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行为范文10篇

在新媒介技术推动下，新媒介形态愈来愈多地涌现出来。传统大众传媒在与新媒介的竞争中走向媒介融合，力图以新的传播形式达到更佳的传播效果。媒介技术革命冲击并改变了人们的媒介使用方式。记者也在这个大潮中不断更新自己的新闻信息传播方式。事实上，在传统大众传媒“触网”、入驻新媒介之前，就有记者出于种种原因主动尝试使用新媒体。

一、记者在微博上大规模亮相

在媒介技术发展位居世界前列的美国，早在上世纪末就出现了一批“博客记者”，即在自己的博客而非传统大众传媒上新闻的新闻工作者。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就是被博客记者率先披露。其后，随着微博技术的发展，其影响力逐步取代博客，以Twitter为代表的微博客在网上传播新闻信息，“微博记者”（TwitterJournalists）也应运而生。这些都对传统新闻传播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在我国，微博于2009年开始流行。“新浪微博”内测版于2009年8月启动，是国内首个提供微博服务的门户网站。尽管在微博引入中国的阶段，我国曾经出现过饭否、嘀咕、叽歪等中国式微博网站，但新浪公司通过邀请明星、名人、记者开设微博的方式推广微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明星效应加上热点议题，使得普通网民对微博的关注和参与迅速升温。新浪微博的数据显示，到2011年2月，新浪微博的用户已经超过1亿人。在新浪微博的带动下，一个微博时代在我国悄然来临。现在，我国不仅有综合门户网站微博，还有新闻网站微博、电子商务微博、独立微博客网等各种形式的微博提供给受众。2009年12月22日，人民网也推出了微博服务“人民微博”，意图将其打造成一个网络问政的新兴平台。2010年2月22日，“人民微博”上出现了国家主席的名字。“胡主席‘开’微博了”的消息成为网友热议的焦点。仅仅一天的时间，该微博的注册粉丝数量就达到8088人①。

微博被逐步培育成反映社会问题、设置公共议题的重要舆论场域，其影响力连传统媒体都不能小觑。对此，传统媒体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包括在新浪等综合门户网站开设微博账号，将其作为信息的平台之一，以及在自己的电子媒体上推出微博版等。如2010年2月，羊城晚报与新浪网、金羊网合作推出“两会微博”，同时开辟“微博版”，“短短6天时间，超过1．3万名网友关注并发表数百条评论”。作为新的媒介技术，微博受到受众的欢迎与积极参与。媒介融合技术正逐步将政治信息传播带入社会网络（Socialnetwork）时代，改变政治信息的传播方式与民众参政议政的社会路径。受众欢迎权力社会化过程中逐步提升的公民权②。传媒与记者必然要尝试以更为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吸引受众注意，传递有效信息。对此，记者在这个过程中也自觉不自觉地参与进来。一些记者的个人微博甚至成为争议性报道与争议性话题的发源地。这一点，在2010年两会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在2010年两会期间，不少在会场上进行新闻采访的记者在现场直接将各种突发事件上载到自己的微博。如果事件的公共性比较明显，其同行以及其他媒体人还会广泛转发。在一些焦点事件的微博报道过程中，记者在微博上出现了集体亮相的盛况。有研究者发现，在微博的介入与传播特征下，新闻事件“完成一个公共话题所必须的社会情绪酝酿和发酵”，并成为一次“公民动员”，每个环节都只需要24个小时③。传媒人作为意见领袖在微博上积极信息，而其微博影响的受众面又极为广泛，再加上传媒人之间的转发与关注，其推动的舆论风暴往往会成为改变事情发展的关键因素。当然，和所有社会公民一样，记者可以选择匿名或者实名微博信息。因此，微博上记者的媒介使用行为可以分为实名与匿名两种。但是，在社会热点事件的微博信息传播活动中，记者往往选择实名的方式进行。可以说，记者对于微博的使用仍然是具有职业性的，而以其身份特征的差异，我们可以将这些实名的记者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其一，在新闻单位自己的官方微博上进行信息传递的记者，如在新华社等传统媒体自己的微博上，为大家提供第一手报道的记者；其二，以私人身份开设实名微博，随时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上传微博的记者。其微博上传播内容不囿于公共事件信息，也包括个人感言，例如曾子墨利用手机，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分享了许多难以见诸传统媒体甚至媒体微博的新闻事件相关信息。

