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起点范文10篇

一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87、153页。）在人们的一般认识中，认为这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规定，强调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这是对的。但这只是一种表层认识。从更深层意义来看，它给我们指明了掌握人的本质的方法论原则，告诉我们应从社会关系中来认识和把握人及其本质。

社会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不是孤立存在物。他从事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是依赖于他人的。在现实的活动中，一切活动都离不开人，但活动并不是单个人的单独活动，“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87、153页。）应从社会关系来规定人，人始终是社会的人。

社会关系是人的生存方式，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形成。交往是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交往多种多样，如物质交往、精神交往、生产交往、文化交往、艺术交往、日常生活交往，交往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有多少种交往就有多少种社会关系。各种社会关系都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成的，因而可以说社会是人际关系的总和，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构成了完整的社会。社会关系和交往关系相辅相成，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就有什么样的交往关系，反之亦然。

道德的基本问题是处理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人们彼此间的利益关系只有在人们的交往中，在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和改变。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87、153页。）就是说人们的道德是在人们的社会关系中产生和形成的，在人们的交往和实践中通过彼此之间利益关系的处理表现出来。只有在人们的社会交往和实践中才能判断一个人的言行是善的还是恶的，是丑的还是美的，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也只有在人们不断的社会交往与实践中，才能形成一个人稳定的道德品质和情操。十八世纪法国著名的思想家爱尔维修曾说过：“如果我生在一个孤岛上，孑然一身，我的生活就没有什么罪恶和道德，我在那里既不能表现道德，也不能表现罪恶的。”（注：转引自［苏］普列汉诺夫：《唯物主义史论丛》，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66页。）脱离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脱离人的社会实践，无所谓言行一致，不存在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也就无所谓道德。那么作为培养人和塑造人的道德人格的德育在内容、方法、手段等方面的选择和实施上就应与此相契合。所以，我们认为德育实践应从现实社会的人际关系出发，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应从人与人之间的友好交往、相处出发，从小处而言，指处理好自己与家人、朋友、他人的利益关系，处理好自己眼前与长远的利益关系；从大处而言，指处理好自己与集体、集体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个体道德意识的产生、道德情感的陶冶、道德意志的锤练、道德信念的确立都离不开个体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和活动。在个体现实的道德生活和活动中，在个体现实的社会交往中，个体的道德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得到提高，学会处理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进而使个体道德不断完善和超越自我。脱离了现实的生活和人际交往，仅靠单纯空洞的道德知识传授、说教和灌输，是不可能取得实效的。

一

德育是现代大教育的基本内容和基本任务之一，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途径之一。我国对德育的地位和价值一直极为重视，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规定德育处于首要位置。在德育的实际工作中，我们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辛勤的劳动。但实际效果却不尽人意，与其应有的地位和付出的劳动很不相称，对此人们都有体会。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其中一个深层次问题没有解决好，这就是德育实践的逻辑起点问题。

德育实践的逻辑起点是指德育实践应从何处出发的问题，它要解决德育的内容、德育的方法、德育的途径等的出发点问题。这既是一个实践问题，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长期以来，我们的德育实效不佳与这一问题在理论认识上不清不够有重要关系。翻开已有文献，极少见到类似的专门研究和探讨，似乎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

时代处于世纪之交，21世纪是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它对人才的要求不仅是知识丰富、能力超群，它还要求人才具有丰富的情感、健康的个性和良好的品德，应德才兼备，全面发展。世界各国在面向21世纪的教育改革中无不重视德育的地位和价值。众多国际教育专家通过20世纪百年来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发展的回顾和检讨，以及对21世纪教育发展方向，培养目标和伦理要求的展望，认为在未来的21世纪应该把道德教育放在全部教育的首位。（注：张志义：《现代化与中国优秀伦理道德传统的继承》，《教育研究》1994年第6期。）1989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提出了《学会关心》宣言，明确提出了“关心自己的健康，关心自己的家庭、朋友和同行，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和国家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利益，关心人权，关心其他物种，关心地球的生活条件，关心真理、知识和学习。”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关于道德教育的纲领性文件。在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又专门讨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问题，提出了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即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引导人们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才观、价值观。（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因此，面对世界教育发展的特征和党的思想道德建设任务，探讨德育实践的逻辑起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87、153页。）在人们的一般认识中，认为这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规定，强调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这是对的。但这只是一种表层认识。从更深层意义来看，它给我们指明了掌握人的本质的方法论原则，告诉我们应从社会关系中来认识和把握人及其本质。

