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技术范文10篇

一、马来西亚技术发展战略的三阶段

技术发展战略是国家对科技活动全局性和长期性的规划和行动方针，由科技行政体系主导，并协调技术政策与其他工业政策、国家发展目标的一致性。对一国技术政策的分析框架，Lall（1998）提出从三个层次研究国家技术政策：（1）确定国家发展目标，明确技术发展与国家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2）激励政策，对市场失灵的领域提供国家干预的信号，包括基础型干预和选择性干预，所谓基础性干预是国家对人力资源、科技基础设施、研发鼓励等要素市场的干预，而选择性干预指国家扶持特定产业或特定产业组织优以实施优先优术发展目标；（3）组织制度，包括为实施技术发展战略的科技计划、行政组织等。[1]以这三个层次考察马来西亚技术发展战略的演变过程，马来西亚工业化进程中的技术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8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产业技术规划不明晰时期。独立之后马来西亚技术发展的重点领域与以农业、种植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相一致，资源型产业（如早期的橡胶、之后的棕榈油产业）的研究与开发是政府重点支持的研究领域，这一时期建立的马来西亚农业发展研究所（MalaysianAgriculturalResearchandDevelopmentInstitute,MARDI）对当时农业多样化、农矿产品的出口增长发挥了重要技术指导和推广作用。相对地，在马来西亚推动工业化的产业政策框架中，产业技术发展并没有成为优先的议题。20世纪60年代，马来西亚通过跨国公司和合资企业的投资方式在生产初级消费品的进口替代行业兴建了一批制造业企业，到60年代末为解决就业问题和种族间经济利益冲突，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产业的发展战略和旨在社会重组目标的新经济政策成为这一时期产业政策的重点，而外资主导的出口型产业主要集中在新建的自由贸易区内，与区外的当地产业几乎没有技术联系和外溢效果。在80年代初期到中期马来西亚重工业化的第二轮进口替代阶段，马国政府通过政府投资行为推动的重工业项目计划不仅包含了优化产业结构布局的设计，同时希望进一步达到种族间经济利益平衡的目的。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产业技术的学习、深化一直不是政策制订者的直接目标。另一方面，马来西亚开始筹建科技行政体系，如1975年成立的国家科学研究开发理事会（theNationalCouncilforScientificResearchandDevelopment），1976年成立的科学技术环境部（theMinistryofScience,TechnologyandEnvironment,MOSTE），它们的预算、权限十分有限，无力对其他部门（如贸易工业部、农业部）以及这些部门下属的重点研究机构发挥统筹规划的作用。

第二阶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政府加强技术力量供给的技术发展战略。80年代中期马来西亚政府感到马国工业化“缺乏对科技政策、战略全面而清晰的方向”，[2]1986年马来西亚政府在当年数个经济规划中，包括第五个国家计划（1986—1990）和第一个产业主导计划，明确了产业技术与经济发展的联合，并在1990年产业技术发展行动计划进一步详细了技术发展的优先领域及鼓励措施。首先，产业技术目标在多个政策框架中明确体现，明显不同于前一阶段。由政府推动的重化工业发展计划失利后，1986年马来西亚政府颁布了第一个“产业主导计划”（1986—1995年）（theI8ndustrialMasterPlan），在这份规划中明确说明国内弱小的产业技术基础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认为已具一定规模的制造业产业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几乎完全依赖外国技术，建议采取韩国式产业政策对特定部门采用倾斜式政策以帮助本地企业建立技术基础，强调优先发展具有较强联系效应的资源型制造产业，如木材加工业、橡胶制品、石油精炼产品。尽管第一个产业主导计划的政策方向随着很快到来的外国直接投资高潮冲淡了许多，但该计划是马来西亚政府首次将技术发展领域独立地列为经济发展规划中，显示产业技术发展已经成为政策目标之一。1990年出台的“产业技术发展行动计划”（ActionPlanforIndustrialTechnologyDevelopment,APITD）作为第一个“产业主导计划”的补充，更为详细列举了五大优先发展领域，如自动化材料、先进材料、生物技术、电子与信息技术和能源、环境与环境技术，同时指出了马来西亚产业技术发展面临的结构性瓶颈，并提出了42项建议完善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其次，在包含产业技术发展目标的多个政府规划出台后，对原有科技行政体系的改革也就成为必然，这些技术发展机构与私营企业界联系显得比过去紧密。原有分散在各部门的主要工业研究机构统一由科学技术环境部管理，以便提高这些研究机构的合作能力；改革后的国家科学开发理事会加入了更多私营企业界代表，并监督1986年启动的、由国家资助的“重点领域加强研究基金”（theIntensificationofResearchinPriorityAreas,IRPA）项目的实施情况；马来西亚内阁组建一个由总理牵头的、新的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科技立法和项目规划，除此之外，产生了一些非政府机构的民间—政府协商组织，如马来西亚商业理事会的技术委员会、马来西亚高科技产业—政府协调小组。最后，在政策的推动下，马来西亚对科学技术的公共投入迅速增加，1986—1990年第五个五年规划中科技的公共投资从5.4亿林吉特上升到11.6亿林吉特，这些投资流向国有技术研究机构的基础设备投资以及资助国家重点领域研究项目（IRPA），国家科学开发理事会挑选国有技术研究机构开展IRPA项目。

