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范文10篇

在现存的先秦诸子著作中，《吕氏春秋》有大量关于音乐的论述，其中有些是关于和谐音乐的论述，不妨摘录下来，浅抒己见。

《大乐》（仲夏纪•二曰）中曰：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成乐有具，必节嗜欲。嗜欲不辟，乐乃可务。务乐有术，必由平出。平出于公，公出于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与言乐乎？/亡国戮民，非无乐也，其乐不乐。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武也；乱世之乐，有似于此。君臣失位，父子失处，夫妇失宜，民人呻吟，其以为乐也，若之何哉？”这话今译为：天下太平，万物安宁，都随从着上面的教化，乐的作用才可算完成。制成音乐要有设施，要节制嗜欲。嗜欲不邪僻的人才可以从事音乐。从事音乐要有方法，必须从平正出发，平正出于公正，公正出于有道，所以，惟有得道之人才可以与其谈音乐。亡国难民不是没有音乐，其音乐不能使人快乐，要淹死的人，不是不笑；罪犯也不是不唱歌；发狂者也不是不手舞足蹈；乱世的音乐就似于此。

君臣、父子、夫妻不能正常相处，老百姓在痛苦地呻吟着，在这情景下作乐是怎么可能呢？诚然，什么时代出什么样的音乐，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大批右派分子被流放到北大荒、大西北劳教，他们会有什么快乐的歌呢？当血吸虫盛行的年代，只能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当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年代，饿死了那么多人，饥民们还会有气力唱歌吗？而狂热的年代只能产生诸如《鬼见愁》、《革命造反歌》、《造反有理》、《红卫兵战歌》、《牛鬼蛇神嚎歌》等疯狂歌曲以及不计其数的个人崇拜歌曲。而现在是太平盛世，我们正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时代在呼唤着和谐音乐和和谐文化的诞生，而和谐音乐和和谐文化的创造者应是“得道之人”，也就是同志在这次文代会和作代会上说的“人类灵魂工程师”，而无道之人只能是文化垃圾的制造者。

《适音》（一作“和乐”。仲夏纪•四曰）中曰：“耳之情欲声。心弗乐，五音在前弗听。目之情欲色。心弗乐，五色在前弗视。

鼻之情欲芬香。心弗乐，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弗乐，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乐之弗乐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后乐。心必乐，然后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乐之务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适。

夫乐有适，心亦有适。人之情：欲寿而恶夭：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欲逸而恶劳。四欲得，四恶除，则心适矣。四欲之得也，在于胜理。胜理以治身则生全矣，生全则寿长矣；胜理以治国则法立矣，法立则天下服矣。故适心之务，在于胜理。”这话大意说，耳朵的本能是用来听声音的，心情不快乐，各种音乐在前也不想听；眼睛是看色彩的，心情不快乐，五彩缤纷在前也不想看；鼻子是用来嗅芬香的，心情不快乐，芬香在前也不想嗅；嘴巴是用来尝滋味的，心情不快乐，各种美味就在前面也不想吃。要求这样那样，是耳、目、鼻、口，而快乐不快乐全在于心情。心情必须平和才能快乐，心情必须快乐，然后耳、目、鼻、口才有欲，所以，音乐之务在于调和心情，调和心情在于行为适中。要知道音乐有适中，心情也有舒适，人的心情是要长寿而厌恶短命，要安定而厌恶危险，要荣耀不要耻辱，要安逸不要劳累，这四种要求都达到了，四种厌恶都除掉了，那么，心情自然舒适了。而四欲要得到，在于顺应事物的规律，顺理以养身则生机勃勃，生机勃勃则长寿，顺应事物的规律来治国，则要立法制，以法治国天下服，所以，心情舒适的前提在于顺应事物的规律。

