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范文10篇

在马克思去世一百年后的今天，对眼下搞历史学这一行当的人来说，马克思的思想是否还有用处，是否真能派得上用场？有关马克思思想的问题本身是一个大问题，但《世界报》向我提出的问题，只是要我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讲述一个历史学家的感受。好罢，我将仅限于问题本身，就事论事地谈一点个人认识。

可以肯定，在我的著述中，在我试图说明的观点中，我毫不奇怪地注意到，马克思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地位。更何况，在今天，任何一位历史学家，不论其政治立场或哲学立场如何，都躲不开马克思思想的侵袭和困扰。

事实是自1945年以来（或许更早，但影响范围较小），马克思的词汇已经闯入了政治生活乃至各门社会科学的普通用语之中。有关这一闯入过程，在没有作出严肃认真的考证以前，人们还很难说清楚。总的说来，我个人觉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从思想深处对一切都产生了怀疑，即使最有头脑的人，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马克思的教导。共产党显然也曾得到过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的狂热拥护，只是共产党始终不懂得加以利用而已。

总而言之，来自马克思的词汇和用语，或因马克思而身价倍增的词汇和用语，逐渐进入了我们的言谈之中。我们习惯了这些语汇的用法，并且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了起来。在我们中间，有谁没有用过"阶级斗争"、"生产过程"、"劳动力"、"剩余价值"、"相对贫困化"、"实践"、"异化"、"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原始积累"、"辩证法"、"无产阶级专政"等语汇？"资本主义"一词也应该算在里面，尽管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用过。至于"奴隶主义"、"封建主义"等马克思用于长时段历史分期的用语，在我们身边更是比比皆是。如果我们想抛弃马克思主义，那今天就必须把所有这些词统统排斥，一概不用。但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提出过这样的建议。

事实上，不使用我们时代的语言，历史就无从写起，历史思考也就无从进行。历史是要从现时出发，再向过去请教的学问。我们必须原封不动地接受现时。我始终不相信，可以如昂里·贝尔（HenriBerr）所想的那样，为历史制定出一成不变的科学语汇。

因此，我们处于相当特殊的境地。根据我个人的情形去推断与我同龄的历史学家，我想说的是，如同让－保罗·萨特（Jean-PaulSartre）一样，在我们一代人的求学期间，老师没有把马克思的语汇和思想强加给我们，甚至压根没有作过多少介绍。

西方学者在对马克思的研究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有一种已经形成定见的说法，那就是认为马克思是“经济决定主义”或“科技决定主义”；还说马克思为社会主义运动规定了法则。然而这种说法从一开始就大有可辩之处，就很成问题。数不清的研究马克思和的西方学术文献都把这一说法当成理所当然的论述立场，并将它发展为“马克思是决定主义，是唯意志主义”。毛被说成是违反了马克思规定的法则。①

我们知道，自从马克思的《1884的批判手稿》、《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使得对于他的理解变的越来越复杂了。不仅对马克思的解释名目繁多，而且对恩格斯的解释也开始名目繁多。然而，仔细研究一下，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似乎根本就没有象人们所认为他有的观点。而且很多人忘记了是中国人，而且甚至连想也不想，是个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有一个可能更符合事实的结论产生，那就是，马克思并非是物质决定主义者，而有他自己的中国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而这个版本反而更接近马克思的思想。

(一)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无疑是从年青马克思的著作开始。随着马克思的《1884的批判手稿》、《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几乎西方所有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下子出来两个马克思，不再是一个了。一个是科学的革命的作为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人的老马克思，一个是带有很浓厚黑格尔思想的、浪漫主义和人道主义色彩，作为哲学家的年青马克思。卢卡契(Lukacs)、葛兰西(Gramsci)、马尔库塞(Marcuse)、萨特(Sartre)似乎是可以归纳为年青马克思学派，阿尔杜塞(Altusser)、布朗撒斯(Poulantzas)为老马克思学派。此外，还有将马克思与恩格斯割裂开来的人，如考莱蒂(Colletti)是典型的将马克思和恩格斯截然对立起来的人。

当然，上述这种问题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无论是瞿秋白、艾思奇，还是，都是无法想象的。当他们为马克思主义所吸引的时候，他们理解马克思的主要来源是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材料。那个时候年青马克思及许多马克思的其他著作还读不到。况且，马克思的主体思想是经过第二国际解释的，经过列宁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发展的。按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理解的马克思，本应带有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综合解释色彩，因为两次国际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都掺杂浓厚的实证主义和达尔文自然主义。但是，在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马克思是通过他们作为中国人在自己的经验之中的马克思。

下边我们要首先集中在一个根本问题上讨论，那就是：马克思是否科技决定主义者。

内容摘要：面对当代各种社会思潮，尤其是后现代的主张，笔者强调重返马克思，重返马克思的批判与反思的精神。首先应针对我们自身(包括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作深入的检视、反思与批判；其次再针对当代思潮、后现代的主张作出全面的审视、反思与批判。以此，为我们的未来投石探路。

关键词：马克思一元论多元论辩证法诡辩论乌托邦暴力现代后现代

马克思思想自十九世中叶产生以来，已历经了一个半世纪，对人类发生了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至今它仍然具有强劲的生命力。这不仅体现在个别的社会主义国家依旧把他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奉为统治的圭臬；而且，即使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仍有不少的学者孜孜以求地研究并推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许多的社会活动家还继续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一个人的思想竟会有如此的效果，这种现象本身就很值得我们玩味。况且马克思思想博大精深，我们自本世纪初引进“马克思主义”以来，一直主要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导致了我们对马克思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极其实用、教条的理解，缺乏客观、平实的学术研究与深入的思想学问探讨，甚而反思批判精神完全阙如。而马克思本人是确实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及使命。我们很难想象，马克思不具有彻底的反思精神，却可以完成他的社会现实批判的使命。因此，当我们今天面对各种社会思潮，尤其是面对后现代的主张的时候，我们应该义不容辞地重返马克思，重返马克思的彻底反思与批判的精神。以马克思的反思与批判精神面对我们自身，面对马克思思想，面对马克思主义。本文不拟对马克思主义表达看法，也不拟对马克思思想作一一的评析。而只打算就我平时研读与思考中突显出来的一些问题，做尽可能平实与客观的研讨与分析。这些问题包括(一)一元论或多元论；(二)辩证法或诡辩论；(三)乌托邦或暴力；(四)现代或后现代。

