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范文10篇

一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87、153页。）在人们的一般认识中，认为这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规定，强调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这是对的。但这只是一种表层认识。从更深层意义来看，它给我们指明了掌握人的本质的方法论原则，告诉我们应从社会关系中来认识和把握人及其本质。

社会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不是孤立存在物。他从事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是依赖于他人的。在现实的活动中，一切活动都离不开人，但活动并不是单个人的单独活动，“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87、153页。）应从社会关系来规定人，人始终是社会的人。

社会关系是人的生存方式，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形成。交往是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交往多种多样，如物质交往、精神交往、生产交往、文化交往、艺术交往、日常生活交往，交往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有多少种交往就有多少种社会关系。各种社会关系都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成的，因而可以说社会是人际关系的总和，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构成了完整的社会。社会关系和交往关系相辅相成，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就有什么样的交往关系，反之亦然。

道德的基本问题是处理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人们彼此间的利益关系只有在人们的交往中，在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和改变。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87、153页。）就是说人们的道德是在人们的社会关系中产生和形成的，在人们的交往和实践中通过彼此之间利益关系的处理表现出来。只有在人们的社会交往和实践中才能判断一个人的言行是善的还是恶的，是丑的还是美的，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也只有在人们不断的社会交往与实践中，才能形成一个人稳定的道德品质和情操。十八世纪法国著名的思想家爱尔维修曾说过：“如果我生在一个孤岛上，孑然一身，我的生活就没有什么罪恶和道德，我在那里既不能表现道德，也不能表现罪恶的。”（注：转引自［苏］普列汉诺夫：《唯物主义史论丛》，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66页。）脱离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脱离人的社会实践，无所谓言行一致，不存在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也就无所谓道德。那么作为培养人和塑造人的道德人格的德育在内容、方法、手段等方面的选择和实施上就应与此相契合。所以，我们认为德育实践应从现实社会的人际关系出发，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应从人与人之间的友好交往、相处出发，从小处而言，指处理好自己与家人、朋友、他人的利益关系，处理好自己眼前与长远的利益关系；从大处而言，指处理好自己与集体、集体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个体道德意识的产生、道德情感的陶冶、道德意志的锤练、道德信念的确立都离不开个体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和活动。在个体现实的道德生活和活动中，在个体现实的社会交往中，个体的道德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得到提高，学会处理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进而使个体道德不断完善和超越自我。脱离了现实的生活和人际交往，仅靠单纯空洞的道德知识传授、说教和灌输，是不可能取得实效的。

逻辑历史学认为：每种独特的历史必然内含独特的历史信仰。历史信仰承诺历史的终极合理性，这种承诺担保历史的终极正义性。不同历史的信仰只是承诺终极信仰方式的不同，不同的历史就是不同的承诺终极信仰的形式。日本历史的信仰逻辑，以逻辑的方式承诺日本历史的终极合理性。这（尽管日本历史以虚拟的方式）确证了日本历史的终极正义性。终极信仰即正义本身。

历史正义，以其终极的正义性担保历史与逻辑各自的特性。历史正义逻辑使历史为历史、逻辑为逻辑。在敞明日本历史的正义逻辑中，面对沉沦的终极信仰抹去的逻辑间隔力的逻辑，自然推出天皇与神平等立约的结论。神在日本历史中降格为所承诺对象的对象。终极信仰，不再是永久持有终极性的历史信仰而是在过去富有终极性的“历史的信仰”。终极信仰在过去的终极性，确证现在历史的终极性。终极信仰承诺的普遍性，不是由其终极性来承诺而是由承诺的承受者双方给与自身。它在日本历史中具现为现世的天皇信仰。日本历史的信仰逻辑，典型地体现着历史信仰的亚逻辑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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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初天皇信仰中的事实性与价值性

