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思想范文10篇

摘要:“伦理思想”是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发展理论的贡献。本文主要从伦理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及其主要内容来进行研究，试以家风正、党风廉、国风强三个方面阐述。

关键词:伦理思想;中国梦;研究

伦理思想是对中国优秀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进程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伦理思想的形成

伦理思想的产生既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也有其丰富的思想资源。(一)理论渊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伦理思想的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习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来源。他也深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影响，并积极践行。修身:在主政浙江时，曾写了一篇《做人与做官》文章，里面引用了王安石《洪范传》的“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来阐明修身对于为官的重要性。既如此要求别人，更如是约束自己。在担任总书记时，他就指出要“夙夜在公”，并始终恪尽职守，体现了他为了国家和人民鞠躬尽瘁的决心。齐家: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家”。也很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他孝敬父母，关爱妻子和孩子，和睦兄弟姐妹。他对自己家庭严格要求，也对全国如是强调“齐家”。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就引用了《礼记•大学》中的“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来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抓好家风。治国平天下:在纪念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讲话中引用《管子•牧民》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表明了党和政府历来把民生问题放在重要位置的“以民为本”治国思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以民为本，才能更快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也一直主张世界和平共处。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他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提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也提到了“和羹之美，在于合异”，还引用《荀子•大略》所言“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表达了中国愿与世界共同构建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景和做出自己最大贡献的决心。从伦理思想和事功中，我们看到了我们国家、民族、政党、文化的光辉前景。(二)现实基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变革需求特定的历史环境为历史人物的活动创造了一个极好的平台，使他们能尽情地展现自己的人格和情怀。的爱国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与目前的时代变革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当前，我们中华民族要实现两个重大历史使命，首先要民族振兴，使中国重新成为受世界尊敬的强国，抵制由美国策划并支持的菲律宾、越南、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对我国进行围堵、抢劫、挑衅的行为;其次是“壮士断腕”狠剎中国共产党部分党员的腐败不正之风;再者，调整中国社会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实现共同富裕。深谙国际局势和中国历史，提出了“中国梦”的宏伟愿景。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寻找实现梦想的道路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近代的民族解放、民族振兴之路;当代的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复兴之路;近40年的改革开放崛起之路都是披荆斩棘，艰辛异常。但是，幸好一直有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90多年矢志不渝的追求，现在，已结出累累硕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这个时代变革的需要，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华民族近现展历史逻辑的科学把握。(三)主观条件:坚定的信念和丰富的社会阅历出生于1953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他少年时期经历过“”思想禁锢;青年时期又遇到改革开放而掀起的文化大激荡;从政后，他先后在农村、军队、地方和中央多个部门实践历练。长期受父亲家风的影响，从父亲那里继承和吸取的高尚品质很多，如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执著追求、为民服务的赤子情怀，清正廉洁的工作作风、勤俭节约的朴素生活等。可以说，这些广泛而丰富的人生经历，不仅拓展了他的视野和胸怀，也锤炼了他为党、为国、为民、为家鞠躬尽瘁的高尚品德，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亦催发了他的军事伦理思想、廉政思想及廉洁齐家家庭伦理观等。

二、伦理思想的具体内涵

关键词：至诚仁慈伦理成吉思汗

摘要：成吉思汗是我国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善于治军，同时在他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也非常注重伦理道德，把“至诚”“仁慈”作为道德原则，提倡团结统一，赞美勇敢，斌于妇女很大的权力与自由。同时按照“君怀巨忠，父慈子考”的封建图式及其观念，建立“天下太平”的统治，其丰富的伦理思想对后世具有极大的教育意义。

成吉思汗作为一位空前的草原霸主，他以政治家独有的视野与魅力，在军事征战与巩固王位的斗争中，把自我的聪明才智和非凡才干展现得淋漓尽致，从而创造了一位草原霸主的辉煌命运。他改写了草原的历史，也改变了世界的历史。

成吉思汗戎马生涯近50年，依靠一批能征善战的将领和谋士，利用蒙古骑兵优势，创造了震撼世界的业绩，不仅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他在外交、军事、政治、伦理方面等所体现出来的一些东西，也无不包含着朴素的哲学思想。探讨成吉思汗的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具有很强的指导与教育意义。

