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精神范文10篇

摘要：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包括自然的审美之维和创新的审美之维。科学伦理精神自然的审美之维也可称为科学伦理精神审美的客体之维，它是科学活动主体对自然物或现象的表现形式、内在结构、运作规律、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性的好奇惊异、敏锐感悟、执著追求、不懈探索，进而生成独特的美学透视、美感领悟和审美直觉。科学伦理精神审美的创新之维也可称为科学伦理精神审美的主体之维。就其本质而言，在它所关涉的对象（科学理论、技术产品）的美，无论是其概念及其目的，还是其外在的特性，丰富的复杂性和实在性，都显得是从其本身生发出来美。

关键词：科学精神；科学伦理精神；科学活动的主体；审美之维

Abstract:Theaestheticdimensionofthespiritofscienceethicsincludestwoparts:theaestheticdimensionofnature,andtheaestheticdimensionofinnovation.Theaestheticdimensionofnaturereferstotheobjectdimensionofthespiritofscienceethics,whichistheresultoftheexplorationofthingssuchasexpressionform,internalstructure,operationlaws,interconnectionandinteraction.Theaestheticdimensionofinnovationisthesubjectdimensionofthespiritofscienceethics.Bytheverynature,thebeautyofthingswhichmaybetheconcept,thepurpose,theexternalcharacteristics,thecomplexityandrealityliesinthemselves.

Keywords:sciencespirit;spiritofscienceethics；subjectofscientificactivity；aestheticdimension

随着科学的迅猛发展及其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渗透，对于科学活动的主体而言，逐渐生成了科学伦理精神。作为科学活动主体精神气质的科学伦理精神，不仅凝结着科学活动主体在认知之维上体现的求真精神和在臻善之维上体现的臻善精神，而且还蕴涵科学活动的主体的求真精神和臻善精神的结合——达美精神，进而形成了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笔者在探讨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时，首先追问科学伦理精神何以可能，进而追问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何以可能以及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的内涵是什么。通过这一系列的追问对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作一探索。

一、科学伦理精神何以可能

摘要：公共政策是为公共所作的政策安排，公共政策必须体现公共性、公正性、合法性的伦理诉求。公共政策必须从公共利益出发，为公共利益而作。公共利益的诉求体现了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公正性、合法性，因而是公共政策伦理精神的基础。

关键词：公共利益；公共政策；公共性；合法性；公正性

公共政策是政府或者公共权威为处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实现公共管理而制定和实施的公共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和活动策略的总和。正如日本学者药师寺泰藏所说：“‘公共政策’的意思与其字面意思相同，即为‘公共’而制定的政策。”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威主体，为了公共目标，利用公共权力所制定与实施的总体性的策略选择，公共政策必须具有公共性。作为政治系统输出的主要内容，公共政策又是一种权威的价值分配，它具有极强的公共权威性的普遍的社会影响力，具有强制性、导向性、管理性、调控性与分配性的功能。公共政策凭借着公共权力的使用，对社会资源与价值进行配制，而且要求社会成员服从其利益选择与利益分配。政治权力的使用必须证明其正当性，这是民主社会对政治权力使用的伦理要求。公共政策是政治权力使用的主要方面，与其他方面的政治权力运用一样，这种强制性必须获得人民的赞同，经过合法性的检验，否则就不合民主政治的要求。因而公共政策又必须具有合法性。所以，民主社会公共政策应当具有公共性与合法性的伦理精神，正是这两种伦理精神才彰显出公共政策的民主性。