（一）一元论（Monism）或多元论（Pluralism）

一元论与多元论间的争执，自古就有。孰是孰非，至今依然未有定论。足见这一问题已成为人类的永恒难题之一。一元论，最早始见于古希膜的自然(phusis)哲学对始基或本原(arkhee)的追索。所谓始基，即万有(onta)始于斯，终又归于斯的东西。希腊哲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说始基是水(比如泰勒斯Thales)，有人说是气(比如阿那克西美尼Anaksimenes)；还有人认为是“不定”(apeiron，比如阿那克西曼德Anaksimandros)，或者是“数”(比如华泰戈拉Puthagoras及其学派)。可能是因为世界太丰富多彩，很难将它归结为单一的始基，于是“二元论”(dualism)乃至“多元论”开始出现。譬如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提出双重本原说，即“火”与‘逻各斯”(Logos)；恩培多克勒(Empedokles)主张“四根”（水、火、土、气）及“爱”（结合的力量）与“恨”(分离的力量)；阿那克萨戈拉(Anaksagoras)则总结出“种子”与“努斯”(Nous)，直至留基伯(Leukippos)与德谟克利特(Deemokritos)提出原子(atom)论，才似乎又复归了一元论。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曾讲，哲学始源于惊讶。这话一点不假。上述那些哲学家无不是由于对宇宙奥妙的惊讶才促成他们思考与探寻始基问题的。不过惊讶是一回事，思考与探寻又是另一回事。好比柏拉图(Platon)“洞穴”之中的个别居民，某时也突然惊讶于人声鼎沸，人影踵踵，于是激发起探寻奥秘的好奇心。可是，他们的思考却不一定能够超越既定条件的限制，依然在旧有习惯的惯性轨迹上运作。面对“影像”与“回声”，他们会把它们当作唯一的“真实”而探寻它们的源头，并仍在习惯性的轨迹上千方百计地寻求问题的答案。我以为，这就是希腊自然哲学家的真实写照。我一点也不想否定他们的始基问题及其答案的意义，(比如对自然科学的重大意义。)不过，单纯时空上的追溯，是不可能找到最终的始基或本原的。这就好象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别想找寻到他最后的那对远祖父母一样。因为这样的找寻，只要条件许可，是足以永无止境地找寻下去的。康德(I·Kant)把这种现象归结为理性的“二律背反”(Antinomie)，说的是人们把不可以作为认知对象的东西，比如本原误当作了认知对象。另外，象释迦(Sakyamuni)之“十六无记”(即“世有常，世无常，世有常无常，世非有常非无常；世有边，世无边，世有边无边，世非有边非无边；……”)，龙树(Nagarjuna)‘八不’(即“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也同样说的是这回事。康德，以及上溯至柏拉图，巴门尼德(Parmenidees)都不否认这类问题及其解答的意义，不过他们也都一致地认为这不是哲学的任务。

【正文】

走近马克思

石朋

《回到马克思》一书出来后，就有著名学者说，如果该书的本意是寻找“新”的马克思，或者寻找理解马克思的“新”路子，这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说本书的目的是要宣布我们以往对马克思的解释全“错”了，这种断言是决不能接受的。我也同意这种看法。这样一本书卷气很重的著作居然能够吸引我们读下去，很在程度上在于它满足了读者的某种兴趣——马克思的“另外一面”。

马克思逝世一百多年以来，他的形象似乎一直在变。悉尼·胡克——此公二十世纪末期在法兰克福研究马克思的时候还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则不断疏远、反叛，最终成为美国重要的实用主义哲学家——在六十代曾说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大意是说：在第二国际宣传影响下的马克思，是《资本论》的作者，是一位面孔严峻、目光锐利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家；在列宁主义时代，马克思则成了《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一位风尘仆仆、激情满怀的革命家；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学那里，马克思则又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作者，一位悲天悯人、愤世嫉俗的“宗教先知”、“人道主义思想家”……等等。这种描绘多少有些漫画化，但也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马克思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确有不同的时代内涵和精神岁月，这是正常的。马克思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其形象何尝不是在不断变化？在建国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那个大胡子画像的马克思给人的印象是既威严神圣而又神秘莫测；改革开放之初有一段时间，马克思似乎从革命家变成了人道主义哲学家；但不久他便渐渐远离我们而去，形象越来越模糊。尽管马克思的“主义”话语仍然是那样铺天盖地，但他的书与思想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年轻这一代人大概只有一个传奇印象了，甚至于认为是“冬烘”至极的“古董”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有人喊一句“回到马克思”，认真写一部介绍马克思原汁原味思想的书，恐怕不是多余的。

张一兵先生这部书，其副标题说得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回到马克思的思想根基处、本真处，来研究其哲学。这部书告诉我们，马克思首先是生活在特定生活条件与思想环境下的一个普普通通的“肉身”或者凡人。马克思是一个人而不是神。马克思并不天生注定成为革命导师，而是经过许多历史活动，读了很多书，犯了许多错误，走了许多弯路，慢慢才形成自己的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在青年时代的思想水平并不明显地高出他同时代的著名思想家（如鲍威尔兄弟、蒲鲁东、施蒂纳等）。马克思的伟大在于，他通过批判“旧世界”才发现了一个“新世界”。马克思的思想魅力与革命意义不在于某些现成结论上，而恰恰体现为一个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因而只有通过追溯这个转折过程才能够被重新发现。此所谓“结果若无通向它的道路是没有生命力的”（黑格尔语）。这也正是《回到马克思》的真实用意。

一、“现实的人”思想的提出

“现实的人”思想的萌芽大致在1843--1844年，体现在马克思所写的《黑格尔法批判》一书和在《德法年鉴》发表的文章中。1843--1844年这一段时期，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思想的基调已经由黑格尔理性主义转向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但“现实的人”的思想已经较明确地提出来了。

