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论范文10篇

摘要：《寄生虫》是韩国导演奉俊昊执导的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电影，通过描写韩国高失业率下社会底层家庭通过欺骗进入富人阶层家庭工作引发的惨案，讲述了社会底层群体的生活困苦。电影以气味作为阶层的隐喻，探讨了在阶层分化下底层家庭的转运悖论，对社会的阶层固化、人性丑恶进行了深度批判。电影通过对社会各阶层人物的细致刻画，表现了人格缺陷对社会的危害，引发人们对人性丑恶和社会责任的重新思考。

关键词：《寄生虫》；隐喻；阶层；人性

奉俊昊是韩国现实主义风格电影导演，近几年拍摄了多部反映典型韩国“社会问题”的优秀作品。2020年2月，其执导的电影《寄生虫》一举夺得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原创剧本四项大奖。主人公基宇生活在底层社会，偶然机会他通过伪造在学证明成为了富人阶层朴家的英语教师，后利用诡计使一家人成功进入朴家工作。基宇一家的到来与原管家夫妇的生存发生矛盾，从而发生冲突导致原管家意外死亡。而朴家主人朴东益脸上多次显露出的厌恶神情最终刺激了基宇父亲，使其愤恨情绪爆发，挥刀杀死了朴东益。奉俊昊以韩国当下失业率居高不下为背景，将影片人物放在阶层和道德的多重因素下，揭示目前韩国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在探寻人性的不同层面。

一、气味：做为阶层的隐喻

在电影《寄生虫》中，“气味”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阶层隐喻，它象征性地带领观众进入电影的中心。隐喻，通常而言是指不通过指向事物的本体，而通过指向非本体，即喻体完成意义的建构。“当人们使用隐喻的时候，就把两个不同事物的概念放在一起，这两种思想彼此相互作用，其结果就是隐喻的含义”。基宇一家居住在半地下室里，这种半地下室常年缺少阳光、阴暗发霉，居住时间长了身上自然就会带有特殊气味。这种气味普遍存在于其他以地铁为主要出行手段的社会底层人们身上。而朴东益一家代表富人阶层，居住在豪宅，生活讲究，他们身上没有这种“社会底层”气味，因为他们只是“偶尔坐地铁”时才会和社会底层群体接触。这种独特的阶层气味很容易被察觉，朴家儿子多颂很快就发现了基宇一家人身上散发出的相同气味。同为社会底层的人对这种气味并不敏感，他们已经习惯这种味道，如同他们已对底层人们的悲惨境遇麻木了一样。原管家的丈夫因为被债主逼迫，被妻子秘密安排在朴家的地下室生活四年多，其身上也自然被这种气味环绕。原管家丈夫躲避在地下室之前由于店铺破产倒闭，被债主追债，这与基宇父亲成为朴家司机之前做过代驾、炸鸡店、蛋糕店，最终失业的境况相似。从根本上来说，他们同处社会底层，身上具有相同的阶层特征，在电影中这种气味也暗含了社会底层阶层群体的生活不幸和困苦无奈。这种“底层阶层”气味是难闻的，不被顶层人们接受。朴家一家外出宿营时，随着原管家返回朴家，基宇一家发现了原管家将丈夫隐藏在地下室的秘密。与此同时，原管家也发现了朴家的英语教师、美术教师、司机和新管家原来是一家人。无论哪一方的秘密被朴家知道，都逃不过被朴家撵走、落魄的境遇。位于社会同阶层的两家人开始了角逐和较量。最终在朴家人临进家门之际，人数占优的基宇一家将原管家夫妇制服并送回地下室，而在争斗之中原管家意外受伤、生命垂危。气味，一方面隐喻地揭示了社会底层群体生活的困苦不易，另一方面它又代表了阶层的分化。朴家人在接触到这种“底层阶层”的气味后，极其厌恶，朴东益将其形容成“煮抹布才会散发出来”的气味，把它当做一种“越线”的气味。越线行为是富人阶层朴家所难以容忍的，而被其他人侮辱、鄙视也是社会底层的群体所难以接受的。在朴家儿子多颂的生日聚会上，原管家丈夫在妻子伤重身亡后心生怒恨，逃离地下室后刺杀了基宇妹妹。而富人阶层的朴东益置他人生死于不顾，冷漠中展露出的对“底层阶层气味”的厌恶感彻底地激怒了基宇父亲，基宇父亲带着积压已久的不满，抓起尖刀杀死了朴东益。由气味引发的荒谬惨案暗示了在现有的社会环境中阶层之间的矛盾日趋恶化，不可调和。在影片当中基宇一家能力出众，也一心渴望摆脱生活的困苦，可最终还是无法被顶层阶层所容纳，究其原因是社会阶层固化的结果，也是隐藏在表面下的转运悖论。