天空中普照大地的太阳，本是人类的而不只是日本人的光源。日本历史在信仰逻辑上，以天皇是天照大神这个太阳神的子孙形式代替太阳本身、代替终极信仰，天皇信仰即日本历史的信仰逻辑。日本历史不同于其他东方国家的地方在于：它在天空中看到太阳而不只是乌云，它发现大地万物的秩序源于太阳的朗照。与西方的差别在于：日本以两性一体的现人神天皇代替太阳神而不是作为神的光芒的承受者谦逊地活动于大地，敬仰太阳的运行承受太阳光芒的天皇成为日本历史光源的中心。现世的非终极性在者的终极化，致使超世的终极信仰的隐退。隐去的终极信仰，以虚拟的天皇信仰承诺日本历史的终极正义性。

最初的天皇，乃是传达神意于人间的巫师。伊势神宫称作天火明命信仰原型的天照，就是指伟大的太阳之巫。他们以人的面目把神的话语转达给世人，自身是一个中间性存在者。他们同现在的天皇一样，对世俗世界没有实权。即使在天照大神被确定为最高神前，日本的民族神话也没有信仰绝对神的传统。诸部族所信仰的神，已经内含继承天照神系统的天皇信仰所有的两性一体本质。约十五万——四万年前，从欧亚大陆渡来的东日流的阿苏边族，信仰自然中只有一个神。它化灵百千万、司掌万物生死，形成生死轮回因果报应。明暗为神眼，空气风为神息，雷电为神怒，地震、海啸、洪水为神罚，喷火是神在活动，寒暖表明神的起居。此族还崇拜日月星火水木土雨兽鸟鱼菌等百多种神。神的事实化、世界化，必然是神的多神化。以事实性在者为神栖居的场所，世界因此神化。多神的事实性取消其绝对价值性。多神为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统一体。

——海德格尔逻辑思想

摘要：基于对存在的追问，海德格尔回溯到古希腊，探讨逻各斯的各种含义及其在后来的流变。进而，揭示了在这一变化中，逻各斯最始源的意义已迷失。逻各斯成为了逻辑，思想被逻辑所遮蔽。因此，只有在克服逻辑的基础上，思想才能成为存在之思。

关键词：逻各斯；逻辑；遮蔽；思想；克服；存在

Abstract:BasedonquestioningBeing,tracingbacktoGreek,Heideggerinquiredmanymeaningsinlogosandtheirchangings.Moreover,herevealedthatlogos’originalsignificancewaslostinthisvariation,logosbecamelogic,thoughtwascoveredbylogic.refore,onlyonthebasisofovercominglogic,thoughtcanbecomethoughtofBeing.

KeyWords:Logos;Logic;Cover;Thought;Overcome;Being

逻各斯如何成为了逻辑，逻辑对思想产生了什么样的，以及在存在被遗忘的情况下，如何克服逻辑，思想的任务又是什么。这一系列，一直是海德格尔逻辑思想的根本方面。传统的形而上学、和已不能思，甚至更有损于思。从早期开始，海德格尔以追问存在为宗旨，对存在的追问乃是思存在。海德格尔极为关注从逻各斯到逻辑的性变化，这种变化也是一个思想不断地与存在相分离的过程，此分离表明，哲学与形而上学兴旺起来后，思想却步入了衰落之历程。真正的思不是对象性的，而是期待性的。海德格尔一直致力于让思想回到自身，回到存在，这正是思想自身的任务。

逻辑学离不开“真”这个概念。一般来说人们是从下述意义上使用“真”这个概念的：

（一）前提或者命题真。这种真是指命题的思想内容是真的。任何一个命题的内容不是真的就是假的，在这里真或假不是用以描述事物状态的，而是评价命题或陈述的内容的。它的核心是针对其所表达的知识或信念的，例如：“台湾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这个命题的内容是符合客观事实的，所以是个真命题。

（二）推理真。这是指推理中前提真和结论真之间的关系。演绎推理前提真结论必然真，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前提真而结论是或然性真。因此推理真就是推理中的结论相对于前提是必然的真或者是或然的真。这里“真”指的是否再现逻辑推断关系而不是对命题内容的评价。