一、公共政策应有的伦理精神

“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研究的逻辑起点，公共政策所以是公共政策，就因公共性而成为公共的政策。对于公共政策公共性的概念分析，研究者们进行了很多的阐述，这些阐述也极有建树。在此我们试图从伦理精神的角度对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进行说明。作为伦理精神的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公共政策是对公共生活需要的回应。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主体所作出的政治性的抉择，但是这种抉择并不是随意而作出的，而是政府对公共问题的自觉回应。所谓问题就是主体对客体的期望与现实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才导致了主体的不满，因此想努力对其进行改造。一个社会存在很多问题，社会公众也有不同的需要，这些需要都希望得到满足。但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进入公共政策议程，必须通过政府政策进行解决。公共政策只局限于，而且应当局限于公共问题的解决。“当问题超出了当事人，其影响波及到不直接相关群体时，问题就转化为公共问题。”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机构所作出的，而公共权力机构活动应当限制在其正当的范围之内。对于只涉及到个体或相对较小范围内的组织的问题，公共权力是不应当通过政策的方式解决，否则就是越权，影响社会自治，而对于那些影响公共生活应当由公共权力通过政策方式进行解决的问题，如果不通过政策的途径加以解决，那么政府就是缺乏回应性，是无能的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最为致命的错误就是为解决一个错误的问题进行决策。”公共政策自开始就立足于公共生活，立足于回应公众的要求。对公共生活的回应决定了公共政策的基本属性，也是其公共性之伦理精神的根源。正如有学者所说，“政策绝不能仅仅理解成官方声称的目标，而且还包括广阔范围内的所有参与者之间被模式化了的行为方式，这样人们才能够了解将要发生的事情。”公共政策是对行为方式的建构，任何一项公共政策不仅建构了公共问题，建构了政府与公众的关系，而且建构了在公共问题中参与政策的各方的权利与责任。

内容提要：马克思指出人民的报刊应该具有为人民的一种伦理精神，这种精神宛如现代荆棘丛中的玫瑰，也宛如绽放的蔷薇及其发散的芬芳。媒体的“真正的伦理精神”作为一种具有超越性、引领性的应然与实然相共生之道德品质或德行，应当具有：求是精神；正义精神；仁爱精神；勇敢精神；自由精神——这些伦理精神既有自足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它能有效地推动社会生活、社会文明的前进与进步，也服务于自身的发展与完善。持守和引领这些伦理精神的现代新闻媒体（媒体组织、媒体人士），才可谓“现代荆棘丛中一朵伦理精神的玫瑰花”，并为民众所赞赏和砥砺，且长久赢得民心与市场以及历史地位。

关键词：媒体；组织；人士；伦理精神；自由；正义；仁爱

1842年12月31日，马克思在《“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境内的查封》一文中说：“人民知道，报刊尽管受到敌意和轻率的毒素的毒害，但报刊的本质总是真实的和纯洁的，这种毒素会在报刊的永不停息的滚滚激流中变成真理和强身健体的饮料。人民知道，它的报刊为它担当了各种罪过，并准备为它和它的荣誉忍受一切屈辱；它的报刊正在抛弃傲慢的外表以及自满和武断，成为现代荆棘丛中一朵伦理精神的玫瑰花。”[1]

1843年，马克思又在《“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和“科伦日报”》一文中说：“在人民报刊正常发展的情况下，总合起来构成人民报刊的实质的各个分子，都应当（起初是单个地）表现出自己的特征……只有在人民报刊的各个分子都有可能毫无阻碍、独立自主地各向一面发展并各成一行的条件下，真正‘好的’人民报刊，即和谐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的人民报刊才能形成。那时，每家报纸都完全会体现出真正的伦理精神，就像每一片蔷薇花瓣都表现蔷薇的特质并发散出蔷薇的芬芳一样。”[2]

马克思很早就提出了新闻报刊必须具有某种“伦理精神”的重要学术思想，“伦理精神”这个词，也因之成为对新闻媒体进行哲学考察或道德审视的基本概念。当然，“伦理精神”表达的未必是事实叙述，而是具有价值叙述的成分，或是“事实希望”的叙述——因为伦理的社会生活之实际内容或“伦理”、“道德”之词所指称的语义世界的内容，它本来就有“实然”（tobe）与“应然”（oughttobe）的双重性。换言之，“伦理精神”是一个超越性的概念，是一个引领性的概念，它“更多的不是对‘存在’的描述与探究，而是对‘超越’的描述与探究；如果硬要说它们也叙述和探究‘存在’，那么这个‘存在’也只是‘超越性的存在’即思想性的人事存在或人之存在而已”[3]。

