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络范文10篇

【摘要】对30例（40眼）黄斑变性和病理性近视患者采用光动力疗法（PDT）治疗，结果无不良反应发生。随访6个月，效果良好。提出术前精心准备，治疗中严格操作，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是保证治疗成功的关键。

【关键词】脉络膜新生血管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病理性近视光动力疗法护理

脉络膜新生血管发生的重要原因包括病理性近视（PM）、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AMD）[1]，对患者视功能产生严重损害。光动力疗法（photodynamictherapy，PDT）是利用光敏剂选择性地在肿瘤、新生血管等增生活跃的组织中聚集、滞留的特性，在相应波长的光照射下产生化学效应，破坏病变组织，其对周围正常组织损伤轻微，因而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脉络膜新生血管等疾病治疗[2]。2005年4~12月我科采用光敏剂维速达尔对30例（40眼）脉络膜新生血管患者行PDT治疗，效果良好，护理报告如下。

1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30例（40眼）中，男20例（28眼）、女10例（12眼），年龄24~76岁，平均52.5岁。其中AMD18例（28眼），PM12例（12眼）。均经眼底镜检查、眼底血管荧光造影（FFA），眼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证实脉络膜新生血管。

1.2方法测量患者身高、体重，按6mg/m2（体表面积）配制药物，选用合适的注射泵和过滤器，以3ml/min的速度在10min内静脉输注完毕。5min后，用波长689nm激光照射病变区域83s。

摘要：毕业设计是高职学生综合能力的体现，本文针对高职毕业设计（论文）相关论文进行综述研究，研究对象为2000-2018年CNKI、CSSCI数据库中与高职毕业设计（论文）主题相关文献，通过运行Citespace文献计量分析工具构建的关键词、发文作者、发文机构可视化图谱，剖析我国高职毕业设计（论文）研究热点及脉络。结论指出，我国高职毕业设计（论文）研究聚焦于问题分析与解决思路、技术手段及教学改革、不同专业实践经验等；发文作者较分散，学者间缺少合作，毕业设计（论文）研究领域没有形成核心作者群；毕业设计（论文）研究机构之间缺乏联系。

关键词：科学图谱；毕业设计（论文）；可视化；研究脉络

一、引言

毕业设计（论文）是每年一度的热点话题，为了提高毕业设计（论文）环节质量，教育部专门下发《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的文件。高职院校毕业设计（论文）研究也成为促进职业教育发展和学生能力提升的热点与核心问题。文献计量分析法是对书面交流材料进行量性分析，表现某领域在发展过程中书面沟通材料的变化与特点，并通过可视化处理使读者直观地理解该领域理论形成和研究脉络。陈超美博士以引文空间分析理论为基础，采用Java语言设计开发了Citespace软件，方便学者进行信息可视化科学文献分析，运用Citespace可构建某研究领域关键点演化、研究机构、作者发文情况、研究热点等问题的可视化知识图谱，梳理该领域研究脉络与发展路径。Citespace软件在国内学者中引起强烈关注，并在多学科多领域开展运用研究。（朱丽丽等，2018）对我国职业教育研究的演化、观点进行文献综述研究，分析的工具就是Citespace软件；（梁珺淇等，2018）分析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校企合作制度等最新热点及前沿分析，Citespace软件也是其分析利器。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分析软件CiteSpace对CNKI、CSSCI文献数据库收录的2001~2018年发表的高职毕业设计（论文）研究文献的研究机构、作者、关键词共现等信息，进行定量分析并生成可视化知识图谱，使职业教育学者对该领域研究脉络与热点问题有清晰认知和理性分析。

二、数据来源、研究方法及数据统计

1.数据来源。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设置“主题=‘高职+毕业设计’或‘高职+毕业论文’”为检索条件展开高级精确检索，检索范围为CNKI、CSSCI源刊文献数据，时间范围限定在2000~2018年，检索生成结果期刊文章共1795篇，进一步筛选出核心期刊文章共161篇。文献数据既有权威性，而且范围广泛、覆盖了我国不同领域毕业设计论文的研究成果，完全符合高职毕业设计（论文）的综述研究数据储备。2.研究参数。在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分析时，软件版本和参数设置对运行结果有很大影响。为深入探讨我国高职毕业设计（论文）热点问题及核心观点，分析高职毕业设计（论文）相关文献中的关键词、作者、机构等，采用的是Citespace5.5.R211版本，数据来源为CNKI，设置时间切片为1、时间跨度为2001~2018年、聚类词来源为默认、词频为前20，依次选择关键词、作者、机构为分析节点类型进行共现分析，最终构建关键词、作者、机构可视化共现知识图谱。3.数据统计。（1）期刊年发文量我国高职毕业设计（论文）领域研究发文大且持续（见图1）。期刊发文量的分布可粗略划分为2001~2008年起步阶段、2008~2016年快速增长阶段以及2016年后趋于稳定三个阶段。在起步阶段是我国重新认识职业教育时期，确立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战略重点不动摇、走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道路的指导思想，在这一时期国家不断寻找和探索办学机制，职业教育开始稳步发展，我国学者开始关注利用高职学生毕业设计问题。在快速增长阶段也是职业教育的大发展阶段，职业教育发展迅猛，新的理念和办学机制层出不穷，学生人数急剧上升，在教学过程中对高职毕业设计（论文）突显问题的研究也大量涌现，相关量也体现了教师的研究热情。2016年后，随着职业教育的成熟和稳定，高职院校对职业教育的研究转向更深的内涵，如职教集团、学徒制等，对高职毕业设计（论文）的研究也趋于稳定。（2）高职毕业设计（论文）核心期刊载文量统计以高职毕业设计（论文）为主题的载文量前十位的期刊及其载文量见表1。2000~2018年，中国知网（CNKI）核心期刊和CSSCI数据库中高职毕业设计（论文）领域学术论文共161篇。职业教育类四大核心期刊《职教论坛》、《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教育与职业》和《职业技术教育》依然是高职毕业设计（论文）研究的聚集地，其中《教育与职业》载文量最高，共32篇，排名第二、三位为《中国成人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分别为21篇与10篇。高职毕业设计（论文）一直是高职院校研究主题之一，发文量持续增加，说明毕业设计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受到部分期刊重视，研究领域仍具潜力，具有较高研究价值。

摘要：党内政治文化是区别于其他政党文化且具有独特的精神内涵，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软实力。建党百年，党内政治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以中国共产党历史实践经验为框架，保持党内政治文化风清气正，维护党内的团结统一。纵观全球，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对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作为党的自身建设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显得格外重要，其百年探索历程为当今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了多维度的历史经验。

关键词：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政治文化

“党内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是在2016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的。“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要注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党内政治文化是指党员对政治思想、政治意识、政治心理和政治价值判断的总和，体现在党员的理想信念、价值原则、价值尺度等价值观认知与行为之中。百年来党内政治文化经历了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新时代时期的100年艰辛探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内在逻辑。百年来党内政治文化的形成并不是无规律可循，而是遵循其内在的理论逻辑。本文对百年来党内政治文化的发展脉络、历史经验进行梳理，以期为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的优化发展提供借鉴。

一、百年来党内政治文化的发展脉络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脉络经历了革命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等四个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内政治文化凸显出不同的发展特点。从党内政治文化孕育而生到逐渐成长到探索发展再到巩固飞跃的历史转变，党内政治文化中体现出的政治价值判断不断拓展充实。

（一）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孕育而生

内容提要:本文关注香港“后学”现状,通过对香港学界的后学研究的学术透视,认为香港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具有独特的处于中西文化之间的“中间性”特色。其主要表现为:注重当代大众传媒的宏观文化和微观文化分析,强调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的不可忽略性,关注当代最新理论范畴及其阐释理论框架,对当下文化精神走向加以把握;同时注重从宗教神学角度看后现代后殖民主义问题,并从各种不同角度进行香港文化身份和个体价值选择的深层对话。总体上看,香港的后学研究拓展了中国后学研究的范围,深化了中国后现代后殖民研究的内涵和意义。