（三）指派真和赋值真。在逻辑学中（特别是在现代逻辑中）把命题形式当作真值形式，而且只从真假的角度研究每一种命题形式的逻辑特征，真和假是命题的唯一属性。逻辑真在这里指这些真值形式和其中的变项与公式的真假，这时的真假和具体命题内容的真假无关，而只是一种假定的真假和根据这种假定而推论出的真假。

（四）形式真。这是指永真式（重言式）或普遍有效式的真。逻辑学中有一类公式，对其中的变项可以代以任何命题、谓词、个体词总能得到真命题。这类公式的真是一种逻辑关系的真，例如：P或者非P中不管变项P赋真值或是假值，这个公式都是真的。

（五）系统真。现代逻辑建立了形式系统，如果它的定理都是形式真，即都是永真公式或是普遍有效式，那么整个系统便是可靠的和一致的，这种可靠性和一致性就是一种系统的真。

1

现代逻辑常被人们追溯到她的奠基人Frege(Lebniz是先驱者的地位)；接着谈现代逻辑，人们会自然地找到其身后的Peano、Russell、Whitehead、Wittgenstein、Carnap(维也纳学派时期)、Quine等人，如此就认为是勾勒出了现代逻辑的脉络。这一看法多年来几乎是毫无异议的。但随着逻辑科学尤其是现代逻辑的不断发展，有潜心思考的研究者（Fisch、Zeman、Hinttika等）发现了那多年来一直被忽视但却蕴藏在现代逻辑诞生之初的分歧，认为分歧之中与权威相对的另一面应该值得重新或深入的研究，这另一面就是由Boole开始经由Peirce、Schröder直至后期Carnap、Tarski、Skolem等人维持的一条路线，它可看作是对逻辑基础研究的另一途径或方法（approach）。著名Peirce研究学者M.H.Fisch一语道出这一分歧的实际情形：“但Boole-Peirce-Schröder(在下文中我们简写为BPS)路线不是被Frege-Peano-Russell-Whitehead(在下文我们简写为FPR)路线取代了吗？不；它只是被掩盖了。”

在BPS传统中，Peirce（1839---1914）是位极其重要的人物，这倒不仅是因为他天才般的思维和对哲学和逻辑史上后来工作者的实际影响（美国本土哲学家James、Dewey、Mead、Lewis等无不受其影响，甚至欧洲大陆的K.O.Apel等人的思想也多直接源于Peirce），也不仅是因为他涉足领域的广泛（除哲学和逻辑学之外，还有数学、天文学、物理学、语言学、化学、大地测量、心理学、现象学等等）；而主要是因为他在现代逻辑理论史上的诸多实质性的贡献。我们已经很难统计他敏锐的洞察力到底涉及到多少逻辑贡献，但根据迄今为止Peirce学者的研究成果，以下的领域是当然的和主要的：形式逻辑（主要是对传统逻辑的改进）、逻辑代数、关系逻辑、命题逻辑、谓词逻辑、三值逻辑、模态逻辑、语言逻辑、逻辑哲学、归纳逻辑以及逻辑史研究。

Peirce早期的逻辑研究（从1865年到约1885年）主要集中于逻辑代数。在当时，布尔逻辑刚创立不久，布尔的追随者很多，著名的有Venn、Schröder、DeMorgon等人，他们之间的研究有相互启发与借鉴之处（有关贡献的纷争，可参看Kneale的《逻辑学的发展》），但主要还是相互独立的。Peirce就是其中一位极具独立性又最有创新的突出人物。身为著名数学家BenjaminPeirce（美国当时科学界的一权威）的儿子，Peirce本人也是一数学家，他对于代数在逻辑中的应用，得心应手，他甚至曾把“三段论”作为“联结词的代数”来研究。事实上，当时的符号逻辑就是逻辑代数（algebraof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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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Peirce看来，现代逻辑的研究实质上就是代数到逻辑的一场“类推(analogy)”，这种“类推”的前提，首先就是对代数中的符号的选择。不同的逻辑代数研究者都有着自己的选择，它们或者是从代数中原封不动地引入，或者是对代数中的相关符号做出逻辑意义上的改进。我们这里从Peirce逻辑代数研究中所运用的诸多符号中选取以下主要的几个，其中有的是Peirce本人独创性地提出，有的是Peirce同其他人同时提出和使用，有的是BPS传统所特有的：

