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范文10篇

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以制度为研究对象，它们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许多根本性的区别。研究两种理论的异同，在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同时，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理因素，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体系比较

(一)逻辑起点和起始范畴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一概况

笔者发现，有15部民国时期中国非马克思主义者编著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中有关于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内容。目前，笔者通过网上搜索看到了其中7部的目录或相关信息，但还未能阅读到其具体内容，故本文仅以赵兰坪的《近代欧洲经济学说》、区克宣的《近代经济思想史纲》、唐庆增的《西洋五大经济学家》、蔡庆宪的《经济思想小史》、黄曦峯的《经济学史大纲》、张毓珊的《经济思想史》、金天锡的《经济思想发展史》和赵迺抟的《欧美经济学史》①为代表，介绍民国时期非马克思主义者②编著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中的马克思经济学③。

二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介绍

(一)对马克思生平及其著述的介绍

赵兰坪对马克思生平和著述的介绍非常详细，列出了马克思的主要著述19部，并称“马克思之著述极多，几有穷毕生之力，亦难遍诵之感”①。区克宣也介绍了马克思的政治生涯和马克思的8部主要著述②。张毓珊首先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并简要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③。赵迺抟也首先指明“空想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之区别”，然后，非常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小传”，并在“注附”中列出了两人的20部著作④。金天锡称马克思“读书之多，在从来经济学家中要算第一人了”，并很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14部“重要著作”⑤。黄曦峯认为，在马克思之前“固然已有社会主义的理论”，但多半都是从“道德或宗教的立场出发，阐明社会主义的理论”⑥。唐庆增强调，在马克思之前并非没有社会主义者，但科学社会主义完全是由马克思“提倡而成的”⑦。蔡庆宪则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称为“国际革命社会主义”，并说马克思的《资本论》被人“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者的圣经”⑧。这些作者在介绍马克思的时候，都将其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其他社会主义相区别。

(二)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或经济史观)的介绍

摘要：从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来源看，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形成三种模式：经典模式、传统模式和现代模式。这三种模式反映了国内经济学界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探索的演变过程。当前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需要解决好研究对象、逻辑主线、研究方法和内容创新等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国理论经济学建设的主要内容和发展方向，形成科学性与逻辑性高度统一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当前国内经济学理论界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探索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这不仅反映了目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太好局面，也反映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探索的方向。

一、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三种模式

按照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不同来源，当前国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探索可以划分为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经典模式”。这种理论体系是以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六册计划”和《资本论》为基础建立的。

摘要：当前，把西方公共经济学理论引入到中国公共经济发展的视阈中，成为我国公共经济治理和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必需。但在中国语境下研究公共经济学，就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话语。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研究公共经济的著作，但其经济思想却体现了对公共经济问题的很多关注，并形成了具有系统性的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思想，这些思想可以归纳为“一个逻辑起点、一个建构基础和四大理论内容”。这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奠定了理论支撑。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就必须要求从价值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上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话语。

关键词：中国公共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指导话语

一、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学关注

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研究政府等公共部门经济行为的著作，但在他的不少著作中，对政府(国家)的经济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很多关于公共经济的思想，不但丰富和发展了西方公共经济学，还可以作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指南。

在1850－1853年的《伦敦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了大量有关国家经济职能的资料，这些笔记涉及的内容包括：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对经济活动的约束、调节问题；国家利用中央银行制度对经济调节的措施问题；国家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的性质及其作用问题；国家财政制度和信用制度的发展及其结构问题；国债的形式及其作用、流转方式问题等。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对公共经济有了初步的关注和研究，可以认为是马克思研究公共经济的开端。

到19世纪中叶，马克思开始形成公共经济思想的框架，这个成果体现在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写作单独的《国家》册问题。在“五篇计划”中，马克思的论题包括：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移民。在手稿中马克思再次提到国家篇，认为应该包括：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赋税或非生产阶级的存在、国债、人口。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内容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全面、深刻、详细的运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因此我党对其非常重视，对其组织了一系列的研究和学习。在改革开放的各个时期，我国都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为经济理论的科学性以及实践性寻找理论依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在党的以来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多次强调，要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深入学习，发展与中国国情相适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进行开展。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建设中起到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让我们必须发展以及坚持的重要课程，为了让我国的经济发展时间得到更好地指导，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深入的学习。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经济现状都变得越来越复杂，面对此现状，我们需要对其基本原理以及方法论进行学习，如此才能更好地对经济分析方法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以及对经济运动的过程进行清晰地认识和分析，更好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进行掌握，提高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驾驭能力。

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意义

摘要加强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教学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本文认为，首先要解决目前研究中存在的“四多四少”现象，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而，形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系列教材。其次，要解决两个认识问题，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认识问题。最后，教学的关键在教师，教师要首先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提高业务能力，研究教学规律，创新教学方法。在教学和科研中，坚持求实的治学态度。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教学