从实践效果来看，由政府制订技术发展规划、国有资金支持、国家公共研究机构执行的科技体制属于典型的“由上至下”的技术供给型发展战略，这种规划体制的性质是一种集中型的体制而不是包含私营企业界参与的复式或协调式体制，尽管政府的初衷是仿效日本产业需求拉动式技术发展模式将科技发展与产业发展统一起来，但显然缺乏合格技术官僚的参与和企业界的广泛参与，特别是这种集中型的技术供给型发展战略与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经济自由化的市场环境相矛盾，这种发展战略对产业技术的提升作用并不十分明显。但无疑地国家对科技的大量投入培育了一种技术创新的社会风尚，这是马来西亚社会氛围里一直缺少的。

第三阶段，1993年后，加强技术政策与产业组织结构、市场条件的协调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马来西亚政府注意到大量涌入马来西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内部化的技术转移比70、80年代显得活跃而积极，跨国公司对呈现产品多样化和生产技术的提高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中期马来西亚依托跨国公司成为全球消费型电子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电子产品制造技术能力迅速提高，同时开始跨国公司增加了对马来西亚本地企业的零部件采购以及部分下包行为，槟城形成了以半导体、硬盘驱动器为主的高科技产品的产业集群。面对占马来西亚经济举足轻重地位的电子产业与全球生产网络的紧密融合和跨国公司行为模式的转变，前期的供给型技术发展战略显然无法满足经济技术发展的需要，为此马来西亚政府调整了技术发展思路，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马来西亚技术发展战略的三阶段

技术发展战略是国家对科技活动全局性和长期性的规划和行动方针，由科技行政体系主导，并协调技术政策与其他工业政策、国家发展目标的一致性。对一国技术政策的分析框架，Lall（1998）提出从三个层次研究国家技术政策：（1）确定国家发展目标，明确技术发展与国家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2）激励政策，对市场失灵的领域提供国家干预的信号，包括基础型干预和选择性干预，所谓基础性干预是国家对人力资源、科技基础设施、研发鼓励等要素市场的干预，而选择性干预指国家扶持特定产业或特定产业组织优以实施优先优术发展目标；（3）组织制度，包括为实施技术发展战略的科技计划、行政组织等。[1]以这三个层次考察马来西亚技术发展战略的演变过程，马来西亚工业化进程中的技术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8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产业技术规划不明晰时期。独立之后马来西亚技术发展的重点领域与以农业、种植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相一致，资源型产业（如早期的橡胶、之后的棕榈油产业）的研究与开发是政府重点支持的研究领域，这一时期建立的马来西亚农业发展研究所（MalaysianAgriculturalResearchandDevelopmentInstitute,MARDI）对当时农业多样化、农矿产品的出口增长发挥了重要技术指导和推广作用。相对地，在马来西亚推动工业化的产业政策框架中，产业技术发展并没有成为优先的议题。20世纪60年代，马来西亚通过跨国公司和合资企业的投资方式在生产初级消费品的进口替代行业兴建了一批制造业企业，到60年代末为解决就业问题和种族间经济利益冲突，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产业的发展战略和旨在社会重组目标的新经济政策成为这一时期产业政策的重点，而外资主导的出口型产业主要集中在新建的自由贸易区内，与区外的当地产业几乎没有技术联系和外溢效果。在80年代初期到中期马来西亚重工业化的第二轮进口替代阶段，马国政府通过政府投资行为推动的重工业项目计划不仅包含了优化产业结构布局的设计，同时希望进一步达到种族间经济利益平衡的目的。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产业技术的学习、深化一直不是政策制订者的直接目标。另一方面，马来西亚开始筹建科技行政体系，如1975年成立的国家科学研究开发理事会（theNationalCouncilforScientificResearchandDevelopment），1976年成立的科学技术环境部（theMinistryofScience,TechnologyandEnvironment,MOSTE），它们的预算、权限十分有限，无力对其他部门（如贸易工业部、农业部）以及这些部门下属的重点研究机构发挥统筹规划的作用。

第二阶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政府加强技术力量供给的技术发展战略。80年代中期马来西亚政府感到马国工业化“缺乏对科技政策、战略全面而清晰的方向”，[2]1986年马来西亚政府在当年数个经济规划中，包括第五个国家计划（1986—1990）和第一个产业主导计划，明确了产业技术与经济发展的联合，并在1990年产业技术发展行动计划进一步详细了技术发展的优先领域及鼓励措施。首先，产业技术目标在多个政策框架中明确体现，明显不同于前一阶段。由政府推动的重化工业发展计划失利后，1986年马来西亚政府颁布了第一个“产业主导计划”（1986—1995年）（theI8ndustrialMasterPlan），在这份规划中明确说明国内弱小的产业技术基础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认为已具一定规模的制造业产业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几乎完全依赖外国技术，建议采取韩国式产业政策对特定部门采用倾斜式政策以帮助本地企业建立技术基础，强调优先发展具有较强联系效应的资源型制造产业，如木材加工业、橡胶制品、石油精炼产品。尽管第一个产业主导计划的政策方向随着很快到来的外国直接投资高潮冲淡了许多，但该计划是马来西亚政府首次将技术发展领域独立地列为经济发展规划中，显示产业技术发展已经成为政策目标之一。1990年出台的“产业技术发展行动计划”（ActionPlanforIndustrialTechnologyDevelopment,APITD）作为第一个“产业主导计划”的补充，更为详细列举了五大优先发展领域，如自动化材料、先进材料、生物技术、电子与信息技术和能源、环境与环境技术，同时指出了马来西亚产业技术发展面临的结构性瓶颈，并提出了42项建议完善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其次，在包含产业技术发展目标的多个政府规划出台后，对原有科技行政体系的改革也就成为必然，这些技术发展机构与私营企业界联系显得比过去紧密。原有分散在各部门的主要工业研究机构统一由科学技术环境部管理，以便提高这些研究机构的合作能力；改革后的国家科学开发理事会加入了更多私营企业界代表，并监督1986年启动的、由国家资助的“重点领域加强研究基金”（theIntensificationofResearchinPriorityAreas,IRPA）项目的实施情况；马来西亚内阁组建一个由总理牵头的、新的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科技立法和项目规划，除此之外，产生了一些非政府机构的民间—政府协商组织，如马来西亚商业理事会的技术委员会、马来西亚高科技产业—政府协调小组。最后，在政策的推动下，马来西亚对科学技术的公共投入迅速增加，1986—1990年第五个五年规划中科技的公共投资从5.4亿林吉特上升到11.6亿林吉特，这些投资流向国有技术研究机构的基础设备投资以及资助国家重点领域研究项目（IRPA），国家科学开发理事会挑选国有技术研究机构开展IRPA项目。

