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观范文10篇

社会主义社会公共权力的双重性决定了它必须要受制约，尤其是当因权力失控而导致的腐败滋生蔓延时，更要考虑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权力约束机制，以保证公共权力沿着正确的方向行使。因此，探讨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观，对于我们加强权力监控与制约，从制度创新上确保权力的健康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观的基本内容与发展历程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继承了人类社会的优秀文化遗产，一方面肯定了历史上权力制约理论的合理成分，指出他们的进步之处，同时也指出了他们的历史局限性，科学地提出自己的权力制约观。他们认为，权力是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现。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它表现为一方支配另一方的力量。他们说：“在我们前面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0页1992年版）一般地讲，政治权力又分为群体形式的国家权力和个体形式的官员权力。权力具有权威，能使权力对象服从，因此，他们认为权力问题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政治权力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它可以朝两个方面起作用。”（同上书，第3卷第222页1972年版）这就要求有良好的权力运行机制。恩格斯肯定了卢梭主权在民思想，认为不是国家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在政府里，官吏要由人民选举，受人民监督并随时可以撤换。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革命经验，指出：“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公仆变为主人，……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它工人一样的工资。……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同上书，第2卷第335页1972年版）“一切公务人员在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方面都应当在普遍法庭上按照一般法律向每一个公民负责。”（同上书，第3卷第30页197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第一次提出“公仆”思想。

列宁在领导苏维埃俄国革命和建设中，为避免国家权力腐败，克服以权谋私和官僚主义进行了不懈地努力。列宁关于权力制约思想主要有：第一，扩大民主权力，吸引绝大多数人民参与政权管理。列宁认为，苏维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有选举、罢免、参政议政之权，应该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他说：“现在有一种使苏维埃代表变为‘议会议员’或变为官僚的小资产阶级趋势。必须吸引全体苏维埃代表实际参加管理工作来防止这种趋势。”（《列宁选集》第4卷第592页1972年版）为此他要求扩大中央委员会“从几十人扩大到100人”。（《列宁全集》第43卷第337页1987年版）第二，加强各种监督包括工人监督、国家监督。列宁说：“应当使工人进入一切国家机关，使他们监督整个国家机构。”（同上书，第38卷第140页1986年版）新政权“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都暂时变成官僚，因而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同上书，第3卷第266页1972年版）为此，他要求从中央到地方都要建立监督机构，建立工农检查院，从工人农民中选出75-100名新的中央监委，扩大他们权力，以便同滥用职权者作斗争。列宁特别强调罢免权的作用，认为“罢免权，即真正的监督权”，是“直接、彻底和立即见效的民主原则。”（同上书，第33卷第100、108页1985年版）第三，实行党政分开和集体领导。列宁认为党政要分开，不能以党代政。同时在各级党政机关中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相结合的制度，这有助于克服独断专行和权力滥用。第四，实行法制化管理。列宁认为，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国家管理应逐步走上法治化轨道，他说：“国家事务愈多愈复杂，就愈需要提出加强革命法制这个坚定不移的口

号”（同上书，第42卷第353页1987年版）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制约与监控的理论与实践，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了指导。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一直注重克服权力腐败问题。权力制约观的基本思想主要有：第一，充分发扬民主，提高广大人民参政议政的政治热情。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有选举权、罢免权、参政权、议政权。第二，加强监督，包括人民监督、党派监督、舆论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监督等。第三，加强对党政干部的思想教育，严格要求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特别强调：“任何一个共产党员，不论资格大小，职位高低，都必须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儿子，老老实实地诚诚恳恳地当人民的勤务员。”（1966年7月28日《人民日报》）第四，建全法律保障体系。新中国在废除旧法统的基础上，制定了自己的宪法和法律，用法律来规范权力的运行。第五，发动群众运动，严惩滥用职权者。认为，对于一些隐藏的腐败分子，只有大规模地发动群众运动，才能挖出。在亲自领导下，新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群众运动。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从体制上解决权力制约问题。

一、“龙种”还是“跳蚤”

