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范文10篇

罗尔斯（JohnRawls）在政治哲学上成就斐然，受到相当普遍的肯定与推崇。不时有人赞誉道，他在西方自由主义传统里的贡献，堪称接续了弥尔（JohnStuartMill）、甚至于康德（ImmanuelKant）的地位。这类说法，无论具体意义有多少，都提醒我们，评价罗尔斯的时候，除了看他的具体观点的完备与否、以及论证的妥当程度之外，他为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开创了甚么新的视野和资源，也值得特别注意。毕竟，康德、弥尔这些一流的思想家所开启的问题与视野，对于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曾经发挥过革命性的转移功能。罗尔斯有相应的贡献吗？

为人谦虚平和的罗尔斯，在《正义论》（ATheoryofJustice）第一版的序言里曾说：「我所提出的看法，无法自矜原创。（书里）主要的观念都属于我们的大传统，为大家所熟稔。」1可是警觉的读者不难发现，单就他立意写一部《正义论》而言，已经可以见出他的问题意识比传统自由主义更为深入的一面。

自由主义原本就是一个驳杂的传统。这个传统立足的基本精神，在于强调个人的权利与利益优先于各种集体组合、各类属于集体的价值。可是这类权利与利益包括哪些具体项目？正当性的基础何在？它们这种优先地位，如何表现出来？它们之间的比重与冲突如何调节？甚么情况之下，它们可以合理地受到限制？最重要的，个人之间的平等，对于每个个人的权利与利益又会形成甚么样的制约？面对这些麻烦的问题，各家理论参考不同的历史条件，提出过众多的陈述方式。自由主义的驳杂与丰富，毕见于此。

那么，罗尔斯用「正义」这个主题表达自由主义，有甚么特殊意义吗？换个方式问，为甚么他不径取权利、自由等等传统自由主义必定关怀的概念，作为自己理论的核心？

罗尔斯给自己设定的论争对象是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这种针对性，已经足以见出他的思考的大要方向。「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奠基在正义之上的不容侵犯地位，即便社会整体的福祉，也不能凌驾。」──这是《正义论》正文第一页上的宣示。「社会整体的福祉」，所指当然就是效益主义所追求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罗尔斯所忧虑的是，在根据效益主义追求效益的「跨个人」积累之时，会伤害、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或者权利。不过推广言之，不少人，即使并非有意识地站在效益主义的立场，却还总是不免相信，为着整体、社会、或者多数人的某种福祉、某种具体目的──例如文化的发达、经济的成长、社会的安定、国民的健康、或者某种历史哲学式的宏伟目标──个人的利益和权利有时候不免要让位。罗尔斯对效益主义的批评，当然也直接适用于这类心态。

可是将罗尔斯这句话稍作更动，强调正义的自由主义、与不强调正义的自由主义，也可以藉它来分辨。「自由主义」这个社会理想，同样必须坚守正义观点所坚持的个人的「不容侵犯地位」；对于罗尔斯来说，社会是不是呈现出某种自由主义的面貌，相对于它是否正义，仍然属于次要的问题。如果社会因为力求实现某一种关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居然必须凌驾个人的「不容侵犯地位」，这种做法依然是错误的。有人会反驳：会凌驾于个人权益之上的制度，称得上自由主义吗？当然称不上，不过这个问题充分显示，关键其实在于正义这个概念。正义概念正是要告诉我们，个人有些甚么权益与地位是不容凌越侵蚀的。即使站在追求个人自由的立场上，我们仍然须要参考正义概念，方能判断一个自由的社会应该具备甚么面貌，尤其是个人应该获得甚么方面的自由、多少自由、以及在各项自由之间应该形成甚么样的先后比重。换言之，自由主义的妥当，来自一套妥当的正义概念具有自由主义的内容。罗尔斯企图证明，一套以公平为特征的正义观2，正好满足了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与基本权利的追求。成功与否不论，罗尔斯这种思考方式，已经足以显示，他的自由主义，与一般直接认定某项所谓自由主义的价值（例如自由、效率、自然权利等等）、却不问这种价值是否确实表达了人的「不容侵犯的地位」的取径，实在有可观的差别3。

