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化范文10篇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即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实现自身的解放然后利用无产阶级的统治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解决的历史课题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的问题，二是如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巩固、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核心思想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现实需要。

一、如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P272)。如何使中国的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呢?中国面临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现实国情，这集中体现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资本主义在中国虽有所发展但封建主义在中国仍占据统治地位，同时中国还深受西方列强的殖民剥削和压迫。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要通过革命夺取政权上升为统治阶级，显然与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依据与内在动力。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从不同方面对这一历史课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一是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阶级为主要成份的政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这不仅为党组织力量的壮大获得更广大的群众基础，而且在实践中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二是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力量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军队的问题，保证了这支军队成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三是解决了如何正确处理民族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揭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阶段性规律。四是解决了如何由“城市中心革命道路”向“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转变的问题，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五是解决了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如何通过和平的方式(社会主义改造)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2］。无产阶级如何通过革命上升为统治阶级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第一个历史课题，围绕这一历史课题所进行的探索进程就相应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阶段，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具体表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革命)两个时期。

二、如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巩固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较多，但是对于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并剥夺有产者后如何建设发展未来社会论述较少，他们只是对未来社会指出了大致轮廓和发展方向，他们认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仍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将经历不完善的“第一阶段”和完善的“高级阶段”。列宁后来把“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把高级阶段称为共产主义社会，并对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捍卫壮大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又有囿于历史和认识的局限而导致的失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必须面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的这些理论遗产以及实践中的经验教训，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历史前提。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还必须面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如何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历史任务与现实课题。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问题。围绕这一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并形成了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实践与经验，这些成果集中体现在党的八大文件、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文献中，这些探索及探索中形成的正确认识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趋向。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认识的局限以及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这种正确的趋向在理论上没有形成一个科学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体系，在实践上也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相反，一些教条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左”的思想却发展起来，最后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导致“”这样严重错误的发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经历严重曲折。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回到正确的轨道，由此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30多年来，围绕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这一核心问题，以邓小平、和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创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在实践中创立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一是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上的跃升。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P373)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以人为本作为社会主义发展观的核心，把社会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二是明确了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把我国社会主义定位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4］(P252)。三是拓展了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战略步骤。把“四个现代化”逐步拓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并不断完善“三步走”实现步骤。四是找到了发展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把改革开放作为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的革命”，是推进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4］。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推动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了社会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五是推进了无产阶级政党向现代执政党的转型。恢复确立了无产阶级执政党的中心任务，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探索发展新形势下党群关系，拓宽党的群众基础，把以人为本作为我党执政理念，奠定了执政党与群众和谐关系的基础。健全完善党的各项制度，推进依法执政、民主执政。探索新形势下党的自身建设规律，针对“四种考验”、“四大危险”［5］(P11)，强化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努力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如何巩固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第二个历史课题，围绕这一历史课题的探索进程就相应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阶段，在中国社会主义巩固、建设和发展实践中具体表现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探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形成两个时期。

三、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两个发展阶段问题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实践之中，同中国的历史传统、民族文化和社会实践等相结合，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并最终实现对中国社会的成功改造。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内容上，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各种问题，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在此过程中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新成果；二是形式上，赋予经典马克思主义以中国元素，使其转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学；出场路径

“出场学”是一种动态地研究和阐释事物的学术范式，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研究即从“出场”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在特定时空语境中顺利在场的意义、条件及实现途径。“出场”一词本是舞台表演的专用术语，在成为哲学话语后“出场”一词便有了新的内涵。其中，“出”是由遮蔽到祛蔽，由幕后到台前的一种转变；“场”也不是日常意义上的表演舞台，而是指人类历史舞台。在出场学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保持着自身的鲜明主题。相对于德里达的幽灵说而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是飘忽不定的幽灵，而是不断出场在场的存在；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不断发展的学说；不是普世的原理，而是本土化的经验。

