计口径和方法不同所产生的影响会相互抵消，其对双方贸易数据统计差异值的综合影响是有限的。

一、经济周期与国际贸易周期

可以说世界经济周期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么,经济周期和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是经济周期影响国际贸易;二是国际贸易影响经济周期。经济周期与国际贸易相互影响。那么,国际贸易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周期实质上是经济周期的反映。这里所说的经济周期,既包含个体国家经济周期,也包含世界经济周期。一个完整的国际贸易周期分为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四个阶段,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的波动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对外贸易的规律,经济运行顺畅了,对外贸易也就不成问题。事实上,经济周期是一种客观存在,它的存在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总是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当然,由于各个国家的开放程度、经济依存度、经济结构的差异等原因的存在,导致国际贸易周期和经济周期也可能不尽相同。

二、国际贸易周期与贸易政策周期

从本质上讲,每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都是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的。传统的外贸政策主要有两种:即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自由贸易政策就是国家取消对进出口贸易和服务贸易的限制、障碍、各种特权和优待,使商品自由进出口,服务贸易自由经营。简单地说,就是国家对贸易活动不加或少加干预,任凭商品、服务等要素在国内外市场公平、自由的竞争。反之,保护贸易政策则指国家利用各种措施对进口和经营领域及范围进行干预、限制,保护本国的产品和服务在本国市场上免受他国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并对本国出口的产品和服务给予优待或补贴。西方国家认为,自由贸易政策可以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效果,提高贸易各国的福利水平,自由贸易政策会对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自由贸易是他们的贸易政策取向。从长期趋势来看,多边贸易协定和双边贸易协定越来越多,促使贸易政策的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从短期看,由于经济周期的存在,在经济衰退时,各国为了保护本国的经济利益而实行保护性的贸易政策,只有当经济运行处于周期的扩张阶段时,贸易保护的政策才有可能放松。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由于经济周期与国际贸易周期的存在,各贸易国的保护主义仅仅是对贸易自由化的阶段性冲击,而不能中断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三、经济周期与国际贸易政策周期

根据以上解析,我们不难发现,经济周期是影响国际贸易周期和贸易政策的一大前提因素。尽管国际贸易政策的周期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经济周期,但这种周期性政策的目标始终是保护国内的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尽可能使经济运行在稳定路径上。因此贸易政策出台的时间直接影响到实施的效果,政策出台的时间是否恰当则取决于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是否准确。因此,正确分析和判断经济周期及国际贸易周期,一方面有助于在恰当的时间出台合适的政策,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判断贸易合作国的贸易政策取向,为国内制定正确有效的贸易政策提供依据。从这个角度讲,经济周期和国际贸易周期的分析判断是制定贸易政策的重要依据。四、结语本文通过分析表明,经济周期与国际贸易周期、贸易政策周期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经济周期影响国际贸易周期,制约贸易政策周期,同时经济周期和国际贸易周期影响着国际贸易政策取向,是制定贸易政策的重要依据。

本文作者：解春艳朱红根工作单位：江西农业大学

（一）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总额分析从图1可知，2000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额为395．22亿美元，随着2002年《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削减，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规模迅速扩大，该年双边贸易总额增加到547．81亿美元，其后随着2004年实施的“早期收获计划”和签订的《货物贸易协议》以及2007年签署的《服务贸易协议》，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额2007年达到了2025．33亿美元，但由于受2008年年底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额相比于2008年有所下降。从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的地位来看，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呈波动性上升趋势，由2000年的8．33％上升至2009年的9．65％。图1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额及所占比例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统计得到（二）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结构分析从图2可知，中国对东盟的出口额从2000年的173．41亿美元增加至2008年的1143．17亿美元，增长了5．59倍，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对东盟的出口额2009年有所下降，为1062．57亿美元。中国对东盟出口额占中国对外总出口额的比重呈稳步上升，由2000年的6．96％上升至2009年的8．84％。从中国对东盟的进口额来看，2000年中国对东盟的进口额仅为221．81亿美元，2008年则增加到1170．03亿美元，与2000年相比增加了4．27倍。从中国对东盟的进口额占中国总进口额的比例来看，从2000年的9．85％逐年递增至2003年的11．47％，其后4年呈相对平稳状态，到2008年有所下降。图2中国对东盟各国的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及所占比例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统计得到（三）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区域差异分析从中国与东盟10个国家的双边贸易区域差异来看（见表1），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与中国双边贸易量最大的两个国家，并且从2000年到2009年，中国与这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呈逐年递增趋势，特别是2004年后增加幅度较大。其次是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与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相比，中国与其双边贸易量相对较少。缅甸、柬埔寨、文莱和老挝等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量较小，但今后的双边贸易潜力较大。