从实践效果来看，由政府制订技术发展规划、国有资金支持、国家公共研究机构执行的科技体制属于典型的“由上至下”的技术供给型发展战略，这种规划体制的性质是一种集中型的体制而不是包含私营企业界参与的复式或协调式体制，尽管政府的初衷是仿效日本产业需求拉动式技术发展模式将科技发展与产业发展统一起来，但显然缺乏合格技术官僚的参与和企业界的广泛参与，特别是这种集中型的技术供给型发展战略与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经济自由化的市场环境相矛盾，这种发展战略对产业技术的提升作用并不十分明显。但无疑地国家对科技的大量投入培育了一种技术创新的社会风尚，这是马来西亚社会氛围里一直缺少的。

第三阶段，1993年后，加强技术政策与产业组织结构、市场条件的协调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马来西亚政府注意到大量涌入马来西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内部化的技术转移比70、80年代显得活跃而积极，跨国公司对呈现产品多样化和生产技术的提高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中期马来西亚依托跨国公司成为全球消费型电子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电子产品制造技术能力迅速提高，同时开始跨国公司增加了对马来西亚本地企业的零部件采购以及部分下包行为，槟城形成了以半导体、硬盘驱动器为主的高科技产品的产业集群。面对占马来西亚经济举足轻重地位的电子产业与全球生产网络的紧密融合和跨国公司行为模式的转变，前期的供给型技术发展战略显然无法满足经济技术发展的需要，为此马来西亚政府调整了技术发展思路，体现在三个方面：

1马来西亚基本情况

马来西亚的基础设施比较完善，政府向来重视对高速公路、港口、机场、通信网络和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马来西亚现有的基础设施能较好地为各类投资者服务，同时政府未来的基础建设计划也为外国投资基础建设和开展工程承包提供了契机。陆路运输方面，公路总长13．7万公里，主要城市中心、港口和重要工业都有高速公路连接沟通；铁路贯穿半岛南北，具备运送多钟货物能力。空运方面，马来西亚有8个国际机场和若干国内航线，是东南亚重要空中枢纽之一，2011年空运旅客6310万人次，货物97．8万吨。水路运输方面，有7个主要国际港口，马来西亚95％的贸易通过海运完成。通信方面，固定电话、移动电话、互联网、邮政局均得到普及。

2当前中马经贸状况和国家发展规划

2．1产业政策

2011年，马来西亚GDP总额为5883亿马币，全年批准的制造业直接投资561亿马币，出口总额为6945亿马币。工业和服务业是马来西亚重要支柱产业。马来西亚农业以经济作物为主，主要有油棕、橡胶、可可、椰子、胡椒等。原棕油产量1891万吨，储量107万吨；天然橡胶产量99．6万吨，进口66．7万吨，出口94．6万吨。制造业是国民经济发展主要动力之—，主要有电子、石油、机械、钢铁、化工、汽车制造。服务业是其最大产业部门，其中旅游业重要性突出。采矿业以开采石油、天然气为主。2011年日产原油57万桶，出口额达319．8亿马币；全年液化天然气，产量2．6亿吨，出口2．5亿吨，是世界第三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2011年建筑业产值为189亿马币，占GDP的3．2％。

2．2当前中马双边经贸合作

摘要：2001—2017年马来西亚农产品贸易总额攀升、顺差显著、品类丰富、伙伴增多、竞争力增强，但仍存在着总量跌宕起伏、增速放缓、品类集中、出口市场低端、深精加工不足、竞争优势趋弱、国际农业合作成效不显著等问题。新时期，需立足比较优势、增扩规模、提升层次、优化结构、拓展市场、培育国际竞争力、塑造品牌、延伸价值链、深化产业内合作，进一步推动农业科技化、产业化与信息化协调发展，实现农产品贸易可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马来西亚；农产品贸易；贸易利益；竞争优势；一带一路；中国—东盟

自由贸易区马来西亚位于赤道，属于热带雨林气候，阳光雨量充沛、温度适宜、农业资源禀赋充裕、特色优势显著，主要农业经济作物包括棕榈油、橡胶、热带水果等，长期以来，马来西亚是世界重要的棕榈油生产国与出口国[1]。目前，农业经济产值占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65%，农村人口约占其全国人口的1/4，农产品贸易作为马来西亚外贸发展的重要构成，提振农产品贸易对其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和深远意义[2]。

