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范文10篇

在我们这个时代，任何对于激进可能性的思考，都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开始。因为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马克思主义不仅提供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基本的批判，而且激励和启发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的产生，为不同模式的社会和经济组织提供了对资本主义唯一可能的挑战。

基于实践，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所剩无几，这使马克思主义面临空前的危机，并且对某些马克思主义不得不明确表达对未来的激进选择提出了质疑。毫无疑问，激进选择是必要的，因为当代危机不只是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也是资本主义的危机，但我们还是应该避免激进行为，安守现状，因为现在看来还没有什么可以充当资本主义的替身。僵局迟早要被打破，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思考这样的选择，尤其是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替身的主要来源似乎已在其自身历史结果的重压下四分五裂了。

资本主义的历史表明它自身有能力渡过多次危机，这使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正确性不断地受到怀疑。同时，马克思主义也遭到各种激进观点的质疑，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因其对经济剥削和阶级问题的过分专注，而无法看到在狭隘的经济组织之外还存在别的压迫和剥削。这些观点在过去的几十年一直十分盛行，因为如下的情形已经越来越明显：虽然社会主义社会解决了一些经济剥削和压迫问题，但他们无法解决另外一些基本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得更为尖锐。

诸如此类问题的持续存留，使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新一代觉醒了，但同时也削弱了这一代人的信心。既然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宣称提供资本主义的替身，马克思主义者就得通过承诺对现存问题在未来的解决方案而避免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的质疑。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的解体看来已经使马克思主义丧失了未来，那么就不能再拖延直面这些问题的时间。全球经济组织的巨变，不仅迫使一部分社会主义社会解体，而且引发了对接踵而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相关性的质疑。全球性资本主义的出现，因社会主义社会的瓦解而日益引人注目，它改变了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改变了民族国家的角色，并且提出对所有关于发展和社会变化的评论进行重新思考的要求。由于这些变化,支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社会力量即工人阶级，被贬低到了社会的次要地位，其他的支持者在新的形势下也只能寄希望于政治和社会的未来。虽然现在就宣布马克思主义的解体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是很明显，马克思主义已不足以解释新的世界状况中产生的新问题。人类解放的理想──广义地讲，就是从经济的匮乏中、从社会和政治的剥削压迫中解放出来──必须立足于一种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新的世界形势，而且必须与新的社会支持者的理想相结合，因为他们是伴随着这种新的状况产生的。

正是这种新的世界状况制造了马克思主义最近面临的空前危机。但同样也是这种新的世界状况，使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暴露出来。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缓解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前提的质疑──把马克思主义的失落解释成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激进批判。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在所有激进理论中的中心地位，以及在过去所有对资本主义替身的激进表述中的中心地位，如果我们要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所存在的所有缺点的话，那么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大胆地面对这些问题。我的目的不是要在其他激进观点的危机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次评判，以便把它从其过去历史中挽救出来。我的目的是揭示其缺点，以便在思考关于未来的激进可能性时──不管这种可能性看上去是多么的遥不可及──能够正确地面对这些缺点。

我将结合当今社会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调整来讨论马克思主义。这种重新调整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更重要的是全球性资本主义的出现，它为理解当代全球的变化提供了最为广阔的文本背景。我认为，对于把握这些变化的实质及其影响，马克思主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只要它能避免那种被建构到理论中去的现代化主义（modernizationalism）。毕竟，现在成问题的不只是马克思主义，还有关于现代化和发展（或者说"恶性发展"，旺达那·希瓦（VandanaShiva）这样称它）的整个观念。马克思主义不仅需要摆脱现代化的时空目的论，而且需要摆脱概念的目的论，它应该进入社会变化的丰富多彩的概念化过程，即便最终的结果是要求妥协、乃至放弃理论的一致性。我认为，解放的问题不应被任何一种理论所局限，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如果理论必须通过妥协来达到解放的目的，那就让理论妥协。理论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推进解放，而不是使解放屈就于理论本身或者某种标识理论的特殊理想。

[摘要]宪政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和理念，资本主义可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在社会主义时期，要利用市场经济，也必须利用宪政主义。在东方社会，宪政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性要素，社会主义可以称为宪政社会主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宪政主义本质宪政社会主义