一

香港后殖民理论与分析当历史进入到20世纪后半叶,随着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新方法不断推出,后殖民主义理论受到香港学界的重视,成为分析东西方文化冲突、香港文化身份和大众文化走向等问题的有效性方法。然而,对这种“后”理论的阐释和评价中隐藏的问题仍然不少,因而弄清其文化意向及其在香港后殖民氛围中的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一）后殖民城市与香港文化梁秉钧（也斯）①在诗歌创作以及理论批评方面有不俗的成绩,写过不少谈论香港文化的文章。他曾在艺术中心举办了多次以香港文化为题的讲座,并辑成《香港文化》一书,强调香港的混杂和边缘处境,其话语叙述不是中心叙事而是拼贴似的多种边缘叙事,在多元文化的拼贴变化中生长出香港的新文化精神。在梁秉钧看来,各种权力话语从各自不同的立场阐释香港的当代意义,使香港变成各种意识形态角力的场所,或成为一个等着人们填空的飘浮能指。“后殖民的意识,来自对殖民处境的自觉,自觉殖民处境做成对人际关系与文化的扭曲,做成种种权力不等的沟通与接触,这可以开始在现实政治改变之前,亦可以远远落后在现实政治之后。”②这主要是因为香港文化处在西方与东方文化张力场的夹缝中。梁秉钧的追问抵达了文化根源问题,他看到了殖民历史给香港打上的西方色彩并将西方看成中心主义霸权话语,在这种话语前,东方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这种被中心话语殖民地位的形成,无疑与文化殖民的教育紧密相关。“香港处于中西文化之间,却因为殖民地的教育与文化政策,令学生对两边传统的认识都相当破碎。开放性变成毫无选择地输入外面的东西,文化身份建立不起来不是由于真正的国际性的包容,而是由于自我否定、自己对自己的认识。香港文化的历史资料散失,缺乏研讨和整理,教育方面从没有本土文化历史的反省。本土的文化活动缺乏对本土文化的认识。”③这一批评触及到文化身份问题。文化身份是一个民族历史存在中的自我意识,一种对族性和精神向心力的认同。应该说,香港在逐渐脱离殖民地处境中,由于教育问题使得新一代人对中国文化已经相当隔膜,对西方文化精神也同样难以深刻洞悉,因此,这种不中不西的处境使香港存在国家民族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论者强调,讨论香港的文化身份,需要从其与国家民族文化既认同又有相异之处开始检讨。“提出本土文化身份来,是针对过去的自我否定、无所立足。要认识自己是怎样的构成,才可以泰然与别人有所来往。但在过去和将来的‘殖民地’模式的思考中,当然都不欢迎这种思考,并不喜欢香港有它独特的文化身份。但要是不想完全没有了自己,不想永远摹仿他人,认识自己是必须的。……不过在思考‘文化身份’的过程中,必须也同时有这样的自觉:想到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一个地方的身份更不是稳定必须认同的一个模式,可以是变化与混杂的。”④论者敏锐地分析了摹仿他人而丧失自我是没有前途的,只有认识自己的历史文化精神,并以流动变化的发展的观点吸收他者的优秀方面,才能形成自己具有变化而又有根基的文化身份。在我看来,梁秉钧善于从文化边缘处审视自身文化形态和文化观念问题,他注意到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误区、香港文化身份认同的尴尬、香港教育中的后殖民倾向性问题,以及香港影视文化中的后现代主义成分,他的分析尽管属于大众文化研究层面,未能有更多或更深的学理透视,但是开风气之先的理论敏感性和诗人感性气质,使其思想对香港学界有着较深的影响。（二）全球化与世界秩序金耀基⑤长期以来致力于对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出版过多部专著,对香港文化研究有自己独特的角度。近年来,比较关注后殖民语境中的全球化问题,发表了多篇论文。他在《全球化、现代化与世界秩序》中认为,全球的理念并不是近年出现的新概念,而是有着较早的历史渊源,但全球的意识及其物质性现象,则是近二三十年来后工业化社会的表征。这种全球化现象并不仅仅在经济领域展现,在政治领域也出现政治主权发生被侵蚀的现象,在文化领域中也出现不少文化霸权与反文化霸权的现象。这说明全球化是“不可也不应遏止的趋势”,它一方面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但另一方面又可能有一种“无序”的后果。面对这些问题,当代学人当思考应如何建构世界的新秩序。论者强调,“在全球化中所出现的,并不是一个愈来愈有同质性的世界,反而是一个更显示文化‘差异性’与‘多元性’的世界。的确,只有在一定程度的全球化下,才会出现‘他者’的声音”⑥。金耀基注意到全球化是现代性播撒的结果,是启蒙理性在全球获得成功的标志。但在全球化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中,对抗性的自我与他者并不是绝对化对峙的,而是可以在全球化中获得新的领域和位置的。如何在全球化中给后现代主义定位,并审理后现代与后殖民主义的内在关系？论者认为:“今日盛行的‘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出现,实与全球化有关。全球化在西方激起了一种反应,即重新去发现特殊性、地方性与差异性,从而产生对西方现代性本身之限制的反省,特别是对西方现代性之普世主义的宣称,予以扬弃。在某个意义上,全球化产生了‘后现代主义’。至于后现代主义之攻击现代性,并宣布‘现代之终结’,则只有在西欧与美国或有经验性的意义;而在非西方社会,非常明显的是,现代化是国家社会发展的强势意理和语言:从全球看,现代化还正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运动。不过,在全球化中,这个现代化—31—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运动已有意识地与西化保持距离,并日渐增强对本土文化承诺。他们追求的,无疑是西方现代性之外的‘另类现代性’,也即旨在建构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另一种现代文明秩序。我认为在二十一世纪,全球的现代化不会停下来,而最终出现的,将不是一个西方现代性的普遍化,而是一个全球本位的多元的现代性。”⑦在这段重要的言述中,论者从两个方面分析后现代主义在全球化中的意义:其一,全球化通过对西方现代性自身有限性的反省,对中心模式和普遍性模式的扬弃产生了“后现代主义”;其二,后现代主义对中心的消解和对现代性的批判并没有完全否定现代性,现代化在当今世界尤其是非西方世界仍然是方兴未艾的运动,这一全球现代化运动到了新世纪只不过更强调本土化而不再是全面西化而已。这种多元的现代化或“另类现代性”,已经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而使文化多元主义成为世界新秩序的构成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未来世界新秩序只能建立在一个多元的格局上。应该看到,以欧美霸权至上的绝不对称性的全球体系是不稳固的,西方现代性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已引起西方本身的深刻不安,可以说,西方现代性作为世界文明新秩序的普世性典范的正当性与可能性已经不存在,而这正是后现代主义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欧洲中心主义的成绩。“后现代主义不但拒斥了启蒙的普世主义观,并且在其‘差异性’的理论架构中,扬弃了不同文化的阶层性,而在后殖民主义的论述中,更对西方向‘其他’地区的‘文明化使命’提出根本性的质疑。今天,研究全球化的学者已或多或少地意识到,必须有一个‘去西方中心’或超越西方本位的全球观点。”⑧金耀基对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积极性意义是持肯定态度的,作为一位对现代后现论有深度研究的学者,他能够从一个更大的文化政治空间看待当今世界的巨大变化,具有一种宏观视野和宽松的文化心态,在后现代主义去中心的文化意向和后殖民主义张扬另类现代性质疑中心现代性的策略中,审视全球化视点对纠正现代性设计中的偏颇有重要意义,这种有效性研究对于将西方式的现代性作为全球模式的误区,应该有相当的警示作用。（三）身份认同与文化想象90年代,讨论后殖民主义和香港文化的走向,一度成为香港知识分子层的一个热门话题。陈清侨⑨认为,后殖民主义文化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殖民主义统治已经结束,而是转换了问题的模式。因此,如果不对西方后殖民理论模式中跨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延伸扩张加以反省,则有可能变成文化殖民同路人,而真正的思想者应将自己的身份厘定和文化策略结合起来。在《文化想象与意识形态》中,陈清侨将后殖民论述落实到具体的香港文化处境上,对当代香港文化政治的多元性加以检讨,并继而追问:怎样理解被殖民同时也是殖民者的香港的文化政治？如何揭示当代香港文化政治中所说的边缘混杂性？流行文化或流行财经文学武侠小说等普及文化,打开的是一个怎样的文化想象空间的？他在《“文化想象”的时空———写在后殖民时期以前的香港》中认为,在世界的西方霸权之外,在某种宏伟的“大话”中也存在后殖民现象。他从两个方面对香港文化想象的条件和历史景观的限制加以说明:“接近一个半世纪的殖民地历史使香港暂时偏离了中国现代国家民族主义的复杂发展历程。……近半个世纪以来,香港被割离大陆政权和国家民族母体,这无疑直接做成本地社会文化及人民生活‘长期’偏安的状况。对于旧一代的香港人来讲,二次大战时日本占领香港的三年零八个月的残酷经验,曾一度使香港社群的历史文化记忆（以‘惨痛经验’的形式）渗入现代中国民族构成的历史整体中———那种民族文化的集体情感记忆,不断被几代人所重拾。