一、马克思主义出场的时代意义

（一）国际意义。就二十世纪的历史经验而言，马克思不仅为诸多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革命的指引，也推动了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关系加以调整，这些都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然而，到了20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国际上一些学者大肆宣扬“历史的终结”，其矛头直接指向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受此影响，国内理论界也出现了一些噪音和杂音，一些研究者在尚未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之科学本质与内涵的前提下，就将马克思的理论肆意拼接于西方后现代的某些话语或学说，削弱甚至消解了马克思的现实批判力。究其原因，一方面源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布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可归纳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工作的滞后。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再次出场是由当前国内外形势所决定的时代课题。那么，在当代语境中，马克思主义该如何重新出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p9）马克思主义指向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一天不退出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就要高举批判的旗帜，就要“在场”一天。主权债务危机、华尔街海啸，以及世界金融危机的出现，都促使人们再度把探寻危机根源的目光投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二）国内意义。对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指引了无数中国人，为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繁荣前仆后继、殚精竭虑。这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结合近代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创造性地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核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打破了苏式革命的“城市中心论”，同时也为广大亚非拉国家和受压迫地区的革命前途指明了新的出路。二是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创造性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从而实现了向社会主义阶段的顺利过渡，这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三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找到了生存的土壤，并由此重新焕发出内在的生命力，帮助中国人民由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时俱进的内在品格，使得马克思主义在实现美丽中国梦的进程中继续指引我们前进。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将继续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方向，为人类的前途命运勾勒出美好的轮廓，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强劲力量。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层面系统回答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面对这一艰巨的时代课题，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性成就，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枝独秀，打破了“历史终结论”的神话，在关键时期挽救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命运，拓宽和发展了多元现代化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高歌猛进，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养料，也提出更新的要求和需要。

二、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

【摘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带动中国文化自信的重建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自信建设与创新也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紧密联系到一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推进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建设，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建设也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发展。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不断加强文化自信，以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创造出中华文化发展的新辉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自信;对策

文化自信关系国家兴亡，关系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历来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强大的自信，直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对自身的文化自信才慢慢消失。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后，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同时也与中国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进入到新的发展时代，中国文化的自信构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是中国文化创新发展的大工程。

1.中国文化自信与马克思主义相互促进的历程

国民对中国文化的自信经历了从高度自信到自信丧失再到自信回归的过程。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高度自信；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对中国文化自信遭受到了打击；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后，中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又开始回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与中华文化自信捆绑在一起的，是中国人重塑文化自信的支撑。首先，清末民初，中国文化自信由优越到自卑。中国在民国初年前发展的2000多年中，一直雄踞东亚，因受华夏文化的滋养，一直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表现出非常的自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被列强打开，中国发展的数千年中的天朝梦被击得粉碎。面对西方列强的打击，中国人拜倒在西方文化下，出现民族文化自卑感。其次，新民主主义革命重新开启了中国文化自信的大门。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学习到了先进文化，并取其精华，为己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为中国文化的重振提供了理论支撑。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践行了中国文化自信的重振。在改革开放时，中国将文化建设放在经济建设之后，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虽然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不到一个世纪，但其所发挥的作用却是无可替代的。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是中国文化自信的源泉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8105(2001)01-0062-(03)

马克思主义创立150多年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它的发展过程，从总体上看，是一个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进程。由于马克思主义集中地反映了时代的本质特点，适应了时展的需要，很快超越了其创立时期的狭隘地域和民族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世界化进程中，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纷纷把马克思主义与本民族、本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相结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又不断地民族化，出现了苏俄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过程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更为深刻的世界化过程，它以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前提，但比马克思主义的那种单纯的传播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因为它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在世界上的一些民族中生根、开花和结果，并因此而深刻地改变了这些民族乃至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世界化和民族化相统一的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不仅面临着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诘难和挑战，而且还要解决其内部出现的诸多问题，克服自身发展过程中由各种原因导致的种种困境和理论迷雾。正是在回答这些诘难和挑战、克服这些问题和困境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断地实现着历史性的发展及理论内容和思维方法上的自我超越、自我完善。

一、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根本要求

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探索不同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它的民族化、时代化。

任何一种革命理论都必然表现出它所产生时的历史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马恩面对的是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关系和发展进程，回答的是当时的经济、社会、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提出的重大问题，制定的是当时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他们的理论学说就是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和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因此，马恩理论的内容是有历史特点的，其形式也是民族的，是科学内容和民族形式的统一。显然，当把它应用于其他地区时，就有一个同当时历史事实、发展过程和民族特点相适应、相结合的问题，有一个制定马克思主义民族形式的任务，即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问题。马恩本人也历来强调，脱离开自己国家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进程来谈论他们的理论，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各个国家的工人政党要胜利地领导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都必须从自己国家的历史条件出发，制定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同本国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相结合的理论、路线和政策。