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楚的。”他反复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已建成几十年了，为什么还贫穷呢？他的结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一九九二年在南巡时他总结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十分正确的。但怎样才能发展生产力，用什么制度发展生产力并保障生产力的发展的成果为劳动人民所享有，保障劳动人民的合法、合理的权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呢？笔者认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需要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可以归结为：实行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是资本主义宪政主义的继承物、对立物、取代物和创新物，它是继承资本主义宪政主义各种积极成果、克服其各种矛盾和弊端而创建的高于资本主义宪政主义的新型制度。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关键性要素，社会主义应当是宪政主义的，这是历史的必然结论。

一、资本主义宪政主义的内涵

没有宪法就没有宪政主义，宪政主义是以宪法为前提的。说“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现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期搞起来的。”因此宪政也是资产阶级先行的。“说到民主宪政，当首推英国。它是宪政运动的策源地，有‘宪政之母’的美誉。”那么，从英国开始的资本主义宪政主义的内涵是什么呢？

无论是就文学活动的功能属性还是其存在系统而言，读者也就是文学作品的接受与消费主体都有其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和研究价值。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对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对文学的上层建设性质和意识形态本性注目较多，而对文学活动存在系统及各个环节的研究则很不够，对读者接受问题的研究尤其薄弱。相对于对社会生活和作家的高度重视而言，读者问题在我们以往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并没有构成一个具有理论生成性的重要维度。这与以人民为历史活动主体和社会发展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倡导的为人民服务的文学发展方向和宗旨极不相称，同时也与当代文学活动由生产占主导向消费占主导的基本生态格局的演进不相符合。因此，立足于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发展的新现实、新境况，确立读者意识，研究读者问题，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读者理论，既是文论研究对时代情势现实要求的呼应，也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的需要。

二、读者理论的兴起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读者问题之得到重视，始于接受美学等当论学派的兴起。从传统上来看，西方文学理论的主流形态长期以来关注的一直都是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古希腊时期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从不同角度阐发的文艺幕仿说，文艺复兴时期由达·芬奇和莎士比亚等人宣扬的文艺镜子说，以及19世纪以来与现实主义创作相表里的各种再现理论都是其典型的代表。近代以来，伴随着人本主义精神价值的崛起，特别是各种感伤主义、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泛滥，注重作家主观心理世界之展露的表现理论又异军突出。至19世纪中叶之后，在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强劲影响之下，无论是取得学科地位的文学史研究，还是一般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对文学与其外部因素的关系做因果式的研究也就是韦勒克所谓“文学的外部研究”，均成为文学研究的常态和主流范式。这种研究范式在20世纪上半叶受到了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等新形式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流派的挑战和冲击。基于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及其他人文科学理论的影响，这些新的文学理论流派反对实证主义的文学研究方法，将关注的目光从社会和作者转向了文学本身，提出了各种被称为“自治”理论的文学主张，并深入到文学系统内部研究文学作品本身的存在方式及内在的形式结构，探讨文学之为文学的内在构成规律和秩序，形成了艾布拉姆斯所说的“客体化走向”，即“在原则上把艺术品从所有这些外界参照物中孤立出来看待，把它当作一个内部各部分按其内在联系而构成的自足体来分析，并只根据作品存在方式的内在标准来评判它”。[①]形式主义文学理论虽然在追求文学性的自律化建构中为文学理论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但这种理论倾向同样也是偏颇的，它不仅割裂了文学与社会生活之间的有机联系，也断绝了文学作品与创作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不仅不能使我们对文学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功能问题有正确的认识，甚至也不能使我们对文学的存在本身形成科学的解释。因之，在反思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利弊得失的基础上，20世纪中叶之后的西方文学理论又进一步转向了文学活动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关系上来，转向文学活动系统中接受与影响问题的研究上来，而读者问题的研究则成为新一轮文学理论转向的重心和突破口。

