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范文10篇

【摘要】公意理论是社会契约论的核心,公意是整个共同体意志的表现,是国家的最高指导。社会契约旨在使个人充分享有自由的权利的同时保障共同体秩序稳定。公意是对共同体意志的最高要求,甚至是道德层面的要求。因此在很难达到公意要求的情况下,分析公意理论的当代价值对国家结构的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公意理论社会契约当代价值

一、卢梭公意理论的内涵

卢梭认为,基于社会契约人们成结合政治共同体,唯有公意才能够按照国家创制的目的,即公共幸福,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公意理论是社会契约论的核心,公意是整个共同体意志的表现,公意是国家的最高指导。“只要有若干人结合起来自认为是一个整体,他们就只能有一个意志,这个意志关系着共同的生存以及公共的幸福。”因此,公意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意志,共同体的人民必须服从公意,如果拒绝服从,人们就会迫使他服从公意。

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卢梭指出众意与公意之间经常总有很大的差别;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但是,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间正负相抵消的部分而外,则剩下的总和仍然是公意。[1]公意的形成过程是各种利益博弈的最终结果,即使人们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但各种利益最终会形成总体上的一致。然而,公意的逻辑起点是私意,它的形成必经众意,那么,在此过程中无法避免个人把自己的意志扭曲成形式上的公共意志。“人民是决不会被腐蚀,但人民却往往会受欺骗,而且唯有在这个时候,人民才好像会愿意要不好的东西。”公意的应然状态和实然状态存在差距甚至发生冲突,就会造成政治共同体的毁灭和国家的灭亡。卢梭认为,公意是永远正确的,但是那指导着公意的判断却并不永远都是那么明智的。对于这种不可避免的因素的存在,卢梭主张用投票的方式形成公意,投票作为实现实现公意目标的最好方案充满了现代价值。唯有公意才能约束个人,判断个人私意是否符合公意要经过人民的自由投票。意志要成为公意,并不永远需要它是全体一致的同意,但必须假定至少有过一次全体一致的同意,多数人的表决可以得出公意。偏私之所以能够达至公正,其原因是人们的偏私或私利之间除了具有冲突性的一面之外,还有一致性的一面。[2]如果公民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勾结,那么,在多数决原则下的投票结果是人民充分了解情况并进行讨论后的结果,从大量的小分歧中总可以产生最接近公意的结果。卢梭认为以公意思想为基础的社会就是一个合乎道德的社会,是一个基于社会契约的社会,是一个体现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是一个人人享有政治自由平等的社会。这个社会的法律不是出于个人的意志而是集中体现各个个人意志的公意,是对社会成员需要的完美的反映。

二、公意的当代评价标准

摘要：卢梭是一个兼具浪漫主义和理性思维的政治家，也是个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以浪漫主义为切入点分析了卢梭在两部主要的政治论著中的政治思想。主要评析了卢梭关于自然与文明、平等与自由、公意与契约和道德与法律关系的论述，认为卢梭的政治思想中充满对平民的关爱和同情，并有许多不同于前人的政治创建。

关键词：卢梭；浪漫主义；政治思想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两部著作集中展现了卢梭的政治思想，在他阐明政治思想的过程中，我们依稀发现了一个浪漫主义者的情怀。有人说，浪漫主义的显著特征是以一种对以往怀有无限温馨回忆并对未来抱有无限幻想的思维方式强烈地反对现实的生活状态。卢梭有这种倾向，他在对现实的批判中描绘了一种未来社会的景象，并使社会革命的大潮在他身后汹涌澎湃。所以歌德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伏尔泰结束了一个时代，而卢梭却开启了一个时代。”

1文明与自然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把自然状态看作是自由、幸福的“黄金时代”，在自然状态下，人们其乐融融地生活，有的只是自爱心和温暖的怜悯，自爱使得人们必须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而怜悯使得人们出于本能地帮助自己有苦难的同胞。在这种状态下，不仅没有私有的观念，而且没有人与人之间的隶属关系，大家和平相处。“彼此间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关系，也没有人所公认的义务，所以他们既不可能是善的，也不可能使恶的。既无所谓邪恶，也无所谓美德。”卢梭认为“人生来都是善的，是种种制度才把人弄恶”，是文明社会破坏了人的本性。他说“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奠基者。”因此他发出“回到自然”中去的呼声。这明显地与当时崇尚理性热爱文明的时生了冲突。此文不仅主张消灭私有制，而且对理性也提出了质疑，卢梭认为理性并不意味着一切，也有它的缺陷。

现代的文明和理性培养出来的人由于受到无数的诱惑而变得烦恼和不安宁，所以他写道“人们不得不相互爱抚而又相互伤害；由于义务，人们生来就是仇敌；由于利益，人们必须相互欺骗。”由此我们看出，卢梭总是站在同时代人的前列，以一个浪漫主义者的眼光审视并批判着现实社会，所以赫尔岑说：“当时伏尔泰还在为文明跟愚昧和无知作战时，卢梭却已经痛斥这种人为文明了”。其实卢梭在痛恨这种文明的同时，也提出了一种解决的方式：文明的缺陷要靠更高的文明来克服。人类只有不断地向前发展才能摆脱由文明带来的束缚。他所倡导的自然状态不是真正的原始社会，而是一种充满自然状态的自由与平等内容的未来社会。因为在卢梭看来自然状态必须改变，不能继续维持下去，如果人类不去改变生存方式的话等待人类的就是消灭。卢梭在理论上批判现实的文明，在实际生活中他也一直厌恶社交场合上的虚伪和矫揉造作，对自然无限向往，甚至一有机会就隐遁于自然中，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浪漫主义者的生存道路。