《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和他的门客集体编写的一部著作，班固把它列入杂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春秋战国学术文化的一个总结。其中的《劝学》(一作《观师》)、《尊师》、《诬徒》等篇，教育思想十分丰富，尤其是讲为师之道的内容，至今仍闪烁着夺目的思想之光，兹述析如下。故师之教也，不争轻重、尊卑、贫富，而争于道为师者自我价值的确认春秋战国之时，具备为师之资格的人，皆是具有“道术”且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知识分子。无论儒家、墨家还是道家，尽管其思想上取舍不同，但都无一例外地传授自己所认同的“道”，而这便成为为师者所要遵循的首要原则。《吕氏春秋》更明确地指出：“为师之务，在于胜理，在于行义。”又说：“义之大者，莫大于利人，利人莫于教。”教师应当认识到，其自身之所以存在重要价值，在于其主要是开启心智，在于“胜理”，在于培养全面发展的有德行的“人”，即所谓“行义”是也。进一步讲，“行义”二字标示出了为师者通过教育人、培养人而改造社会的神圣使命，具有“道德命令”的性质。它不是一种外在的强制，而是在对社会关系客观认识基础上的一种自觉担当，达不到“行义”的目的和要求的时候则常常会感到惭愧与不安。从这个意义上讲，为师者就是社会改造的引导者、先行者，所以《吕氏春秋》讲：“故师之教也，不争轻重、尊卑、贫富，而争于道。”为了“行义”而“争于道”，对于为师者而言是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为师者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的集中体现。的确，为师者只有先确认了自我价值感、使命感，才会有强大的内在精神动力。就以大教育家孔子来说，他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与他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信念是分不开的，他要通过育人来“行义”。在匡地被围困时，他还带领学生习礼树下，弦歌之声不绝，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坚持自己的事业，真有临大节而志不可夺的精神。在教育劳动中，义务体现为使命，在价值感和使命感中，才能激发出内在的热情与持久的力量，从而自觉、主动、认真负责地做好育人的工作。失之在己，不肯自非，愎过自用，不可证移为师者容易犯的四种毛病《吕氏春秋·诬徒》篇批评了某些为师者容易犯的四种毛病：第一，“志气不和，取舍数变，固无恒心，若晏阴喜怒无处，言谈日易，以恣自行。”这里面有两个意思。一是过于随心所欲，缺少一贯性的原则，信口开河；二是对待学生的态度不稳定，喜怒无常。一般说来，“不讲”的老师少，但“妄说”者却大有其人，“妄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知识缺乏、学术不精和不负责任。为师者应当注意调节自己的情绪，平和其心气，宽大其胸怀，培养对学生的良好感情。由于学生的知识、经验不足，有时出现傲慢、顶撞、无理、“不懂事”等言行并不意外，对此教师应掌握分寸，正确处理。第二，“失之在己，不肯自非，愎过自用，不可证移。”就是说为师者自己有失败或过失，不肯自我批评，刚愎自用，坚持错误。当然教师也是人，也会犯错误，但教师不应过分看重自己的尊严。如果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而不顾是非曲直，实际上你的尊严并不能得到真正地维护，相反却受到更大的损害。每个当老师的，都希望学生尊重自己，这是正常心理，问题是怎样赢得学生的尊重。尊重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平等基础上的自觉行为，即使对于年少的学生也应当是这样，教师发现自己错了能坦率地承认，学生不但不会瞧不起你，反而会感到你可敬可亲。第三，“见权亲势。及有富厚者，不论其材，不察其行，驱而教之，阿而谄之，若恐弗及”。有些教师阿谀谄媚权势者，不管其德才如何，千方百计地讨好奉承。这种情况在古代专制社会中是存在的，是不正常的。一方面，这会在心理“骄惯”那些富豪子弟，使他们产生鄙视教师进而轻视知识的心理；另一方面，这在客观上是对贫寒子弟的不公与歧视，使他们的自尊心无形中受到伤害，他们也同样会对这样的教师产生鄙视的心理。为师者平等视人、给予每个受教育的学生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平等的关注度，不仅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体面与美德。第四，“弟子居处修洁，身状出伦，闻识疏达，就学敏疾，本业几终者，则从而抑之，难而悬之，妬而恶之。”个别为师者对品学兼优却不善于“搞好关系”的学生无端地疏远、嫉恨，从而压制之、刁难之。“弟子去则冀终，居则不安，归则愧于父母兄弟，出则惭于知友邑里，此学者之所悲也。”学生的社会关系、家庭条件、生活习惯、个人爱好不可能完全一样，也不会是一种类型。就性格而言，有能说会道的、也有沉默寡言的，有“眼皮子活”的、也有灵活性差的，这都是正常的。作为教师，对于各种类型的学生都要善待，因为他们在心灵深处都期待师长的关爱，这一点不可不明。视徒如己，反己以教，则得教之情矣为师者最好能“反己以教”《吕氏春秋》中提出一个重要的教育理念就是“反己以教”。“视徒如己，反己以教，则得教之情矣。所加于人，必可行于己，若此则师徒同体。人之情，爱同于己者，誉同于己者，助同于己者，学业之章明也，道术之大行也，从此生矣。”好老师对待学生就如同对待自己一样，要设身处地施行教育。老师要求学生做到的，先想想，自己若是学生，能否做到，不能勉强学生做力所不及之事。这样就能师生同心，情感和谐，使教育过程得以顺利完成。为什么为师者要“反己以教”？《吕氏春秋》指出：“人之情不能乐其所不安，不能得其所不乐。”又说：“为之而乐者，奚待贤者？虽不肖者，犹若劝之；为之而苦矣，奚待不肖者？虽贤者犹不能久。”人之常情是，不能喜欢自己不愿做的事，不能从自己不喜欢的事物中有所得。做一件能得到快乐的事，即使是不肖者，也会努力干；做一件苦恼的事，别说不肖者，贤者也难以坚持。因此，“反诸人情，则得所以劝学矣。”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一定要体验学生的心情，研究其心理特点。这样，就能找出适当的办法，激发学生的积极性，有效地提高学习质量。“反己以教”，从教学内容上讲要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凡说者，兑(悦)之也”。“夫弗能兑而反说，是拯溺而锤之以石也，是救病而饮之以堇(草名，有毒)也。”意思是说，大凡说教，应该使对方心情舒畅，而不是硬性说教。不能使对方心情舒畅，反去硬性说教，就如同拯救溺水的人却用石头让他沉下去，如同治病却给病人喝下毒药一样，只会适得其反。“反己以教”，从学生的心理特点讲是注意学习、休息和娱乐相结合。一味紧张单调而急迫地学，很容易引起学生精神疲劳，久而久之，便会产生厌学情绪，导致“师不能令于徒”，即造成老师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局面。而高明老师的教学，总是能把教学组织得劳逸相济、从容不迫。使学生既有严肃认真之学习精神，又有愉快活泼之生活情致，即“使弟子安焉、乐焉、休焉、游焉、肃焉、严焉。”这样，学生就不会视学习为畏途，而能够疾学不倦了。综观《吕氏春秋》所讲的为师之道，毫无疑问，有利于为师者恰当地自我定位，有利于为师者的自我省察，有利于为师者自觉改进教学方法，有利于和谐师生关系及学生的健康成长，颇值得今天的为人师者思索玩味、借鉴学习。