明乎此，那么报纸、期刊等文字图象的平面媒体，广播、电视等声音图象媒体以及现在新兴的网络媒体等，它们的运作以及组织体中工作人员于具体新闻业务的从事方面，又究竟需要哪些基本的“伦理精神”呢？尤其是作为新闻采集、编辑、传播的新闻自然人（相对法人组织而言），他们应该具有哪些优秀的“伦理精神”或向哪些优秀的“伦理精神”靠拢呢？——恩格斯说“总是需要新闻，需要前所未有的消息”[4]，但显然新闻媒体这种组织或行业以及该组织或行业的从业人士（即媒体组织和媒体人士），是有区别于其他组织或行业以及其组织与行业的从业人士的；现代新闻媒体在社会生活与社会进步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角色的地位，决定了现代社会生活所不缺少的媒体组织以及媒体人士所应具有的“伦理精神”的具体内容，这种超越性、引领性的具体“伦理精神”无论对媒体组织、媒体人士自身的发展以及社会文明的演进，无疑都具有重大的价值与意义。

论文关键词:佛教伦理生命关怀人间佛教“心灵环保”

论文摘要:佛教伦理中蕴含着强烈的关注人生、关怀生命等精神价值资源，有益于人们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调适自己的心灵，从而使生命得到真正的安顿。人间佛教的“心灵环保”立足于人心浮躁和困惑的现代社会，以“心灵环保”为方便说法，力图诊治现代人的焦虑、浮躁等社会问题，冀此提升现代人的精神品质，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安康。

一、佛教伦理与世俗伦理

伦理学是以“应该”(should)“应当”(oughtto)等价值陈述来讨论和阐释某某事是否善、正确或合乎道德的一门学问。与事实判断相比较，价值判断或许更难于断定或辨其真伪，因为基于不同文化、宗教、习俗等背景认知的群体，往往会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思维方式、文化观和价值观以及由此而影响(决定)下的生存(生活)方式。但却不能因此而否认:确立价值判断并不比研判事实不具有重要性。尤其在全球化境遇的今天，在探讨人际关系、共同福利或善恶之争的时候，价值知识的判断就比既往任何时候都来得必要和有益。

在世界各大宗教文化传统中，佛教伦理正是如此巫待阐发和深掘的对人类共同福社有益且重要的价值研判知识。不过，佛教伦理的这种知识资源却不能直接拿来为世俗的价值判断所用，而必须经过“创造性的转化”，这种“转化”和“创造”理应奠基于对佛教伦理和世俗伦理之关系的准确体认和把握上。佛教伦理和世俗伦理相比，佛教伦理是宗教伦理，它以宗教信仰为出发点，以追求体悟终极关怀的解脱为依归，因而具有彼岸性，是出世的，也是超越的;但其超越性不离世俗性，其彼岸性也不完全脱离此岸性。佛教伦理之真精神、真践行在于净化和提升世俗生活的境界和意义，而这种于世俗生活中以调节伦理关系、净化和提升世俗生活境界的道德规范，恰好正是世俗伦理的观照之域。据上，不难得出，首先，佛教伦理和世俗伦理有在世俗性上相统一的一面，但又不失其特有的宗教意涵和对超越性的追求。这就如同周敦颐《爱莲说》中所咏唱的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亦如维摩居士的修行:“虽为白衣，奉持沙门清净律行;虽处居家，不著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现有眷属，常乐远离;虽服宝饰，而以相好严身;虽复饮食，而以禅悦为乐。若至博弈戏处，辄以度人。受诸异道，不毁正信。虽明世典，常乐佛法。”其次，佛教伦理思想中的许多戒律、规范也多有与世俗伦理、道德规范的内容相同或相近之处，只不过佛教从宗教立场出发，往往赋予其十分神圣化的意义。例如，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就一直讲求孝，即做子女的要孝养父母，包括物质上的供养和情感上的尊重和满足。佛教原本是讲出家的，后来演变至中国佛教伦理，不仅大讲孝，还讲求“至孝”，这个“至孝”就包括比如劝自己的父母信奉佛法，愿父母追求和享受出世解脱之乐，等等。这个事例一方面似可说明佛教伦理对世俗伦理的某种“屈服”，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佛教伦理对世俗伦理境界和意义的提升。“屈服”抑或“提升”，其实都关乎佛教伦理对现世中的芸芸众生的深刻关怀。最后，佛教伦理中所允诺的、吸引人们追求的理想彼岸与世俗伦理所追求的美好世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共同点有三:一是自然环境优美;二是社会生活和谐;三是居者身心健康。