摘要：卢梭是一个伟大的教育思想家，他在道德教育上有诸多见解。卢梭道德教育思想在人性问题上，主张人性是向善的，人天生充满着自爱、同情性、对幸福的关切。在道德教育的目标设定上，卢梭主张要把人培养成一个整体的自然人，同时也是“美德共和国”的公民。在道德教育的方式上，卢梭比较看重情感主义润育，注重道德感化和情感激励。不过，卢梭虽然反对理性主义教育路线，但是他也并非完全否认理性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

关键词：卢梭；道德教育；自然教育；情感主义

卢梭是18世纪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被誉为自然主义教育的重要代表人物，《爱弥儿》一书也成为教育哲学的经典之作，对后世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我们今天各种的“自然主义教育”“快乐教育”理论和实践中，都可以看到卢梭教育思想的影子，甚至有的直接宣称是继承了卢梭的教育思想。然而，卢梭本人的思想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他认为现代社会问题重重，私有制导致了贫富的分化，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和奴役，而资本的统治又败坏了人们的自然品德，整个社会充满拜物教、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从而要求回到人的自然状态；另一方面，卢梭反对传统社会的专制制度，认为专制制度是不自然的，是一种罪恶，他赞扬法治、民主，主张共和制度。这种复杂的思想也影响了其教育思想，因此理解卢梭的教育思想，就不能仅仅抓住其教育思想的某个方面，尤其是《爱弥儿》中的只言片语，而必须认真辨析，还原出其真实意蕴。本文拟尝试解读作为卢梭整个教育思想核心的道德教育思想问题。

一、卢梭道德教育思想的人性设定

人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是真正的人性？这是人类面临的“永恒之谜”，至今也没有清晰的答案。几乎每一个思想家、哲学家，都曾尝试来对此进行解答，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人之谜”。但是，他们都没有完全成功。然而作为道德教育，又不得不从对人性的理解开始，道德教育的根本在于塑造一种符合道德要求的人性，也即它是一个塑造人性的活动，包括个性、品格、人格的养成塑造等。当然，作为道德教育的前提需要把握的人性主要是指人的天然本性。我们的教育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客体”，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前提问题，是任何道德教育思想都无法回避的。东西方在人性的理解上，差异比较大。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在人性上主要主张性善论，也即认为人性本善，只是这种人性处于一种自发状态，会被各种欲望和外物所遮蔽，需要通过一种道德教育来使其达到自觉状态，恢复其本性。而西方哲学思想在人性问题上主要持有一种性恶论，认为人的天性充满着贪欲，充满着罪恶，因此必须通过道德教育进行约束乃至来消除人的这种天性，否则社会就没办法形成。到近代的思想启蒙运动，人性问题主要通过人的自然状态问题呈现出来，也即人的自然状态是什么样的。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两种相反的主张，一种以霍布斯为代表，他主张，由于人性存在着追求竞争、喜欢猜疑、爱慕荣誉、自私自利等因素，所以人的原初状态是一种战争状态。“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1]。另一种则是以洛克为代表，他主张人的自然状态是没有冲突和战争的，是一种平等自由的状态。“他们在自然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2]。卢梭对人的自然状态的理解大致类似于洛克，认为人的自然状态是一种平等自由状态。在人性问题上，卢梭大致主张人性是向善的，他们天生充满着自爱、同情性、对幸福的关切[3]15。只是由于“社会文明”的“介入”，人类才开始出现撒谎、伪善、欺诈、暴力、奴役等，人性是逐渐被败坏的。总之，在卢梭看来：“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4]6所以在《爱弥儿》中，卢梭为爱弥儿设定了一种特定的条件：孤儿、偏僻的乡间等，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其学生爱弥儿受到外在环境的“污染”。卢梭建议：“趁早给你的孩子的灵魂周围筑起一道围墙，别人可以画出这道围墙的范围，但是你应该给它安上栅栏。”[4]7在人性问题上，康德就不同意卢梭的见解。在康德看来：“人就本性来说在道德上是善的还是恶呢？都不是，因为他就本性来说根本就不是一个道德存在者。”[5]64即人的本性无所谓善恶之分，人的天性是“单纯”的，即和动物的本性本能一样，受自然法则的支配，是一种欲望在起作用。而道德性需要后天的培养。但是，为什么人可以培养成一个道德存在者、道德人，动物却不能？康德也未能很好地回答这一问题。马克思对此回答是正确的，这一切都是社会造成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135。人生活于社会之中，动物生活于自然中。人从出生，甚至孕育开始，就和动物逐渐分道扬镳了，胎教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这种例证。因此，人能够通过后天的教育与社会交往成为道德存在者，在于他是一种社会性存在，甚至从孕育开始就生活在社会环境之中。通过这一分析，我们有必要反思当下的“自然教育”问题了。一些父母基于“自然教育”的主张，任由幼儿儿童“自由生长”，甚至把各种破坏（乃至在幼儿园随意破坏其他孩子的东西）、喜欢争斗抢夺（乃至“斗狠”，欺负别的小朋友）等，都认为是“自然”的，是其成长应有的东西，不但不予制止和训诫，甚至还给予鼓励。尤其一些男孩子的家长更是认为男孩子就应该是这样的，否则就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对于这类现象，有一种观点持反对态度，认为今天父母落下的教育，将来社会会以一种残酷的方式给予补上。在康德看来，在儿童的教育问题上，训诫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方式，“训诫或者管教把动物性改变成人性”，它们“把人置于人性的法则之下，开始让人感受到法则的强制”[5]7-8。而且，康德还特别强调：“训诫的耽搁是一种比培养的耽搁更大的弊端，因为培养还可以后来继续弥补；但野性却无法去除，训诫中的失误是无法补救的。”[5]10引导、鼓励、训诫，在儿童的教育上都是必要的。审视今天的教育，在“快乐教育”理念的“诱导”下，“训诫”似乎成了一种“罪过”，弄得很多教师都不敢批判学生了，唯恐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需知卢梭本人也赞成规则下的自由，自由不是任性，每个人都必须遵守规则。同时，社会也有一种观点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要求把教鞭“请回”课堂，笔者对此不敢苟同。训诫不是体罚，也不是侮辱，它应该是一种批评教育，因此不能超过应有的限度，否则就会走向其反面。但是，一旦学生的言行超过了法律的限度，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需要接受法律的“训诫”，甚至是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