……见证了—32—殖民时空的变化,度过了历史想象的伸缩,香港已由难民收容地发展成为以难民后代以其累计多种的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过渡社会。”⑩当然,仔细读这篇内容相当政治化的“代序”,里面的确有一种面临九七香港回归的迷惘甚至恐慌心态,传达出对香港和自身前途的一种焦虑。所以,他对身处香港回归所需“持以长远目光作长期观察和长程干预的文化政治问题”的一些过激看法就不足奇了。在《普及文化的普及技术》一文中,陈清侨注意到香港文化实践的流行普及性问题,在流行文化中没有作者,原作者的匿名情况导致其主体地位已经变成为诸多读者。“他们成为文化的无名英雄,历史的零度读者。”不难看到,论者对香港普及文化和前途的看法,是在这“施展浑身的技量走出一条出路”的政治隐喻前提下展开的。他通过对文学文本《人间蒸发》的分析,得出寻找文化身份的历程同时也是个逃避自我身份被确认、被孤立的挣扎过程的结论。论者将普及文化与话语模式看作一种紧密相关的语言活动,从中看到香港身份和自我身份难卜的命运。在我看来,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在香港回归前一些知识人所认为的———除了要注意西方文化经济的殖民状况外,更要注意的是“国内殖民问题”,甚至主张在香港问题上应该让英国继续殖民下去以保持其经济的继续繁荣等。这些看法或许就是其后殖民文化想象中的政治意识形态表露,其中的政治想象成分很浓,颇值得商榷。事实上,已经有学者指出,英国的殖民地印度、泰国等如今的现代化举步维艰,积重难返。而英国自身就问题很多,从大英帝国的宝座上迅速后退。因此,奢望英国将香港弄得更现代化,完全是一种文化的“巨型想象”,其中的政治意识形态情结同样难以逃避。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通过意识形态活动去表述、移动、或置换所谓“真正的”中国,如何在历史与想象的维度中分析中国现代文化的主体性构成过程,进而从理论上拆解文化主体最根本的意识形态纠结等问题,使得陈清侨在《离析“中国”想象:试论文化现代性中主体的分裂构形》中提出,“一种历久常新的意识形态纠结也在不断迫使我们著手自我解构,自省一己作为建构中文化历史体的身份位置,期望藉此重写我们的过去及将来。这个随着集体文化记忆（及其压抑）重新整合（离析）、重新定位（移位）而确立（错立）的‘主体性’（subjectivity）,或将引领‘中国’此特殊文化想象迈向另一条（再生及重整）现代性的道路去”。论者在这里运用解构方式消解了大历史的宏伟叙事,而在对过去现代史和未来中国发展史的重新书写（再生及重整）中,建构文化历史的自我身份。其间又通过意识形态的符号性功能把自我建构设定为自由想象主体,从而使它受制于主导的文化想象和社会霸权。论者关注的问题仍然具有冷战式的对抗意味,所以对意识形态强制个人对它臣服的现象深加批判。尽管其学理运思方面尚有不少新颖之处,但是对后殖民语境导致的全球后意识形态的处境并未能加以关注和说明。虽然论者存在这类问题,但他没有走进封闭保守的窄路上去,而是真正面对身份话语的位移,强调香港身份的认同必然需要重新调整。这种自我文化身份不断生成和重新书写的看法,在香港知识界已经形成基本共识。陈清侨对中国现代主体性的身份认同的镜像阶段的分析中,强调了主体与自我的关系是经由一个总体化的自外而来的物化他者霸权式“西方”所支配,并进而突出讨论了民族身份、文化身份、集体身份以及自我身份问题:“（一）体察身份的表征为分裂状况,同时接受主体性的表征为分裂状况;（二）探讨在批判性与创造性话语层面上产生的中国身份建构所诉诸的种种意识形态策略;（三）藉着面对文本的政治,道破那无孔不入、神圣不香港的后现代后殖民思想脉络—33—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可侵犯的能指———即构成中国民族与文化集体性的千真万确的整合———披露它其实一直彻底地遭到背弃,其一体性正面临彻底的离析。”这一分析表露出论者论域的政治性,他在论述中紧紧地抓住了身份分裂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文本政治问题等几个基本问题,从而完成了对香港文化语境与身份重写前提性考察。但是在我看来,这种香港和港人身份的重新厘定具有过多的焦虑性成分和政治意识形态诉求,无疑使其学术的纯粹性受到影响,有些论述从世纪末香港回归后的情况看来已经不能成立。这种学术政治化状况使我们思考:在中国文化自身建构中,中国学者究竟能否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局限而切实地进行中华文化建设？中国文化的当代形态究竟是政治文本的解读还是深层面的中国精神的再书写？我想,在多元语境的空间中,每个知识分子当会做出自己的个体性回答。二后东方主义与文化身份（一）后东方主义与殖民文化朱耀伟是香港近年来比较突出的一位研究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的学者。他对中国后学的研究基于对西方后学的精到理解,因而往往能够对理论的正负面有同样深刻的体认。同时,他善于从香港的后现代语境和后殖民处境出发,感同身受地写出自己的不俗见解,并对世纪末的中国后现代问题和后殖民语境中的中国身份问题,作出冷静的理性分析。1．“后东方主义”的提出朱耀伟在《后东方主义》“前言”中,申述书名命名的原因在于,书中文章“是以萨依德（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推出以后的批评转向为脉络,并同时又着意‘解中心意识’,希望不同范畴的实践能组成一个平面,为中国文化论述拓立新的论述空间”。在他看来,一个世纪的国运转换和具有强迫性的中西文化接触,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受到严重质疑。这种状况使得中国文化身份充满疑问。西方的强势文化对中国而言成了必须认同的中心,这使得几乎整个20世纪中国的命运都与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相牵扯。这种在历史屈辱中成为被西方观察的“沉默他者”的地位,使论者意识到,政治霸权话语以及知识殖民、符号崇拜等问题是中国文化重新定义所必须加以审视的。因为,当我们不自觉地受外来思想主宰,而又不质疑其合法性时,就可能只会引入一种非审视非抗衡性话语。真正健全的中国观应是对西方核心范畴进行剖析,并在这种接纳和质疑中生成自我的新文化。就此而言,朱耀伟在本书中就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有意义的问题:其一,中国观的拓立应以挑战所有霸权为目标。中国在世纪性的发展中,面对着相当复杂的政治霸权、文化霸权、知识殖民、思想渗透等问题,这些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问题,应该是中国观研究中的权力脉络考察的主要课题,而不应通过西方理论误读中国形象。其二,界定后殖民在后现代化中的新性质。后殖民不再像殖民主义那样争夺自然空间,而是争夺文化符号和资讯等文化空间。但是,论者提醒道:从后现代到后殖民的转移并没有颠覆殖民主义,所谓后殖民主义只不过是殖民主义的一种深化或转型,根本未能真正摆脱殖民者的阴影。因而在后东方主义时期,后现代后殖民往往以权力话语的方式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论者意识到“后学”问题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东方被西方中心主义审视的问题,相反有可能在“后”的话语中共谋或被重新挪用东方意象,这种后学“话语”按西方中心神话所设定的指涉系统播撒,使得边缘话语重新被纳入西方中心神话之中,从而变相限定了后东方主义时期的话语生产空间。其三,倡导重建文化中自—34—己话语的重要性。论者甚为忧虑地提出,因为自身话语的合法性问题,中国文化的发声却得不断借用西方中心话语理论的声音。这一状态亟待改变,即需要在主导系统的西方论述所开展的本文及政治性空间中,以不同的抗衡姿态去形成另一种论述,拓立出中国当代文化自己的话语空间。在西化的中国人丧失中国问题而本土化的国人又对西方文化精神隔膜时,以一种文化“中间性”或中间性文化在中西文化间沟通,从而扩大主导话语的播撒过程中的罅隙。论者这种沟通中西之间的话语意识,使其对中国话语能够重新发音抱有相当的自信。在我看来,正是因为论者看到了西方文化中的霸权主义问题和中华文化从边缘向中心的惟一的可能性,因而相信中国话语（大陆港台、海外华人）能够形成一种力量,与西方主导话语相抗衡,使中国不再成为“沉默的他者”。2．中国图像的跨世纪展示中国在西方文化批评话语中具有怎样的图像？中国在新世纪具有怎样的文化形象？面对这些问题,朱耀伟在《当代西方批评论述的中国图像》一书中讨论了中西的话语理论家及其对中国图像的论述。其中涉及的人物有:李欧塔、傅柯、德希达、萨依德、范农、巴巴、克莉丝蒂娃、施碧佛、张隆溪、周蕾、杜维明、李欧梵、马克林、宇文所安、林培瑞等。在我看来,这些讨论中不乏精彩指出,尤其以对海外华人的深刻分析,对中国当代后殖民问题的揭示有重要的推进意义。在朱耀伟看来,“中国”图像在后现代文化转型中若不能生发出自己的话语空间,便难以有自我衍生意义能力和现实性。“萨依德在提到不同的解中心论述实践时也提到了‘中国’,但却并没有提到任何中国批评家。……我们大可猜测萨依德是要将中国文化纳入其‘实践平面’,却又找不到合适的批评家为代表。这一方面点出了中国批评声音在当代论述中的‘匮缺’,也暗暗带出了萨依德不肯放弃‘中国’的动机:平面化的‘中国’是构筑他那抗衡西方的‘东方’实践平面之重要成分。”论者并不神话赛义德的论述,而是从其论述中看到,由于知识的局限,赛义德在讨论东方主义中,未能对作为远东的中国做出更令人信服的论述。中国的沉默表明其急需自我发声,而知识分子对中国声音的拓展有着不可忽略的责任。在后现代语境中,后殖民话语已经变成了一种话语商品,支配着当今亚太地区的文化生产,但是后殖民作为反殖民、反中心、反垄断及反支配的抗衡性质的消逝,又使得后殖民话语不能适切地描述香港等亚太地区的双语文化经验,只是在文化转型中生产出一些东西方混合的文化和杂糅的语言。