实际上，早在形式主义理论批评大行其道的20世纪上半叶，读者问题即已进入许多文学理论学派的视野。1930年代，现象学文论家茵伽登就在《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中指出，文学作品是一种图式化的构造，它永远不可能通过有限的词句把某个对象的无限丰富的性质完全表现出来，其中包含了许多“空白”和“未定点”，有待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加以填充和具体化。因此，未经阅读的作品只是“潜在的存在”或“可能的存在”，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存在、具体的存在。40年代，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又证明，文学活动是一个开放的流动过程，它始于作者的创作，终于读者的接受。作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读者创造文学对象的，文学作品这个既是具体的又是想象出来的对象只有在作者和读者的联合努力之下才能出现。“既然创造只能在阅读中得到完成，既然艺术家必须委托另一个人来完成他开始做的事情，既然他只有通过读者的意识才能体会到他对于自己的作品而言是最主要的，因此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项召唤。写作，这是为了召唤读者以便读者把我借助语言着手进行的揭示转化为客观存在。”[②]由此可见，阅读过程中的读者意识对于再度呈现由作者的写作隐含在文字中的东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样一来，读者及其阅读活动在文学中就具有了至为重要的本体论地位。60年代以后，解释学文论和接受美学进一步确立了从读者理解与接受的角度研究文学的方法或范式。伽达默尔从其解释学哲学出发，认为艺术作品不是一个摆在那里以供科学认知的对象，它存在于意义的显现和理解活动之中。在文学理解活动中，读者不是被动地接受外在于己的作品，而总是带着由整体的历史传统内化而成的“前见”参与其中。不同的“前见”意味着不同的视野，理解活动从而正是理解者视野与被理解者视野的融合过程，不同视野的融合过程便形成了作品的效果历史。因此，文学作品的存在展示为向未来的理解无限开放的效果史，而读者的理解则是作品历史性存在的关键。以伽达默尔的“视野融合”和“效果史”理论为基础，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姚斯进一步借助“期待视野”的概念，阐明了作品的理解过程即是读者的期待视野对象化的过程，而文学作品的存在史也就是作品与读者的接受相互作用的历史，文学史不是别的，就是作品的接受史，实际上也就是读者期待视野的构成、作用及变化史，读者是文学史不可或缺的构成维度。另一位接受美学代表人物伊瑟尔则在改造现象学文论家茵伽登的作品存在论和伽达默尔的视野融合理论基础上，借助于“文本的召唤结构”和“文本的隐含读者”等术语，从“效应研究”的角度阐明了文学作品是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一种动态交流形式，进一步揭示了读者在文学作品生成中的创造性作用。解释学文论和接受美学富有成效的探索和强力冲击，使西方文论实现了从以往的“作者中心”和“作品中心”向“读者中心”的现代转向。接受美学之后，英美的读者反应批评进一步强化了读者对于文学活动的重要性，认为本文、意义、文学这些基本概念都不是外在的客体，而只存在于读者的心目之中，是读者经验的产物，读者被极端化地推崇为文学意义和价值的唯一创造者。在对读者的主观反应经验的一味神化之中，读者反应批评彻底解构了本文的客观性存在，打破了伊瑟尔等接受美学家谨慎地维持着的文本与读者的动态交流关系，读者的主观反应成了文学存在的唯一根据。

