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范文10篇

【正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

应当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然而，对于为什么要开展这种对话，人们有不同的理解；对于这种对话到底应在什么基础上展开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成为可能，人们实际上也有不同的看法，或者说缺乏必要的和深层的追问；相应地，对于如何才能更加自觉和有效地开展对话，人们也缺乏深入的探讨。由此，尽管在一些学者的个体性学术研究活动中，这种对话实际上一直在进行，但在很大的程度上却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并往往局限于个体的学术活动内部或不同个体之间。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这两个学科之间，在不同学科的教师群体之间，在不同的哲学观念和方法之间，却很难说是真正自觉合理有效地在开展对话。本文就积极开展这种对话的一些前提和方法论提供以下不成熟的断想，向学界同仁讨教。

这种对话在什么意义上是必要的？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德国，本来就是一种西方哲学。为什么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一个半世纪以后，提出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这本来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里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前提，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它产生以后主要是在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国家得到了发展和实现，而与西方文化有所脱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走向了对峙。现在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问题，正是为了打破这种隔离与对峙，加强二者的交流与沟通。这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反思的问题，我们一方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就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还是看作一种外来的思想理论文化，强调它的外化和世界化的问题，那么我们自己目前的理论定位究竟在哪里？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被看作一种中国哲学还是外来哲学？它在当今中国的根源性和基础性究竟何在？这既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对话的前提性问题，也直接涉及到对哲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理解。我们认为，对这个关键性的问题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对于自觉合理设定我们在对话中的位置至关重要。

在本来的意义上，马克思哲学是德意志民族的一种哲学，不可避免地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同时由于它依托于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加上马克思对于人类命运的特别关注并将对其的思考自觉地融会到自己的哲学思想之中，因而又具有强烈的人类性和世界性，从而能够对于其他地域和民族发挥积极的影响和作用。正是在这种交流与沟通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着自己作为一种世界哲学的功能和作用。而对每个民族来说，则有一个对于外来哲学的了解和认同的问题。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结合中，尤其是在与俄国、中国等国的革命实践中得到了认同，也得到了实现。然而它的进一步发展又需要进一步走向世界，走向当代人类文明。这就提出了与当代世界哲学进行对话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从外部就其形式抑或从内部就其本质来说，都具有彻底性和严整性，它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强大的生命力、科学的内在魅力和永恒的历史价值就直接取决于此。然而，自创立那一天始，马克思主义哲学却无数次地受到来自不同视域对之进行的肢解性诠释，致使它在实际遭遇中一直呈现为破缺状态。即便在当代我国的哲学论坛上，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做法还花样翻新地不断涌现着。究其根本，实际上都是这样那样地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元本性与时代表现之间的辩证关系，是一种变相地、巧妙地消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质性话语。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各种“割裂论”及其危害

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整性及其历史展现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对手也承认的，”[1](P52)而且正是由于它“完整而严密”，才给我们提供了战胜一切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的世界观”[2]。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严整性是固步自封的、僵化封闭的，还是永恒发展的、与时俱进的?对此，应从两方面回答：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整性不是固定的、自足的，而是在实践中完成的，是在与时代的互动中实现自我超越、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推动原则和建构原则”的辩证本性所决定的，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性品格的内在要求。因为，它只有扎根于社会实践，不断地倾听来自时代和实践的呼声，并自觉的转化为改造现实的力量、接受实践的检验、汲取实践的智慧，才能不断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

另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整性也“远不是完备的”[3](P642)体系，那种“包罗万象、最终完成”的体系是与“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4]”。作为反映在“思想中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整性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步显现出来的；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彻底性和一元性，也是通过与时代的互动并在这种互动中建构中恰当的时代表现形式而得以表征和确定的。可见，它的严整性既凝聚了原创者及其同时代战友、学生们的心血和成果，也凝聚了以后历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者、发展者及其战友和学生们的辛勤劳动成果，更凝聚了当代中国三代领导集体的突出贡献。从马恩的原理初创到列宁的重大发展而形成的列宁主义阶段，从思想、邓小平理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进一步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这几座伟大的理论丰碑是一脉相承的、内在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历史过程表明，它是“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5](P341)科学体系，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上的真理性、科学性和形式上的严密性、完整性有机统一的集中表现。对此，任何肢解和割裂的做法都是极其有害的。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整性，就要与种种类型的“割裂论”划清界线，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历史、与现实、与实践、与科学割裂开来的错误做法。

2.“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表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从外部就其形式抑或从内部就其本质来说，都具有彻底性和严整性，它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强大的生命力、科学的内在魅力和永恒的历史价值就直接取决于此。然而，自创立那一天始，马克思主义哲学却无数次地受到来自不同视域对之进行的肢解性诠释，致使它在实际遭遇中一直呈现为破缺状态。即便在当代我国的哲学论坛上，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做法还花样翻新地不断涌现着。究其根本，实际上都是这样那样地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元本性与时代表现之间的辩证关系，是一种变相地、巧妙地消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质性话语。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各种“割裂论”及其危害