一、成吉思汗伦理思想概要

(一)在政治上成吉思汗把“至诚”作为最高道德标准和根本的政治原则。他不但要求自己的臣民对他自己绝对的忠诚，并且也不允许他的敌手的臣民欺压他们的领主。他经常讲，对自己的主人不忠的人是不能信任的，甚至还说应该让他们断子绝孙！他曾不止一次杀过这样的人。比如一次战斗中有个叫桑昆的人跟成吉思汗打仗，被打败后逃跑途中被他的马夫遗弃于荒原，马夫前来投降时，成吉思汗认为他是乘人之危弃而不顾的不道德的小人，是无情无义之徒。还有个叫扎木合的部落首领虽然与成吉思汗是兄弟，但扎木合多次在蒙古部落内部和蒙古部落与其他部落首领之间挑拨离间。当他的阴谋被暴露，战争中遭到失败，对他不利的时候，他表面上承认错误说好话，保证不会再犯，并请求宽恕，而成吉思汗一方面述说他过去的安答之情，另一方面又揭露其两面派的行为，指出他的不忠诚，以事实教育别人。

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相对，是由马克斯·韦伯于1919年在一次演说中同时提出的。表面看来，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是极其对立的，因为前者的价值根据在于行为者的意图，而后者的价值根据在于行为的后果。但如果进一步去探索二者背后的深层动因，就会发现二者又是统一的，因为它们都根源于行为者内心所秉持的信念。所以，信念伦理是只关注信念而不关心后果，责任伦理则是将信念与责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此来看儒家伦理，也是信念与责任并重，所以儒家伦理也是一种责任伦理。当然在儒家伦理中，我们也可以同时发现信念伦理这种取向，但儒家伦理所追求的，则是信念与责任的和谐统一。儒家哲人尽管在言行中有诸多的不同，但都体现出一种责任伦理精神，这源于他们内心强烈的道义感和责任心，这在孔子的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

以往我们常认为，孔子是个迂腐的迂夫子，事实上并非如此。他既不是只知道因循守旧、不知道顺应时势的人，也不是只知道固守原则、不知道灵活变通的人。《论语·子罕》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在其他人看来，孔子杜绝了四种不好的倾向：凭空猜测，绝对肯定，拘泥固执，唯我独是。可见孔子不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更不是钻牛角尖的人。他既有崇高的理想，又能够面对现实，能够将信念与责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展现出了韦伯所说的责任伦理精神，这主要表现在“权”与“时”的思想当中。

孔子非常重视“权”的思想，他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权在孔子这里是最高的处世原则，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在孔子看来，古代的圣贤虽然在道德上令人景仰，却往往是固执一端而不知权变。不过孔子非常自信，他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孔子不同于古代圣贤的地方，就在于他懂得权变。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权变呢?这就要掌握“时”。时即合乎时宜，就是要符合时势发展和变化的要求。首先要审时度势，认清时势发展的趋向；其次要随时变通，采取适当的行动以顺应时势的变化。孟子对此十分景仰，称赞孔子是“圣之时者也”，懂得“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的道理。

通权达变，应时而动，并不意味着可以离经叛道，放弃自己对道德理想的追求，更不是说可以毫无原则，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为所欲为，而是在坚持道德理想的前提之下，顺应社会现实的需求，将原则的坚守与方法的灵活运用统一起来。孔子曾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即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是无所谓可也无所谓不可的，但一定要符合道义的原则。生当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对于孔子来说最大的义，莫过于匡正这个元道的、混乱的社会。这是他的崇高理想，也是他终生孜孜以求的最高目标，在他看来是必须坚持的。至于具体如何实现这一理想，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则是可以变通的。与道义的原则相比，其他一切都是不重要的，有时为了实现这一原则，某些具体的道德规范是可以暂时违反的。只知道一味坚守道德规范而不知道随时变通的，是浅陋固执的小人，正如孔子所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

在这样的见解之下，孔子作出了一些不符合当时的士君子道德规范的举动，结果招致了弟子的非议。在卫国期间，为了求得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他去见了卫灵公的夫人南子(此人名声极坏)，引起了子路的不满，以至孔子不得不对天发誓，说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合乎礼的。更有甚者，当一些叛臣来礼聘时，孔子也想去一试身手，这更加让子路不满，对此他进行了辩解：“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又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在孔子看来，他不是白去，而是去弘道的，如果给他这样的机会，他就可以让周礼在东方复兴起来；他深信以自己的德行，决不会与乱臣同流合污，但如果身怀治国安民之才而不去施展，想为国为民做事却又屡次丢掉机会，这样是不对的。可见，孔子并非认可那些叛臣们的做法，他一向是反对犯上作乱的，他真正关心的是能否遇到有志于治国安民的为政者，能否给予他施展才能的机会，他之所以“欲往”，因为他不想错过任何一个这样的机会。当然，如果为政者不给他这样的机会，他也会毅然决然地离开，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事实上，孔子并没有真的去应召，他也从未真正得到这样的机会，但他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伦理精神，不能不让人钦佩。