1马来西亚农产品贸易发展的状况及特征

1.1贸易总量。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ComtradeDatabase）数据，自2001年以来马来西亚农产品贸易发展保持顺差状态，累计金额1069.38亿美元，已成为外汇收入重要来源（表1）。2001年，马来西亚农产品贸易总额为92.48亿美元，其中，进口41.28亿美元，出口51.20亿美元，顺差9.92亿美元。2002年，马来西亚农产品贸易额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达118.89亿美元，同比增长28.56%。2009年，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马来西亚农产品出口锐减，直接导致总量骤降。2010年，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宣告建成，中国—马来西亚双边农产品贸易合作有力助推马来西亚农产品贸易复苏增长。2011年，马来西亚农产品贸易总额为480.83亿美元。自2012年以来持续下跌，2013年农产品进口与出口贸易出现“双降”。2017年，马来西亚农产品贸易止跌回升，贸易总额为376.48亿美元，增长4.70%，其中，进口156.58亿美元，出口219.90亿美元，顺差63.32亿美元。1.2贸易地位。2001—2017年，农产品在马来西亚外贸中的地位相对稳定，尤其在其出口贸易方面显得相对突出。2001年，农产品贸易额占马来西亚外贸总额的5.71%，其中，出口占5.82%，进口占5.59%。2011年，农产品贸易在其外贸中的占比升至峰值，达11.60%；2012年后占比持续下降，2017年为9.11%，其中，出口占比10.09%，进口占比8.02%。马来西亚在东盟国家农产品贸易中排名第四，仅次于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1.3产品结构。以UNComtradeDatabase《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2012）》6位为基准：2001年，马来西亚农产品进口品种共计703种，2017年增至903种，其中贸易额超1亿美元的有37种，前5位依次为HS170114（其他甘蔗糖，未加香料或着色剂）进口8.87亿美元，占5.66%，超八成以上来自于巴西；HS180100（整颗或破碎的可可豆，生的或焙炒的）进口6.95亿美元，占4.44%；HS230400（提炼豆油所得的油渣饼及其他固体残渣）进口6.09亿美元，占3.89%；HS210690（未列明食品）进口5.94亿美元，占3.79%；HS100590（玉米）进口5.32亿美元，占3.40%。2001年，马来西亚农产品出口品种共计591种，2017年增至775种，其中贸易金额超1亿美元的有28种，前5位依次为HS151190（其他棕榈油及分离品）出口78.36亿美元，占36.64%；HS151620（氢化酯化或反油酸化植物油、脂及分离品）出口19.34亿美元，占8.80%；HS151110（初榨的棕榈油）出口18.78亿美元，占8.54%；HS210690（未列明食品）出口6.12亿美元，占2.78%；HS151329（其他棕榈仁油或巴巴苏棕榈果油及分离品）出口4.78亿美元，占2.18%。1.4国别结构。马来西亚农产品贸易主要合作伙伴为东盟、欧盟、印度、美国和日本等。发展中国家在其农产品出口贸易中占比约为80%，且呈日渐强化趋势，而发达国家市场所占份额持续走低。东盟历来作为马来西亚农产品贸易第一大区域合作伙伴，占25%左右，且马来西亚多处于顺差状态，2017年，马来西亚与东盟国家农产品贸易额达104.34亿美元，其中，新加坡位居首位，其次为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等。中国作为马来西亚农产品贸易第一大国别对象，双边农产品贸易额为36.61亿美元，约占其农产品贸易总额的10%，马来西亚对中国出口20.31亿美元，约七成为HS15（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动、植物蜡，以下简称“HS15”），自中国进口16.30亿美元，主要为HS03（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和HS07（食用蔬菜、根及块茎），马来西亚顺差4.01亿美元（表2）[3]。1.5竞争优势。2001—2011年，马来西亚农产品贸易竞争优势总体攀升，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指数由0.74攀升至1.68的峰值，由比较劣势升至较强竞争优势；但自2012年以来RCA指数逆势下滑，2016年跌至1.24，为中度竞争优势。2016年，马来西亚农产品出口贸易总体以极强竞争优势类产品为主，占72.53%，涉及商品种类60种；中度竞争优势占4.65%，商品种类43种；较强竞争优势占13.10%，商品种类52种；虽然比较劣势商品占比相对不高（8.87%），但商品种类却为数不少（620种）。2016年在东盟十国农产品整体RCA指数横向比较中，马来西亚位居第5位，低于老挝（2.83）、缅甸（1.89）、印度尼西亚（1.71）和泰国（1.60）；略高于越南（0.99）、菲律宾（0.97）、柬埔寨（0.55）、新加坡（0.22）和文莱（0.18）。2017年，马来西亚农产品出口前3位产品HS151190（其他棕榈油及分离品）、HS151620（氢化酯化或反油酸化植物油、脂及分离品）和HS151110（初榨的棕榈油）均为极强竞争优势，RCA指数分别高达27.62、41.56和26.61。

2马来西亚农产品贸易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摘要：马来西亚的农村社会政策主要包括为农民生产提供支持服务、保障农民基本生活需求、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和生产能力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并呈现出如下特点：农村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政策融为一体，在生产发展中实现社会目标；注重农民人口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与提高，直接的现金济贫措施有限；政府在提供农村公共服务中起主要作用，同时鼓励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其中。