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整性及其历史展现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对手也承认的，”[1](P52)而且正是由于它“完整而严密”，才给我们提供了战胜一切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的世界观”[2]。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严整性是固步自封的、僵化封闭的，还是永恒发展的、与时俱进的?对此，应从两方面回答：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整性不是固定的、自足的，而是在实践中完成的，是在与时代的互动中实现自我超越、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推动原则和建构原则”的辩证本性所决定的，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性品格的内在要求。因为，它只有扎根于社会实践，不断地倾听来自时代和实践的呼声，并自觉的转化为改造现实的力量、接受实践的检验、汲取实践的智慧，才能不断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

另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整性也“远不是完备的”[3](P642)体系，那种“包罗万象、最终完成”的体系是与“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4]”。作为反映在“思想中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整性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步显现出来的；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彻底性和一元性，也是通过与时代的互动并在这种互动中建构中恰当的时代表现形式而得以表征和确定的。可见，它的严整性既凝聚了原创者及其同时代战友、学生们的心血和成果，也凝聚了以后历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者、发展者及其战友和学生们的辛勤劳动成果，更凝聚了当代中国三代领导集体的突出贡献。从马恩的原理初创到列宁的重大发展而形成的列宁主义阶段，从思想、邓小平理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进一步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这几座伟大的理论丰碑是一脉相承的、内在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历史过程表明，它是“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5](P341)科学体系，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上的真理性、科学性和形式上的严密性、完整性有机统一的集中表现。对此，任何肢解和割裂的做法都是极其有害的。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整性，就要与种种类型的“割裂论”划清界线，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历史、与现实、与实践、与科学割裂开来的错误做法。