与西方文论的发展历程相似，我国现当代文论由于深受近代以来的认识论哲学和政治现实的规约和囿限，在长期的发展中特别注重文学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特性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教化功能，因而便自然而然地重视文学活动系统中的创作或生产，相对来说对于文学活动中的接受或消费，对于文学接受或消费的主体——读者则比较忽视。尽管一般的文学理论研究也涉及读者的阅读和接受问题，但作者的创作及其成果——文学作品总是第一位的，是基础和前提，阅读和接受则是第二位的，处于被动和从属的地位。体现在文学理论教科书的编撰中，读者及其阅读和接受问题并没有作为具有构成性和生长性的理论概念和范畴被提出来并加以深入研究，而只是一般性地涉及到阅读和接受中的欣赏和批评及其关系问题。这种状况，只是随着以姚斯和伊瑟尔为代表的接受美学以及与接受美学相关的西方现代文学理论诸流派如现象学文论、存在主义文论、解释学文论和读者反应批评等的介绍和引进，才逐渐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接受美学以及与其相关的读者理论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伴随着文艺学方法论探寻热潮传入中国的，其引进和传播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上世纪80年代中前期是学派名称和基本观点的引进介绍期。1983年，冯汉津翻译了意大利威尼斯大学名誉教授梅雷加利刊载于法国《比较文学杂志》1980年第2期上的《论文学接收》一文，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第3期和同年6月的《国外社会科学著作提要》上，首次向大陆学界介绍了以姚斯和伊瑟尔为代表的德国“康斯坦茨学派”的接受美学运动及其基本理论观点，文后的“译者附记”还对这种“新理论”的价值和不足之处做了简要的点评和分析。这之后，1983年末到1984年，张黎分别在《文学评论》1983年第6期和《百科知识》1984年9月号上撰写了《关于接受美学的笔记》和《接受美学——一种新兴的文学研究方法》两篇文章，不仅较为全面地概括了接受美学产生的理论背景和主要内容，而且在介绍以姚斯为代表的联邦德国的接受美学思想的同时，还介绍了以瑙曼为首的民主德国学者和梅拉赫等原苏联学者的某些相关观点。1984年3月，张隆溪在《读书》上发表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关于阐述学与接受美学》一文，进一步介绍了解释学、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三派注重读者问题的西方理论，并联系中国古代的有关理论资料简论了知音难得和阐释差距的问题。从1985年到1987年，罗悌伦、章国锋、孙津、吴元迈等也分别在《当代文艺思潮》、《文学评论》、《光明日报》等报刊撰写了译介和评述文章，为接受美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社会主义社会公共权力的双重性决定了它必须要受制约，尤其是当因权力失控而导致的腐败滋生蔓延时，更要考虑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权力约束机制，以保证公共权力沿着正确的方向行使。因此，探讨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观，对于我们加强权力监控与制约，从制度创新上确保权力的健康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观的基本内容与发展历程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继承了人类社会的优秀文化遗产，一方面肯定了历史上权力制约理论的合理成分，指出他们的进步之处，同时也指出了他们的历史局限性，科学地提出自己的权力制约观。他们认为，权力是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现。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它表现为一方支配另一方的力量。他们说：“在我们前面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0页1992年版）一般地讲，政治权力又分为群体形式的国家权力和个体形式的官员权力。权力具有权威，能使权力对象服从，因此，他们认为权力问题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政治权力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它可以朝两个方面起作用。”（同上书，第3卷第222页1972年版）这就要求有良好的权力运行机制。恩格斯肯定了卢梭主权在民思想，认为不是国家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在政府里，官吏要由人民选举，受人民监督并随时可以撤换。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革命经验，指出：“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公仆变为主人，……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它工人一样的工资。……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同上书，第2卷第335页1972年版）“一切公务人员在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方面都应当在普遍法庭上按照一般法律向每一个公民负责。”（同上书，第3卷第30页197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第一次提出“公仆”思想。

列宁在领导苏维埃俄国革命和建设中，为避免国家权力腐败，克服以权谋私和官僚主义进行了不懈地努力。列宁关于权力制约思想主要有：第一，扩大民主权力，吸引绝大多数人民参与政权管理。列宁认为，苏维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有选举、罢免、参政议政之权，应该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他说：“现在有一种使苏维埃代表变为‘议会议员’或变为官僚的小资产阶级趋势。必须吸引全体苏维埃代表实际参加管理工作来防止这种趋势。”（《列宁选集》第4卷第592页1972年版）为此他要求扩大中央委员会“从几十人扩大到100人”。（《列宁全集》第43卷第337页1987年版）第二，加强各种监督包括工人监督、国家监督。列宁说：“应当使工人进入一切国家机关，使他们监督整个国家机构。”（同上书，第38卷第140页1986年版）新政权“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都暂时变成官僚，因而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同上书，第3卷第266页1972年版）为此，他要求从中央到地方都要建立监督机构，建立工农检查院，从工人农民中选出75-100名新的中央监委，扩大他们权力，以便同滥用职权者作斗争。列宁特别强调罢免权的作用，认为“罢免权，即真正的监督权”，是“直接、彻底和立即见效的民主原则。”（同上书，第33卷第100、108页1985年版）第三，实行党政分开和集体领导。列宁认为党政要分开，不能以党代政。同时在各级党政机关中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相结合的制度，这有助于克服独断专行和权力滥用。第四，实行法制化管理。列宁认为，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国家管理应逐步走上法治化轨道，他说：“国家事务愈多愈复杂，就愈需要提出加强革命法制这个坚定不移的口