罗尔斯（JohnRawls）在政治哲学上成就斐然，受到相当普遍的肯定与推崇。不时有人赞誉道，他在西方自由主义传统里的贡献，堪称接续了弥尔（JohnStuartMill）、甚至于康德（ImmanuelKant）的地位。这类说法，无论具体意义有多少，都提醒我们，评价罗尔斯的时候，除了看他的具体观点的完备与否、以及论证的妥当程度之外，他为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开创了甚么新的视野和资源，也值得特别注意。毕竟，康德、弥尔这些一流的思想家所开启的问题与视野，对于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曾经发挥过革命性的转移功能。罗尔斯有相应的贡献吗？

为人谦虚平和的罗尔斯，在《正义论》（ATheoryofJustice）第一版的序言里曾说：「我所提出的看法，无法自矜原创。（书里）主要的观念都属于我们的大传统，为大家所熟稔。」1可是警觉的读者不难发现，单就他立意写一部《正义论》而言，已经可以见出他的问题意识比传统自由主义更为深入的一面。

自由主义原本就是一个驳杂的传统。这个传统立足的基本精神，在于强调个人的权利与利益优先于各种集体组合、各类属于集体的价值。可是这类权利与利益包括哪些具体项目？正当性的基础何在？它们这种优先地位，如何表现出来？它们之间的比重与冲突如何调节？甚么情况之下，它们可以合理地受到限制？最重要的，个人之间的平等，对于每个个人的权利与利益又会形成甚么样的制约？面对这些麻烦的问题，各家理论参考不同的历史条件，提出过众多的陈述方式。自由主义的驳杂与丰富，毕见于此。

那么，罗尔斯用「正义」这个主题表达自由主义，有甚么特殊意义吗？换个方式问，为甚么他不径取权利、自由等等传统自由主义必定关怀的概念，作为自己理论的核心？

罗尔斯给自己设定的论争对象是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这种针对性，已经足以见出他的思考的大要方向。「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奠基在正义之上的不容侵犯地位，即便社会整体的福祉，也不能凌驾。」──这是《正义论》正文第一页上的宣示。「社会整体的福祉」，所指当然就是效益主义所追求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罗尔斯所忧虑的是，在根据效益主义追求效益的「跨个人」积累之时，会伤害、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或者权利。不过推广言之，不少人，即使并非有意识地站在效益主义的立场，却还总是不免相信，为着整体、社会、或者多数人的某种福祉、某种具体目的──例如文化的发达、经济的成长、社会的安定、国民的健康、或者某种历史哲学式的宏伟目标──个人的利益和权利有时候不免要让位。罗尔斯对效益主义的批评，当然也直接适用于这类心态。

可是将罗尔斯这句话稍作更动，强调正义的自由主义、与不强调正义的自由主义，也可以藉它来分辨。「自由主义」这个社会理想，同样必须坚守正义观点所坚持的个人的「不容侵犯地位」；对于罗尔斯来说，社会是不是呈现出某种自由主义的面貌，相对于它是否正义，仍然属于次要的问题。如果社会因为力求实现某一种关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居然必须凌驾个人的「不容侵犯地位」，这种做法依然是错误的。有人会反驳：会凌驾于个人权益之上的制度，称得上自由主义吗？当然称不上，不过这个问题充分显示，关键其实在于正义这个概念。正义概念正是要告诉我们，个人有些甚么权益与地位是不容凌越侵蚀的。即使站在追求个人自由的立场上，我们仍然须要参考正义概念，方能判断一个自由的社会应该具备甚么面貌，尤其是个人应该获得甚么方面的自由、多少自由、以及在各项自由之间应该形成甚么样的先后比重。换言之，自由主义的妥当，来自一套妥当的正义概念具有自由主义的内容。罗尔斯企图证明，一套以公平为特征的正义观2，正好满足了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与基本权利的追求。成功与否不论，罗尔斯这种思考方式，已经足以显示，他的自由主义，与一般直接认定某项所谓自由主义的价值（例如自由、效率、自然权利等等）、却不问这种价值是否确实表达了人的「不容侵犯的地位」的取径，实在有可观的差别3。