二、卢梭道德教育的目标设定

卢梭要解决主权的一个问题，这就是主权权力的界限问题。这个界限问题的本质就是作者开篇所说的，如何把“权利所许可的和利益所要求的”结合起来。所有的主权论者都一致认为，主权概念本质上就是共同利益，主权是共同利益的实现机制。即便是主权神授论者也必须承认主权是为了臣民的福利而存在的，我们古人的民本思想，讲的就是主权的目的。但是对于权利这一端，论者分歧悬殊。所谓权利一端，包含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权利作为主权的道德基础，从而使主权和权利同源同质。另一个是，主权之下的权利存在空间。（这里我附带说一句，夏勇先生试图从民本思想里推出权利学说，从我刚才所说的逻辑看，好像有点混淆了两个不同问题，或者说，把两个不同的问题一锅煮起来了。）按照博丹的说法，主权是绝对的，不受实定法的限制。但是，从自由主义的视角看，这就留下一个难题：个人对于国家绝对权力的服从与个人自由相矛盾。卢梭声称可以化解这个难题，他化解问题的步骤是，一、把主权奠定在个人同意的基础上，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讲解清楚。二、既承认主权具有绝对性，又承认个人权利的空间。我们眼下要关注的就是后者。

所谓主权的绝对性，说的就是主权者对于主权范围内的任何个体、组织都具有不受限制的权威。卢梭的主权者或者国家是一个道德的人格，这个道德人格与所有的人格遵循一个同样的逻辑——自我保存的逻辑，也就是以保存自身——全体为目的。这样的目的决定了主权者必须对于个体具有绝对的权威，卢梭特别采用了一个有机体的比喻，“正如自然赋予了每个人以支配自己各部分肢体的绝对权力一样，社会公约也赋予了政治体以支配他的各个成员的绝对权力。”这个比喻所述说的道理就是整体高于个体，但是也包含了另外一层意思，个体的生命在整体之中才有意义，卢梭似乎主要强调前一层意思，这后一层意义被黑格尔发扬了。至此，卢梭适时地提出了主权的定义，他的主权概念是，这种整体对于个体的绝对的支配权力受到公意的指导时就是主权。他之所以要突出受到公意的指导，是因为公意是主权的本质所在，以往的理论家没有正确地区分主权和从主权派生出来的东西，把个别性的行为误解为主权行为。

既然主权是绝对的，那么，在主权之下如何保留个体的权利存在的空间呢？卢梭说，除了公共人格之外，我们还得考虑那些构成公共人格的私人。个人的生命和自由是任何一种政治哲学都必须考虑的。不管你如何突出公共人格，都不能否定个体生命和自由的天然存在这样一个客观事实。问题在于如何界别公民的权利和主权者的权利，区别他以臣民的身份应尽的义务和以人的资格应该具有的自然权利。

这里我们马上就发现卢梭看起来自相矛盾，因为前面他特别强调缔结社会契约时每一个人必须彻底全部地出让，既然彻底出让，彻底地社会化（在卢梭这里也就是政治化），为什么个人还享有自然权利呢？个人还有什么可以对抗主权者的权利呢？（权利的概念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对抗的资格）如果个人保留某些自然的权利，还有什么主权者不能介入的领域，那么在那个权利的范围内，不还是自然状态吗？社会不还是处于不稳定之中吗？

看到这个矛盾，我们自然也会联想起前面卢梭关于社会状态下私人财产权的论述。既然在形成集体的那一瞬间，每个缔约者要把他本身和他的全部献给集体，为什么还会存在私人的财产权？卢梭解释说，这种转让不是对个人财富的剥夺，而是保证他们对自己财富的合法享有，也就是说，转让行为在同一块土地上创设了两种权利，一种是主权者的权利，另一种是所有者的权利，由于这个转让，我们才能说国家有领土，也由于这个转让，个人对土地的占有才成其为权利。卢梭对财产权的论述对于整个权利的论述都是有意义的，人们出让自由，不是被剥夺自由，而是合法地享有自由，也就是使自由服从相互约定的条件。这里我们可以联系前面第一卷第八章讲的自然的自由——社会的自由（法律下的自由或公意约束下的自由）——道德自由，所有这些论述证明了一点，就是，自然的自由或权利并没有被国家无偿地剥夺，而是发生了转化。但是卢梭压根也没有说过，社会转化是有限的。

在第二卷，卢梭的调子发生改变，他承认，每个人转让出去的一切权力、财富、自由，仅仅是全部之中其用途对于集体有重要关系的那部分。如果是这样，那么个人便保留某些权力、财富和自由。哪些对集体有用呢？换句话说，哪些可以为集体所用呢？卢梭说，只有主权者才能决定。对于卢梭的“全部出让——部分出让”的不一致，我尝试这样解释：全部出让指的是彻底的社会化，而不是被彻底剥夺，有限出让指的是直接为国家所用的那一部分，也就是说，一部分转移给国家，一部分由个人保留，但是什么该转移给国家，只能由主权者决定。因为全部转让，个人的一切都服从法律，都负有社会义务，一旦共同利益需要，主权者就可以要求其出让一部分。前者是后者的前提。