二、微博上记者身份混淆带来职业伦理困惑

记者使用微博存在着使用媒体的官方微博和个人使用私人微博两种情况。在前一种情况下，记者假以媒体的公共身份进行信息传播活动，其行为必然受到新闻伦理法规的约束。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下，记者在商业网站的微博如新浪微博上新闻信息，其媒介使用行为是否依然需要受到新闻伦理与职业道德的约束，在多大程度上需要遵守新闻伦理与职业道德呢？出现在商业网站微博上的记者，既以记者的身份发言，也常常以一个普通网名的身份发表议论。对于非自己采访报道的事件，记者往往以“转发＋评论”的方式将信息发散传播。而对于自己采访报道的事件，不少记者也选择在商业微博如新浪或腾讯微博上第一时间信息。目前，国内最受关注的两个商业微博新浪微博与腾讯微博，均采用实名认证的方式，将记者以加“V”的方式推向信息交流的前沿，让记者成为比普通用户更易为人关注以发挥其舆论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如此一来，在这些商业微博上加V的实名认证者不仅以其私人身份在传递信息，更携带其公共身份而成为一个个信息平台。用一个比喻来形容他们，他们每个个体其实已经成为自己所属媒体的一个个子报、子台、子网站。作为一种职业，“记者”可以简单地定义为媒体从业人员，即从事信息采集和新闻报道工作的人。一方面，作为一个自由的个体，职业身份只是他个人身份中的一个部分。他们当然有权利在自己的微博中记载生活随感等非职业活动内容，其个人微博的私人性应该得到承认并受到尊重。另一方面，他们的确是以实名的身份在微博上活动，从而聚集起数量众多且快速递增的粉丝。而且，他们在微博中发表了大量报道性信息，这完全可以视为他们的职业活动的延续，我们也有理由从职业上将其与普通微博用户个体区分开来，并对他们的新闻活动提出相应的职业伦理期望。

摘要：社会工作是政府职能的延伸，属于市场化的伦理行为，其价值依据和伦理基础是现代契约政府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对他人的自由和生存权力的尊重与保护。社会工作成为一种职业是社会分工的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工作就不仅仅是一种伦理行为，而且也是一种市场行为。

关键词：社会工作；伦理；市场

一、社会工作是政府职能的延伸

1947年联合国调查各国社会工作教育概况时，曾收到33个国家对社会工作所下的33个不同的定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国家的背景差异和对社会工作的不同理解。中国当代社会研究中心主席田森认为，社会工作学是：“一门研究如何助人，如何保障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活权益，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科学。”[1]也有人认为，社会工作是一种以助人为宗旨、运用各种专业知识、技能和方法去解决社会问题的专门职业，是确保现代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制度。从19世纪60年代起，社会工作始终关注弱势群体，注重解决社会问题。这就决定了社会工作和政府职能具有相似之处。

今天，社会工作已经发展成为以价值观和实践为基础的助人自助的专业活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5月颁布了第九批国家职业标准，社会工作首次被载入中国职业标准目录，其中对社工的职业定义是：遵循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运用个案、小组、社区、行政等专业方法，以帮助机构和他人发挥自身潜能，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公正为职业的社会服务人员。所以这种专业活动的主要目的和作用是协调社会关系。

政府的行政职能是相对稳定的，但是，职能的内涵和外延会随着任务和要求的变化而变化，职能的内容及行使手法、管理方法也应随着形势、服务对象、服务内容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不论政府职能如何变化，社会管理都是其中不可少的。在政府的社会管理无法深入的地方，社会工作就充当了社会自发的对政府职能的补充。我们要建立高效率的小政府，一些社会问题就更要在政府的引导下由社会自己解决。

1大学生性行为的伦理规约

为了使作为个体存在物的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得到满足。为了使自己的行为活动服从自己理想，使自己获得人之为人的幸福和价值。人类性行为需要一定的规范。婚姻关系就是直接产生于两性关系的禁例。一夫一妻制的“最后胜利乃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此外，人的性行为本身不同于动物本能的交配活动，人的性行为是有意识的活动，不仅表现为能够认识、预见和调整自己的行动，表现为富有幻想和殷切的渴望。而且能使人的性行为符合社会规范的要求，最大限度的满足自己的生理和心理的需要。性教育的基本伦理观，把人类的身心两面结合在一起，强调心灵与身体之间的正确顺序。主张以真爱为中心的性行为。当性行为提升到心灵的层面，并服务于心灵的目的时，便神圣化、理想化、价值化、尊严化、伦理化、道德化了。因此，在强调大学生自我发展、自我需求满足的同时，有必要倡导基本的性伦理规约来规范和引导当代大学生的性行为，促进他们身心的健康发展。

1.1生命价值原则

性行为不仅要有利于人类的繁衍。确保新生命的遗传素质的质量，而且要有利于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预防性传播疾病。一部婚姻发展史就是对性行为的约束规范史。为此，应该尽量避免不合理的性行为方式以及不符合道德规范的性行为关系，以实现优生优育的目的。同时，从预防性病的角度来看。避免性行为导致性病传播是性道德基本原则。在现时代，随着科学技术和交通工具的发展，人们交往日趋频繁，原来散布于各个地区的不同性病，也随着人群的大流动而不断地传播蔓延。性病是一组传染病，主要通过性接触而传染，其中淋病、梅毒、艾滋病对人类健康危害极大。因此，为了杜绝性病的传播和蔓延，就必须遵守性道德规范。事实证明，性行为的道德约束有利于人类的生命健康。