综上，挖掘和阐发佛教伦理的精神资源不仅对提升世俗伦理的境界和意义有着相当直接的理论借鉴意义，而且对构建和谐人生、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启迪意义。下文拟就佛教伦理思想中蕴涵的丰富而深刻的关注人生、关怀生命等精神资源作尝试性探讨。

传统的中国文学、音乐、绘画、雕塑等艺术大多具有一定的教化功能，而这种教化功能在当代得到了新的发展。笔者以中国山水画为例，围绕“真、善、美”的伦理精神探讨中国古代山水画家是如何自由地追求艺术、创作艺术的。

一、“真”的艺术

在中国古代的山水画中，“真”并不是对客观世界的被动描摹和复制，而是因循师教，更注重对景写生，神似本于写真。我们所探讨和追求的“真”是“神似”而不是“形似”。只有在习得笔墨技法的前提下，从大自然中把握最本质的形，才能表现出画面的意境和精神。这样的“真”，既是真实的，又是自由的。我们可以对比同一时期又水平相当的山水画家王蒙与倪瓒的作品。“元四家”中，王蒙的技法最为全面、纯熟。从他的《葛稚川移居图》中就可以看出其技法超群，十分注重形的把握，画面重峦复岭、千岩万壑，其中的笔墨表现的意象虽清楚明了，但实际上笔与墨本身是模糊朦胧、连绵反复的。而倪瓒则与王蒙的画风大相径庭，倪瓒被誉为元画中“高逸”境界的最高峰，他所作的山水画典型面貌是一河两岸，构图大多为近景低、远景高。倪瓒的《六君子图》对比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繁复紧张的氛围，更能让人感觉到宁静舒适，让人心生向往。倪瓒更多地注重把握大自然的神韵，所绘的云林几乎没有成片的墨，注重用笔，笔与笔之间似乎有气在流动，画面给人干净清爽的感觉。同样是对“真”的表达，王蒙的写实能力是集大成的，其艺术所给予人的深刻印象和巨大感染力，不是依靠技术的娴熟、面貌的多样，而是突出的个性、鲜明的形象以及特殊的境界，其精神与时代是相通的，让人一眼便能分辨出其反映的时代的典型风貌。而倪瓒的山水画是“活”的山水画，其胸襟与情怀不仅体现了艺术的真实，更表达了画家内心的自由与释然。因此，这样具有伦理道德的“真”的艺术，才是独立的艺术、解放的艺术。