二、转运的悖论

余华自称，自己“永远是一个先锋派”。确实，他永远是探索的先锋。他孜孜不倦地探索着文学中的“我的真实”，并努力去实践那种“更加接近真实”的叙述方式。真实论，不仅是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命题，也是现代主义作家和思想家关注的焦点。二十世纪初，现代主义的诞生推翻了现实主义思维模式中的真实论体系，将“真实”分为“生活真实”和“心理现实”两种。即，客观的生活现实是虚妄的、不可知的，只有主观内在的心理真实才是最高真实、唯一真实。他们强调:“我们所说的现实，就是同时存在于我们周围的那些感觉和记忆之间的一种关系……一种文学如果只满足于‘描写事物’，满足于由事物的轮廓和表面现象所提供的低劣梗概，那么尽管它妄称现实主义，其实离现实最远。”①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现代主义理论家与西方现代主义一样，极力追求“内在现实”的真实，追求内在自我的真实和情感心理的真实。施蛰存说:“我创造过一个名词叫in-sidereality(内在现实)，是人的内部，社会的内部，不是outside是inside。”②他们以弗洛伊德的力比多学说、伯格森的生命哲学等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为理论支柱，努力挖掘人物心灵底层隐蔽的无意识活动，努力表现个体自我的存在真实和心理真实。追寻现代主义文学历史发展的足迹，八十年代以后的文坛依然在关注着真实论的探讨，但其理论内涵已经不是三十年代现代派思想家的视域所能够容纳的了。以余华为例，其文学真实论的理论诉求涵概着更多的后现代主义因素。

一、“个人精神上的真实”与虚伪存在的现实

综观余华的文学观，真实与虚伪两个概念频繁地出现。他反复地声称，自己的一切努力和所有作品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长期以来，我的作品都是源出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③翻开余华的文论，其文学真实论的理论建构常常是混乱的，也常常是自相矛盾的。余华关于“真实”的解读是，一方面，真实的本质内涵是一种“个人精神上的真实”，它是主观内在的、感知欲望的、个性自我的。它包括感觉知觉、愿望欲求，以及诸多抽象存在的非理性形态。他强调，人的一切精神存在都是真实的。在这个精神世界里，一切都是那么真实可信、秩序整齐、自由新鲜，人只有进入到这种广阔的精神领域才能真正体会世界、认识世界。另一方面，客观现实中的事实也是真实的，“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①在事实的真实面前，任何精神的东西，包括艺术家的创作都是软弱无知的。因为，“事物总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的说法，不同的说法都标榜自己掌握了世界的真实，而真实永远都是一位处女，所有的理论到头来都只是自鸣得意的手淫”。②余华关于“虚伪”的解读是，一方面，生活现实是虚伪的，“生活是不真实的，只有人的精神才是真实”。③在生活现实里，真假杂乱、鱼目混珠。另一方面，人的生活经验是虚伪的，人们思想心理中长期积淀下来的主观认知，大都被日常生活经验所围困。它“肤浅”，缺乏想象力，源于客观现实并只囿于实际的具体事物之中，使人们只能“就事论事”地进行判断;它“陈旧”、“衰老”，是“已经完成和固定下来”的“答案”，它使人们沉浸在“不断被重复的陈旧冒险”里，陷身于堆积如山的“常理”或“规定的范围”，很难进行自身的革命;它还是“大众”的、“常识”的，缺乏“偶然”和“新鲜”，它使个体自我整日在“无数常识之间游荡”，最终只能是“个性的丧失”。余华以为，十九世纪以来现实主义文学所强调的真实便是这样一种共同的阅读体验，它只认同常识的“大众经验”，默认世界已经完成并固定下来，人们只能在已经固定的答案里安全地完成着自己的阅读行为，经历着不断被重复的陈旧冒险、衰老经历。在这看似零散、混乱、晦涩的言辞中，真实与虚伪两个概念纠缠在一起，既相互抵牾，又相互依存地磨合着。仔细探究，余华既是在追求“真实”，又是在追求“虚伪”，更是在追求那些隐藏在虚伪形式背后的精神真实。

