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范文10篇

此文写于2003年8月。当年9月，是陆定一发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60周年，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举行了纪念研讨会，该文是我在纪念会上的发言。我们从陆定一的文集和传记中，看到这位曾担任中共中央20多年的宣传部长的领导风格和杰出的宣传思想。作为宝贵的历史遗产，陆定一坚持真理、仗义执言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次重新发表又做了点修改。①

1966年被诬为阎王殿，陆定一被控为“阎王部长”，身陷13年大狱。为捍卫精神生产的铁律，他始终高奏正义的旋律，以高尚的人格书写了光辉的一生。中国知识界被他的理性与正直所撼动，永远铭记他的名字，把他的思想遗产作为精神财富保留在心里。一提到他，从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文化人和理论工作者都以崇敬的心情夸赞他的为人和追求真理的勇气。

一、坚持真理，不向谬误与邪恶低头

1906年6月9日，陆定一出生在秀水名城无锡，年少宏图报国，立志与黑暗抗争。1925年在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就读时，已是一名共产党人，他为昭示真理写出许多声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文章。立身文化、理论、新闻业的人，其职业灵魂就是诚实地说明世界真相，为真理而献身，陆定一这一历史遗产在中共党史中具有警世铭心的意义。

大革命时期，作为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他主编《中国青年》，鼓舞年轻人投入救国救民的伟大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了八七会议和广州暴动。当时许多人左右徬徨，对中国革命疑虑退缩，他在《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中，批判了种种错误思想，指出民权革命是中国今日之必需，民权革命必将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申明他要为之奋斗终生。

1928年末，陆定一作为中国共青团驻少共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决不追随王明的左倾主张，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长征后期和东西征中，陆定一担任红一方面军宣传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先后任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副主任。由于他总能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说实话、说真话，被视为党内难得的理论家。1941年，陆定一由太行回到延安，担任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总编辑。在的领导下，《解放日报》进行了改版，出色地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为党报开辟了崭新的道路。

此文写于2003年8月。当年9月，是陆定一发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60周年，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举行了纪念研讨会，该文是我在纪念会上的发言。我们从陆定一的文集和传记中，看到这位曾担任中共中央20多年的宣传部长的领导风格和杰出的宣传思想。作为宝贵的历史遗产，陆定一坚持真理、仗义执言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次重新发表又做了点修改。①

1966年被诬为阎王殿，陆定一被控为“阎王部长”，身陷13年大狱。为捍卫精神生产的铁律，他始终高奏正义的旋律，以高尚的人格书写了光辉的一生。中国知识界被他的理性与正直所撼动，永远铭记他的名字，把他的思想遗产作为精神财富保留在心里。一提到他，从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文化人和理论工作者都以崇敬的心情夸赞他的为人和追求真理的勇气。

一、坚持真理，不向谬误与邪恶低头

1906年6月9日，陆定一出生在秀水名城无锡，年少宏图报国，立志与黑暗抗争。1925年在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就读时，已是一名共产党人，他为昭示真理写出许多声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文章。立身文化、理论、新闻业的人，其职业灵魂就是诚实地说明世界真相，为真理而献身，陆定一这一历史遗产在中共党史中具有警世铭心的意义。

大革命时期，作为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他主编《中国青年》，鼓舞年轻人投入救国救民的伟大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了八七会议和广州暴动。当时许多人左右徬徨，对中国革命疑虑退缩，他在《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中，批判了种种错误思想，指出民权革命是中国今日之必需，民权革命必将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申明他要为之奋斗终生。

1928年末，陆定一作为中国共青团驻少共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决不追随王明的左倾主张，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长征后期和东西征中，陆定一担任红一方面军宣传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先后任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副主任。由于他总能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说实话、说真话，被视为党内难得的理论家。1941年，陆定一由太行回到延安，担任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总编辑。在的领导下，《解放日报》进行了改版，出色地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为党报开辟了崭新的道路。

此文写于2003年8月。当年9月，是陆定一发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60周年，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举行了纪念研讨会，该文是我在纪念会上的发言。我们从陆定一的文集和传记中，看到这位曾担任中共中央20多年的宣传部长的领导风格和杰出的宣传思想。作为宝贵的历史遗产，陆定一坚持真理、仗义执言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次重新发表又做了点修改。①

1966年被诬为阎王殿，陆定一被控为“阎王部长”，身陷13年大狱。为捍卫精神生产的铁律，他始终高奏正义的旋律，以高尚的人格书写了光辉的一生。中国知识界被他的理性与正直所撼动，永远铭记他的名字，把他的思想遗产作为精神财富保留在心里。一提到他，从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文化人和理论工作者都以崇敬的心情夸赞他的为人和追求真理的勇气。

一、坚持真理，不向谬误与邪恶低头

1906年6月9日，陆定一出生在秀水名城无锡，年少宏图报国，立志与黑暗抗争。1925年在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就读时，已是一名共产党人，他为昭示真理写出许多声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文章。立身文化、理论、新闻业的人，其职业灵魂就是诚实地说明世界真相，为真理而献身，陆定一这一历史遗产在中共党史中具有警世铭心的意义。

大革命时期，作为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他主编《中国青年》，鼓舞年轻人投入救国救民的伟大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了八七会议和广州暴动。当时许多人左右徬徨，对中国革命疑虑退缩，他在《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中，批判了种种错误思想，指出民权革命是中国今日之必需，民权革命必将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申明他要为之奋斗终生。

1928年末，陆定一作为中国共青团驻少共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决不追随王明的左倾主张，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长征后期和东西征中，陆定一担任红一方面军宣传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先后任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副主任。由于他总能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说实话、说真话，被视为党内难得的理论家。1941年，陆定一由太行回到延安，担任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总编辑。在的领导下，《解放日报》进行了改版，出色地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为党报开辟了崭新的道路。