号”（同上书，第42卷第353页1987年版）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制约与监控的理论与实践，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了指导。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一直注重克服权力腐败问题。权力制约观的基本思想主要有：第一，充分发扬民主，提高广大人民参政议政的政治热情。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有选举权、罢免权、参政权、议政权。第二，加强监督，包括人民监督、党派监督、舆论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监督等。第三，加强对党政干部的思想教育，严格要求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特别强调：“任何一个共产党员，不论资格大小，职位高低，都必须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儿子，老老实实地诚诚恳恳地当人民的勤务员。”（1966年7月28日《人民日报》）第四，建全法律保障体系。新中国在废除旧法统的基础上，制定了自己的宪法和法律，用法律来规范权力的运行。第五，发动群众运动，严惩滥用职权者。认为，对于一些隐藏的腐败分子，只有大规模地发动群众运动，才能挖出。在亲自领导下，新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群众运动。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从体制上解决权力制约问题。

摘要]宪政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和理念，资本主义可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在社会主义时期，要利用市场经济，也必须利用宪政主义。在东方社会，宪政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性要素，社会主义可以称为宪政社会主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宪政主义本质宪政社会主义

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楚的。”他反复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已建成几十年了，为什么还贫穷呢？他的结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一九九二年在南巡时他总结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十分正确的。但怎样才能发展生产力，用什么制度发展生产力并保障生产力的发展的成果为劳动人民所享有，保障劳动人民的合法、合理的权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呢？笔者认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需要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可以归结为：实行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是资本主义宪政主义的继承物、对立物、取代物和创新物，它是继承资本主义宪政主义各种积极成果、克服其各种矛盾和弊端而创建的高于资本主义宪政主义的新型制度。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关键性要素，社会主义应当是宪政主义的，这是历史的必然结论。

一、资本主义宪政主义的内涵

没有宪法就没有宪政主义，宪政主义是以宪法为前提的。说“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现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期搞起来的。”因此宪政也是资产阶级先行的。“说到民主宪政，当首推英国。它是宪政运动的策源地，有‘宪政之母’的美誉。”那么，从英国开始的资本主义宪政主义的内涵是什么呢？

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楚的。”他反复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已建成几十年了，为什么还贫穷呢？他的结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一九九二年在南巡时他总结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十分正确的。但怎样才能发展生产力，用什么制度发展生产力并保障生产力的发展的成果为劳动人民所享有，保障劳动人民的合法、合理的权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呢？笔者认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需要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可以归结为：实行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是资本主义宪政主义的继承物、对立物、取代物和创新物，它是继承资本主义宪政主义各种积极成果、克服其各种矛盾和弊端而创建的高于资本主义宪政主义的新型制度。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关键性要素，社会主义应当是宪政主义的，这是历史的必然结论。

一、资本主义宪政主义的内涵

没有宪法就没有宪政主义，宪政主义是以宪法为前提的。说“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现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期搞起来的。”因此宪政也是资产阶级先行的。“说到民主宪政，当首推英国。它是宪政运动的策源地，有‘宪政之母’的美誉。”那么，从英国开始的资本主义宪政主义的内涵是什么呢？

(1)以法治为基石

以宪法为基础的法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秩序基础。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都主要由法律来设定其有序的规则框架。资本主义法治社会的法律为产权的行使和契约的履行提供了准则，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和自由提供了依据。美国学者丹.莱夫明认为“宪政意指法律化的政治秩序，即限制和钳制政治权力的公共规则和制度。”弗里德希则认为“宪政是对政府最高权威加以约束的各种规则的发展。”由此可见，鉴于法治的重要性，不少国外学者把宪政和法治联系在一起，以法治为宪政之基石。

【正文】

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维系我们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是我国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思想保证。同时，思想作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日益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但是由于观点和方法的偏差，有些学者对思想有种种曲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曲解就是认为思想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民粹主义因素，并有断言，正是这种民粹主义因素在某些方面左右着中国革命的进程。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在其论著《的中国及其发展》中说：“民粹观念的冲动曾是革命时代的主义的特点。”（［美］莫里斯·梅斯纳：《的中国及其发展》第167页）同时他又认为，在革命胜利后，民粹主义还存在于思想中并影响社会的进程。因此他断言：“不仅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伪装下民粹主义者而且民粹主义思想和要求还深刻地影响了他修改和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同上书，第51页）有些日本学者也认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俄国民粹主义者”，象“群众路线这个后来由定型化的革命观和人生观念，可以从俄国民粹主义中找到它的背景”，“在思想背景下有俄国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作为他终生不变的思想上的潜流在持续不断地流动着。”（《日本学者视野中的》第26-30页）