摘要：何为法哲学的逻辑起点，这个问题一直以来都是非常有争议的论题，没有一个令整个法哲学界公认的定论，所以从新的角度、新的视角对它们进行探索是有必要的。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论证法哲学的逻辑起点可以试着把它确定为法需要。

关键词：法哲学；逻辑起点；法需要

关于法哲学逻辑起点，从目前来看，古今中外的法学家、哲学家们都有所探究，但不同的人，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所站的角度不同，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人作为一个类群，不同于其他动物群类的最关键一点就在于人有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能力。因此笔者所认为的法哲学应该是以对人与法的关系的研究贯穿于整个法哲学体系的始终，法哲学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促进人的自我完善。由此推出法哲学的逻辑起点应当是法需要。所以本文试图以法需要作为法哲学的逻辑起点来进行探析。

一、需要与法需要

从价值层面来看，法哲学是人学，法哲学离不开人，它关注人的生存命运，追求人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一提到价值这一概念，就内涵着“需要”这一意义，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出于某种需要。能否满足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类的需要，是衡量一切事物和行为是否具有价值及多大价值的根本标志。

如果以“需要”作为法哲学的逻辑起点，可能会带来一个困难的问题：许多其他的学科，例如经济学、伦理学、教育学等等，都与人的需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那么，是否一切关于人的学科都是以人的需要作为逻辑起点的呢？或者说，将人的需要作为法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否会导致法哲学研究的泛化呢？笔者认为，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因此，这里我们必须对人的“需要”进行法哲学上的定位，否则，法哲学的研究就真有可能与经济学、教育学、伦理学等的研究难以区分了。

一门学科理论体系首先要确定其逻辑起点，科学的逻辑起点的确立对一门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任何一门学科，都首先要解决一个逻辑起点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逻辑起点的确立，是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体系的基石，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得以建立的前提。当前，关于思想政治教育逻辑起点问题的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综合性、横跨性的学科，要把握它的逻辑起点，必须从宏观的高度入手，单纯地从一个角度来分析，必然会陷入误区，从而导致在理论和实践中的错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发挥。那么，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应该是什么呢？

一、逻辑起点的内涵

每一门科学理论，都有自己的逻辑起点，进而从该起点入手，展开学科理论的研究，推动学科的发展。如马克思哲学就是在回答世界的本源是物质还是意识，究竟是物质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物质这个基本问题的基础上展开的。“学科的科学理论体系，一般认为首先应当确定它的逻辑起点，从逻辑起点出发，借助逻辑手段，按照学科的内在规律，层层推导，科学的逐步展开，构成严谨的逻辑系。”［1］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既是构建其学科理论体系的基石，也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有效性的关键。它将直接决定和制约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式以及教育效果，进而影响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接受程度、掌握程度及认知程度。那么，何谓逻辑起点？逻辑起点，可以简称为起点，称逻辑起点，主要是为了强调理论体系的系统性和内在关联性。一门学科理论体系是具有独特价值的，这种独特价值就决定了其逻辑起点的唯一性，它只能隶属于一门学科，也就是逻辑起点与一门学科理论体系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它应该能够将该理论体系与其他理论体系区别开来，并作为该理论体系所具有的个性存在并发挥作用。这就决定了它与研究起点、研究对象等是不一样的。逻辑起点作用和影响是根本性的，它的选择和确立不仅影响到对基本问题的回答，而且影响到整个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目前对逻辑起点的概念，学术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都对这个问题有过描述。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指“科学应该从何开始？”这表明，逻辑起点是指范畴体系的起始的、基本的范畴。“从最简单的基本的东西出发……因为这里，在这些基本东西那里，‘全部发展就在萌芽中’”。