（一）理论假设基于国内外学者将引力模型应用于贸易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经验，对影响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的相关因素进行理论假设：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自启动以来，经历了十年的发展，在这十年不断发展的进程中，签署了各项贸易协议，这些贸易协议的实施所带来的关税降低及市场开放等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产生了积极影响，并将长期促进双边贸易。但标志性的贸易协议有3项，分别为2002年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04年实施“早期收获计划”和签订《货物贸易协议》及2007年签署《服务贸易协议》。本文用这3个标志性贸易协议的签订来度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化程度，并假设每项贸易协议的签订对双边贸易都有正影响。2．经济规模。本文采用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一国的GDP总量反应了该国的经济规模总量以及该国的进口需求能力和出口供给能力，进而影响双边贸易流量，并且GDP越大，贸易流量也越大。本文假设经济规模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有正影响。3．人口数量。一国的人口数量越多，意味着该国国内的需求越多，当国内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则需要从国外进口来弥补无法满足的需求。本文假设人口数量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有正影响。4．地理距离。一般指两国的经济中心或主要港口之间的距离，本文选取的地理距离是两国首都之间的直线距离。两国之间的距离决定了贸易的运输成本、交易成本、时间成本的大小，这些成本从而会影响双边贸易的增长。本文假设地理距离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有负影响。5．科学技术水平。一国科学技术水平越高，越能促进生产力提高，越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该国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优势，国际贸易活动更为活跃。本文采用计算机拥有率作为衡量该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指标，并假设计算机拥有率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有正影响。6．文化距离。一般情况下，如果两国的语言相通，文化背景相近，则意味着两国的文化距离越近，一国出口到另一国的商品越容易被接受，两国间的贸易流量也就越多。本文采用共同语言，即贸易对象国是否使用华语作为衡量两国文化距离的指标，并假设存在共同语言对双边贸易有正影响。7．共同边界。如果两国拥有共同边界，一方面可降低运输成本、时间成本等；另一方面意味着两国存在共通的文化区域，相互之间交流更便利，贸易更快捷。本文假设共同边界对双边贸易有正影响。8．优惠贸易区。保护性贸易政策是构成国际贸易的巨大壁垒，而当两国同属于一个优惠贸易区时，由于各种壁垒的消除或削弱，区域内各国的贸易能够在一定程度实现自由流动，从而会促进两国的双边贸易，对贸易规模的扩张有积极影响。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同处于亚洲，且同是发展中国家，因此本文采用是否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这一共同自由贸易区作为衡量优惠贸易区的虚拟变量，并假设该变量对双边贸易有正影响。（二）模型构建本文基于引力模型中的Linnermann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展和修正，建立包括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变量的扩展的引力模型，其形式可以表示为：1nXijt＝β0＋β11n（YitYjt）＋β21n（PitPjt）＋β31n（Disij）＋β41n（Comjt）＋β5（Lanij）＋β6（Borij）＋β7（APECij）＋β8（Policy1）＋β9（Policy2）＋β10（Pol－icy3）＋μij其中，Xijt表示在t年i国与j国的双边贸易额；YitYjt表示在t年i国与j国的经济规模乘积；PiPj表示在t年i国与j国的人口数量乘积；Disij表示i国与j国首都的直线距离；Comjt表示在t年j国的科学技术水平；Lanij为文化距离变量；Borij为共同边界变量，APECij为优惠贸易区变量；Policy1、Policy2、Policy3分别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的3个重要变量。β0是常数，β1、β2、β3、β4、β5、β6、β7、β8、β9、β10是回归系数，μij表示随机误差项。（三）数据来源目前，东盟成员国有10个，其中柬埔寨于1999年最晚加入东盟，因此本文选取2000－2009年中国与东盟10个国家的双边贸易额作为面板数据。双边贸易额数据根据2000－200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获得。GDP和人口数量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通过世界城市经纬度查询系统（http：／／www．hjqing．com／find／jingwei／）计算获得。计算机拥有率来源于世界银行（WorldBank）数据库。是否有共同边界可由世界地图查询。各国加入APEC的情况来源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官方网站。是否使用华语、各项协议签署时间和内容均来源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官方网站。模型中各项变量的说明如表2所示。