毋容置疑，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然而，我们却不能不遗憾地看到，在目前经济学教学中，虽然名义上是“双轨制”，但无容否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已经被严重地边缘化，西方经济学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1］。即使在党校省部级领导培训班上，也有教师公开宣扬“经济人”假定，公开宣扬“人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人是自私的。”“人们如果不自私，就不会有劳动的积极性，政府也无法通过政策调节经济［2］。”致使党校姓党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因此，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已经时不我待。

总书记在为全国干部培训第二批教材作的序言中指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必须把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作为中心内容，着力引导广大干部准确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理论发展成果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并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党校作为培养党的干部的基地，必须认真贯彻落实这个指示，让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干部的头脑。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进教材的关键是创新

《资本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论断，作为指导早期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和作用，它对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指出市场竞争的无序性和社会干预与调配的必要性，对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繁荣和文明有着深刻的影响。作为以推翻旧的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理论的科学性是任何一位公正的学者都不能否定的。问题是经过一百多年的社会实践，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一百多年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经历了由高潮到低潮的变化。尤其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不可能简单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然，也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我们的市场经济与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的社会主义也与马克思展望的没有商品和货币的社会主义是有区别的。这就不可避免地给我们带来了困惑，解开这些理论和实践中的困惑，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不可推托的责任。

摘要加强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教学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本文认为，首先要解决目前研究中存在的“四多四少”现象，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而，形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系列教材。其次，要解决两个认识问题，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认识问题。最后，教学的关键在教师，教师要首先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提高业务能力，研究教学规律，创新教学方法。在教学和科研中，坚持求实的治学态度。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教学

毋容置疑，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然而，我们却不能不遗憾地看到，在目前经济学教学中，虽然名义上是“双轨制”，但无容否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已经被严重地边缘化，西方经济学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1］。即使在党校省部级领导培训班上，也有教师公开宣扬“经济人”假定，公开宣扬“人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人是自私的。”“人们如果不自私，就不会有劳动的积极性，政府也无法通过政策调节经济［2］。”致使党校姓党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因此，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已经时不我待。

总书记在为全国干部培训第二批教材作的序言中指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必须把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作为中心内容，着力引导广大干部准确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理论发展成果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并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党校作为培养党的干部的基地，必须认真贯彻落实这个指示，让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干部的头脑。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进教材的关键是创新

《资本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论断，作为指导早期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和作用，它对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指出市场竞争的无序性和社会干预与调配的必要性，对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繁荣和文明有着深刻的影响。作为以推翻旧的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理论的科学性是任何一位公正的学者都不能否定的。问题是经过一百多年的社会实践，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一百多年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经历了由高潮到低潮的变化。尤其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不可能简单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然，也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我们的市场经济与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的社会主义也与马克思展望的没有商品和货币的社会主义是有区别的。这就不可避免地给我们带来了困惑，解开这些理论和实践中的困惑，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不可推托的责任。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经济理论课程，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理论。但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没有受到当代大学生的应有重视，为此，高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教师必须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方面不断改进，增强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教学模式;教学方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基础课，是探索新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课程，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二重性的特点，其一它是一门经济学基础理论课，其二它也是一门公共政治理论课。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观点来源于马克思的经济学名著《资本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应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方法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了一系列商品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按理说，如果撇开社会制度的差别而言，资本主义经济和我们现在所处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都是商品经济，它们的内在经济运行机制应是基本相同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所表现出的客观规律应能为社会主义经济所用，因而反映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能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而受到当代大学生的青睐，可是实际情况却事与愿违，大学生普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重视，教师也觉得难教，师生对此都颇有微词。特别是在理工科的院校中，由于本身校园文化中一般都缺乏人文学科的氛围，类似这种基础理论与思想教育课更是受到忽视。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受到严重影响。改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师要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试从改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方面对此做出一些探讨。