2002年11月24日，以《正义论》而蜚声世界的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因病去世，

享年81岁。他为世人留下了闪耀着"现实乌托邦思想"的三本专著《正义论》、《政治

自由主义》、《万民法》，一本论文集和两本上课用过的讲稿：《论文选》、[1]《道

德哲学史讲演录》[2]、《作为公平的正义》[3]等。

一、美国本土的罗尔斯研究

罗尔斯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尤其是在英美国家，有许多学者和书刊将他与洛克、密

在当代西方哲学舞台上，罗尔斯无疑是一位具有独特思想性格的哲学家。这位被誉为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哲学领袖和哈佛“自由主义思想铁三角”之一（另外两“角”据说是帕森斯和亨廷顿）的哲学和伦理学教授，自七十年代伊始发表《正义论》以来就一直充当着哈佛和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政治哲学和社会伦理学的“领衔主演”，被丹尼尔斯称之为“二十世纪的洛克”。

今天，已经没有人会怀疑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巨大影响及其哲学话语的权威性了，从哲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到所谓“福利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理论”，几乎都可以感受到罗尔斯的思想渗透和话语力量。可“树大招风”，罗尔斯及其《正义论》也不可能超出这一法则。打从《正义论》问世后，罗尔斯便再也没有安宁过。罗尔斯受到的批评和挑战是全方位的，有来自新自由主义的内外夹击，也有来自哲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等多学科的交叉批评，一时间大有四面楚歌的“危机”感。反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们（如，米歇尔·桑德尔、泰勒、麦金太尔等）批评他因循（即“因”近代社会契约论的社会伦理之传统理路）守旧（即“守”启蒙运动以来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立场），而事实上，这种基于社会契约的现代启蒙式自由主义的“道德谋划”，已经无力应付现代社会的道德问题了。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如诺齐克）抱怨他放弃了“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这一西方经典性的现代价值圭臬，无论如何，所谓“平等的自由”和“差异原则”，都必定要付出牺牲个人天赋权利的代价。

除了思想派别的根本立场反驳，还有来自多学科学者在具体观点和学理技术等问题上的批评。一些法学家（如哈特、德沃金）和政治学家（如阿克曼）质疑罗尔斯，正义原则是否非得有“原初状态”、“无知之幕”一类的前提预制来担保其理论合法性不可，毕竟这类旧式的哲学假设不如“价值中立”一类的概念来得实际合理。哲学和伦理学的同道们对罗尔斯的诘难似乎更多更麻烦，内格尔教授说，“原初状态”、“无知之幕”等前提预设虽然是想建立一种公正的客观立场，但这仍然是一种理论立场，真正的客观公正应当是无立场（“fromnowhere”）。哈贝马斯不无诙谐地谈到，“无知之幕”的设置不啻一种“信息强制”，其实质性意图是把所有参与社会契约或原则协商的人都蒙在鼓里，可实际上作为社会公民的现代个人岂是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的理论虚构所能“蒙”得了的？再者说，在现代民主社会的条件下（罗尔斯本人也承认这一点），正义伦理原则和一切“可普遍化”（universalizable）的伦理原则，并不是靠旧式的社会契约理论所能求得的，只能靠公共言谈基础上所达成的公共理性来保证，无须用一种人为的“幕布”来遮盖各自道德观点的差异，关键在于建立理想的公共论坛，建立能够为言谈各方所理解的理想语言和合理语境，反复磋商，反复讨论，最后达成某种共识。

批评与赞扬似乎同样的多。但罗尔斯还是罗尔斯。在《正义论》出版后的二十三年时间里，他一面静听“八面埋伏”，寻求着理论突围的最佳途径和方式，另一方面，他又像一位老谋深算的拳师，巧妙而精心地构筑着新的理论防线。在他看来，全部有关其正义论伦理的有意义的批评，无外乎两点：其一，在文化多元论和现代民主社会的条件下，作为一种道德理论的正义论如何获得其普遍有效性？易言之，作为一种伦理学说的正义论能否成为现代多元民主社会的公共理性基础？其二，《正义论》用以构筑普遍正义伦理的学理方法是否充分合理？前者关乎思想立场，后者涉及论理方法。