【一窍不通】《吕氏春秋·过理》：“杀比干而视其心，不適也。孔子闻之曰：‘其窍通，则比干不死矣。’”高诱注：“纣性不仁，心不通，安於为恶，杀比干，故孔子言其一窍通则比干不见杀也。”后以“一窍不通”喻一点也不懂。

【三豕涉河】《吕氏春秋·察传》：“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作“三豕渡河”。后多以喻文字的讹误。

【瞻蒲劝■】看见菖蒲初生，便督促农民及时耕种。语本《吕氏春秋·士容论》：“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

【盗锺掩耳】《吕氏春秋·自知》：“有得锺者，欲负而走，则锺大不可负，以椎毁之，锺况然有音，恐人闻之而夺己也，遽揜（掩）其耳。”后以“盗锺掩耳”比喻自己欺骗自己。

【箕山之节】《吕氏春秋·求人》：“昔尧朝许由於沛泽之中，曰：‘……请属天下於夫子。’许由辞曰：‘为天下之不治与？而既已治矣。自为与？啁噍巢於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於河，不过满腹。归已君乎！恶用天下？’遂之箕山之下，颍水之阳，耕而食，终身无经天下之色。”后因“箕山之节”谓隐居不仕的节操。

【豕亥鱼鲁】《吕氏春秋·察传》载有“己亥”误作“三豕”的故事。晋葛洪《抱朴子·遐览》：“书字人知之，犹尚写之多误。故谚曰：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此之谓也。”后以“豕亥鱼鲁”谓书籍传写或刊印中的文字错误。

[摘要]虽然在学术界有许多学者认为，先秦时期杂家“学无所主”、“调和”、“折衷”百家之学，杂家不成其为一个学派，甚至将其归属于黄老道家。但笔者通过多年的研究，发现先秦杂家有自己独特的学术宗旨、理论方法和构筑思想体系的思維模式，先秦杂家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和作品，而且，先秦杂家和汉初诸子有着学术上的传承关系。

[关键词]学术史；先秦杂家；存在

在学术史上，先秦杂家到底存在与否?是一个到现在还未解决的问题。由于对“杂”及“杂家”认识上的偏见，秦汉以降的历代学者对先秦杂家鲜有研究且一味贬斥，发展到明清时期，甚至直接将杂家作为容纳儒家正统学术之外其他学派和异端学说的皮囊了。二十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诸子学再度兴起，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对先秦杂家均有论及，诸如章太炎、蒋伯潜、罗根泽、吕思勉、郭沫若、侯外庐、冯友兰、钱穆、任继愈等，在结论上分歧也很大，但这可能给我们继续的研究探索以新的启示和鼓舞。笔者通过读博期间以及近几年的研究探索，认为先秦时期从宏观意义上来看，杂家学派是存在的。而不是像某些学者那样，认为先秦除了“儒、墨显学”和道家之外再无学派。笔者认为，先秦杂家有自己的学术宗旨、理论方法、思想体系、代表作品及学术传承，因此，杂家在先秦是成其为一个学派的。