在我看来,朱耀伟在后殖民文化时代对后殖民性和后现代性问题的审理,推进了中国的后殖民理论研究,能给人以新的启发,并使我们能够进一步思考:如何在运用后殖民理论分析当代文化时不成为西方话语的挪用和照搬,而是注意在东西方文化互相制约、互相渗透、互相补充中拓展自身的当代话语理论？如何重视世界一体化中自身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特殊性,重新阐释被误读的民族形象,重新确立被压抑的中国图像？3．他性机器与知识生产问题在《他性机器》论集中,朱耀伟汇集了近年对后殖民问题的研究论文,其中不乏自身处于后殖民语境中的内在经验。在《当代批评论述中的“空间化”迷思》中,他强调:“‘空间化’话语是他者的‘他者化’过程转化为一种‘空间化’迷思,而从前他者的神秘和异国风情等特色在无国界的情况下被商品化,当边缘与中心之间成了中心与边缘共有的批评工具及论述范畴之后,当中的共谋所隐藏的论述生产支配性更叫人担忧。”在《全球化年代的知识生产》中,朱耀伟从三个层面分析香港的后现代后殖民思想脉络—35—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了全球化时代中的知识话语状况:第一,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不断移徙到第一世界进入高等学府接受教育,并受聘为教授的情况十分普遍。这些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进入第一世界话语生产链条中,改变了后殖民时代话语生产分布状况。第二,东西方发声与沉默的二元对立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东方已经从沉默到开始言说,需要在全球化的新语境中重新考虑整个话语生产的状况。第三,在全球化时代,知识也变成了一种产品———将旧有修辞转化,将中心变成多渠道以方便吸纳各类边缘力量。在全球化氛围中,知识生产不再是以西方为中心,而是通过不同的国际关系联系在不同地方制造本土式的中心,这意味着“边缘”变成了各种“中心”的权力游戏的新场域。这三层面的分析,使人能对后殖民处境中知识生产模式、知识教育传播状态、中心与边缘的新型关系等,有较清晰的把握。总体上看,朱耀伟这本书确实集中而学理化地研究了香港后殖民问题,其中的政治、法律、语言等领域全面展开的意图,很好地贯穿在话语分析中。在阅读过程中,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他作为香港学者,能够超越两套话语体制和两种语言中心夹缝的制约,而具有一种对自身身份的冷峻认识:既不是一味地挪用西方的学术中心话语,又不是民族主义地自我膨胀,更不是以跨进西方学术体制为荣,而是对处于中西之间那些外黄里白的“香蕉人”文化处境有深切洞悉,对其中浮现的各种后殖民问题地加以率直的审视和批判,并在坚实的学理支撑中以新的学术眼光去看新世纪的中国图景。（二）后殖民话语中的性别身份对后殖民语境中的性别问题,以及诸多性别身份问题特别关注,使周华山的《后殖民同志》成为后殖民语境中性别问题研究中颇有特色的著作,书中不仅以众多的访谈揭开跨国语境同性恋的文化心理问题,而且从后殖民角度看当代人的生存处境,有一定的文化哲学意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周华山同香港等地的一些同性恋者的对话,呈现出另类社会或另类群体的另类经验,从中折射出自身对当代后殖民弱势文化的反省。书中所讲述的每个人自己的故事中,所涉及的这类后殖民问题相当广泛,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归类分析。1．身份是他者在自我文化的映射反照这些另类群体在对自身身份的获取中,大多对西方中心主义持质疑批判态度。一种是对香港中间性身份的体认而对西方优越感的对抗。二是留学归来的双语文化精英对西方教育体制的反省,认为留学的双语精英是西方主流学术体制的产物,靠西方经济政治与学术霸权获得自身的学术权威地位。“我们这些‘归国学人’,利用在英美欧陆大学获取的学位（博士）、知识（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理论、女性主义和同志论述）、身份（双语、双文化人）,在香港赢取学术建制的教职（大学讲师）,占据优越的发言位置,向国人转售西方社会的科学真理,从而建立并巩固自身的权威地位,令殖民社会在知识生产与文化身份认同上,继续依赖西方霸权所提供的材料与构架,为殖民宰制续命。”这段话对海外留学归国的一整套教育体制的批判,能够使人在这种君子自道的率直中,洞悉当代西方式教育体制和人才观念的根本性弊端,其对全球一体化的大学教育中的话语权力、发言身份、跨国知识生产网络、以及个体学术利益等问题的揭示,可谓入木三分。三是反省一切保守排外的民族主义。正是出于中西交流的中间状态,使港人往往抵制保守排外。论者从内部差异政治和外部文化政治压力的分析中,辨析当代民族主义话语的根本失误,从而具有一种全局新眼光。2．语言霸权与语言后殖民问题后殖民时期的问题往往互相联系彼此纠—36—缠,论者善于就表面性问题深入下去,揭示被遮蔽被遗忘的深层次问题:其一,英语成为一种霸权语言。世界上懂汉语的占第一位,懂英语的占第二位（约7亿人能读写讲英语）,但全球网络媒介、出版贸易与学术会议却大多用英文。在这种英语的霸权中,汉语处于边缘地位,这一文化处境的改变成为每个中国人的文化身份意识。其二,对后殖民语境中的“亚洲价值观”与“东方的观点”的反思。论者有着深厚的历史意识支撑,能够一针见血地揭露西方文化霸权制造被看的东方的根本意图,并进而警示,如果国人以民族主义的族性为排斥外族的借口,就将使这种东西方的对抗升级,隐藏着根本性的文化策略性隐患。其三,西方中心论制约着港人的思维。一般而言,殖民主义最初通过军事侵略进行外在宰制,征服异域后,强国透过跨国经济科技和语言霸权,用文化帝国主义方式去拓展资本主义市场。“成功的殖民统治,关键在于被殖民者难以解脱的自卑与仰赖情结,故殖民政府通常使其民族自尊节节受挫,令殖民地原居民由衷地相信宗主文化的优越位置。香港就有不少人以西方文化及价值观来衡量自己,千方百计令自己活得像个西方人:信奉基督教、说英语、穿外国名牌时装、熟悉西方礼仪、接受英语大学教育、住半山区洋房、追求资本主义式个人品位。‘漂白’的欲望背后,其实是强烈的种族自卑。”这里的分析可谓精辟,正是在一个民族丧失自信自立之后,才会在外族强权话语的绝对权力前面表现出自卑和依赖,并信奉宗主文化教义的优越地位,从而成为一个丧失文化根基的被洗脑的文化漂流者。其四,超越殖民主义不能将思维停留于被殖民者的复仇情结。言说者注意到以弱势社群自居本身就预设中心权力的存在,而纯粹对抗的思维同帝国主义思维在方式上具有相同的二元对立或你死我活性质,仍是套用殖民结构和价值观来看待一切事物。后殖民主义的“文化身份”问题,不是单纯对抗就能够重新书写的,我们在拒斥文化霸权中并不排斥吸收他种文化的优秀成果,在获得相区别的身份认同时,同样应警惕全球化过程中所运用的一元化的策略（军备竞赛、广告传媒、语言霸权、服装潮流等）,而且也警惕族群激进情绪升腾时所形成的具有政治意味的对抗排外性,以及以本土性拒斥世界性的虚假身份认同。归纳上述论述,可以感到,周华山的叙述策略在于,他在自己沉默的描述中使得“沉默的群体”发声,并通过这种个体性的边缘声音使中心话语失去合理性。因此,他在不说之中言述,在倾听之中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反西方霸权,如果以西方话语为中心来“反”,等于确认了西方知识的优越性。论者提出独立的中国声音的重要性,在编造出来的西方神话中,中国文化并不一定建立在批判西方上,重要的不是在对西方霸权的抗争与颠覆,而是重建自身主体声音。“重建并不是‘回归’,因为这‘回归’预设一个凝固不变的‘中国传统’,静待我们去发掘。所谓‘后’,重点在于‘解’读、渗‘透’、‘超’越和突‘破’,后殖民并不等于殖民之后。从地缘政治的客观时间来说,西方殖民主义已逐渐结束,然而,西方霸权对亚非拉地区的资本垄断、经济入侵、空间垦殖与文化帝国吞占,却从未有停止过,再加上近年涌现的‘第三世界内部殖民主义’,令殖民与被殖民者的关系更加含混、互动、矛盾与纠缠。”论者强调后殖民并不是意味着殖民的终结,而是殖民的隐蔽化和复杂化,只有在对西方霸权和中国传统有深刻认识,对当代文化殖民现象有了内在的体认,才能在运用后殖民理论时对其中的矛盾和他性去掉盲从心理,获得清明的理性。在我看来,周华山对若干个体经验和记录的描述有新颖之处,然而,如果在对后殖民语境中的边缘个体内部话语的描述之后,有更为系统和香港的后现代后殖民思想脉络—37—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深刻的理论分析和总结,必当增加其理论思想的整体性厚度。三后殖民文化危机及其问题思考（一）文化危机与怀旧风气历史和历史感的丧失,使香港文化人在世纪末有一种难以言述的迷惘心情,这种心理形之于笔墨,形成了洛枫《世纪末城市———香港的流行文化》的基本色调。本书中,论者尝试跨越科技、媒介和话语界限,从电影、流行音乐和漫画的研究中,展示出香港文化形态的某些侧面。在洛枫看来,后现代社会中科技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科技的高速发展使人的“主体性”充分“零件化”,高密度信息膨胀又模糊了“私人”与“公众”空间的界线。“在影像、媒介不断变换和充斥市场要求下,人们已不再相信历史、文字、语言,甚至各样事物过去曾经负载的意义———这是一个集体解构的年代,在二十世纪即将完结的时候,‘历史’的意义被删除了。”有了对当代世界背景的基本分析和估价,论者进一步分析历史丧失的问题。应该说,他对历史的分析不仅有西方现代史学的影响,而且有新历史主义的思想碎片散落其间。但论者分析历史和历史意识丧失的目的不在于空发泛论,而在于说明香港文化身份中的历史意识消失导致自我难以把握自身命运的无所适从感。正是这种难于确定的游离的身份,促使香港扩大了吸纳各样不同文化养分的空间。