在这个意义上说，余华的理论建构了既融会三十年代现代主义文学理论体系中“内在现实”的主观性、心理性等特质，又在现代社会语境下赋予了它更多的非理性、不确定性的内涵。第一，精神真实的本质是主观的非理性存在，它是“不确定的和不可捉摸的”，像天空的颜色一样随意变化，没有价值、没有时间、没有生死。一切常识提供的价值都可能摇摇欲坠，时间固有的意义也可能被取消了。文学创作的宗旨只是一种源于内心需要的心理真实的表现。基于此，精神世界的真实大多潜藏于人的内心深处，它的表现形式可以是想象的，可以是欲望的，也可以是暴力的，因为暴力可以作为一种伪饰的存在，饱含着激情，充溢着欲望的力量。第二，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加突出地表达“内心的需要”，写作只是“纯粹的自我表达”，只是内心真实的需要。他以苏联作家布尔加科夫的写作活动来说明，真正意义的写作“只能是内心独白”，只是“对自己的纪念”。在其写作过程中，作者只沉浸在自己的内心需要和内心真实之中，没有出版、读者、评论，没有名誉、虚荣、权利，他不必一面与报纸杂志夸夸其谈，一面反省自己的言行。只是将自己的人生掌握在叙述的虚构中，其自身也就消失在写作的“虚伪的现实”之中了。第三，文学作品也是“一种虚伪的形式”。“文学给予我们的是一个虚构的世界，我相信这是因为人们无法忍受现实的狭窄，人们希望知道更多的事物，于是想象力就要飞翔，情感就会膨胀，人们需要一个虚构的世界来扩展自己现实，虽然这样的世界是建立在别人的经历和情感之上，然而对照和共鸣会使自己感同身受。我想，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精神的力量，现实太小了，而每个人的内心都像是一座火山一样，喷发是为了寻找更加宽广的空间。”①与此相对照，“一些不成功的作家”虽然也在描写现实，可他们笔下的现实说穿了只是“一个环境”，或是一个“固定的、死去的现实”。他们一生都在求解自我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却始终找不到答案的缘故，也就不言自明了。可以说，这诸多真实与虚伪的悖论与纠缠，既是对新文学现代主义的真实论体系的一种深入开掘，也是对它的一种嘲谑和解构，它嘲谑了新文学现代主义所推崇的“内心现实”的纯粹性，解构了它的唯一性。如余华所说，生活现实既是真实的也是虚伪的，其真实和虚伪的纠结在于它们只能就事论事地忠于客观事物的外在形态。同样，文学创作既是真实的艺术也是“虚伪的形式”，它背离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所提供的秩序和逻辑，遂然走向了“精神的本质”的真实。

二、“文学中的现实”与心理时间的叙述

余华说:“文学中的现实是由叙述语言建立起来的……将同一个人置身到两种不同时间里，又让他们在某一个相同的时间和相同的环境里相遇，毫无疑问这不是生活中的现实，这必然是文学中的现实。”②例如，两辆卡车在公路相撞，一个人从高楼上跳下来，这些事情是“现实中的现实”。而汽车相撞时发出的巨大响声将公路两边树上的麻雀纷纷震落在地，跳楼自杀的人由于剧烈的冲击把牛仔裤都崩裂了，这些描写是“文学中的现实”。这种由叙述语言建立起来的“文学中的现实”，比“现实中的现实”更真实，更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因为，它既有现实生活的依据，又被赋予了“奇妙的想象和比喻”，它可以超越生活，超越历史，超越时空。如果说，在探讨文学艺术如何表现心理真实的时候，新文学现代主义理论侧重以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来构筑文学作品的题材、主题及结构冲突，侧重于表现以力比多为代表的个体生命的被压抑及其潜意识的自由驰骋，那么，在余华的文论中，文学真实论的认知和表现已经突破了任何一种单一视角，他从体验、记忆、感觉等一切感知中的心理真实出发，来建构“文学中的现实”的叙述形式。余华解释，首先，“文学中的现实”是由心理时间的叙述来创造的。“谁创造了故事和神奇?我想应该是时间创造的。我相信是时间创造了诞生和死亡，创造了幸福和痛苦，创造了平静和动荡，创造了记忆和感受，创造了理解和想象，最后创造了故事和神奇。”③依据英国现代派代表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观点，时间可分为“时钟时间”和“心灵时间”，文学创作应该更多地关注人们感觉世界里的心灵时间与现实生活中的钟表时间之间的“不对等关系”，更多地去记录、去创造现代心灵时间的典型变化，这就是充满了“理想、梦幻、想象和诗意”的现代心灵小说。“它将表现人与自然、人与命运之间的关系，表现他的想象和他的梦幻。但它也将表现生活中那种嘲弄、矛盾、疑问、封闭和复杂性等特性。它将采用那个不谐调因素的奇异混合体———现代心灵———的模式……它有一种被不断使用的工具的灵活惯熟的全部性能，够曲尽其妙地记录现代心灵的典型变化。”①应该说，余华提出的以心理时间的叙述来创造“文学中的现实”的理论主张与英美现代叙事理论是一致的。即，在时间创造叙述的过程中，一切思维视角、一切创作方式都应该立足于那种心灵时间，那是一种“绵延”存在的心理时间。这种心理时间是诸多繁复的生活现实在人们大脑中留下的印象、记忆、体验、感觉，它们都可以作为小说叙述中的一个事件、一个故事，并由此扩展为连接过去、现在、将来的一个时空。于是，文学现实中的时间叙述便是从个人主观内在的心理感受出发，从对现实生活的印象、记忆和体验出发，去表现“现代心灵的典型变化”，而不是依据故事情节的客观进程或时间进展的先后顺序来描述人物的外在行为。其次，文学现实中的心理真实的核心在于瞬间的体验，这是一种“时间的约会”，是一种需要我们去确定的漫漫记忆中转瞬即逝的地点。因为，“在语言里现实和虚伪难以分辨，而时间的距离则像目光一样简短”。②余华解释，时间的时态划分应为过去、现在、将来三种基本形态。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现在时间。因为，现在时间叙述表现出来的实际内容远比常识的理解要丰富复杂得多。真实拥有的只有现在，过去时间与将来时间都只是现在时间的两种表现形式。时间将来只是时间过去的表象，反过来，时间过去也只是时间将来的表象。例如在自己作品中，所有时间都是过去状态的时间，可是叙述过程都是在现在时间的层面上展开的，一切的过去回忆和将来预测都是现在时间的内容。例如在现代派大师福克纳的作品中，他只是成功地描写了“中间状态的事物”，却包容了一切的美好和丑恶，他将美国南方的现实放到了历史和人文精神之中，从而形成了真正意义的“文学现实”，因为它“连接了过去和将来”。再次，心理时间的叙述形式是个体生命的体验、记忆、情感、直觉等心理现实最真实、最自由的表达方式。由于心理时间的叙述形式是源于个体自我的心理真实，而心理真实的形态又是各种各样、千变万化的，依据体验真实或记忆真实去重新排列文学作品中的故事时间，就可以创造灵魂描写无以伦比的深刻极致或后现代主义的奇观。余华自述对世界文学经典挚爱之极的理由正在于此处:例如鲁迅在描写孔乙己的时候，其“写灵魂”的精髓是“从记忆出发”，“记忆凝聚了之后来到现实之中”，它抵达现实的时间是“如此地迅猛”，它的现实既真实得触手可摸，又以“无法确定的方式”消失，这种“犹如山脉隆出地表”般的艺术魅力足以使《孔乙己》成为世界文学经典永载史册。例如博尔赫斯在描写胡安•达尔曼的时候，是从现实出发“返回到记忆”的。现实的孔乙己和神秘的胡安•达尔曼殊途同归，都只会在自己的厄运里越走越远，“消失”是他们的共同命运，并且“都以无法确定的方式消失”。如此精湛的心理时间叙述，既显示出文学大师的思维的清晰、敏捷，又“在极其有限的叙述里表达了没有限度的思想和情感”。