黑格尔哲学虽然以思辨的理性主义形式解决了人的“现有”与“应有”之间的矛盾，帮助马克思面向现实使其成为一个理性主义的现实批判主义者，但黑格尔并没有解决实际生活中的人的现实与理想矛盾。马克思在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时，就借用了费尔巴哈人的本质异化的理论。在研究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国家并不像黑格尔认为的那样是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一致的表现，私人利益战胜普遍理性的事实表明，国家只不过是主体异化的表现，是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矛盾冲突的产物。从主体活动的异化和矛盾的冲突来解释国家现象，标志着马克思已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开始从人学角度考虑现实问题。那么“现实的人”究竟指什么?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当然是“自然和精神、肉体和灵魂”的统一体，但就其本质而言“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而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方式”。他同时指出，应当把“人的存在的这些社会形式”如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看作人的本质的实现，“看作人本质的客体化；”应当把“人的活动”“作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那些群体”看作国家等社会组织的基础，而不是像黑格尔所做的那样，于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应当是“人永远是一切社会组织的本质，但是这些组织也表现人的现实普遍性，因而是一切人所共有的”。“因此马克思看到，现实的人并不是单个人的存在，而是社会的存在，即类存在——人也只有在自己的类存在中，只有作为人们，才能是人格的现实理念。

就这样马克思的早期人学理论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展开了。马克思主义从现实的人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这正好体现了逻辑与现实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完整的体系的话，那么它的理论必然是这样一个无限展开的形式：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的序言——以现实的人为核心所展开的论证——以现实的人的解放为最终归宿的结论。它坚决鄙弃一切宿命论，把现实的人当作历史的主体，当作历史的“尉中人物和剧作者”，从而打开了历史奥秘的大门。

二、“现实的人”思想的发展

马克思人学理论创建的进一步发展，体现在《1844年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学说中。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只有从人的活动中才能确证，要研究人就要研究人的活动本性，而人的活动则是自由自觉的，所谓自由自觉的活动，就是指人的合性与合目的性的活动相统一的活动，就是主体按照自身的需要、价值取向以及对于客体属性规律性认识所构成的目的而进行的感性物质活动。这种感性的物质活动，就是人的对象性活动，在哲学意义上这种对象性活动就是劳动。

在我们这个时代，任何对于激进可能性的思考，都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开始。因为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马克思主义不仅提供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基本的批判，而且激励和启发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的产生，为不同模式的社会和经济组织提供了对资本主义唯一可能的挑战。

基于实践，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所剩无几，这使马克思主义面临空前的危机，并且对某些马克思主义不得不明确表达对未来的激进选择提出了质疑。毫无疑问，激进选择是必要的，因为当代危机不只是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也是资本主义的危机，但我们还是应该避免激进行为，安守现状，因为现在看来还没有什么可以充当资本主义的替身。僵局迟早要被打破，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思考这样的选择，尤其是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替身的主要来源似乎已在其自身历史结果的重压下四分五裂了。

资本主义的历史表明它自身有能力渡过多次危机，这使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正确性不断地受到怀疑。同时，马克思主义也遭到各种激进观点的质疑，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因其对经济剥削和阶级问题的过分专注，而无法看到在狭隘的经济组织之外还存在别的压迫和剥削。这些观点在过去的几十年一直十分盛行，因为如下的情形已经越来越明显：虽然社会主义社会解决了一些经济剥削和压迫问题，但他们无法解决另外一些基本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得更为尖锐。

诸如此类问题的持续存留，使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新一代觉醒了，但同时也削弱了这一代人的信心。既然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宣称提供资本主义的替身，马克思主义者就得通过承诺对现存问题在未来的解决方案而避免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的质疑。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的解体看来已经使马克思主义丧失了未来，那么就不能再拖延直面这些问题的时间。全球经济组织的巨变，不仅迫使一部分社会主义社会解体，而且引发了对接踵而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相关性的质疑。全球性资本主义的出现，因社会主义社会的瓦解而日益引人注目，它改变了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改变了民族国家的角色，并且提出对所有关于发展和社会变化的评论进行重新思考的要求。由于这些变化,支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社会力量即工人阶级，被贬低到了社会的次要地位，其他的支持者在新的形势下也只能寄希望于政治和社会的未来。虽然现在就宣布马克思主义的解体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是很明显，马克思主义已不足以解释新的世界状况中产生的新问题。人类解放的理想──广义地讲，就是从经济的匮乏中、从社会和政治的剥削压迫中解放出来──必须立足于一种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新的世界形势，而且必须与新的社会支持者的理想相结合，因为他们是伴随着这种新的状况产生的。

正是这种新的世界状况制造了马克思主义最近面临的空前危机。但同样也是这种新的世界状况，使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暴露出来。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缓解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前提的质疑──把马克思主义的失落解释成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激进批判。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在所有激进理论中的中心地位，以及在过去所有对资本主义替身的激进表述中的中心地位，如果我们要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所存在的所有缺点的话，那么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大胆地面对这些问题。我的目的不是要在其他激进观点的危机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次评判，以便把它从其过去历史中挽救出来。我的目的是揭示其缺点，以便在思考关于未来的激进可能性时──不管这种可能性看上去是多么的遥不可及──能够正确地面对这些缺点。

我将结合当今社会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调整来讨论马克思主义。这种重新调整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更重要的是全球性资本主义的出现，它为理解当代全球的变化提供了最为广阔的文本背景。我认为，对于把握这些变化的实质及其影响，马克思主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只要它能避免那种被建构到理论中去的现代化主义（modernizationalism）。毕竟，现在成问题的不只是马克思主义，还有关于现代化和发展（或者说"恶性发展"，旺达那·希瓦（VandanaShiva）这样称它）的整个观念。马克思主义不仅需要摆脱现代化的时空目的论，而且需要摆脱概念的目的论，它应该进入社会变化的丰富多彩的概念化过程，即便最终的结果是要求妥协、乃至放弃理论的一致性。我认为，解放的问题不应被任何一种理论所局限，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如果理论必须通过妥协来达到解放的目的，那就让理论妥协。理论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推进解放，而不是使解放屈就于理论本身或者某种标识理论的特殊理想。

在马克思这种方法论自觉中，我认为可概括为两个层面：一是历史性的思考；一是互文性的解读。

所谓历史性的思考，实际上就是我上面所说的，虽然哲学具有某种超越时代的特征，但任何哲学的产生都有其时代历史语境，我们在揭示哲学沉思中的内在逻辑时，还要善于揭示这种哲学逻辑背后的深层历史过程，揭示出这种哲学中的历史意识，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将所有的哲学思考都置于同一个平面上，而是能够意识到不同时代的哲学，具有其自身的时代问题。这种方法论自觉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当解来说，尤为重要。