摘要:卢梭的道德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因龄施教的分期理论、塑造自然人的道德教育目的、培养善良感情、善良判断、善良意志的道德教育任务及以顺应自然、行为实践为主的道德教育方法;其主要特征是强调尊重儿童天性、推崇自由、情感重于理智等。

关键词:卢梭;道德教育思想;内容;特征

自然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卢梭(1712—1788),被誉为“教育上的哥白尼”。他在18世纪倡导的自然教育思想,引起了教育领域中一次影响深远的革命,在西方教育史上乃至世界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的道德教育思想建构于自然教育基础上,又与他的哲学主张和社会政治思想相一致。因此,理解他的包含道德教育思想在内的教育理论必须同时体会他的激进的启蒙思想。美国教育家柯蒂斯

(S•J•Gurus)指出:“卢梭的教育思想跟他的政治哲学是结为一体的,不理解他的教育理论,就不能正确了解他的政治哲学。”[1](P194)这是研究卢梭的道德教育思想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一、卢梭的道德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卢梭的道德教育思想是建立在“自然状态”的假想之上的。按照他的设想,自然状态是一种和平的、人人平等的、自由的状态,这种状态不是对现实的描述,而是对超验的本体世界的一种形式的思考,是作为理性存在物的人的不可避免的、合乎逻辑的信念。正象康德设想出一个人性最完满实现的“目的国”放在无限遥远、不可企及的未来,以作为人类努力的目标一样,卢梭设想出一个人性未遭歪曲的“自然状态”放在人类历史不可回复的过去,以作为评量现存社会的标准[2](P12)。

卢梭作为自然法学派的扛鼎大家，没有人能够否定他的成就，但也源于他的理论，卢梭可谓是自然法学派中最具争议的人物。赞美者称其为专制主义敲响了最后的丧钟，批判者说他是法西斯的始作俑者。本文作为一篇期末论文，受字数和笔者水平的限制（最主要）只能怀着惴惴的心情从卢梭的传世名著《社会契约论》浅谈一下卢梭的思想如何从自由嬗变到专制。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加是奴隶。”这句时常被人引用的名言是第一卷开宗名义所提出的问题，而整本《社会契约论》可以说都是为了解释这句话。

为此他提出了本书的核心观点公意学说。卢梭追溯了现实社会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他认为人类在原始状态下是天然平等的，广袤无垠的森林给他们提供了足够的活动空间，人们的欲求极少，他们不需要依靠别人来生活，他们饿了吃野果，渴了饮溪水，困了就地而卧，连野兽都和他们没有敌意，和平共处。人们在这种状态中不必处心积虑地讨好他人，更没有必要靠奴役他人来实现自己不劳而获的目的，因为那是很不划算的做法：“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因为他力量不但比我大，而且还相当腐化、懒惰、凶恶，竟至强迫我替他觅取食物，而他自己却无所事事呢？那么，这个人就必须下定决心时时刻刻注意着我，在他要睡觉的时候，还得十分小心地把我捆绑起来，免得我会逃掉，或者把他杀死，也就是说，他必须甘愿给自己增加一种负担，而这种负担远比他自己想避免的和他所加给我的大得多。”但是私有制的出现使得这一切都被破坏了，为了私利人类开始表里不一，开始了争斗，开始了奴役状态。所以有了生而自由但又无往不在枷锁中。毫无疑问人们对于这种奴役已经毫无知觉，统治者为了统治必须建立契约，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依照卢梭的观点，这种契约不是依靠强力而完成的，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一种协商的结果。他认为这种结合的形式是用共同的力量保证生命和财产，服从契约就是服从自己的意愿，这是人们组建契约的本意，因为这里人们没有失去他最本质的东西——自由，虽然自由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但是人们仍然像以往那样自由。只要这个契约是符合公意的，人们所得就大于所失，因为人们失去的是“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那种无限的权利”，获得的却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此外还有道德的自由，这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公意理论有着自己的致命缺陷，首先就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公意和众意的界限尽管可能自己已经尽力的区分了，但无疑在很多人看来中区分是不严密的，不清晰的，也是有着内在的矛盾的。在卢梭看来，公意就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升华，首先它不是众意，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是“1＋1＝2”的简单累加，而公意却是个别意志相加后多出来的一部分，是“1＋1›2”的结构形式，“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间正负相抵消的部分而外，则剩下的总和仍然是公意。”按照系统论的观点就是构功能大于元功能之和，产生的一种系统优化力量；按照涂尔干主义的解释，它是一种“看不见的实在（invisiblereality）”，是一种人们使心灵依归的“集体力（collectiveforce）”。这一部分本来并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但是卢梭接下来的阐述导致了致命问题的出现。卢梭主张人民主权，主权凌驾于一切之上，他又把主权看成公意的运用，权力受公意指导就成了主权，因为公意是源于自由，所以主权不可转让和分割，就像灵魂之于生命，转移和分割都意味着死亡。这是非常可怕的，公意的至上性就意味着，以公意的名义实行暴政成为了可能更重要的是这种“权力”是不可转让的，一旦这种公意陷入疯狂，内部的“良知人士”连从围城中冲出来的机会都没有，公意的集合体不容许背叛，是否像极了法西斯这种极端主义？