这种充满敌意的环境对1968年5月革命后所繁荣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文化的破坏，与暗地里它对马克思主义学术文化的推进作用相比，程度上显然要小得多了。本赛德仍然保持着公开的反对派形象，同时也是一位学院哲学家、托洛茨基派的政治激进主义者。眼下所评论的这本书的法语题目是《不合时宜的马克思》(MarxL''''Intempestif)，它强调的是本赛德在思考和写作这本书时马克思主义正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

事实上，在此书的初版和英文本出版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学术和政治环境对本赛德这本不妥协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著作都变得更加有利了。正如他在新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历史……已经回到了它的本色”。在政治上，法国公共部门1995年11-12月的罢工促使了“左派的左派”的诞生。这个“左派的左派”反对法国社会党总理利奥内尔·若斯潘与新自由主义的妥协，并参与了国际反全球化运动的发展。在学术上，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恢复了信心，他们的著作也有了新的支持者；这些都可以得到证明，例如在巴黎举行了三次国际马克思大会，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有重大贡献的《马克思批评词典》也在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赛德的这本书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复苏过程。法国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式就是反应迟钝。当哈耶克与波普尔的争论——冷战早期最著名的争论——成为英语世界的经典时，法国人才慢吞吞地作出反应。本赛德的主要对话者是英语学界中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这个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试图以社会科学的主流理论、尤其是“理性选择”理论来重构马克思理论的实质。在本书题为“阶级斗争不是游戏”的一章中就表明了本赛德对分析马克思主义计划的否定态度。

然而，本赛德的计划并不仅仅是对已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肯定。由于不满马克思的多元性，他提出了自己对马克思的解读。这种解读暗示了一种激进的与非决定论版本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历史目的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是取决于“政治和战略的危机时刻”，取决于人类行动者对他们既不能完全理解也不能控制的斗争环境的预测和干预。本赛德把重点放在战略上是这一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的魅力之所在，但又是尚需探讨的方面。

在这本很长而复杂的书中，有两个主题非常突出。第一个就是历史概念的系统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所提出的“不幸”思想。对本赛德的马克思而言，时代总是在脱节，历史就是“时代的不一致”，就是在偶然性不能消除和结果不能预定的过程中相互不兼容的趋势的交汇。第二个也是最初的主题则是本赛德所提出的被马克思称之为“德意志科学”的思想，对马克思的理论计划的影响。本赛德认为，在马克思《资本论》的概念结构中可以发现谢林和黑格尔提出的“反牛顿”的自然概念和19世纪中期流行于德国的自然唯物主义的影响。青年马克思信奉“激进的一元论”，渴望一种关于人类和自然的本质的单一科学。当代自然科学如混沌理论则支持了青年马克思的这种信念。《资本论》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运转的方式类似于那些复杂的自然系统的运转方式。在这些复杂的自然系统中，由于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所以系统的行为是非线性的。除了为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提供认识论上的保证之外，这种类似性也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之间的交融奠定了基础。《适合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仍然是一种异端马克思主义思想活跃的标志。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再次受到挑战。

一、深化内涵理解，促进内涵拓展

很多人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单纯地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纯理论性的研究对象，以做学问、搞理论的态度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研究。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实际偏离了原本的轨道，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教条式发展。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丰富的内涵，其有着长久的指导意义，但是在实际的应用方面需要与实际情况、国家民情相联系。从开始，党的领导人就已经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并一直探寻着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也因此才激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所以，当前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过程中，研究人员应该摆正研究的心态和观点，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内涵进行深入的认识，既要知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意义，也要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实际目的。要将社会实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联系在一起，要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双重的成绩。同时，针对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的现状，研究人员还应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科学内涵进行拓展，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内容。要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为切入点，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梦、中华民族的强国之路结合在一起。除此之外，研究人员还要将创新思维引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之中，用发散、创新的思维去思考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与论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产生的根源，并从根源出发阐释出新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思想。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长久地应用下去，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存在的价值才能被真正地彰显出来，而不是作为内容高深的理论束之高阁。