运用统计软件EViews6．0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实证考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的影响效应。首先分别就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3个关键事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模型Ⅰ、模型Ⅱ和模型Ⅲ，为了考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的综合影响，把代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的3个关键事统一纳入模型中回归，得到模型Ⅳ。从表3的模型回归结果可知，模型调整后的R2较大，表明该模型有较好的拟合优度。D．W统计值表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模型中所有变量基本上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具体分析如下：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对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有重要影响。代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的3个关键变量Policy1、Policy2、Policy3在全部模型中都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均为正，与前面的理论假设相符。说明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的发展，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量不断增长。第一，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的《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对双边贸易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原因在于该协议条款中规定，双方要逐步取消货物贸易的所有关税与非关税壁垒，逐步实现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第二，2004年实施了“早期收获计划”并签订了《货物贸易协议》，根据该项计划及协议，中国与东盟首先削减近600种农副产品关税，紧接着开始相互实施全面降税，这大大促进了中国－东盟双边农副产品贸易的发展。第三，2007年签署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该协议规定，双方在60多个服务部门，相互做出了高于世界贸易组织水平的市场开放承诺，这一协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东盟服务贸易的发展，标志着双方合作关系进入了全新领域。2．经济规模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四个模型中均为正，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与双方的经济规模呈现正相关，与前面的理论假设相符。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贸易国GDP越高，潜在的进口需求越大，更有利于中国对其贸易出口。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而言，GDP的增加对其供给市场的影响表现为生产能力的提高，出口额加大。随着各国经济规模地不断扩大，双边贸易量也会不断增长。3．人口数量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全部模型中均显著为正，说明人口数量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起到促进作用，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一致。原因在于东盟中的多数国家与中国一样，同属于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水平不高，高新技术产业尚处于发展阶段，人口因素使得国际间的贸易更加活跃，人口数量增加创造的需求效应远远大于国内分工深化作用。4．地理距离变量的回归系数在模型Ⅰ、模型Ⅱ和模型Ⅲ中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地理距离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有负影响，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一致，并且地理距离越远，中国对贸易对象国的双边贸易额越小。但在地理距离变量模型Ⅳ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原因有待进一步考察。5．科学技术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全部模型中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对象国计算机拥有率越高，中国与其双边贸易额越大，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一致。一般来说，一国计算机拥有率越高，表示该国科学技术应用水平越高，居民生活水平及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高，对商品的消费能力会越强，因此会带来更多的进口需求。同时，一国科学技术越发达，生产能力就越强，会创造出更多的出口供给。6．文化距离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全部模型中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中国与同使用华语的贸易对象国进行贸易较之不使用华语的国家，双边贸易量更多，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一致。原因在于：一方面，使用华语的国家华人人口较多，对本国的产品需求较大；另一方面，华语作为该国的官方语言，使得该国居民对中国抱有亲切感和认同感，在人文环境上产生一定程度的共通点，更容易接受和喜爱中国的产品，对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更容易推广。7．优惠贸易区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全部模型中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当中国与其贸易对象国同属于APEC成员国时，更有利于促进两国间的双边贸易，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一致。因为属于同一贸易区的国家在贸易过程中存在贸易优惠政策，相互之间可以享有关税优惠，技术性贸易壁垒、非关税贸易壁垒和其他贸易壁垒都会相对较低，利于贸易规模的扩大。8．共同边界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四个模型中都为负，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共同边界与双边贸易量负相关，这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不符。究其原因，与中国有共同边界的国家，如缅甸、老挝都是贸易小国，经济规模小，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较低，所以贸易流量少，即使存在共同边界的优势，也难以发挥优势来大规模的扩大贸易；而与中国没有有共同边界的国家，如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其国家经济规模大，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较高，且同使用华语，对中国的进口需求和出口供给都较大，因此就造成了与中国没有共同边界的国家贸易流量较大，而与中国有共同边界的国家贸易流量反而较小的现象。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对东盟各邻国的贸易还不够发达。