在马克思、恩格斯两位经典作家的著作里，“马克思主义”不会成为关键词。但两人的思想一旦发展成一种学说并在全世界传播开来，“马克思主义”才可能会成为关键词，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如何才算是正确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才会被提出来。马克思、恩格斯还在世的时候，这一问题就已经有苗头了。当时在法国和德国有些人开始传播马克思的思想，他们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本是好事，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粉丝”向自己的“偶像”致敬。结果马克思却无情地提出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引用了他的好友诗人海涅的诗说道：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马克思绝不是无理取闹，之所以如此，显然是因为当时的传播者背离了他的观点，他深知对他的理论进行的不合理阐释，可能会给他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他过多的侮辱。马克思有着清醒的头脑，他预感到自己的思想不一定会被科学理解、正确应用，反而可能会被误解、曲解甚至被侮辱、被恶意利用。这给之后的继承者留下了警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可能会出现两种局面：理解对了，应用好了，那才是龙种，才是马克思认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解错了，应用不好，那就是跳蚤，就是打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确实验证了马克思的预见，围绕着龙种和跳蚤、正统和异端、真和假的争论一直存在着。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简单的事情，稍有不慎，便会沦为跳蚤，成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假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经济决定论、苏联的高度集权体制，等等，就是很好的例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犹如一场穿越时空的美妙旅程，但也难免会有时差难倒、水土不服的问题。穿越时空的旅程是令人惊叹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显示出神奇的力量，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程。但它的时差难倒、水土不服也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所显现，比如，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的决议神圣化。比如，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段时间内，阶级斗争扩大化导致了“”的出现，等等。历史事实胜于理论雄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和进步，但教条化并未被彻底驱除，反而会时不时地冒出来。这说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并不是完全清醒的，很长时期并没有完全把握住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法。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重新提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P63）这种自我反思的提问无疑是必要的，它让我们直面问题、正视问题，积极努力探求对马克思主义清醒的认识。今天的我们确实需要在头脑中追问：我们是否就完全理解了马克思主义？我们是否完全搞清楚了，是否完全清醒了？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尊重马克思主义，才是不背离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实际上给这个问题画上了相对圆满的句号。尊重马克思主义，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成为“龙种”而不是“跳蚤”，必须符合两个最基本的标准，或者说遵循两项基本原则：其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有机结合。即使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离不开具体实践。离开具体实践，根本没有办法证明理论本身的真理性，只能得到缺乏现实说服力的抽象真理性。相应地，只讲实践不讲理论，为了实践完全把理论放在一边，只是口头上说说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真马克思主义。立足实践并推动实践进程、在实践中提炼理论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其二，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二重奏。发展以坚持为前提，离开坚持的发展，实际上就是背叛；坚持要以发展为动力，离开发展的坚持就会沦为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一方面，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思想基础、精神旗帜、行动指南，雷打不动，而不是看风向不对、看出现逆境、看有了问题，就想着改旗易帜；另一方面，不因循守旧、固守传统，要紧跟时代的变化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本身，让理论显示出时代的特征，展示出超越时代的穿透力。把坚持与发展统一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两种态度，既自觉坚守传承，又勇于开拓创新，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又立足实践拓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提出新命题，展示了马克思主义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已经形成，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已经形成，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天中国人不再有任何模糊认识，其实一些模糊的、错误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很难消除。必须清醒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在政治领域作为指导思想被高高举起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却面临着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的问题。我们必须回应这一挑战，更具体地讲清楚如何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才不会偏离方向，甚至背道而驰。

二、怎样才能念好“真经”