“它的世纪末、它的颓废意识,就是一种对历史无法掌握的厌恶情绪,因而沉溺于表面的浮华。……当然,香港的怀旧风气并不是骤然出现于八十年代后期,而是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跟随整个世界的复古潮流而来,并且率先表现于日常生活中,如服饰、发型、流行音乐、明星照片、日用品如手表、时钟、摆设等。”这种怀旧思潮在香港的出现,一方面有“美化过去”的历史回忆功能———“怀旧”往往在记忆中带有过滤性质。另一方面,过去的痛苦记忆又会在怀旧过程中净化美化自我,从而使得怀旧具有对过去现在将来的反省和展望性,以及建立和修正自我身份的功能。电影的“怀旧”意识在大陆和港台地区都有其表现,具有追索历史根源,为历史留影的追怀意识。于是,这种怀旧仅仅成为一个世纪末风景,一种在走向新世纪的迷惘中回看历史的惊鸿一瞥。然而随着进入新世纪,这种怀旧的迷惘也将在消费主义的浪潮中随风飘去。在论者那里,后殖民主义的含义可以分别从语意（义）学、空间论和时间论三个方面分析,而获得其总体图景。“第一,从语意学上看,‘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应指殖民主义结束以后（AFTERcolonialism）开展的文化现象,是指被殖民的国家在脱离殖民者的统治、争取独立后的社会及文化境况。……第二,从空间上看,‘后殖民主义’通常指向第三世界（ThirdWorld）,……指这种殖民后遗留下来的创伤、影响和更生。第三,从时间的意识上看,‘后殖民主义’是一个‘非殖民化’（decolonialization）的过程;所谓‘非殖民化’,是指对殖民主义的解除,也可视作一种民族觉醒的意识,无论在语言、教育或历史书写上都极力寻求自己的声音,换言之,那是一个反抗外来强权入侵、重新审定一个国家自主的身份和角色的过程。”洛枫对后殖民主义的三种形态描述推进了后殖民主义研究,尤其是对后殖民揭示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并产生了迥异经验的说明,为人们了解后殖民主义非确定性多元话语空间以及第三世界差异性经验提供了方便。论者强调地缘政治学的（geopolitical）角度审视香港的后殖民主义边缘地位,处于这种身份驳杂的语境与文化空间中,香港主流文化并不表征为正统严肃高雅的文学和艺术传统,而是通俗的、商业的、—38—大众的文化潮流。论者对香港文化身份的混杂的剖析,隐含了对未来走向的文化焦虑。但是在香港大众文化的论述中,这种焦虑转化并消隐于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对照性分析中。论者对大众文化热中作为异类的高雅文化的边缘化表示担忧,并表示出对提供即时快感和生存幻想的流行文化的审视态度。应该说,洛枫的问题和问题意识,使其能够对当代香港流行文化中的新现象加以及时阐释,不仅分析了怀旧思潮中隐含的后殖民焦虑,而且对后殖民氛围中的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对立,以及高雅文化在后现代时期的衰落加以审理。就其研究心态而言,尽管也存在港人世纪末的普遍性身份焦虑,但是在对世纪末城市流行文化的透视中,能排除过多的意识形态言述或冷战式的二元对立思维,在多元价值取向中有着较为正常的文化心态,从而在全球文化转型的语境中,较为乐观地面对中国文化的未来。（二）文化霸权与后殖民困境罗永生作为香港文化研究计划策划成员和《香港文化研究》编辑,对后殖民主义文化政治方面研究的论著不多,但是其论文《后殖民评论与文化政治》触及到后殖民的一些问题,并能排除非学术的情绪化论述。在他看来,作为当代文化研究领域显学的后殖民批评,具有一种跨越不同学科界限以结合理论和实践的特色。这种具有颠覆性的话语,“不是学院派理论家的自创,而是世界局势、社会危机和文化思潮相互激荡的产物。……殖民扩张历程,在空间上塑造了一个中心点———‘西方’,现代化运动,则以‘现代性’的目的论时间观（temporality）为中心。由这个时间和空间上的中心发言位置出发,这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的生活经验都被重新编码。从起居饮食、情意表达,到思考回忆,不管自愿与否,都给装嵌在同一套的中心思维”。论者具有的历史观,使他能够从历史中找到后殖民主义问题的历史渊源和社会危机的内在肇因。在对后殖民主义思想背景分析后,他对后殖民文化进一步考察,分别从三个方面进行。其一,欧洲中心论的政治形态发展成帝国主义的扩张。论者分析道:与帝国主义扩张同时存在的是西方文化的宰制,二战以后的非殖民化现象,看起来好像欧洲中心主义世界已经终结,实际上,以西方现代化模型为蓝本的国家民族主义,将欧洲中心论播撒到前殖民地,不断生产着新的政治经济的依附形态,使殖民体制延续下去并复制同一套欧洲中心论———在政治上以政党国家的方式复制殖民关系,将自外强加的殖民主义转化为内部压迫的殖民主义,在哲学上以理性反抗中心话语的宰制,张扬自我而贬抑他者。接着,罗永生在辨析了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后指出:“东方论述的危险,并不止于殖民者有益的挪用,为赤裸的权力服务,而是它已经成为一种‘霸权’（hegemony）,使被殖民者也得依靠它所提供的‘知识’来寻找被殖民者的历史、文化和身份认同。独立后的前殖民地,在文化建设上依赖西方学术机构,引进西方的学科和研究技法,以至过去所积累的有关西方眼中的‘第三世界’知识作为出发点或研究议题,透过大量‘归国学人’的转售,向国人售卖西方科学真理,向西方售卖经‘东方论述’整编的地区资料。”应该说,论者的分析是有历史眼光的,其尖锐性和透彻性在香港学者论著中比较突出。他对被殖民者在文化建设上依赖西方学术机构,并通过归国学人的双向转售,支撑着这个后殖民文化市场的揭示,同样具有相当的现实针对性。其二,他者问题与身份认同。后殖民社会和各种社群的复杂文化撞击经验显示了问题的复杂。论者对帝国主义文化策略的揭露,对弱势他者的处境的敞开,有可能使各种社群在文化撞击中重新厘定自我身份,使边缘中被排挤、遗忘、扭曲的声音再次争得发言香港的后现代后殖民思想脉络—39—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权。也就是说,具体地个别厘清在族群、团体、性别、个人等多重层次中的压迫关系,阐明在跨国权力集团殖民压迫的文化政治中,文化信息和学术秩序下延伸性的殖民统治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在这个意义上,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意向在于,探讨在殖民主义的新境况下压迫和反抗的新形式,以及由对抗关系转入对话关系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意味深长地挑明:当今世界在重组并以自我中心论来划定的文化优劣秩序,各种地域联盟和地区性经济共荣圈的构想,都在新的世纪政治经济版图上再次参与变更文化优劣间的地图,再生不同形貌的文化压迫关系。因此,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对后殖民的文化策略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其三,后殖民主义的困惑。后殖民文化的错综性质表现在:全球资本主义在网络和消费主义扩张中由经济一体化导致政治一体化,使弱势族群、社区人群和身份认同统统纳入全球消费机器的高速运作中。而国家民族主义的扩张,往往以文化民族主义甚至反殖民主义的话语,来指代弱势社群和另类社会的文化发声。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问题,论者提醒说,“如果肯正视后殖民世界政治的吊诡和复杂性,我们就不会随便挪用简单化的‘反西方’、‘本土主义’辞令来为任何发言位置辩护,而应该检讨这些所谓‘本土’和‘反西方’是置放在什么的一种文化和政治的历史脉络底下,在什么政治和制度实践下运作”。就香港而言,后殖民评论的困境在于:后殖民批评被想当然地视为研究“殖民主义之后的世界”的理论,从而将殖民地看成为地理上遥远、时间上过去了的现象。因此重要的是面对这些问题,质疑殖民文化运作本身及背后体制的政治性。在我看来,罗永生研究中值得称许的是,他注意到后殖民评论对亚洲华文地区的意义,后殖民话语作为一种异样事物,立足于自己位置的重新厘定,并成为与他者相互生成的新空间。同时,他的研究还具有体系性思维的特点,在阐释中运用历史和逻辑的方法,并善于从正反两个方面看问题,而非简单地从日常生活中检出几个现象加以感性的分析。因而结论一般比较具有可信性。总体上看,香港的后学研究尽管还存在着多种问题,但是仍然在诸多领域和学术层面上拓展了中国后学研究的范围,深化了中国后现代后殖民研究的内涵和意义。香港知识分子对处于当代中西语境的市民社会和流行文化加以关注,阐释作为国际大都市的香港的文化精神动向和怀旧意识心理,在全球化世界秩序和电子网络媒体中为中国文化定位,为身份认同和文化想象进行文本政治的解读,进而为后东方主义的基本特征和格局划界,倡导重建中国图像的重要性,并挑明西方中心话语中的汉语神学的意义阐释问题。这一系列新的问题、问题意识和对问题的解决,当对大陆文化界的精神重建有所启发和提醒。不仅如此,我们还应看到,香港的后殖民主义在政治话语领域和科技文化领域直接参与文化身份的重新确定,力求消解西方中心论的文化歧视眼光对中国文化的身份误置或身份强加,使对“中国形象”的认识获得了多元开放的文化眼光。这不仅为当代香港文化身份的重新确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对后殖民语境中的香港文艺思潮和文化批评的模式也有很大影响。“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①梁秉钧（也斯）,现任教于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主要著作有:《香港的流行文化》、《书与城市》、《香港文化空间与文学》、《香港文化》等。