0引言

社会统计分析的数据绝大数是分类意义上的。它们要么是定性的定类、定序数据，要么是定量的离散数据[1]，并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等数学运算特性[2]。社会研究对象的这一“分类”特征，使得列联表成为社会统计分析中应用最为广泛的首选统计工具之一。因为列联表是非参数的或仅要求很弱的参数（分布）假定。但在列联表分析中，如何解释隐现其中的辛普森悖论一直是一个重要问题。此外，由于分类数据的非线性特征，回归函数不可能是线性的，需要寻找一个链接函数,将分类变量的期望值变换成自变量的一个线性函数。然而，在实际应用中，logit变换与probit变换的内在差异与背后假定问题常为人们所忽视，进而影响了参数解释。

1辛普森悖论问题

辛普森悖论最早于1899年由卡尔•皮尔森(KarlPear-son)提出，但一直到1951年E.H.辛普森才正式描述并解释这一现象，后来就以他的名字命名该悖论。关于辛普森悖论，国内学者关注不多，只有李思一（1984）、王轶豪（1986）、倪加勋(1992)、吴素萍(2000)、耿直（2000）、史希来（2006）、王健（2008）等人作过介绍性研究。辛普森悖论是指，在分组比较中都占优势的一方，在总体评价中却并不占优势。我们先来看一个源自真实生活的案例。1979年初，《美国历史画报》杂志对读者类型和获得期刊的方式进行了统计[3]。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五种订阅方式中，老订户1月份的续订率要高于2月份，但合计后总的续订率却要低于2月份。除了上述案例外，还有其他很多真实的数据表现出了辛普森悖论现象，如Bickel等(1975),Wagner(1982),Neufeld(1995)。总之，辛普森悖论不是虚幻的，而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如何解释辛普森悖论的产生原因。由于统计的基础在于概率，于是人们就从概率论加以解释。辛普森悖论可定义为以下三种情况同时发生：（1）P(I|A,B)>P(I|A,B'''');(2)P(I|A'''',B)>P(I|A''''B'''');(3)P(I|B)<P(I|B'''')式（1）表示A在B下发生的概率大于A在B’下发生的概率。式（2）表示A’在B下发生的概率大于A在B’下发生的概率。式（3）表示B发生的概率小于B’发生的概率。可以证明，如果保持试验的结构相同，即P(A|B)=P(A|B'''')成立时，就可以避免辛普森悖论的出现（证明参见倪加勋，1992）。

虽然从概率角度可以诠释辛普森悖论问题，但在笔者看来，这种诠释具有柏拉图“理念论”的色彩。因为这里遵从的是概率的频率定义（列联表中表征的是频率），即P(E)=limN→∞f(E)=limN→∞nN事实上，由于试验或观测次数N为∞是做不到的，因此，列联表中的相对频率只能说是对概率的一种柏拉图意义上的“理念”摹本，近似到何种程度仍然是有疑问的。如果从“现象”出发，就会发现：辛普森悖论与其说是悖论，不如说反映了社会统计分析对象的独特特征，即分类数据的非线性特征。正是因为非线性，使得列联表在不同的结构维度，表征了不可还原的不同统计信息。在上例中，由于将原始数据从三维结构压缩成二维结构，自然就失去了另一维的信息，分析结构的不一致恰恰是不同维度统计信息的反映。因此，列联表中的辛普森悖论实质上是一个将高维空间降到低维空间的产物[4]。