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认为首先需要对马克思哲学当解这个提法进行一种界定。自80年代以来，马克思哲学的当解一直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热点，形成了两次深层逻辑的建构：一是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前期的实践唯物主义讨论，在这个讨论中，主导性的逻辑是实践基础上的主客体辩证法理论，强调的是实践的主体性地位与意义。这一逻辑建构，在我看来，是以卢卡奇为中介的德国古典哲学式的建构，这一哲学逻辑在现实的层面与我国市场经济的初期发展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从马克思回溯到黑格尔的思路。这一思路被海德格尔哲学的出现冲淡了。一是90年代后期出现的存在论逻辑，这是海德格尔的强势影响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新的解读。与前者相比，这是马克思哲学从马克思走向当代的一种尝试，也是更深逻辑的建构，对激活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上述的思考中，对马克思哲学的当解，容易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运用西方哲学中的重要思考，实现与马克思哲学的对接性解释。在我看来，这样的思考还不能真实地使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真实需要的是，如何从马克思的哲学精神合乎逻辑地延伸到当代语境中。在这样一种延伸中，首先就要区分马克思和马克思之后一些重要哲学问题域的差异性以及这种差异性的历史语境，然后要思考从马克思的哲学逻辑中，能够经过哪些重要的理论质点过渡到对当代社会的思考，过渡到对当代思想的审视。这是摆脱平面化对接中的深度解读，也是马克思哲学当解的根本内涵。

从这一历史性规定来看，海德格尔的哲学对于马克思哲学当解来说，只具有一定的中介意义，还不能使马克思哲学的当解逻辑地走向后海德格尔时代面临的问题。英国学者鲍曼在面对现代社会时，曾简洁地将之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沉重的(凝固的)现代性阶段，一是轻灵的(流动的)现代性阶段，前者的现实基础是“福特主义的工厂”，这是“将人类活动简化为简单的、固定的动作，而且这些动作总的说来是预先设计好了的，它意味着人们只有机械地服从它”(注：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8页。)，这是技术上的总体动员，与这种生产层面相对应的就是政治层面的官僚制度与极权主义，而文化层面就是法兰克福学派揭示出来的文化控制的意识形态。后者对应的是以电子符码为基础的信息时代，这是个体化与流动性的时代，也是公共空间消解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以电子符码的编码为基础的“信息方式”(注：参见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引导着生产与消费(注：参见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按照美国学者里斯曼的界定，这是西方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重要变化，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历史上发生的第二次革命(注：大卫·里斯曼：《孤独的人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从这样一种历史性的界定来看，海德格尔面对的仍然是福特主义时代，实际上他关于存在的讨论中，在技术层面上就是福特主义全面的流水线生产，一种上手性支配存在性的过程。而如何分析消费社会特别是电子符码为基础的信息方式时代，这是海德格尔无法面对的。实际上这就给马克思哲学的当解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从马克思的哲学思考中，合乎逻辑地走向对信息时代的批判分析。但要达到这一分析层面，又必须经过一些重要的理论中介，如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等，海德格尔只是这些中介中的一个重要质点。

在上面关于历史性的讨论中，我们实际上遇到了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互文性问题。互文性是克里斯蒂瓦符号学批判理论的重要概念。她从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出发，认为互文性指的是任何一种文本，它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文本与文本之间存在着相互的联系，文本与现实历史之间也存在着联系。通过这一思考，她将巴赫金仅从小说结构内部运用的“复调”理论，扩展到了文本向着社会这一他者开放的宽阔之场，这也是她突出符号学批判视域的重要前提。我认为，在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意义上，互文性不仅指写成的文本间的关系，更指文本与社会历史生活的内在关联。互文性构成了马克思历史性方法论的现实规定性。在马克思那里，其哲学变革的过程，不仅是哲学思辨的过程，而且也是从其他学科与哲学之间的内在互文性解释过程，这种互文性层面，不仅发生于学界中已经深入探讨的哲学、经济学层面，还发生于历史学、政治学等诸多层面，最后实现的是整体性视域转换，而这种整体性的视域转换，在马克思那里又始终同他对社会生活的理解联系在一起，如果不置于各种文本与社会历史的生成过程中，就无法真正地理解马克思。

理论的创新需要理性的自觉意识，马克思哲学的当解，需要我们不断地对我们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方法论前提进行反思，这种方法论的自觉，是我们从马克思哲学基本精神出发，真实地面对当代问题的起点。