②③④也斯:《香港文化》,香港:艺术中心1995年版,第20页,第29页,第30—31页。

⑤金耀基,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讲座教授,主要著作有:《香港之发展经验》（合著）、《中国人的三个政治》、《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中国民本思想史》、—40—香港的后现代后殖民思想脉络《中国政治与文化》。

多样性已成为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高等教育的分类治理应是我国大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推进分类治理的宏观管理模式，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将改变我国高等教育原有的规则和资源体系，推进大学自治与社会控制之间合理分权，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实现我国高校发展的结构性变革。

一、高等教育分类治理的发展脉络

（一）高等教育分类管理的国际发展解读

一般认为，近现代高等教育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欧洲高等教育近代化就是欧洲中世纪传统大学向近代高等教育机构的转变过程[1]，即由最早的中世纪大学发展成为不同层次、类型多样的教育机构，随着高等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和组织形式不断分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分类治理作为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各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也因不同的分类治理方法而受到不同的影响。美国是高等教育机构分类治理的积极倡导者和先行者，如加州推出了一系列分层治理的制度框架，卡内基教学发展基金会则尝试以院校分类管理促进高等教育发展。英国大学制度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其高等教育的整体格局呈现大学、学院分层定位与学科特色分类发展相结合的趋势，通过高等教育组织结构性安排与制度设计等机制,实现高等教育结构的系统性。德国是孕育现代研究型大学的重要基地，但应用科技大学及同等地位的公共管理学院也成为德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类型，分类治理的模式使德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兼容并蓄，类型多样，层次清晰,结构简明，保证了系统的稳定，并鲜有大学的合并和升格。可见，高等教育分类治理逐渐成为现代高等教育的一个共同特征，并呈现出从清晰的纵向分层与横向分类相结合的综合发展态势，其分类指标体系和分类标准日趋多元化，也充分展现了它在促进高等教育多样化、特色发展的独特功能。