一先秦杂家的学术宗旨

一些学者否定先秦有杂家学派存在的一条主要理由就是，杂家没有学术宗旨。侯外庐先生说：“《吕氏春秋》因为它是‘调和折衷’的缘故，所以任何一说都没有彻底”，即不主任何一家，也暗指没有学术主旨。冯友兰先生认为：“《汉书·艺文志》他们所说的‘荡者为之’，其实就是杂家的本质。杂家要兼儒、墨，合名、法，而没有一个自己的中心思想，这就是‘无所归心’”而钱玄同在《中国学术论文集要》中更是说的很明白：“杂家之书，传于今者有《吕氏春秋》及《淮南子》，二书皆成于众人之手，盖集合百家之说，初无宗旨可言。”那么，先秦杂家真是没有自己的学术宗旨吗?笔者以为不然，此点值得商榷。自从《汉书·艺文志》在书中始列“杂家”于诸子百家之属，并著录杂家著作二十种四百零三篇于其中之后，《隋书·经籍志》也列“杂家”著作于其中，著录杂家著作九十七部二千七百二十卷之多。《汉书》和《隋书》如同司马炎在《论六家之要旨》中将先秦诸子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一样，将先秦诸子分为“九流十家”，并且也将各家的学术从渊源、旨归等方面予以界定和评述。《汉书·艺文志》说：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摘要]虽然在学术界有许多学者认为，先秦时期杂家“学无所主”、“调和”、“折衷”百家之学，杂家不成其为一个学派，甚至将其归属于黄老道家。但笔者通过多年的研究，发现先秦杂家有自己独特的学术宗旨、理论方法和构筑思想体系的思維模式，先秦杂家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和作品，而且，先秦杂家和汉初诸子有着学术上的传承关系。

[关键词]学术史；先秦杂家；存在

在学术史上，先秦杂家到底存在与否?是一个到现在还未解决的问题。由于对“杂”及“杂家”认识上的偏见，秦汉以降的历代学者对先秦杂家鲜有研究且一味贬斥，发展到明清时期，甚至直接将杂家作为容纳儒家正统学术之外其他学派和异端学说的皮囊了。二十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诸子学再度兴起，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对先秦杂家均有论及，诸如章太炎、蒋伯潜、罗根泽、吕思勉、郭沫若、侯外庐、冯友兰、钱穆、任继愈等，在结论上分歧也很大，但这可能给我们继续的研究探索以新的启示和鼓舞。笔者通过读博期间以及近几年的研究探索，认为先秦时期从宏观意义上来看，杂家学派是存在的。而不是像某些学者那样，认为先秦除了“儒、墨显学”和道家之外再无学派。笔者认为，先秦杂家有自己的学术宗旨、理论方法、思想体系、代表作品及学术传承，因此，杂家在先秦是成其为一个学派的。

一先秦杂家的学术宗旨

一些学者否定先秦有杂家学派存在的一条主要理由就是，杂家没有学术宗旨。侯外庐先生说：“《吕氏春秋》因为它是‘调和折衷’的缘故，所以任何一说都没有彻底”，即不主任何一家，也暗指没有学术主旨。冯友兰先生认为：“《汉书·艺文志》他们所说的‘荡者为之’，其实就是杂家的本质。杂家要兼儒、墨，合名、法，而没有一个自己的中心思想，这就是‘无所归心’”而钱玄同在《中国学术论文集要》中更是说的很明白：“杂家之书，传于今者有《吕氏春秋》及《淮南子》，二书皆成于众人之手，盖集合百家之说，初无宗旨可言。”那么，先秦杂家真是没有自己的学术宗旨吗?笔者以为不然，此点值得商榷。自从《汉书·艺文志》在书中始列“杂家”于诸子百家之属，并著录杂家著作二十种四百零三篇于其中之后，《隋书·经籍志》也列“杂家”著作于其中，著录杂家著作九十七部二千七百二十卷之多。《汉书》和《隋书》如同司马炎在《论六家之要旨》中将先秦诸子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一样，将先秦诸子分为“九流十家”，并且也将各家的学术从渊源、旨归等方面予以界定和评述。《汉书·艺文志》说：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摘要】睡虎地秦简《司空律》中规定“居赀赎责（债）者归田农，种时、治苗时各二旬”，允许居赀赎债者在农忙季节回家播种和除草，各给假二十天。这是秦国重农思想在立法方面的具体体现，表现了政府对农时的重视。通过与《管子》、《吕氏春秋》等传世文献比较研究，我们认为，“种时”的二十天指的是在冬至后七十日到一百日这三十日中的二十五日之内，“治苗时”的二十天指的是孟夏之月的第二十日到仲夏之月的第二十日这三十天之间。这两个二十天并不是随意规定的，是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