第一部分逻辑导论

第一章对于若干基本的考察

一个科学家，不论是家还是实验家，都提出陈述或陈述系统，然后一步一步检验它们。说得具体一些，在经验科学的领域里，他们构建假说或理论系统，然后用观察和实验，对照经验来检验它们。我想，对这个程序作出逻辑的，也就是说，分析经验科学的，就是科学发现的逻辑，或者说知识的逻辑的任务。

但是，“经验科学的方法”是些什么？我们所说的“经验科学”又是什么？

1．归纳问题

按照流行的观点（本书反对这种观点），经验科学的特征是它们运用所谓“归纳方法”。按照这种观点，科学发现的逻辑等同于归纳逻辑，即这些归纳方法的逻辑分析。

1．归纳问题

按照流行的观点（本书反对这种观点），经验科学的特征是它们运用所谓“归纳方法”。按照这种观点，科学发现的逻辑等同于归纳逻辑，即这些归纳方法的逻辑分析。

一般把这样一种推理称作“归纳的”，假如它是从单称陈述(有时也称作“特称陈述”），例如对观察和实验结果的记述，过渡到全称陈述，例如假说或理论。

从逻辑的观点来看，显然不能证明从单称陈述（不管它们有多少）中推论出全称陈述是正确的，因为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总是可以成为错误的。不管我们已经观察到多少只白天鹅，也不能证明这样的结论；所有天鹅都是白的。

归纳推理是否证明为正确，或者在什么条件下证明为正确，被称作归纳问题。

归纳问题也可以被表述为如何确立根据经验得出的全称陈述真理性的问题，经验科学的假说和理论系统就是这样的全称陈述。因为许多人相信这些全称陈述的真理性是“根据经验得知的”；但是，显然，观察或实验结果的经验的记述，首先只能是单称陈述，不能是全称陈述。因此，人们说从经验得知一个全称陈述的真理性，意思常常是这样：我们能用某种方法把这个全称陈述的真理性还原为一些单称陈述的正确性，而这些单称陈述根据经验得知是真的；这就等于说：全称陈述是以归纳推理为基础的。因此，问是否存在已知是真的自然定律不过是用另一种方法问归纳推理在逻辑上是否证明为正确。

1数学逻辑思维

数学思维：是人脑和数学对象（空间形式、数量关系、结构关系）交互作用并按照一般思维规律认识数学内容的内在理性活动。数学思维主要表现在数学思维的运演方面，在数学的特点和操作方法。具体说，数学思维有三个特点：概括性、问题性、相似性。这里的概括性、问题性（包括“为什么、以及问题构造和解决方案”）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概括性和问题性，对数学有足够理解的人才能体会；相似性是指思维成果的相似性、一致性、不矛盾性、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思维成果。

数学逻辑思维：正确合理的进行思考，即对事物进行观察、类比、归纳、演绎、分析、综合、抽象和系统化等思维方法，运用正确的推理方法、推理格式、准确而有条理地表述自己思维过程的严密理性活动。

数学思维能力：能力是顺利完成某种活动所必需的并直接影响活动效率的个性心理特征。数学能力是人们在从事数学活动时所必需的各种能力的综合，而其中数学思维能力是数学能力的核心。