其次卢梭又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公意永远是正确的，因为公意以共同利益为依归，不是指向个人利益或者团体意志，卢梭将公意与法律类比以自己的方式论证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普遍性，因而公意永久正确的，更成为了正义的代名词。可以想象一旦走向公意的对立面那就意味着毫无疑问的被判为异端，公民的自由和人权可以想象几乎无法保障，陷入卢梭所说的奴役状态可以说是必然的结果。

再次，“如果当人民能够充分了解情况并进行讨论时，公民彼此之间又没有任何勾结；那末从大量的小分歧中总可以产生公意，而且讨论的结果总是好的。但是当形成了派别的时候，形成了以牺牲大集体为代价的小集团的时候，每一个这种集团的意志对它的成员来说就成为公意，而对国家来说则成为个别意志；……分歧在数量上是减少了，而所得的结果却更缺乏公意。”这段引文中，卢梭认为公意正是为了协调个人意志才产生的，没有个人意志的分歧和冲突，公意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了，公意不可以被代表。这一点无疑也是好的，但是后来卢梭认为共和国是最好的国家形式，而直接民主直接行使公民权利无疑又是卢梭所期望的形式，至此卢梭又背叛了自己的言论，少数服从多数，众意又一次替代了公意。这无疑是致命的。《社会契约论》一度成为专制主义甚至是集权主义理论教科书的原因就在于此。

内容概要：本文主要讨论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因素以及其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社会契约论、公意、家庭起源论、暴力起源论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是18世纪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古典自然法学派中最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的法律思想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信奉天赋人权说，认为人类最初处于“自然状态”时人人是自由平等的，这是天赋的权利，只有私有财产的确立才导致不平等的产生。作为他的著作之一的《社会契约论》发表于1962年，是卢梭政治法律思想的比较全面的概括。

在本书中，卢梭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国家政治理论得到充分的论证。以下本文将就此展开讨论。

社会契约论的几个因素

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卢梭反驳了国家起源的两种理论：一是家庭起源理论；二是暴力起源理论。卢梭认为，家庭是最原始的、最自然的社会，在家庭中以父亲与子女的爱为基础。但在国家中，首领对人民没有这种爱，有的只是发号施令。可见，国家与家庭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因此他们之间也不可能有什么因袭关系。至于暴力论或者战争论。卢梭说，战争总是要基于一定利益目的之上的，但在自然状态下，谁也没有什么固定的财产，所以私人间的战争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这就证明，硬说国家产生于强者的暴力和私人战争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同时，他也阐述了自己的国家理论，并且阐述了相关的因素。

关键词：主权自由公意制度权力政府

摘要：每位思想家都有其自己的理想国，以此寄托其对政治社会的向往与追求的蓝图。《社会契约论》描绘的自然权利论与人民主权论带着极大的乌托邦性质。“我所探讨的是权利的真理，我不要争论事实。”书中第二卷与第四卷中关于主权、公意、自由的探讨无非在论证政府是人民自由意志的产物，所以人民有权废除一个违反自己意愿、剥夺自己自由的政府，而公意是不可摧毁的。只要若干人结合起来自认为是一个整体，并且以一种关系着共同生存及公共幸福的意志维系国家，那么治理这样的国家政府只需要很少的法律而且其必要性早已被人们普遍的认识到。这就是公众意志与自由所形成的巨大权力，由此所形成的各种政府制度、国家制度必然导致一种民主、自由与平等的理想升华。

一、公意的提出——卢梭的公意理论说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是18世纪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古典自然法学派中最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的法律思想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信奉天赋人权说，认为人类最初处于“自然状态”时人人是自由平等的，这是天赋的权利，只有私有财产的确立才导致不平等的产生。作为他的著作之一的《社会契约论》发表于1962年，是卢梭政治法律思想的比较全面的概括。

卢梭认为，理想化社会的人民是完全自由的，是因为他们只服从非个人的、任何人都支配不了的自然力量，即他没有受任何人支配，依然在服从自己的意志。沿着这样的思路，他便找出了一种个体结合的形式，创造一种替换自然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有三个特点：一是对自由和平等的保护是个体力量无法比拟的；二是它是非个人的，没有被个体占有，因而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三是在这种力量作用下，每一个与全体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这种足堪媲美自然力量的社会原则就是作为社会生活最高准则的公意，或者说是“普通意志”。在公意的统治下，人类便产生了一场最堪注目的变化，“自然状态中仅仅以个人的力量为其界限的自然的自由，被公意所约束着的社会的自由所代替。”

卢梭认为，服从公意就是服从自由，拒不服从公意的就要迫使他自由。这是因为，公意具有自然力的非个人特征，公意既不是多数人的意志——否则会出现阿克顿勋爵所说的多数人的暴政，也不是只着眼于私人利益的众意，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公意从全体出发，并不倾向于某种特定的人、个别的目标，因而服从公意就不存在屈从他人意志和使他人意志屈从于我们意志的情况。所有人在普遍的公意面前都是平等的。公意必须得到尊重，不是因为它更强大，而是因为它是普遍的。卢梭说，个别意志正负相抵消剩下的总和是公意，即公意是在纷争的个人意志中达成的共识，因而服从公意就是服从于个人对自己的立法，卢梭说每个人顺从公意，这还不够，为了遵循公意，就必须认识公意，于是就出现了法律的必要性。正是卢梭开启了从意志角度论述法律之下自由理念的先河，在卢梭看来，法律是公意的记录，法律是公意的行为，由于法律结合了意志的普遍性与对象的普遍性，“唯有法律才赋予人们正义与自由；正是这种全民意志的有益机构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成为应尽的责任；正是这种神圣的声音向每一位公民提出了公众理性的戒令，却又告诫人们按照他们自己判断的准则行事，而又不自相矛盾。”由于公意具有非个人的普遍性特征，只有在作为公意具体体现的

