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范文10篇

关键词:管理科学与工程;动态优化模型;滚动计划;企业资源规划

摘要:由于传统MRP逻辑存在固有的缺陷，ERP系统中的生产计划模块往往不能满足企业快速发展的需要。为此，文章提出了一个可以实时推进的，能够实现企业资源优化配置的新型企业资源规划系统。系统的核心是一个基于滚动计划的动态企业资源优化模型。文章讨论了将滚动周期理论引人企业资源优化模型的方法和优势。基于该模型的新系统构建更加灵活，应用范围更加广阔，生成的生产计划更加符合企业生产实际。

引言：企业资源规划(EnterpriseResourcePlanning,ERP)是目前世界上最流行的企业信息化软件，在这个竞争空前激烈的信息时代，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构建自己的ERP系统，而且很多企业能够从中获益。然而，随着经济环境的日趋复杂、技术更新步伐加快和企业业务复杂度的不断扩大，传统ERP的缺陷逐渐显露出来，限制了企业信息系统功能的进一步扩展。为克服传统ERP系统的固有缺陷，文献中提出了一个取代传统MRP逻辑的企业资源优化系统，它将MPS,MRP和CPS的功能集于一身，通过计算机的优化计算，产生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主生产计划、物料需求计划和能力需求计划。新的企业资源优化系统能够解决传统MRP系统因顺序执行各模块造成的资源配置冲突，真正实现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克服现有ERP系统的固有缺陷。

与传统企业资源计划模型相比，企业资源优化模型还可以提供企业所有资源的影子价格(资源在企业内的机会成本)，是建立企业内部市场价格的重要参考信息。这些基于边际分析的价格信息在帮助企业完成订单获利性分析、生产能力瓶颈分析、生产外包成本分析、企业价值链分析等管理决策分析方面要大大优于基于传统会计核算获得的成本分析信息。但目前的企业资源优化模型是针对企业一个时点的静态状况制定出来的，在把模型应用到现实的企业中时，由于企业的整体生产计划涉及的时间维度大，多为半年或一年，而实际指导生产的计划则需要精确到周或者日，导致系统产生的变量数目庞大，增大了模型的求解负担，所以要把模型结合到企业的生产实际中去，还需要涉及到分阶段的滚动计划问题。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原来的企业资源优化模型进行改进，提出了一个基于滚动计划的，以企业资源优化模型为核心的新的企业资源动态优化系统，使模型优化结果更具有可执行性，可以真正成为具有优化功能的ERP系统的核心模块。

本文的第一部分综述滚动计划与滚动周期的理论方法，第二部分提出一种三阶段变周期的滚动计划方法，第三部分介绍了基于该滚动计划的企业资源优化模型及其数值试验，第四部分简要的分析了动态企业资源优化模型的优势。

1.滚动计划与滚动周期

【摘要】诉讼是人们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一种重要手段,但有一些人由于受到不法利益的驱使,加之我国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恶意提起诉讼,不仅严重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还扰乱了诉讼秩序,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损害了国家的审判权威。故,对恶意诉讼行为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予以预防和遏制,建立公正高效的诉讼机制,推动法治进程。

【关键词】恶意诉讼;恶意民事诉讼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民事诉讼作为一种解决民事纠纷的最终手段,解决各种民事纠纷的同时,也出现了所谓的“诉讼领域中的一种病态现象”——恶意民事诉讼。目前,这一现象已引起了很大的重视,也有很多学者专门把恶意诉讼作为一类侵权行为来研究,在此,笔者拟在诉讼的涵义、与滥用诉讼权利相关概念以及构成等方面做一系列的探讨。