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冯振广、荣今兴［3］，以及张耀灿、郑永廷、吴潜涛、骆郁廷等著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4］中关于逻辑起点的论述，本文认为对于一门学科理论体系来说，科学的逻辑起点的确立应该符合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首先，逻辑起点应该是一门学科最简单、最抽象、最基本的范畴。我们可以说逻辑起点在一门学科理论体系中是最小的“单位”，是不可以再分割的范畴。逻辑起点之于一门学科，其目的就是使该学科理论体系有一个核心的概念，这个核心概念贯穿于该理论体系的始终，整个理论始终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概念展开的，也都是这个核心概念的解释、说明。然后根据这个核心概念展开学科研究，从而使该学科的知识体系清晰明了，言简意赅，并易于为人们认识和理解。而在科学理论研究中，我们必须从大量纷繁复杂的具体问题中抽象出一般的理论，这是一个从个性特征寻求共性特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越是抽象就越是简单，就越有利于对基本问题的回答。其次，认识起点和逻辑起点是一致的。由于人们所生活的时代不同，文化知识背景不同，因而对同一问题的认识起点往往也是有差异的。在学科理论体系中，这些不同的认识必然会通过对基本问题的回答表现出来，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哲学阵营由于在认识起点上的不同，从而决定了对基本问题的回答也截然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说，认识起点和逻辑起点具有一致性，它们只是同一种说法的两种不同的表述。再次，逻辑起点应该包含一门学科发展过程中一切矛盾的“萌芽”。一门学科理论体系中包含着多种多样的具体矛盾，而这多种多样的具体矛盾无一不以“萌芽”的形式包含在逻辑起点之中。逻辑起点是贯穿于一门学科发展始终的矛盾，其它各种各样的矛盾也都是由逻辑起点派生出来的，因而，逻辑起点决定了该学科的性质，规定着该学科的发展方向。最后，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是一致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逻辑和历史是统一的，客观现实的历史是逻辑的基础和内容，逻辑是历史的理论再现，是“经过修正”的历史。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是确立科学逻辑起点必须遵循的一个根本原则。任何理论体系在其历史起点上总是表现为起始的、基本的的形态，这往往是学科理论体系在基本问题上的直接体现，这也是逻辑起点最直接的显现。张耀灿在《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人学转换》一文中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核心概念可以表述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定的阶级、社会、组织、群体与其成员，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思想、情感的交流互动，引导其成员吸纳、认同一定社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促进其成员知、情、意、信、行均衡协调发展和思想品德自主建构的社会实践活动。”［5］而以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定义则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6］第一个概念和以往的概念相比更加注重人的价值，注重人的发展，更加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所以，本文认为把社会需要和个人需要作为思想政治教育逻辑起点的同时更应该关注研究个人需要。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

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逻辑起点，那么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呢？结合王金情［7］等人关于思想政治教育逻辑起点的论述，本文认为，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应该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但同时更应该注重个人的需要，关注个人的发展。下面，我们从确定学科逻辑起点应该具备的几个方面来进行说明。第一，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是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最简单、最抽象、最基本的范畴。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这对范畴之于思想政治教育学这门理论体系中，是该理论体系的一个核心概念，因为思想政治教育要么关注个人需要，要么关注社会需要，没有不关注任何需要的思想政治教育。这是由思想政治教育的属性和其所肩负的使命决定的。在任何理论研究中，我们都要把大量纷繁复杂的问题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整理，以从具体的实践上升为一般的抽象理论。越是抽象就越是简单，逻辑起点在某种意义上是最高抽象，而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这对范畴正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最高抽象。无论是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定义、属性还是从其所担负的使命和任务我们都不难看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协调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在社会需要得到实现的同时，也要考虑和估计个体的感受，使个人需要得到满足，从而激发个体的积极性，以至于更好的服务于社会需要。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或者在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内容，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的具体内容是有所不同的。但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部实践活动和整个教育过程都是围绕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这对范畴展开的。第二，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认识起点。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是“人”，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这一研究对象。但笼统的讲，一切人文学科也都以人为研究对象。那么又作何区分呢？从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我们不难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所研究和关注的是人的价值、思想、道德、观念等领域，这对促进人的社会化有着重要的作用。马克思经典作家告诉我们，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因为生存产生了某种需要进而才结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人的需要就是人的本性。所以，要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人朝着社会要求的方向发展，就要关注和研究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这对范畴，而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一定社会或社会群体服务的，这一阶级属性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只能是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这对范畴。另外，只有深入研究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在满足社会的需要的同时也满足个人需要，使其工具价值和人文价值都得到实现，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正是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人的某些属性，才更好地理解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第三，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的矛盾包含着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过程中一切矛盾的“萌芽”。这也正如社会主义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一切矛盾的“萌芽”一样，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这对范畴也包含着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过程中一切矛盾的“萌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一切具体的矛盾必然会以“胚芽”的形式包含在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这对矛盾运动的起点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一系列既对立又统一的概念范畴，如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教育者与教育介体、受教育者与教育环体，等等，无一不是产生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实践中，又无一不以“胚芽”的形式包含在“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这个逻辑起点之中。