2如何培养学生的数学逻辑思维能力

2.1小学阶段

本文作者：胡启忠工作单位：西南财经大学

97刑法以后,刑法修正可谓频繁,尤其是金融刑法,刑法学界对此非议不少。10多年前,储槐植教授针对我国的经济刑法立罪指出:在立法上出现了对经济活动领域的一些无序、失范行为,在没有取得规律性认识,没有动用民商法、经济法和行政法手段予以有效调整的情况下,就匆忙地予以犯罪化,纳入刑罚圈的现象,使刑罚的触须不适当地伸入到经济活动的某些领域。¹这种现象(后称无先而后)至今在金融刑法的修正立法中还在延续,而且似乎还没有成为刑法学界重视的一个问题。本文意在引起学界对这种现象的关注,并尝试从技术逻辑的角度究其原因,求其对策。

一、立罪至后:金融刑法立罪的逻辑规则

所谓立罪至后是指在金融违法责任立法中,金融刑法立罪是在非刑事责任立法之后。立罪至后是刑法谦抑理论的原则,因而也应是金融刑法立罪的基本规则。

(一)先贤理论的逻辑归结现实生活中的金融违法行为可谓形形色色,对于形形色色的金融违法行为,并不意味着都要立罪并动用刑罚。金融刑法立罪需要控制是毋庸置疑的,而如何控制却是有待解决的问题,用什么技术规则控制则是更具实质意义的问题。那么,金融刑法立罪有可控的技术规则存在吗?虽然我们的刑法学界未予回答,但是先贤的理论蕴涵了答案。社会越轨行为具有程度的区分,18世纪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提出了违法阶梯性概念。他指出:对于各种越轨行为,人们能找到一个由一系列越轨行为构成的阶梯,它的最高一级就是那些直接毁灭社会的行为,最低一级就是对于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所可能犯下的最轻微的非正义行为。在这两极之间,包括了所有侵害公共利益的、我们称之为犯罪的行为,这些行为都沿着这个无形的阶梯,从高到低顺序排列。º对于这些阶梯性越轨行为,西方学者的理论几乎都设计了对应的社会自卫手段阶梯性社会自卫手段:对于非严重的越轨行为采用轻微的或者比较轻微的社会自卫手段(如民事的或者行政的手段),对于严重的越轨行为则采用较严厉的也是最后的社会自卫手段刑罚手段。在西方学者看来,刑罚之所以是最后的社会自卫手段,是因为它并不是最好的社会自卫手段,而是一种不得已的社会之恶。18世纪英国的刑法改革家边沁(JeremyBentham,1748-1832)明确地把刑法定位为一种恶。他说:每一种法律都是一种恶,因为每一种法律都是对于自由的一种违背。»在边沁看来,刑法之恶就是刑罚之恶,而刑罚之恶有四:强制之恶、刑罚产生之苦与恐惧之恶、错误控告之恶和衍化之恶。¼当然,边沁是从刑法给犯罪人及其特定关系人造成的痛苦的角度而将刑法定位为恶的,而且认为是不得已的社会之恶。边沁指出:这是一种类型的恶来自另一种类型的恶(即刑法的恶来自犯罪的恶,笔者注),½而且刑法这种恶是必要的,这是用一种恶来对抗另一种恶。法律的恶是试图防止发生的行动是一个真正的恶。边沁在注意到刑罚之恶的同时,也注意到刑罚之善。他认为:虽然对于犯罪的司法惩罚带来了第一层次的恶,但是一般并不被认为是恶,因为它们产生了第二层次的善,即给社会带来了某种程度的信心和安全。¾但是,在许多西方学者眼里,这种善是有限的。因为刑罚第二层次的善是通过实现刑罚的积极作用预防犯罪来实现的,然而这种积极作用是有限的。不仅如此,有的西方学者还看到了刑罚的消极作用。贝卡利亚从立法的角度指出:对大量无关紧要的行为加以禁止,防止不了可能由此产生的犯罪。相反,是在制造新的犯罪,有一种动力促使人们去进行一次真正的犯罪,就有一千种动力促使人们去采取被坏法律称为犯罪的那些无关紧要的行为。如果说,犯罪的可能性取决于有多少推动力的话,那么,扩大犯罪的范围就等于提高犯罪的可能性。¿从此意义上讲,刑罚于社会仍然是一种恶。西方学者认为,非刑罚方法才是更好的社会自卫手段。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CharlesLouis-Mon-tesquieu,1689-1755)认为,在政治宽和的国家,爱国、知耻、畏惧责难都是约束的力量,能够防止许多犯罪。因此,民事上的法律可以比较容易地纠正这种行为,不需要许多强力。在这些国家里,一个良好的立法者关心预防犯罪多于惩罚犯罪,注意激励良好的风俗多于适用刑罚。À其后的意大利犯罪学家菲利与孟德斯鸠的思想如出一辙,他对传统的刑罚措施预防犯罪的效果非常失望,认为如果刑罚的抵制难免要与犯罪行为相对立,用其他间接的更有效的手段防止和减少这种行为对社会秩序更有益。Á从这些经典理论中,我们可以得到如此结论:对于社会越轨行为,应当尽量多适用非刑罚方法,少适用刑罚方法;先适用非刑罚方法,后适用刑罚方法,即所谓的先先后后。