一如果有人要我对我的哲学论文所坚持的基本论点用几句话作个概括，我就说：马克思创立了一门新科学，即历史的科学。我还补充说：这一科学发现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理论事件和政治事件。我要明确指出：这一事件是不可逆转的。理论事件。在马克思以前，所谓“历史大陆”一直被宗教、伦理、政治、法律等意识形态观点，即被历史哲学所占领着。历史哲学自认为能够反映社会和历史的进程，其实它只是用虚假的概念把社会和历史的真实运动掩盖起来。这种欺骗性决不是一种偶然，它是历史哲学的一个职能。这些意识形态观点无非是实践意识形态的理论小分队(宗教、伦理、法律观念、政治观念等等)，而实践意识形态的基本职能就是复制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即剥削关系)。马克思正是在同这些意识形态观点决裂的同时，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资本论》以及其他著作“开放”了“历史大陆”。列宁说得好，马克思只是为一个庞大的领域奠定了“基石”，这一领域由马克思的继承人继续进行了探索，它的规模之大和问题之新要求人们作出不懈的努力。政治事件。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历来是并将越来越是一场激烈和无情的阶级斗争的对象和焦点。马克思证明，人类历史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历史，因而归根到底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还指出了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各种形式；这一切都和阶级的利益是直接冲突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以十倍、百倍的怒火猛烈地攻击马克思。相反，被剥削者、首先是无产者，则认识到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是“他们的”真理，他们接受了这个真理，并把空当作他们在革命的阶级斗争中的一件武器。这一认识在历史上有个名称，叫做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或列宁所说的融合)。这种汇合、结合或融合既不是自发产生的，又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和传播前，工人运动受到了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观点的影响。经过在意识形态方面和政治方面的长期斗争，这一结合终于才开始形成，并具有历史的存在。由其实现和存在的条件所决定，这种结合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既然它受到阶级斗争的制约，它就要在同威胁其存在的各种偏向和危机进行的激烈阶级立场中不断地得到维护，这些偏向和危机过去有第二国际的叛卖，今天则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有一个事实是无可怀疑的：一百年来，人类的全部历史就取决于工人运动(以及被压迫民族的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现已发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结合。凡有一点历史眼光的人都能看到，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以不同形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从此已成为主宰世界历史舞台的现实。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二我们完全可以满足于以上的认识。但如果要进一步探索“历史大陆”(不论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占何地位)，或要积极地理解无产阶级斗争的现代形式(问题的方面不同，但实质相同)，我们就应该进一步提出以下的问题：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必须具备什么条件才能成为可能？表面看来，这个问题似乎是绕圈子，其实不然。它表面上似乎是个理论问题，其实却涉及到一些地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问题。三我在过去发表的几篇论文中曾经指出，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是一种“断裂”，是同以往意识形态历史观的一次“决裂”，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谈到了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断裂”或“决裂”，这意味着什么？我还论述了意识形态，这又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只是进行了形式的分析，而我们现在就要阐明这一分析的意义和指出它的局限。首先，我们承认了一项事实。我们注意到出现了一个具有理论意义的事件，即是在历来被意识形态观点所占领的一个领域里，出现了一种科学的历史理论。我们暂且先把意识形态这个名称搁在一边不谈。我们还指出了马克思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观点之间存在着不容抹煞的区别。为此，我们对比了二者的理论概念和行使职能的方式。关于理论概念：我们指出，马克思用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概念代替了历史哲学中陈旧的基本概念，这些崭新的概念在旧观点中是“不可能找到的”。凡在历史哲学谈到人、经济主体、需求、需求体系、市民社会、异化、盗窃、不公正、精神、自由——乃至谈到“社会”――的地方，马克思就用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阶级、阶级斗争这类概念。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马克思的概念体系和马克思前的概念体系之间，不存在继承的关系（即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把这种无继承关系、这种理论差别、这种辩证的“飞跃”叫做“认识论断裂”和“决裂”。关于行使职能的方式：我们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行使的职能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以前的旧观点。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体系是按照科学“理论”的方式行使其职能的，它所面对的对象具有“无限性”（列宁语），也就是说，这个“基本”概念体系必定要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不断地产生认识。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体系是为了无止境地求得新认识而确定临时真理，而新认识本身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更新这一原始真理。相比之下，意识形态旧观点的基本理论不但不能担负起产生新认识的临时真理的职能，相反却实际上作为历史的真理，作为这一真理完整的、最后的和绝对的认识而出现，总之，作为一个不发展的封闭性体系而出现，因为如果一个体系没有科学意义上的对象，它在真实中永远只能找到自己的思辨反映。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的理论同以往的观点有着根本的差别，我们把这种差别叫做“认识论断裂”和“决裂”。此外，我们把以往的观点称之为意识形态的观点，我们把业已确认的“认识论断裂”或“决裂”当作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一种理论中断。应该说明，这不是一般科学和一般意识形态之间的理论中断，而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自身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理论中断。然而，我们根据什么说马克思的观点曾经是意识形态的观点？或者用另一个问题来问，我们赋予了意识形态一词以什么含义？不论不论人们赋予意识形态以什么含义，意识形态观点的额角上或心脏里都不打上意识形态的印记。相反，它却以真理的面目而出现。它只是从外部和在事后――从存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观点出发――才能被确定其性质。我想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不仅已经作为科学而存在，而且作为历史的科学而存在。确实，任何科学一旦在理论历史上出现并被证明为科学时，它就把它自己的理论史前期（它同理论史前期已经决裂）看作是谬误、错误和非真理。科学实际上就是这样来对待它的理论史前期的，这种对待是科学历史上的一个阶段。但是，总有这么一些哲学家，偏要从中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他们以这种自反实践（回溯）为依据，却要建立起真理与谬误、认识与无知、科学与意识形态（其条件是意识形态一词不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含义）相对立的唯心主义理论。这种自反实践（回溯）也可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一出现，它就必然把它自己的史前期看作是谬误，它甚至还把它自己的史前期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含义上的意识形态。它进一步指出，它的理论史前期之所以是谬误，恰恰因为这是意识形态，因而它实际上就把理论史前期当作意识形态看待。它不仅出了错误，而且又提供了错误的历史原因。因此，它不容许把科学同它的史前期之间的“断裂”牵强附会地当作真理与谬误、认识与无知之间的唯心主义的对立。这一空前的差别和优越性有什么原则这依据呢？有以下的事实为根据：马克思创立的科学是社会形态历史的科学。据此，这门科学首次赋予意识形态概念以科学的内容。意识形态不是单纯的幻觉（谬误），而是在社会机构和社会实践中存在的表象群；它们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并在阶级斗争中确立其地位。马克思创立的科学之所以把属于它史前时期的理论观点说成是意识形态，这不仅为了宣告这些观点是错误的，而且为了指出它们曾自认为是正确的，曾经被认为并继续被认为是正确的，同时也为了提供这种必然性的理由。马克思与之相决裂的理论观点（简单地说，即历史哲学）之所以能称作意识形态，因为它们是在复制特定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中承担着必要职能的实践意识形态的理论小分队。既然如此，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断裂”既不涉及科学与意识形态相差别的理论，也不涉及认识论。它关系到另外的东西，即一方面是包括国家和上层建筑在内的上层建筑的理论，另一方面是认识产生过程的物质条件（生产）、社会条件（分工、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条件和哲学条件的理论。这两种理论归根到底都属于历史唯物主义。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向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本身去了解，在什么条件下，它才能在与之相决裂的意识形态观点中“脱胎而出”。四马克思主义导师（首先是马克思，然后是恩格斯和列宁）都清楚地意识到，单是承认新科学的诞生还不够，必须对新科学诞生的条件作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原则的分析。在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里，我们可以找到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正是这种分析的初步形式。