（二）高等教育分类管理的中国发展基础

结构是主体长期行动的实践结果[2]，大学的结构与分类管理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永恒问题。纵观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我国在不同的发展模式中已初步形成了分类发展的基本思想并进行了一定的实践探索。新中国成立初，在如何发展高等教育的问题上，我国基于“以苏为鉴”的认识而设计了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几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特别是1952年实施的院系调整实际上就是一种高等院校的分类行为，客观上形成了综合性大学和专门院校并存的高校分类体系，发展了一批隶属于不同管理部门的单科性高等学校，如隶属于煤炭工业部的中国矿业学院、阜新矿业学院、山西矿业学院、焦作矿业学院，隶属于国家农业部的北京农业大学、南京农学院、东北农学院、沈阳农学院，隶属于国家建设部的沈阳建筑工程学院、西北建筑工程学院、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南京建筑工程学院、苏州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学院等。从实际效果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等教育调整措施一定程度上完善了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奠定了我国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基础。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尽管大部分行业性质的高等院校其隶属关系发生了变化，但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一个依赖于各种类型高等学校相辅相成的高等教育体系，在这种高等教育结构体系的基础上，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分层化和分类发展必然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

【内容提要】悲剧标志指的是它的人物、冲突和结局等，这是它区别于其它艺术形态的地方。自亚理斯多德总发其端、黑格尔实质突破之后，它至今仍是人们热衷的话题。本文大致梳理了悲剧各标志的演变脉络，评论了当今诸说的得失，推测了它在21世纪里的可能走向。

【关键词】悲剧/标志/冲突/效果

【正文】

悲剧作为一种源起最早的戏剧形式，自古希腊之后，始终是人们热衷的讨论话题之一。讨论的中心是悲剧的标志，这是它的特征，是它赖以存在的方式，是它区别于喜剧以及正剧的地方，是它独具的形态。总发其端的是亚理斯多德，他就悲剧主角、悲剧情节、悲剧结局、悲剧风格、悲剧效果等一系列特性或标志作了开创性的论述。沿着这一轨迹，在延绵二千多年的过程中，每个阶段都有许多论述，或承传应和，或发展丰富，各各留下了自己的洞察痕迹和时代印记，一步一步地推动着悲剧适应社会的需要。站在世纪之末，回顾悲剧标志诸说的大致历程和态势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将有助于新世纪的悲剧建设。

谁来充当悲剧的主角？

怎么样的人物充当了戏剧的主角？这是识别悲剧抑或喜剧的一个重要标志。亚理斯多德在《诗学》里指出：“喜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悲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这好人是“名声显赫”的，可是“犯了错误”，“陷于厄运”（注：亚理斯多德：《诗学》。）。

脉络膜色素痣是指发生于脉络膜的黑色素细胞的良性病变，患者一般无症状，且无须特殊治疗，但少数患者(约占1%)由于继发性视网膜下液(SRF)或脉络膜新生血管(CNV)，需给予玻璃体腔注射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促进视网膜下液吸收及新生血管消退。由于脉络膜色素痣位于视网膜色素上皮(RPE)下，较易被RPE层色素所遮盖，其颜色与周围组织反差较小，故在眼底检查时容易被忽略。部分脉络膜色素痣有恶变的可能性，脉络膜痣厚度＞2．0mm时，恶变可能性显著增加。故临床上早期发现可能损害视力的体征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应该在早期监测是否存在恶变可能及相应行为。本文现就脉络膜色素痣的多光谱眼底成像早期及活动期特点进行分析，并对比其他影像学检查，为脉络膜黑色素细胞瘤的早期诊断提供依据，并结合脉络膜黑色素细胞瘤的流行病学特点、临床表现及不同影像学表现、多光谱在色素之中的特征表现进行分析。

1病例资料

患者女性，57岁，主因外院诊断为“脉络膜瘤”就诊于我院。患者无明显视力下降、眼痛等异常。既往体健，家族成员无视力异常。眼科查体:裸眼视力(UCVA):右眼0．8，左眼1．2;眼压:右眼17．7mmHg(1mmHg=0．133kPa)，左眼20．7mmHg。右眼辅助检查:眼底广角照相可见右眼无明显异常(图1a)，左眼颞上方可见青灰色病灶，其大小约3PD，其上可见散在类玻璃膜疣样改变(图1b)。左眼自发荧光可见瘤体中央呈低自发荧光，而周边呈轻度高自发荧光(图1c)。红外扫描可见左眼颞上方病灶呈高反射信号，OCT可见黄斑区中心凹形态正常(图1d、e)。双眼前节未见明显异常，右眼眼底视盘界清色可，眼底血管走形未见异常，黄斑中心凹反射欠清晰。左眼视盘界清色可，颞上方可见青灰色病灶，较扁平，未见明显视网膜下液，黄斑中心凹反射欠清晰(图2，RGB图)。左眼多光谱眼底检查可见短波长550nm未见明显异常，680nm隐约可见圆形1PD大小低反射病灶，810nm清晰可见上、下方血管弓多个散在低反射病灶;左眼550nm可见颞上方环状高反射病灶，680nm时高反射信号强度增加、且部分呈现椭圆状，高反射信号下呈低反射信号，其大小约2PD，810nm可圆形低反射信号显著(图2)。患者诊断为:双眼脉络膜色素痣。给予定期观察随访处理。图1患者双眼眼底图及多模式检查图像a．右眼超广角眼底照相，眼底未见明显异常b．左眼超广角眼底照相，可见颞上血管弓异常病灶c．左眼眼底蓝光自发荧光，可见颞上血管低自发荧光病灶，其周可见高自发荧光环d．左眼OCT红外图及B-scane．左眼扫描可见黄斑区结构未见异常。

2讨论

脉络膜色素痣(ChoroidalNevus)是一种有(黑色素)或无(无色素性)色素沉着的扁平或轻度隆起的病变，属于良性黑素细胞肿瘤，常在眼科检查时偶然发现，其病变边界清楚且伴有色素沉着。色素痣在40岁以上白种人中患病率约为5%，我国人群中患病率偏低，约1．5%［1］。脉络膜痣与年龄、雌激素水平和BMI高于正常值有关［2］。色素痣的平均直径约为1．25mm，其恶变的风险较小;而巨大色素痣(即基底直径10mm及以上)恶变的风险较大。故临床中准确诊断并精准评估色素痣的大小、范围及进展具有重要作用。评估脉络膜痣的影像方法包括眼底照相、荧光素血管造影(Fluoresceinangiography)、超声(Ultrasonography，US)、眼底自发荧光(Autofluorescence，FAF)和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3］。传统的眼底照相对于较小的脉络膜色素痣敏感性较差，主要是由于色素上皮的遮挡、色素痣与周边组织的反差较小所致，故易导致漏诊［4］。超声检查是测量肿瘤厚度的常用方法，但大多数脉络膜痣是扁平的，很难用超声检测。超声检查对于记录肿瘤基线厚度很重要，并且有助于监测肿分别为RGB图，550nm光谱图，680nm光谱图，810nm光谱图瘤的生长活动及纵向厚度变化。与脉络膜黑色素瘤在超声检查上具有低到中等的内反射率，而色素痣的内反射率较高。荧光素血管造影主要用于观察视网膜下积液及RPE渗漏情况，或判断是否并发脉络膜新生血管膜(CNVM)，在部分病例中，荧光素血管造影对于脉络膜痣和小脉络膜黑色素瘤的鉴别中提供一定价值，色素痣一般表现为低荧光，而脉络膜黑色素瘤则可提示滋养血管的存在，或RPE针尖样渗漏。光学相干断层扫描(EDI-OCT)对于脉络膜色素痣的诊断敏感性较高，Shah等人［5］报道了脉络膜痣的EDI-OCT特征，包括脉络膜毛细血管变薄(94%)、部分(59%)或完全(35%)脉络膜阴影深入痣、视网膜色素上皮萎缩(43%)、感光细胞损伤(43%)以及椭圆体带不连续(37%)等［6］。多光谱成像技术(Multispectralimaging)利用多个单色LED光源分别投射入眼底不同层次的视网膜及脉络膜组织，采集因各组织吸收及反射光谱的差异而形成的系列光谱图像，可以对各层视网膜和脉络膜直接成像，以冠状面图像的方式呈现。相对于传统的眼底成像方式如眼底照相机、共焦激光扫描检眼镜等，多光谱成像具有超宽的光谱范围(550～850nm)，同时对疾病发生、发展具有重要提示作用的疾病代谢物质，可特征性的选择器敏感光谱进行观察和随访，因此能灵敏地发现疾病异常［7］。本病例中笔者发现，相对于眼底检查或传统眼底照相，多光谱呈现出特征性的短波长(550～600nm)无色素或浅灰色色素堆积，中段波长(620～680nm)色素堆积明显，并表现为深灰色低反射信号，而长波长(780～850nm)其反射较稳定的表现为近黑色低反射，提示病变深达脉络膜、且其对长波长亦存在一定的吸收。故可利用此光谱变化规律诊断色素痣，即随着光谱的波长增加，低反射信号逐渐增强是脉络膜色素痣的典型表现，也是区分于其他脉络膜肿瘤的光谱特征。本例患者右眼在眼底照相中未表现出异常，而多光谱在中长波长中提示符合上述规律的病灶，提示右眼亦存在微小、散在的色素痣。在多光谱中，色素痣边界清晰，与正常组织对比明确，故通过量化测量其面积变化，可体现出色素痣的面积变化，为监测色素痣的活动性提供依据。