二、紧随时展，把握时代特点

越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我们越能够体会到马克思主义就是活的思想、活的理论，不是刻板僵硬难以深化的理论思想，会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转变显示出新的内涵和作用。因此，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过程中，研究人员需要进行动态的研究，灵活的研究。所谓动态、灵活的研究，就是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过程中，不能闭目塞听、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要与之相反，真正地走入社会，对社会的变化进行把握，对时代的潮流进行了解，将马克思主义在时代中活化，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社会和时代共同发展、共同进步。通过回顾我国不同时期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认知，可以清晰地发现，每一个时期的领导人在其认知上都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也就是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应该常用常新，随着时代的更迭，而不断地提出新的观点和新的看法。这是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有利途径，也是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必经之路。

三、转换研究理念，革新研究方法

除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认知存在一定的问题外，我国相关研究人员在研究方法方面也存在着不少的弊端，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化。因此，要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转换研究理念，革新研究方法也是不可忽视的解决之道。

一、对人的再认识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起点是人，其理论使命和理论归宿也是人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从来没有离开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舞台。我国在长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发展过程中，也充分的认识到对人的重视的重要意义，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在我国，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具有创新性和理论价值的人学著作却较少。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袁贵仁所著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这本书中，作者创新性的提出了人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唯物史观的必然。这一观点确立了人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但是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这一论断仍然需要对人学理论的体系进行架构和完善。人学理论能够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主要内容，以及人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问题仍然需要我们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对人的问题的认识，特别是当代社会发展中的现代性的人的重新认识问题是我们在当前社会条件下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维度。“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社会发展观的最终价值诉求，也是社会发展的主题与实质。”在人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中，黄克剑教授指出：马克思理论视域下的人是通过与物的关系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是反映世界和改变世界的争论。王友洛研究员2010年发表于《学习论坛》的文章更是把人学理论比喻为“普照的光”，他从两个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首先从价值的角度认为人的发展是马克思理论追求的终极理想，所以人学理论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核；其次，从科学层面，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是群众，因此研究群众本身的人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是一致的。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人学研究的新进展是从发展着的社会的角度来探讨人的问题。通过对社会中的人的研究来促进理论中的人学体系的演进和发展。因此，社会中的人成为研究人学理论的落脚点。研究人本身，也必然要从以财产关系为主体的社会关系中进行剖析。脱离了社会关系，特别是私有财产关系的人是不完整的人，是脱离社会和非现实的人。社会中的人是以劳动的形式而存在的人，他们与社会劳动、社会分工、社会交换以及社会生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必须在这些关系中把握社会中的人的本质属性，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的再认识。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吸收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目的，只有这一理论同我国的社会发展与建设相结合，才能形成有助于自身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发展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社会发展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随着中国的伟大实践而自我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当前理论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阎树群教授发表的论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多维意蕴》中从多重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意义。他提出要从表现形态方面，从具体内容方面和历史地位方面多维的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整体与局部的结合以及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在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可以说，从多维视角对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当代社会发展问题的探索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这对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这方面的文献还有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有周新城发表于《邓小平理论研究》的论文《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法完全解决中国问题说起》、王学兵的《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认同》、黄凯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变迁、内化、共生》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的重要阵地还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与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致性上面，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成果反映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脉络，是中国社会发展建设的理论写实，同时又为中国的建设事业提供了理论的支撑，为解决好我国发展建设中的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中国现代化即实践创新，需要破除对某些现代化模式的崇拜，赋予现代化以新的灵魂和格调。”这方面的文献主要体现了上述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勒书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现代化后发展难题的破解》、马铁键的《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统一性》等。在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发展的过程中，许多学者从这一过程本身发展来论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有徐光寿的《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起点——兼论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肇始的标准》、李德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足迹》等。

这些学术成果分别总不同阶段以及不同的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进行了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视角是多方面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看阐述一种理论的本土化过程。方法论是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问题也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问题的热点，这其中主要有学者们所总结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做形成的关于我国发展建设的理论。这些理论成果较多，主要有同志的民族解放与发展建设思想、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理论、同志在新时期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同志在深化我国社会发展阶段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正如吉林大学孙正聿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我国改革开放的是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同我国发展实践相结合所形成了最为丰硕的理论成果，这一理论成果就是实践唯物主义。孙正聿教授在《求是》杂志撰文指出，要以理论方式面向现实，进而探索和回答时代课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时代的精华，是指导当前社会发展的科学的理论体系。然而，目前的文献还是从理论到理论的解读方式，以及在研究过程中缺乏科学的方法体系构建，使得很多研究偏离问题的本质属性。