一

德育是现代大教育的基本内容和基本任务之一，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途径之一。我国对德育的地位和价值一直极为重视，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规定德育处于首要位置。在德育的实际工作中，我们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辛勤的劳动。但实际效果却不尽人意，与其应有的地位和付出的劳动很不相称，对此人们都有体会。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其中一个深层次问题没有解决好，这就是德育实践的逻辑起点问题。

德育实践的逻辑起点是指德育实践应从何处出发的问题，它要解决德育的内容、德育的方法、德育的途径等的出发点问题。这既是一个实践问题，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长期以来，我们的德育实效不佳与这一问题在理论认识上不清不够有重要关系。翻开已有文献，极少见到类似的专门研究和探讨，似乎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

时代处于世纪之交，21世纪是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它对人才的要求不仅是知识丰富、能力超群，它还要求人才具有丰富的情感、健康的个性和良好的品德，应德才兼备，全面发展。世界各国在面向21世纪的教育改革中无不重视德育的地位和价值。众多国际教育专家通过20世纪百年来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发展的回顾和检讨，以及对21世纪教育发展方向，培养目标和伦理要求的展望，认为在未来的21世纪应该把道德教育放在全部教育的首位。（注：张志义：《现代化与中国优秀伦理道德传统的继承》，《教育研究》1994年第6期。）1989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提出了《学会关心》宣言，明确提出了“关心自己的健康，关心自己的家庭、朋友和同行，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和国家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利益，关心人权，关心其他物种，关心地球的生活条件，关心真理、知识和学习。”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关于道德教育的纲领性文件。在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又专门讨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问题，提出了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即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引导人们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才观、价值观。（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因此，面对世界教育发展的特征和党的思想道德建设任务，探讨德育实践的逻辑起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87、153页。）在人们的一般认识中，认为这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规定，强调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这是对的。但这只是一种表层认识。从更深层意义来看，它给我们指明了掌握人的本质的方法论原则，告诉我们应从社会关系中来认识和把握人及其本质。

一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87、153页。）在人们的一般认识中，认为这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规定，强调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这是对的。但这只是一种表层认识。从更深层意义来看，它给我们指明了掌握人的本质的方法论原则，告诉我们应从社会关系中来认识和把握人及其本质。

社会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不是孤立存在物。他从事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是依赖于他人的。在现实的活动中，一切活动都离不开人，但活动并不是单个人的单独活动，“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87、153页。）应从社会关系来规定人，人始终是社会的人。

社会关系是人的生存方式，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形成。交往是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交往多种多样，如物质交往、精神交往、生产交往、文化交往、艺术交往、日常生活交往，交往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有多少种交往就有多少种社会关系。各种社会关系都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成的，因而可以说社会是人际关系的总和，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构成了完整的社会。社会关系和交往关系相辅相成，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就有什么样的交往关系，反之亦然。