一九九三年春天，人们终于等到了“慢条斯理”的罗尔斯一份完整的答卷：《政治自由主义》。在这部集作者二十余年的反思成果的演讲集中，罗尔斯开篇就坦率承认：“（在《正义论》中）社会契约论传统被看做道德哲学的一部分，没有区分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而且一种普遍范围的道德正义学说没有与一种严格的政治正义观念区别开来。在完备性的哲学学说、道德学说与限于政治领域的诸观念之间也未做任何对比。”社会契约论原本是近代政治哲学家从古罗马自然契约观念中开出的一种关于国家起源的解释理论，其与道德哲学的关系不是从属性的，而是相互蕴涵的。社会契约论的理论证明需要借助于某种形式的人性假设和道德目的论价值预想，相互间暗含着一种目的—手段式价值蕴涵关系。另一方面，当近代哲学家意识到现代伦理的社会普遍性要求并力图将之扩展到社会化普遍层面时，社会契约学说又作为一个先定的必要预设而成为社会伦理的理论基础。但《正义论》因此误将社会契约论当做了道德哲学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用正义伦理作为现代民主社会自由理想的价值表达，有着一种秘而不宣的“社会意识形态诉求”，这违背了罗尔斯本人所设定的“最低的最大限度”的理论原则，亦即使其正义论获得最起码程度的最大社会普遍性的原则。这似乎犯了某种东方传统伦理的通病：道德的政治化或政治的道德化。然而在现代社会里，文化价值多元化的事实使得任何道德政治一体化的企图都成为不可接受的，它要求对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做出必要的区分和限制。

批评使罗尔斯意识并正视了这一问题，他果断地重新界定了作为其理论核心的“公平之正义”概念，从一开始就将之定位于政治哲学范畴，认为它首先是一个政治的概念。对于社会伦理来说，最基本的是如何保证社会权利和义务的公平分配，这当然存在一种伦理正义的问题。但对于现代政治哲学来说，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理性多元论”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建立并保持民主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在政治哲学中，“稳定性问题至关重要”。因此，政治自由主义所要解释的基本问题有两个：其一，在各自由平等的作为社会公民（这意味着他们都要介入长期的社会合作）的个人之间，具体规定其社会合作之公平项目的最适当的正义观念是什么？其二，如果理性多元论是自由社会的必然事实，那么如何理解这一社会事实的宽容基础？将这两个问题合起来可得：“由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他们因各种合乎理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而产生深刻的分化———所组成的公平而稳定的社会如何可能长治久安？”罗尔斯相信，最合适的政治正义理念至少有三个区别于道德正义的特征：第一，它的主题是现代立宪民主或民主政体的基本结构。如果说《正义论》更侧重于从社会伦理意义方面，把社会的基本结构理解为社会分配制度的正义安排，那么，《政治自由主义》则明确了从政治哲学的层面来定义社会基本结构，它“意指社会主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之制度，以及它们如何一起适合于构成一个世代相传的统一的社会合作系统”，这样一来，“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之首要焦点，就是基本制度的框架和运用该框架的原则、标准和戒律，以及这些规范如何表现在实现社会理想的社会成员之品格和态度中。”第二，政治的正义观念应该且必须是一种“独立的观点”，它既不依据于任何一种“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包括完备性正义论道德学说，以保持价值中立的政治立场；又能容忍这些合乎理性的学说多元互竞、自由发展，并最终获得它们的共同认可和支持，最终达成宽容基础上的“重叠共识”。政治正义观念的内容是通过隐含在公共政治文化中的基本理念而表现出来的。各种学说或理论如果想要在现代民主社会条件下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是合乎理性的。现代多元民主社会的政治基础只能是公共理性，而不是某一种哪怕是充分完备的学说。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基于西方文化背景，更确切地说，是基于美国的现实背景提出来的。在罗尔斯看来，当今美国社会已经解决了政治方面的平等，但在经济方面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因此，他的正义理论，尤其是差别原则，主要是解决经济的不平等问题。本文并不打算对富有争议的差别原则进行批判性考察，而只就其理论本身进行分析，找出与中国语境的切合点，凸现它与当代中国对话的可能性，为进一步解读罗尔斯理论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意义提供一点思路。