【关键词】秦简；归田农；《管子》；农时

睡虎地秦简《司空律》记载“：居赀赎责（债）者归田农，种时、治苗时各二旬。”整理小组注：“田农，农作。”1“种时、治苗时各二旬”就是给居赀赎债的人在播种时和除草时各放假二十天，归家务农。居赀赎债者本来是欠国家债务的人，他们的居作带有一定程度的处罚性质2。官府允许他们在农忙时节回家务农，可见国家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特别是对农时的重视1。播种时、除草时各放二十天假，这不是随意的规定，而是国家根据长时期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关于这两个二十天的假期是在哪个时间段内，学术界尚未有人关注。笔者试着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请专家批评指正。

一、“种时”在仲春之月

秦简中的“种时”指的是播种的季节，也就是春耕。《管子•乘马》云：“正月令农始作，服于公田，农耕。及雪释，耕始焉，芸卒焉。“”正月”就是夏历中的孟春2。这就是说正月政府命令开始进行农事。“种时”就是在冰雪融化之后开始进行。春耕大致在冬至后七十日到一百日这三十日中的二十五日。《管子•巨乘马》云“：管子对曰‘：日至六十日而阳冻释，七十日而阴冻释，阴冻释而杌稷，百日不杌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内耳也。今君立扶台，五衢之众皆作。君过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则五衢之内阻弃之地也。’”马非百云“：‘日至’此指冬至。”刘绩云“：言七十日阴冻释，蓺稷，若百日则过时不蓺矣。是蓺种惟在二十五日之内。”3丁士涵云“：‘耳’乃‘毕’字误。谓日至百日而不蓺稷，则春事二十五日全被旷废也。”4张佩纶云：“‘阳冻释’、‘阴冻释’者，说文：‘阳，高明也。阴，闇也，水之南，山之北也。’”5《巨乘马》中的“阳冻释”、“阴冻释”与《乘马》“及雪释”相似，都是指土地解冻。冬至后七十天开始耕种稷，如果超过一百天，则过了耕种的时节。因此春耕就是指“阴冻释”后的二十五天之内。《乘马》和《巨乘马》两篇都说明了春耕是在冰雪融化之后开始的，只不过《巨乘马》中明确提出了是冰雪融化后的二十五天之内。《吕氏春秋•士容论•任地》云：“冬至后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于是始耕。”说的是冬至后第五十七天就可以开始耕种了，与《管子》所说的六十天相差三天，如果考虑到不同地域的生产特点，这种误差是可以理解的。再者，《任地》中说“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而《巨乘马》中说的是“稷”，两者比较，显然“菖”在“阳冻释”时就可以生长了，而“稷”则在“阴冻释”后才可以耕种。因此耕作时间并不矛盾。在《吕氏春秋•十二纪》中，则可以把春耕的时间确定在仲春之月。《管子•巨乘马》中说春耕是在“阴冻释”之后开始的，即冬至后第七十天。按照《吕氏春秋》中的“月令图式”和二十四节气算来，冬至在季冬之月，后七十天应该是仲春之月。《仲春》篇云：“是月也，耕者少舍。”高诱注“：少舍，皆耕在野。少有在都邑者。”6这也就是说，百姓都在田野间耕作。“舍”即田舍。睡虎地秦简《田律》云：“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酒，田啬夫、部佐谨禁御之，有不从令者有罪。”田舍，即农忙时节百姓在田间搭建的临时栖身的茅舍。7仲春之月进入农忙时节，百姓为了节省时间就在田野间搭建临时栖息的茅舍，而且在耕作的时候少有在田舍中休息的。《仲春》又云“：无作大事，以妨农功。”就是说在仲春之月，政府不能征发徭役和兵役，以免妨害春耕。《吕氏春秋•仲春》证明了《管子•巨乘马》中的“春事二十五之内”就是在仲春之月。我们以此认为《司空律》中的“种时二旬”应该是在冬至后七十日到一百日这三十日中的二十五日之内，也就是仲春之月，即夏历的春二月。从《司空律》和《管子》中所提到的春耕二十五天可以看出战国时期国家对于春耕的重视。曾雄生先生认为，春季农事的到来是从冬至日开始计算的，冬至日之后的七十五天左右便要开始种庄稼，至一百天左右就要种完，中间一共是二十五天。黄河流域春旱多风，必须在春天解冻后短暂的适耕期内抓紧耕翻并抢墒播种。春播的时机成为掌握农时最关键的一环1。这不仅证明了上述关于春耕时间的推论，也证明了春耕为何如此重要。《巨乘马》中不止一次提到“春二十五日”的重要性，如文中借管仲之口说“：一农之量壤百亩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内。”张佩纶云：“言农夫终岁之谷食系于百亩，而百亩之收获系乎春事二十五日之内。”2何如璋云“：‘春事’，春耕之事。”3表明了春耕之事的时间段就在这二十五日，而百亩之田的耕种要在这二十五日之内完成。又说“百亩之夫予之策，率二十七日为子之春事，资子之币，春秋子谷大登，国谷之重去分。”王引之认为，二十七日实为二十五日。马非百指出这段时间对于春耕来说很重要，政府应向百姓提供一切帮助，包括资金帮助，也要使百姓在这二十五之日内完成百亩的耕种4。在肯定春耕重要性的同时也指出违背春耕时节的危害。《管子》认为违背了春耕时节，就会直接影响下一步农业生产的进程。《巨乘马》云“：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徭而无止，此之谓谷地数亡。”安井衡云“：‘作’谓徭役。”5又云“：失地谓不耕，失苗谓不芸。”6马非百曰“：‘无止’二字，谓无有止境也。上言春徭之害，此言夏作秋徭层出不穷，其害更甚！数亡者，既亡之于春，又亡之于夏秋也。《乘马数》云：‘春秋冬夏不知时终始；作功起众，立宫室台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诸春策，又失诸夏秋之策也。’义与此同。”7这里告诫统治者如果在这二十五日违背农时，进行非农业生产的活动，那么后面的“夏芸”、“秋敛”和“冬藏”都会产生连锁反应，结果就是“谷地数亡”。这些都说明了春耕是一年之中农业生产的起始阶段和基础阶段，这个阶段如果丧失或遭到破坏，那么夏耘、秋收、冬藏都无从谈起。因此，战国时期列国都对春耕的这二十五天相当重视，把它作为保护农业生产的首要环节来对待。《管子》和《吕氏春秋》中的内容正好可以印证睡虎地秦简《司空律》中“种时二旬”之说。无论是战国还是秦代，农业生产中的春耕都有二十到二十五天必须的时间段，而秦代则以立法的形式把它确立下来，指导农民遵守农时，顺应农业生产规律，争取一年的辛苦能获得丰收的回报。