推崇苏格拉底的意义何在

卢梭在以事例论证科学和艺术败坏德行的时候，将论述重点放在了希腊，而在论述希腊的时候，又将重点放在了苏格拉底的言行上。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抬出了苏格拉底?推崇苏格拉底对卢梭来说又有着怎样的意义?这是个大问题。在历史上，推重、肯定雅典而贬斥斯巴达一向是评论的主流声音，但自卢梭始，这种局面慢慢发生了改变。在卢梭眼里，雅典是空洞理论肆虐之所，而斯巴达则是“半神名的共和国”。雅典和斯巴达的不同，根本上在于一个崇尚科学和艺术，而另一个惟德行为尊。“雅典变成了礼仪和风雅的中心、雄辩家和哲学家的国土……正是从雅典才流传下来了为颓靡的后世历代都奉为典范的惊人作品……罗马那里的人民是生来就有德行的，连那个国土上的空气也似乎激发着人们的德行。它的居民留给我们的，只是对于他们的英雄事迹的追忆。”［1］(P31－32)雅典的衰落和艺术繁荣的关系并非到了卢梭时代才为人注意，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将危及城邦生存的观点在苏格拉底那里已经被提出。卢梭所征引的苏格拉底言辞出自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书中包含了苏格拉底对诗人和艺术家的看法。在苏格拉底看来，诗人自认为是有智慧的人，其实他们并无智慧，原因在于“诗人作诗不是出于智慧，其作品成于天机之灵感，如神巫和预言家之流常作机锋语而不自知其所云”［2］(P56)。艺术家的情形并不比诗人好，他们凭借自己所拥有的技艺，就自认为高于别人，是人类中最有智慧的人了，其实他们可笑之极。如果让苏格拉底选择的话，他愿意做哪类人呢?“关于神的谶语，我们扪心自问:保持自我的操守，不似彼辈之智，亦不似彼辈之愚呢?或是效仿他们之亦智亦愚?最终我自答谶语:还是保持故我好。”［2］(P57)这并不是说苏格拉底认为自己最智慧，对一切都了然于胸，恰恰相反，苏格拉底明言:诸位，神才真是智慧的，而神谕中的“苏格拉底是最智慧的”，也仅是说“你们中最智慧的，人类啊，就是像苏格拉底那样，知道就智慧而言，他真是毫无价值”［3］(P48)。也就是说，诗人或艺术家自认为掌握了真正的知识，而在苏格拉底看来，他们所认知的仅仅是事实的幻象或影子而已，离真正的知识还很远，所以，诗人或者智者(诡辩家)所宣称的仅是一种自我欺瞒而不自知。苏格拉底本人懂得这一点，他将自己的智慧建立在“无知之知”上，认为好的生活就是爱智和求知，要在和伪知识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探求真知的生活，这种生活探求到的是真正的智慧。说到底，苏格拉底确立的是一种异于诗人的生活方式———哲人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就是以谦卑的心态自我调低身位，以神的使者的身份追崇一种沉思的生活，他认为“不经内心省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美德是哲人思考的重要对象，他们认为思考本身即是一种美德。真正的哲人叩问美的灵魂，追求死亡的奥秘，将死看成生的另一存在形态。他们敦促人们过一种道德的生活，自己则要用一生去探寻公正、正义、至善等概念的真切含义并努力去践行这些美德。在苏格拉底看来，真正公正、完美的政治的实现极其困难，只有哲人和王这二者合二为一，也就是哲人王出现，理想的政治方有实现的可能。这里实际上强调的是哲人政治构想的实现必须借助于强大权力的推动，必须借助政治权威的认同和践履。这或许也是哲人经思考而认定的一个政治命题吧。诗人的感觉仅是幻象，艺术家的真理也仅是“偏见”，哲人的思考才是社会混乱、民众困苦的救治良方。而希腊的做法恰恰是重艺术而轻哲学，他们甚至对哲人苏格拉底以正当的民主程序进行审判并将其处死;斯巴达推崇德行，倒是等于实践了哲人的政治理想，从而实现了城邦的强大和繁荣。卢梭看似在分析科学和艺术是否有利于风俗，实际上是在关注当时社会的政治问题，而卢梭的逻辑推演也仅是在延续久远的“诗与哲学之争”。那么，卢梭重提苏格拉底就不是一个随意的举动，而是“别有用心”。这一问题的提出等于直接向当时的思想界发难:你们如何回答苏格拉底提出的问题?你们如何看待苏格拉底的遇难?在这样的问题面前，很多人都会战栗的。苏格拉底因为慢神和“败坏”青年而被判处死刑，但正如苏格拉底在申辩中所表明的，他恰恰是最敬神且关爱年轻人的。他说:“雅典人啊，我敬爱你们，可是我要服从神过于服从你们，我一息尚存而力所能及，总不会放弃爱智之学，总要劝告你们，向所接触到的你们之中的人，以习惯的口吻说:‘人中最高贵者，雅典人，最雄伟、最强大、最以智慧著称之城邦的公民，你们专注于尽量集聚钱财、猎取荣誉，而不在意、不想到智慧、真理，和性灵的最高修养，你们不觉得惭愧吗?’……我巡游各处，一无所事，只是谆劝你们老幼不要顾忌身家财产在先而与性灵的最高修养并重。”［2］(P66)在苏格拉底之前的时代，人们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德性，主要看他是否完成了社会赋予他的职责，一个履行了社会指派给他的职责的人，就具有德性。一个职责或角色的德性与另一个职责或角色的德性是完全不同的［4］(P31)。如羞愧，就是人在未完成社会分配给他的职责时的感受。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正义、勇敢等概念的背后是一种社会秩序，是得到大众认可的一套价值体系，这套体系维系着这个社会，使它秩序井然，充满生机。随后，这些概念的内涵渐渐地不再和具体的行为结合，变成了一种抽象的品质。苏格拉底很少为具体的德性定义，但他总是和他的辩论对手讨论这些问题，试图探寻出这些概念的内涵。尽管他们没有讨论出正义、公正是什么，但他们清楚地知晓它们不是什么。苏格拉底为人们确立了探究真知的方式，即以已知为无知，保持问题探寻的开放性与可能性。在他的问题和追问面前，形形色色的现象或恶举或有违礼法的事情被谴责被鞭挞。或许，苏格拉底问题答案的未完成性恰恰是为了应对现象的纷繁复杂?这是一个不易回答的问题。这就是苏格拉底的选择———他不愿意用逃走或交罚金的形式来玷污城邦的礼法，最终被处死了。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更为严酷的事实是，审判程序完全合法。也就是说，是雅典的民主制度和法庭———这是最应该体现公正和正义的地方———判了苏格拉底死刑。我们是否可以说，雅典民众以法的名义、以公正的借口杀害了自己城邦的守卫者，就如弗洛伊德在《摩西与一神教》中所推断的以色列民杀害了约束、谴责他们恶性的摩西;我们是否可以说，人类为了维系自己的恶行、释放自己的恶性，总是要杀害或者驱逐自己族群中的道德理性主义者、先知和善人。回到卢梭的时代，人们推崇张扬个性的艺术，贬斥只有极少数人的禀赋才配得上的哲学，是不是有趋恶的潜在动因在?或者说，人们的行为实际是在审判苏格拉底的传人，是在放逐政治哲人。如此，卢梭所说的“在我们这里，的确，苏格拉底也许不会饮鸩而死，然而他却要从一个更苦得多的酒杯里尝到侮辱性的嘲弄和比死亡还坏百倍的鄙夷”也就不难理解了，这里说的不正是卢梭本人的境况吗?这话说得让人感叹不已，与其心相通者更会潸然泪下、悲戚难言。离弃苏格拉底会有怎样的后果呢?诗人和雄辩家大行其道的雅典为斯巴达所灭。罗马人继承了希腊的衣钵之后，伊壁鸠鲁、芝诺等智术师的名字代替了神灵、勇毅和守法这些神圣的名字，自从这些人在罗马出现以后，好人就越来越少了。这或许可作为罗马后来覆亡的另一解释。卢梭处在法国启蒙运动时期，他在思考，科学和艺术大发展的成果抑或后果会是什么呢?由此可见，卢梭援引苏格拉底的言论，实乃大有深意。