一如果有人要我对我的哲学论文所坚持的基本论点用几句话作个概括，我就说：马克思创立了一门新科学，即历史的科学。我还补充说：这一科学发现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理论事件和政治事件。我要明确指出：这一事件是不可逆转的。理论事件。在马克思以前，所谓“历史大陆”一直被宗教、伦理、政治、法律等意识形态观点，即被历史哲学所占领着。历史哲学自认为能够反映社会和历史的进程，其实它只是用虚假的概念把社会和历史的真实运动掩盖起来。这种欺骗性决不是一种偶然，它是历史哲学的一个职能。这些意识形态观点无非是实践意识形态的理论小分队(宗教、伦理、法律观念、政治观念等等)，而实践意识形态的基本职能就是复制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即剥削关系)。马克思正是在同这些意识形态观点决裂的同时，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资本论》以及其他著作“开放”了“历史大陆”。列宁说得好，马克思只是为一个庞大的领域奠定了“基石”，这一领域由马克思的继承人继续进行了探索，它的规模之大和问题之新要求人们作出不懈的努力。政治事件。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历来是并将越来越是一场激烈和无情的阶级斗争的对象和焦点。马克思证明，人类历史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历史，因而归根到底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还指出了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各种形式；这一切都和阶级的利益是直接冲突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以十倍、百倍的怒火猛烈地攻击马克思。相反，被剥削者、首先是无产者，则认识到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是“他们的”真理，他们接受了这个真理，并把空当作他们在革命的阶级斗争中的一件武器。这一认识在历史上有个名称，叫做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或列宁所说的融合)。这种汇合、结合或融合既不是自发产生的，又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和传播前，工人运动受到了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观点的影响。经过在意识形态方面和政治方面的长期斗争，这一结合终于才开始形成，并具有历史的存在。由其实现和存在的条件所决定，这种结合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既然它受到阶级斗争的制约，它就要在同威胁其存在的各种偏向和危机进行的激烈阶级立场中不断地得到维护，这些偏向和危机过去有第二国际的叛卖，今天则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有一个事实是无可怀疑的：一百年来，人类的全部历史就取决于工人运动(以及被压迫民族的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现已发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结合。凡有一点历史眼光的人都能看到，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以不同形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从此已成为主宰世界历史舞台的现实。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二我们完全可以满足于以上的认识。但如果要进一步探索“历史大陆”(不论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占何地位)，或要积极地理解无产阶级斗争的现代形式(问题的方面不同，但实质相同)，我们就应该进一步提出以下的问题：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必须具备什么条件才能成为可能？表面看来，这个问题似乎是绕圈子，其实不然。它表面上似乎是个理论问题，其实却涉及到一些地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问题。三我在过去发表的几篇论文中曾经指出，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是一种“断裂”，是同以往意识形态历史观的一次“决裂”，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谈到了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断裂”或“决裂”，这意味着什么？我还论述了意识形态，这又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只是进行了形式的分析，而我们现在就要阐明这一分析的意义和指出它的局限。首先，我们承认了一项事实。我们注意到出现了一个具有理论意义的事件，即是在历来被意识形态观点所占领的一个领域里，出现了一种科学的历史理论。我们暂且先把意识形态这个名称搁在一边不谈。我们还指出了马克思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观点之间存在着不容抹煞的区别。为此，我们对比了二者的理论概念和行使职能的方式。关于理论概念：我们指出，马克思用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概念代替了历史哲学中陈旧的基本概念，这些崭新的概念在旧观点中是“不可能找到的”。凡在历史哲学谈到人、经济主体、需求、需求体系、市民社会、异化、盗窃、不公正、精神、自由——乃至谈到“社会”――的地方，马克思就用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阶级、阶级斗争这类概念。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马克思的概念体系和马克思前的概念体系之间，不存在继承的关系（即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把这种无继承关系、这种理论差别、这种辩证的“飞跃”叫做“认识论断裂”和“决裂”。关于行使职能的方式：我们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行使的职能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以前的旧观点。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体系是按照科学“理论”的方式行使其职能的，它所面对的对象具有“无限性”（列宁语），也就是说，这个“基本”概念体系必定要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不断地产生认识。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体系是为了无止境地求得新认识而确定临时真理，而新认识本身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更新这一原始真理。相比之下，意识形态旧观点的基本理论不但不能担负起产生新认识的临时真理的职能，相反却实际上作为历史的真理，作为这一真理完整的、最后的和绝对的认识而出现，总之，作为一个不发展的封闭性体系而出现，因为如果一个体系没有科学意义上的对象，它在真实中永远只能找到自己的思辨反映。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的理论同以往的观点有着根本的差别，我们把这种差别叫做“认识论断裂”和“决裂”。此外，我们把以往的观点称之为意识形态的观点，我们把业已确认的“认识论断裂”或“决裂”当作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一种理论中断。应该说明，这不是一般科学和一般意识形态之间的理论中断，而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自身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理论中断。然而，我们根据什么说马克思的观点曾经是意识形态的观点？或者用另一个问题来问，我们赋予了意识形态一词以什么含义？不论不论人们赋予意识形态以什么含义，意识形态观点的额角上或心脏里都不打上意识形态的印记。相反，它却以真理的面目而出现。它只是从外部和在事后――从存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观点出发――才能被确定其性质。我想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不仅已经作为科学而存在，而且作为历史的科学而存在。确实，任何科学一旦在理论历史上出现并被证明为科学时，它就把它自己的理论史前期（它同理论史前期已经决裂）看作是谬误、错误和非真理。科学实际上就是这样来对待它的理论史前期的，这种对待是科学历史上的一个阶段。但是，总有这么一些哲学家，偏要从中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他们以这种自反实践（回溯）为依据，却要建立起真理与谬误、认识与无知、科学与意识形态（其条件是意识形态一词不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含义）相对立的唯心主义理论。这种自反实践（回溯）也可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一出现，它就必然把它自己的史前期看作是谬误，它甚至还把它自己的史前期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含义上的意识形态。它进一步指出，它的理论史前期之所以是谬误，恰恰因为这是意识形态，因而它实际上就把理论史前期当作意识形态看待。它不仅出了错误，而且又提供了错误的历史原因。因此，它不容许把科学同它的史前期之间的“断裂”牵强附会地当作真理与谬误、认识与无知之间的唯心主义的对立。这一空前的差别和优越性有什么原则这依据呢？有以下的事实为根据：马克思创立的科学是社会形态历史的科学。据此，这门科学首次赋予意识形态概念以科学的内容。意识形态不是单纯的幻觉（谬误），而是在社会机构和社会实践中存在的表象群；它们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并在阶级斗争中确立其地位。马克思创立的科学之所以把属于它史前时期的理论观点说成是意识形态，这不仅为了宣告这些观点是错误的，而且为了指出它们曾自认为是正确的，曾经被认为并继续被认为是正确的，同时也为了提供这种必然性的理由。马克思与之相决裂的理论观点（简单地说，即历史哲学）之所以能称作意识形态，因为它们是在复制特定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中承担着必要职能的实践意识形态的理论小分队。既然如此，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科学同它的意识形态史前期之间的“断裂”既不涉及科学与意识形态相差别的理论，也不涉及认识论。它关系到另外的东西，即一方面是包括国家和上层建筑在内的上层建筑的理论，另一方面是认识产生过程的物质条件（生产）、社会条件（分工、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条件和哲学条件的理论。这两种理论归根到底都属于历史唯物主义。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向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本身去了解，在什么条件下，它才能在与之相决裂的意识形态观点中“脱胎而出”。四马克思主义导师（首先是马克思，然后是恩格斯和列宁）都清楚地意识到，单是承认新科学的诞生还不够，必须对新科学诞生的条件作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原则的分析。在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里，我们可以找到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正是这种分析的初步形式。