二、“善”与“美”的艺术

艺术讲究“美”，中国山水画的艺术之美，离不开“善”。在古代，无论是文学、音乐、绘画、雕塑等，大多融入了道家、儒家的思想。在中国山水画中更不难发现，其蕴含着深刻的生命智慧和生存智慧。而中国山水画家在创作中借艺术的载体运行，表达自己生命的体验，提升审美的意境。这样的艺术之美，并不是单纯的观赏上的“美丽”，而是蕴涵智慧与哲理的，带着无穷的道德之美，具有净化人的心灵和教化人的功能。因此，艺术的“美”与道德伦理的“善”是不可分割的。在艺术作品中彰显自身的个性，首先要具备良好的个人气质与艺术修养，唯有这样，才能增强对蕴含人类生命精神的艺术创作和审美活动的领悟与感受，才能创造出天地之文。过去的中国山水画更是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理念，画家若不具备一定的自身修养与个人气质，画面便会丧失灵气。同样，这种修养与气质无不受道家、儒家的矛盾对立统一、人文关怀、伦理道德等思想的深刻影响。笔者以郭熙的《早春图》为例进行分析，讨论古代山水画是如何把艺术的“美”与道德伦理的“善”完美地结合起来的。郭熙的山水画《早春图》，让人感觉浑厚、大气。而临摹这幅山水画时，我们往往只能绘制出它的“形”，而无法表现出它的“神”。我们可以看到，画面用墨隐约迷离，似糊涂又清醒；两座山被云遮挡，看似分离的线条实则一气呵成。初学者在临摹这幅山水画时，容易陷入含糊不清、墨色脏乱的境地。如此高深的山水创作并非依靠单纯娴熟的技术或对现实的描摹完成，而与郭熙自身独特的气质和修养息息相关。其画中虽无一人一物，却充满着生生不息的气息，这样的艺术之美足以震撼人的心灵，升华人的灵魂。因此，中国山水画的艺术之美，离不开伦理道德之善，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综上所述，艺术的独立与追求离不开真、善、美，离不开伦理道德的制约。我们要享受生命，也要提升生命，使生命成为一种生活，要追求个性的自由与人格的独立。艺术反映着我们的生活，同时引导着我们的生活。在当今环境下，艺术家更应该肩负起艺术教化的责任，把真、善、美的思想融入艺术创作，只有这样的艺术才能感动自己，打动别人。

论文关键词:苏格拉底;孔子;理性精神;情感因素

论文摘要:中西方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生成了苏格拉底与孔子不同的伦理思想。苏格拉底提倡“美德即知识”，认为理性知识才是导致善行为的根本原因，情感则是导致恶的行为的根本原因，表现了崇尚理性的特点。而孔子力主“仁”、“孝”思想，认为血缘亲情是道德的终极因素，彰显情感。

人是理性与情感的统一体。伦理思想作为人类文明成果，就必然体现理性和情感的内容与特点。伦理思想虽为人类共同之现象，但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伦理问题之提出与解决之方式是不同的。代表着东西方文明源头阶段的先秦与古希腊时期，在伦理思想上对理性与情感，显示了不同程度的侧重和凸显，这一特点鲜明地体现在这一时期思想集大成者—孔子与苏格拉底的伦理思想上。

一、苏格拉底伦理思想的理性精神

1.“美德即知识”产生的历史背景

苏格拉底(前469一前399年)是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古希腊三杰”之首，被西方学者尊为圣贤。苏格拉底的哲学核心是道德哲学，而这一核心又集中体现在“美德即知识”这个命题中。苏格拉底的世界观是一种自然哲学的世界观，这种自然哲学向自然寻求始基，比如泰勒斯的“水”，阿那克西美尼的“气”，赫拉克利特的“火”等等。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的学理原因，正是对这种早期自然哲学的怀疑。苏格拉底实现了哲学从“自然”向“自我”的转变。正如罗马时代的著作家西塞罗所言:“苏格拉底以前的早期哲学，研究数、运动以及万物产生及复归的源泉……苏格拉底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拉了回来，引人城邦甚至家庭之中，使之考虑生活和道德、善和恶的问题。”

【摘要】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不断补充具有时代特点的内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经济活动空前活跃，首先推动着经济伦理的演进，在新的经济关系基础上生发起来的新经济伦理精神，成为当代中国伦理精神新的生长点。本文结合当代中国的实际，从道德失范的本质及原因入手，以分析市场经济伦理精神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导向、伦理核心与原则、伦理精神与法理精神，从而达到宏扬民族精神，崇尚共同理想，以促进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关键词】市场经济道德伦理精神法理精神