1改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

1.1以讲授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为主线，使教学能帮助学生提高理论思维能力与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它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过程与规律，主要是剩余价值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以及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矛盾，导致的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历史存在的客观事实。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的主要内容。但是，这并不是教学内容的全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仅是对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的研究，同时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此恩格斯曾经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所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众多，包括从抽象到具体、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历史和逻辑统一、矛盾的分析方法等这些方法，这些研究方法存在于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各种基本原理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师在教学中要结合各个基本理论，来具体讲授各种研究方法。例如，资本范畴的内涵是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规律的一个出发点，它也是整个课程中的一个基础范畴。在讲授这一理论内涵的时候，教师就可以结合介绍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是从最简单最抽象的经济范畴——商品开始，他分析了商品内部的一系列矛盾如使用价值和2018年/第10期/4月（上）49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以及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的存在推动商品这个比较简单的范畴发展到货币这个比较复杂或比较具体的经济范畴。然后马克思又从一般的商品经济形态分析进入到特殊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形态的分析，把一般商品经济中的货币范畴进一步具体地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资本范畴，所以我们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实际上就是从资本的内涵出发的，这一资本主义经济客观发展的过程，也是马克思应用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方法的过程。对此，马克思也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分析方法，这是因为任何经济活动都是由相互作用的多种因素组成的，在分析经济活动规律时，首先从最简单的规定性开始，只有把经济活动的最简单的规定性弄清以后，才能把更复杂的规定性考虑进来，这样就能逐步达到对于具有复杂的规定性的科学认识。1.2将理论讲授和现实中的重大热点问题联系，使教学能反映时代的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之一，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要求。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处于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特别是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从国内看，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民众的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条件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国际看，经济全球化信息化、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不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各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不断加剧。这些新的变化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正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尤为深刻，为了增强课程的说服力和吸引力，就必须将理论讲授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使教学内容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针对性。如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理论，在讲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时，我们可以联系当代信息经济时代的实际情况，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对当今信息经济时代出现的新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使学生感到即使是在信息经济的今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仍是真理。再比如有关资本的本质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它体现的是一种人剥削人的社会关系，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及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这些商品、货币、资本等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的范畴，实际上也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其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都是商品经济。但另一方面，各种不同社会形态中的资本，其采取的是不同的形式，并在特定生产方式下运行，它往往体现出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并且为不同的主体服务。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资本是为资本家服务，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是为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全体人民服务。再比如关于经济全球化问题，这是课程中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教学重点，在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现代新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以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及从“世界工厂”到“世界智造”创新发展的事实，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些问题是学生很关注也很感兴趣的问题，如果教师在教学中能很好地联系这些现实问题，就会极大地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他们学习的主动性。1.3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使学生明辨是非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它本身是开放发展的理论。而现代西方经济学是采用实证主义的哲学方法，以均衡分析、边际分析、心理分析为主建立起来的一套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经济学理论.它是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指导理论，从某种意义上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垄断资本主义部分)的延续和补充。对现代西方经济学，无论是从知识的角度，还是从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应该说是当代大学生有所需要掌握的。西方经济学流派中的一些基本理论如供求理论、成本理论、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对于我们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与发展都有一定的理论指导和借鉴意义。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可以适当借鉴其它经济学理论的优秀成果，将这些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介绍给学生，让学生通过自己独立思考后的比较、分析和讨论，正确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取长补短，合理吸收。但是我们在教学中必须把握分寸，只能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不能主次不分，用西方经济学来诋毁或贬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甚至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论必须坚持，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分辨是非，即正确掌握科学的经济理论武器，又真正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人生观和世界观。