坚持与发展的二重奏，坚持是首要的。邓小平曾语重心长地讲过，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老祖宗”“老祖宗不能丢”，则把马克思主义称为共产党人的“真经”，他说：“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2］这句话确实是戳中了个别党员干部的痛处，他们早就丢了“老祖宗”，也从来不念“真经”，挂在嘴边的话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方面错了，那个方面又错了。在他们看来，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没有什么意义，马克思主义就是高大空的、不接地气的、没有实际内容的、没人信的意识形态话语。更有甚者，最擅长的事就是朝马克思主义泼污水，公然将其与专制主义、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联系在一起，把现代政治实践中发生的一切错事、怪事都放到马克思主义身上。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价值，充分说明很多人的无知和偏见。他们没想过，作为改变世界进程尤其是改变中国社会进程的一套学说，马克思主义肯定有其独到的一面、有其厚重的地方，不然的话，它怎么能够做到？把什么事都说成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有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并不公平，只会让其蒙受“窦娥之冤”。一些问题的出现，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错，而恰恰是错误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名义犯下的错误。我们不能把违反马克思主义犯下的错误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错误。谈到坚持马克思主义，有一些人确实信誓旦旦地提出要保卫马克思主义，要做马克思主义者，但总让人感觉这种坚持比较假，最后沦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高级黑”。现实中，有几种表现形式尤其值得警惕：空讲立场的坚持。大场合小场合都搬出马克思主义，动不动就拿出马克思主义来攻击别人，批判人家反马克思主义，似乎是立场很坚定。但问题在于，一个人的立场强不强，不是看他宣称得怎么样，也不是看他说的话是否有火药味。没有理性逻辑的支撑，不讲理性地乱扣帽子，实际上就会使自己的立场受到伤害。形式主义的坚持。做任何事情，讲任何话，总要找到马克思主义的依据。不管做了什么大事小事，都认为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似乎只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才会有合法性和正当性。殊不知，给自己的做法、给自己的话贴上了“金”，毁掉的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誉本身。万能主义的坚持。把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早就说过了，以为今天所有的事都没有逃出马克思的论述。马克思主义可以用来分析一切问题，好像它能包治百病似的。这样吹捧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并不利于它被人所接受，反倒会受到抵制。马克思主义不是万能的，不能过度强调它的作用，而否定其他思想、哲学、理论的价值。思辨主义的坚持。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只是思想家，是哲学家，他们的伟大只在于思想上、哲学上，我们可以论证他们思想的和哲学的伟大，但千万不能希望用其思想来回应现实，因为他们是思想上的伟人，但却是指导现实的“侏儒”，一旦用于现实，必然会不合时宜，甚至会给社会带来危害。这几种坚持虽然都看似坚持，但实际上却早已不是真正的坚持。这种情形给我们的启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能只是一种态度，一种立场，一种精神，它还得是一种方法，一种能力，一种水平，只凭主观观念去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不一定会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坚持，反而会沦落为口号式、形式上的呐喊，最终让马克思主义遭受严重误解。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搞明白，怎么样才是坚持？要坚持什么？如何才能坚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回到马克思”，原原本本学习经典著作。没有本，无本可依，何谈坚持？沉下心去读并读进去经典的人，才会领悟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独特魅力。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些动不动就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人，往往是那些没读几本或者从来没有读过经典著作的人。实际上他们应该自我反思，自己从来没有读过别人的思想，凭什么对思想家指手画脚？有什么资格动不动就说马克思错了呢？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还需要打通文本，把握其基本原理，捕捉到贯穿其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读原著、学原文是为了悟原理，但读原著、学原文久了，可能就会沉浸在对经典文本的推崇备至中，对文本某些个别观点的执着坚持中而不能脱身。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真正尊重，其实并不在于还原他们的每个观点，并论证这每个观点在今天都是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是盲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结论，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理论、基本判断、基本结论、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其中，“基本”是关键。对经典著作中针对特定历史条件、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经过实践检验是科学的原理，要加以坚持和发展；凡是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应该坚决摒弃。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要继承在其理论中透露出来的精神气质。我们在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一词汇时，已经不仅仅用它来指一种学说、理论，有时候我们也将其用作为精神特性、价值属性，比如说马克思主义学风、马克思主义文风等。其中的“马克思主义”主要作为形容词来使用，没有具体所指的理论内涵，但它并不是凭空杜撰、胡乱添加的，它是从理论中提炼出来的精神价值属性，比如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问题导向、批判维度、唯物辩证、人民至上、无私无畏等。这些精神气质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更重要，因为理论本身是会变化的，不变的是精神属性。