“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历史形式，因而必然包含深刻的伦理精神……缺少社会精神上的支持，很难想象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文明进展能够历史的发生。”1笔者认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是一种进步的道德，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与现实相适应的道德，但其前提是此经济管事适应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二是超越于现实的经济关系，但反映现实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的道德。“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结底总是从他们的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的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2

从市场经济的内在本质及伦理精神的内涵出发，笔者认为，中国市场经济伦理精神是一种源于现实经济基础，又包含伦理精神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导向的社会利益创造精神，是个体奋斗目标与人性主体精神的结合，同时又民族发展的需要和社会主义道德价值精神的有机结合。3

道德失范的本质及原因

在我国当前，出现了道德滑坡的现象，那是谁之过呢？是市场经带来的吗？回答是否定的。党的十五大之后，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个体的主体意识觉醒和加强，冲破和摆脱了一些旧伦理道德观念的禁锢和束缚。人们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也出现了道德规范的失序，如敲诈勒索、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以及黄赌毒沉渣泛起等社会丑恶现象。我们对这些现象必须透过问题的本质作实事求是懂得分析。

摘要】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不断补充具有时代特点的内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经济活动空前活跃，首先推动着经济伦理的演进，在新的经济关系基础上生发起来的新经济伦理精神，成为当代中国伦理精神新的生长点。本文结合当代中国的实际，从道德失范的本质及原因入手，以分析市场经济伦理精神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导向、伦理核心与原则、伦理精神与法理精神，从而达到宏扬民族精神，崇尚共同理想，以促进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关键词】市场经济道德伦理精神法理精神

“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历史形式，因而必然包含深刻的伦理精神……缺少社会精神上的支持，很难想象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文明进展能够历史的发生。”1笔者认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是一种进步的道德，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与现实相适应的道德，但其前提是此经济管事适应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二是超越于现实的经济关系，但反映现实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的道德。“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结底总是从他们的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的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2

从市场经济的内在本质及伦理精神的内涵出发，笔者认为，中国市场经济伦理精神是一种源于现实经济基础，又包含伦理精神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导向的社会利益创造精神，是个体奋斗目标与人性主体精神的结合，同时又民族发展的需要和社会主义道德价值精神的有机结合。3

道德失范的本质及原因

在我国当前，出现了道德滑坡的现象，那是谁之过呢？是市场经带来的吗？回答是否定的。党的十五大之后，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个体的主体意识觉醒和加强，冲破和摆脱了一些旧伦理道德观念的禁锢和束缚。人们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也出现了道德规范的失序，如敲诈勒索、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以及黄赌毒沉渣泛起等社会丑恶现象。我们对这些现象必须透过问题的本质作实事求是懂得分析。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关于制度的伦理、关于伦理的制度：制度的伦理功能及其整合德性的方式、我国当前德建设的基本途径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内容包括：制度的伦理，是指制度赖以产生和演变的伦理；一定的制度并不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的自然结果；伦理精神在制度的具体安排和组织形式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制度和伦理精神的关系；伦理的制度化其实就是制度所承担的伦理功能；制度将某种伦理精神和价值意义结构化、实体化；制度伦理整合社会大众的德性，实际上是时代精神内化为个体道德意识的过程；制度的伦理在这里是指我国目前制度创新的伦理底蕴和价值观依据；；制度虚设；制度的伦理功能不够协调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关键词：制度的伦理伦理的制度伦理精神道德建设

目前，学界关于制度伦理的研究，着眼点多在以制度来整合人们的观念与行为，从而提高社会大众的道德水平，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将制度的伦理要求规范化、条例化，如何堵塞制度漏洞、健全制度的约束机制等方面，企图通过明示的伦理准则和可操作的奖惩措施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我认为这种研究带有明显的片面性，也不利于我国当前的道德建设。这种片面性的产生在于对制度伦理的片面性理解。制度伦理应该包括关于制度的伦理和关于伦理的制度两方面的内容，这两方面是相互联系并相互作用的。无论是就理论研究本身而言，还是就我国现实的道德建设而言，都要求我们对制度伦理作全面的把握。