1.2尊重与相爱原则

在人类社会中，区别于动物的性活动，就在于人类有超乎于动物界的思想与情感，因而在性活动中具有对异性的、尤其对特定的“某一个”异性的爱情，就成为人类性伦理的重要原则。在现代社会，人对异性的要求不是简单地以自然方式、而是以复杂的社会方式进行的。人以恋爱的方式使性欲人格化了，当性的快乐被爱这种精神因素所维系的时候，它就更高涨并且有动物所不具备的持久性。另外。尊重原则不仅体现在对恋爱对方上，还体现在对自己和对社会的尊重。首先要自尊。在恋爱过程中，不能为了获得一时爱情去卑躬屈膝、牺牲人格，更不能以自杀、以性等方式去搏取所谓的爱情。其次要尊重对方。尊重对方的意愿和选择。特别是在追求对方的时候，不可采用一些极端的方式，甚至不顾对方是否愿意，死缠赖打。最后要尊重他人。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人，其行为不能仅顾自己的感受。而要考虑对他人和社会的影响，同时也包括对性行为可能产生后代的尊重。

一、公共行政行为选择的伦理思考层次与伦理选择模式

公共行政行为的伦理选择，离不开行为主体即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的伦理思考。虽然在日常公共行政实践中，很少有人表现出对基本价值观的长时间的艰苦思考，但是，这并不表明政府在做出公共行政行为选择的过程中，抛弃了其内在的理性的选择逻辑。

关于公共行政行为的伦理思考，可以分为既相互明显区别又相互密切联系的四个层次，它们是表达层次、道德规则层次、伦理分析层次和后伦理层次。公共行政行为的伦理选择就是在这四个层次中展开。

公共行政行为伦理思考的第一个层次是“表达层次”。在日常公共行政行为中，表达层次仅仅是就一些公共行政问题或公共行政事件表达自己的情感，多数情况下表现为一种自我的抱怨，比如“夹在上司和组织中间，我该怎么办才好呢?”“政府组织中的人际关系让我不知所措!”这些情感的表达，很多情况下是没有经过思考的、自发的、包含着公务员个人好恶的，或许也是公务员价值判断的最常见的形式。这一层次的伦理思考既不需要提供有关公共行政事态的证据和详细的事态描述，也不会为公共行政事态的解决提供理性的处理方法。但是，根据这些情感表达是由谁发出的和达到何种强烈程度，可以成为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下一步进行系统和理性选择处理公共行政问题方式的起点。

公共行政行为伦理思考的第二个层次是“道德规则层次”。这是严肃提出公共行政问题并予以严肃回l答的第一个层次。从这一层次开始思考、指出与公共行政问题相关的行为方式并开始评估各种可能的办法及其后果，其依据往往是被政府奉为道德指导准则的规则、格言、谚语，例如“以诚待人”、“做一名人民的公仆”、“永远为公众服务”，等等。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往往在最初的情感表达过后，一方面思考可替代的公共行政行为方法及其可能性后果，另一方面将道德规则运用于公共行政行为选择中，通过公共行政行为与道德规则的比照，对公共行政行为做出判断。虽然这中间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理性和系统的思考过程，但总的来说，还是有限和零碎的。在基于实际公共行政后果和对道德规则进行判断的基础上，大多数的公共行政行为选择会在这一伦理思考层次完成。

公共行政伦行为伦理思考的第三个层次是“伦理分析层次”。当可利用的道德规则无助于解决具体的公共行政问题或者相互冲突时，就需要对道德规则进行基本的再思考。在一般的、常规的公共行政行为中，不需要进行这种基本的对道德规则的再思考。然而，有时候所面临的公共行政问题非常复杂、没有先例或者影响范围太大，以至于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需要反思常规行为标准中所隐含的伦理准则，即进入伦理分析层次。例如，“以诚待人”，在特定场合可能不妥，“诚”不一定要求“永远说真话”，可以将“说真话”加以限定，可以将这个准则变通为“除非会严重地伤害无辜的第三者，否则永远说真话”，这样“以诚待人”就避免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因为说真话而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在这个伦理思考层次，不仅需要对冲突的公共行政价值观进行审查，以揭示这些价值所支配的相互排斥的公共行政行为方式，而且需要将抽象的公共行政价值观陈述为直观的伦理准则，以便将一种价值观和对应的公共行政行为方式联系在一起，然后将具体的公共行政行为准则应用到公共行政伦理问题的解决中去。在伦理问题中的对抗性价值被确认并被明确地转化为准则后，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便会依其重要性进行排序，选择更为重要的价值观所对应的具体公共行政行为，从而做出选择。能够做出这种选择的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也随之达到了道德上更加自觉、更加自如的程度。

摘要：财务伦理是财务的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相结合的产物，是企业财务活动遵守的隐性规范。本文基于伦理的基本内涵，从财务和伦理相耦合的层面来界定财务伦理，并按照财务活动的不同将财务伦理划分为融资伦理、投资伦理和分配伦理三个层面来架构企业财务伦理，提出通过提升财务伦理思辨能力、设立财务伦理委员会、建立财务伦理评价体系、将伦理纬度纳入公司治理等手段来培育财务伦理，实现企业理财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的有效融合，从根源上防止发生财务舞弊行为。

