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选择范文10篇

［提要］当前，产业扶贫已成为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抓手，而科技扶贫则是助力产业扶贫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科技扶贫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的支撑引领作用已日益凸显。正确顺理、探讨科技扶贫在脱贫攻坚中的重要意义、现实困境和路径选择，对于贫困程度相对较深的民族地区而言，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科技扶贫；天祝；困境；路径选择

自1978年以来，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大多地区贫困百姓已基本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的基本生存目标，当前，脱贫攻坚工作更是进入了攻城拔寨的关键时期，即将于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然而，如何进一步提升贫困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贫困百姓自我生存与发展能力，由“输血”变为“造血”，更持续稳定地使老百姓脱贫致富，仍然是我国所面临的一大课题。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逐步推进，产业扶贫已然成为了脱贫致富的重要载体，但若没有科技的支撑，产业扶贫将寸步难行，因此科技扶贫已经成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手段，也是精准脱贫的必然选择。明确民族地区科技扶贫的内涵和意义，梳理当前科技扶贫的困境和发展路径，是做好未来民族地区科技扶贫工作的关键。天祝县作为甘肃省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县之一，因其自然环境、地理位置、资源特性等因素，造成了其脱贫攻坚的特殊性，对其科技扶贫的研究和探索也具有很强的典型性。

一、民族地区科技扶贫的内涵及意义

科技扶贫是行业扶贫，更是开发式扶贫和内源扶贫，其宗旨是针对贫困地区的资源特性和人口特性，应用先进的并适用于本地区发展的科学技术，围绕当地特色优势产业，加大科技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力度，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同时，通过培训、教育、技术手段等，提升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提高资源开发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加快脱贫致富的步伐。在我国的扶贫开发历程中，历来高度重视科技扶贫，尤其是2016年10月16日，科技部、国务院扶贫办等七部门联合了科技扶贫行动方案，启动了科技扶贫信息共享暨成果交易平台，以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精准脱贫中的支撑引领作用，推动科技扶贫精准脱贫迈上新台阶。天祝县是藏族自治县，有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的共性，如生态环境脆弱、经济生产生活方式相对落后的、农牧民自身受教育程度低、技术能力条件较差、居住方式较为分散、贫困人口多，经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脱贫难度较大等；但也有其特殊性，如其隶属甘肃省武威市，位于河西走廊和祁连山东端，自然资源丰富，人口多，在中药材、高原菜、白牦牛等种养殖等方面都极具挖掘潜力。无论是共性还是其个性，科技扶贫对其都极为重要，而且只有科技的力量才能为其产业发展和区域振兴插上腾飞的翅膀。针对民族地区的特性，科技扶贫在民族地区的实践也应更有针对性：一是要正确引导民族地区，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合理开发优势资源，进而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民族地区的自我良性循环，如天祝县的白牦牛产业，可以寻求科技转化并与高原自然风光相结合；二是针对其农业发展的地域性和适应性，引进先进的应用技术，并有技术人员的保障和带动；三是针对民族地区人口素质较低的情况，切实将治穷与治愚结合，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通过农科教结合等形式，大力提高农牧民素质和生产技能，提高其开发资源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我国有学者对贫困地区农民进取性的研究表明，文化水平与进取性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农村劳动力文化技术素质高者人均纯收入水平明显较高；贫困者中因缺乏技术、不善经营、效益低下而导致贫困所占比例约为30%～50%，因此，知识、技术是农民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

二、甘肃民族地区科技扶贫现实困境

摘要：绿色发展是以效率、和谐、持续为目标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式。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增长，生态正在遭受破坏，庆幸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领导人从未气馁，一直将绿色发展放在重要的位置。实现彻底的绿色发展尚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绿色发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生态经济建设与绿色发展相辅相成，是绿色发展的基本目标、基本内容，更是经济发展的基本途径。本文介绍了生态经济建设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生态经济建设实现我国绿色发展的目标。具体途径有加强绿色生态的教育，提高全民素质；建立健全相关法律体系，以提供制度保障；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将科技放在重要位置；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关键词：生态经济；绿色发展；路径

生态经济是指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工程方法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潜力，发展一些经济发达、生态高效的产业，建设体制合理、社会和谐的文化以及生态健康、景观适宜的环境，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现代社会发展极其迅速，从原始农业社会转变成工业社会再到现在的经济社会，从农业过度垦荒到工业尾气大肆排放，世界生态环境接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近几年，全球变暖的趋势不容乐观，很多国家都在大力倡导绿色发展、倡导生态经济，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守卫好自己的家园。我们国家也应该在这方面继续做好务实，在党的领导下全民参与，一起为生态的和谐、生活的美好而奋斗。主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国家对环境保护的重视。