二、“治苗时”在孟夏至仲夏之间

一、一对同乡两个布衣

庄子与惠施是战国中期的两位卓越哲等家。他们的生卒年在史书上皆无明确的记载，按现在学术界一般接受的观点，庄子约生于公元前369年，卒于公元前286年，惠施约生于公元前370年，卒于公元前310年。《庄子·徐无鬼》篇云：“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据此，惠施比庄子早卒是可以肯定的。如按他们的生年说，庄子与惠施大致可说是同时代的同龄人。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云：“庄子者，蒙人也……”刘向《别录》云：“宋之蒙人。”《吕氏春秋·淫辞》篇高诱注云：“惠子，惠施，宋人也……”据此可知，庄子与惠施同为宋人；说得亲近点儿，他们是一对同乡（中国历有“尸骨还乡”之俗，观“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以及《庄子·至乐》篇所云“庄子妻死，惠子吊之”，二人相居可能不会太远）。这一对同乡早年是否有过交往，史书上无记载。侯外庐等在《中国思想通史》中所作“惠施年行略表”云：公元前334年，惠施“三十六岁，为魏相……”公元前322年，惠施“四十八岁，被张仪逐至楚，转入宋。与庄子相晤论学。”[1]钱穆著《惠施公孙龙》亦云：“（魏惠）王果听张仪，施见逐之楚。……楚王……乃奉施而纳之宋。时梁惠王之后元十三年也。遂与庄子交游。”[2]如果这里所谓“与庄子相晤论学”、“遂与庄子交游”是说惠施与庄子初次相见，那么二人的交往是比较晚的。但我们还不能这样认定。可作为参考的是《庄子·秋水》篇云：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

如果这段话不是全出于杜撰，那么庄子与惠施至少在“惠子相梁”时即惠施被逐至楚的十多年前就已有过交往。如果再考虑到惠施身为魏相，庄子以一介隐士欲往见之，恐不是素昧平生而突兀造访，两人在此之前曾有过一些接触，庄子要去见一见以前的老朋友，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秋水》篇说，惠施对于庄子的到来很不理解，轻信了别人说“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搜于国中三日三夜”。惠施恐不至于真的这样器量狭小，这段话可能是要说明惠施当时不知庄子之清高，于是引出庄子“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一段话。如果说在此之前惠施与庄子已有过交往，而惠施不知庄子如此之清高，那么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惠施对庄子知之不深；二是庄子本人的思想有很大变化。我倾向于后一种可能性。

今本《文子》以“老子曰”开篇是贯通全书的特色，也是竹简《文子》和今本《文子》的关键性差别之一，这里的问题在于“老子曰”出现的时间。

王利器先生认为，《文子》一书添加“老子曰”字样，盖自开元年间始也。他的证据是日本古钞本《群书治要》及日本天明五年尾张国刻末，其引文自章头提行另起者，率未冠以“老子曰”字样。而唐玄宗时敦煌卷子中有“老子曰”出现。