1中韩贸易协定对山东半岛与韩国贸易关系的影响

1.1中韩贸易协定对山东半岛与韩国贸易关系带来的正面影响

（1）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有利于实现山东半岛与韩国的共赢。从近些年的产业产值结构看，山东半岛的第二产业比较发达，而韩国的第三产业比较发达，从产业要素互补条件看，韩国在资金、移动设备以及高技术等产品上具有出口优势，但是韩国缺少能源、劳动力等，因此山东半岛与韩国可以基于共赢的目的实现贸易的进一步扩大。（2）有助于扩大山东与韩国的贸易种类。据韩国海关统计：2015年1－3月，韩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情况（如表1所示）可知：中国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在纺织品及原料、家具玩具这类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中国继续保持优势。通过实施中韩贸易协定，山东与韩国的贸易种类会更加丰富，比如山东的迪尚集团成功收购韩国著名的上市服装企业Avista公司，为加强山东与韩国金融领域的深度合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3）有助于降低山东与韩国贸易的费用。依托中韩贸易协定，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实施双方贸易零关税制度，这样在具体的贸易过程中可以为双方节省大量的经济费用，以此提高企业的经济利润。以韩国对山东出口的化妆品为例，实施自由贸易协定之后，韩国化妆品有望变得更便宜，这无疑会进一步提高韩国化妆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而且国内还可以享受到韩国医疗整形服务。

1.2中韩贸易协定对山东与韩国贸易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

（1）中韩贸易会造成技术差距进一步扩大。基于中韩贸易协定的签订，韩国高端电子产品进入山东的价格会更低，尤其是高端电子产品在中国的投资会提高山东高端电子技术的发展，但是从长期发展看，如果山东受到中韩贸易协定优惠的影响，而不思进取长期受经济结构精细化分工的影响，比如正是基于韩国高端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价格比较低，因此中国企业就满足于当前的发展，而不进行技术创新，其结果是导致国内技术与韩国的技术差距越来越大，最终导致双方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2）低质量的产业贸易会导致贸易逆差不断加大。中韩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的状态，虽然山东与韩国的贸易比较密切，但是双方在出口货物的附加值上却存在很大的差距，山东出口韩国的货物以出口量取胜，但是其很难弥补价值上的差额。另外韩国在山东投资的企业，其主要是从韩国进口精密配件，但是生产的产品却主要在中国市场销售，因此这些问题造成山东与韩国贸易逆差虽然有所减少，但是依然存在。

2提升山东与韩国贸易的措施

摘要：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跨国公司获得了空前迅猛的发展。1977年，美国跨国公司母公司数量为2826家，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跨国公司母公司数的26.3%，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更有明显的增长。可以说美国企业在二战后成为世界上第一轮国际化及国际贸易的最大赢家。但近年在与中国的贸易中，美国在资本、利润、技术优势及知识壁垒等方面对中国的掌控逐渐感到力不从心，这些既得利益的损失使得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关键词：国际贸易；中美贸易；税收

一、对母国国际收支的不利影响

1.最初资本转移的不利影响：影响母国资本形成。由于与投资有关资本转移规则的本质在于转移方与被转移方之间的自由化与管辖权的争夺，因此，转移方与被转移方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而转移方与被转移方（即外来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又存在明显的南北分野，这就致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这一问题形成代表各自利益的两大集团。时至今日，两大集团之间虽有合作，但始终无法就与投资有关资本转移自由问题形成略具规模的多边架构。美国企业作为中国的主要外来投资者，将主要在本国形成和累积的原始资本向中国进行投资获取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美国的资本形成，造成大量资本流失的“假象”。而国际上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转移自由利益需求保护又使美国在转回投资收益上受到国际规则限制。比如，1985年6月拟定的《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草案）》之中，对资本转移的规则是：跨国公司有权自由移转法律上到期之所有支付，但这种自由权要遵守东道国立法要求之程序并服从东道国国际收支平衡困难之需要而采取的必要的限制。因此与中国的贸易中对美国资本形成上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不利影响。2.逃避税收和税收优惠。如果东道国对跨国公司收入的征税水平比跨国公司母国国内收入征税水平低，就会刺激跨国公司向国外投资。同时，跨国公司可通过操纵转移定价、经营“皮包公司”及利用避税港等措施来逃避母国税收。跨国公司也可将东道国提供的免税期和其他财政优惠当作逃避国内税收的手段。中国一直以来针对外商的投资一直给予巨额的税收优惠政策，因此吸引了以美国为主的大批外商到中国投资。此外，著名的爱尔兰——荷兰三明治现象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税收优惠及宽松的税收政策对跨国企业母国的吸引力。3.利润及特许费等的汇回。2017年12月2日，美国参议院以51票对49票通过特朗普税改法案。美国征税体系由全球纳税制+递延税制变为属地纳税制。在特朗普税改前，美国企业要想将在中国的投资利润回流，需要交东道国和母国两道税，但若将所得利润留存在中国，根据中国的征税政策则只需要遵从中国税制纳税。两相考虑之下，美国企业大多选择不将投资利润汇回。据瑞士银行统计，微软在境外持有的利润高达1240亿美元，苹果紧随其后，为1098亿美元。特朗普税改将汇回税率从35%降至15.5%以下，实行属地纳税制，使得美国企业税更具竞争力，鼓励美国公司将境外利润带回美国。税改后，美国企业只需要在利润产生的国家交税，而无需向美国政府交税，大幅降低了境外利润回流成本。企业所得税率的大幅降低，将增加企业盈利，促进美国国内投资，进而为美国创造就业，从而促进美国经济增长。事实上特朗普的税改也确实效果显著。2018年1月，苹果公司宣布一系列举措，以迎接根据上年底通过的税改法案即将到来的减税。该公司还承诺，将创造2万个新工作岗位，并建设一个新园区用于客户支持。苹果表示，计划将囤积在海外的现金遣返回国，预计将为此缴纳约380亿美元的税款。而美国后续考虑的问题是能否让回流的巨额资金在美国本土高效流转起来产生新的价值。