2.“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表现

[摘要]艾思奇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指在中国应用、具体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中国化才能在中国具有实存性，才能被中国人真正掌握。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中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良性互动。[关键词]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改革开放前，艾思奇是在我国最具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翻译介绍、宣传普及、学术研究、理论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深深地刻上了他的印记。从今天的视野看，在艾思奇的诸多成就中，有一点应当高度关注，这就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考。一、何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是，本人在1938年10月写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首次明确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提法。[1]在那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值得关注的是，艾思奇在1938年4月所写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就已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他指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运动。”[2]“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现在我们要来这样的一个号召。”[3]在这里，艾思奇所倡导的哲学的中国化运动，有一个中心，因为“没有中心就说不上运动。这中心就是对新哲学、辩证唯物论的研究”[4]，也就是说，在艾思奇那里，哲学的中国化关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那么，何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艾思奇认为，主要有以下几层意思。首先，在中国从世界观层面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艾思奇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所有‘五四’运动以来的先进的革命领袖人物当中，把这个世界观应用得最好，把这种世界观和中国社会实际，中国革命实践联系得最好。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考察中国的命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讲的，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也就是说，要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中国的命运，来观察和解决中国人民的革命问题。”[5]应当说，这种应用是从哲学的高度来进行的，体现着哲学的普遍性特点，在这种应用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思想发挥着作用。其次，在中国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层意义上的中国化艾思奇强调得较多。例如，他指出：“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或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坚决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上，用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了的、辩证法唯物论的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来具体地客观地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关系，来决定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革命斗争中的具体任务及战略政策。”[6]在艾思奇看来，“科学理论对于实践的能动的指导作用，就在于它不停止于抽象的理论，而要由理论具体化为各种术的方法规则，就在于通过‘术’而与实践结合起来”。[7]可以说，这层意义上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脱去其普遍的、抽象的理论形态，而具体化或者说转化为某种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策略和方针了。再次，在中国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艾思奇看来，“根据中国自己的现实材料，在中国自己的地盘上，来发展辩证法唯物论的世界观，使它更能成为改造中国、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锐利的方法武器”[8]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他强调指出，所谓“真正能‘理解精通……’马克思主义，也就是真正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正是有着‘创造’的作用了”，而马克思主义“愈更要能够中国化”，就需要“愈更能创造”，这样才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放进一些“新贡献”。[9]艾思奇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发展，受外来影响很大，但决不全靠输入的。”[10]更明确地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更多地要靠中国人自己的创造。如果脱却了创造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点，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终究也摆脱不了本本主义的束缚。有鉴于此，艾思奇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运动“不是书斋里的运动，不是滥用公式的运动，是要从各部门的抗战动员的经验中吸取哲学的养料，发展哲学的理论。然后才把这发展的哲学理论来运用，指示我们的思想行动”[11]。在艾思奇那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具体化和发展这三层意思是相互贯通的，是一个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的三个方面，把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割裂出来、孤立起来看待，都会具有片面性。可以说，在应用、具体化中实现发展，在发展中更好地应用和具体化，应该是一个辩证的相互作用的链条。为了捍卫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上述定位的合理性，艾思奇还对当时的两种质疑或反对意见进行了回应。第一种意见是叶青提出来的，他认为应用、运用、理解、宣传等等还谈不上中国化，因为所谓中国化“必须变更其形式，有如一个新的东西，中国的东西，与原来的不同”。[12]艾思奇则认为，在应用过程中体现着创造和发展，此外，中国化也并不意味着与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第二种意见是林冰提出来的，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能直接运用于具体事物的认识，后者要依赖于具体科学的认识。艾思奇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渗透在具体的科学认识之中的，所以是可以直接应用的。[13]二、为何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中国化在艾思奇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化的资质。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理论，它“放之四海而皆准”。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方法，是客观地具体地研究问题的引导。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阶级性，是无产阶级行动的指南。[1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以及它的阶级性决定了“凡是有了无产阶级及无产阶级运动的国家和民族，也就有产生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和必然性”[15]，由此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的资质，或者说可能性和必然性。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何必须要中国化呢？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中国化才能在中国具有实存性。在艾思奇看来，抽象的、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能独立存在的，能够独立存在的只能是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的诸多个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则只能是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说，这个发人深省的观点，其基本思想是明确提出来的。在1938年10月的《论新阶段》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16]在这里，的意思比较明确，这就是一般只能存在于个别之中并借助于个别而存在。其用意在于指出，他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个别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借助于民族形式，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亦然。艾思奇认同的这种观点，并进一步阐发道：“就中国来说，这就是要把中国的特殊性，依据中国的特点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民族的特殊形式之下表现出来，然而并不因此就丢开马克思主义。”[17]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哲学，它必须通过中国化才能在中国完成自身。艾思奇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空理论，而是与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行动有分不开的联系”；“真正的辩证法唯物论，不存在于名词的琢磨、公式的引用、‘纯逻辑’的空‘理论’里，而存在于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的正确指导中，如果脱离了实际问题的解决，那么，无论说一千百万个辩证法唯物论的名词，也不能成其为真正的辩证法唯物论”。[18]“理论的作用在于解决实际问题，一旦离开实际，就转化为死教条，成为主观的空调头。在有些资产阶级学者[里看来，也许这仍然是‘理论’，但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19]也就是说，在艾思奇那里，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不体现为理论形态，而主要体现为实践形态，实践形态包括着理论形态，理论形态则需要上升为实践形态。所谓上升到实践形态，就是要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性要求，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化，在中国则表现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在这一点上，艾思奇很忠实于马克思的要求：“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0]某种程度上说，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成为中国人民现实生活中的灵魂。再次，只有实现中国化，中国人才有可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不可能是一种无主体的自我发展的过程，它要依赖于一定的主体对其承担责任。在中国，这些主体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说，怎样才能算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了呢？艾思奇认为：“研究辩证法唯物论的目标，与研究其他哲学不同，研究其他哲学，大都只要能够‘著书立说’，讲出一套理论（这就是说，只要能够‘说明世界’），就算是有了成就。而研究辩证法唯物论则不然。要评判辩证法唯物论的研究是否有成就，并不在于（至少是不完全在于）纯理论本身讲得多么熟练，而要看这研究的人在遇到革命的实际问题（或与革命有联系的问题）的时候，能否在辩证法唯物论观点上给予正确的解决。能够常常正确解决问题时，才算是达到了研究的目标，才算是把握了辩证法唯物论。”[21]在艾思奇看来，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判断的标准根本上不在于理论的熟悉程度和讲出的话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契合程度，而在于从哲学的高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于实践。对于中国人来说，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哲学的高度解决了中国的实际问题，才能算是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这就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解决中国自己问题的哲学，这自然需要中国化。[1][2][][]综上所述，在艾思奇那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要中国化，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一个中心的问题。