孔子不仅自身如此，对别人的评价也表现出这种精神，其中尤其以对管仲的评价最为典型。管仲在道德方面的修养确实不高，孔子曾经对其大加批评，说他不节俭、不知礼、不忠，确实有悖于儒家的道德标准；但另一方面，孔子却极力称赞他的仁德，因为他所成就的事功，非常符合儒家的仁道原则。可见在对一个人的评价中，孔子是将事功与道德分开来看的。管仲成就事功的手段可能有问题，但其结果与其初衷是一致的，那就是社会的安定有序与人民的安居乐业。在一个道德上并不完美的世界中，在目的、手段和结果不能统一的情况下，坚守自己的信念，并在责任的驱使下，通过道德上成问题的手段，达到了目的与结果的统一，这就是责任伦理精神的体现。孔子看到了这种伦理的合理性与现实性，所以他能容忍管仲道德上的污点，所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摘要：本文从经济活动中的道德价值、经济活动中的道德规范、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原则几个方面对经济伦理思想进行析。在伦理学成为显学的今天。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经济伦理

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在经济活动中始终伴随着伦理道德准则的调节和制约。经济伦理指的就是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并用以约束和调节人们经济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的总和；可以认为是调节人们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一种行为规范。也是经济主体把握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实践精神”。

从青年时代起，就对伦理学很感兴趣。他的伦理思想，除了受到诸子百家学派的思想影响之外，还批判地吸收了近代西方伦理思想，例如他通读和钻研了德国学者包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写下了2万多字的“批注”。在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伦理思想体系中，蕴涵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经济伦理思想，对于建设适应全面小康社会以及和谐社会的经济伦理观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对经济伦理思想的探析，立足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经济活动中的道德价值

与儒家的伦理思想相比，道家的伦理思想无论是从表现形式上还是从表现内容上都有明显的不同。如果说儒家是以积极人世的态度，以大量肯定性的命题，全面地阐述了其伦理思想，那么，道家则是以消极人世的态度，以大量否定性的命题，阐明了其别具特色的伦理思想。道家的伦理思想虽然具有否定的形式，但是其伦理思想同样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无为之为的道德原则和道德实践

为了了解“无为”之为的内涵，我们先来看看无为和有为的含义。道家的无为，作为世界本原的特点，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第十七章)，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道德经》第五十一章)。就是顺应自然规律，使自然万物成为它应该成为的样子。换句话说，道家的“无为”，强调的是对自然规律的严格遵循，强调不能为了某种目的而人为地改变事物的自然本性。“无为”并不是不作为，而是遵循自然规律以达到目的。道家的无为，作为一种道德的实践原则，它的基本要求就是不能违背社会发展规律，不能违背人性，去求得“善”的美名，应该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符合人的本性，达到社会的稳定和安宁。与道家“无为”相对应的所谓“有为”，作为世界本原的特点，就是或多或少地干预自然的演化过程，违背事物的自然本性，以达到人类的某种目的。作为道德实践规范的有为，就是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希望在社会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他们固守于一定的道德规范，希望通过积极有为的行动，干预社会的发展过程，以达到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根据道家的理论，无为和有为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是否干预自然、社会的演化、发展规律。

所谓无为之为，就是像“道”一样的行为，而道归根到底是“法自然”。老子明确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道家的无为之为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人们的行为应该遵守“无为”的道德原则，为了确保遵守“无为”的道德原则，道家认为有一些道德规范也是应该遵守的。如老子提出了“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三个重要命题，主张宽容和退让。其二是以体“道”、达“道”为目的的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为了像“道”那样行为，人们要努力悟“道”，达到“道”的境界。其三是得“道”之后，人们就会像“道”那样符合事物的自然本性，遵循事物的规律而行为。