关键词：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

在马来西亚的工业化进程中，尽管农业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所占比例不断减少，但由于农业直接影响到国计民生、出口收入、工业原料的来源等，因此政府仍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特别是马来西亚的主体民族马来族大多从事农业，为了缩小他们与其他民族间的发展差距，维护社会团结，政府对于农村地区的社会发展更是特别关注。保障农村经济社会同步发展、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成为马来西亚社会政策的重要内容。

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的基本内容

纵观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的发展，可以看出其内容涉及农民生产、农民生活以及农民人口素质三大方面。这三方面的内容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构成了马来西亚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第一，为农民生产提供支持服务。

摘要：马来西亚的农村社会政策主要包括为农民生产提供支持服务、保障农民基本生活需求、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和生产能力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并呈现出如下特点：农村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政策融为一体，在生产发展中实现社会目标；注重农民人口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与提高，直接的现金济贫措施有限；政府在提供农村公共服务中起主要作用，同时鼓励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其中。

关键词：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

在马来西亚的工业化进程中，尽管农业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所占比例不断减少，但由于农业直接影响到国计民生、出口收入、工业原料的来源等，因此政府仍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特别是马来西亚的主体民族马来族大多从事农业，为了缩小他们与其他民族间的发展差距，维护社会团结，政府对于农村地区的社会发展更是特别关注。保障农村经济社会同步发展、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成为马来西亚社会政策的重要内容。

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的基本内容

纵观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的发展，可以看出其内容涉及农民生产、农民生活以及农民人口素质三大方面。这三方面的内容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构成了马来西亚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第一，为农民生产提供支持服务。

在东亚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中，马来西亚[1]的政治发展模式十分独特。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在起飞阶段都以某种方式实行着直接和变相的独裁或军人统治，马来西亚却在国民人均收入超过2000美元，即将跨入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门槛时，依然还能保持住自己形式上的民主政体，这不仅在第三世界急速发展的国家中是个例外，也对自60年代以来以亨廷顿为代表的“新权威主义”理论提出了挑战。因此，研究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模式，不仅有助于加深我们对马来西亚发展本身的理解，也有助于进一步探索第三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

一，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历程

从历史的角度看，马来西亚形式上的民主体制不是创建，而是英国殖民者“遗留”下来的。但这个英式政治体制是否能够正常运行，比建立这个政治体制更为重要。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尽管殖民者在离去时也留下了形式上的民主体制，这些体制却在很短的时期内土崩瓦解，其主要原因在于这种体制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国家面临的严峻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所以，马来西亚的民主体制能否生存下去，也取决于它能否解决马来西亚面临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作为一个典型的多元化社会，马来亚种族之间的裂痕不仅在独立前和独立后没有消融，反而因为立法和法律、文化、宗教尤其是经济的区分进一步得到强化。所有的政治考虑都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共同体的经济，政策，区域发展，语言，教育，移民，征召国家公务员等事务联系在一起，这就迫使马来亚的政治制度只能在自由权威主义与有限民主之间摇摆。这种似乎矛盾的政治发展，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也可以说是在本质上是由于种族的问题决定的，因为马来亚的政治几乎无法与种族的问题分开。但由于民主选举制度的存在，马来亚的主导民族马来族在政治竞选方面为了维持自己的优势，又不得不想方设法得到华人与印度人的支持。这就使得任何压制性的措施不可能长期地实行。换言之，马来亚社会的构成就决定了无论民主还是权威在这个国度里要想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都是十分困难的，其政治发展只能是在两者之间艰难地寻找某种契合点。总的来看，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独立到1969年的紧急状态为止，其特点是进行联合民主执政的探索。尽管是以为马来人利益斗争而起家的，马来亚最大的政治组织巫统很快认识到，社会形势使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与非马来亚的温和领导人建立起相互理解的关系。1951年，当东古·拉赫曼（TunkuAbdulRahman）就任巫统主席后，就采取同华人政党马华公会合作的基本政策，并于1952年在吉隆坡市议会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在以后的大选中，由于马华公会、巫统与印度人大会党之间达成了相关协议，各方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业绩。

独立后，联盟党一直执政，但它毕竟是通过民主的选举方式上台的，民主的体制始终维系着，而1969年5月13日在吉隆坡由于选举而出现的严重骚乱却使这种民主体制面临重大的考验。选举的结果是对联盟党的一次沉重打击，尽管它在国会中还是占有优势，其议席却从1964年的89下降为66席，选民票数从总数的58.4％下降为48.8％。[2]民主行动党和人民进步党联合获得了25个议席，而伊斯兰教党获得了12个议席。这就使联盟党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国会多数，从而丧失了它过去所具有的绝对优势。所以，当5月13日民主行动党的支持者在吉隆坡举行庆祝游行时，巫统的支持者立即组织起来进行了反击，于是，全城陷入了一片混乱。为对付这次骚乱，联盟党政府于1969年5月宣布中止宪法，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同时，5月骚乱也暴露出各种族之间的相互不信任情绪是如此强烈，而种族之间的裂痕是如此之深，以致可以随时演化为暴力冲突。