2改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模式

一、西方经济学中“人力”成为资本的逻辑及其必然性

对于人力或劳动力，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新古典派长期以来一直是将其看作与资本并列的生产要素之一（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区分劳动和劳动力）。由于普遍采用机器进行生产的工业化时代对劳动者技能的要求不高，甚至还有去技能化的倾向，这让新古典经济学家们长期满足于把劳动视为同质的生产要素，只对其作量上的考察，而不关注其质上的差异。随着投入在劳动上的资源（如儿童抚养、教育、健康和培训等）逐步增多，劳动质上的差异开始凸显，这就让部分新古典经济学家萌生了用劳动的差异和分化来解释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重大经济问题的动机。为了能在稀缺资源配置的统一研究框架下考察资源对人力的投资以及比较人力投资和物力投资的回报，进而产生了将人力视为资本的技术需要。而新古典派对资本的认识也早已为这种需要打下了基础。这首要表现在把资本视为一种生产要素，不考虑它和劳动之间既相互依赖而又相互对立的社会关系，而只考虑二者之间存在的技术关系。也即在新古典看来资本是生产要素K，劳动是生产要素L，K和L之间可以相互替代的假定就已经包含了对K和L本质上一致的认同。其次，资本特征之一是生产性。新古典派认为，资本就是生产出来的生产工具。劳动毫无疑问是生产性的，而且随着人们为获取更多知识和技能等劳动能力所作的投资日益增多，在新古典学者看来，劳动能力本身也可以类比为是由于投资而生产出来的一种特殊生产工具。再次，资本的特征之二是预见性。新古典派特别强调资本的未来收益性，而对人投资的动机正是未来能取得更高的收入。因而劳动者拥有的通过投资而来的各种技能就与其他资产一样，都形成了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这正是可以将人力视为资本的正当性理由之一。由此可见，在新古典传统中已经完全具备人力资本概念诞生的条件。马歇尔只是出于对传统的尊重和对合乎市场用语的考虑而没有将人力纳入资本的范畴，舒尔茨等人完成的最终确立了人力资本概念的所谓重大“突破”也就是捅破最后一层窗户纸而已。从事后来看，新古典经济学家对劳动看法的转变和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顺理成章的。尽管有人把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视为自“凯恩斯革命”以来经济理论的又一最重要的丰富与发展，①但是事实上，人力资本理论远不能称之为一场革命，因为它完全是在新古典理论的框架下展开研究的，无非是把过去对物的研究转向了现在对人的研究（王海杰，2006）。比如，人力资本理论体系的大厦就直接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两大基本原理之上，一是个人选择理论，即人力资本投资取决于个人（或者他的父母）在从事目前赚钱的活动和从事目前“亏本”但能够提高个人的生产能力以致增加将来收入的活动之间所作的选择，合理的选择是让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率等于资金的机会成本（绝对利息率）；二是边际生产力理论，即人力资本投资能够提高个人将来的生产能力，个人未来能获得更高的工资水平就是因为其未来拥有的更高的“边际生产力”。因此，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视野中，舒尔茨等人将“人力”称为资本，只不过是在生产函数中增加了一种过去没有考虑到的新的生产要素而已。总之，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将新古典经济学对于物质资本的分析工具扩展应用到对劳动者人力的分析上，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无视或有意抹杀劳资对立关系的一贯做法。因为，至此作为一个基本解释层次的劳动的概念已经消失了，并被并入到了资本的概念中，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之间（以及因此在它们的所有者之间）的区别纯粹是一种形式上的区别。两种资本都是“由根本相同的方法来积累——节约——和根本相同的目的——对将来收入高于现在收入的选择”。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看起来“在本质上是如此的相同以致它们有相同的姓氏：H资本和P资本”。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并非都赞同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而且从该理论诞生起也确实招致了不少来自正统经济学派的批评。比如，哈里•沙菲尔基于三点理由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把资本概念普遍地用于人是得不偿失的：其一，“对人的投资”与对非人力资本的投资是有本质区别的，由于人的需求的复杂性，为提高人的才能而花的费用并非都指望获得一笔货币收益，因此以预期收益来在各种投资机会中作出合理选择是可疑的；其二，很难区分消费支出与人力资本投资支出，即使能够划分清楚，也无法说明人的收入当中哪一部分是来自于对人的哪一项投资；其三，即使都可以分开，以此作为公共政策制定的依据也极不明确。再比如，麦拿文•热得尔认为这种理论与其说是解决倒不如说是回避了不同质的劳动分配问题。还有很多人对“人力资本”无法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投资-收益函数、人的知识和技能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投资问题以及人力资本计量模型存在诸多缺陷等问题提出了各种批评。然而，这些经验主义的批评只是说明人力资本理论还有进一步的工作要做，比如更好地以模型做分析，更精确地测定相关的变量等。在是否可以把人力视为资本这一根本问题上正统经济学家们集体噤声，这就充分说明至少在取消劳动和资本之间本质差异这一点上人力资本理论所做的努力看起来是成功的。显然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并无意纠缠于人力是不是资本这类“细枝末节”的问题，相反他们倒是很乐意和人力资本理论家们一起高兴地看到，现在每个工人都变成“资本家”了。例如，美国经济学家琼森认为“从社会思想的观点来看待这个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引者注）的最重要意义在于，在发达的工业社会里，工人是最出色的资本家”。然而，把人力视为资本即使从人力资本理论本身来讲也是牵强的，原因是舒尔茨等人对人力投资的强调并不必然能引出“人力资本”的概念。明塞尔就承认，“技能”、“劳动质量”和“人力资本”这几个术语在他的研究中是等价的。而且把人掌握的知识与技能看作是人力资本一来面临着计量上的困难，二来也难以与物力资本价值作比较。人力资本理论家们一定要将“人力”称为“资本”，应该说完全是出于技术上的需要，为了让自己的理论能更平滑、顺畅地嵌入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去。这很难说是对理论的科学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主流经济学对人力资本概念的默许为日后的资本泛化埋下了祸根。西方很多学者受人力资本的启发，不断将越来越多的东西冠以资本的称谓，例如知识资本、智力资本、结构性资本、顾客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甚至还有权力资本、道德资本等，似乎在市场经济中已经没有什么是不能被称为资本的了。问题是，当一切都成为资本以后，资本也就变得什么都不是了。主流经济学家对此只好采取鸵鸟政策，他们自觉地在需要的时候把人力资本概念当作无需讨论或解释的挡箭牌拿来用一下，同时又很明智地始终不把人力资本概念或理论完全纳入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为此，马克•布劳格预言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框架会逐渐衰落，但是很难想象从新古典经济学中自然推论出来的东西走向衰落了，新古典经济学本身还可以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二、马克思经济学中“人力”绝不可能成为资本