道家伦理思想强调无为之为，即用人类遵循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行为去实现自然和社会的和谐、平衡，有其超越时代的积极意义。例如，在环境伦理思想方面，道家主张人类不能贪得无厌地掠夺自然，否则的话，就会破坏自然的和谐和平衡。这个话题是现代社会或者说是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都十分重要的话题。在人生修养方面，道家认为，如果人们在现实社会中能遵守无为之为的道德原则，作为统治者就会以人为本，社会就会稳定和谐；个人可以以无欲、主静养生，以退让、宽容处世，人的身心健康就可以得到保证。无为之为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当然，道家的这种伦理思想也有其局限性，如它以“无为”说立论，反对世俗道德规范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它没有意识到其“无为”说及其相关理论，其实质是一种具有自然主义和某种近乎伦理非理性主义的特点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由于过分强调自然观和伦理观的统一，而忽略了人伦的社会性特点。道家“无为之为”的道德原则和道德实践的片面性和消极性也是比较明显的。

二、无知之知的道德认识和道德修养

经济伦理(BusinessEthics)~为一种思想体系，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先哲们，并在西方的文化、宗教、哲学等领域都留下了丰富的资源。美籍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其著作《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指出，经济学在历史上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这一事实对于理解经济学的本质至关重要。就经济学的伦理学根源而言，他指出，“有两个中心问题尤为根本：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人类行为的动机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社会成就的判断。”也就是说，对人类的经济行为动机和社会成就的判断总是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正如武汉大学的乔洪武教授所说，经济学家们的经济伦理思想不仅构成了经济思想发展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对他们所处时代的经济决策和经济生活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经济学家的经济伦理思想，已逐步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

回顾整个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其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围绕着亚当?斯密的“道德人”与“经济人”的关系问题——“斯密难题”而展开的。

一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阿马蒂亚?森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eNicomacheanEthics》)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

尽管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德性主义认为，善和德性是至高无上的，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脱物欲诱惑，追求智能与真理；而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快乐主义，则有别于柏拉图派的观点，主张道德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快乐与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为了调和上述两种对立的伦理思想和体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总结性伦理学说，他指出：“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生的快乐和品德这方面。自私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譬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就只因为他过度的贪财——实际上每个人总是多少喜爱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财务或金钱的。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的欣悦。”同时他认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会导致经济交换过程中的败德行为，他说：“对毁约行为的起诉，对伪证行为的判罪，对富人的阿谀奉承，等等，据说这些现象都是起因于私产。但是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说，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伦理的经济内涵，并进一步提出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中得到了说明和发展。因此，亚里士多德堪称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摘要：责任伦理虽然是来自西方的、现代的概念，但是这种思想在古代、在中国早就存在。孔子的责任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权与时的思想当中，并力图在现实中实践这种理想。当然孔子也有与责任伦理相对的信念伦理的倾向，这反映了孔子思想中理想与现实、信念与责任的矛盾和冲突。孔子的责任伦理思想不仅在历史上曾有其意义，而且在当前仍有其价值。

关键词：责任伦理；权；时；信念伦理

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相对，是由马克斯·韦伯于1919年在一次演说中同时提出的。表面看来，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是极其对立的，因为前者的价值根据在于行为者的意图，而后者的价值根据在于行为的后果。但如果进一步去探索二者背后的深层动因，就会发现二者又是统一的，因为它们都根源于行为者内心所秉持的信念。所以，信念伦理是只关注信念而不关心后果，责任伦理则是将信念与责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此来看儒家伦理，也是信念与责任并重，所以儒家伦理也是一种责任伦理。当然在儒家伦理中，我们也可以同时发现信念伦理这种取向，但儒家伦理所追求的，则是信念与责任的和谐统一。儒家哲人尽管在言行中有诸多的不同，但都体现出一种责任伦理精神，这源于他们内心强烈的道义感和责任心，这在孔子的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

以往我们常认为，孔子是个迂腐的迂夫子，事实上并非如此。他既不是只知道因循守旧、不知道顺应时势的人，也不是只知道固守原则、不知道灵活变通的人。《论语·子罕》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在其他人看来，孔子杜绝了四种不好的倾向：凭空猜测，绝对肯定，拘泥固执，唯我独是。可见孔子不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更不是钻牛角尖的人。他既有崇高的理想，又能够面对现实，能够将信念与责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展现出了韦伯所说的责任伦理精神，这主要表现在“权”与“时”的思想当中。