他指出：“辩证法唯物论的发展，在抗战后的第一个表现，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在中国的具体应用的问题，同时这也是抗战以来辩证法唯物论发展上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而一切其他问题的研究，都是以这一问题的解决做中心的。”[22]这段话是艾思奇在1941年讲的，在具体用词和时代限定上有着历史性，但是，这段话的根本精神对于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都是适用的。三、怎样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中国化的问题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和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中国化的问题是紧密联系的，不过，该问题也有相对的独立性。在笔者看来，可以把艾思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中国化的问题理解为两个层面的统一，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中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统一。这种统一，某种意义上是两种视域的融合，具体地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域与中国视域的融合。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中国的方面来讲，主要包括三层意思。首先，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通俗化、大众化，对于诸多哲学流派来说，可能不是其关注的重要问题，甚至是一些哲学流派排斥的问题，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2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和阶级性要求它自身由理论的力量、精神的力量转变为实践的力量、物质的力量，而这就需要通俗化、大众化，否则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可能变成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艾思奇深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特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写出了《大众哲学》一书，该书在解放前正式印行了32版，社会影响非常大。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组成部分。针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哲学界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所做的通俗化工作，艾思奇在1938年指出：“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在打破从来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知道注意哲学思想的修养上，是有极大意义的，而且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因为如果没有几分（虽然很少），做到了中国化现实化，是不能够获得相当成果的。然而在基本上，整个是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24]其次，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践的结合。这方面的内容与大众化的内容不同，后者主要是宣传、普及理论和改造人心的工作，前者这里主要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工作。在这个问题上，艾思奇借用了的说法，把它称之为有的放矢。他指出：“为什么用‘有的放矢’来说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这就是说，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不只是要以中国的事例来解释理论原则，而且必须是依理论原则为指南，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25]艾思奇还认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一个发展过程，辩证法唯物论与中国的实际革命运动的结合，不是一开始就能完全合拍”[26]，它需要逐步完善，也需要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重新结合。他还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是经过不断的学习、摸索和斗争的过程而日益发展、日益达到更完善的境地的。”[27]在这个问题上，艾思奇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践的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而“所谓实际，必须是与我们当前的斗争有关的、一定的具体的实际问题。所谓联系实际，必须是把适当的理论作为指导武器，来解决当前的一定的实际斗争问题”[28]，这即是说，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是有重点的，是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的，是着[于解决正在做的实际事情的。再次，实现实事求是。这层含义比第二层含义更进了一步，第二层含义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的角度讲的，这层含义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的角度上讲的。从精神实质的层面关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中国，我们就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成为一种境界和思维方式，它脱去了理论的外貌，转化为一种洞明的智慧，而用这种智慧来观照中国，就是要求我们中国人做到实事求是。艾思奇在1942年写的《不要误解“实事求是”》一文中就体现着这种智慧。他指出：“真正的实事求是，首先必须注意事实的各个方面，而不是只看片面”；“真正的‘实事求是’，必须从实质上来理解事实，而不应该只就表面现象来看事实”；“真正的‘实事求是’……就必须把事实看做一定具体条件之下的事实，必须依据每一事实所处的条件来确定它的正确意义”；“真正的‘实事求是’，不仅仅在于理解事实和认识事实，而且要从这理解和认识中求得指导行动，推动工作的方法”。[29]上述四条，显然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一种活的精神了，已经实现了“得意而忘象”了，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实际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中国的化境。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讲，则主要包括两层意思。首先，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艾思奇历来反对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化”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在他看来，“化”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就是“化”掉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对于世界性，艾思奇用了一个词，叫做国际主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上实质上是国际主义的。这国际主义的表现，首先就在于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有着共同的理论，共同的看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其次就在于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不管各自所走的道路如何不同，都有着共同的目标，都为着共同的全世界共产主义事业的实现而斗争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在事业上利害上，都是互相关联的，都是有连带性的。”然而在现在的世界上，“马克思主义是不能不依这个民族的不同发展条件而采取着不同的表现形式的，它绝不会成为全世界一致的国际形式直接表现出来”，对中国来说，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使其体现出中国民族的特殊形式，显然并不是“把国际主义挤掉”，“相反地正是要使国际主义在现在的条件下，得到具体的表现”。[30]其次，创建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说，创建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艾思奇特别希望看到的一件事，也是他自己的追求。为此，艾思奇本人不断地通过著书立说进行实践。当然，受历史条件的制约，他更注意研究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例如，其晚年就花了很大的精力阐述和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问题。这实际上同时意味着，艾思奇把创建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一项集体的、共同的事业。下面一段话颇能展现艾思奇的心路：“如果有人说，中国人自己没有写出很多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所以马克思主义还是外来的，那我们就答复说，马克思主义是把实践放在第一位的，要问中国有没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首先要问中国的无产阶级和他的党是不是做了惊天动地的，推动中国民族的广大人民向前进步的事业，中国的无产阶级有了这样的事业，并且在这些实践的基础上，已经产生了一些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此也就有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著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书籍。”[31]四、简要的评价和反思根据上述粗略的梳理，可以有理由说，艾思奇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观。他的这个观点，从今天的视角看，其基本的方面仍然没有过时。当然，受历史条件的制约，艾思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观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对纯理论研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轻视。这里所说的纯理论，指的是高度抽象的哲学基础理论。其次，对理论联系实际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功利化倾向。事实上，实际存在着多种形态，有些实际是摸不着、看不见但却又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关于时代本质的实际，哲学常常针对的就是这方面的实际，并从而使哲学体现为思想中的时代。对于这方面的实际，哲学忽略不得，否则就是失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要高度重视在这个层面上的理论联系实际。再次，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层次划分上还不够细致。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高层次，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的普世性的时代精神与中华优良精神的融合。由于中华优良精神既具有普世性的一面又具有独特个性的一面，所以这其中的融合是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的，一个层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普世性的精神与普世性的中华优良精神的融合，另一个层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普世性的精神与具有独特个性的中华优良精神的融合。尽管有以上质疑，而且还可能是不当的质疑，但笔者觉得，这些质疑无非是提出了把艾思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观向前推进的愿望。注释：[1]出于政治的考虑，后来用“在中国具体化”替换了“中国化”这一术语。见.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534.[2][3][4][6][9][10][11][12][14][15][17][18][21][24][30][31]艾思奇.艾思奇全书[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491，492，491，774，774-775，547，491，772，775-779，778，779，720-721，721-722，491，779，778.[5]艾思奇.艾思奇全书[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8):609.[7][8][13][19][22][25][26][28][29]艾思奇.艾思奇全书[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256，259，250-251，312，248，312，249，355，296-298.[16]转引自艾思奇.艾思奇全书[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779.需要指出的是，这句话在《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卷《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没有出现。[20][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3;16.[27]艾思奇.艾思奇全书[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7):450.