美国遭受恐怖主义攻击近两年之后，国际公共舆论从对美国的衷心同情转向公开厌恶。这一转变的直接触媒是美国对伊拉克的强硬政策。但是，当今强烈的反美主义不仅代表着对美国的决心或一个胡作非为的霸权普遍表示恐惧，而且代表着对美国深深的忧虑，可视为全球对塑造和推动美国外交政策的美国民族主义精神做出的强烈反应。

探究反美主义更深层的根源，应该从反省美国民族主义开始。但是，美国对此内省反应冷淡，因为这意味着美国的国家性格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美国民族主义存在如下两种悖论：第一，尽管美国是一个拥有强烈民族主义的国家，但它自己并不视之为民族主义；其次，尽管美国社会中存在强烈的民族主义，但美国决策者非常不重视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力量，在应对海外民族主义时既不敏感又缺乏技巧。

对民族主义的价值视而不见

在美国，民族主义是一个肮脏的字眼，人们公开鄙弃之，认为民族主义与旧世界的狭隘和自视优越相关。但是，这些怀疑美国民族主义观念的人士乐意承认，美国人总体而言是非常爱国的。当要求他们解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区别时，这些怀疑论者也许会不情愿地承认二者之间区别细微，并无实质性差别。政治学者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来证明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别，他们将爱国主义等同于对国家的忠诚，而将民族主义定义为种族-民族优越感的情绪。实际上，就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心理及行为表现而言，二者之间难以区分，它们对政策的影响亦如此。

民意测验组织的定期调查显示，在西方民主国家中，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最强烈。芝加哥大学的研究者指出，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攻击之前，90％接受民意测验的美国人同意这样的说法：“我更愿意成为美国的公民，而不是其他国家的一员。”38％的人支持这样的观点：“如果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像美国人，则世界更加美好。”（“9€1”恐怖袭击之后，同意以上观点的人分别上升为97％和49％。）

美国人不仅对自己的价值观非常自豪，而且认为这些价值观是普世性的。根据皮欧全球态度调查公司（ThePewGlobalAttitudes）的调查结果，79％接受民意调查的美国人同意“美国观念和习俗在全球推广是有益的”；70％的人说他们“喜爱美国的民主观念”。即使在作为自由主义和民主另一个堡垒的西欧，这些观点也并非普遍共享。皮欧公司发现，在西欧国家中，只有不到40％接受民意测验的人赞同美国观念和习俗的传播，不到50％的人喜爱美国的民主观念。

论文关键词：钱钟书;文学创作;悖论式思维;解构

论文摘要：悖论式思维是钱氏把握世界与人生的整体意义的一种思维方式，钱氏运用它来揭示悖论，探索人生真相。还原生活本真。钱氏在文学创作中运用悖论式思维进行解构写作，呈现在文本语言运用、主旨建构及人物创设等诸方面。

巴赫金曾指出，每位作家对于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感受方式，都有自己特殊的采撷语言的手段和范围。然而更重要的是，一个作家的语言表达方式是根源于他所独特的思考和感受方式，他观察和理解自己和周围世界的方式。维特根斯坦曾把语言看作是在每一点上与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活动相互渗透的东西。因此，当我们研究语言时，实际上是在研究一个作家主体的经验结构口]3。。所以，从作家主体的经验结构的角度审视钱钟书文学创作，一方面，我们能深切感受到钱氏对现实的极其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他以一种特殊的的思维方式来审视人生与世界，即从生活中诸多尤其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中看出矛盾和悖论。在通过对它们内部联系的揭示中解构与颠覆传统理念，呈现或还原生活本真。这一具有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可称之为悖论式思维。另一方面，我们还能感受到，钱氏文学创作显示了钱氏在抗战期间及其前后一段时期内的一次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文学要求，即在现实的种种境遇中，钱氏感受到生存的荒诞与悖反，于是，他试图通过写作的方式和一种价值认同来排遣内在心灵的一种不可克服、排遣的矛盾性，而这种不可克服与排遣的矛盾性，在其该时期创作的小说和《写在人生边上》等大多数随笔散文作品中，便突出地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思维语境，即悖论式思维语境。钱氏将悖论式思维拓展为把握世界与人生的整体意义上的思维方式，并将其广泛运用到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之中来。钱氏《管锥编》以“易之三名”开篇，抓住了中国语言“一字多意且可同时并用”的基本特征，并将“一字多义”的现象归纳为两类：“一日并行分训。二日背出或歧出分训”。对于“背出或歧出分训”，钱氏论述道：“古人所谓‘反训’，两义相违而亦相仇……使相反者互成，，[]2。这一“反训”之法即是悖论式思维的一种表现，体现了钱氏对世界本质的辩证把握和辩证思维。针对这一“反训”之法，钱氏在《管锥编》中还特阐述了其合理性及其在美学上的意义：“世间事理，每具双边两柄，正反仇合；倘求意赅词达，对仗攸宜。……又称‘反对为优’，以其‘理殊趣合’，亦蕴斯旨。’，[。J1‘双边两柄”、“正反仇合”即体现了悖论式思维，而“反对为优”则正是钱氏善于且乐于进行的悖论式思维的艺术审美标准，也是其进行文学创作的审美出发点。