这个观点涉及一个根本的原则问题，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扭曲或变形、甚至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相悖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民粹主义是十九世纪后期出现在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其一系列观点的形成和演变始终反映出小生产者的目光短浅、互相隔绝，对自己单独经营的田园生活方式的依恋心理，它充其量是一种狭隘的、落后的社会主义思潮，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在哲学上，民粹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地把适合“人类天性”的社会理想等主观意识看作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认为历史只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在历史主体问题上，民粹主义断言英雄创造历史，而视群众为“群氓”；在历史进程问题上，民粹主义否认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历史作用，主张在小生产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革命力量问题上，民粹主义否认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而断言农民是“本能的社会主义者”和“天然的革命者”，只要唤起农民、发展农民“村社”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但是，民粹主义并不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正如列宁所说的，它只是从小资产阶级立场上代表农民的利益。对民粹主义的这些思想，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批判，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扫除了障碍。

认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义因素的根据之一，是所谓思想关于历史发展的主观唯心主义因素。梅斯纳说，“强调觉悟在创造历史和革命方面的作用，这反映出主义长期存在的唯意志论和民粹主义倾向”。（［美］莫里斯·梅斯纳：《的中国及其发展》第55页）他说：“主义者认为‘主观能够创造客观是首要的信念’”，（同上书，第337页）“对来说，决定历史进程的根本因素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且革命的最重要因素是人们的思想和他们从事革命的意愿。”（同上书，第55页） 

我们先来看看，思想究竟有没有把精神性的意识、意志和觉悟看作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曾清楚指出，“感觉和思想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哲学批注集》第145页）“世界是物质的，不是精神的。物质决定精神，不是精神决定物质。”（同上书，第296页）“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选集》第1卷第384页）“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同上书，第302页）

文化也许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明确地成为激烈争夺的基本资源，一种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文化自觉已经决心要永远结束某一种文化的权威乃至霸权地位，而且这股来势凶猛的潮流业已得到它的命名：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

本文将要探讨的文化多元主义限于过去十年中主要发生在第一世界、尤其是美国的一场文化大论战。①这是一场狂欢节般的论战，形形色色的\"文化左派\"们结成彩虹大联盟（RainbowCoalition），②向所谓的西方文化霸权发起前所未有的凌厉攻势,举凡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有共谋之嫌的文化经典、文化表象、社会体制、历史叙事及民族认同等等，无不受到严厉的质疑和无情的拷问。一时之间，差异性、异质性和多样性高奏胜利的凯歌，而同一性，同质性和普遍性则显得左支有细，溃不成军。就在苏联集团土崩瓦解，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以资本主义大获全胜而告终之际，第一世界内部的文化左派，凭借其微观政治（micropolitics），险些创下\"美国解体\"的奇功。①相距万里之遥，难免隔雾看花，不易把捉此中究竟。

文化多元主义，对于处在边缘地位的群体来说，就象无边的荒野中一片百花齐放的文化乐园，既是一种诱人的承诺，又是其拖延已久的兑现。在自由主义者断言\"历史的终结\"之后，更主要的，在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进步\"与\"解放\"的宏伟叙事（grandnarrative）作出不可调和的决裂姿态之后，文化多元主义似乎已经成为人人终将各得其所的代用乌托邦。显而易见，从主流的或保守的观点来看，文化多元主义无异于文明的灾难，一场摧毁一切价值及其标准的\"文化战争\"，典型地体现了后工业社会向\"新部落主义\"的野蛮倒退。另一方面，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激进性持怀疑的批判立场，他们坚持总体性的分析方法，在文化多元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之间发现了某种（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共谋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文化多元主义不过是杰姆逊（FredrickJameson）所谓\"颠倒的太平盛世说\"的一种表现形式。②

一、日薄西山的欧洲中心主义？

文化多元主义，顾名思义，是相对于文化一元主义（mono－culturalism）而言的。不过，在当代文化政治中，后者有其特定的所指，即西方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因为自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来，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占据霸权地位的一直是西方文化。文化多元主义者正是在颠覆欧洲中心主义这一共同目标下集结起来的。诚如斯坦姆（RobertStain）和肖哈特（EllaShohat）所言，\"文化多元主义与批判欧洲中。心主义是不可分割的概念。离开后者，文化多元主义只是世界文化的大杂烩；离开前者，批判欧洲中心主义有可能导致现存等级结构的颠r倒。\"①