马克思对于资本强调的是其社会关系的属性，而不是物性、生产性或者收益性。前者和后三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取决于多主体，至少是双主体之间的多方面互动，后三者则均取决于单一客体的特性。因此，马克思对于资本的认识完全不是和新古典经济学在同一个认识层面的，西方经济学对资本的认识还停留在物本身或物物关系上，马克思对资本的认识已经深入到物背后的人人关系上。下面从资本关系的几个特点来看为什么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人力绝不可能成为资本。首先，资本不是一种自然存在。资本的一些载体可以是一种自然存在，和历史无关，但资本作为一种关系显然不是从来就有的。资本出现的历史前提是雇佣劳动关系的存在，也即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家手中的货币只有购买到劳动力商品之后才能蛹化为资本。换言之，没有与劳动力商品的交换关系就没有资本，劳动力商品卖给资本家之后，工人得到了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资本家得到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然而，甲人力所有者是不可能把自己的劳动力商品卖给同样只有人力的乙人力所有者的，也即一个只有人力的所有者不可能去雇佣另一个人力所有者。所以一个人的人力是绝不可能成为资本的。其次，资本不是一种独立存在。资本的目的是要实现价值增值，而要想取得剩余价值就必须依赖于生产过程中对劳动力的使用能创造出大于劳动力自身价值的价值。由于工人的劳动力已经作为商品卖给资本家了，因此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使用，进而劳动创造出来的全部价值包括剩余价值就都与工人无关而全部归资本家所有了。剩余价值在这种情况下表现为了资本家资本的附属物，而不是工人劳动的产物。然而，资本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离开工人的劳动而实现自我增值的，实质上资本价值增值的秘密正是源于资本所有者对他人无酬劳动的占有。也即剩余价值是工人生产的，应该归工人所有却被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而强占的东西。可见，资本的存在离不开其所有者对他人劳动的剥削关系。因此，人力所有者即使实现了某种所谓的自我雇佣，也不可能凭借对自己人力的占有而去占有别人劳动的成果。所以人力还是不能成为资本。再次，资本存在的形态并不固定。资本不在乎自己采取什么形态，而且它要保持作为资本的资格就必须不断地变换自己的形态。具体来讲，产业资本必须在运动中相继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态，只有在不断的循环过程中才能不断地实现价值的增值。事实上，资本在生产资本这个形态上是可以以人力的方式存在的，即当工人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以后，劳动力就成了资本家生产资本的一部分。但是工人的人力在出卖之前不能是资本而只能是商品，出卖之后虽然被并入了生产资本当中，却只能是资本家的资本，而不是工人的资本。更重要的是，工人的劳动力必须投入生产，必须作为资本家“生产资本的一个器官”，唯有如此，工人劳动力的潜能才能得以发挥，工人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如果工人不能与资本家形成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不管工人接受过多少教育，拥有多少“人力资本”，都一样没有用武之地，只能坐等劳动力价值贬值，这哪里有一丁点资本家的神气！可见，那种说工人拥有自身人力资本而成为资本家的说法无异于是痴人说梦。总之，从马克思把资本理解为一种关系，一种雇佣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关系的观点来看，人力和资本分别由分处于这种关系两头的所有者掌握。因此，人力和资本本身就是互相对立、互相否定，同时也是互为条件的，一方绝不可能成为另一方。如果非要把人力说成资本，那么资本的概念和关系本身就被消灭了，与此同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全部深刻的揭露和科学的洞见也就被消灭了。一句话，如果承认人力资本概念就等于放弃马克思经济学说而与西方庸俗经济学说同流合污。马克思对此的认识是非常清醒和坚决的，比如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论述到资本和劳动力的交换时，就曾多次强调二者是作为异己的东西相互对立的，绝不可以混为一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也明确说道：“劳动力根本不是资本；工人不是资本家……”甚至马克思早在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泛滥的近一百年前就已经批判过庸俗经济学把人力看作是资本的倾向。在《资本论》第三卷对生息资本和利息的考察中，马克思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劳动力看成是提供工资这种利息的资本，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思想方法的错乱在这里达到了顶点，资本的增殖不是用劳动力的被剥削来说明，相反，劳动力的生产性质却用劳动力本身是这样一种神秘的东西即生息资本来说明。……不幸有两件事情不愉快地和这种轻率的观念交错着：第一，工人必须劳动，才能获得这种利息；第二，他不能通过转让的办法把他的劳动力的资本价值转化为货币。”应该说，马克思在这里的精辟论述已经点到了人力资本理论的死穴，可惜西方经济学家无视马克思的批评，在百年之后又对所谓的人力资本问题老调重弹。无怪乎连罗默都承认，主流经济学这个硕大无朋的共同体，是极为自信且排外的，他们对自己的理论有着一种近乎宗教式、政治运动般的信仰。②由此亦可见一斑。