就其小说和《写在人生边上》等大多数随笔散文来说，钱氏文学创作正是一个包含着无数组经过艺术化处理的对立又统一的悖论的象征，悖论式思维方式的运用在这些文本中极为普遍，既有语义上的，也有作品意义、主题及文本形式上的。主要来说，呈现在悖论式语言的运用、文本的主旨建构以及人物创设等方面。

一、语言的悖论形态

语言是思维反映的存在形式，悖论式思维在文本语言上的运用是钱氏文学创作中颇为常见与普遍的思维形态。这一语言形态可称之为悖论式语言。在学术研究中，钱氏惯常以悖论式思维对具有特殊高位的传统文化现象进行解析，并呈列出与传统理念“相违而亦相仇”的对立语意，致使其处于对立拆解或颠覆状态。在文学创作中，钱氏同样运用悖论式思维，从语言人手，利用语言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和意义的可增生性，以及理解和阐释的多重可能性特质，运用“反训”之法，解构用语言构建起来的传统文本的权威以及神圣的理念。

演讲与辩论 悖论，是一种奇特的逻辑矛盾。悖论的奇特之处在于当人父按常规推理要肯定某件事或某种道理时，却在不知不觉之间又把它们否定了。在论辩中，某些论敌的辩辞往往有意无意会含有悖论的因素，此时，论辩者如能慧眼明察，加以利用，并以此为突破口，巧妙地予以破解，必使论敌难以自圆其说而被击败。这就是论辩中的“悖论破解法”。“悖论破解法”，一般说来，有以下三种：

一、用自我涉及方法使对方作茧自缚

一般的悖论，如果不涉及对方自我，往往不易发现其悖谬。而一旦把对方牵涉进去，则悖论立现。用对方自我涉及的方法来使对方作茧自缚，是破解对方悖论绝妙方法。某评论家评论某作家的作品，武断地说：“您怎么能这样写呢？您已是第三次在作品里作这样的描写了。难道您不知道‘第一个把女人比喻来花的人是天才，第二个是庸才，第三个是蠢才''''这句名言吗？”第三个是蠢才‘这句名言吗？”作家答道：“是的，您说得很对。不过您已经是第七次使用这句话了。”在这里，评论家引用名言来批评作家屡次在作品中作相同的描写，作家及时抓住评论家多次用此名言去批评别人的把柄，让对方自我涉及，如果对方所讲的道理成立，那么，对方也就是名言中所说的“庸才”“蠢才”。如此，对方只好无言以对了。

二、用二难推理形式揭穿对方悖论的逻辑错误

凡是悖论，都隐含着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破解对方的悖论，可以运用逻辑中的二难推瑼形式揭穿对方悖论的自相矛盾，对方悖论构成夹击钳制之势，使对方陷入进退两难，难以自圆其说之境地。有些诡辩学者主张“辩无胜”。对此，一位哲学家反驳道：“你们既然和人辩论，又主张‘辩无胜''''之说，那么，请问，你们的‘辩无胜''''之说是对的呢，还是不对的呢？如果你们的说法是对的，那就是你们辩胜了；如果你们的说法是不对的，那就是你们辩败了，而别人辩胜了。由此可见，不是你们辩胜，就是别人辩胜，怎么能说‘辩无胜''''呢？“在这里，哲学家慧眼识谬，机智地运用了逻辑中的二难推理形式，揭穿了对方“辩无胜”的矛盾，让对方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三、用肯定其美言的方式，揭露对方言行相悖

一、问题的提出：国有商业银行存在更为突出的“改革悖论”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制度性变革，是继中国国有工商企业改革之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战略选择。一般来说，国有商业银行与国有工商企业在产权制度、组织管理体系、资源配备方式、员工激励与约束机制、风险控制体制等方面，具有基本的一致性，因而国有工商企业既有的改革经验与教训，对于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中国国有工商企业改革的基本选择路线，从“放权让利”来独立化工商企业自己的利益开始，到国家控股前提下产权结构多元化的改造，再到充分地运用中国的资本市场，运用现代公司治理制度的形式，将国有工商企业变革为国有控股的上市企业，直到今天，国有工商企业改革仍然在继续，未来大体的格局，是国有股份进一步减少（国有股减持暂停并不意味国有股不再通过其它的方式减少）⑴。国有工商企业这种改革的走向，基本是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变革的基本路线。从时下一些改革的理论讨论和运作考虑来看，建设新型的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进而上市，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认识⑵。