按照文化多元主义者的一般理解，所谓欧洲中心主义乃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产物，在这个长达数百年的历史过程中，欧洲列强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建立起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的霸权（hegemony）。在他们看来，现代殖民主义与古代世界诸帝国的侵略征伐与殖民扩张有一个显著的区别，这就是它的全球规模，它的让全世界都臣服于一个\"普遍\"真理，迫使所有异质文化都纳入一个\"普遍\"的规范模式的权力意志。换言之，不能把欧洲中心主义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种族中心主义，而应当理解为主宰全球的那种种族中心主义，即欧洲中心主义。与此相应，文化多元主义的首要任务就是\"全球文化的非殖民化\"。②

摘要：共产主义从诞生至今，其含义以及理论内涵都在不断发展，但其核心始终是“人”。人的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的最终归结。《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这三本经典著作分别在不同的时期对共产主义做出阐释，对共产主义的表述有着许多区别与继承。本文通过对这些著作的研究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共产主义关于人的思想核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

一、三部著作对共产主义的表述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提到：“共产主义是扬弃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开始时它作为普通的私有财产出现。共产主义是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来看私有财产关系，”“对私有财产的最初的积极扬弃，即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想把自己作为积极的共同体确定下来的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为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一文中是这样对共产主义定义的：“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定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比如你们要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已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任利已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马恩第一次运用唯物史观，从主体与客体、历史与现实等不同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的过程。文中突出“两个必然”“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一、李卜克内西、贺恩雷对表现主义的评论

表现主义既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又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文学潮流。马克思主义文学史研究如何评价和对待这股文学潮流，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还会对现实斗争中的文化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历史证明，二十世纪上半叶德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常常与如何解释和评价表现主义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而这种解释和评价往往又涉及德国共产党人在现实斗争中如何在文化领域实行统一战线问题。因此，评价和对待表现主义，往往反映了德国共产党人在各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文化政策成熟的程度。

德国工人运动史上历来有重视文学运动的传统，除马克思、恩格斯之外，还出现过梅林、蔡特金等著名文学评论家。在表现主义文学运动存在时期，德国工人运动的左派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就常常注意研究当代文学动向，并有意识地观察文学领域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为和平和民主而斗争的同盟者的成长情况。特别是在1916－1918年之间，即使身处狱中，他仍不断研究文学艺术发展的动向和美学问题，并对表现主义文学潮流发表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这些意见虽然是针对弗利茨·封·翁卢的剧本《一代人》而说的，但它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对一部具体作品的评价。

翁卢是德国表现主义剧作家和诗人，曾作为军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根据自己的经历于1916年创作了剧本《一代人》。剧本描写了战争的灾难，表达了作者对一个充满人类之爱的新时代的渴望和向往。针对这部剧作，李卜克内西曾于1918年8月写了这样的文字：“尽管这出戏有许多优点，这是不容忽视的，但在内容方面，在思想和感情方面，尚停留在愤懑的地步，而不是澄清，是在描写谜，而不是解谜。人们可以称诗人为莱辛曾经称赞过的的那种世界智者的同类，他们只是努力制造云雾，而不是驱散云雾。还是让我们等待三部曲的其他部分描写什么吧。这第一部所提出的是“普遍人性”问题。翁卢对待这种绝对基本的方面，是非常认真的。但只是作为一个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抱怨命运的人，向着星空挥舞他们那攥紧的拳头，对着宇宙发出遣责，折磨自己，看不到出路，欲逃避却又做不到，陷入无为的绝望，而不是行动起来进行斗争，去创造一个新世界。第二位的问题掩盖了第一位的问题。他只看到后果，而不知其原因，不知道身旁恐怖事件的社会根源，也不知道能够铲除这种恐怖事件的力量。这部作品是那些摆脱了对自己的世界秩序抱着神圣幻想的资产阶级的戏剧。在那些非常凝炼而内容丰富的描写中，毕竟沸腾着革命的愤懑精神。让我们期待着，曙光过后是否会有白日到来。”①李卜克内西这些议论见于他被杀害后于1920年在柏林出版的《书信集》。德国文学史家克劳斯·肯德勒称这是“一份有趣的文献”，它表达了德国共产党人对待战争期间产生的那些具有反战内容的表现主义戏剧作品的态度。李卜克内西在这段文字中提到的翁卢的“三部曲”，包括《一代人》（1916）、《广场》（1920）和《狄特里希》（1936），后者创作于流亡期间，当时由于条件限制，未能出版。