孔子非常重视“权”的思想，他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权在孔子这里是最高的处世原则，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在孔子看来，古代的圣贤虽然在道德上令人景仰，却往往是固执一端而不知权变。不过孔子非常自信，他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孔子不同于古代圣贤的地方，就在于他懂得权变。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权变呢?这就要掌握“时”。时即合乎时宜，就是要符合时势发展和变化的要求。首先要审时度势，认清时势发展的趋向；其次要随时变通，采取适当的行动以顺应时势的变化。孟子对此十分景仰，称赞孔子是“圣之时者也”，懂得“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的道理。

通权达变，应时而动，并不意味着可以离经叛道，放弃自己对道德理想的追求，更不是说可以毫无原则，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为所欲为，而是在坚持道德理想的前提之下，顺应社会现实的需求，将原则的坚守与方法的灵活运用统一起来。孔子曾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即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是无所谓可也无所谓不可的，但一定要符合道义的原则。生当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对于孔子来说最大的义，莫过于匡正这个元道的、混乱的社会。这是他的崇高理想，也是他终生孜孜以求的最高目标，在他看来是必须坚持的。至于具体如何实现这一理想，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则是可以变通的。与道义的原则相比，其他一切都是不重要的，有时为了实现这一原则，某些具体的道德规范是可以暂时违反的。只知道一味坚守道德规范而不知道随时变通的，是浅陋固执的小人，正如孔子所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

论文摘要：朱熹哲学“既是生命哲学，也是深层的生态哲学”。本文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出发，探讨朱熹对生态伦理产生的原因、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自然中的功用和行为实施等方面的观点，挖掘其哲学体系中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精华，以期为当前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伦理依据和思想资源。

论文关键词：朱熹；生态伦理思想；现代启示

生态伦理学(环境伦理学)是一种全新意义的伦理学说，它研究人类对待生态环境的道德态度和在生态中人的行为规范准则，最终目的是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而言，朱熹哲学“既是生命哲学，也是深层的生态哲学”…，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本文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出发，探讨朱熹哲学体系中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精华，以期为当前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伦理依据和思想资源。

一

众所周知，伦理道德的产生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类才能从关注个人的生存发展权力扩大到关注世间一切有生命的物体的生存权力。在生态伦理学中，生态伦理是人类由关注自身生存进而以恻隐之心推及世间众生的终极结果。从这个角度看，朱熹对“仁”说的阐释，正是立足于生态伦理的产生原因上来说明的。

朱熹仁说的核心是“仁者，心之德，爱之理”。所谓“仁者，心之德”，朱熹指出：“天地以生物为心者，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故语心之德，虽其意摄贯通无所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日仁而已矣。请试论之。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日元亨利贞，而无所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日仁义礼智，而仁无所不包。”。朱熹继承了二程“天地以生物为心”的观点，认为天地之心，其德包括元亨利贞，以春夏秋冬的秩序运行。而人之心，此德是心之全德，包括仁义礼智四德(四性)，而仁统包四德。所谓“仁者，爱之理”。朱熹指出：“仁是爱之理，爱是仁之用。未发时，只唤作仁，仁却是无形影；既发后，方唤作爱，爱却有形影。”朱熹以为仁是爱之体，爱是仁之用，两者是体现体用关系的统一整体；仁因爱而存在，脱离爱谈仁，仁呈现无形影之状；爱是仁的根本表现，离开仁的支持，爱不复存在。这种仁中之爱是一种广泛普遍的、由人及物的理性之爱，这既是人类道德层次提高的体现，也是人类实现生命价值的一种情感需要。

一、以民为本，忠心报国

14至15岁时，读了一些早期改良主义者的著述，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等，“读了这些书，开阔了视野，萌发了爱国思想”。后来，又“读了一本关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对国家前途感到担忧，开始意识到努力救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职责”。特别是1910年4月，湖南长沙饥民暴动惨遭镇压的事件，对触动很大。面对社会黑暗、列强人侵、民不聊生的严酷现实，决心走出乡关，求学报国。1910年秋，17岁的“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在离家时，抄写一首诗留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以表达一心向学和志在四方的决心”。从此走上了一条充满坎坷和艰险的报国为民之路。

在旧中国，从1840年英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之日起，各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相互勾结，把中国一步一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外反动势力在中国横行无忌，为所欲为，整个中国四分五裂，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人民的解放和幸福，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坚苦卓绝的奋斗，推翻了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摆脱了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命运而站立起来。