那么，国有商业银行目前处于何种阶段呢？它大体处于产权结构多元化的准备阶段，以及运用现代公司治理制度形式进行内部构造的改造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国有商业银行所面对的内部治理体系改革，以及产权结构多元化准备，均是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来承担的。它遭遇到了国有工商企业改革过程中都涉及过的“改革悖论”问题。所谓“改革悖论”，简单地说，就是指国有商业银行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或经济组织，它既是改革主体又是改革对象之间明显的“内在矛盾”⑶。如果将国有商业银行“人格化”，国有商业银行这个“人”现在进行的改革或改革准备，也就是“自己革自己的命”。显而易见，当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不触及到“自己”的利益时，“悖论”是不存在的。问题在于，如此的改革必定涉及到商业银行自身特殊的利益和员工（包括管理者，下文若无特别区分或说明均同此义）的利益，这种改革意味着银行自身和员工利益的某种牺牲或放弃，“改革悖论”也就生成了。

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的产品是货币资金及相关的金融服务，牵涉到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又与财政政策的操作密切相关，而且资产规模庞大，制度体系复杂，组织机构纵横交错，层级多样化，员工数量多且依附性强，其原有体制的顽固性和改革的艰巨性更大，“改革悖论”所体现出来的深度与复杂性，更为突出。在国有工商企业的改革中，鉴于产权结构变革安排的相对迅速与上市公司形式的强烈约束，特别是工商企业受行业、产品特殊性的限制，容易受市场力量的冲击（如产品没有销路、全行业亏损严重等）而被迫较快进入重组进程，大量规模及结构远不如国有商业银行复杂的国有工商企业，也就很快转换了存在方式，“改革悖论”随即就消失或至少表面消失在变革的过程之中，问题并不怎么突出。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这个“改革悖论”就远没有那么容易轻松地淡漠化或消失，它是当下一个回避不掉的“真实问题”，也是一个确定改革下一步制度安排的主要问题，它将深刻地影响到整个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全部过程。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理解这种“改革悖论”并关注这种“悖论”的演化前景或走向，对于现代企业理论具有重大的价值。当然，在改革类似于国有商业银行的国有超大型工商企业集团中，“改革悖论”的理解亦是价值连城的。

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悖论”的主要内容及其逻辑后果

在市场经济体系下，国有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资金和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其企业组织形式的规定，决定了它必定有自身独立或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在其内部，每个员工则有既独立于国家，又独立于银行本身的经济利益；至于作为“出资人”的国家，天然地具有自己资本保值和增殖的要求，它的利益是不可侵犯的。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实际上是集中“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相对独立或对立经济利益的集合体，它与所谓的现代企业组织形式中的“股东、公司及员工”三方利益共存并无二致。

从比较法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审判制度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定位具有非常鲜明的特征。

按照宪法和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是国家的最高审判机关，1因而也是各种诉讼活动的终点；在最高法院做出判断之后，原则上不应再留有继续争执的余地。但是，在现行体制下，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实际上仍然有权对最高法院的生效判决提出审判监督的抗诉并可能引起对终局裁判的重新审理，并且不受时效限制。2就这一意义而言，检察权似乎仍然保留着苏维埃式法律体系中“检察优势”的风格，归根结底要高出审判权一头，至少是还没有完全确立审判权在法制运作方面的优越地位。3更有甚者，在办理刑事案件时，必须坚持法院、检察院以及公安机关互相分工和制衡的原则，4这公检法三权（或者再加上司法部，称为“公检法司”四权）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存在优先劣后的差异；有时还能发现作为专司犯罪搜查和社会治安的行政部门的公安机关反倒更有实力的某些迹象。以警察和检察（实际上还要加上不同形式的监察）来共同防止审判活动的失察，这就是中国式司法公正保障的基本原理，不妨理解为通过权力对规范秩序进行一元化整合的传统在当代的具体表现。也可以说，中国式法律秩序赖以协调一致的机制实际上是“行政审查（administrativereview）”，并非“司法审查（judicialreview）”。

另外，宪法所标榜的审判权独立的概念涵义，仅限于法院审案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5并没有约束立法权恣意的旨趣；恰恰相反，宪法明文规定了法院必须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6地方人大组织法也肯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乃至人民代表有权监督相应级别的法院，受理相关的申诉和意见。7最高法院本身还专门司法解释，要求各级法院主动接受人民代表大会方面的监督。8这就为立法权堂而皇之干预审判权、代议机构对司法机构进行法外的“个案监督”打开了方便之门。9另外，法院组织法指出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审判活动也拥有监督权。10不言而喻，最高法院则有权监督全国各级地方法院和专门法院11.因而审判权独立是一种有限司法独立，只意味着法院系统相对于外部除代议机构之外的其他部门或团体的整体自主性；在法院内部，个别审判权之间并不存在区隔或相克的关系。这里其实面临某种很深刻的两难处境：如果没有法院系统的团结和最高法院的监督权，审判权往往很难抵御外来的干涉；但这样的监督权，也有可能在特定条件下反戈一击，转变成法院系统内部压制各个法官自主性的行政性手段。