道德的基本问题是处理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人们彼此间的利益关系只有在人们的交往中，在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和改变。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87、153页。）就是说人们的道德是在人们的社会关系中产生和形成的，在人们的交往和实践中通过彼此之间利益关系的处理表现出来。只有在人们的社会交往和实践中才能判断一个人的言行是善的还是恶的，是丑的还是美的，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也只有在人们不断的社会交往与实践中，才能形成一个人稳定的道德品质和情操。十八世纪法国著名的思想家爱尔维修曾说过：“如果我生在一个孤岛上，孑然一身，我的生活就没有什么罪恶和道德，我在那里既不能表现道德，也不能表现罪恶的。”（注：转引自［苏］普列汉诺夫：《唯物主义史论丛》，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66页。）脱离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脱离人的社会实践，无所谓言行一致，不存在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也就无所谓道德。那么作为培养人和塑造人的道德人格的德育在内容、方法、手段等方面的选择和实施上就应与此相契合。所以，我们认为德育实践应从现实社会的人际关系出发，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应从人与人之间的友好交往、相处出发，从小处而言，指处理好自己与家人、朋友、他人的利益关系，处理好自己眼前与长远的利益关系；从大处而言，指处理好自己与集体、集体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个体道德意识的产生、道德情感的陶冶、道德意志的锤练、道德信念的确立都离不开个体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和活动。在个体现实的道德生活和活动中，在个体现实的社会交往中，个体的道德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得到提高，学会处理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进而使个体道德不断完善和超越自我。脱离了现实的生活和人际交往，仅靠单纯空洞的道德知识传授、说教和灌输，是不可能取得实效的。

摘要: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的经济大国，一直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现如今人民的温饱问题早已解决，即将步入小康社会，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社会面貌的变化日新月异。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的进步。对于公共管理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公共网络时代的来临对公共管理研究提出了全新的考验，由此而言，对于公共管理研究进行思考、分析是十分必要的。关于什么是公共管理学的逻辑起点，有很多种说法，在学习了公共管理学这门课后，我认为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逻辑起点，本文将论述“公共管理研究的逻辑起点”这一观点并探讨这一选题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公共管理研究；逻辑起点；公共利益；公共网络；经济

一、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逻辑起点之一

(一)关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逻辑起点的简单介绍

公共利益是指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公共管理在书上的含义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组织，和以公共利益为指向的非政府组织为实现公共利益而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活动。因此我认为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研究的又一逻辑起点。公共事务以及公共问题是逻辑起点本文不再论述。这一事物或事件的出现，可以为大多数人带来好处。只要有社会群体的存在，公共利益就一定会存在。随着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几乎所有的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对于公共利益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而公共管理则是是指公共利益管理部门或事业单位等组织以公共利益为管理对象而进行的一系列管理工作。在我国，进行公共管理工作的组织主要包括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利益管理组织以及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从事公共管理的组织。下面我们来说一说“逻辑起点”，要想了解“逻辑起点”这个词，首先我们要明确“逻辑”的含义，从普遍意义上讲，逻辑是指人脑在进行问题思考时所遵循的某种规律。再者就是要了解“起点”的意义，，对比“逻辑”而言，“起点”就十分容易理解了。起点就是事物、思想等从无到有，最开始的某一物体、事件、地点或时间点。“逻辑起点”是两者相结合所产生的合成名词，了解了“逻辑”、“起点”，逻辑起点这个专属名词就不难解释了。逻辑起点就是人脑在进行大量的、规律的思考后明确的某一事物或思想的起点，也就是说是逻辑意义上的起点。如何确定公共管理学这门学科所研究的逻辑起点，众说纷纭，有的说公共事务是逻辑起点，有的说公共问题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逻辑起点。我个人认为，要确定逻辑起点，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现象与本质的关系确定。从经济的角度看，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是利益，而人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才会感兴趣，才会引起纠纷，因此也就需要公共管理的制衡。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利益的纠纷一般是经济方面，因此经济方面也就是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的逻辑起点之一。

(二)公共利益、公共管理、公共管理研究之间的关系

一、财务管理理论的涵义

世界著名的《韦氏国际词典》（webster‘snewinternationaldictianary）第三版对“理论”一词解释为：理论是某一研究领域的一套前后一致的假设、概念和实用原则所构成的系统。我国的《辞海》对理论的解释是：理论是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我国《现代汉语词典》对理论的解释是：理论是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不论怎样描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总是非常密切并相辅相成的。它们互为对方提供支持和帮助，每一方都有助于纠正对方的缺陷，使它变得更加完善。理论的职能是扩大经验的范围，并深化其含义。凡属科学的理论，必须能完整地、准确地解决两个问题：（1）如何解释实践，即认识世界；（2）如何进一步做好实际工作，即改造世界。