1生态经济建设与绿色发展的关系

（1）生态经济建设是绿色发展的基本内容：绿色发展要求把生态化作为主要内容，因此说生态经济建设是绿色发展的基本内容。近几年来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逐渐得到改善，森林覆盖率提高，使得我国由生态赤字转变为生态盈余，也因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绿色发展成果。我们要把生态经济整合到绿色发展中，以实现可持续发展。（2）生态经济建设是绿色发展的基本途径：绿色发展要以生态经济建设为基本途径，把生态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绿色发展要求发展的同时必须实现绿色，既要重视经济的发展，更要重视生态的稳定。经济发展的同时生态亦稳步发展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实现绿色发展的金标准。总之，必须时刻坚持生态经济建设的途径，希冀早日全面实现绿色发展。（3）生态经济建设是绿色发展的基本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同时生态环境亦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因此促进以生态建设为目标的绿色发展的建立、促进经济向生态型的转变就显得极为重要，如何增加生态的承受力、减少生态的破坏力是永久不变的话题。十二五期间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坏境友好型社会，标志着我国绿色发展进入转折性的阶段。

2实现生态经济建设以促进绿色发展的途径

一、中俄体制转轨路径选择的历史考察

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问题，多数经济学家已达成一致看法，即中国体制转轨踩出了一条“渐进”改革道路，但就改革路径的选择行为本身，经济学家们存在着认识差异。实际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改革道路，其初始阶段压根儿谈不上关于改革模式的鉴别与自觉选择问题，也根本不存在一套事先设计好的完整改革方案，甚至不存在人为设计过程。改革来自于食不果腹的农民，之所以改革是因为原农业体制下的作业方式已不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是穷则思变。在市场经济模式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之前，各个改革阶段的改革方略，与其说是设计的结果，不如说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一步一步探索的产物。值得庆幸的是，也正是这种非人为设计的改革进程，成为中国改革绩效突出的原因。因为非人为设计的制度演进，正符合市场体制本身的自然秩序性质[2]。即便是“渐进改革模式”概念，也是在中国经济改革绩效引发中外经济学家们的关注之后，在与苏联东欧改革绩效的比较过程中提出来的，这也表明了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并不具备事先的设计和理论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具有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起点、缺乏理论指导的改革实践、制度创新从旧制度中孕育并诞生等等特征，都说明了中国经济体制变革道路的自发性、非主观选择性。

但俄罗斯的体制变革具有不同特征。俄罗斯体制变革不仅包括经济体制变革，还包括政治体制变革，其激进式的“休克疗法”一方面是对渐进改革失望之后的又一次试错过程，另一方面也是指把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作为改革前提的“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结果。我们对相关文献的检索发现，俄罗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并非从选择“休克疗法”才开始的。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无论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模式的盲目极端否定，还是勃列日涅夫狂妄自大的“新经济体制”，直到戈尔巴乔夫修修补补的经济体制变革，前苏联各届领导人对计划经济的改革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其推行的经济改革实质上就是在计划体制内调整的渐进模式改革。但无论是哪个阶段的改革，虽不同程度地触及了传统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病，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体收效甚微，并且一旦遇到保守力量的抵制，就停滞不前或者左右摇摆，不仅没有实现经济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反而在“新思维”等意识形态冲击下引发了经济衰退和各种社会危机。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以大推进的业绩为市场化模式改革奠定坚实基础之际，前苏联还深陷于经济改革的摇摆之中而不能自拔。

劳而无功的前苏联体制内改革，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派认为是改革目标与苏联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结果。要取得改革的成功，必须以彻底地否定旧体制为前提，而对体制的彻底否定，不可能在旧体制中进行，而激进的“休克疗法”正是否定旧体制的理想途径。以戈尔巴乔夫1987年推出的“新思维”为转折点，前苏联政府在推动经济体制变革的同时，把政治体制的变革作为经济变革的前提，最终促成了私有化法案的出台和“休克疗法”的实施。

二、经济体制改革第一行动集团的目标差异

在推动经济改革的第一行动集团力量上，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存在本质差异。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制度需求者是私人部门，但传统体制下的制度惟一的供给者是政府，这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行动集团只能是政府。中国由政府推动的经济变革，其第一行动集团具有二元目标：既要通过变革摆脱经济贫困，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又要维护现存体制的安全与稳定。二元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变革不可能是完全打破旧体制之后的体制性重建，甚至不是在现存体制内的调整，而只能是不威胁现存体制的增量经济变革。该框架内的经济变革，其制度创新过程一般表现为制度需求群体的自我满足，在得到中央政府认可并给予合法地位后，依靠传统的制度装置[3]对创新制度加以推广的过程，其中只有对经济增长有利而不变动现有体制的制度变革才会生存、壮大和发展。

【摘要】我国由于基本医疗保险发展历史短，立法发展缓慢，同时存在立法滞后、立法层次较低等问题，目前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基本医疗保险法。结合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概况以及国内外法治现状分析，发现我国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亟需一部具有纲领性、强制性、统一性的基本医疗保险法来支撑。因此，本文对基本医疗保险立法的路径选择进行研究，分析探讨立法重要考虑问题，并提出建立“整合型”基本医疗保险法律制度、完善医疗保险方面的司法审查机制等立法思路，以期为立法工作提供决策参考。