于是，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进入其第二个阶段，即进行权威主义统治的尝试。带有军事独裁色彩的权威政府一直统治到1971年2月19日才宣布结束紧急状态，恢复国会。马华印联盟领导人的借口是为了控制局势，平息动乱，但客观上为某些政治领导人提供了巩固其权力的机会。在骚乱之后，拉扎克（TunRazak）政府动用了紧急法，将很多劳动组织的领导人抓了起来，同时还将很多反对党的主要人物也抓了起来。[3]这场变动的最终结果是政府的权力逐步转移到拉扎克手中。1971年，拉扎克正式当选为巫统主席和联盟党主席。因此，1969年是马来西亚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马来西亚由一个温和的民主政治转向了“一种权威主义的形式，在这种政治形式中，一个精英集团采取了任何必要的措施以保证其继续控制政府”。[4]

【摘要】通过对中国与泰国，马来西亚在个人所得税制中关于居民身份确认规则，应纳税所得和扣除项目的比较分析，对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存在的问题给出了初步的对策设想。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居民身份；应纳税所得；扣除项目

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是新一轮税制改革的重点及难点之一。国内学者对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对此有过专门的研究，最典型的如：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的讨论。在以往的研究中，主要是以英，美，日特别是日本等国的做法为基点，从遵从国家税收管辖权，增加财政收入角度出发，对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提出改进意见，而很少正视我国是一个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这一事实。本文从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和税收征管的实际出发，主要从自然人居民身份确认规则，应纳税所得和扣除项目三个方面比较借鉴我国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做法，如泰国，马来西亚，以寻求遵循国际税收惯例与现实选择二者之间的最佳结构，来对我国个人所得税的上述三个部分进行改进。

我国及东盟国家自然人居民身份确认规则，应纳税所得，扣除项目的比较分析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人口众多且人民受教育程度较低，就业压力大，资金，技术人才缺乏等困难，对吸收外资，引进技术，人才吸收先进思想及管理经验都有迫切要求，因此在税制的正式规则的选择上具有一定的可比性；而周边国家由于地理位置，历史渊源，文化习俗等因素的相近性，势必在税收制度的非正式规则上也有一定的可比性，因此本文选取了与我国相邻的泰国，马来西亚作为比较对象，试从比较分析中得出一般的规律。

<一>：自然人居民身份确认规则的比较分析

一、马来西亚学校道德教育改革的历史背景

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开始推行全国统一的教育制度和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1961年的“教育修正令”强调教育要满足国家的需要和促进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注重读、写、算等基本技能的教学，突出精神教育和自我约束教育。不过，除了要求对所有的穆斯林中小学生开设必修课程伊斯兰研究外，没有提及到专门的道德教育。[1]1969年，马来西亚经历了一场严重的社会骚乱。骚乱中出现了种族冲突和仇杀，骚乱后各种族之间的关系恶化，不同种族之间开始相互猜疑，变得互不信任。在种族猜疑和怨恨增加的同时，马来西亚的青少年犯罪也开始增加，校园秩序混乱，学生对国家发展意图和规划了解甚少，传统的社会道德价值观和文化受到冲击，而以往的家庭教育和宗教教育模式对此无能为力。整个社会对道德弱化的现象反应强烈，民众强烈要求政府在学校开设系统的教育课程以改善社会风气。

二、马来西亚学校道德教育改革的内容

（一）设置专门的道德教育管理机构：道德教育委员会

为了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发展，1970年，马来西亚国家原则（RUKUNNEGARA）出台。马来西亚国家原则是国家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为马来西亚接下来的各种改革提供了指导和参考，也为马来西亚学校道德教育大纲确定了基准。国家原则承诺，“团结所有马来西亚人，创建一个公平分配国家财富的社会，确保以一种开放自由的方式对待和发展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建设一个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不断发展进步的国家”，“为了实现最终的目的，我们坚持以下原则：相信神，忠于国家元首和国家，遵守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道德和行为规范”。[2]道德教育发展初期的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马来西亚内阁委员会要求教育部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来设计和开发道德教育课程。道德教育课程将要贯穿整个中小学11年的学龄教育期，新的道德教育主要是针对非穆斯林学生，因为穆斯林学生已经在他们的课程中学习了伊斯兰宗教知识。因此，1976年10月，经过课程中心开会讨论后，教育部决定正式成立道德教育委员会。学校督察负责人被任命为道德委员会的主席，道德教育委员会主席是道德教育委员会的负责人。各种宗教团体、志愿者组织、中学、大专、本科学院以及其他各种教育委员会成员被任命为道德教育委员会的代表。道德教育委员会主委会由8人组成，负责开展工作。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征求各方意见，经过广泛讨论后最终形成一个适宜马来西亚非穆斯林学生的道德教育大纲。[3]因为大纲要针对所有的非穆斯林学生，为了体现大纲的普适性，制定大纲的过程中需要让尽可能多的不同阶层和种族的人参与进来，相互讨论、反馈。因此，宗教团体和非政府组织也参与到其中来讨论和认定需要在新的正式德育课程中传授的价值观。不同群体的建议和各个方面的调查结果最终提交到主委会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和修订。