1对恶意民事诉讼的认识及定性分析

1.1对恶意民事诉讼的认识

目前在我国,已经出现不少的恶意民事诉讼的案例,如早几年前就有的“湖南农民恶告记者侵犯名誉权案”、06年无锡的多起恶意民事诉讼案件等,在这些诉讼案件中,原告都明知自己提起的民事诉讼不是根据客观事实或提起诉讼的理由不够充分,依法其诉讼请求是不应得到支持,但是为了追求某种不法或不当利益,而故意颠倒黑白、甚至无中生有,然后以受害人的身份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法院予以“维权”。由于我国的实体法中对恶意民事诉讼行为并没有明确规定,给司法适用带来了极大的困惑和不便,对于一方当事人恶意提起诉讼,由于法律未明确规定对恶意诉讼行为的规制,故人民法院对无辜被告者可以做出胜诉的肯定性评价,而对于无辜被告者无端身陷诉讼后为证明清白而四处奔波、调查取证、聘请律师等所花费的代价,法官也爱莫能助,只能深表同情。即使法院在发现恶意民事诉讼行为后,能够做的也只有不予立案受理或者在立案受理后由于缺乏实体法的规定无法进行审理,只得动员当事人撤诉或者驳回当事人的起诉。

哲学需要理解，但不能是自我封闭的冥思苦想，不能是固执己见的自我认同，对哲学的理解要以广阔的哲学视野为背景，要以开阔的哲学意识为基础，加强对各种各样的哲学观的比较和鉴别，从而深化对哲学的认识。

从总体上看，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以当代哲学观点为背景，大致可以概括出八种哲学观点。

一、普遍规律说

这种学说认为，各门科学只是研究世界的特殊领域，并提供关于这些领域的特殊规律，而哲学则以整个世界为研究对象，并提供关于整个世界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

这种哲学观具有深远的哲学背景，在哲学的发展史上，古希腊哲学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德国古典哲学寻求全部知识的基础和提供一切科学的逻辑，这些都是对这种普遍规律的追求。从深层本质来看，这种普遍规律说的哲学观，深刻体现了人类思维的根基。人的思维是千变万化的，人们在思考现实问题的同时，总是力图在深刻的层次上把握其内在统一规律，思考思维是人类独有的特性，这种特性敦促人们去追求能解释世界上一切现象以及关于这些现象的一切知识的统一规律，思维的这种追求以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构成了古往今来追寻普遍规律的哲学。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思维方式的两个人。人的思维方式的产生是经历长时间并且在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这种不可回避的问题导致了不同的认识水平，在对规律的探索当中就会有不同的结论。因此，规律不应该只有一个，不同的轨迹要有不同的方式，千篇一律的规律不能叫普遍规律。

一、论题的由来：崛起的成本企画模式

对于现代成本管理和管理会计领域新近崛起的日本“成本企画”模式，①人们在叹服其令世人瞩目的卓越管理成效时，往往试图更深一层地探索其方法体系的内在核心。日本一些学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此作过阐述，②这类论述内容过泛过宽，尽管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很难被认同这是在真正研究方法核心问题。笔者认为成本企画方法的核心是“成本筑入”，围绕这一核心对成本企画的外在表现形式与内在实质进行多重侧面的研究才是更为紧迫的课题，它有助于我国这样成本管理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尽快地移植进而构建有效的成本管理模式。

在全面展开论述之前，先对成本企画模式及其核心范畴“成本筑入”作一基本的探讨。

首先，成本企画的方法立足点值得关注。较之于欧美模式，成本企画模式的方法立足点有了重大的转换。传统欧美式的成本管理是基于财务成本信息的管理，其管理方法在成本会计学科中有所体现，即借助财务会计的成本资料，运用管理会计的信息处理方法，对生产经营过程发生或可能发生的成本的数额与形态实施控制、分析和评价。成本企画则对成本有另一种理解，日本人认为，成本绝非单纯是帐簿的产物，既然它在制造过程中发生，就应该从工程学的、技术的层面去把握成本信息，从开发、设计阶段开始结合工程学的方法对成本进行预测、监控。其基本立足点可认为是全生命周期成本（wholelifecyclecost，wlcc）思想（详见下文）。一般而言，愈是处于wlcc的前阶段，能确定的成本额愈大，且功能、构件变更的容易程度也愈高，这两种因素的结合，使得前阶段降低成本的潜力大增。因此，有必要针对开发、设计、生产乃至销售阶段的目标成本，将成本计算与产品设计一体化分析，以达成根本性的成本降低。