关键词：财务伦理；财务行为；道德推理

伦理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已经成为各国文明发展的一部分，所以。伦理必定影响行为。西蒙曾说过：“一切行为都包含着对特殊的行动方案所进行的有意无意地选择”。论文百事通不难发现，人们的价值倾向已渗透到人们行为的各个方面，财务领域亦是如此。由古至今，不论是中国的德、义、礼，还是西方的康德理论，都开启了德法并重的治理先河，并将伦理理念融入财务实践。对企业而言，如果缺乏伦理道德，就可能会选择“不道德”的财务行为，发生财务舞弊现象。但如果以正确的理论道德作为指导，那么理智的行为主体一般都会选择符合伦理道德的财务行为。所以。伦理道德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到财务行为，并为隐性财务制度的存在提供了价值根基和精神支持。

一、财务伦理概念的界定和理解

关于财务伦理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寥若晨星。目前，对财务伦理的界定尚无权威的说法。笔者试图从伦理的基本内涵入手，考察财务和伦理相耦合的层面来界定财务伦理。

伦理，按照徐慎《说文解字》的解释，“论，从人、辈也，明道也；理，从立，治立也”。所以，“论”是区分人的辈分、长幼以及由此形成的相互之间的规范和秩序；“理”，原意是玉石的纹理，意指事物内在的“纹理”，也就是事物的基本规律。由此可见，伦理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秩序和规范。即为“论”；二是事物本身内在的规律、规则，即为“理”。二者合一，即为“伦理”，就是事物交互过程中根据各自特征而形成的一种规范和准则。所以，任何事物或学科的伦理都要基于自身规律去考察相互关系的某些特质。

一、我国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概况

目前我国的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的现状不容乐观。一方面，我国并没有专门的公务员伦理法律法规，对公务员伦理的要求散见于各种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等中。比如《宪法》、《国家公务员法》、《监察法》、《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的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国务院工作人员守则》、《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等。上述规定既不具体，又未形成完整的规制公务员伦理失范行为的体系，现实操作上存在诸多问题。另一方面，公务员伦理培训机制、监督机制、追责机制不够完善，无法有效规制公务员伦理失范行为。如公务员伦理失范的规制体制没有形成长效机制，常常是“运动式培训”、“运动式监督与追责”，雷声大、雨点小，“躲过了初一，安心过十五”的状况比较多，这些都不利于公务员行政伦理规范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在2013年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报告指出:五年来，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165787件218639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3173人(含厅局级950人、省部级以上30人)。严肃查处执法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立案侦查行政执法人员36900人、司法工作人员12894人。会同有关部门追缴赃款赃物计553亿元，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6220人。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7054件50796人，其中重特大案件17745件。可见，目前我国公务员违法犯罪案件数量很大，若从源头抓起则公务员伦理失范缺乏系统规制难辞其咎。也正因为如此，才更有必要加强对公务员伦理失范问题的规制，不仅仅看到公务员伦理失范现象本身，更应该看到这现象背后的制度性因素，以及导致公务员伦理失范、腐败蜕化的症结所在。

二、美国公务员伦理法制的概况

有比较才有鉴别，有比较才能知得失或者优缺点。国外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比较完善的国家当属美国，其他国家的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也大都参照美国的经验同时结合本国国情而制定的。如日本在完善国家公务员法制建设方面吸取了大量西方国家的有价值的经验，在60多年前最具代表性的日本《国家公务员法》是在美国人的指导下颁布的，相隔不到一年又颁布了《地方公务员法》。其后来于1999年4月制定的《国家公务员伦理法》也显然受到美国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的影响。鉴于美国在公务员伦理法治化过程中所建立的配套性机制有值得我国研究的地方，现以其为例，对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概括作一简要分析。公共行政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是以19世纪后期威尔逊发表《行政学研究》一文为标志的，行政伦理学在此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开始了从孕育到发展的漫漫历程。随着理论的不断发展，美国公务员伦理规范的立法进程也于20世纪50年代开启了。美国国会于1958年7月通过了《美国政府部门伦理准则》，该准则规定政府雇员和国会成员必须遵守这项决议中规定的伦理行为标准。1965年，约翰逊总统签署了第11222号行政命令，即“联邦总统道德令”。但是这一时期公务员伦理机制构建的重要性并未引起美国各界的足够重视，因此上述准则及命令也并未发挥多大的作用。转折点出现在1972年，这一年尼克松总统“水门事件”的发生，成为一个强力催化剂推动了美国公务员伦理法制的加速构建。该事件暴露了美国政府公务员伦理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其后，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下，卡特总统于1978年签署了《政府行为伦理法案》。其中规定了在人事管理办公室内设立政府伦理办公室，同时建立了委任独立检察官的机制。该法案在1979年得到两次修订，1982年、1983年和1988年相继进行了数次修订。1989年，布什总统签署了《政府伦理改革法案》;1990年，修订并颁布了《政府官员与雇员伦理行为准则》;1993年，美国政府颁布了《公共部门雇员伦理行为准则》。该准则由美国政府伦理办公室制定，且内容更加详细、操作性也更强。经过上述规范公务员伦理的规范的制定与实施，美国逐步构建起了世界上相对完善的公务员伦理法律体制。