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偏概全/完整性

【正文】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我国哲学战线同整个理论战线一样，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结合时展，科技进步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研究迫切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包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取得了重大成就，也出现一批哲学新人，促使我国的哲学研究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所谓哲学陷入了“困境”甚至“绝境”的说法，是极端片面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勿庸置疑的。我国哲学研究的发展在总体上也是健康的，其发展前景充满希望。但这绝不是说目前我国哲学研究，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就没有不足和问题了。如果这样认为，当然也是不客观的。我们还认为，在我国哲学理论研究和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无论出现何种理论观点，都可以从不同方面、角度促进我们的理论反思，启迪心灵，开阔视野，寻找到理论研究发展的新生长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理论观点的出现，都有它的历史理由和积极意义，都为哲学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存在的未必是合理的；局部正确未必完全正确。如果夸大了局部，甚至以局部替代整体，那就容易曲解理论的实质，客观上肢解了马克思主义，甚而造成新的混乱和危害。这就有必要提出，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事业中，既要注意克服教条主义，又要克服以偏概全的倾向问题。所谓“教条主义”是大家所熟悉的，即指在理论研究中的脱离现实，唯书唯上，思想僵化，人云亦云的倾向；所谓“以偏概全”是指理论研究中的随心所欲，各取所需，以偏概全，为我所用的倾向。这里所说的两种倾向，均属于学风和研究方法问题，一般属于学术范围内的问题。近些年来在哲学研究特别是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争论中，就存在着这两种倾向。一方面表现为教条主义，这是理论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固疾(包括老教条和新教条)，是相当长的时期要努力克服的主要倾向，本文在此不加赘述；另一方面表现为以偏概全、各取所需的倾向，这是当前特别值得提出和重视的新倾向。这一倾向在近年来我国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近十几年来，我国哲学界在批评和纠正以苏联哲学教科书为范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旧体系的过程中，为了返本归真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改革、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研究，围绕什么是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展示了广泛而热烈的争论。许多专家学者，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特别是后来新发表的马克思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为写《资本论》而撰写的《经济学手稿》、以及《人类学笔记》等)，以便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的实质。这是极其必要的，并在研究过程中，提出许多有重大价值的理论观点和理论发现，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本真意义的理解，有助于我们重新解读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谛。但是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在看到这些喜人的成就的同时，也感到了新的迷惘。这就是对同一个马克思哲学，有了许多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解，彼此激烈对峙，互不相让。比如，有人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以物质论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有的认为是实践唯物主义；有的认为是实践本体论或实践哲学；有的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辩证法、是人学、是实践交往理论、是生存论、是文化人类学，等等。有的明确提出马克思哲学不是唯物主义，甚至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达的唯物史观，只是个别观点，而不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基本原理。观点纷呈，不一而足。我们仔细阅读各家之见可以看到，上述诸种观点几乎都是建立在分析解读马克思原著文本基础上提出来的，大部分观点也确是马克思哲学思想所固有的内容；许多观点又是被哲学界长期所忽视或否定的，因而突出强调马克思的某些观点或方面，是有历史理由的，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建构马克思哲学新体系有重要价值。但是我们认为，上述观点基本上都是抓住或强调了马克思哲学中的某些方面，而不能真正反映马克思哲学的整体，在研究工作中，我们可以而且有必要以其中的某些观点为切入点深入探讨，揭示和展开其新的方面，从而丰富与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完整体系。但不可以以偏概全，各取所需，抓住其某一方面或为强调其被忽视的方面，而对其他方面不计其余，用自己对于某些方面的理解替代对马克思哲学的完整把握，甚至认为只有自己才发现了本真的马克思云云。我们哲学界长期以来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争论不休，是与某些人采取这种学风或研究方法分不开的，急待加以纠正。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上述解读方式背离了对马克思哲学的完整理解。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体系哲学，然而其本身已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当然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着的体系。所谓科学体系在宽泛意义上讲，即指理论、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虽然没有指明过自己建立了什么样的哲学体系，但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是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实质上已形成了马克思哲学体系的雏型或基本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它的理论观点必然带有历史的痕迹或说打上了历史的烙印。这就是：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是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批判的结果；其思想理论背景主要是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资产阶级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直接批判继承的结果。在哲学方面，其直接的理论来源是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在欧洲存在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尽管其中包含有许多合理思想和天才的预见，但由于这三大领域基本上是相互分离的，因而没能形成统一的社会发展理论。在哲学方面，虽然有黑格尔辩证法这一辩证法的最高形式和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这一唯物主义最高形式，也是由于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分离，而没能形成科学的哲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要，是以人类解放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它不仅把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的研究结合起来，吸收其合理方面，克服其弊端，而且总结新的经验进行理论创新，建立了统一的社会发展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把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与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吸取其合理方面，克服其弊端，并在实践基础上，对此加以革命的改造，实现了理论创新，即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综合创新的产物。因而它是继承前人，又高于(超越)前人，实现了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革命性变革。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哲学创建的固有(原生)形态。不仅如此，马克思本人也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他起初信奉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当然是辩证的唯心主义)，后来又接受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强烈影响，并以此为武器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方面(见1844年《巴黎手稿》、《神圣家族》等)。同时，由于对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的发展，马克思开始认清费尔巴哈(包括以前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认识到其根本原因在于脱离革命实践。于是，马克思站在实践立场，以实践观点为核心，尝试系统地批判费尔巴哈，这就是被恩格斯赞誉为“包含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诞生。《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表明了实践观点是马克思新哲学的核心观点和根本特征。接着马克思又以实践观点为基础，研究社会历史，展开了对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进行彻底清算，这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著作的出现。在这部著作里，马克思以实践的观点(“现实的人”即实践的活动中的人)为基础和前提，系统地阐发了新唯物主义，即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标志马克思哲学理论系统的基本完成。马克思后来集中研究《资本论》。他在《资本论》中使用的基本方法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当然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不同，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并且对辩证法的三个规律在《资本论》中作了充分的论证。同时马克思积极支持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以充分揭示辩证法规律的普遍性。这些都是大家熟知的历史过程。我们概要地叙述这一过程，是为了说明必须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整体与历史形态，而不能停留在或仅抓住其中的某个方面以视全体。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发展中的革命变革，从理论总体上看是实现综合创新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就是他那个时代的人类先进思想综合创新的产物。第二，马克思哲学的完整内容是包括唯物主义、辩证法、实践观、历史观、人学、人类学等在内的完整思想。第三，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实质是以实践观点为核心(或基础)的历史的辩证的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确从没给自己的哲学规定具体名称，但他已明确提出“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我的辩证方法”，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门生。这些几乎是哲学界所熟知的常识，而常识的客观性是勿庸置疑的，它有力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完整内容。因此，不可以只抓住其某一方面，而忽视或否定其他方面。比如有的学者不承认马克思是坚持唯物主义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马克思多次肯定评价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强调“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怎么能说马克思不坚持唯物主义呢?