【关键词】基本医疗保险立法；城乡一体化；医改

一、立法体例的选择

（一）理想的立法体例——独立立法。鉴于目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法律制度缺乏统一性、强制性、系统性的完整条例，各零散法律法规衔接不当，基本医疗保险运行尴尬，无固定法律准绳和完整法律框架。建议在不断完善修正各零散条文规定、促进相互衔接的同时，由人大常委会督促国务院出台一部独立、专业、完整的《基本医疗保险条例》，提高立法层次，建立与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相吻合的系统性基本医疗保险法律体系，使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二）现实的立法体例——纳入基本医疗卫生法。基本医疗卫生由四大体系构成，包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基本医疗卫生主要内容则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医疗救助、基本药物、基本诊疗项目、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基本医疗设施与基本医疗服务人力等。由于基本医疗保险目前尚无独立条例，因而其立法被涵盖在基本医疗卫生法中。然而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立法滞后、观念滞后，卫计委在2014年才将制定《基本医疗卫生法》正式纳入工作议程，至今日只出台了《基本医疗卫生法》（草案），由此看来单独制定《基本医疗保险条例》还任重道远。2012年《“十三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提出“积极推动制定基本医疗卫生法，以及基本医保、基本药物制度、全科医生制度、公立医院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为了规范医疗卫生发展，推动基本医疗卫生领域立法，考虑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法治现状，只能先将基本医疗保险立法纳入基本医疗卫生法中进行。

二、立法的基本思路

（一）建立“整合型”基本医疗保险法律制度。“十三五”期间，全面整合“碎片化”社会保障体系启程，这将推动长期滞后的、零散的基本医疗保险法律制度从初级阶段进入发展阶段。发展阶段的基本医疗保险法律制度，要立足于全面改革的战略高度，遵循社会保障体系规律，以科学理念为统领，以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以基础制度整合带动全面整合，构建整合型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二）完善医疗保险方面的司法审查机制。随着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深入推进与公民民主权利意识的觉醒，各类矛盾和纠纷将层出不穷。要使基本医疗保险法真正成为一项“活”的法律，必须能够为相关领域的纠纷的解决开启“司法之路”，通过司法途径切实保障公民的健康权。当下建议在人民法院内部分设社会保障法庭，主要处理涵盖基本医疗保险法的社会保障争议案件，使参保人在其基本医疗保险权益受不法侵害时通过司法途径可获得有力保障。经过医改定型后，尝试借鉴域外的独立法院审判结构，由社保部门、医疗卫生单位的专业人员参与审判，成立我国专门的社会保障审查机构。独立的司法审查机制不仅有利于提高基本医疗保险事务审判的专业性，也有利于提高公民通过司法渠道实现社会权利保障的信心。

摘要：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走好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任务艰巨，因剩下的都是贫困程度更深，脱贫难度更大的贫困人口。本文结合在安徽省利辛县陈营村所做的多次实证调查，对该村121户贫困户进行了深度走访，了解其实际生活状况与当地政府扶贫的实施情况，结果显示：陈营村贫困人口平均年龄较大，“贫病交加”现象严重，自我建设能力欠缺、内生发展动力匮乏。该村应采取政府主导的复合型模式，构建个人主体、社会参与良性互动的长效机制。政府应围绕“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四个核心，切实解决“扶持谁、怎么扶、扶什么”的问题；贫困个体应树立主体意识，培育脱贫奔康的内生发展动力与自我建设能力；社会应广泛参与，贡献多方智慧与各界力量。国家、个人、社会合力形成“三位一体”的长效机制，是如期完成脱贫攻坚战“最后一公里”的模式保障。

关键词：精准扶贫；陈营村；贫困户；对策；机制

陈营村坐落于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中部，利辛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和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重点片区县，属于黄淮平原资源贫乏区。皖北地区以其贫困程度之深、面积之大、人口之多，在安徽省内乃至全国均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2017年6月，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强调：“从结构上看，现有贫困大都是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贫困程度深的地区和群众，是越来越难啃的硬骨头。在群体分布上，主要是残疾人、孤寡老人、长期患病者等‘无业可扶、无力脱贫’的贫困人口以及部分教育文化水平低、缺乏技能的贫困群众。”[1]报告指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2]。