但愿关于“来源”的比喻不因它所包含的唯心主义概念（思想的起源、内在性等等）而把我们引入歧途。这个“经典性”理念特别杰出的地方，首先在于它不把马克思的发现归结为个人或作者的天才，而看作是几个不同的和独立的理论成分的会合（三个来源）。其次，它认为这一会合已产生了与加入会合的各成分根本不同的崭新结果，这种“飞跃”或“质的跳跃”属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然而，恩格斯和列宁并不以此为满足。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科学诞生的问题上，他们不是要维护一种单纯内在性的和单纯“认识论”的观点。他们指出，这三种理论成分都有物质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历史为实践背景，在这一历史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变革，新兴的资产阶级同封建的贵族进行的几百年的阶级斗争，还有无产阶级初期的阶级斗争行动都占着主要的地位。总之，他们指出，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是现实（经济现实、政治现实、意识形态现实）的理论反映。现实虽然在这些抽象形式中得到了反映，但同时也在其中被歪曲、被神秘化和被掩盖，因为这些理论成分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性质。关键的问题在这里就被提出来了。确实，承认三种理论成分的会合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诞生，这还不够。必须考虑这种意识形态的会合怎么能分离出科学和产生了“决裂”。换句话说，必须考虑，当会合发生时，马克思主义思想怎么和为什么能从意识形态中脱胎而出；或者，是什么转移产生了这一奇妙的变革，究竟马克思的发生了什么变化，才揭开了伪装，改变了原有的含义和发现了未被认识的必然。我想提出以下的论断，以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初步解答：正是由于马克思转移到了无产阶级的崭新立场上来，他才有效地实现了理论的会合，并从中产生了历史的科学。五为了阐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生产力地回顾一下青年马克思思想“演变”的各个“阶段”。从《莱茵报》的激进自由主义文章（1841年）到1845年由《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记录的革命决裂，相距只有四年时间：青年马克思在这一革命决裂中提出了著名的口号，宣告“把我们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声称新哲学从此不再要“解释世界”，而要“改造世界”。在这四年里，我们看到莱茵河畔的一位资产阶级子弟从激进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哲学立场转变到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接着又转变到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的立场（空前的革命唯物主义）。我们再进一步说明这一“演变”的几个方面。我们看到青年马克思既改变了思考对象（大体上说，他从法律转到国家，又从国家转到政治经济学）又改变了哲学立场（他从黑格尔转到费尔巴哈，转到革命唯物主义）和政治立场（从资产阶级的激进自由主义转到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再转到共产主义）。这些变化是逐级上升的，又是相互紧密联系的。然而，我们不能把这些变化当作一个无结构的整体而混同起来，因为每次变化都在不同的阶段出现，并各自在青年马克思思想演变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我们可以说，在以对象在前台出现的这一过程中，政治立场（阶级立场）占着决定的地位，但哲学立场占着中心的地位，因为正是哲学立场确保着政治立场与思考对象之间的理论联系。这在青年马克思的经历中可以得到经验的验证。政治的确使马克思从一个对象转到另一个对象（大体上说，从新闻法转到国家，再转到政治经济学），但转变的实现每次都以一种新的哲学立场的形式表现出来。从一方面看，哲学立场是阶级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立场）的理论表现；从另方面看，政治立场的理论表现（以哲学立场为形式）又是政治立场同思考对象保持理论联系的条件。既然如此，如果哲学确实是政治的理论代表，我们就可以说，青年马克思前后采取的哲学立场体现着他进行思考的阶级理论条件。既然如此，为新科学的建立奠定基础的1845年决裂首先表现为一次哲学的决裂，表现为对以往哲学信仰的一次“清算”和对一种前所未有的哲学立场即将诞生的宣告，这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我们可以看到，在1844年的《手稿》中正是贯穿着这种惊人的辩证法。如果对《手稿》进行仔细的研究，人们可以衡量出马克思在撰写《手稿》时经历了多大的理论危机（马克思从没有把这部《手稿》发表，也从没有谈到过它）。《手稿》的危机在于政治立场和哲学立场在思考对象――政治经济学――中发生冲突，从而产生了无法解释的矛盾。当马克思撰写《手稿》时，他在政治上是个共产主义者，他力图要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概念、分析和矛盾为他的共产主义信念服务，因而他把所谓“异化劳动”（他当时还不能想到这是资本主义剥削）放在头等很重要地位上；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理论难题。在理论方面，他站在小资产阶级的哲学立场上，力图要把黑格尔的思想引进到费尔巴哈的思想中去，以便通过异化来研究劳动和通过人来研究历史；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政治难题。《手稿》是一篇感人的但又无情的记录，它记录了互不相容的政治立场和阶级理论立场在意识形态的范围内，与同一个对象相比较时出现的不可克服的危机。我们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找得到这场危机的结局，或至少对危机结局的宣告：一种“新的世界观”的“萌芽”（恩格斯语）。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闪光中，发生改变的不是马克思的政治立场，而是他的哲学立场。马克思彻底地抛弃了费尔巴哈，他同只是“解释世界”的全部哲学传统决裂，并朝着革命唯物主义的新路前进。这一新的立场是马克思的政治立场在哲学中的反映。我甚至认为，马克思朝着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哲学立场）迈出了决定性的、不再后退的第一步。在这里，政治仍然是决定性因素，即马克思在政治斗争中更加明确地站在无产阶级的一边。从理论角度看，哲学仍然占着中心地位。因为马克思从这一阶级的理论立场出发对政治经济学的思考，将朝着一个崭新的方向发展：同一切意识形态观点相决裂，从而奠定和发展历史科学的原则。为此，我想冒昧地对“三个来源”的理论解释一下。三种理论成分（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会合，只是在青年马克思转到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理论立场上来以后，才能够产生其效果（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没有政治转变，任何转变都不会发生；而没有哲学的转变，政治转变就不可能找到为科学地认识其对象所不可缺少的理论表现。我想再补充说几句话。首先这是为了指出，由《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宣告的新哲学立场仅仅是一项宣言；它没有被和盘托出；这一哲学立场将在马克思及其继承人后来的政治和理论著作中，以及更广泛地在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历史中，默默地或公开地逐渐得到制订；这一制订工作是科学和马列主义政治实践作用于哲学立场的结果。其次这是为了指出，采取无产阶级的哲学立场（即使在“萌芽”状态）对创建历史科学，也就是说，对分析阶级剥削和阶级统治的方式是不可缺少的。在任何阶级社会中，阶级剥削和阶级统治的方式被厚厚的一层意识形态表象所遮盖，因而变得神秘莫测，而历史哲学等等就是意识形态表象的理论形式。为了揭穿这些形式的真相，我们必须摆脱这些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清除”作为这些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表现的哲学信仰。因此，必须抛弃统治阶级的理论立场，站到被剥削和被压迫的阶级的一边，从而暴露这些理论形式的真面目。仅仅接受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是不够的，必须使这一政治立场上升为理论立场（哲学立场），以便去认识和思考从无产阶级观点所能看到的各种现象的前因后果。不经过这个转变，历史科学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和不可能的。六最后，再回到文章的开头，我不要补充说，我们从历史科学的诞生所绕的弯并不是为了炫耀博学，相反这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因为，对青年马克思提出的要求也是而且更应该是我们对自己提出的要求。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为了分析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剥削和统治的新形式，为了确实能够正确地把工人运动和马列主义理论结合起来，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站到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哲学立场）上来，也就是说，从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出发，通过对统治阶级的全部意识形态进行彻底的批判，制订出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我们可以说，没有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哲学立场），就不会有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结合。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即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实现自身的解放然后利用无产阶级的统治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解决的历史课题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的问题，二是如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巩固、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核心思想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现实需要。