当然，我们在具体的理论研究中，为了说明某个问题而强调马克思哲学的某一方面，突出某些内容，是完全必要的。如为了说明同唯心主义的区别，强调其唯物主义性质；为了同直观唯物主义区别而强调其实践唯物主义性质；要同唯心史观相区别强调其唯物史观；要同形而上学相区别强调唯物辩证法；要同自然物质观相区别强调人学或文化人类学等。这都是允许的和必要的。但绝不能在强调某一方面时忘记和离开马克思哲学的总体。因为上述不同提法都属于同一个马克思哲学。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只承认某个方面而排斥其他，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必然造成多种马克思哲学混战的局面，甚至出现没有马克思(甚至是西方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使人们眼花缭乱，迷惘不解，无所适从，各行其事，无法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更难以确立科学的指导思想了。邓小平多次告诫我们，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体系，这是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极为重要的原则，对于我们当前研究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哲学界的一个迫切任务，是要在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哲学各方面丰富内容的研究，在统一思想基础上，发挥优势特长，挖掘新的生长点，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局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马克思思想整体结构论略

摘要:本文以“改变世界”统摄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以“实践思维”作为改变世界的唯一有效思路，从实践思维的必然要求推究出

改变世界必做的课题，根据课题相应把马克思全部思想分为人道主义社会学说、唯物主义历史学说、资本主义经济学说、无产阶级革命学说。

又从思想表述的角度将马克思著述分为理论主导和实践主导两大系统。文章认为，实践思维不仅是理解马克思，而且也是批判和超越马克思唯一正确的思路。

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一、笼盖四十年的总纲领

作为中国最早一批信奉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其马克思主义哲学功底非常深厚，虽然没有留下哲学专著，但是在他关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统一战线、文化教育和党建等方面的著作中无不闪烁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辉。他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运用到中国具体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中来，可以说，他既是一个拥有深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理论家，又是一个善于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家。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确立

从受私塾教育到受学校教育、从受封建教育到受西方教育、从国内到东渡日本、再到留洋西欧，不断观察新事物，接受新思想，开阔新视野，逐步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转变。1917年，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在当时的“留日潮”影响下，东渡日本到东京继续求学。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传到日本，加之正值马克思诞辰100周年，社会上涌现了一大批反映十月革命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书籍，例如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以及《社会问题研究》《新社会》《解放》《改造》等杂志。通过这些书籍，初步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使他从一名民主主义革命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重要开端。为进一步寻求救世济民的真理，1920年底，又先后到法、英、德等西欧国家留学考察。自旅欧之后，他广读博览，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先后研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且开始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所面对的实际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俄罗斯》一文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分析俄罗斯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他指出：“一个革命的爆发，其内幕总要含有生产状况变动和阶级争斗的重大意义在内，这本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革命学说所尝召示我们的。”[1]57文中还对社会主义革命首现于经济落后的俄国作了精辟论述，并号召工业后进的国家认清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真实价值，仿效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他认为共产主义是中国的救世良方，并利用唯物史观加以论证，指出共产主义“是应着生产力发达的需要而加以顺势的变更”[2]381。依据中国经济的现状，“无论是外资或内资，只要以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开发中国实业，其同一结果总是压迫贫民阶级使之成为纯粹的无产阶级，困苦颠连，以致历劫难复”[2]378。中国的出路在于应先实行共产革命，消灭私有制度，待建立了强有力的政府之后再用科学家帮助无产者开发实业发展生产力，“凡是现今中国资本家所难以先决的条件，到那时都将不成问题”[2]382。可见，此时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并且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分析和指导中国革命实践。