一、关于制度的伦理

所谓关于制度的伦理，是指制度赖以产生和演变的伦理，即制度的伦理底蕴和依据。任何制度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说，一定的制度总是由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但是，生产力并不会自动产生制度，就社会的基本制度而言，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只是规定了社会形态的基本性质，从而规定了与这一社会形态相适应的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石器时代不可能产生文明的社会制度，同样，青铜器时代也不可能有民主体制。“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2页。）但封建主为首的社会制度并不是手推磨自然产生的，蒸汽磨也不可能“磨”出一个资本主义制度。从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到现实的制度产生，是一个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的主观意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曾经批判蒲鲁东不懂人们创造历史的辩证法：“蒲鲁东先生很清楚地了解，人们生产呢子、麻布、丝绸——了解这么点东西确是一个大功劳！可是，蒲鲁东先生不了解，人们还按照自己的生产力而生产出他们在其中生产呢子和麻布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先生更不了解，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538-539页。）作为物质生产之产物的社会关系，刚开始只是作为一种自在之物而存在的。它对人的行为的要求，对人的实践的制约，只是一种纯粹的客观性。然而，由于人们的生产活动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能进行，社会关系又成了人们的实践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于是，实践着的主体就用自己在实践中形成的观念和范畴对自己所面对的社会关系进行理解、把握、组织和安排，以扬弃其纯粹的客观性，使自在之物变成“为我”之物。即扬弃社会关系对主体说来的随意性、不确定性和不合理性，将人们认为合理的社会关系及利益关系固定化、秩序化，使之具有某种稳定的形式和结构，这就是制度。

可见，一定的制度并不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的自然结果，而必须经过受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所制约的人的伦理精神的观照。所谓伦理精神，是指当下实践主体对自己所处的各种社会关系所作的“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和基本的价值取向。伦理精神是时代精神的核心成分，对制度的形成和安排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制度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能使实践主体避免实践的随意性、盲目性和实践结果的不可预测性，即表达了主体对实践的过程和结果的“应该如何”的判断和要求。因此，任何制度都要以一定的价值认识、价值判断和价值取舍为前提，都要以一定的伦理精神为底蕴。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以实践精神把握世界的方式。要想使人们在一定的实践基础上所形成的“应该如此”的精神需求（如公正、平等、人道、秩序等）变为实实在在的客观现实，就必须用制度的形式将这种精神需求实体化和结构化。列宁也有类似的思想，他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里，对黑格尔“善”的概念进行了提炼和改造，认为：“善是对外部现实性的要求，这就是说，善被理解为人的实践＝要求(1)和外部现实性(2)。”（注：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29页。）“要求”指一定时代的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某种价值趋向和精神需求；“外部现实性”则是指实践主体将这种价值趋向和精神需求变为客观现实的行动，使对客观世界的精神把握变为实实在在的现实把握，而制度在由精神向现实的转化过程中起着强有力的保障作用。

论文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伦理思想传统以人为本

论文摘要: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蕴涵着丰富的伦理精神，主要包括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理念、公正平等的伦理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等。我们认真挖掘传统伦理思想中的精华部分，会发现科学发展观中的重要理念都能从传统伦理思想中找到文化渊源，具有一定的契合性。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及其内涵

长期以来，以同志、邓小平同志、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我们党不断探索和研究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取得了重要成果。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上的发展既面临着历史性机遇又面临严峻的挑战。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从发展的全局出发，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四个方面。我们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从此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十七大”同时提出要深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而将科学发展观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理论与实践高度。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深人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吸取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成果，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进一步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二、科学发展观的伦理精神

科学发展观内容丰富，涵义深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同时蕴涵着丰富的伦理精神。其伦理精神主要包括:“以人为本”的人文价值取向、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理念、公正平等的伦理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时代伦理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