卢梭观点对今天科学、艺术教育的启示

在《论科学与艺术》的第二部分，卢梭直接将矛头对准科学和艺术，对它们的弊病进行了剖析。在卢梭看来，科学和艺术的兴起本身就存在着动机不纯的问题。“天文学诞生于迷信;论辩术诞生于野心、仇恨、谄媚和撒谎;几何学诞生于贪婪……”［1］(P39)目的本身既然都不纯正，更遑论其过程和结果了。就科学来说，它本身兴起的条件就是闲逸，而它反过来又滋长了闲逸，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时间浪费。科学成为新的信仰和宗教之后，它以致命的诡辩武装自己，开始摇撼传统信仰的根基，进而损坏人们的德行。卢梭决不是危言耸听。任何道德伦理体系的基础都是宇宙论，而科学却直接将传统的宇宙论掀翻、颠覆，它把传统的伦理和宗法体系连根拔起了。现今时代的价值体系、宗法体系的瓦解以及多元价值观并存和科学的发展实在有剪不断的关联。文艺的问题同样很多。首先的一点就是它会让人养成奢侈的不良习气。善良的风尚对于帝国的存续乃是最根本的大事，而奢侈则是与善良的风尚背道而驰［1］(P43)。奢侈除了会引发风尚的解体，它还会腐化人们的趣味。艺术原先被用来朝圣或者歌颂崇高，而今，它被用于商业炒作。人们以为拥有财富便拥有了高雅的艺术，然而，占有历史久远的文物或者绘画的平庸之人并不懂得欣赏他手中的宝贝，因为人已经不再具有欣赏高贵艺术的德行和灵魂了。更致命的是，当奢侈风靡整个社群，人心为其蒙蔽而丧失鉴别力时，真正的勇毅就会被轻视，尚武的品格也会慢慢消失。而这才是卢梭真正关心的。我们初读《论科学与艺术》，会以为这是一部论科学和艺术本质或艺术本体的著作，但深读下去会发现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们万万不要忽略了卢梭文中所举的例子，或希腊或中国或罗马，或君王或哲人，这些都是和政治密切相关的，就是说，卢梭其实是在通过科学和艺术来谈政治。艺术、德行、勇敢、荣誉、高尚、人道、政治，这些关键词将卢梭的论述思路很好地联系起来。是否应该让民众都来参与哲学思考，像苏格拉底那样，以沉思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呢?卢梭对现代教育的一个反思即表现在，他看到科学和艺术的普及使得所有人都有机会进入科学的殿堂，而他认为这或许是有悖于多数人天性的行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有能力成为卓越的匠人，但不适合成为哲人或者人类的导师，真正有潜质成为人类导师的人仅仅以自然为师，是无需世俗的老师的。卢梭的言论确实击中了大众教育的要害，就是教育抹平了人和人天性上的差异。但是，这里似乎又有一个问题:不经过选拔和前期教育，真正的天才或人类的精神导师是否能够将潜质挖掘出来?卢梭所谴责的究竟是教育的方向问题还是技术问题?在笔者看来，这依然是值得探究的问题。在著作的最后，卢梭谈到了对君王的期待:“就请君王们不要不屑于把那些最能对他们进忠告的人容纳到他们的议会里来吧;但愿他们能放弃那种由伟大人物的骄傲而造成的古老的偏见，即领导人民的艺术要比教化人民的艺术难得多……但愿第一流的学者们在他们的朝廷里能够找到荣誉的安身之所吧，但愿他们能在这里获得与他们能相称的唯一报酬……唯有这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到，被高贵的情操所激发的，并为了人类的福祉而在共同努力的德行、科学和权威，都能够做出什么事情来。”［1］(P60)很明显，这里的能进忠告的人、第一流的学者指的就是哲人，像卢梭这样的思想者。在苏格拉底那里，哲人必须保持自己身位的独立，以利于自己的思考和追问;在他看来，理想政治的实现只能依靠哲人王的出现，即，王本人成为哲人或者哲人成为王，二者合二为一。但卢梭期待的是君王对哲人的重用，他不再祈求二者合一。这是一重要的变化，卢梭本人期待受到重视，同时他也意识到哲人王出现的可能性太渺茫。对于哲人受到重用一事，卢梭看似并不抱太大期望:只要权力是一回事，而知识和智慧又是另一回事，学者们便很少会想到什么伟大的事物，君主们则更少会做出什么美好的事情来［1］(P60)。卢梭眼光不可谓不犀利，其论断带有预言性质。苏格拉底看得很清楚，哲人和政治人的对立并非哪类人的主观意愿，而是由他们所代表的人物类型或者使命决定的。这样看来，苏格拉底之死就不再是偶然的了。卢梭最后呼吁:德行啊，你的原则不就铭刻在每个人的心里吗?要认识你的法则，不是只消反求诸己，并在感情宁静的时候谛听自己的良知的声音就够了吗?笔者疑惑:这就是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给我们的最终教诲?我们只要返归内心，听从自己的本心就可以了，那么本心自身又为何物所充斥呢?