根据上述理论的含义，结合财务管理的特点，我们可以把财务管理理论定义为：财务管理理论是根据财务管理假设所进行的科学推理或对财务管理实践的科学总结而建立的概念体系，其目的是用来解释、评价、指导、完善和开拓财务管理实践。

理论研究的深度，是衡量一门学科成熟与否的标志；首尾一贯的理论，则是评估实务正确与否的指南。财务管理实务已有较长历史，但财务管理理论的出现则较晚。根据现有资料，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财务管理学，是20世纪40年代前苏联科学院院士费。吉亚琴科教授倡导和创建的。在西方，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形成比较规范的财务管理理论。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研究，是从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的。由于种种原因，对于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起点，始终没有进行过充分的讨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务管理实践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急需理论上的规范与指导，以求今后的财务管理实务得到更好的发展。

二、现有财务管理理论研究起点的主要观点

研究财务管理理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从何处人手，即以什么作为逻辑推理的出发点。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

摘要：本文指出，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要花大力气建构中国特色的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其中关键的一环，是认真学习邓小平文艺理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鲜明态度，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现代化的实践相结合。邓小平文艺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从适应无产阶级革命实践需要的形态，转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高度文明的形态，是开创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的里程碑。它高层面的理论建构逻辑起点、多层次的辩证思维方法，值得我们在建构新的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实践中认真学习和把握。

关键词：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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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跨世纪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建构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已经提到了文艺理论研究的日程。笔者以为，未来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结构体系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从理论视角和方法来说，可以从人类文化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形态学、符号文艺学，甚至更新的角度和方法去研究和探讨文艺的规律，作出理论的概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从人类生命最基本的生产实践层面出发，以整体性的方位来考察文艺现象的，有它不可取代的优越性。但是，它的结构体系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新时期以来就有“美学—历史”相统一的各种体系模式、艺术生产论模式，还有人主张艺术反映论、审美创造论等等模式，这都是应该鼓励的。强求一律，要建构“大一统”的“范式”，不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精神，不利于学术的繁荣和发展，也不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

诚然，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在新的文艺实践中，文艺理论研究要花力气建构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形式。这需要从多方面着手。我以为，起码要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科学地总结人类的文化实践经验，特别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丰富经验。因为这种文艺实践经验，乃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把人民群众的审美需要同他们在改造世界中的审美活动重新结合的伟大实践，有着许多新的美学特征和优秀的思想的、艺术的传统；同时，它又是不断汲取人类文化一切有价值的思想艺术成果创造出来的文艺，有它的辉煌的成功经验，也有挫折的深刻教训。无论是前者或后者，都是我们进行新的理论思维的宝贵财富，它理应是建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实践基础和主要理论概括内容。第二，广泛研究、分析西方从古到今的文艺理论思维材料，特别是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的思维成果，去其糟粕，取其优秀合理的成分，以拓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论思维角度和内涵。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面对资本主义现实，提出的一些新观点、新命题，欧美一些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文化上的“新保守主义者”，像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伊哈布·哈桑、丹尼尔·贝尔等，对“后工业社会”或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存在和精神的评论和分析，都是值得我们关注和引为鉴戒的。第三，要认真梳理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优秀成果。这是一份十分宝贵而且丰富的理论遗产，有它不同于西方文艺理论的思维方式、体系、范畴和命题，需要我们进行艰巨的分析和转化的工夫，吸纳融会到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中去，从而建构出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体系。以上这些工作，我们在20世纪都在做，但显然没有做完。在上述这些工作中，我认为关键的一环，是要认真学习邓小平的文艺理论思想，学习他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鲜明态度，以及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现代化的实践相结合，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思路和思维方法。本文就这方面阐述一些个人的见解，请方家与同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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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黑格尔把哲学的开端绝对抽象化，导致其哲学思想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性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将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关系永恒化，而选择了分工、一般价值形式等作为自己体系的逻辑起点，导致其无法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从概念出发，形而上学的看待逻辑起点问题。有鉴于此，马克思在建立自己政治经济学体系时，非常注重逻辑起点的选择。这体现在《资本论》逻辑起点的设置上，马克思进行了一个多次推敲的过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设想以“一般的抽象的规定”为《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起点。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明确提出把商品作为开篇的考察范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他将“商品”作为第一章标题，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计划《资本论》第一章为“导言。商品。货币”，最终在《资本论》中正式将《商品》作为第一章。以商品作为《资本论》逻辑起点有着独特作用：第一，折射出物象背后所遮蔽的社会关系；第二，使对资本的合理分析成为可能；第三，奠定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性。