二、母国高端制造优势的减弱

高端制造业的显著特征是高技术、高附加值、低污染、低排放，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在以往较高的生产率不能抵消高工资的情况下，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转移，旨在利用国外廉价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获得高额利润，用以发展高利甚至暴利的国家高端制造行业及服务业。但技术进步是国际分工及产业转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会不断重塑这种分工边界。例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服装工业的典型分工模式是：面料产自美国，危地马拉切割缝纫。这是因为纺织环节高度机械化，但布料切割还严重依赖人工。20世纪90年代这个分工变成了“美国纺织切割，危地马拉缝纫”：因为在此期间，美国成功开发了激光切割技术，从而实现了布料切割的精准自动化。整个行业的分工边界因此得以重塑。奥巴马上台后的“再工业化”意在利用美国在高端制造领域的技术积累，采用新的、先进设计，通过生产率优势抵消工资劣势，以招徕部分制造能力向美国本土的回流。但美国没能考虑到的是，中国拥有庞大的产业链上游。“四三方案”解决了农村生产要素；“一五”计划苏联援建150余个项目；还有建立的可以大体量供应工业人才的高等教育体系（高校建设重视理工科），使得中国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依靠劳动密集型的工业特点承接了大量发达国家的低端制造业，但在基础化工领域并不处于绝对劣势，反而通过向西方学习和借鉴逐步缩小了差距。与此同时，美国越来越意识到第二产业才是一个国家强大的支柱，没有哪个国家因为服务业而成为发达国家。因为工业贡献了更多的技术进步，所创造的实际价值也更高，而服务业只是从工业中分支而出，过去能够产生暴利依靠的是信息不对称。中国经济以制造业为主，美国经济集中在以服务业为主的工业化上，中国经济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正好适应美国国内市场需求，而中国对高端制造业的重视却又正与日俱增。《中国制造2025》这一文件在美国发起贸易战时多次被美国官方引用，被其作为中国在制造行业崛起的标志。根据文件，中国要在2025年从“制造大国”迈入“制造强国”，2035年迈入制造强国中等水平。美国给出的停止贸易战的四个条件之一就是中国终止该计划，足以见得在高端制领域优势的逐渐丧失是美国发动此次贸易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东盟自由贸易区从1967年成立以来已走过了35年的发展历程，被视为发展中国家间最成功的区域性组织之一。虽然人们对20世纪90年代以前东盟经济合作的评价不一，但东盟各国的经济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92年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出台使东盟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东盟经济合作的步伐加快了。

众所周知，自由贸易在长期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中短期，尤其是那些原来贸易保护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加入自由贸易区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调整成本）。因为关税的取消、贸易壁垒的消除总会引起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使资源在各个产业之间重新配置。然而，这个过程是痛苦的。那些原来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会发展壮大，而那些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则终将被淘汰，从而导致一些产业的部分资本荒置和劳动力失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国家在执行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决心和行动。但是，如果区内贸易的扩大主要来自产业内贸易，那么，各国加入自由贸易区的成本就比较低(DixonandMenon,1995)。因为产业内贸易并不是导致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而是在同一个产业内流动，是产业内的专业化，其资本和劳动力的变动更容易适应新环境(Krugman,1981)。因此，本人认为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区内贸易的扩大主要是以何种形式——产业间贸易还是产业内贸易——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东盟的区内贸易