思考问题、干大事业，有了这些精神气质，就不会因坚持理论本身的变化而被认为是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三、是发展还是背叛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是鉴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但坚持不是固执，坚守不是固守。要让理论活下去，活得好好的，就必须发展它。理论的常青之处和生命之源在于结合具体实践而不断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最好的坚持其实就是结合实践的发展。恩格斯早就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邓小平也讲过，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在一些人的心目中，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误解史，甚至可以说就是一部背叛史。从马克思去世之后，马克思主义就一直被篡改、被歪曲。持这种观点的人所认同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只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永远只是来自于国外的、欧洲的上个时代的理论。站在这个前提预设中，他们才会不断地提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马克思主义根本不适应中国”“中国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等观点。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误解。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即使马克思、恩格斯说过的也不全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正如的思想不是思想本身一样。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绝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它经过了长期的发展过程，经过了众多人的理论贡献，早已经不是某个国家、某一时期的学说。只能说，马克思主义起源于19世纪，起源于欧洲，但它已经来到现在，已经是世界思潮，已经具有中国气派。所以，我们才会说，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的导师，马克思不是神，他没有能力让人类社会按照自己的设想去走，也不会期望我们为了迎合他的观点而停滞不前。思想是服务于人的，马克思主义是服务于人类社会的，一些人所犯的错误往往就是在尊重思想的时候糟蹋了思想，把本来服务于社会的思想，教条化地理解成为阻碍人的观念创新、社会进步的东西。如果我们立足实践、面对问题发展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那还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发展，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必须看到的是，发展就是背叛的观念的产生也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确实有一些人打着发展的名义实际上早就认定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只是没有办法公开自己的态度，所以只能打着发展的名义抛弃马克思主义。他们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是不惜一切代价的，根本不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坚信只要问题解决了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不管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自己干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思维尽显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的无耻。这种现象从反面给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了个醒，那就是立足于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把实践经验加以概括和提升，将其提炼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层面时，不能把做的任何事情、任何做法都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尤其是那些短期的、具体的、局部的经验和做法不能随便上升到理论的层面，以防止随着条件的变化它们很快失效而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伤害。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实践而丰富和发展，不代表所有的实践都要成为理论，有的时候并不是内容越多这种理论就越有说服力。正确的实践要成为新的理论，必须得与已有的理论相融洽。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实践丰富和发展，同时还得遵循理论逻辑丰富和发展。立足于实践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破性发展，还要做到两个方面，一方面，要重估一些基本范畴，比如对资本，必须强调它所起到的历史使命和在今天能够发挥的作用；比如对阶级，应该强调阶级斗争是特定历史阶段的行动指南，阶级分析方法则是应该始终沿用的社会分析方法，等等；另一方面，应积极回应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比如对新自由主义，要说清楚它的基本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它的合理的地方，它有问题的地方；比如对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对农村土地是否私有这些问题，应该明确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是什么，要在回应中提出新的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要落实到实践上。马克思主义不能只被描绘成居于庙堂之上的意识形态，或被用作高大上官方话语的形式符号，它应该体现在执政理念上，体现在政治实践中，真正成为落实到实践中的思想武器。那些认为“中国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往往就是看到了中国的问题，看到资本扩张、权力傲慢、两极分化、社会不公、生态困境等问题，而产生了对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怀疑。我们必须让马克思主义更多的价值理念，比如人民立场、劳动至上、社会公平、共同富裕在实践中更大程度地呈现出来，使人们的获得感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这样，那些持“中国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自然而然就会缄口不言，反而还会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佛学、辩证唯物论、唯心论