在古老的中华大地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是中国人民遭受苦难的主要根源，为了实现中国人民几千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梦想，领导了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和实施，逐步埋葬了封建剥削制度，广大农民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彻底翻了身，当家做了主人，广大农村出现了“莺歌燕舞”、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水患不断。以黄河为例，黄河向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说。无论是决口，还是改道，其造成的灾难都不可言状。据黄河水利委员会所编《人民黄河》的统计，在1946年前的三四千年中，黄河决口泛滥达1593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历史上黄河水灾波及的广大地区，约为其下游的25万平方公里的冲积平原。黄河溃决和改道之时，“饿殍载道”、“尸骸遍野”，甚至出现“倒毙之尸，半被饥民割肉而食”的惨状。把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早在1934年就作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论断，新中国成立后，在的号召和领导下，千军万马投入治理水患的伟大斗争，治理淮河工程、荆江分洪工程、引黄灌溉济卫工程等重要水利工程的胜利完成，减少了水患，改善了民生。

十分重视人民来信，反对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他强调“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找到了“跳出人亡政息周期率”的一条新路一民主，虽然这条新路走起来十分曲折艰难。

摘要：哈耶克认为，经济自由是目的性意义与工具性意义的统一。政府对市场结果正义的过多关注会摧毁自由市场经济本身。唯有建立有限政府、彰显个人权利、拓展个人自由才能促成善的经济的形成。诚然，哈耶克的经济伦理思想具有先天的缺陷但不乏智慧的光芒，对思考中国政府在实施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应当扮演何种角色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

关键词：经济自由；善的经济；政府角色；有限政府

哈耶克是20世纪西方最具独创性的经济学家。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哈耶克基于自己对经济哲学独特的理论构建关注于经济自由与经济正义，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干预经济可能对经济自由和经济正义造成的创伤保持深深的警惕。1974年，瑞典皇家科学院鉴于他在经济学界成为自亚当·斯密以来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学家具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授予他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文试图初步阐述哈耶克的经济伦理思想，并对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政府应扮演何种角色以期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和贯彻科学发展观作经济伦理方面上的探讨。

一、经济自由：目的与手段

首先，经济自由具有重要工具性意义，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有力手段。哈耶克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阐明，市场经济自生自发秩序的有效达成倚赖于基于自由之上的个人主义的全方位支撑。自由的最重要工具性意义，在于它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具有伟大的推动作用。哈耶克认为，“自由不是一种自然状态，而是一种文明的造物，但它亦非缘出于设计。各种自由制度，如同自由所造就的其他事物一般，并不是因为人们在先已预见到这些制度所可能产生的益处以后方进行建构。但是，一旦自由的益处为人们所认识，他们就会开始完善和拓展自由的领域。”根据哈耶克的观点，这种“自由的领域”的拓展，尤其涉指市场经济秩序。市场经济要持续发展，市场秩序就必须具备拓展的条件。市场扩展秩序应当具备两个基本要素：“其一，扩展秩序必须是自发形成的而不是人为设计的；其二，市场扩展秩序必须又能力不断扩展自身。”如果具备这两个基本要素，那么这个市场必定是自由的市场，赖于其上的经济则必然是自由的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其次，哈耶克认为，自由就是目的，就是善和美德。哈耶克赋予经济自由以至尊的地位。他认为，自由本身是一种价值，我们追求自由不是为了别的善，而是为了自由本身。因此我们不能以善代替自由，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善。我们也许是自由的，但同时也许是痛苦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一切行为都是善的，或者一切恶行都不存在。“所谓自由，亦可以意指有饥饿的自由。一个身无分文的流浪汉，虽凑合的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但的确要比享有各种保障且过着较舒适生活的应征士兵更自由。”基于此理解并本着对经济自由的独特理解的基础上，哈耶克对释放市场经济巨大经济能量的个人主义进行了缜密而精巧的论证。哈耶克仔细和严肃地区分了两种个人主义，阐明了真个人主义的基本内涵，认为要“把人作为人的视角来尊重个人”。在其《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哈耶克的兴奋点一直聚集于经济自由主义。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经济活动中，经济自由与真个人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真个人主义是一种方法论个人主义，“是一种既反对整体主义方法论又在本质上区别于原子论个人主义的阐释性的非化约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