【摘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是经过长期历史革命不断实践探索形成的符合我国实际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建设发展过程中无处不体现它的中国特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有效的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建设实际相结合,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源于历史的发展又和历史文化相结合。

【关键词】中国化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不断发展的历史相结合,经过这一历史过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并引领党和人民促进社会的发展,并引导中国要融入全球化的大环境中。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主体是人民主体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就是人民群众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和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服务社会，历史我党要以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为目标，领导全国人们改革开放创造伟大事业,归根结底就是为了人民,为了要满足广大人民的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1]。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是中国特色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创立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工人没有祖国”，但是工人“本身还是民族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1页）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揭示了工人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的一个基本特性——无产阶级的世界性、国际性蕴含在民族性之中，其国际性和民族性是辩证统一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这一基本特性，在思想上引申出一个理论原则，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同上，第285、248页）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一经落脚现实世界，成为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的理论思想和行动纲领，就必须回答和解决当时当地的社会问题；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成功地实践着马克思主义，一定会给马克思主义增添新的语言、新的内容，为实践着的马克思主义带来了民族风格。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实质，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解决本国的实际问题，首先使本民族的无产阶级事业取得胜利的发展。无疑，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胜利，是把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运用于俄国社会实践而产生的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列宁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把马克思主义俄国民族化的第一个成功的范例和第一次成功的回答。1920年，列宁阐明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在理论与实践之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方面取得的一些基本认识和基本经验：“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在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之前虽然都要预先经过本质上相同的锻炼，但这一发展过程又是按各自的方式来完成的。”“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在每个国家通过具体的途径来完成统一的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和左倾学理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都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这就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199、200页），等等。

列宁在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成就十月革命的同时，敏锐地觉察到“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的发源地已在亚洲出现”、“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以及它们‘反过来影响’欧洲的时代”，提出了“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的判断。（《列宁选集》第2卷，第307、315、317页）十月革命后，列宁更是把民族殖民地问题作为未来世界革命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当作新建立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一项重大任务。列宁认为，这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已经面临和没有解决的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对亚洲民族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满怀希望。

列宁的远见在中国得到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成功地运用于中国社会实践而产生的思想的伟大胜利。思想是继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之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化的又一个成功的范例和成功的回答。

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创立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工人没有祖国”，但是工人“本身还是民族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1页）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揭示了工人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的一个基本特性——无产阶级的世界性、国际性蕴含在民族性之中，其国际性和民族性是辩证统一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这一基本特性，在思想上引申出一个理论原则，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同上，第285、248页）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一经落脚现实世界，成为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的理论思想和行动纲领，就必须回答和解决当时当地的社会问题；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成功地实践着马克思主义，一定会给马克思主义增添新的语言、新的内容，为实践着的马克思主义带来了民族风格。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实质，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解决本国的实际问题，首先使本民族的无产阶级事业取得胜利的发展。无疑，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胜利，是把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运用于俄国社会实践而产生的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列宁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把马克思主义俄国民族化的第一个成功的范例和第一次成功的回答。1920年，列宁阐明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在理论与实践之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方面取得的一些基本认识和基本经验：“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在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之前虽然都要预先经过本质上相同的锻炼，但这一发展过程又是按各自的方式来完成的。”“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在每个国家通过具体的途径来完成统一的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和左倾学理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都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这就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199、200页），等等。

列宁在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成就十月革命的同时，敏锐地觉察到“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的发源地已在亚洲出现”、“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以及它们‘反过来影响’欧洲的时代”，提出了“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的判断。（《列宁选集》第2卷，第307、315、317页）十月革命后，列宁更是把民族殖民地问题作为未来世界革命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当作新建立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一项重大任务。列宁认为，这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已经面临和没有解决的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对亚洲民族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满怀希望。

列宁的远见在中国得到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成功地运用于中国社会实践而产生的思想的伟大胜利。思想是继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之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化的又一个成功的范例和成功的回答。

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