三、美国公务员伦理法制的特点

通过对美国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概况的纵览不难发现，其公务员伦理制度建设有值得称道之处。如相关立法较为完善，同时相应的配套机制也比较健全。当然，美国在公务员伦理管理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诸如一些部门仍存在着监督缺位的问题，个别公务员的政治腐败等问题也并未杜绝等。但总体来说，现阶段美国公务员的制度建设仍处于世界先进行列，其伦理法制建设的特点也值得研究。

摘要：本文从营销道德评价的相关伦理学、营销伦理理论研究及营销伦理的应用研究三方面进行综述性探讨，总结营销伦理研究的进展及存在的问题，对国内营销伦理的研究进行展望。

关键词：营销伦理；营销道德；营销伦理失范

一、营销道德评价的伦理学研究

(一)我国传统商业道德思想。我国传统商业道德源于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儒家文化，儒家伦理中的义利观是其主要思想基础。“义”指道德规范，要求人和企业自觉做合乎情理的事情；“利”则指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所谓“义利观”，即如何来认识和妥善处理义与利问的关系或矛盾，应用到商业领域就是“见利思义”的商业经营理念，“取之有义”的商业行为准则，“先义后利”的经商战略和“重义轻利”价值判断。总结我国传统商业道德的基本思想，主要包括诚实守信的顾客观，讲究货真价实，买卖公平，一诺千金；勤俭敬业的自律观，讲究勤奋节俭、敬业自律；以和为贵的竞争观，讲究和气生财、办事不成仁义在；乐善好施的社会责任观，讲究乐善好施、扶贫济困。

(二)西方道德评价的一般理论。西方伦理学家依据结果或过程的标准，将道德评价分为功利论和道义论。功利论是19世纪西方颇有影响的伦理学观点，从启蒙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开始，经过人的本性是利己还是利他的长期争论，由英国哲学家威廉·葛德文和切勒米·边沁系统地建立了其思想体系，最后由约翰·斯图阿特·穆勒进一步完善而成。其核心思想是以行为的后果是否给大多数人带来幸福或效用来判断行为的道德合理性，其强调把行为的后果作为判断行为道德与否的依据。与功利论相反，道义论认为某一行为是否合乎道德取决于该行为本身内在的正当性。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开创者伊曼努尔·康德、英国哲学家威廉·D·罗斯及美国哈佛大学哲学教授约翰·罗尔斯等。道义论强调评价行为的道德与否是基于行为本身而不是行为引致的结果，而行为本身的道德与否取决于该行为是否遵守了义务，这些义务是由人们的直觉和经验归纳出来的。

(三)西方营销道德评价的具体理论。西方三大营销道德判定理论主要包括显要义务理论、相称理论和社会公正理论。英国学者罗斯在1930年出版的《“对”与“善”》一书中，系统提出了关于“显要义务”或“显要责任”的观念。所谓显要义务，是指在一定时间一定环境中人们自认为合适的行为，主要包括六条基本的显要义务，即诚实、感恩、公正、行善、自我完善、不作恶。加勒特于1966年提出相称理论，认为应从目的、手段和后果三方面综合判断营销行为是否道德。目的指从什么出发点来行事；手段指使目的得以实现的过程及此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后果指行为所引起的结果，包括行为人意欲达到的结果，也包括不为行为人所期望但能被行为人预料到的结果。社会公正理论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在1971年提出，该理论从一种称作起始位置的状态出发，构建一个理想的社会公正系统，这一系统所适用的伦理准则是力图使弱者利益得到增进，或至少不会因强者的剥夺而使弱者变得越来越弱，并认为正当的行为就是重视和尊重人的各种基本权利或与自由的正义原则相一致的行为。

【摘要】刑法与伦理的关系一直是重要的理论课题，如何认定以及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刑事案件审理结果的合理性、公正性。从历史角度来看，刑法与伦理的关系经历了从混合到分离再到有机融合三个发展阶段。本文拟从刑法概念、原则以及犯罪构成理论出发，深刻挖掘刑法与伦理的内在实质联系，研究二者外部双向互动的可行性，以达到促进立法和司法过程中公平正义实现的目的。