笔者认为，“老子曰”这种格式的出现是比较早的。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北魏李暹为“文子”作传曰：“姓辛氏，葵丘濮上人，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文子的身世似乎非常明晰。前人已证文子与计然是孑然不同的两个人，而李暹《文子传》所言文子“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和今本《文子》以“老子曰”为主的形式以及为十二篇的结构正相吻合，《郡斋读书志》又曰：“按刘向录《文子》九篇而已，《唐志》录暹注已于今篇次同，其析之欤？”是不是李暹造作了一个新的《文子》而又借为“文子”立传来掩人耳目呢?无论如何，李暹所见到的《文子》已经和今本基本一致，也就是说，“老子曰”与“老子遗言”互为注脚，无可辩驳，它出现的下限，应该是李暹见到《文子》的年代。《郡斋读书志》中说：“李暹师事僧般若支流，盖元魏人也”。《群书治要》本为各种书籍的节录和摘要，把那些明显不属于《道德经》范围的内容收录其中，而去掉“老子曰”子样最自然不过。

曾达辉先生认为，《文子》在南北朝和唐初尚有异本，到唐代天宝元年（742）封《文子》魏《通玄真经》後，老子语录形式的《文子》便定于一尊。（8）笔者深以为然。李唐王朝在很长时期内以道教为国教，唐太宗尊老子为李氏始祖，唐玄宗封《文子》为《通玄真经》之外，还把《文子》和《老子》、《庄子》、《列子》一道列入科举教育体系，并置博士、助教、学生员讲习这些经典。《文子》在唐代受到了空前的推崇，这肯定和它通篇皆有“老子曰”有极大关系。

还有些学者通过今本《文子》所引《老子》之言接近于马王堆帛书本甚至郭店竹简本而证明今本《文子》的早出，但是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今本《文子》和《淮南子》相对应的上下文中，《淮南子》引用《老子》的哪句话，今本《文子》就引用哪句话，只不过个别字词略有出入而已，而且往往是关键的语词都和通行本（王本）一致。如前文所述，今本《文子》和《淮南子》一致的地方，如果《淮南子》没有引老子而今本《文子》引了《老子》，往往会造成上下文的脱节，由此更可以证明今本《文子》的抄袭。

五、关于《文子》被引用的问题

中国先秦的教育观点认为：“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礼记》）即作为一名教师，不仅要向受教者传递丰富的文化科学知识，同时还要对其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战国时代的荀子则认为，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具有双重身份，一是“经师”，向学生教授讲解经书；二是“人师”，即让自身的言行举止成为学生学习的典范。后人更提出“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可见，教师的职责在于对学生进行多方位的教育。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以及身体力行成为学生的典范，则对教师自身的道德素质、行为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现代教育理念里，把教师的道德素质、职业道德水平以及职业理想统称为“师德”，师德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先决条件，在中国三千年教育历史中，先贤哲人关于师德的论述对于现代师德建设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作用。

一、为师的自身修养

教师的个人修养体现为两方面，一是道德品质修养，二是学识修养。传统教育理念认为，教师的素质、品德和教学成效的优劣，对受教者的命运前途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西汉时期的文学家、教育家扬雄就曾感叹：“师哉！师哉！桐子之命也！”把教师德行的作用和受教者一生的命运联系起来，教师个人修养就必然地成为教师师德建设的首要因素。

对诸子百家思想兼收并蓄的《吕氏春秋》详细地阐释了教师的道德操守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列举了“不能教者”，即不能履行教师职责的人种种不良行径，认为教育的不成功往往来自教师的品行低下。比如批评有的教师心态不和谐，操守常变，没有固定的准则（“志气不和，取舍数变，固无恒心”），有的则自以为是，有过不改，说话不负责任，放纵自身行为（“言谈日易，以恣自行，失之在己，不肯自非，愎过自用，不可证移”），更有甚者，趋炎附势、巴结权贵，放弃自身尊严（“见权势及有富厚者，不论其材，不察其行，驱而教之，阿而谄之，恐若弗及”），还有的对“身状出伦、闻识疏达、就学敏疾”的学生厌恶妒忌（妬而恶之）。正因为有这样的老师败坏了学术氛围，所以“学业之败也，道术之废也，从此生矣”。事实上，《吕氏春秋》所批评的这些现象，在当今的教师队伍里也不乏其例。

西汉时期的贾谊在其《新书·保傅》中提出“皆选天下之端士，孝弟博闻有道术者”来担任教导职责。他认为，教育者用自身言行、学识营造出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使受教者“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身处其中，必然可接受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则“不能无正也”。在当今社会，学校俨然成为支撑社会道德的中流砥柱，要教育出品行端正的人，必然要营造正派、正气的整体环境，教师在这一点上责无旁贷。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非常注重教师在教学中的作用，他所处的时代教师社会地位十分尴尬，“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针对“举世不师”的局面，他提出了“中焉可师”的为师标准，认为忠信之人才可以为师。