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

人的行动是受世界观所支配的，一个人哲学理论的高度决定着其实践所能达到的高度。作为一名卓越的设计者和伟大实施者，之所以能带领新中国在经济、外交、国防、统战、科技、文化、教育、新闻、卫生、体育等领域取得巨大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开展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他称得上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师。（一）坚持认识的客观性，强调求真务实。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品质，也是哲学思想的最突出特点，更是其哲学方法论的基础。一直反对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他主张一切工作都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3]313。曾告诫全党领导干部要想正确解决问题就“要估计环境及其变动，并找出此地此时的特点……然后据此定出合乎实际的计划和指示。这一切，必须经过最实际的调查研究，并使这些实际材料与党的原理原则联系起来”[4]129。他极力反对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思想，指出：“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将误国误民”[3]418。1949年后，他更是身体力行地进行调查研究，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1958年，他从武汉出发沿长江而上实地调研，与水利专家一起为三峡工程选择坝址。1961年，他深入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食堂供给和评工记分的情况，得出开办食堂和保持部分供给制的规定并不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结论。1962-1966年，他先后三次到大庆油田考察了解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并为大庆矿区提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发展方针。正是在这种坚持认识的客观性、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求真务实的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使他主观符合客观，理论联系实际，使他在面对各种复杂问题时能够作出更加科学的决策。（二）坚持辩证法，灵活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掌握了这一规律也就掌握了辩证法的精髓。不仅牢牢掌握了这一点，而且还在实际工作中进行了创造性地运用和发挥。他不但善于在尖锐的矛盾中求同，即在对抗性的矛盾中寻求非对抗性的同一因素，又善于在适当的条件下恰当地存异。正是在这种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使我们在革命时期正确处理了党和统一战线的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正确处理了我国和他国的外交关系。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独立自主，就是指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他有自己独立的政策、独立的思想。有了区别，就有斗争。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团结，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条件下同人家讲团结，而不要受其他阶级的影响。”[4]215可见，统一战线不应是“求同非异”，而只能是“求同存异”；如果是“非异”，即去除了斗争性，那么党就可能会失去领导权，甚至被对方吃掉，只有“存异”即在同一性的基础上保持斗争性，才是正确的态度和方法。1955年，在亚非会议发言中指出：“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3]154，其中的核心思想也是“求同存异”。之后，“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逐步演化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一直沿用至今。还反对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的错误做法，提倡对待事物要用唯物辩证法进行科学分析。在观看昆曲《十五贯》之后，认为在艺术创作方面“古今中外都有好东西，都要学，不要排斥”[3]196，要善于借鉴国外的长处，还要辩证地吸收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好东西，为我所用。在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工作中，指出不能因为一个人的阶级出身而对其全面否定，不能因人废文。他说：“剥削阶级的出身不能改，思想却是可以改造的。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要有点辩证法，不要一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气炸了，那叫形而上学、片面性。”[3]467在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上，主张不能全盘否定资本主义的方法，他说“一个民族和国家，其所以能够存在，总有它一些长处”[3]197，我们要发挥人民的聪明才智，把“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3]441。（三）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总体来讲，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也要符合经济基础的变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上，更应表现在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上。1962年，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他反对脱离生产力的发展而过分拔高生产关系的反作用的错误倾向，强调决不能违反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应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这样的次序，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合理安排，以便集中力量，逐步地解决人民的吃、穿、用方面的最迫切的问题，并且逐步地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建立新的平衡”[3]375。还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要素在生产力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社会主义要不断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就必须依靠科学技术。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3]159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确立，他还适时提出对于不适合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进行深化改革，“因为经济基础变动了，上层建筑也要受影响，就是说，政治上、思想上也要受影响。政治上的制度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要改革……思想也要适合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3]266。可见，正是以唯物史观社会基本矛盾原理为指导，按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办事，才使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得以顺利进行，循序渐进地稳步发展。（四）坚持群众观点，肯定英雄人物的重要作用。群众观点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重要的工作方法。对群众观点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指出“脱离了我们的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3]314。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但是组织原则，还是工作原则，他认为我们党的智慧来源于人民群众，我们要“善于依靠群众，同群众商量办事，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战胜我们面前的困难”[3]386。在坚持群众观点的同时，还充分肯定了英雄人物在推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1949年5月，他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向同志学习的号召，并且系统地阐释了群众和领袖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中国革命要走向胜利、社会主义事业要顺利进行，“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能够带着我们前进。三十年革命运动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就是”[4]331。是在中国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伟大人物，“把世界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成为思想。是这样指出真理的人，坚持真理的人，发挥真理的人。在中国革命三十年的许多历史关键时刻，他的方向都是正确的”[4]335。在充分肯定同志的历史功绩和重要地位的同时，他还辩证地指出绝不要把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并号召全国青年要向同志学习。