一、典型贫困村致贫因素实证研究：以陈营村为例

本研究基于2016年7月至2017年7月为期一年的个案研究，为探究脱贫攻坚的实施现状并廓清内在困境，借以探寻可行路径，我们的调研团队赴陈营村实施了共计三次的驻村调研，主要采用半结构访谈与参与观察的方法，通过对乡镇干部、驻村干部、扶贫工作队、贫困户等不同主体进行访谈及观察，借以了解“精准扶贫”政策在该村的实际开展情况。利辛县城北镇陈营村位于镇东南部，是国家级和大别山片区重点贫困村之一，陈营村下辖10个自然庄，共677户，人口总数为3540人，现有贫困户121户，贫困人口为249人，贫困发生率为20%。其中，一、二级残疾人口26人，五保户32户，农村低保户62户，一般贫困户27户。村内有小学一所、标准化卫生室一所，主导产业为小麦、玉米，村民大都发展种植业或外出务工以维持生计，外出务工人员700余人。我们以利辛县城北镇陈营村贫困人口已建档立卡的121户贫困家庭的贫困基本信息为样本数据，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研究与分析后得出以下结论。（一）贫困家庭的户主年龄普遍偏高。统计户主年龄描述可知，在121户贫困家庭中，户主年龄最小为26岁，最大年龄为98岁，贫困户主平均年龄64岁。如图1所示，贫困家庭的户主年龄基本都在30岁以上，并且随着贫困户户主年龄的递增，贫困家庭的数量先逐渐增加后逐渐减少，其中在70至80岁年龄段的贫困户数量达到最大，说明该村贫困家庭的户主年龄普遍偏高。（二）因病、因残为主要致贫因素。由贫困因素频率表可知，陈营村贫困户中因病、因残、因学、缺乏劳动力是导致家庭贫困的主要原因，分别占贫困家庭总数的66.1%、36.4%、17.4%、15.7%，详见图2。（三）家庭人口数与致贫因素关联密切。由家庭人口频率表可以看出，贫困家庭人口数为1人、2人的分别占贫困家庭总数的41.32%、31.40%，家庭人口为3人及以下的累计百分比为86.78%，说明大部分贫困家庭的人口为3人以下，并且随着家庭人口数的增多，人口数对应的贫困家庭数量所占比例逐渐减少，从贫困家庭人数分布图可更加直观看出家庭人口分布情况：当该村贫困户家庭人口数为1至2人时，致贫主要因素为因病、因残，而当家庭人口数大于等于3人时，致贫的主要因素为因病、因学。以上贫困程度的因素分析均是针对各因素的描述性分析，虽能看出贫困因素对贫困家庭的影响程度大小，但无法得知各因素对贫困程度影响的具体程度。我们运用SPSS建立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各个贫困因素对贫困程度的影响，并获取可以体现影响程度的具体数值。由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可知，因残、缺劳动力的p值均大于0.05，因此在统计上无显著意义，说明是否因残、是否缺乏劳动力对贫困程度均无显著的影响；因病、因学的p值均小于0.05，在统计上有显著意义，说明是否因病、是否因学分别对一般贫困户、低保户、五保户有显著的影响。

二、典型贫困村致贫因素深层阐释

摘要：中国是人口大国，保障粮食安全一直是国家发展工作的重中之重。党中央作出指示要求加强立法，强化监管，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坚决制止餐饮浪费的行为。规制食品浪费的立法路径：首先应加强域外法律移植，综合各国已有的立法经验约束企业加工阶段的食品浪费。同时，我国由于独特的餐饮文化，居民餐饮浪费严重，立法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创新，从消费者义务视角充实消费阶段浪费责任的规定。此外，完善消费者行政法规建设，通过专业化的执法队伍保障法律的执行效果。

关键词：食品浪费；全球比较；立法论研究

一、引言

2020年8月，对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加强立法，强化监管，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坚决制止餐饮浪费的行为。我国人口众多、土地资源不足，随着病毒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与扩散，国际经济贸易受到空前阻力，农产品进口量大幅缩减。我国食品供给也面临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央从“鼓励节约、反对浪费”的精神美德倡导，升级为“加强立法、强化监管”的政策方针，对我国短期和长期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andAgricultureOrganizationoftheUnitedNations,FAO）的调查显示全球每年食品浪费超过13亿吨。然而，全球8亿人仍然生活在饥饿中。食品浪费发生在食品供应与消费的每一个环节中，低收入地区的食品浪费主要发生在生产环节，但高收入地区的食品浪费主要发生在消费环节，每年人均浪费超过100公斤。中国内地因没有全面的垃圾分类机制，缺乏准确可靠的食物浪费统计机制。2018年的《中国城市餐饮食物浪费报告》显示，全国2017年餐饮业在餐桌上浪费量约1800万吨，相当于3000至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香港理工大学环境管理与工程学院做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香港地区从2002年至2016年的统计，香港平均每天产生餐饮浪费约3237吨，人均每年产生约160公斤食品浪费[1]，远超其他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水平。无论从国际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还是考虑到我国紧迫的粮食供给问题，在我国进行食品浪费的规制立法都是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

二、我国食品浪费规制的现状与问题

（一）立法需求。我国的餐饮文化极为特殊，自古以来将餐饮铺张和面子结合起来。自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提倡节约。但随着居民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铺张浪费的风气又有所回潮。党中央考虑到食品浪费风气严重威胁到我国的粮食消费安全，对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加强立法，强化监管，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坚决制止餐饮浪费的行为。弥补该领域法律空白成为我国的立法重要任务。（二）制度缺失。我国对食品废弃管理体系尚十分粗放，至今没有全国性的垃圾分类管理体系。2008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中有关于节约食品的规定，餐饮、娱乐、宾馆等服务性企业，应当采用节能、节水、节材和利于保护环境的产品，减少使用或者不使用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产品。但没有处罚性措施，缺少约束力。地方政府有一些食品废弃物的专项行政规章，以《江苏省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为例，主要规定各种厨余废弃物的处理办法，对杜绝浪费缺乏相应的规制。从政策制定方面来看，我国对规制食品浪费的制度极其欠缺。不论从防范食品浪费还是加强食品废弃物的回收相关的制度设计上，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三）执行不力。2016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求，“到2020年，力争将垃圾回收利用率提高到35%以上。强化城市保洁工作，加强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统筹城乡垃圾处理处置，大力解决垃圾围城问题。推进垃圾收运处理企业化、市场化，促进垃圾清运体系与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对接。通过限制过度包装，减少一次性制品使用，推行净菜入城等措施，从源头上减少垃圾产生。利用新技术、新设备，推广厨余垃圾家庭粉碎处理。完善激励机制和政策，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基本建立餐厨废弃物和建筑垃圾回收和再生利用体系。”但至2020年已近5年，我国依然只有极少数地区真正做到建立完善的垃圾分类、回收以及科学处置。由此可见，对于这类问题，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的执行力依然不强。这个结果可能是我国一直以来在食品废弃物管理问题上，政府职能部门分工模糊造成的。我国包括食品废弃物在内的废弃物管理与循环经济发展工作是以国家发改委为核心，多部委协同管理的模式。国家发改委主管循环经济发展以及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住建部负责管理固体废弃物处理、市政市容管理、城市环境卫生等工作；生态环境部负责污染监督管理；农村农业部负责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商务部负责饮食单位监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食品安全、质量标准管理等工作。由于涉及管理机构众多，难免协同难度大。中央与部委的政策落实到地方，结合地方行政政策法规执行便会更加困难。