(二)刑法谦抑理论的逻辑结论刑法谦抑是现代西方刑法的重要理念,也为我国刑法理论所接受。刑法谦抑是指刑法的谦让、抑制,包括刑法的立法谦抑和司法谦抑。就立法谦抑而言,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从而达到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的目的。具体言之,凡是适用其它法律就足以抑制某种违法行为,保护合法权益,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就足以抑制某种犯罪行为,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

到今年，中国共青团已经建立了九十周年。这九十年也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发生巨大变化的九十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组织，中国共青团在与时代同行过程中切实履行着自身的职责。而为了实现自己的功能，中国共青团也不断根据时代要求推动自身组织发展。在践行职责和实现功能过程中，通过政治实践与组织变迁互动，中国共青团发展的内在逻辑不断在经验层面上被演绎着。随着时展，中国共青团也还会像曾经经历过的那样遇到许多挑战，也还需要通过推动自身发展来实现自身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理性地回应时代的要求，而理性态度的标志就是遵循事物发展内在规律来办事。因此，在纪念建团九十周年之际，最好献礼之一就是对中国共青团九十年来发展的内在逻辑予以把握和展示。为此，本文拟从组织形态角度对中国共青团发展规律进行研究，以期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些理论参考和政策建议。

一、权力关系与组织形态：共青团研究的一个视角

尽管在界定上和理解上存在着诸多分歧，但是，大多数分析家们还是承认，所谓“权力”在最低限度上讲是指一个行为者或机构影响其他行为者或机构的态度和行动的能力［1］。同时，人们还认为权力不仅导致人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单向制约的影响关系，而且形成一种相互需要的依赖关系［2］。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德国社会学家卢曼将权力认为是人们交往的一种媒介，由于普遍存在这种以影响能力为核心的行动关系，社会才得以正常运转并形成秩序［3］。因此，社会的交往关系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权力关系，而整个社会之间秩序形成也是以权力关系有机化为基础的。这种权力关系弥漫在社会各个环节之中，既有以松散方式存在着，也有以紧密方式存在着。其中，组织就是以相对紧密方式来构建权力关系的一个空间和领域，因此，我们有理由将组织视为一种具有高度紧密化特征的关系空间。由于组织是权力关系紧密化运行的空间，因此，我们对组织的理解就不能简单地停留在抽象层面或是某个静态的、单一的角度，而是应该从具体层面动态和整体地来把握。组织形态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学术视角。所谓组织形态不是单纯指狭义的静态的组织，而是指以实现组织功能为目的，以组织结构为支撑的，围绕组织中权力运行方式及其机制为核心而展开的整个组织的政治生活的总和。组织形态是对具有多重要素有机统一在一起的组织机体的一种综合性描述的概念，是权力关系在组织内运行互动的各方面规定性体现，从内涵来看，构成组织形态的要素有组织权力、组织结构、组织过程和组织价值。组织权力是指组织基于自身所拥有的功能及其在更大体系中所处地位而获得的权力，以及运用这一权力过程中所采取的方式。组织结构是指组织权力结构形式，包括组织内部权力关系结构和组织与其作用对象之间权力结构形式，前者指组织内部结构，后者指组织作用其外在对象的组织体系结构。组织过程是指组织权力实现的过程，具体体现为组织为了实现自身功能，在组织内部运用权力以及在整合外在对象时与各方互动而实现权力运用的过程。