三、警惕两种不当倾向

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提出后打着“重视对人投资”的旗号，表现为一种没有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传入我国以后很快就受到包括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内的人们普遍的欢迎和追捧。这首先和当时我国经济社会的大背景有关。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正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阶段，出于向西方发达国家求教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需要，大量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被引进，其中自然少不了出了几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人力资本理论。其次，人力资本理论的旗号与马克思“重视对人的发展”的思想具有某种相似性，一度让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丧失了警惕性。人们误以为其代表了一种新的信息经济时代下科学的新见解，从而对人力资本理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甚至抱有极高的期望。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几种不恰当的倾向：其一是致力于从马克思理论中“挖掘”所谓的“人力资本”思想；其二是试图将人力资本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进行某种融合或嫁接。这些做法的初衷要么是一种权宜之计，既想迎合西学潮流，又想维护马学在国内的正统地位；要么是想借西学实现对马学的某种创新与发展。但是从这些年实际研究工作的效果来看，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越来越开始发觉这些做法只能说是怀着良好的愿望却选错了前进的方向，既没有维护马学的正统地位，也没有实现对马学的发展，反倒造成马克思理论研究中的诸多混乱。如果说这些偏差是认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走的弯路和付出的代价的话，那么现在应该到了重新审视和正本清源的时候了。（一）试图从马克思理论中“挖掘”“人力资本”思想的倾向1．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人力资本理论的依据。比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本思想，理由是马克思创立了劳动价值论，就意味着确立了劳动力实际上也就是人力资本在财富创造中的特殊地位。有学者还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土地所有者获得地租、物质资本所有者获得利息、人力资本所有者获得利润的“新三位一体公式”，宣称解决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过程中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矛盾。把人力资本理论的成立归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可以说是认错了“祖”、归错了“宗”。因为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主张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作为可以互相替代的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价值，以及人力资本是未来满足或收入源泉等其实质是以劳动价值论的对立面——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必须否定而不是肯定人力资本理论。对这一点认识不清，就导致有人在所谓的“新三位一体公式”上更进一步，干脆提出人力、物力、地力三种资本共同创造价值的“三元价值论”。这就已经完全走到为了坚持人力资本而抛弃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道路上了。2．认为马克思对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划分是人力资本理论的依据。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把资本划分为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做法“包含着较丰富的人力资本思想”，“人力资本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可变资本”。还有人直截了当在其文章的开篇就写道：“企业有两种资本，一是物质资本，二是人力资本。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前者被称为不变资本，即不创造剩余价值，不发生价值增值的资本；后者被称为可变资本。”把马克思的可变资本等同于人力资本，显然是忽视了马克思对资本是一种关系的强调。前文已经述及，资本确实可以以人力的方式存在，但是必须是人力所有者把人力当作商品卖给资本家之后，人力成为资本家生产资本的一部分，才被马克思命名为可变资本。马克思区分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目的不是要说明人可以成为资本，而是为了揭示剩余价值的来源是可变资本（V），而不是全部资本（C+V）。可变资本不能成为人力资本的关键在于当人力变为可变资本以后已经成为资本家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为资本家而不是人力所有者带来剩余。人力对其所有者而言，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资本的功能。可见，用马克思的可变资本来支持人力资本的说法，是对马克思多么“笨拙的歪曲”（吴宣恭，2005）。3．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一般的分析是人力资本理论的依据。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一般就是不考虑资本所包含的关系属性，只考虑资本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共同规定”，并据此认为“人力资本具备资本的一般特征”，“将‘人力’视作‘资本’，是对传统资本概念的扩展”。首先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认识歪曲了马克思对资本一般的解释。马克思的资本一般是马克思对观察到的个别资本和特殊资本的抽象，特殊资本又是从对无数个别资本的观察中总结出来的。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强调“资本一般”是每一种资本之所以成为资本的“共有规定”。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资本的这种“共有规定”究竟是什么，但是联系马克思在其他地方对资本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讨论，这种规定绝不能仅仅理解为资本的“增殖性”。马克思在谈到资本的几种特殊形态时曾经指出，尽管从历史上看，商业资本和生息资本是比产业资本更古老的资本形式，然而，在资产阶级社会当中，产业资本是资本的基本形式，商业资本和生息资本都是其派生形式。顾海良教授指出，马克思区分资本的基本形式和派生形式，“是理解资本一般与资本特殊关系的关键”。如果把“增殖性”而不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作为资本的共有规定，就相当于把马克思对资本的理解退回到资产阶级对资本的理解水平上。这无异于抹杀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差别。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围绕产业资本论述的就是资本一般，“增殖性”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还包括资本是一种关系、一种运动、一种制度、一种生产力等规定。③正是在对资本“共有规定”的认识上发生了偏差，让国内不少马克思主义学者接受了西方人力资本的概念。为了容纳人力资本概念又不得不对马克思资本的范畴进行拓展，以至于最后把西方经济学对资本的理解作为了“资本一般”，而把马克思对资本关系的强调却视作“资本特殊”，由此就在背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道路上愈走愈远。4．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中劳动力概念的含义就等于人力资本。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关于劳动力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与舒尔茨提出的人力资本是“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和体力”的说法类似，由此认定马克思的“劳动力”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马克思理论中已经包含人力资本的思想。这完全是被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迷惑，看到了二者表面的联系，却忽视了本质差异。除了我们前面一直强调的对资本的理解离不开观察其社会属性外，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也是既有其自然属性的一方面，更有其社会属性的一方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的社会属性就是工人的劳动力成为一种商品，是工人唯一能够出卖且只能出卖给资本家的特殊商品。如果对事物的观察仅停留在表面现象而忽视对其背后人与人关系的考察，我们就会犯认识上的错误。这就好比我们说张三是个高个子戴眼镜皮肤白的男人，李四也是个高个子戴眼镜皮肤白的男人，所以张三和李四就是一个人。但是我们如果考虑到社会关系，比如张三是李四的父亲，那么张三和李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人，而且事实上他们原本就是两个不同的人。5．认为马克思关于“知识和技能的积累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的论述是人力成为资本的依据。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分析“固定资本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标志”时，有一段话中提到“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慧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到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只要固定资本是作为真正的生产资料而加入生产过程”。