一、前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传入后，中国的思想文化方向和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一切传统的思想文化都必不可免地要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由于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它自然要对包括佛教在内的传统文化发动批判，由此而引起了思想文化界的深入而持久的变革。对于这一历史变革，学者们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有一个方面似乎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佛学的关系问题（1）。研究这一问题可以使我们对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思想史、宗教史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对中国佛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也是很有意义的。从整体上说，20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对佛教进行批判，他们以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为主要武器，着重于揭示佛教的阶级属性、反动的社会政治作用和佛教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佛教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在僧侣和居士方面，情况比较复杂。民国时期的佛教思想家们，对马克思主义既有肯定，也有批评，有人曾试图融合马克思主义与佛教思想。1949年以后，佛教界普遍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和精神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在此前提下，一些僧侣和居士们倾向于论证佛教教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为佛教争取生存地位。本文着眼于不同思想主体的立场分野，对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佛学的关系做了一个整体的叙述，期望能由此给我们发展21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马克思主义者的佛教观

此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包括两类人，一类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瞿秋白、等；另一类是持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佛教学者，如候外庐、任继愈、方立天、范文澜、郭鹏、严北溟等。

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中，陈独秀等人对佛教持严厉批判的态度，不过陈独秀对佛教的批判并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位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受到佛学很深的影响，他之踏上革命的道路，与佛教菩萨行思想的熏习有关，他说：“菩萨行的人生观，无常的社会观渐渐指导我一光明的路。”（2）佛教的出世主义与诸行无常的世界观，与对现有政治社会的否定或批判结合起来，促使瞿秋白走向“俄乡”寻求新的政治社会理想。不过严格的说，佛学对瞿秋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深层次的情感方式和人生态度上，在其哲学著作中很难看到佛教思想的痕迹。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633（2000）05－0055－07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领导政治革命的实践中，对政治革命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和精辟阐述，形成了不同于以往资产阶级理论家的系统的政治革命观。这个系统的政治革命观，由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源、革命胜利及其意义两部分构成。至于革命的方式方法则不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革命观的范畴。

一、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源

革命分为一般意义上的革命和政治革命两种。这里要探讨的是政治革命，即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一种政治制度代替另一种政治制度的斗争。这种政治革命的发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其深刻的根源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本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的发生，是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结果。马克思在分析法国革命时曾经谈到，“农业的这种困苦状况，加上商业的萧条，工业的停滞以及仍然在威胁着的财政灾难，必定会使法国人民处于他们通常起来进行新的政治试验时的思想状况。随着经济繁荣的消失，第二帝国继续存在的任何借口也将消失。”［1］列宁也曾多次讲过，革命的发生，必须建立在整个社会危机尤其是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极端严重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论及的社会危机，有生存和发展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广大下层人民的生活十分困苦，难以维持生计，即发生了生存危机；另一方面，是指社会生产、尤其是新质的生产力向前发展障碍重重，从而发生了发展危机。生存危机和发展危机往往引发革命，但最终归结为人类为生存和发展而产生的各种需要的不能满足。所以，恩格斯指出：“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受到，因此还不能保证立即获得成功；但是，任何人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越来越强烈，直到它把自己的枷锁打碎”，恩格斯据此得到的结论是：革命是“民族的要求和需要自发下的不可遏止的表现。”［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佛学、辩证唯物论、唯心论

一、前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传入后，中国的思想文化方向和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一切传统的思想文化都必不可免地要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由于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它自然要对包括佛教在内的传统文化发动批判，由此而引起了思想文化界的深入而持久的变革。对于这一历史变革，学者们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有一个方面似乎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佛学的关系问题（1）。研究这一问题可以使我们对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思想史、宗教史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对中国佛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也是很有意义的。从整体上说，20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对佛教进行批判，他们以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为主要武器，着重于揭示佛教的阶级属性、反动的社会政治作用和佛教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佛教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在僧侣和居士方面，情况比较复杂。民国时期的佛教思想家们，对马克思主义既有肯定，也有批评，有人曾试图融合马克思主义与佛教思想。1949年以后，佛教界普遍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和精神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在此前提下，一些僧侣和居士们倾向于论证佛教教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为佛教争取生存地位。本文着眼于不同思想主体的立场分野，对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佛学的关系做了一个整体的叙述，期望能由此给我们发展21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马克思主义者的佛教观