组织价值是指组织权力和权力运行方式所体现出来的基本价值诉求，以及组织内部人员和组织外部人员对组织权力和权力运行方式的观念与认同［4］。由于组织形态包含有多个要素，但其中一个或多个要素发生变化时，整个组织形态就会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要素变化情况，来分析组织形态变化的逻辑以及对组织发展历史进行分期。上述关于权力关系与组织形态关系以及组织形态内涵等内容是从组织理论角度予以理解的，具有普遍性和适用性的，而中国共青团是青年政治组织，因此，这一理论视角和基本规定同样可以适用于对中国共青团的研究。不仅适合于对某个时期的共青团组织运行情况进行分析，而且还可以以此为工具对其整个发展内在逻辑予以把握。

二、党团关系与团青关系的变迁逻辑：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的内在规定

基于分析视角差异，组织空间所包含的权力关系可以有多种类型。从所处空间角度来看，可以分为组织外权力关系与组织内权力关系，前者是组织与组织之外主体之间权力关系，后者是组织内权力关系；从所涉及主体来看，可以分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组织与个体之间的权力关系，组织与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同时，如果对上述两个维度进行组合的话，那么所形成的权力关系类型就更多了，这里就不一一列举。虽然，在组织具体运行过程中，这些权力关系都在发生着作用，但是其中一些权力关系对组织发展却起到根本性决定作用，而其他权力关系却只是起到一般性作用。如何辨别哪些是起根本性决定作用的权力关系呢？笔者认为，应该从组织权力来源以及组织功能两个维度来把握。虽然组织以及其中各要素主体之间都存在着权力关系，但是从整体来看，我们还是能够分辨出组织的根本权力以及这一权力的来源。同时，我们还可以从组织最根本功能角度出发来把握组织这一根本权力发挥作用所要影响的主要对象。由此，我们就能够得出以下结论：组织与赋予组织权力的主体之间关系以及组织与组织所需要影响的最主要对象之间关系，是决定组织生成和发展的一对最具根本性的权力关系，这对权力关系构成着组织形态生成和发展的基本逻辑维度。权力关系是组织形态的本质规定，组织形态是权力关系的实现方式。组织形态变化是无法突破这一对权力关系所决定的空间和边界。然而，如果这对权力关系中任何一个或两个同时发生变化的话，那么，组织形态就可能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对青年有效领导以及保持自身可持续发展而建立的，它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有效影响和整合青年，从而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和持续的领导和执政奠定青年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青团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从组织理论角度分析，我们可以由此得出一个判断，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青团最根本的权力来源，而且青年是中国共青团所需要影响的主要对象。因此，对于中国共青团来说，党团关系和团青关系就成为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对权力关系。虽然，这一对关系对共青团组织来说是属于组织外权力关系，但是它们却对共青团组织内部权力关系和其他外部权力关系以及作为这些权力关系实现形式的组织形态都起着决定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共青团就是以党团关系和团青关系为坐标所形成的包含其他权力关系在内的关系空间，其组织形态不过是这一关系空间动态的和有机的实现形式。

三、组织形态发展的历史逻辑：共青团功能实现的组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