一、罗尔斯的差别原则

罗尔斯的差别原则理论主要是一种公平的经济分配理论，是在批判当代“流行”观点发展起来的。他认为，在我们的社会里，支持经济分配的流行方式是诉求“机会平等”的理念。当且仅当存在着获取职务和地位——它们会带来相应的收入和名望——的公平竞争时，收入和名望的不平等才被认为是合理的。这里暗含着不论较不利者是否从这种不平等中收益，这种不平等收入都是公正的。成功或失败都应该是我们自由选择和努力的结果，是我们自己挣来的，而不是被赋予的。在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里，收入的不平等是公正的，因为成功是一种“奖励”，它只给那些“应该得到”的人。然而，罗尔斯对此持反对意见。他认为，这个观点确实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在分配职位时确实要有机会平等，这破除了社会的不平等带来的恶果，但是，还有一种不应得的不平等被这种观点所忽视。社会的不平等的确不应得，仅仅因为这种不应得的不平等就使得某人的命运变坏，这当然是不公平。但自然的不平等难道就应得?正如没有人天生就应该属于某个特定的阶级、性别或种族一样，没有人生来就应该是残疾或智商极高。所以，分配不应该受到从道德的角度看是任意的因素的影响。自然天赋与社会境况都只是纯粹的运气，但人们的道德权利却不应该依据纯粹的运气。据此，罗尔斯运用他独特的社会契约方法，借助诸如“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等理论解释性装置，发展了他自己的原则。他认为，在“无知之幕”的理想状态下，人们同意并享受公民的平等自由权利以及政治社会的一切条件，如机遇、职位和其他公共事物或公共物品。但是现实社会的实际生活进程并不能确保社会的全体公民持久、恒定而平等地享受、实现和维护这些基本的自由权利，相反，社会竞争的实际后果常常是不公平、不平等的。这样的社会后果不可避免地使得一部分公民难以继续认可并坚持原初的政治理由。他们必然，并且也是合乎情理地要提出新的政治要求或政治理由，以改变他们所处的社会不利地位。因此，差别原则，即惠及少数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原则：“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这种不平等不但(1)最有利于那些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人(即社会弱势群体)而且(2)社会所能提供的一切职位和机会应向所有人开放”，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了正义原则体系的实质内容，而不只是一种补偿性的政治条例。罗尔斯继续强调，“每个人的福利显然决定于对社会合作的安排，没有这个安排，任何人都不能过上美满的生活。”但是，如果自然的不平等反而能够有利于每一个人，某些人受益于自己的较高天赋反而能够在“自然的博彩”中促进较不利者的利益，这就不是不公平的。这正是罗尔斯的差别原则的宗旨。由此，考察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我们至少可以读出它具有以下蕴含：(1)承认自然不平等；(2)社会较不利者应获得补偿；(3)社会是一个合作体系。以上蕴含也可以这样表述：事实上的较高天赋者无法脱离天赋较低者获益，故较低天赋者有权利从合作体系中获益，而不是接受较高天赋者的施舍；天赋较高者只有为社会创造更多，才有可能同时获取更多，他们的获益不是建立在损害天赋较弱者的基础上，而是一个共进、双赢的过程。

二、中国式解读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确立，但由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与西方的市场经济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也面临相似的市场难题：它无法、当然也不能解决我们社会生活中的全部问题，尤其是经济分配问题。当前，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问题日益明显，出现了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的现象，罗尔斯面临的问题同样困扰着我们。而我们对现实问题的解答策略，如按劳分配、共同富裕、关注弱势群体等，竟与罗尔斯理论异曲同工、不谋而合。可以说，罗尔斯分配理论在现实中国找到了有力的注释。