李卜克内西关于这部剧作的议论，表现了这位“斯巴达克团”领袖对待文学现象的马克思主义态度。首先，他肯定了翁卢在这部作品中所表达的反战的主观愿望。显然，这一点不仅适用于翁卢，也适用于许多表现主义作家，如盖奥尔格·凯泽、瓦尔特·哈森克雷沃、恩斯特·托勒、弗里德里希·沃尔夫、路德维希·鲁必纳等剧作家，他们在当时创作的反战作品中，大都像翁卢一样，表现了对战争的“愤懑精神”和竭力挣脱资产阶级出身的束缚的愿望。在李卜克内西看来，这些优点都是不容忽视的。在那战争的年代，帝国主义势力把人民拖到战场上去，为他们的侵略扩张行为卖命，给人民大众带来了深重灾难，在这种时候，文艺家们不受帝国主义宣传的盅惑，公开表现出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尽管他们的呼声中可能夹杂着某些错误思想，但这呼吁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因此置身于反战前线的共产党人，必须把他们视为同盟者，视为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其次，他在指出作品的积极倾向，肯定作者主观愿望的同时，也指出这部作品在客观上与无产阶级所期盼的革命艺术还是有距离的，作家在思想上并未完全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他在对战争表达“愤懑”时，却不能指出如何才能结束战争，从这个角度来看，李卜克内西认为作者只能制造云雾，而不能驱散云雾。李卜克内西指出，翁卢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普遍人性”问题，尽管非常认真，但实际上却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抱怨，对自己的折磨，最终将令自己和观众陷入绝望。作品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显然是由于作者意识形态的局限造成的，作者只能看到现象，而看不到造成这些现象的社会根源，更不认识那些能够铲除这些现象的社会力量。所以这部剧作基本上尚属于资产阶级戏剧的范围，只不过创作这部剧作的作家，已经不再相信他所属的那个阶级的“世界秩序”的神圣性了。再次，尽管《一代人》仍属资产阶级戏剧范围，李卜克内西对待翁卢，当然还有那些与他类似的作家知识分子，绝对不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更不拒绝同他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进行反对战争与帝国主义，争取和平与民主的斗争。对翁卢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思想局限，李卜克内西既不表示厌恶，亦不表示敌视，而是怀着真诚的兴趣，指出他的局限，给予积极引导。不论翁卢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同共产党人走多远，但在目前的斗争中，必须视他为同路人。李卜克内西对翁卢《一代人》的议论，表现了当时德国工人运动左派领导人，对表现主义文学潮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性和宽容胸襟。克劳斯·肯德勒称李卜克内西这封信是一份“有趣的文献”，我想他的价值就在于，对工人阶级政党制定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政策，至今仍然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在李卜克内西议论《一代人》的得失时，表现主义文学运动在战争的冲击下，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特别是随着1918年11月革命的爆发，表现主义的自由主义倾向急剧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民主的和抽象社会主义倾向的崛起，是普遍向左派力量靠拢的倾向。针对德国知识分子这种左倾剧变，德国政治家埃德温·贺恩雷在一篇题为《共产党人与知识分子》的文章里，提出了知识分子在革命高潮的新形势下应该努力的方向。贺恩雷写道：“他们都想‘完善’无产阶级革命，把它由一个单纯经济政治运动建设成一个包罗万象的文化运动。他们却忘记了，经济政治的变革不仅是前提，而且恰恰是新文化的创造者和培育基地，人的精神革新不可能在经济变革之外独立进行，而是从经济变革中产生，又回到经济变革中去。我们很愿意承认这些意识形态专家的善良愿望，今天他们不顾蔑视和迫害，勇敢地表示拥护共产主义，但是，只有善良愿望，勇敢精神和理想动力，尚不能帮助我们。我们必须要求那些向我们走来的知识分子，放弃一切文化人的傲慢，严肃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成辩证的研究方法，只有这样来锻造自己的武器和铠甲，才能在阶级斗争实践中站稳脚跟。”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