摘要：铁路建设标准国际化作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的实施保证是十分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详细分析了“一带一路”铁路建设的标准需求，从我国与沿线国家铁路标准体系差异和我国标准与国际标准的融入现状视角讨论我国标准的国际竞争优势，通过国际借鉴阐明了我国铁路建设标准国际化的路径方法，为推进实施中国铁路建设标准国际化提供参考。

关键词：“一带一路”，铁路，建设，标准

国际化，路径经过多年创新发展，我国铁路形成了较为系统完整的标准体系，与性价比高的工程建设周期和成本、先进的技术装备、成熟的运营经验一同成为中国铁路承揽国际项目的主要竞争优势[1]。推动我国铁路建设标准国际化有利于实现“一带一路”设施联通。

1现状综述

1.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铁路建设标准需求情况。“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量众多，地质地貌复杂多变。恶劣的地理环境对建设标准要求较高。加上运量普遍不大，项目经济效益较差，建设资金筹集比较困难，使用标准的合理性直接影响规划目标的实现和项目的推进。我国在“一带一路”铁路建设实践中，遇到的国际和发达国家地区标准需求主要包括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ISO）、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IEC）、欧洲标准化委员会标准（EN）、美国铁路工程协会标准（AREMA）等。对“一带一路”沿线的东南亚、南美洲及中东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大部分未形成自成体系的铁路标准体系，通常不会设置技术壁垒。但从已开展的项目建设经验看，在铁路欠发达地区也存在一些障碍，如要求采用本国、欧盟、UIC等铁路标准，或者虽然决定采用我国铁路标准，但会在合同中附加“不得低于欧洲同类标准”等额外说明，还有一些项目虽然采用我国铁路标准，但要求由第三方进行监理。上述情况都会给我国标准的使用造成一定的壁垒。以伊朗德伊高铁为例，伊朗希望全面采用欧洲标准开展设计，其电气化工程业主明确要求不得采用我国标准，并请欧洲咨询公司开展咨询。在谈判过程中，该公司为了自身利益，与我国公司开展标准之争，以欧洲标准如TSI、EN等的理念要求我国承包商按照欧洲习惯开展工作，不仅是设计标准，而且设备标准、RAMS标准都要求按照欧洲方式[2]。“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非洲法语区国家，在铁路工程领域使用的标准以法国标准为主，其他各国标准为辅，标准包含原法国标准中没有录入到欧洲土木工程技术标准主体的大量内容。例如：科特迪瓦、乍得、卢旺达、中非、多哥、加蓬、几内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刚果（金）、喀麦隆、刚果（布）、贝宁、尼日尔、布隆迪、塞内加尔、吉布提、马达加斯加、海地、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摩纳哥等国家。我国标准并不是中国企业在海外工程中采用的主要标准。我国铁路建设标准主要应用于中部非洲国家以及采用中国贷款的项目中。大多数项目是采用欧洲标准，或采用以国际通用或认可的标准为基础，结合使用中国标准这样一种混合的标准体系。即便是采用中国标准的项目，其技术标准也会结合项目情况以中国标准为基础进行局部的调整和修订[3]。1.2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铁路标准体系差异情况。我国铁路标准是在符合中国法律法规，适应中国地理、环境及资源，充分反映市场需求的条件下，以创新成果为支撑，借鉴国际标准和先进技术，系统总结铁路建设和运营实践基础上制定的。现行铁路工程建设主要标准共1,882项，其中现行国家标准160项，现行行业标准数量为国家标准数量的10.6倍。2017年，我国铁路团体标准数量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转变，对于缩短铁路标准制定周期、提高铁路标准化活动的社会参与度具有积极作用[4]。我国铁路技术标准体系覆盖了勘察、设计、施工、验收等铁路工程建设领域全过程各个环节，基本上能够“自成体系”，相比EN标准对铁路特点直接相关的线路、轨道、信号等做了详细规定，而对于测量、地质、基础设施（桥、隧、路）等采用与交通、水利、建筑等土木行业通用的技术标准，我国标准体系组成内容更全面。我国铁路标准体系与国外标准在标准体系结构框架、制定理念、指标规定方式、试验方法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EN标准是按照安全、功能等不同类型划分，采用相互关联的模块化方式编制，各标准文件之间引用十分普遍。另外国际及发达国家标准更侧重于功能和性能等方面的要求，而我国标准更侧重于制造要求，规定较细。EN标准通常是通过公式计算得出相关设计参数或技术指标，而中国标准多数未给出计算过程，而是根据计算基础或试验结果，直接规定了具体要求及技术指标，更注重可操作性。与世界其他国家铁路技术标准体系相比，中国铁路技术标准兼容性更强、适用性更广[5]。1.3我国铁路标准在国际标准体系中的融入状况。我国推进铁路技术标准融入国际标准体系的范围与深度不断加强，参与铁路国际标准化技术组织包括铁路应用技术委员会（ISO/TC269）、国际电工委员会（IEC/TC9）和UIC，承担了相应的若干领导层职务，并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和修订及技术交流工作。ISO/TC269自2012年3月成立以来共6项国际标准，其中我国主持制定1项。IEC/TC9的99项铁路相关标准中我国主持制定8项；已立项32项，其中我国牵头负责3项。UIC约600项标准，其中我国主持制定20项[6]。在标准互认方面也快速推进。