(1)按劳分配。按劳分配理论是在承认自然的不平等的前提下的一种按贡献分配的“模式分配”(诺奇克语)。按劳分配的公平性首先就在于它预设了具有自我独立性的劳动主体均处于健康、理想的平等的市场经济条件之下。任何进入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或劳动者)在参与竞争时，他们同时受制于不确定的市场，即均覆盖着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且享有平等的“原初地位”。任何靠政治特权的参与使自己取得市场竞争优势的现象都将由理想的环境所排除。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平等的机遇不一定产生平等的结果。其中，主体对机遇的把握就需要主体的知识水平、信息分析判断能力、甚至决心、勇气等心理素质的参与。因此，劳动主体的天赋能力及后天习得的技能在分配中就具有合理性，由此而导致的劳动贡献的差别自然也就具备合理性。其次，按劳分配的公平性还体现在等量劳动等量分配，不等量劳动不等量分配。它不考虑劳动者因出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先天生理和后天身体发育所导致的劳动能力的不同，而仅仅以社会贡献的量的大小作为分配标准。个人应得的社会财富是他个人的劳动所得。因此，按劳动贡献进行分配，拉开收益分配上的档次，形成全体社会成员在劳动成果所得上的不平等，从而激发劳动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高效率的社会生产力，就是题中之义了。

论文摘要：本文选择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来解读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建构，公共理性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公共理性是民主社会的生命力所在，也是秩序良好社会中的公民的普遍理性，《政治自由主义》对《正义论》的一个伟大超越就是其对公共理性的表述。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政治概念既是自由的概念又是自我限定的概念，而不是一种完备性论说的概念，《政治自由主义》的目的是试图将“公平正义论”阐发为一种“政治正义论”并力图为多元化的当代西方社会寻找一种政治正义的“重叠共识”。在寻找政治正义的共识中，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理论建构的努力正是试图为人类找到一条通向秩序良好生活的普世价值。

论文关键词：理性；公共理性；政治正义

在从“公平的正义”到“政治的正义”的退却中，通过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构建，罗尔斯承认，《正义论》“没有对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进行区分”，“一种普遍范围的道德正义学说没有与一种严格的政治正义观念区别开来”，而现代民主社会中，互不相容的无法调和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已经能够多元地共存于民主制度的框架之内。“这些合乎理性然而却又互不相容的完备性学说的多元性，乃是立宪民主政体之自由制度框架内人类理陛实践的正常结果”。

如何构建一种秩序良好的社会是罗尔斯的理论核心。在《政治自由主义》的开篇，罗尔斯就表达了他的关怀：一个因各种尽管互不相容但却合乎理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而产生深刻分化的自由平等公民之稳定而公正的社会如何可能长期存在?尽管合乎理性但却相互对峙的诸完备性学说，怎样才可能共同生存并一致认肯立宪政体的政治观念?一种能够获得这种重叠共识支持的政治观念结构和内容是什么?这些问题也可以转换为另一种表述即：现代民主社会里，在被看作自由平等的、并在整个生活中世世代代都能充分合作的社会成员之间，具体规定其社会合作之公平项目的最适当的正义观念是什么?这样把理性多元论事实当作自由制度之不可避免的结果来理解和给定的宽容基础是什么?

本文选择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来解读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建构，正如学者万俊人所说，如果说在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观念系统中，重叠共识理念是政治正义这一核心理念的建构性条件，权利优先理念是政治正义的基本价值表达，那么，公共理性则是政治正义的社会普遍基础。那么罗尔斯是如何通过公共理性概念来支撑起政治正义的理论大厦呢?