有人望文生义认为这就说明马克思也把知识和技能看作资本，进而马克思也有人力资本的思想。其实只要仔细读一读这段话就会发现，马克思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意思决不是知识和技能可以成为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和为劳动者带来更多的收入。相反，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在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下，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被并入到与劳动相对立的资本的力量当中，作为资本家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表现出固定资本的属性。如果联系上下文来看，马克思这一部分论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作为固定资本的劳动资料经历了从单个人控制的手工工具到机器或者说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演变过程，而工人则经历了从利用工具到服侍机器的过程，最后成为机器体系的活的附属物。也就是说，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后，活劳动开始被物化劳动占有和支配。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科学技术的发展，包括工人知识和技能的增加都作为对工人而言异己的力量而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劳动也从对资本的形式隶属演变为对资本的实际隶属。由此可见，具有固定资本属性的知识和技能归根结底也还是在生产过程中作为资本家的资本被当作剥削劳动和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二）试图将人力资本理论“嫁接”到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倾向如前所述，凡是致力于从马克思理论体系中挖掘人力资本思想的做法最终看来都是由于对马克思理论本身存在认识上的偏误所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认识的深化，马克思理论体系中不可能包含人力资本的思想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这就又有了另一种不当的倾向，即试图吸纳人力资本理论来修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或主张将二者进行融合。比如，宋承先（1996）提出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来为人力资本理论提供价值基础，从而建立一个融马克思经济学与非马克思经济学、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中国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于一体的新经济学。屈炳祥（1996）提出劳动力资本化命题，认为一方面劳动力资本化是由于市场经济普遍存在资本这种“普照的光”的作用；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不再是资本家的资本，而是劳动者自己的资本。而劳动力资本化有利于劳动者主人翁地位和积极性的发挥，有利于公平分配和推动企业股份制改造。王珏、李涛（1997）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是让劳动者从无产者变成有产者，劳动者不仅要拥有生产资料，还要成为自己劳动力的主人。劳动力不仅是劳动者拥有的可以流通的商品，更应该是劳动者拥有的可以分割利润的资本。任洲鸿、刘冠军（2008）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应简单拒斥西方人力资本理论，而应该批判吸收后者的合理成分，重视科学与劳动的结合，承认劳动力的价值增值性，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构建劳动力资本化理论。这些说法貌似两全其美，既坚持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又为劳动者争得了工资收入以外的一份资本收入。且不说我们在对第一种不当倾向的批判中已经指出劳动力资本化命题本身就违背了劳动价值论，而单单就劳动力资本化倡导者的愿望，即有利于劳动者之间的公平分配和提高劳动积极性来说，也是根本行不通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之处在于，似乎唯有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说成是资本家才能提高其地位和待遇。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全然忘记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中劳动者的地位是靠其作为企业的主人，有参与企业管理和决策的权力来保障的；在私有制中劳动者是雇佣工人要受到剥削，但这个时候要靠社会主义普照的光来保障工人的合法权益，而不是靠什么市场经济中资本普照的光的作用。其实，劳动力资本化主张除了为少数高管获得高薪提供理论依据外，并不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而且最终一定会损害而不是保护广大劳动者的利益。这是因为劳动力资本化必然暗含着不是所有人的劳动力都可以资本化的，一定是一部分人，而且往往是极少数的人被认为拥有更强的能力，其劳动力才具备资本化的资格，这本身就是对普通劳动者的一种歧视，是在为收入差距的扩大寻找合理的解释。④在此基础上，我国理论界在20世纪90年代还爆发了一场影响力颇大的所谓“资本雇佣劳动”还是“劳动雇佣资本”的争论。争论的背景是西方企业制度在演变过程中，经理阶层兴起并逐步成为企业的主导者开始有权参与企业剩余的分配，以及员工持股计划等的出现让分享制公司成为与传统支薪制公司相竞争的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争论始于周其仁在1996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人力资本作为天然的个人私产使得人力资本的产权权利一旦受损，其经济利用价值就立即贬损或荡然无存。因此，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激励是现代企业理论的核心，人力资本所有者特别是企业家或管理者应该获得企业的“剩余”。张维迎反对周其仁把人力资本所有者放在比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更重要的位置，他认为非人力资本相对于人力资本更具专用性，且人力资本不能承担风险，因此资本家获得“剩余”，即“资本雇佣劳动”的企业制度才最合理。张维迎的观点很快遭到了国内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反驳，而这位学者的反驳就体现出试图将西方经济学范式和马克思经济学范式相融合的特点。该学者一方面并不反对人力资本的概念，并指出非人力资本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和证券化趋势使其与企业的关系弱化和间接化，而人力资本具有专用性（社会分工造成）和群体性（社会协作要求）的特点使得人力资本所有者才是企业风险的真正承担者；另一方面又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人力资本所有者才是企业财富的真正创造者，并以此作为人力资本所有者对企业剩余的分享以及最终“劳动占有资本”的企业制度将替代“资本雇佣劳动”的企业制度的根本原因。但是，既然财富都是由劳动者创造的，那么为什么过去一直都是资本雇佣劳动而非劳动雇佣资本呢？对此赞同“劳动雇佣资本”的学者给出的解释是，其一，过去的资本家既有钱又有才，造成了一个笼统的“资本”概念；其二，过去资本相对于人力的稀缺性。对于第一点，一个资本家既有钱又有才而他自己又亲自从事生产活动，可以说他用自己的资本来雇佣自己的劳动，也可以说是他用自己的劳动来雇佣自己的资本。但问题的关键是，他作为资本家只雇佣他自己显然是不行的，他一定要能够雇佣到别的工人。那么别的工人是因为他的“钱”还是因为他的“才”而受雇于他呢？答案是显然的。对于第二点，从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来看，一种生产要素如果更稀缺的话，只能表明它将得到更高的报酬。因此，即使资本真的稀缺，也并不能作为生产过程中“资本雇佣劳动”的依据。并且，资本事实上早就不稀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19世纪末国内资本就已经开始大量相对过剩，正因如此，资本输出才成为列宁描述的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一大重要特征。那么，为什么19世纪末在这些国家并没有出现劳动雇佣资本的现象呢？如果再把其归于劳动者谈判实力和谈判技巧的提高，那就更显然是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上了。因此，这些解释完全是西方经济学惯用的在现象层面兜圈圈的套路，这样的牵强附会即使从其自身逻辑和与现实的对比来看也是站不住脚的。更何况它完全回避了马克思对资本是一种关系的强调，回避了资本家之所以成为资本家的根本原因是占有生产资料。因此工人虽然在过去和将来都是自己人力的所有者，都是财富的创造者，但只要不占有生产资料，就只能被资本家雇佣。换言之，只要资本关系存在，资本雇佣劳动就是天经地义的，要想废除这种企业制度，就要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用劳动者拥有人力资本作为理由去实现对货币资本家的雇佣只能是不切合实际的幻想而已。而且劳动雇佣资本的命题看似有利于劳动者，实际上它一方面客观默认了过去存在的资本剥削劳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其主张未来劳动者凭人力资本所有权获得企业所有权还有让我国国有企业迈向“合理”私有化的危险。可见，类似这种将人力资本和马克思经济学的融合，事实上就是放弃了马克思经济学而倒向了西方经济学的一边。正如吴宣恭教授所指出的，将人力资本理论嫁接到马克思经济学是一种“拼盘式的混合”，它无视西方经济学范式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在前提假定、概念范畴、理论框架、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理论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的巨大的、本质的差异”，这种范式嫁接下产生的“怪胎”，于理论、于实践都是弊大于利，只会“误导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正确方向”。