作者：袁景 马菲妍 单位：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深圳市新产业眼科新技术有限公司

摘要:中国艺术歌曲是在中西音乐文化的多次碰撞、交融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是经过引进模仿、学习借鉴、吸收融合后形成的。中国艺术歌曲从产生到发展将近一百年的历史，本文把其分为二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至今这三个发展阶段时期，对它的发展进行了一个阐述。

关键词:中国艺术歌曲；发展脉络

“艺术歌曲”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盛行的区别于民谣而精致的独唱歌曲的通称。现在多指由专业演唱者在音乐会上演唱的、艺术性强、声乐技巧较高，一般采用美声唱法演唱的声乐作品。它属于抒情歌曲范畴；歌词多采用诗词来表现内心世界；曲调表现力强；创作手段和技法复杂；伴奏占主要地位；音乐会中常常演唱并作为声乐教材的一种歌曲体裁形式。

中国艺术歌曲产生在20世纪初期。它的产生和发展，首先，就是“五四”运动的直接推动。1919年的这场新文化运动，使许多知识分子的观念发生了深刻地变化，他们呼唤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制度,宣扬民主与自由的人文主义精神，强调个性解放，这些为此时期中国借鉴外来音乐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结合，促进产生新生进步音乐文化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同时,新诗界出现了胡适、刘半农等一些注重质朴自然，追求个人情感表达的诗人，他们在吸收古诗文学遗产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通俗易懂的白话文，这些因素又为艺术歌曲的诞生创造了文词方面的条件。

其次，一些具有民主思想，留学西方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如饥似渴地吸收外国政治、经济、科学、哲学、法律等先进知识的同时，也兼学了西洋音乐中的作曲理论技法，他们冲破传统的主要以单音体系为表现特征的音乐表现形式，向具有和声、复调思维的西方创作方式上迈进，出现了运用西方创作技巧来创作民族风格歌曲的新气象，在他们的创作中，艺术歌曲的诗性和音乐性得到了充分结合。

另外，一批留学归来的音乐家，如赵元任、应尚能、周淑安等人用音乐会的形式来演绎欧洲艺术歌曲，同时也演唱大量了萧友梅、黄自等中国作曲家创作的艺术歌曲，这种音乐会的形式为当时艺术歌曲的推广提供了场所，同时他们在将美声唱法带到国内并逐渐传开的过程中，架起了应用西方歌唱技法演唱中国艺术歌曲的桥梁。这些都为当时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学术空间。

投资组合理论（也有人称其为投资分散理论）主要是研究人们在预期收入受到多种不确定因素影响下，如何进行分散化投资来规避投资中的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以实现投资收益的最大化。该理论产生的标志是马考维茨(HarryMarkowitz)撰写的《投资组合的选择》一文的发表。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在马考维茨研究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深入探索,从而使得这一理论日益走向发展和完善。

1资产组合选择理论

1.1Markowitz的“均值-方差”投资组合理论

Markovitz(1952)指出具有最大期望收益率的资产组合不一定具有最小风险,它们之间应该存在一个比率。Markovitz假定投资者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并具有VonNeumann-Morgenstern意义上的二次期望效用函数。Markowitz提出的投资组合理论的前提假设是:投资者有恒定不变的风险厌恶程度,对证券的“信念”或主观意愿的概率是一样的,同时将资产看成一个整体,在区分有效组合和无效组合基础上,提出了“有效边界”(efficientfrontier)这一概念,因此,运用统计分析和证券分析,通过组合,证券的期望值、方差、协方差就能评估出来了。以投资组合在给定收益率水平条件下实现风险最小化为例,运用二次规划模型刻画为:

给定资产组合的期望收益率E(r),投资者为了使风险σ2最小,所要选择的就是在各种资产上的投资比重wi。在有效边界图上,揭示出了风险对资产定价的关系是一个非线性关系。根据风险厌恶的假定,较大的风险要求更高的收益率。

Markovitz的资产组合选择理论奠定了现代金融学、投资学乃至财务管理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当然也标志着现代金融理论的开端。其最重要的贡献是对单个证券的风险以及它在组合中对整体风险的影响进行了区分。他指出,投资者在试图减少组合风险时,仅仅投资于多种证券是不够的,还必须注意要避免投资于那些具有高度相关性(即高协方差)的资产。不过,Markovitz并没有解决个体投资者的投资决策问题,即投资者是如何决定持有何种有效合的。

投资组合理论（也有人称其为投资分散理论）主要是研究人们在预期收入受到多种不确定因素影响下，如何进行分散化投资来规避投资中的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以实现投资收益的最大化。该理论产生的标志是马考维茨(HarryMarkowitz)撰写的《投资组合的选择》一文的发表。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在马考维茨研究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深入探索,从而使得这一理论日益走向发展和完善。

1资产组合选择理论

1.1Markowitz的“均值-方差”投资组合理论

Markovitz(1952)指出具有最大期望收益率的资产组合不一定具有最小风险,它们之间应该存在一个比率。Markovitz假定投资者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并具有VonNeumann-Morgenstern意义上的二次期望效用函数。Markowitz提出的投资组合理论的前提假设是:投资者有恒定不变的风险厌恶程度,对证券的“信念”或主观意愿的概率是一样的,同时将资产看成一个整体,在区分有效组合和无效组合基础上,提出了“有效边界”(efficientfrontier)这一概念,因此,运用统计分析和证券分析,通过组合,证券的期望值、方差、协方差就能评估出来了。以投资组合在给定收益率水平条件下实现风险最小化为例,运用二次规划模型刻画为:

给定资产组合的期望收益率E(r),投资者为了使风险σ2最小,所要选择的就是在各种资产上的投资比重wi。在有效边界图上,揭示出了风险对资产定价的关系是一个非线性关系。根据风险厌恶的假定,较大的风险要求更高的收益率。

Markovitz的资产组合选择理论奠定了现代金融学、投资学乃至财务管理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当然也标志着现代金融理论的开端。其最重要的贡献是对单个证券的风险以及它在组合中对整体风险的影响进行了区分。他指出,投资者在试图减少组合风险时,仅仅投资于多种证券是不够的,还必须注意要避免投资于那些具有高度相关性(即高协方差)的资产。不过,Markovitz并没有解决个体投资者的投资决策问题,即投资者是如何决定持有何种有效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