理性与公共理性

摘要：政治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一直是西方社会政治思想的主流，但自从古典自由主义诞生的上百年时间里，自由主义理论鲜有新的理论建树。直到20世纪70年代罗尔斯的正义理论问世，政治自由主义又萌发了勃勃的理论生机。古典自由主义主张个体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而它所指的“平等”仅局限于形式上的平等。罗尔斯对“平等”概念重新阐释，赋予传统的“平等”观念以实质性的含义，这一观点使得古典自由主义上升到了新的理论水平。

关键词：平等；个人主义；正义;罗尔斯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学思想其特征可归纳为几个方面：个人主义、普遍主义和改良主义等。其中个人主义可以被视为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灵魂，其它特征都要以维护个人主义这一思想作为其主旨。个人主义意味着：（1）个人是道德价值的最终单位；（2）社会拥有作为恰当目标的对于个人的益处，不存在超越或凌驾于个人益品之上的社会益品;（3）个人的福利需要人们尽可能地作出自己的选择。［1］简言之，自由主义认为只有在对个人充分尊重的基础上才能形成真正的关于社会集体事务的公共理性，个人拥有自我选择、自我决定的权利。要实现这一目标个人首先必须是平等的单元和价值的终极。所以对“平等”的诉求是实现自由主义理论的基本前提。虽然自由主义的思想具有某些极端性色彩，并遭到其它政治理论的批判，但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内部在不断变革创新，企图将其思想日臻完善。尤其是20世纪末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使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又以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一、“正义”成为自由主义的新主题

以罗尔斯正义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兴起为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古典自由主义关注的主题是自由，而新自由主义关注的主题是正义。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2］3罗尔斯认为正义是评价现代社会制度是否合理的唯一标准。罗尔斯认为正义的内涵首先就是平等。

在古典自由主义时期就已经提出平等的政治概念。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平等也是一种权利，即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权利。资产阶级尤其强调“天赋人权”，“天赋人权”是指国家不能以任何理由和名义剥夺公民的权利。在强烈的权利意识下，自由也被纳入权利范畴之中。由于基本权利为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每个人都要求一种权利上的平等。因此，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原则，又是权利原则，同时也是平等原则。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十分特殊的转型时期，且不论国际局势的动荡，单单着眼于国内的社会现状就已经是境况堪忧。社会暴恐事件频频发生，官民矛盾日益激烈，贫富差距从未如此显著，这些问题可以说是经济快速发展导致社会制度脱节的结果，从深层次来看，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正义的长期缺失。反观罗尔斯的《正义论》，其出现的时机正是美国的社会问题初显端倪之时。实际上我国社会对正义问题的处理已经严重滞后，如何以一种公平的正义观来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应成为当务之急。由此，对中国当下来说，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就显得尤为重要。而罗尔斯《正义论》里面有关的正义的论述，其正义原则对于充分解决公正、公平、平等这一问题，具有广泛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罗尔斯正义理论提出的目的

在罗尔斯看来，功利主义没有认真对待人们之间的差别。因为从原则上来说，功利主义允许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这样做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对于功利主义者来说，自由、义务、权利等等都只是为了达到功利最大化的手段。因而，极端来说，在功利主义原则指导下，奴隶社会或等级制度都是被允许的。罗尔斯是坚定的权利主义者，他的正义观主张，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拥有确定不移且绝不容许侵犯的一些基本自由和权利，这与功利主义的观点完全不同。客观来说，罗尔斯的批评十分有力，其论证可以说暴露了功利主义的最大弊端。可以说罗尔斯还是通过这种批评揭示了功利主义理论内部的严重问题，为其试图取代功利主义的目的实现了第一步。

二、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内容

在深刻地指出了功利主义的不足之处，并且革命性地重塑契约论之后，罗尔斯此时就可以顺利地提出自己的正义观，也即“作为公平的正义”。罗尔斯将他的正义观分为“一般的”和“特殊的”。一般正义观与特殊正义观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后者为前者的一种特例。按罗尔斯自己的说法，一般正义观可以表述为“所有的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社会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至于特殊正义观，就是指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这也是其正义观的理论核心。

（一）第一个正义原则

论文关键词：正义论伦理定性道德和谐社会

论文摘要：《正义论》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瀚·罗尔斯的一部扛鼎之作，被誉为“二次大战后伦理学、政治哲学领域中最重要的理论著作”。在这里我们综述一下中外学者对《正义论》中伦理思想的探讨，对我们更好地了解罗尔斯的《正义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罗尔斯对于正义理论的研究是为了批判传统的功利主义，他进一步概括传统社会契约论，提供一种对正义的系统解释，以作为可行的选择对象替代占支配地位的传统的功利主义。这种系统解释的结果，就是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