其次，必须对现有的成本企画定义加以分析。日本成本企画特别委员会将成本企画定性为企业确立中长期竟争优势的、与产品开发相关联的战略性管理方法，作出了较具发展观的定义：“成本企画是指在产品的策划、开发中，根据顾客需求设定相应的目标，希冀同时达成这些目标的综合性利润管理活动”。③笔者认为该定义有三点值得注意：（1）其目标是针对“顾客满意”（customersatisfaction，cs）的，与欧美的成本管理目标相吻合；（2）它是以成本管理之形式达成终极的利润管理之目的；（3）其手段是综合性的，即工程方法、组织措施和会计计量是融为一体贯彻实施的。显然，这三方面对传统的成本管理学科有了不同程度的突破，但手段上的综合性突破尤为突出。其三，有必要对“成本筑入”这一术语作一简略说明。成本筑入的“筑入”译自日语“つくりご△み”（此译是否达意，专家们不妨发表高见），大意为在生产、制造过程中同时“深深地嵌入”或“紧密地结合进”新的要素（因而笔者认为“筑入”也可权且英译为“buildingn”）。上述成本企画的分析体现了“成本筑入”的基本要求，即以先行的或者说先导性的综合性手段（会计、工程与组织）针对wlcc的全面实施（特别是在源流阶段的实施），使得以wlcc为轴心的成本管理形式达成终极的利润管理目的。

二、成本筑入的检验标准：全生命周期条件下的目标成本

近读夏勇教授发表在《读书》2003年第3期上的《宪法之道》一文，深受启发。本文想围绕此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

正如夏勇所指出，所谓宪法之道，乃是“某种内在于宪法又立于宪法之上的规律或法则，是宪法之为宪法的根据。”那么，宪法之道究竟有哪些呢？在我看来，它至少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制宪之道。制宪之道可从价值和技术两个层面来加以考察。就价值层面而言，由于宪法是其他一切法律的母法，因此，宪法之上不再有其他为据的法律，但这并不是说制定宪法就可以为所欲为，它必须遵循一定的价值准则。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讲恶法非法，良法才是法。宪法作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必须反映人类社会治理国家的普遍道德和先进经验，必须体现对人权、民主、自由、文明等核心价值的充分尊重。马克思曾经指出：“（立法者）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对于立宪者而言，与其说是让他们去制造或发明政治规则，还不如说是去发现或表述蕴涵于自然法之中的规律或法则。只有符合自然法规律或法则的宪法，才能解决宪法自身的合法性问题，也才能完成对宪政的证成，否则，宪法就起不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固本定元的作用，起不到在国家法律体系建构和法治建设中的统率作用，也无法因其内在理性和魅力而为社会公众所广为认同、忠诚和遵守。就技术层面而言，由于宪法特殊的重要性，要求立宪者在解决了价值认识的前提下，高度重视立法技术问题。比如，宪法要求稳定性，只有保持最大的稳定性才能具有高度的权威性，但如果过多地将一些政策性的东西塞进宪法，势必不利于宪法的稳定。再比如，宪法对公民权利的确认，有的国家只是笼统地规定公民有这项或那项权利，而有的国家则不仅规定公民有这项或那项权利，还明文禁止国家为某些行为，如美国的权利法案第一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确立宗教或禁止自由从事宗教活动的法律；不得制定剥夺言论自由或新闻出版自由的法律；不得制定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的法律。不仅如此，这些国家的宪法还相当重视程序规则的设计，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道格拉斯所言：“权利法案的大多数规定都是程序性条款，这一事实绝不是无意义的。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