至今为止，最早而又最系统、最详细记载我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农学专著是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在此之前，虽也有些农书，但都很简略，且大多失传，传世的为后人的辑佚。如汉代是我国农业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有一系列发明创造，但却只有《氾胜之书》和《四民月令》两部篇幅不大的农书，且都失传，目前只有后人的辑本，并非全貌，因而对汉代的农业生产技术一直不甚了解。对先秦农业生产技术记载较为完整的是《吕氏春秋·士容论》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文章。再往前只有诸子百家著作中的只言片语以及《诗经》中的若干章句而已。要了解商周时期的农业生产只靠文献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更不要说原始社会时期的农业生产了，离开考古完全无能为力。

考古发掘提供给我们大量的实物资料，特别是出土的粮食作物遗存和动物遗骸，让我们得以了解远古先民种植哪些作物和驯养哪些畜禽。而要知道这些作物和畜禽是如何种植和驯养的，就必须研究出土的农业工具、农田遗迹和一些形象材料(如农田模型、画像砖、画像石、壁画等)，此外还要参考一些民族学的资料来复原古代(特别是原始社会)农业的生产过程，以探求当时的生产技术。下面我们结合文献简略地介绍一下解放以来有关大田生产技术情况(重点为新石器时代至南北朝时期)的一些考古资料。

1．整地技术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对中国原始农业是不大了解的，往往只是以“刀耕火种”、“砍倒烧光”概括之，具体情况知之甚少，以致1959年出版的《中国农学史》专著，完全避开原始农业，只从《诗经》谈起。经过几十年考古资料的积累，人们对原始农业有了较清楚的认识。从原始农具的种类只有整地、收割、加工三类，推测当时的生产过程只有整地、播种、收获、加工四个环节。除了播种可以直接用手以外，整地、收获、加工都要使用工具。从对土地的使用情况看，原始农业可分为火耕(或称刀耕)农业和耜耕(或称锄耕)农业。火耕农业的特点是生产工具只有石斧、石锛和木棍(耒)或竹竿，用石斧、石锛砍倒树木，晒干后放火焚烧，然后在火烧地上点播或撒播种子。耜耕农业的特点是除石斧、石锛之外，还创造了石耜、石锄等翻土工具，与之相适应，生产技术也由砍倒烧光转到平整土地上来。在一些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还出现了原始石犁，这是新出现的整地农具，可能是用来开沟排灌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是90年代在江苏省苏州市草鞋山马家浜文化遗址和湖南省澧县城头山汤家岗文化遗址发现的稻田遗迹，使我们对原始水稻种植情况有了较具体的了解。草鞋山遗址的稻田形状为椭圆形或圆角长方形的浅坑，面积为3～5平方米，个别小的仅有1平方米，最大的达9平方米。稻田东部及北部边缘有“水沟”和“水口”相通，“水沟”尾部有“蓄水井”。城头山遗址的两丘稻田则是长条形，由人工垒筑田埂，田埂问是平整的厚约30厘米的纯净灰色土，表面呈龟裂纹，剖面稻根显露。田边亦有水坑，由水沟连接通向稻田。据原发掘简报报道：“这二丘田均是在比发掘区西部较低的原生土面往下挖出，同时保留田埂部位，待田里耕作土积高到与原生土田埂等齐时，再用人工在原田埂上加高堆垒成新的田埂。”(图四八)[138]

这两处稻田遗址的年代都是距今六千多年，表明原始稻作在6000多年前的长江中下游都已比较成熟，已有固定的田块长期种植水稻，除了垦辟田面、修筑田埂之外，还要开挖水井、水塘和水沟，远不是“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了，由此亦可了解当时的整地技术已有一定的水平。

商周时期已出现了许多整地农具，除了耒耜之外，还有金属农具锸、钁、锄、犁等，说明当时对整地已相当重视。不过《诗经》提到整地时只说：“以我覃耜，俶载南亩。”(《小雅·大田》)“畟畟良耜，俶载南亩。”(《周颂·良耜》)即以耒耜翻地，但未说明要翻耕到什么程度，看来当时尚未提出深耕的要求。商代的甲骨文田字写作圆圈，说明田问已整治得相当规整，沟渠纵横，以防暴雨洪水冲毁农田。古文献谈到夏禹治水的主要措施时总是说他“浚畎浍”(《书·益稷》)、“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修浚沟洫成为当时农田建设中的首要任务。此外《诗经》经常提到“俶载南亩”、“今适南亩”、“南东其亩”、“衡从其亩”，亩就是垄，可见当时除了在农田周围开挖沟渠外，还要在田中翻土起垄，并且根据地形和水流走向，将垄修成南北向(南亩)或东西向(“南东其亩”的东亩)，这已是垄作的萌芽了。因而商周时期出现一系列掘土的金属农具绝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