一、规范伦理学的定性研究

在《正义论》出版之前西方曾有过“规范性的道德哲学是否还有意义”的疑问和讨论，而罗尔斯的《正义论》重开西方规范伦理学探究新风。因此，中外学者大都将《正义论》中的伦理思想归类或定性为规范伦理学。在中国，万俊人、白羽、周旺生、吴冠军等许多学者皆如此认为。在万俊人看来，罗尔斯正义论研究的杨L和最终目的是两个正义原则，只不过罗尔斯的伦理规范主要是对社会的规范，而非对个人的规范，所以罗尔斯的伦理学仍然属于规范伦理学范畴。白羽等学者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我认为《正义论》中的伦理思想更确切地应该定位于应用伦理学范围。首先，《正义论》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美国处于一个危机四伏的年代: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民权运动、黑人抗暴斗争等，当时的贫困现象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问题。其中，越南战争和黑人抗暴斗争对于罗尔斯思考和解决正义问题影响尤大。他认为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均和金钱转化为政治影响是美国卷入这场不义之战的原因。在这种现实的背景下，罗尔斯的《正义论》所探讨的平等自由、公正机会、分配份额、差别原则和代际正义等问题，恰似以一种伦理的方式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建议。其次，罗尔斯用“作为公平的正义的社会”来表示他要构建的以自由为基础的实质平等的社会，在他看来，这种社会是一种“政治正义的社会”，它要贯彻的是“政治的正义观念”。他所讲的是一种政治哲学，而政治哲学作为关注政治问题的伦理学，我们可以称其为政治伦理学，就其属于“政治伦理学”而言，它又应该属于“应用伦理学”范围。最后，在当今时代.社会不公平的问题日益凸显，或说大家对社会公平的更加重视，《正义论》对于我们深化对社会正义问题的认识，解决政治、经济活动过程中遇到的公平、正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实践意义

摘要：政治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一直是西方社会政治思想的主流，但自从古典自由主义诞生的上百年时间里，自由主义理论鲜有新的理论建树。直到20世纪70年代罗尔斯的正义理论问世，政治自由主义又萌发了勃勃的理论生机。古典自由主义主张个体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而它所指的“平等”仅局限于形式上的平等。罗尔斯对“平等”概念重新阐释，赋予传统的“平等”观念以实质性的含义，这一观点使得古典自由主义上升到了新的理论水平。

关键词：平等；个人主义；正义;罗尔斯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学思想其特征可归纳为几个方面：个人主义、普遍主义和改良主义等。其中个人主义可以被视为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灵魂，其它特征都要以维护个人主义这一思想作为其主旨。个人主义意味着：（1）个人是道德价值的最终单位；（2）社会拥有作为恰当目标的对于个人的益处，不存在超越或凌驾于个人益品之上的社会益品;（3）个人的福利需要人们尽可能地作出自己的选择。［1］简言之，自由主义认为只有在对个人充分尊重的基础上才能形成真正的关于社会集体事务的公共理性，个人拥有自我选择、自我决定的权利。要实现这一目标个人首先必须是平等的单元和价值的终极。所以对“平等”的诉求是实现自由主义理论的基本前提。虽然自由主义的思想具有某些极端性色彩，并遭到其它政治理论的批判，但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内部在不断变革创新，企图将其思想日臻完善。尤其是20世纪末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使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又以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一、“正义”成为自由主义的新主题

以罗尔斯正义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兴起为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古典自由主义关注的主题是自由，而新自由主义关注的主题是正义。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2］3罗尔斯认为正义是评价现代社会制度是否合理的唯一标准。罗尔斯认为正义的内涵首先就是平等。

在古典自由主义时期就已经提出平等的政治概念。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平等也是一种权利，即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权利。资产阶级尤其强调“天赋人权”，“天赋人权”是指国家不能以任何理由和名义剥夺公民的权利。在强烈的权利意识下，自由也被纳入权利范畴之中。由于基本权利为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每个人都要求一种权利上的平等。因此，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原则，又是权利原则，同时也是平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