2国际借鉴

信息不对称，导致信用担保体制的产生，这种体制主要是解决中小企业抵押担保难以及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虽然各类担保机构对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贷款难问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担保机构也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如政策、法规不到位；规模普遍偏小；经营不规范、存在超范围经营；没有建立稳定的担保资金追加补充机制与风险补偿机制；商业银行对担保机构风险承担能力的担忧等，这些问题都制约着担保公司的发展，限制其为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发挥作用。中小企业“集群融资”的模式设计与运作中小企业“集群融资”的模式设计。中小企业集群组团融资，是集群内一组企业把各自的资金需求集合起来向金融机构进行批量融资的行为与过程。具体是指集群内核心企业牵头组建集群财务公司，并由集群财务公司汇集中小企业的贷款申请，将这些贷款申请组团后，向集群外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再由集群财务公司将所融得的资金在集群内部分配（具体见图一）。图一：中小企业“集群融资”的模式图中小企业“集群融资”的运作。中小企业“集群融资”的运作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组建中小企业群。中小企业群的组建必须围绕核心产业生产经营，并且每个企业在产业链上的位置要明确，能在一段时期内较为稳定，产业集群内中小企业地理接近、产业相关，企业之间的合作也很频繁，同时集群内企业家之间要有较好的人缘、地缘、血缘关系，能形成复杂的社会资本网络，集群内部信息传递速度要快，集群财务公司能够很容易获得与集群内企业相关的信息。组建集群财务公司。组建集群财务公司的关键在于选定集群内核心企业，并有其牵头组建集群财务公司，集群财务公司的主要工作在于汇集中小企业的贷款申请，将这些贷款申请组团后，向集群外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再由集群财务公司将所融得的资金在集群内部分配。组团担保与融资。集群财务公司将这些零散的贷款申请一起汇总，利用收集的相关信息，对这些贷款申请作筛选，决定是否为某一笔贷款作担保以及担保的额度等，然后将通过筛选的贷款需求统一组团，向集群外金融机构申请贷款，集群财务公司在此过程中中小企业各自对自身的债务负责，组团成员间不承担连带责任。

建立健全集群财务公司投融资平台与体制。一是创新直接融资方式，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允许符合条件的集群财务公司投融资平台运用企业债券、中期票据、信托计划、产业投资基金、资产证券化、发行股票等多种融资渠道，形成包括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在内的多元化融资结构，改变集群财务公司投融资平台过分依赖银行贷款的单一融资结构。二是推进项目融资创新。大力开展建设—转让（BT）、建设—运营—转让（BOT）、转让—运营—转让（TOT）和政府项目与民间合作（PPP）等多种融资方式，吸引各种社会闲散资金直接投资建设和经营。这样可以消化融资平台风险，促进项目投融资行为的规范化。建立健全集群财务公司投融资平台债务管理和偿债机制。一是把集群财务公司投融资平台债务的偿还纳入预算进行安排，按期足额偿还。二是建立与集群财务公司投融资平台中公司债务规模相适应的偿债风险准备金，除了将集群财务公司平台的投资收益纳入其中，加强对风险准备金的监督和管理。三是细分集群财务公司平台的性质，实行差别管理政策。如对融资平台的借贷、用资、偿债等环节实行市场化运作和管理，从而最大限度地减轻的压力和降低潜在的债务风险。集群财务公司应拓宽融资渠道扩大直接融资。目前集群财务公司大多数采用贷款融资方式，直接融资较少，其原因一方面是直接融资的条件较高，另一方面是没有合适的融资平台，因此，集群财务公司应扩大直接融资比例，一是吸引风险投资资本，将发展前景较好的部分优质中小企业资产进行组合，向PE和VC(私募基金和风险资本)推销，以引入较好的投资者，带来资金和先进的管理理念，促进中小企业的转型。二是集群财务公司推进技术入股和员工持股计划，中小企业可以采用技术入股和员工持股解决资金问题，以增长企业凝聚力，留住优秀人才。三是集群财务公司搭建股权债券交易平台，使中小企业在这个平台上进行股权和债券的转让，优化中小企业的资金机构四是加快发展银行间债券市场，推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一系列创新产品。商业银行应建立更为审慎的融资平台风险管理机制。一是规范贷款担保方式。要求集群财务公司提供合格足额的抵押物，所有抵押资产的价值应在资产评估公司评估的基础上，参照当地同类资产市场价值进行综合评估，落实合法有效的土地房产抵押或接受有代偿能力的第三方担保，杜绝地方政府纯行政性或政治性担保行为。二是督促集群财务公司融资平台建立切实可行的偿债机制，明确偿债资金的来源、用途及具体还贷安排。三是建立足够的风险拨备基金，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呆坏账。四是严格界定政策性与商业性金融业务，对于融资平台支持的纯政策性项目融资业务，应审慎经营。