其次，修宪之道。由于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宪法自身的缺陷以及人们认识的深化等原因，使得任何国家的宪法都面临一个适时修改的问题。不过，中外的宪政经验也给我们提供了修宪所必须遵循的一些规诫：规诫之一就是不能过于频繁地修宪，否则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便无从谈起。美国1787年颁布的宪法，至今已有200多年，原有宪法条文一字未动，只增加了包括权利法案在内的共26条修正案。反观我国，建国50多年来，却已经颁布了四部宪法（1954，1975，1978，1982），而1982年宪法至今又经历了1988、1993、1999年三次修改，且一次比一次修改的条文多。如此频繁和大规模地修宪，在和平时期的世界宪法史上可谓罕见。这其中固然有一些特定的时代背景，如“”、改革开放等，但即使抛开这些，是不是我们的每次修宪就无可挑剔了呢？是不是每一个被修改的条文都非改不可呢？有的内容难道不可以通过宪法解释来包容进去？规诫之二就是要确立宪法哪些内容可以改，哪些内容是不能改的，惟其如此，宪法才能保持其连续性和一贯性。一般而言，包含自然法内容的宪德是不能改的，而体现宪德的宪律则可以改；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不能改，而反映宪法原则和精神的某些具体法则则可以改。有的国家甚至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某些内容不得修改，如意大利现行宪法规定：“共和政体不得成为宪法修改之对象。”而我国1975年宪法之所以对1954年宪法伤筋动骨，出现大倒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没有把握好修宪的为与不为，突破了修宪的底线，将1954年宪法中的宪德和宪法精神统统抛之脑外。

再次，行宪之道。好的宪法还必须有确保其得到有效实行的机制和路径，以免出现“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尴尬局面。宪法实行的两条基本路径是违宪审查和宪法诉讼，它们是使宪法从书面走向实践的标志，是宪法切实发挥作用的保障。所谓违宪审查，就是由特定的国家机关对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和国家机关的行为是否合宪进行审查，进而决定违宪无效、合宪有效的一种宪法监督行为。至于究竟由何种机构来进行违宪审查，各国有所不同：有的是设立宪法法院，如德国、俄罗斯等；有的是由司法机关特别是最高司法机关来行使，如美国、日本等；还有的是设立宪法委员会，如法国。我国目前还没有违宪审查机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缺憾。所谓宪法诉讼，就是在必要的时候，宪法条文能直接进入诉讼，成为援引对象和判案的根据。在这方面，2001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侵犯姓名权受教育权”一案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直接援引宪法中公民享有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判决原告胜诉，成为具有重要符号意义的“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尽管这还只是开始，但是人们有理由相信，制度就是这样慢慢形成的。

做了两年的大队辅导员之后，我又重回到班级里，做了四年级一班的班主任。也许是与班主任这项工作离开的时间长了，开学伊始，竟有点手忙脚乱的感觉，再加上班主任工作又是一项充满“技术性”的活儿，所以，彼时，我非常渴望能有一位经验老道的老班主主任来手把手地扶持我一把。没想到，开学后的一天，学校领导就给每个办公室下发了一本魏书生的《班主任工作漫谈》，由于当时我正请婚假，等我假期结束后回到学校，看到办公室的这本书，便欣喜若狂地拜读起来。

在《班主任工作漫谈》这本书中，魏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现实中的事例,风趣地介绍了他的经验之谈,让我感同身受之时,又收获甚多。书中介绍的管理班级、教育学生的种种方法，为我指点了迷津，帮助我解决了教育教学中的许多“疑难杂症”。细读此书，我更是深刻地体会到，为人师者，就要处处为人师表，注重自己的一言一行，做学生的楷模，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去感染和带动学生。不经意的一个动作和一句话，可能会出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凭心中有爱，要学会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心灵，用“真爱”去发现和培养孩子的闪光点，发挥每个孩子的潜能，让每个孩子的心里都洒满阳光。这一点，我深有体会。这个学期我们班新转来一名刚出老家来的新生，基础非常差，拼音几乎不懂，家庭作业也是非常不理想。与家长交流时知道，这个孩子常年不在父母身边，与父母一点儿也不亲热，所以家长的话也根本不听。后来我跟其家长沟通，让他们多关心孩子，把孩子曾经失去的爱补回来，同时，在班里，我给这个孩子更多的关爱。一个月过去了，这个孩子进步很大，性格也变得开朗了。