此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包括两类人，一类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瞿秋白、等；另一类是持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佛教学者，如候外庐、任继愈、方立天、范文澜、郭鹏、严北溟等。

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中，陈独秀等人对佛教持严厉批判的态度，不过陈独秀对佛教的批判并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位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受到佛学很深的影响，他之踏上革命的道路，与佛教菩萨行思想的熏习有关，他说：“菩萨行的人生观，无常的社会观渐渐指导我一光明的路。”（2）佛教的出世主义与诸行无常的世界观，与对现有政治社会的否定或批判结合起来，促使瞿秋白走向“俄乡”寻求新的政治社会理想。不过严格的说，佛学对瞿秋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深层次的情感方式和人生态度上，在其哲学著作中很难看到佛教思想的痕迹。

【正文】

分类号：X1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18(2000)-05-0114-05

20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空前强大。然而，当人类沉浸于控制自然的喜悦中时，自然也偷偷向人类伸出了报复的武器：资源匮乏，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由此引发了60年代以来西方影响广泛的生态哲学。作为一种自然的哲学视角，它要求限制工具理性的膨胀，控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科技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从而建立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在实践上，生态哲学直接介入西方社会政治生活，并突发为一种激进的社会改革要求，形成所谓的绿色革命理论流派。在哲学理论上，生态哲学看到了人类主体在发展生产力以改造自然中的一种功能性畸变。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介入了这场关系人类生存的重大生态革命，并把生态问题与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联系起来，创立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它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逻辑进行责难。他们认为：第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生态危机；第二，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一种意识形态。最终他们得出马克思的理论“就不得不进行修正和补充”的结论。[1](76)本文立足于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评介的基础上，揭示出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本质区别，进而探索一条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逻辑的生态主义道路。

一

生态学这一概念自德国科学家恩斯特·海克尔1886年首创以来，迄今已一个世纪。其实，生态科学在19世纪主要是被理解为非人自然存在之间的生态依存关系，而其作为当代自然科学的一个新的整体学科却是在本世纪60年代才突现出来的，并被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来阐释，而且不是从原来的对象性意义，而是从生态整体意义上。从语言发生学的角度看，生态学一词是从希腊OLKOS派生而来的，它是家园的意思。生态学的“家”是指自然界，这里有一个隐喻，我们将自己整以生存的家当作了征服和奴役的对象。自然与人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态结构，这个生态总体正是由于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构成的，因此，当这个系统的任何部分受到损害，生态总体便会发生内部失调。因而，生态学要求阻止现代工业社会发展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性关系，阻止污染毒化生物圈，反对核技术而发展那种促进与环境相互依赖的“适当技术”，发展良性的再生性生产，以根本保护人类的生存。主张生态革命的绿党声称，他们主要是“发展一种既不同于共产主义，亦有别于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所谓第三条道路）。他们提出“恢复生态平衡，实现上公正，实行基层民主和采用非暴力”，反对强权政治，实现各国缓和，主张根本消除生化武器，最终建立一个以“生态平衡”为基础的社会制度。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契合了这种生态主张，并折服了其中蕴涵的“绿色政治”所显现的有着巨大潜力的反对现存社会改革要求的新的趋向。他们把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以作为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动因理论分析，从而得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最终可以克服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并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稳态经济。本文将以莱斯的《自然的控制》为代表，来评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正文】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一百多年中，社会主义除了从列宁、斯大林到、邓小平这一条主流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线索外，在全世界范围内还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不能忽视的一派。研究他们的社会主义观，不仅是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的学术研究之必要，而且对于我们全面正确地理解、把握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促进我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一种与第二国际观点相对立，也与列宁主义相对抗的，自称以补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为己任，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的社会主义思潮。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被看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1923年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的发表被看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从1923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两大派别，主要倾向是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60年代，出现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趋向和流派，打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人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1968年在法国“五月风暴”中，“新左派”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奉为指导思想，把马尔库塞、萨特奉为精神领袖。这场运动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推到了历史的前端，并使其在西方世界的影响进一步扩大。7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把理论重点从哲学转向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和革命前景的研究上，出现了众多流派：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的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以及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存在着种种的分歧乃至对立，却仍然构成一种具有共同学术传统的理论，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有着共同或相近的见识。本文阐述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作为主流的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观。