本文作者：胡年芬工作单位：湘潭市第三人民医院

根据湖北省“十二五”旅游发展规划总体布局，十堰市将建设成为全省四个旅游集散中心之一。按照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核心旅游板块的定位，十堰市将发挥山水文化旅游资源综合优势，全面提升旅游产业实力。重点建设武当山，将武当建设成为鄂西圈内的旅游精品与珍品；整体打造武当山与丹江口水库，将自然山水、宗教文化、中华武术连成一体，全力打造国际旅游精品名牌；挖掘七夕文化内涵，整合周边山水文化资源，尽快打造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七夕文化旅游区。到2015年，十堰市接待旅游者35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200亿元。十堰将建设成为以大山大水大人文为特色的中国优秀旅游目的地城市和带动鄂西北、辐射渝陕豫周边地区的区域旅游中心城市。为实现这一建设目标，笔者认为，除了相关硬件建设步伐跟上，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当前十堰旅游良好的发展势头，在宣传促销上再下功夫。宣传促销是个意义广泛的概念。本文所指的的旅游宣传促销，是指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旅游行业协会和旅游企业为推介本市旅游产品和线路，宣传本市旅游形象，到市外、境外举办或参加各种形式的旅游推介会、说明会、展览会、交易会、巡游展演、业务洽谈等活动，以及邀请市外、境外客源地旅行商、媒体到本地或本单位开展旅游考察、采访报道，或者通过网站、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向外旅游信息等的相关活动。当前的十堰市面临旅游大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有必要重新审视现有的旅游促销方式方法，不断创新宣传促销手段，加大宣传促销力度，使新形势下的宣传促销成为促进十堰旅游发展的重要催化剂和助推力。

一、强化政府主导作用，完善政府旅游宣传促销工作体系

旅游业涉及面广、综合性强，旅游宣传促销的一个宏观任务就是创造一个地方旅游总体形象，改善对外投资环境，提高知名度。这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尤其是客源市场的开发、整体形象的塑造，不是一个企业一个部门所能完成的任务，必须加强政府导向，实现政府主导。政府作为宣传促销的主体，是宣传促销工作的组织者、协调者和管理者。在一些旅游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旅游业总体宣传促销早已成为创国家、地区形象的政府主导型工程，旅游业的竞争，已经成为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在经济社会综合领域中竞争的重要阵地。在我国，随着旅游业自身发展和壮大，随着扩大内需引导消费政策和假日经济的出现，很多地方在不同程度地实现着这种转变。近年来很多省市组织了省市政府主办、省市领导亲自带队的大型旅游宣传促销活动，表明我国旅游业发展已经实现了从思想重视阶段向实际推进阶段的一次跨跃。值得欣喜的是，十堰市政府已经高度重视旅游宣传促销工作，并做了相关工作。今后，要进一步提高旅游宣传促销重要性的认识，把如何做好旅游市场的营销工作，开拓客源市场，作为政府在旅游产业发展中关注和重视的首要问题。一是实施政府主导型战略，进行旅游形象宣传。在宣传促销过程中，企业往往不够积极，有的甚至极少开展，这就需要政府采取措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合力和整体优势。政府应在旅游宣传促销上发挥更大作用，将宣传促销工作摆到重要的位置来研究、规划、组织、协调和推动，凝聚各方力量，在经费和人力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甚至直接参与一些大的宣传促销活动，努力提高宣传促销效果。在市场调研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市场制定相应的促销策略，明确主题，形成整体宣传促销方案和体系，内引外联，牵头组织好跨区域、跨行业的合作和交易，如旅游博览会、展销会、洽谈会等，为旅游企业提供产品促销平台，创造商机。二是要形成旅游部门牵头、部门联动的局面。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的产业，旅游产品一般都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关联度高、综合性强，需要联合不同的地区、部门、行业共同开展宣传促销。因此，要充分运用各个部门的宣传力量和宣传渠道，发挥各部门的宣传优势，形成旅游宣传促销的立体攻势。旅游部门作为旅游宣传促销工作的主体机构，应主动担负起策划、组织、协调的作用，为各相关部门服好务，为各旅游企业服好务。要从宣传主题、宣传材料等方面，给予各部门、各旅游企事业单位以支持或指导，促进部门联动，发挥整体效应。