教师职业本身就是琐碎繁杂的,工作中的压力使得每位教师的心态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作为班主任更是时刻与学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经常可以听到从班级里传来班主任的“引吭高叫”，包括我在内。若遇到通情达理热爱学习的学生，我们也许能时常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但我们面临的是具有千差万别的学生，我们不可能以同样的标准来要求每一位学生，若遇到与自己要求相差甚远的学生，我们该怎么办？魏老师有一句格言：“用平平常常的心态、高高兴兴的情绪，去做平平凡凡的工作。”是呀，生活是琐碎的、平凡的，工作也如此。如果我们不用一颗平常心去看待生活，去对待工作，那么生活和工作带给我们的便是无尽的烦恼。如果我们能坦然地面对这些困难和逆境，变苦为乐，以博爱豁达的心境克服摆在眼前的困难，通过努力将困难化解，从逆境中走出，其内心的喜悦是不言而喻的。

在生活和工作中会有许多的不尽人意的事情，一味的抱怨、发牢骚、怨天尤人，又有什么用呢？在《班主任工作漫谈》这本书中，魏老师结合自己的班级管理经历，用认真朴实的言谈和生动可信的实例为广大班主任和教师指明了一条科学与人性的教学教育希望之路。

用魏老师的话来说：当你把生活中的一切都看作是享受时，还有什么想不通，不愿做，做不到，做不好的呢？但凭心中有爱，让我们爱自己的职业，爱自己的学生，爱这美好的人生，这样，在班级里，就不会有班主任面对恶劣学生时“美女也变野兽”的说法了；在课间交流时，班主任与班主任之间也不会眉头紧锁，长吁短叹的了；在深夜的睡梦中也不会再恶梦连连了。

关键词：传统聚落；聚落景观；宗族意识

摘要：深入解析了中国传统聚落所具有的自然生态特征、景观特征，旨在研究其背后的思想文化根源，希望借此能对现代村镇的建设活动有一定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传统聚落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其间经历了漫长和复杂的蜕变过程，得以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与聚落景观，不仅充分展示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还为人类提供了一个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的生活空间，其内敛、朴实、人性化的特征，均是当代城镇缺失和需要吸收借鉴的地方。

1传统聚落特征分析

1.1自然生态特征

1.1.1尊重自然，因地制宜。传统聚落擅长利用地形、地物，故而聚落多因地制宜，空间布局不拘形式，格局自由，由此成就了顺应山势的山地城镇、临水跨溪的沿江城镇，这一独特的聚落景观。石柱西沱就是山地城镇的典型代表，整个城镇顺应山势，从江边垂直向上攀岩，建筑亦沿千步云梯爬沿而建，整个城镇契合地形高低起伏，与自然完美结合。

摘要：目前，政府投资项目较多，如何加强控管，达到实际投资目的，是我们参与这项工作同志应多加思考和规范工作。

关键词：项目；投资；预算；控制

政府投资项目大多数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如城市道路桥梁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绿化、文物保护、生态环境建设，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文教卫体、公检法司等公益设施建设等。通过几年来财政投资评审的工作实践感受到，政府投资项目应该比一般项目具有更严格的管理程序，因为它更容易受到社会各界舆论的关注，但是就目前情况而言，政府投资项目存在着种种不和规的问题，失之过宽，投资失控、招投标不规范、三超现象（即概算超估算、预算超概算、结算超预算）、追加资金等等，这不仅使建设项目投资效益下降，而且导致政府对基本建设投资的控制力的削弱。

1、财政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1.1概算超可研投资估算、预算超概算、结算超预算现象较为突出。

（1）据有关资料分析，决策阶段和设计阶段对项目投资费用所造成的影响比例达到90%以上，而近几年我市部分财政投资项目之所以出现“三超”，其根本原因是项目业主或代业主对项目前期工作不严谨，深度不够，论证不充分，不重视前期管理，缺乏科学依据，加上方案设计阶段把关不严，相当一部分项目的投资估算只是静态估算和粗略算，结果事前主动控制少，事后被动调整多，导致施工过程设计变更频繁，项目投资完全不能掌控，投资一再增加。