第一，他们认为不是“经济决定论”、也不是康德的伦理学，而是人道主义哲学构成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一种社会主义理论需要自己的哲学基础。马克思把实践唯物主义尤其是唯物史观作为自己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哲学基础。但是，第二国际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把唯物史观庸俗化，理解成僵硬的经济决定论，并在此基础上理解社会主义。这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并不正统，甚至也不新鲜。伯恩斯坦则用康德伦理学来补充唯物史观，修正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既反对经济决定论，也不认为要用康德伦理学来补充唯物史观，而是强调应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即他们所理解的人道主义哲学。早在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就强调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试图通过拯救和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总体性，强调主观意识的作用，从而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性质，对抗第二国际的正统派的经济决定论。在《历史与阶级意识》这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之作中，卢卡奇批评经济决定论所表现出来的机械论和宿命论倾向，认为这种观点虽然看起来强调经济运动规律的客观“科学”性质，但“它取消人和社会活动的地位”，使人们在所谓的外在永恒的“自然法则”面前无能为力，社会主义成为不用革命主体参与的自发运动的结果。实际上，在任何历史运动中，人已经成为一切（社会）事物的尺度，因而，历史发展的本质，就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运动。如果看不到主体的能动作用，把客体始终当做思想之先和之前的不变的东西，思想只是对它的直观，那么就失去了理解辩证法、理解历史的关键东西。既然历史过程是自觉的意识主体与客体——历史结构和现实——作用的结果，那么十月革命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失败主要应通过分析无产阶级的“意识”状况来加以解释。

摘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消费观的内在要求和实践指向，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过程中，倡导茶文化消费要践行马克思主义消费观，处理好消费不足和过度消费的茶文化关系，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开展绿色消费，形成新时代的主导性的茶文化消费文化。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消费观；茶文化消费观；绿色消费；茶文化

一直高度重视粮食安全，提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多次强调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强调“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永远不能丢。”“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消费观的内在要求和实践指向，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过程中，需要践行马克思主义消费观，辩证看待消费不足和过度消费关系，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开展绿色消费，推动全社会深入推进制止餐饮浪费工作。

1马克思主义消费观阐述

马克思主义消费观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过程中逐渐形成和确立的，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马克思主义消费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消费及消费相关问题的根本看法或总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消费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消费问题进行剖析和资产阶级消费理论的批判中诞生的，在构建其经济学理论大厦时对消费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深刻的分析。消费作为个体存在的表现方式，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应有之义。个体通过拥有和消费物质文化产品，摆脱物质资料和精神资料对自身发展的限制，将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统一，真正实现主体自由而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消费观认为消费对社会生产具有反作用，强调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同一性。生产过程同时是一种消费过程，反过来，消费过裎同时也是一种生产过程，两者之间是一种中介运动，生产和消费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首先，生产生产着消费，它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方式、动力。其次，消费生产着生产，任何一种产品只有通过消费才成为现实的产品，消费也创造了新的生产需要。此外，生产与消费之间相互渗透和转化，这种关系在不同生产方式下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特点。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同一性映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具体关系、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应放其在具体的社会生产方式中理解。马克思主义消费观肯定必要消费的合理性，批判资本主义奢侈性消费的虚假性。马克思认为，“人从出现在地球舞台上的那一天起,每天都要消费,不管在他开始生产以前和在生产期间都是一样”，消费成为人类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反映着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社会经济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经济行为。人的消费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进行的，表现为人通过对一定社会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满足。资产阶级奢侈性消费是建立在对广大劳动无产阶级必要消费的剥夺与压榨基础之上的一种虚假性繁荣，将他人的劳动看作毫无价值的存在物，奢侈性消费对社会财富实际上只起到消耗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消费观坚持消费的主体性，批判消费异化导致的不公平消费。马克思认为，劳动是确证人的本质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当劳动成为一种异己力量反对个体本身时，必然导致劳动异化。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异化了的劳动表现为人的物质和精神力量的分离，由此产生的需求异化表现为个体对商品的过度追求。因此，把消费活动中所获得的满足当作人的真正的满足，是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与需要和使用价值渐渐背离，消费不再是目的，它成了满足欲求的一种手段。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工人因贫困而缺乏必要的消费，资产阶级则进行奢侈消费，这种不公平消费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本质。