关键词：商品；《资本论》；开篇；逻辑起点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中国奇迹”可谓是最近几十年影响世界最深刻的历史事件之一。但是，我们对其成功背后话语权的掌握却相对匮乏，这已经构成了当前中国必须解决的时代难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对此，我们可从马克思在确定《资本论》逻辑起点中的做法寻找有益启示。

二、马克思确定《资本论》逻辑起点的理论准备

“在体系的学问性叙述中，‘开端’的设定至关重要”[1]。一个理论的逻辑起点是否科学，直接决定了该理论的整体性和逻辑严密性。马克思在自己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抉择上很慎重，这很大一个原因是他深刻意识到了前人在逻辑起点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以及造成的影响。为了避免误入歧途，马克思有意吸取他们的教训，在批判继承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关于逻辑起点的看法。1.对黑格尔逻辑起点的扬弃关于逻辑起点，黑格尔可谓是首位对其进行系统研究的哲学家。在《逻辑学》一书中，他对逻辑起点做了精辟的概括。他认为，“最初的开端不能是任何间接性的东西，也不能是得到了进一步规定的东西。”[2]189概括而言，在黑格尔看来，开端应是“最初的、最纯粹的、即最抽象的”[2]59东西。黑格尔辩证法中关于逻辑起点。对此，马克思也声明：“我的辩证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3]22在创建自己政治经济学体系中，马克思首先对客体进行分析，从混沌的表现中抽象出最原始、最具有决定性的成分，再逐渐将这个客体完整地、客观地再现出来，体现的是逻辑与历史的相统一。在对《资本论》开端的选择和研究上，马克思没有直接从价值等抽象规定开始分析，而是从社会存在出发，从商品这个具体的经济实体出发，以经济实体为依托，将对价值等抽象概念的分析规定在其中，再现了商品的本质。这样马克思就把黑格尔颠倒了的物质和精神的先后关系彻底纠正了。2.对古典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的变革亚当·斯密是首位对于劳动价值论开展了较为全方位、系统化论述的研究者。他尝试利用简便的方式，去建构劳动价值论的体系框架。他对于经济范畴设计的次序为：分工、商品、货币、资本。斯密以分工为逻辑起点建立了自己的劳动价值论。斯密以分工为起点，进而引出劳动价值论核心问题，这同时也意味着他否定了交换产生于分工之前的客观历史事实，这是其将资本主义社会看出是亘古不变的先验论所引起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选择逻辑起点时，虽然意识到了抽象方法的重要性，但是他们的抽象方法，却使得经济范畴之间的历史差异都被抹掉了。这种超脱历史的思维也致使了他们理论体系及其逻辑起点缺乏着科学性。3.对庸俗经济学逻辑起点的批判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也曾探讨到政治经济学理论开端问题，其中尤以阿·瓦格纳为代表。尤以阿·瓦格纳在确定逻辑起点时，首先抽象出一个“价值概念”，对价值进行概念上的定义和规定，并从这个概念中推理出“使用价值”的存在，并声称“价值”就代表“使用价值”，以至于将二者混同。显然尤以阿·瓦格纳对逻辑起点问题的认识是违背科学的。对此马克思批判道，他同其他很多德国研究者们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不是从‘社会物’、‘商品’出发，而是从价值的‘概念’出发，然后把这个概念本身分裂为二”[4]419，在马克思看来，对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研究，必须依托于实体的经济结构，从社会存在出发进行研究和分析，而不能先从概念出发，否则就是空谈概念。商品作为社会历史的产物，显然符合实体经济结构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