（二）第一部道德教育大纲时期：寻找共同的价值观

一、引言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希望通过并购沿线国家的企业来获取海外资源，拓展海外市场。而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产生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行为，其中包括了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建立了政治关联的企业在跨国并购的过程中容易被认为受政府控制，从而引起东道国利益相关者的抵制和误解，最终降低了并购绩效[1]。但由于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目标主要为发达国家的战略性资源和创造性资产[2]，因此有必要探讨并购目标为发达国家企业或新兴国家企业的并购绩效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进一步细分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目标，为政治关联对企业海外并购绩效的影响提供更准确的证据。已有文献主要研究了我国企业并购发达地区企业的并购绩效，但其研究结果不能很好地解释与其存在显著差异的新兴国家的企业。本文将我国企业的政治关联与海外并购目标置于同一框架，以新都化工并购马来西亚嘉施利为例，探讨我国企业并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的并购绩效，进一步完善并购理论体系。第二，为我国政治关联企业提高海外并购绩效提供参考。本文的重点是探讨我国政治关联企业并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是否能取得财富效应，为我国的政治关联企业是否应借此契机投资海外市场提供理论参考。

二、文献综述

基于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政府会通过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影响资源配置。民营企业家可以利用政治资源来获取政府的特殊待遇[3]。当前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企业家与政府的密切联系可以帮助企业减轻市场和制度失灵的消极影响，提升企业的业绩与价值[4]。政治关联可以帮助企业减轻融资约束[5]，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和更长的贷款期限[6]，更有利于获取公开债务投资[7]。企业家的政治背景还有利于企业享受税收优惠[8]、寻求产权保护[3]和弱化行政监管[9]等。相反，也有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并没有提高我国企业的经营业绩，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的经营业绩优于有政治关联的企业[10]。袁建国等[11]进一步考察了政治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发现政治关联会降低市场竞争、助长过度投资，从而导致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下降，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我国历史上长达3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孕育了我国企业独特的政治基因，直至现在这只“隐形的手”依然影响着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的并购行为[12]。许多学者针对政治关联与海外并购绩效进行了研究，但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在实施国际化战略时更容易提升公司绩效[13]。企业可以利用政治关联来保护产权免受政府的损害，从而提高并购绩效[14]。政治关联还可以降低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和打破行业进入壁垒，有助于股东获取财富效应[15]。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企业在母国所建立的政治关联会导致其跨国并购绩效的降低[1]。企业在进入海外市场时会存在合法性缺失和信息不对称现象，这种外来者劣势导致了企业难以取得正的并购绩效[16]，并且，企业利用政治关联获取了融资便利往往使得企业在海外并购时存在盲目性，由此对并购绩效产生了不利的影响[17]。目前，大部分关于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研究主要从母国与东道国的制度差异、文化差异等出发[16]，虽然有少部分学者关注主并企业在母国建立政治关联对跨国并购的影响，但其主要采用了股票市场指标来研究其短期并购绩效[17]。因此，本文从东道国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出发，考虑他们对中国企业构建政治关联的看法，从而深入考察政治关联与海外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以此来弥补现有研究的缺陷，为政治关联企业海外并购提供参考。