【关键词】刑法；伦理；有机融合；双向互动

一、刑法与伦理关系的历史考察

刑法与伦理的关系到目前为止大致经历了混合、分离、有机融合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国古代时期，刑法与伦理二者混为一体，熔于一炉；第二阶段是近代时期，刑法与伦理相对立，二者严格区分；第三阶段是现代乃至未来，刑法与伦理会有机融合在一起①。（一）刑法与伦理相混合。在我国早期刑事法律制度中，刑法与伦理道德的此种关系多有体现。例如，汉宣帝下诏明确规定“亲亲得相首匿“的刑法原则，三代以内直系亲属犯罪可以相互包庇，并且对于其包庇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后来到唐展成为“同居相为隐”原则，将亲属范围扩大为四代以内亲属以及部曲、奴婢等私贱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家的统治集团希望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方式，用伦理道德和法律共同治理国家，维持已有的社会秩序，处理那些严重侵害他人以及群体的行为。并且以国家机构的名义，对于行为人施以某种报应性惩罚。既注重以道德导民向善，构建和谐秩序，也注重将伦理道德的内容直接融入法律之中，成为具有强制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由此可知，在国家早期阶段，伦理与刑法没有明确的区分，伦理道德作为一种道德理念和行为规范融入到刑法之中，以礼入刑的原则和做法一直延续至封建社会的末端。直至封建社会被推翻，资本主义的出现打破了刑法与伦理融合的局面。（二）刑法与伦理相分离。在近代社会中，刑法与伦理呈现出一种较为激烈的从融合走向分离的变革。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等因素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刑法与伦理的关系。西方自由主义、人文主义以及民主主义等思想被传入中国。在新的社会形态之下，刑法与伦理被区别开来，人们认为犯罪是违反法律的规定而不是违背伦理。在民主和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关注实体与程序的双重正义。近代人们认为，刑罚并不能去除邪恶，刑罚不可能完好地把道德树立起来。人们反对主观断罪，强调实体与程序双重正义，伦理道德不是违反法律评判的标准。人们在自由主义思想之下必然重视个人主义，这与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是冲突的，刑法与伦理很明显的被分离。（三）刑法与伦理的有机融合。现代社会中，刑法与伦理的关系由分离又逐渐走向一个健康的有机融合的趋势。近代社会认为伦理过于把持刑法，法律的存在是为伦理服务的，因此把刑法与伦理过度分离。其弊端在新型的现代社会丑态毕现，过分强调个人主义和机械的刑法，忽视了道德对人们的约束作用。刑法与道德二者其实是两个独立的存在，把二者密不可分的融合在一起或者把二者绝对的分离都是不合理的，在现代社会发展情况下，二者也许可以找到一种合理平衡的状态。在当代社会中，刑法与伦理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的。刑法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惩治犯罪从而维护国家安全和保障社会秩序稳定。刑法法律条文的规定是人们的行为规范和伦理道德的最低标准，刑法并不排斥伦理，因为伦理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伦理道德的作用不容忽视，法律的制定过程以及司法运行过程均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影响。