二、调动企业积极性，实现企业为主体、市场化运作的机制

整合资源，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实现企业为主体、市场化运作的机制，有利于运用市场机制，利用旅游的社会热点效应，整合各方资源，形成整体合力，营造强大的旅游宣传促销攻势。一是要建立政府搭台、企事业单位唱戏的模式。由于资源的共有性，旅游产品的宣传促销者并不必然是客源的获得者或客源的独占者，不进行宣传促销的企业也可获得一定的客源，客观上存在着不种粮只收粮的可行性和现象。这种现象阻碍了联合促销的整体推进，势必出现宣传促销乏力的局面。因此，要着力提高企业自主营销能力，千方百计调动和发挥旅游经营单位市场营销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消除旅游经营单位对政府宣传促销的依赖性。二是制订营销激励政策，调动旅游企业参与的积极性。要尽快争取出台各种奖励措施，引进竞争机制，对积极参与宣传促销工作和经济效益好的企业给予优惠和经费上的扶持。要把旅游企业参加国家、湖北省、十堰市组织的重大宣传促销活动的情况作为考核、表彰的依据。三是充分发挥旅行社的带动作用。旅行社是旅游产品的采购者和组合者，也是旅游产品的销售者和代销者，在旅游者和旅游对象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中介作用。各旅游企业应在政府牵头组织下，与旅行社一起，做好旅游线路设计和产品包装，做到宣传在前，旅行社促销迅速跟进。要把旅行社的组合功能与景区等企业的形象宣传要求结合起来，把形象和产品结合起来，以产品带动形象，以形象促销产品。

三、制订宣传促销总体方案，提高旅游宣传促销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

生死观是关于人的生命及其死亡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看法，是人生观的重要内容之一。人生观的主要问题是人为什么而活着，以及关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生死观的主要问题是人应当如何看待生命和如何面对死亡，以及死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孔子及其儒家学者都十分重视个体生命及其死亡的伦理意义和价值，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理性思考，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形成了一种内涵丰富且影响深远的生死观理论。

一、儒家认为生与死都是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应当以正确的态度坦然面对

《吕氏春秋》说：“审知生，圣人之要也；审知死，圣人之极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养生之谓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谓也。此二者，圣人之所独决也。凡生于天地之间，其必有死，所不免也。”也就是说，生与死的现象及其本质问题都是圣贤所要认真面对并加以审慎思考的问题，有了对于生与死的正确理解和把握，就会以相应的适宜的态度对待之。《论语》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又有“日月逝矣，岁不我与”的话，这些都揭示和说明了时间流逝不可逆转，人的生命也是一个由生到死的自然过程。

杨雄把“有生必有死”视为“自然之道”，他说：“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在他看来，有生命者必然就有死亡，有开始则一定会有终结，这是自然的道理，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王充也说：“有血脉之类，无有不生，生无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阴阳不生，故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验也。夫有始者必有终，有终者必有始。唯无始无终者，乃长生不死。”二程也说：“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复言七日来复，其间元不断续，阳已复生，物极必反，其理须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终。”正是基于这种对生与死的不可抗拒的自然现象的认识，儒家更重视现实人生问题，而对死采取一种比较坦然和淡定的态度，正如张载所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论语》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日：‘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当问及鬼神和死亡的问题时，孔子教育学生从现实出发，要重视人事和人生的现实。李贽说：“生之必有死也，犹昼之必有夜也。死之不可复生，犹失之不可复返也。人莫不欲生，然卒不能使之久生；人莫不伤逝，然卒不能止之使勿逝。既不能使之久生，则生可以不欲矣。既不能使之勿逝，则逝可以无伤矣。故吾直谓死不必伤，唯有生仍可伤尔。勿伤逝，愿伤生也!”李贽通过对生与死的必然性的认识，提出可以不必悲伤于死亡，重要的是关注今生，把握今生。

王夫之也从生与死的自然现象，揭示了生与死的辩证关系，以及人们在生死问题上的基本态度的社会及心理原因。他说：“衰减之穷，予而不茹，则推故而别致其新也。由致新而言之，则死亦生之大造矣。然而合事近喜，离事近忧，乍亡必惊，徐来非故。则哀戚哭踊所以留阴阳之生，靳其离而惜其和，则人所以绍天地之生理而依依不舍于其常者也。然而依之为哀，而不依之为患，何也?哀者必真而患者必妄也。且天地之生也。则人以为贵。草木任生而不恤其死，禽兽患死而不知哀死，人知哀死而不必患死。哀以延天地之生，患以废天地之化。故哀与患，人禽之大别也。”由此，王夫之也主张并充分肯定了对于生与死的“顺”与“宁”的态度：“盖其生也异于禽兽之生，则其死也异于禽兽之死，全健顺太和之理以还造化，存顺而没也宁。”不仅如此，在生与死、成与败的问题上，他还提出了“守气”说：“生之于死，成之于败，皆理势之必有……既以身任天下，则死之与败，非意外之凶危；生之与成，抑固然之筹画；生而知其或死，则死而知其固可以生；败而知有可成，则成而抑思其且可以败。生死死生，成败败成，流转于时势，而皆有量以受之。如凡善走，不能逾越于盘中。其不动也如山，其决机也如水，此所谓守气也。”这些论述，都反映了儒家在对待死亡问题上的基本态度，即正视生死，坦然面对死亡，既爱惜生，又不畏惧死，亦即不为生死问题所累。应当说，这是一种比较合理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