关键词：私小说；“自我”性；封闭性；真实性；社会性

可以说，近代以来私小说一直是日本文坛的主流。它深深根植于日本文学和文化的传统中，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可以追溯到古代平安时期的女性日记学。其纤细的风格，细腻的心理描写和较强的写实性，代表了日本文学的一个传统方向。许多私小说作家创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自我”的表露。通过小说创作实现对自我的再认识，再现自己人生经历的部分片段，实现艺术的最高价值。因此，私小说作家认为：“自我”是一切艺术的基础，应该把这个“自我”不加掩饰而且朴素地表现出来。由此可见“自我”是私小说作品的核心，是了解私小说的关键所在。拙文尝试对私小说在张扬“自我”的创作实践中所体现的几个明显特征从真实性、传统性、封闭性、社会性缺失几个方面进行解读，以求对当今中国和日本文坛流行的私小说创作提供一个参照。

一、“自我”真实性

左拉说：“小说家最高的品格就是真实感”。他否定小说的“虚构”，而崇奉近乎绝对的“写实”。田山花袋的重要论作《露骨的描写》仅有三千多字，却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一个宣言，是左拉创作真实感的延续。他在文章中称，当时的日本文学为“技巧时代”的文学，重词句、重华丽、重结构、重人物，认为这种文学时尚无法产生具有天衣无缝或行云流水般自然趣旨的浑圆之作。他主张文学摒弃虚饰的文风，而更加真切地表达“自我”。他关于露骨而大胆描写的主张，给当时的日本文坛及读者带来了巨大的震撼。田山花袋断言：“我认为，虽然在技巧论者眼中，‘露骨的描写’或‘大胆的描写’是笨拙的和支离破碎的。但实际上，这却是日本文坛的一种进步，或生命力跃动的体现。那些持否定意见的批评家，其实已大大地落后于时代。”作为这种理论的实践《棉被》在个体“自我”性心理的表现上具有独到之处，小说引起了极大关注。可以说，从明治维新的新文学起步到岛崎藤村的《破戒》，还没有任何一位作家能够这般真切而赤裸裸地表现个体“自我”的深层性心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在他的创作中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私小说”的印迹。通过“自我暴露”、“自我忏悔”再现了一段时期内自己的心迹。由于残疾儿“光”的出生和对广岛原子弹爆炸的调查,使大江的内心体会到前所未有的震撼和苦恼。由此创作了《个人的体验》。作品写我面对残障儿的内心斗争:完全抛弃他，良心将不得安宁；正视他、接纳他,又缺乏足够的勇气和信心，于是“我”选择了让他“自然消亡”这条道路，暗示医生用糖水代替牛奶……“我”经过了“地狱”般的磨难后终于面对事实，勇敢地承担起了父亲的责任。大江通过自身的经历，披露了自己隐秘的内心世界，通过暴露实现忏悔，从而实现了内心世界的净化和平衡。