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摘要：为了提升大学生的论文写作能力，文章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在大学生论文写作能力培养中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的大学生论文写作能力培养策略。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大学生；论文写作能力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于2018年5月在“清华名师教学讲坛”上郑重宣布，将在2018级新生中开设“写作与沟通”必修课程。清华大学教务处处长、该课程共同负责人彭刚说：“‘写作与沟通’课程定位为非文学写作，偏向于逻辑性写作或说理写作,通过高挑战度的小班训练，显著提升学生的写作表达能力、提高沟通交流能力、培养逻辑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1]写作训练首要的就是进行思维训练，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的属性和功能看，它是实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就是它所提供给人们进一步研究大大小小问题所使用的方法，是哲学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意义的方法[2]85。基于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对大学生论文写作思维的训练、写作水平提升都有着极大的益处。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在大学生论文写作能力培养中的价值

以人类实践活动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范式具有合理性，培养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范式，体现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自觉”[3]。第一，确立实践性、科学性、规范性的写作理念。所谓写作理念是指写作论文过程中遵循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思想。论文写作不同于散文或记叙文的最大区别在于写作理念不同。事实上，很多大学生仍然用中学写散文、记叙文的思维方式来写大学课程论文、毕业论文，忽略了论文的科学性和规范性。论文写作以论为主，以说理为目的。论文选题合理、结构完整、逻辑关系严密、语句顺畅、观点明确等均是写作理念科学性、规范性的题中之意。论文写作还应遵循实践性的理念，以人们的实践活动为基础，对客观对象世界进行解释和改造，即论文写作要以问题为导向，揭示问题的本质，找到事物发展的规律，为人们的实践活动（教育教学、实验、生产等）提供理论指导或实践指引。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为确立科学的、规范的写作理念提供了一种实践中的思维方式，实现大学生论文写作既合乎科学规范又合乎实践性。第二，提供理论联系实际的写作方法。论文写作方法指为达成写作论文目的而采用的途径和行为方式。它并非物化的手段，而是作为论文写作实践活动主体的大学生在认识所要研究的问题和解答客观现实问题所遵循的一种方式或程序的总和。通常，在论文写作中运用到如文献搜集、整理；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等。但由于缺乏实践性思维的指导，往往会在论文写作中出现观点堆砌、词不达意、表达冗繁、为写论文而写论文，脱离实际情况等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实践，强调的方法论在于理论联系实际。以大学生的实践为思维切入点，以综合的、普遍联系的、变化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论文写作，用实践的思维方式来分析、研究实际问题、剖析文献资料，摒弃教条式、堆砌式、形而上学式的写作方法。第三，明确实事求是的写作路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的根本指向，体现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的有机统一，体现了实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为大学生论文写作提出了实践活动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返回实践检验”多次往复的论文写作路径，既体现论文的理论性水平又体现论文的实践性指向。第四，激活写作主观能动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强调的是人实践本质的规定性、人活动的主观能动性，体现的是人的自主行为。由于彰显了人作为实践主体的自主性、自觉性和能动性,它能启迪人作为实践主体的自觉能动性，激励和鼓舞人们对自己的实践本质和自由的追求[2]84。大学生论文写作既需要论文成果评优、评奖、精神奖励、物质奖励等外在激励，更需要激发学生内在的学术追求，引导学生积极关注研究方向、研究热点，掌握必要的写作技巧和方法，夯实学科基础，提升学术研究涵养。

二、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的大学生论文写作能力培养策略

走向21世纪的人类社会，正经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发展都处于一个关键时期，相应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处于一个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表明，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的发展的可能性。在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时代条件下，这种可能性无疑是大大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发展的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将直接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以何种姿态走向机遇与挑战并存的21世纪。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基础和核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恩格斯在1887年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按照这种观点，恩格斯曾告诫说：“以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7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是发展的理论，这是由其本性所决定的：其一，它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实践，特别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是它的一切理论观点形成和发展的最深刻源泉和动力，正确的理论必须能够如实、及时地反映实践的发展变化，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另一方面，哲学诚然要解释世界，但更根本的是改造世界，为此，它坚持理论必须不断地被运用于实践，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接受实践的最终检验。离开无限丰富、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走向自身的反面。其二，它的科学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总结、概括和吸收近现代科学的一切成就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又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不是什么宗教教义，它严格地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某种先验的概念、原则、公式出发来看待自己的一切理论观点。其三，它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不同，也有别于现代西方一些自命不凡的哲学，它从来都不主张自己已经结束了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诚然有它的体系，但这个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为后人不断地丰富它、发展它留下了无限广阔的空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上述特性，决定了它可能而且必然要求随着实际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

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当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不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及其后期，站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所创立的哲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科学发展和人类历史经验包括以往人们在哲学思想上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并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些基本观点包括：辩证而又唯物的世界观、方法论；辩证而又唯物的认识论；辩证而又唯物的历史观等等。

这些基本原理之所以有价值，因为它们可以被有效地运用于实际。在后人掌握、运用这些原理的时候，当然必须从他们所处的具体实际出发。因此，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必须不断地以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人类社会的新经验和新认识来充实和丰富它的内容，否则它就会成为僵死的教条。这已为中国和其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在20世纪的发展实际所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