二、刑法与伦理关系的实质分析

（一）刑法与伦理的实质联系。1．刑法基本理论的伦理蕴含。（1）刑法概念的伦理蕴含。刑法概念的界定是我们研究刑法问题的前提和基础，而界定刑法概念的本身就能够体现一定的伦理属性。在我国，刑法是规定犯罪及其所带来法律后果的规范总和②。从实质意义上来讲，刑法的制定受统治者意志与社会作用的双向影响。国家将某种行为规定为法律制裁的对象并不是毫无章法的，尤其是在我国这种民主法治的社会背景下。这种行为要在一定程度上被广大人民群众所不能容忍（即与社会一般道德伦理价值相冲突），还要对法律所保护的某种利益（即法益）造成侵害结果或者具有侵害的可能。从这两个维度来看，民众无法容忍的行为基本上是违反社会伦理道德底线的行为。但民众无法容忍的行为并不完全等同于对法益造成侵害结果或具有侵害危险可能的行为。单纯的法益侵害或者有侵害危险性的行为并不必然引发刑罚惩处后果，比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就属于此种类型。我国刑法学通说认为，犯罪客体本质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这里的社会关系可以看成一种伦理关系。伦理是刑法的基础，但单纯的伦理关系尚不能被纳入刑法调整范围。根据法益侵害说的理论，犯罪是对法益的侵害或侵害的可能性。只有二者充分结合才能适用刑法惩罚，这也是刑法谦抑性和刑法人权保障功能的体现。因此，刑法实质上就是把具有法益侵害性以及具有法益侵害危险性，同时违背社会朴素伦理道德观念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科处刑罚的法律规范③。（2）刑法基本原则的伦理性体现。刑法基本原则作为贯穿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的指导性准则，包括罪刑法定原则、刑法适用平等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都体现出一定程度的伦理性。①罪刑法定原则。我国《刑法》第三条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它是刑法中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含义可以概括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且不处罚，具体内容包括法定化、明确化。法定化指犯罪和刑罚必须由法律明文规定。根据合法化的要求，我国刑法禁止类推和禁止事后法。所谓类推，主要指将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事实比照刑法规定的类似条文进行定罪量刑。类推与罪行法定原则相冲突，故我国刑法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适用，但允许类推适用有利于被告人的刑法规定。禁止事后法即刑法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被告人是否有罪以及应当如何量刑，只能依据行为当时的法律，而不能依据行为后实施的法律进行违法性评价。但例外的是，对被告人有利的法律可以溯及既往。我国《刑法》第3条没有明确禁止事后法的原则，但是，依据国际公约并联系我国《刑法》第12条的规定，法律工作者在立法以及司法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循禁止事后法原则。明确化指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法律后果都必须用文字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刑法关于犯罪以及刑罚的规定应当清楚明确，不能含糊不清。因为只有明确的刑法规定才能为一般人和司法人员所理解遵守。否则，一般人无法预测自己的行为会产生怎样的法律后果，个人自由便无从谈起，司法官员也将无从理解甚至歪曲适用刑法，肆意擅断便难以避免，法治原则就会荡然无存。根据明确化的要求，我国刑法禁止采用习惯法、不定刑。一方面保证了刑罚的法定性，同时也有利于法官合理使用自由裁量权。现代刑法的首要价值和任务是维护个人自由，确保任何人不经法院宣判不为罪。罪刑法定原则反映了普通大众最基本的正义观，具有深刻的伦理性。②刑法平等原则。人人平等的思想根深蒂固的存在于人类早期文化尤其是宗教观念之中，人类的文明发展历史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追求平等的革命进程。早在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革命性口号，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等级特权制度，确立了人人平等的原则。1997年我国《刑法》特别强调了这一原则。这一原则集中体现了刑法的平等性。根据这一原则，所有的人平等地受刑法保护，任何人犯罪都应当受到刑事追究，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也不应受到歧视。刑法平等原则是一项宪法性原则，满足了人们追求平等的诉求，体现了基本伦理道德。③罪刑相适应原则。我国《刑法》第五条明确规定了罪刑相适应原则，表明刑罚的轻重不仅要与客观方面相适应，也要与主观方面相适应。对任何人来说，无罪不罚，轻罪轻罚，重罪重罚，一罪一罚，数罪并罚，罚当其罪④。古代刑法曾有过“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同态复仇型的规定，该规定强调侵害行为与刑罚之间具有一定的等价性，最早反映了人类朴素的公平意识，也反映了罪与刑等价、相当的观念。由此可见，罪行相适应原则体现了刑法的正义性，体现了人们朴素的伦理道德观念。2．我国犯罪构成的伦理构造。（1）客观方面：危害行为。犯罪成立的客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实施刑法所规定的具有社会危害性并且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以及因此行为引发或可能引发的具有法益侵害性的后果。由刑法的谦抑性以及罪刑法定原则决定，刑法并不能规范人所有的行为，刑法只规范犯罪行为。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犯罪行为其实是一种道德性质的行为。准确来说犯罪是在道德性质行为的支配下作出的损害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的一种行为。道德性质行为又可以分为道德行为和不道德行为，道德行为是一种行为主体基于主观能动性所产生的一种行为。犯罪是在主观选择和客观行为下对于他人利益以及社会利益产生危害的行为。因此，从道德性质行为角度来说，犯罪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犯罪的直接后果是对他人利益以及社会利益造成了侵害或者侵害可能性即威胁，这种侵害和威胁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状态。刑法对于犯罪的认定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即判断行为是否入罪要严格依照现行法律规定。（2）主观方面：主观恶性。犯罪主体实施犯罪行为并对他人以及社会造成法益侵害或侵害可能性的客观行为是基于行为人的主观能动性作出的选择，因此犯罪的成立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犯罪的主观恶性本质上是一种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犯罪行为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恶性结果的心理态度。主观恶性显然也是一种违反道德的主观选择，行为人基于某种不道德的动机和目的而作出的危害他人以及社会的行为成立犯罪。陈兴良教授对此指出：对于犯罪成立的主观论断是一个关于恶性的问题，恶性，首先是一个伦理评价的问题，其次才是一个法律评价的问题⑤。恶性在伦理学领域的含义是对于社会或者他人的利益有损害，并且产生损害的行为会产生负能量。在刑法学理论体系中，恶性其实是指罪过，而罪过（故意和过失）是成立犯罪主观方面的核心构成要件，同时罪过也对定罪量刑产生重大影响。一个行为如果不存在犯罪的故意和过失，那么这个行为就不构成犯罪，而被认定为意外事件。由此可见，主观上的恶性对刑法犯罪成立的重要性。显然，这种定罪的主观恶性要件符合朴素的伦理道德要求。（二）刑法与伦理的双向互动。刑法与伦理双向互动的桥梁是司法实践中对刑法解释方法的运用。刑法涉及到对被告人的生杀予夺，所以适用时要慎之又慎。一方面，法律一经制定就有滞后性，社会生活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如果用固定的法律去涵盖未来的发展，那么现行刑法规范与伦理道德难免不出现冲突，公平正义很难有效实现。这就需要我们运用刑法解释方法来满足变化中的社会生活对法律的需要。比如现代信息网络背景下对于虚拟财产以及网络隐私信息的保护，虽然刑法没有明确规定，但也应该归纳进刑法财产人身保护的范围内。换句话说，盗窃或诈骗虚拟财产也应当认定为盗窃或诈骗罪。另一方面，语言本身具有模糊性，词语的内涵外延不够清晰明确，有些词语在法条中的含义与在生活中的使用习惯大不相同，所以刑法需要解释。比如《刑法》第二百四十条所规定的拐卖妇女儿童罪中，“妇女”一词的含义是指14岁以上的女性，这与生活中对于提起妇女便是中年妇女的习惯用法大不相同。文字意义的模糊性也决定了其必然具有一定的弹性，因此便有了扩大或缩小解释即伦理解释的基础。比如刑法二百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入户抢劫的“户”，指封闭的供居住所用的房间，白天营业的小贩房屋内就不属于这里的“户”，妓女用于接待客户的住所也不能认定为这里的“户”。例如《抢劫解释》第二条规定的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公共交通工具”一词指正在从事旅客运输过程中的各种公共汽车、大中型出租车、火车、船只、飞机等，不包括小型出租车以及不在运行状态的车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持枪抢劫“枪”是指真枪，不包括玩具枪，且“持枪”只要求“持”即携带，不管是否使用，等等。这都体现着法律工作者为了更好地实现公平正义而对法律进行的伦理解释。刑法的解释方法有很多，根据解释的方法可以分为平义解释、扩大解释、缩小解释、反对解释、类推解释、补正解释。根据解释的理由可以分为文理解释、体系解释、同类解释、当然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合理使用这些解释技巧可以弥补法律条文的滞后性，更有效地实现刑法保护法益、惩罚犯罪的目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比如解释情节严重、情节恶劣需要参考当地伦理道德要求、风俗习惯。原则性灵活性相结合才能实现刑法的正义。