二、“自我”的传统性民族文化基础

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审美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蕴涵于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并且影响着文化现象的产生和发展。私小说之所以能占据日本文坛的主流，是因为日本传统文化中存在着能使私小说产生的文化底蕴。“日本人的思想根本，认为真正的生活不在公共面而在私人面”。“日本的艺术正好带有愈成为艺术时其私人性格愈强，而公众性格愈趋于消失的特征”。日本文学艺术的这种特征，从古至今都贯穿于日本文学文本之中。日本古典文学的最高杰作《源氏物语》是以描写源氏“自我”私生活的变化为主线来表现没落贵族社会全貌的，其中大量掺杂了紫氏部个人对贵族社会衰落而产生的隐蔽心迹。以《紫氏部日记》为代表的女性日记文学也都是以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身边琐事为题材进行创作的，作品中的“自我”倾向极为明显。至于田山花袋、德田秋生、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等人的作品自不待言，甚至诺贝尔奖获得者川端康成的《雪国》、《千羽鹤》、《古都》中所表现的也都是“日本人的内心精华”。纵观日本文学史我们可以说，自古至今尽管作家经历的时代不同，但在创作实践上却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取材于身边的琐事或自身生活，在对男女私情和“自我”私生活的展示上具有自我欣赏的倾向。在实践上始终贯彻了日本自古以来的“私小说精神”。这种精神一直影响着近代以来的私小说创作及创作中“自我”价值的实现。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独特而丰富的休闲思想内涵和表现形式，主要深受老庄哲学的影响。而中国古代诗歌辞赋中渗透着休闲所独有的文化意蕴。本文将从休闲的视角探讨陶渊明作品中的休闲思想内涵，希望对丰富和拓展现代休闲学的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传统文化；休闲思想；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休闲思想内涵。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都有自己的休闲观。中国的休闲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特别是以士大夫文人为主的休闲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1]中国休闲文化有其独特而又丰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从诗词歌赋到词曲小说，从琴棋书画到茶道酒道，从山水园林到隐士养生，无不渗透着休闲所独有的文化意蕴。[2]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休闲持有的特殊认知和体验方式。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今天，高度重视中国古代的休闲思想，充分挖掘古代休闲的意蕴价值，不断寻求中国传统休闲的现代移植和文化转换，是当代休闲研究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义务，也是当今休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历史上是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的时期，文人士大夫为了远离政治迫害，纷纷地采取了回避政治，对政治不闻不问及面向自然的生活态度。这些文人士大夫们特别崇尚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寄情于山水之间，追求一种清净无为的生活，美丽的山山水水成为文人、士大夫们从事休闲娱乐、审美静观的消遣对象。文人士大夫的旅游休闲意识比以往更加成熟，人们在游玩山水中领略玄趣，追求与道冥合的境界，力图使自己的精神回到自然状态之中去。当时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的现实和文人、士大夫们那种崇尚自然、田园生活的纯洁的心态，也直接促成了这一时期休闲思想的逐渐成熟。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曾对魏晋南北朝的艺术作了一个概括的描绘：“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3](P.208)魏晋南北朝是一个艺术的自觉的时代，也是一个美学的自觉的时代，也是一个人的自觉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被视为我国古代休闲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为休闲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取之不及、用之不竭的源泉。这一时期的休闲思想主要体现在日益兴起的山水诗及田园诗的创作之中。登山玩水这种休闲方式很早就成为士大夫及贵族阶层享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政治上的不得意，往往使这些士大夫们将怀才不遇和怅惘之情凝聚于诗文之中。游山玩水这种休闲方式也常常使他们忘却胸中的苦闷与烦恼。因此，旨在描写山水之美的山水诗以及歌颂美好田园生活的田园诗便成为此时文学作品中最主要的创作素材。这一时期的著名的山水诗人的主要代表有谢灵运、鲍照、谢朓等人，他们是开创山水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北朝的郦道元、杨衒之的游记散文，不仅生动地描绘了自然景观，而且还描写人文景观，都是很有学术价值的佳作。而东晋末年的陶渊明，则另辟蹊径。他不肯为五斗米而折腰，便转而热爱大自然，赞美大自然，特别向往隐逸生活，“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他开创的田园诗充满了对自然而又美好的田园生活的热爱。而他写的《桃花源诗并记》，勾勒出一个静谧、淳朴自然的“桃花源”理想的境界，实在令人神往！而郦道元与陶渊明不同之处在于它注重纪实的创作手法，陶渊明则注重对理想生活的描述。他们不仅为中国古代休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近现代中国休闲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杰出的诗人陶渊明开创的田园诗充满了对纯洁田园生活的热爱。他的散文作品《桃花源记》为我们勾勒出了理想中的“世外桃源”是中国传统隐逸文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历代文人名士和布衣百姓在喧嚣的尘世中都希望寻觅到能够隐逸的“世外桃源”，并以这样的理想社会形态作为独善其身的精神寄托。陶渊明撰写的辞《归去来兮辞》、诗《饮酒》等对倘佯逍遥、怡然自得的隐居生活发自内心的赞美。本文从不同的角度去挖掘陶渊明作品中的休闲思想内涵，希望对丰富和拓展现代休闲学的研究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