还有必要指出一点，与法院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的制度安排相关联，各地方法院的人事和财务基本上都取决于当地的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12其结果，最高人民法院不能像日本最高裁判所那样通过分配予夺、任免升迁等司法行政上的有力操作杠杆来影响所有法官和下级法院，13它对各级地方法院和专门法院的监督权难免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以各级审判机关“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事态为前提条件，独任法官或者合议庭实际上很难在涉及当地政界、财界利害关系的跨省或跨县的诉讼中保持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场，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的流弊也就难免渐趋严重、屡禁不止；最近甚至还出现了“全国性法院仅剩最高法院一家而已”这样耸人听闻的揶揄。14在“各自为阵”的背景下，如何避免最高法院的式微、维持审判的统一也就成为司法改革的“老大难”问题。

由此可见，没有采取立法、审判、行政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但却容许在司法机关内部实行公安、检察、审判（或者再加上司法行政）之间的另类分权制衡；没有采取联邦主义的司法体制，但却容许审判组织以地方为单位行事，在客观上弛缓了审判机关内部的垂直监控；这些就是当代中国审判系统中最独特的制度设计。在诸如此类的前提条件下，最高人民法院的活动方式和作用当然也会呈现出一些带有悖论性的征状。例如，人民代表大会至上的原则要求审判机关持司法消极主义的立场，只能严格适用法律、法规，但最高法院在对各类法院、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行使监督权、克服审判机关的地方本位主义倾向之际，势必表现出某种司法积极主义的态度，否则不能有效地实施司法行政工作。为了在外界压力较大的状况下维护审判独立，法院必须成为统一的整体，以集团的合力来抵制来自不同方面的干涉；但因为最高法院难以通过人事和财务来增强审判系统内部的向心力，所以不得不采取其他手段来形成和巩固各级法院之间的有机联系。然而这也很容易引起内部压抑和上级干涉，使审判独立在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之间不能保持始终如一的连贯性。

本文试图考察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上述情境里如何逐步推动司法的体制性改革、改善审判权的地位和作用的制度性举措和策略。一般而言，“攘外必先安内”――要抵制各方面的压力维护司法公正，最高法院首先需要协调内部的步伐，实现法院系统自身的团结和统一，提高审判机构整体的效率和威信。为此不得不加强对地方法院的统率和监督，以司法行政为手段来确保审判独立原则的落实。因而首先需要分析最高法院如何在资源有限的窘境中“借鸡下蛋”，把不同的制度组件串联在一起并借助改革运动的势头来强化对各级法院的内部监督机制、阻止司法地方主义的潮流。然后再考察最高法院与外部的各种国家机关的互动，侧重讨论审判权与检察权、行政权以及立法权之间的外部权力关系，特别留意造成审判权强化以及最高法院重新定位的各种契机和举措。

摘要：本文主要研究国有企业MBO在现实经济环境中的可行性。基本结论是：在企业国有的背景下，MBO的实施会出现实施前提与实施目标同一的悖论。本文通过对MBO方案主体的行为限制、行为可能等进行分析，推导出国有条件下，MBO后经营者行为并不一定会符合标准企业理论的规定条件，从而产生悖论。而该悖论存在表明，在目前状态，国有企业的MBO不宜过分提倡。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应主要放在引进外部投资人身上。

关键字：MBO悖论国企改革民营化

从我国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国有企业经营效益的改革目标以来，如何选择目标的实现途径和模式，一直是个焦点问题。在众多改革模式中，MBO（管理层融资收购）是近年来资本市场上倍受肯定的国企改革的方式之一。本文拟就MBO方案实施的可行解进行简单探讨，分析MBO实施的利弊得失。

一、前言

现实经济环境中的企业经营都处于不确定状态下，企业面临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环境及其变化都具有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存在意味着人们不得不预测未来的需要（奈特，1921），这就意味着不确定性使得经营或决策成为企业收益的决定性因素（张维迎，1998）。事实上，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现在仍在探索的国有企业改革，正是认识到经营决策的重要性，所有的改革措施都是试图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激励企业经营者的经营决策，以期改善企业的经济效益。在众多旨在充分发挥经营者经营决策能力的制度设计中，MBO是上世纪90年代末才进入我国的，但却在我国理论界和企业界很受推崇，甚至有人称：2003年将成为中国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及公有制控股上市公司的“MBO年”。那么MBO到底是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良方或者说最佳方案呢？本文通过对MBO含义及其产生的理论基础的分析，并结合我国国企改革面临的现实环境进行探讨，拟对上述问题提出初步回答。

二、MBO理论前提与中国国企现实

Wecan’tsolveproblemsbyusingthesamekindofthinkingweusedwhenwecreatedthem.--AlbertEinstein

写下这个题目，不免有些惊心动魄，这些主题词未免太大了，还好本文只是讨论它们之间的这一“――”，即对这些主题词的相关方面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1．悖论

悖论自古有之。比较出名的是说谎者悖论：一个人说了一句话：“我现在在说谎”。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句话是真话，还是谎话。假设这句话是真话，由它的内容所指，则这句话是谎话；反过来，假设这句话是谎话，那么“我现在在说谎”就是谎话，因此他说的是实话。

由这句话是真话，可以推导出这句话是谎言；由这句话是谎话，又可以推导出这句话是真话。这就称为悖论。

更形式化的悖论定义是：“由A可以推导出┐A（A的否定的形式写法），并且由┐A可以推导出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