本文作者：闫岩工作单位：淮北师范大学

论文关键词：主权自由公意制度权力政府

内容摘要：每位思想家都有其自己的理想国，以此寄托其对政治社会的向往与追求的蓝图。《社会契约论》描绘的自然权利论与人民主权论带着极大的乌托邦性质。“我所探讨的是权利的真理，我不要争论事实。”书中第二卷与第四卷中关于主权、公意、自由的探讨无非在论证政府是人民自由意志的产物，所以人民有权废除一个违反自己意愿、剥夺自己自由的政府，而公意是不可摧毁的。只要若干人结合起来自认为是一个整体，并且以一种关系着共同生存及公共幸福的意志维系国家，那么治理这样的国家政府只需要很少的法律而且其必要性早已被人们普遍的认识到。这就是公众意志与自由所形成的巨大权力，由此所形成的各种政府制度、国家制度必然导致一种民主、自由与平等的理想升华。

一、公意的提出——卢梭的公意理论说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是18世纪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古典自然法学派中最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的法律思想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信奉天赋人权说，认为人类最初处于“自然状态”时人人是自由平等的，这是天赋的权利，只有私有财产的确立才导致不平等的产生。作为他的著作之一的《社会契约论》发表于1962年，是卢梭政治法律思想的比较全面的概括。

卢梭认为，理想化社会的人民是完全自由的，是因为他们只服从非个人的、任何人都支配不了的自然力量，即他没有受任何人支配，依然在服从自己的意志。沿着这样的思路，他便找出了一种个体结合的形式，创造一种替换自然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有三个特点：一是对自由和平等的保护是个体力量无法比拟的；二是它是非个人的，没有被个体占有，因而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三是在这种力量作用下，每一个与全体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这种足堪媲美自然力量的社会原则就是作为社会生活最高准则的公意，或者说是“普通意志”。在公意的统治下，人类便产生了一场最堪注目的变化，“自然状态中仅仅以个人的力量为其界限的自然的自由，被公意所约束着的社会的自由所代替。”

卢梭认为，服从公意就是服从自由，拒不服从公意的就要迫使他自由。这是因为，公意具有自然力的非个人特征，公意既不是多数人的意志——否则会出现阿克顿勋爵所说的多数人的暴政，也不是只着眼于私人利益的众意，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公意从全体出发，并不倾向于某种特定的人、个别的目标，因而服从公意就不存在屈从他人意志和使他人意志屈从于我们意志的情况。所有人在普遍的公意面前都是平等的。公意必须得到尊重，不是因为它更强大，而是因为它是普遍的。卢梭说，个别意志正负相抵消剩下的总和是公意，即公意是在纷争的个人意志中达成的共识，因而服从公意就是服从于个人对自己的立法，卢梭说每个人顺从公意，这还不够，为了遵循公意，就必须认识公意，于是就出现了法律的必要性。正是卢梭开启了从意志角度论述法律之下自由理念的先河，在卢梭看来，法律是公意的记录，法律是公意的行为，由于法律结合了意志的普遍性与对象的普遍性，“唯有法律才赋予人们正义与自由；正是这种全民意志的有益机构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成为应尽的责任；正是这种神圣的声音向每一位公民提出了公众理性的戒令，却又告诫人们按照他们自己判断的准则行事，而又不自相矛盾。”由于公意具有非个人的普遍性特征，只有在作为公意具体体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