一、如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P272)。如何使中国的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呢?中国面临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现实国情，这集中体现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资本主义在中国虽有所发展但封建主义在中国仍占据统治地位，同时中国还深受西方列强的殖民剥削和压迫。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要通过革命夺取政权上升为统治阶级，显然与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依据与内在动力。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从不同方面对这一历史课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一是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阶级为主要成份的政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这不仅为党组织力量的壮大获得更广大的群众基础，而且在实践中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二是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力量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军队的问题，保证了这支军队成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三是解决了如何正确处理民族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揭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阶段性规律。四是解决了如何由“城市中心革命道路”向“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转变的问题，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五是解决了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如何通过和平的方式(社会主义改造)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2］。无产阶级如何通过革命上升为统治阶级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第一个历史课题，围绕这一历史课题所进行的探索进程就相应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阶段，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具体表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革命)两个时期。

二、如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巩固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较多，但是对于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并剥夺有产者后如何建设发展未来社会论述较少，他们只是对未来社会指出了大致轮廓和发展方向，他们认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仍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将经历不完善的“第一阶段”和完善的“高级阶段”。列宁后来把“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把高级阶段称为共产主义社会，并对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捍卫壮大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又有囿于历史和认识的局限而导致的失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必须面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的这些理论遗产以及实践中的经验教训，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历史前提。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还必须面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如何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历史任务与现实课题。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问题。围绕这一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并形成了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实践与经验，这些成果集中体现在党的八大文件、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文献中，这些探索及探索中形成的正确认识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趋向。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认识的局限以及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这种正确的趋向在理论上没有形成一个科学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体系，在实践上也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相反，一些教条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左”的思想却发展起来，最后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导致“”这样严重错误的发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经历严重曲折。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回到正确的轨道，由此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30多年来，围绕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这一核心问题，以邓小平、和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创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在实践中创立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一是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上的跃升。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P373)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以人为本作为社会主义发展观的核心，把社会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二是明确了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把我国社会主义定位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4］(P252)。三是拓展了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战略步骤。把“四个现代化”逐步拓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并不断完善“三步走”实现步骤。四是找到了发展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把改革开放作为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的革命”，是推进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4］。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推动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了社会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五是推进了无产阶级政党向现代执政党的转型。恢复确立了无产阶级执政党的中心任务，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探索发展新形势下党群关系，拓宽党的群众基础，把以人为本作为我党执政理念，奠定了执政党与群众和谐关系的基础。健全完善党的各项制度，推进依法执政、民主执政。探索新形势下党的自身建设规律，针对“四种考验”、“四大危险”［5］(P11)，强化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努力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如何巩固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第二个历史课题，围绕这一历史课题的探索进程就相应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阶段，在中国社会主义巩固、建设和发展实践中具体表现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探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形成两个时期。

三、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两个发展阶段问题

摘要：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首先应该回到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发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马克思把技术界定为活动方式、生产方法等等；马克思的哲学体系中技术处于基础和核心的地位：技术决定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化，决定着人的本质；技术决定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技术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经济时代的变迁。

关键词：马克思技术哲学技术决定论异化

KEYWORD：PhilosophyofTechnology，Techno-Determinism，Alienation

ABSTRACT：WhenwestudyMarxistTechniquephilosophy，weshouldstudythebackgroundwhichMarxlivedin，andsowemaybedigoutthe"REAL"MarxistTechniquephilosophy;Marxcircumscribedtechniqueasactivitymethodandproductionmodeandsoon；TechniquestandedatthebasicorkernelsituationintheMarxphilosophy：tachniquewasthedeterminantoftheevolvementoftherelationofhumanandnature，andthedeterminantofwhatisman，andthedeterminantofadvancementofproductivity，andthedeterminantoftransformtheepochofeconomyA.

一、马恩技术哲学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技术哲学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对他的技术哲学进行评价的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不仅仅不同而且截然相反，十九世纪是理性和技术狂欢的世纪，而二十世纪主要是对理性和技术进行反思和批判，所以当我们对马克思技术哲学的技术哲学进行研读和评价的时候，应该回到马克思技术哲学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