摘要：企业伦理建设是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所不可缺少的基础建设。本文通过论述企业伦理建设在我国企业管理中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我国企业伦理建设应从树立正确的企业价值观、制定企业伦理规范、建立公开的企业伦理监督机制、构建完备的法律体系、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加强员工企业伦理教育六个方面入手。

关键词：企业伦理伦理建设对策

企业伦理（businessethics）也称商业伦理，是指蕴含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及生活中的伦理关系、伦理意识、伦理准则与伦理活动的总和。[1]它表明的是一个企业为什么要存在，将会以什么方式和途径来体现和实现存在。企业伦理观反映的是企业“善与恶”的价值判断，是企业价值观的核心。一个企业在其经营管理活动中,只有重视和加强企业的伦理建设,严格遵循企业的伦理规范,才能真正达到经营管理的理想境界,使企业具有强劲的竞争力。当前，由于各种机制的缺陷以及市场规则的不健全，引起了市场经济秩序上的诸多混乱，经济领域中出现的假冒伪劣、偷逃税款、不讲信用等种种反伦理行为不仅影响了企业声誉、影响了企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使社会秩序混乱、社会伦理道德水平下降,因此,正视企业伦理问题,加快企业伦理建设已迫在眉睫。[2]

一、企业伦理的功能及作用

企业伦理道德以其特有的社会功能对企业发展施以影响。在企业内部，伦理道德规范作为一种校正人们行为及人际关系的软约束，它有助于企业确立整体价值观和发扬企业精神，为企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有助于群体行为合理化，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在企业外部，企业伦理是企业立足社会的保证。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社会效益，积极参与社会的公益活动，履行社会的义务和完成社会的使命，有利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1、导向功能。企业伦理是企业正确认识和处理它在社会上、市场上的角色、功能、责任、义务所不可缺少的，可以为企业正确处理它和社会、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正确的指导原则。企业只有使自己的求利行为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社会整体利益、可持续发展等价值取向，即以伦理为决策导向，才能在决策过程中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进而获得管理的成功。

摘要：企业伦理建设是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所不可缺少的基础建设。本文通过论述企业伦理建设在我国企业管理中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我国企业伦理建设应从树立正确的企业价值观、制定企业伦理规范、建立公开的企业伦理监督机制、构建完备的法律体系、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加强员工企业伦理教育六个方面入手。

关键词：企业伦理伦理建设对策

企业伦理（businessethics）也称商业伦理，是指蕴含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及生活中的伦理关系、伦理意识、伦理准则与伦理活动的总和。[1]它表明的是一个企业为什么要存在，将会以什么方式和途径来体现和实现存在。企业伦理观反映的是企业“善与恶”的价值判断，是企业价值观的核心。一个企业在其经营管理活动中,只有重视和加强企业的伦理建设,严格遵循企业的伦理规范,才能真正达到经营管理的理想境界,使企业具有强劲的竞争力。当前，由于各种机制的缺陷以及市场规则的不健全，引起了市场经济秩序上的诸多混乱，经济领域中出现的假冒伪劣、偷逃税款、不讲信用等种种反伦理行为不仅影响了企业声誉、影响了企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使社会秩序混乱、社会伦理道德水平下降,因此,正视企业伦理问题,加快企业伦理建设已迫在眉睫。[2]

一、企业伦理的功能及作用

企业伦理道德以其特有的社会功能对企业发展施以影响。在企业内部，伦理道德规范作为一种校正人们行为及人际关系的软约束，它有助于企业确立整体价值观和发扬企业精神，为企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有助于群体行为合理化，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在企业外部，企业伦理是企业立足社会的保证。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社会效益，积极参与社会的公益活动，履行社会的义务和完成社会的使命，有利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1、导向功能。企业伦理是企业正确认识和处理它在社会上、市场上的角色、功能、责任、义务所不可缺少的，可以为企业正确处理它和社会、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正确的指导原则。企业只有使自己的求利行为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社会整体利益、可持续发展等价值取向，即以伦理为决策导向，才能在决策过程中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进而获得管理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