三、案例分析

（一）研究设计。根据已有的研究结果，发现目前衡量企业政治关联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按企业高管曾担任的行政级别的高低来衡量政治关联程度的高低。张洪刚[18]将企业实际控制人的政府职务分为省部级、地厅级、县处级、科局级、科级以下以及无行政职务六个级别，赋予其相应的分值来衡量其政治关联指数。二是以企业高管中具有政治背景的比例来代表政治关联的强度[13]。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法，借鉴张洪刚的分类标准将企业高管分为曾在政府任职和无政府任职经历两种。企业的高管曾在政府任职即表示该企业存在政治关联。目前，使用事件研究法或会计研究法来衡量企业的并购绩效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事件研究法适用于研究短期并购绩效，通过观察并购事件前后企业股票价格的变动情况来计算超额收益率，以此来判断并购事件是否给企业带来财富效应。会计研究法通过分析关键财务指标来评价公司的经营绩效，以考察并购事件对企业的长期影响。本文以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对我国企业政治关联的看法为切入点，致力于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而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对我国企业政治关联的了解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因此本文借鉴张新[19]的研究成果，选取每股收益（EPS）、净资产收益率（ROE）和主营业务利润率（Margin）这3个指标来衡量企业的长期并购绩效。本文立足于“一带一路”倡议背景，研究我国企业在国内建立的政治关联是否会影响企业的海外并购绩效。为更清晰了解企业政治关联与海外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在分析已建立了政治关联的新都化工的海外并购绩效后，引入不存在政治关联的旗滨集团海外并购事件作为对比案例。选择该案例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第一，新都化工与旗滨集团所并购的标的企业均为马来西亚企业，且并购时间均为2015年，这两个并购事件的背景相同，可减少宏观因素的干扰，更具有可比性；第二，并购目的均为横向并购，旨在开拓海外市场，提高企业竞争力；第三，并购方式均为并购后增资，并控股标的企业。本文通过对比存在政治关联企业和不存在政治关联企业海外并购的绩效，分析政治关联是否对企业海外并购绩效产生影响。（二）新都化工并购马来西亚嘉施利。1.企业概况。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都化工”）成立于1995年，2011年在深交所上市，2016年更名为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新都化工形成了以复合肥业务为核心、延伸和拓展调味品业务、开发中小城市电商业务的产业格局，是中国西部规模最大、销量最大的复合肥制造商之一。目前，新都化工有超过100家分子公司，其中包括6家海外子公司。新都化工董事长牟嘉云，曾担任四川省化工研究所供销科长、四川省科委技术交流中心项目部副主任，2000年至今任新都化工董事长。从其任职经历可以发现，牟嘉云曾在政府部门任职，因此新都化工存在政治关联。嘉施利（马来西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来西亚嘉施利”），主要经营各类化肥、肥料进出口贸易销售业务以及各类农副产品进出口与销售业务。马来西亚是棕榈油出口大国，肥料大多依靠进口，投资马来西亚嘉施利有利于新都化工进入马来西亚广阔的肥料市场，快速扩展销售渠道。新都化工还成立了全资子公司越南嘉施利以及收购了泰国嘉施利，并以此为落脚点开发东南亚市场，进一步提高知名度和海外市场占有率。2.并购过程。并购前，马来西亚嘉施利的股东为三个自然人：陈宏伟、SoonYiHui和YongKetLeong。新都化工于2015年8月25日与马来西亚嘉施利股东签订了《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协议规定新都化工收购陈宏伟持有的60%股权，并向马来西亚嘉施利增资449997令吉（约合人民币701590.32元）。此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新都化工将成为马来西亚嘉施利的控股股东，持有其90%的股权。2015年8月27日，新都化工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此次议案。如表1。3.并购绩效分析本文采用会计研究法，选取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这三个指标来评价新都化工并购马来西亚嘉施利的长期绩效。以并购前一年2014年为基准，观察并购当年、并购后一年、并购后两年财务指标的变动情况，对这一并购事件的绩效进行分析。如表2。由图1可以看出，并购当年即2015年，净资产收益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呈上涨趋势，净资产收益率上涨幅度高达54%，但每股收益却下降了32%。导致两者变化方向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是新都化工在2015年8月因非公开发行股票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而增加了股本总数。而净资产收益率不受股权稀释的影响，能更准确地考察企业整体的盈利能力，主营业务利润率则能够反映企业主营业务的获利能力和企业的发展潜力。为了消除股本增加的影响，以净资产收益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来衡量新都化工2015年度绩效更为科学。由此，本文认为新都化工在并购马来西亚嘉施利当年获得了正的并购绩效。新都化工并购马来西亚嘉施利的时间为2015年8月，而本文主要研究跨国并购的长期绩效，因此需要对并购事件发生后更长时间的财务指标的变化进行分析，才能进行更合理的判断。从图1可以发现，从并购当年开始，直至并购后两年，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和主营业务收益率均呈大幅下降趋势，且远远低于并购发生前的数值。这表明新都化工此次并购马来西亚嘉施利没有实现财富效应，取得了负的并购绩效。（三）旗滨集团并购马来西亚旗滨。公司旗滨集团成立于1988年，于2011年在上交所上市。经过多年的积累，旗滨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一家以生产、销售平板玻璃以及节能工程玻璃为主的大型现代化企业，拥有亚洲最大规模的浮云玻璃生产线。旗滨集团扩展海外市场、优化国际销售网络、布局海外生产基地，在对东盟自贸区成员国进行调研后，认为马来西亚在多个方面存在优势，符合其海外扩张战略的推进。因此，旗滨集团在图3两次并购事件前后财务指标走势对比图2015年1月6日与马来西亚旗滨公司的股东签署了《股权转让表》，并向其增资约70万元人民币。1月13日，马来西亚旗滨公司办理了股权转让、增资变更登记手续。根据旗滨集团披露的2015年度报告，俞其兵在2011年8月至2016年4月任其董事长。通过查询俞其兵任职经历可以发现，俞其兵一直在民营企业任职，并未担任过政府职务，因此，旗滨集团在并购马来西亚旗滨公司时并不存在政治关联。如表3。由图2可以看出，旗滨集团在并购当年的各项财务指标出现了大幅下降，这可能是由于2015年经济下行、房地产市场不景气以及产能过剩的影响，导致玻璃价格下跌，经营压力加大。查阅其披露的2015年年报可知，2015年旗滨集团营业总收入较2014年略有提升，但由于玻璃价格下跌导致的存货跌价损失巨大，净利润与2014年相比反而下降了。从并购后一年即2016年开始，旗滨集团的各项财务指标急剧上升，2017年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分别是并购前的159.4%、281.3%和252.9%。这表明旗滨集团并购马来西亚旗滨公司取得了正的并购绩效，增加了股东财富。（四）两次海外并购事件绩效对比分析。由图3可以看出，总的来说，新都化工并购后的各项财务指标是下降的，此次海外并购并没有获取正的财富效应；而旗滨集团的各项财务指标是上升的，此次海外并购给旗滨集团带来正的财富效应，增加了股东的财富。在国内经济大背景相同、标的企业所处地区相同且并购方式和并购目的都一致的情况下，本文认为形成并购绩效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可能是标的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对主并企业是否在母国建立了政治关联存在不同的态度。旗滨集团在国内不存在政治关联，因此标的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会认为其进行海外并购是遵循市场规律和竞争原则的结果。但在国内的政治关联可能使新都化工被打上了“政治烙印”，马来西亚国内的利益相关者可能会认为此次并购受到了中国政府出于政治利益的驱动，是中国政府意志的体现，尤其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政府给予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支持更有可能被误解成政府干预的表现，从而导致了他们对此次交易的警惕和抵制。在遭受这种外来者劣势情况下，新都化工在并购后的经营和整合过程会遇到较多的困难和较大的阻力，从而无法实现并购的协同效应。另外，新都化工不仅并购了马来西亚嘉施利，还成立越南嘉施利和收购了泰国嘉施莉，目的在于开拓东南亚市场，加速公司的海外战略布局。但新都化工的资金、文化和人才储备可能无法满足此战略的需求，最终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导致了并购绩效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