自1994年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正式实施以来，在区内关税减免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截止到2001年5月，其CEPT(CommonEffectivePreferentialTariffScheme)（注：CEPT称为《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是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要运行机制。CEPT产品包括四类，即列入清单产品、暂时例外产品、一般例外产品和敏感产品。）产品的加权平均关税由1993年的12.76%下降到2001年的3.21%，而且有98.3%的商品属于“CEPT列入清单”，其中92.7%商品的关税在5%以下。2000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区内贸易总额为1595.91亿美元（注：2000年泰国区内贸易的进出口值只包括头9个月的数据。），比1993年增加了93.58%。同时，2000年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比重为22.32%，比1993年提高了3.14个百分点，年均增长2.19%。因此，从区内贸易比重来看，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在扩大区内贸易上有一定程度的作用。当然，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对各成员国的影响是不同的。马来西亚和文莱的区内贸易比重有所下降，虽然文莱的区内贸易比重居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首位，但其区内贸易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总量中的份额却很低，只有0.74%，而且文莱的出口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变化起伏较大。而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区内贸易比重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年均增长率分别达6.67%、7.92%和4.79%，说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使区域内原先贸易保护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加强了同区域内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扩大经济规模，增强其出口产品在区域内的竞争力。

二、产业内贸易指标

对产业内贸易问题的经验性和统计性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涉及经济一体化对贸易专业化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有沃顿恩(Verdoorn,1960)、米歇里(Michaely,1962)、巴拉萨(1966)、格鲁伯和劳艾德(GrubelandLloyd,1975)等，他们都建立了各自的测量指标。其中，格鲁伯－劳艾德指标(Grubel-LloydIndex)是迄今为止最具权威的产业内贸易测量指标，简称GL，其表达式如下：

一、世界石油贸易流向综述

(一)石油贸易流向的概念及模式

1.石油贸易流向的概念

贸易流向是指贸易的地区分布和结构，通常表示为某地区贸易量在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这个意义上讲，石油贸易流向就是某地区石油贸易量占石油贸易总量的份额，因我国是以石油进口为主的国家，研究石油贸易流向主要是研究某地区石油进口量占我国石油总进口量的比重。另外，贸易流向包括两个不可分的因素：贸易的方向以及贸易的规模，在讨论石油贸易流向问题时，必须兼顾量的差别。

2.石油贸易流向的基本模式

在目前油价较高的情况下，世界各国的贸易流向模式大致可分为三种，并有各自的特点。战略导向型，即国家根据自己长期发展战略的需要来选择贸易伙伴、地区及贸易量；经济导向型，即出于经济考虑，如考虑能源运输成本或本国产业经济发展规划的要求，选择贸易方式；地缘导向型，即在扩大贸易伙伴时，更多考虑地理位置临近或者有着地理运输优势的国家作为潜在或现实的贸易伙伴。

（一）中美之间存在的巨大贸易差额问题是导致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

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7年，美中货物贸易3867.5亿美元，较2006年增长12.8%。其中美对华出口652.4亿美元，增长18.2%；进口3215.1亿美元，增长11.7%。与此同时，2007年美对华贸易逆差达2562.7亿美元，增长10.2%，占同期美货物逆差总额的31.4%，逆差金额和占比均创历史新高。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认为，两国间经常项目收支的逆差，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5%，会发生激烈摩擦；超过2%，就会引发报复行动；如国对国的贸易顺差超过该国贸易额的25%-30%，那就是政治问题。美对华贸易的巨大逆差给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提供了借口，美国贸易保护势力不断借题发挥。

（二）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与市场拓展之间的矛盾

一个国家的兴衰与拥有市场份额的多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代，各国经济发展对市场，特别是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市场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稀缺资源。可以预见，在今后的一段较长时期内，寻求和占领新的市场仍将是各种经济力量争夺的焦点。就中美贸易关系来讲，美国要求在资本、能源、通信、航空等领域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而中国为保护某些国内的幼稚产业，还不能完全开放本国市场。所以在市场问题上中美之间的矛盾同样不可避免。

（三）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泛滥

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特征，即在出口贸易上推行自由化原则，在进口贸易上则坚持保护主义，要求实行所谓的“公平贸易”。在美国，钢铁、纺织业、汽车等制造业都属于“夕阳产业”。由于劳动力成本高，这些行业在世界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按照古典贸易理论，美国应从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比如中国进口，以节约资源，提高福利水平。但美国纺织品、钢铁和汽车生产商认为中国廉价产品的大量涌入对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就业带来巨大的冲击，纷纷转向政府寻求保护，促使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从而导致中美贸易摩擦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