摘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明确了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立场、研究目标。一是要明确研究对象，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有机结合的整体性视域研究生产方式；二是要运用科学研究方法，用好唯物辩证法及其实证分析、定量分析等研究方法；三是要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立场，从顶层设计以及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领域的实践中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四是要明晰研究目标，总结和提炼中国发展经验，上升为发展理论，并回答和破解发展中的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关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

对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明确要求，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等等。在理论与现实的互动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等为主要内容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些思想既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担负起总结中国经验、解决中国问题、为人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等历史重任，同时明确了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路径。为我们构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明确了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立场和研究目标。

一、要明确研究对象，从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有机结合的整体性视域研究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揭示社会经济现象内在规律的学科。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P8）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是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生产关系。明确研究对象对于确定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和任务至关重要。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着明确的解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这两个经济范畴，揭示了劳动和资本以及二者敌对的关系，进而得出接近于生产关系的概念。在1846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论述了生产方式这个概念。1857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进一步阐述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物质生产，研究的对象是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回答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雇佣劳动和资本相结合的特殊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为马克思开展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实践对象。贯通地看，“对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社会的和历史的规定性的观点，贯穿于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的全过程。”［2］（P7）近年来，理论界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和选择存在错位与偏离的问题，或者疏离生产关系孤立地研究生产力，或者模糊、颠倒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主次逻辑关系，或者直接用生产力替代生产关系。由此形成的相关研究成果体现到实践层面，使得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造成了不良的后果。比如，近年来有一批学者公开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反马克思主义，他们把生产力作为研究对象进而推导出否定公有制的结论，在互联网上形成一股私有化的杂音，严重混淆了网民的视线。再比如：在关乎人民群众的民生需求方面，过分释放住房、教育、医疗等相关产业的生产力，带来了房价高、入学难、看病贵等一系列负外部性问题，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特别是农民工群体面临着子女入城后高额成长成本的问题。其实，生产力不是为发展而发展，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以遵循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根本目的为前提的发展，发展的目的更多地体现在增进人民福祉上。建构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又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探索；既要回归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中，又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有所变化。马克思生活的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故他所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这对今天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仍有启示意义。一方面，中国由于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尚未改变，生产力还不够发达，因而中国政治经济学不能脱离中国社会现实，要以中国问题为研究起点，深入考察当今中国的现实，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揭示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运动规律；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逐步提高，中国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发展不平衡问题、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显现，因此，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明确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这意味着在理论与实践中要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机统一起来，既重视生产力，又不能撇开生产关系片面发展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要立足于推动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引导社会生产更多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使生产的成果由人民占有和共享，实现物的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研究生产关系必定要研究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资料所有制表现为人们对物质资料的占有或分配，产生于生产关系内部，决定着生产的全部性质。因此，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对于任何否定公有制的观点必须予以坚决批判，必须牢牢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动摇。

二、要运用科学研究方法，用好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