2茶文化消费观阐述

一.异化是一般人本主义的哲学范畴

自从卢梭提出异化概念以来，这一概念一直是人本主义者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非人性的有力武器。马克思在1844年前后，曾一再地使用异化概念来痛责资本主义制度，而且，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超出了一般的人本主义立场，从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提出了劳动异化理论。

对于20世纪的哲学思潮来说，理解“人”似乎只有一个出发点，那就是异化。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抨击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化现象，寄希望于历史的总体运动来克服这种物化。卢卡奇无疑是从“人”的角度来谈论物化的，但在卢卡奇那里，这个“人”不是个体的人。虽然卢卡奇没有对“人”的范畴作较为详尽的阐发，但从卢卡奇从私有制度这一特定环境下来分析物化这一点可以看出，他是把物化与私有制度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物化应当被合理地理解为私有制条件下人与对象、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合理形式。

在卢卡奇之后，由于海德格尔对异化问题作出了颇有成就的研究，以及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现，使异化问题成了20世纪极具诱惑力的热门话题。海德格尔作为一代存在主义大师，他致力于发展起来的异化范畴，不象在以往的人本主义者那里那样，是为了用来批判资本主义，而是为了用来理解人的存在状态和把握人与人的关系。

在当代，异化问题派生出许许多多学术见解，但概括起来，诸多学术见解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源于海德格尔的人的普遍异化，即从个体的人出发，把异化理解成人的生存的普遍形式；另一类是源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异化观，把异化与私有制度联系起来考察。萨特的的异化观却介乎于这两类思想之间，或者说他把这两种相互抵牾的异化观合为一体了。因为，就他从物的匮乏去追寻异化的根源，和要求通过人的实践的总体化来克服异化而言，他是比较接近于后一类异化观的。但由于他不是把匮乏看作私有制度的特有现象，而是看作普遍存在于人类始终的，并且他又极其重视个体的人的非理性因素，所以萨特的异化观又是隶属于海德格尔以来的存在主义传统的。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一项战略任务，也是一个系统工程。阐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则是其中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分清多种含义的马克思主义

现在，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也有不同含义的马克思主义。第一种含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学说的体系。这是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它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第二种含义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指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而且包括后人对它们的丰富和发展。这是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属于广义的马克思主义。

现在需要着重研究的是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显然有别于广义的马克思主义，问题是它同狭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否完全等同？我认为，它们是基本一致的，但也有重要区别，前者只是后者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它叫作第三种含义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显然不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所有论述为指导，而应当是以他们思想中那些经过实践证明是科学的并且具有普遍意义（即对中国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为指导。这个概括包括两层意思：其一，它是“经过实践证明是科学的”理论。因为只有这样的理论才具有真理性，才有资格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其二，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这是在前一层意思基础上的进一步限定。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一些思想理论，在一定时间、一定条件下是正确的，但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对中国并不适用，所以这些思想理论也就不能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简言之，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学说中的“普遍真理”。

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包括哪些内容呢？第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的精华，用中国语言概括，就是实事求是。在新时期，我们党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根本点或基本点，强调着重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表达了这个基本思想。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般地说，这些基本原理都被实践证明是科学的理论，都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因此，在总体上要坚持。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外延比其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宽泛得多，它既包括哲学基本原理，也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等具体学科的基本原理；而在后者中，有些原理的适用范围较宽，有些原理的适用范围则较窄。所以，对这类基本原理，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具体结论和个别论断，是对当时条件下特殊问题的回答，不具有普遍意义，因而这些具体结论和个别论断不属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