［摘要］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徐宝璜、陆定一和范长江都分别对新闻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并给予丰富的内涵，可以说，他们的定义从传播者的角度间接揭示出他们不同的受众观，而从历史的纬度来解读，能够发现和他们不同传播观的成长变迁。

［关键词］新闻定义;受众观;历史嬗变

中国新闻理论上权威的“新闻”定义有三种:徐宝璜、陆定一和范长江的新闻定义。这里的“权威”不是仅仅指新闻定义界定本身的科学性，更多的则是指新闻定义因为特殊的界定者，在当时以至今天对新闻界的重大影响。至于今天新闻定义的信息说①和手段说②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不是说这些新闻定义与前三者相比不科学，而是说这些新闻定义都是新闻研究者根据时代进步和科技发展，从新的角度对新闻的认识，认识的角度相对比较纯粹，比较学术化，没有或很少新闻传播史上的历史纠缠。对本文受众的考察视角而言，不具备研究价值，故本文不再赘述，而且本文研究的是受众而不是新闻定义本身。新闻定义只是本文研究受众的一个载体。研究中国新闻定义就会发现，中国新闻定义在表面上一直有很强的受众意识，但是，中国的受众一直是从传播者的角度建构的，即使在当代，新闻定义依然是把受众视为一种理论上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受众不是独立的，也不是在新闻与传播的架构下，而是始终处于一种宣传的语境中，这似乎也注定了新闻与宣传之间有着永远纠缠不清的历史恩怨。新闻定义的不确定性不仅仅反映了人们对新闻认识的多角度，同时更重要的是展示了新闻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时代需要，尽管当时没有人明确提出过受众的概念，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新闻界没有受众观念，新闻史也一再证明，中国每个时代都有着不同的受众观，而且彼此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逻辑联系，和当时的时代有着必然的血缘关系;反之，如果我们从受众的视角反观中国新闻定义史，也会惊奇地发现，受众观念的嬗变与中国新闻观念的革命、报纸的改革、发展有着多么密切的因果关联。纵观中国报纸的改革史，其背后总是跳跃着受众观念革新的身影。

一、徐宝璜的受众观:一种权利的视角(知情权)

徐宝璜的新闻定义是:“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1］10这里，受众的对应词是“阅者”。徐宝璜认为受众就是能够看报纸的人，而不指通过他人读报而获得新闻的人，而“阅者”在当时的中国，是数量很少的一部分人，因为很多人都不识字。因此这些不能读报的人当然不在徐宝璜的受众之列。按照徐宝璜的逻辑，不认识字的人所注意的最近事实就不是新闻。不难看出，即使留学美国的徐宝璜对新闻的认识还是受到了时代技术和观念的局限。当然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徐宝璜所说的“阅者”是泛指“听、读、看”的人，不是仅仅指“看报的人”，但是，纵观《新闻学》全书，徐宝璜始终是站在“办报之主”［1］113的角度来探讨其对应的受众———“阅者”的，因此徐宝璜的“阅者”就是具体指看报的人。在《新闻之定义》中，徐宝璜还特别将“社会中人”和“阅者”做了区别:“又‘社会中人’四字，亦不如‘阅者’二字之较适，因‘阅者’固社会中之分子。‘社会中人’所注意之事，‘阅者’亦必注意之，此理之当然者也。例如外国人之注意欧战之开始议和者，仅读书识字能看报之人。至社会中之大部分，则不注意。然欧洲开始议和消息之为新闻，则无疑义。故谓新闻为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范围实未见其窄小也。况定义仅以阅者所注意为至少之限度，若能全社会或其中多数人之注意，则为新闻，更不待言亦。”［1］12这里，徐宝璜把“阅者”作为新闻定义的充要条件，显然逻辑上是错误的，言外之意，只要是多数“阅者”注意的就是新闻，当然“社会中人”对新闻事实的关注新闻价值就更大。若按照徐宝璜的逻辑，仅仅有“社会中人”对事实的关注是不能成为新闻的。徐宝璜的受众观只少有两点值得商榷:1、“阅者”和“社会中人”在逻辑上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概念模糊，尽管他也曾指出，“‘阅者’固社会中之分子”，但是这样的表述显然存在着混乱，而且在新闻价值上也违背常理，“社会中人”关注的就不能成为新闻，那新闻岂不是成了“贵族消费”?况且“社会中人”必然比“阅者”要多。这样一来也就违背了新闻产生的历史基础———新闻是为了更多的人获取信息的需要而不是一种官方文书，否则就不是新闻;2、怎能推断“社会中人”关注的事实“阅者”就一定关注?反之，又怎么推断，“阅者”关注的事实，“社会中人”就一定不关注?只能说，“社会中人”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没办法获得自己欲知的新闻，而不能说“社会中人”就绝对不关注“阅者”关注的新闻。徐宝璜这样的新闻定义得从出版《新闻学》的初衷上寻找原因。尽管没有相关的历史资料证明，但是通过《新闻学》的内容可以判断，《新闻学》是一本新闻实务方面的经验总结，还谈不上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新闻学研究著作，徐宝璜当时也无意从理论上对新闻定义做出深刻的研究。只是为了研究新闻实务的方便，而对新闻从实际操作上做的一个说明。不难看出，徐宝璜的受众观是有历史局限的。他眼中的受众是一种精英，而“社会中人”某种意义上不在他的受众范畴。因此，在此基础上，徐宝璜的受众观很接近西方，认为记者写新闻是对受众(“阅者”)权利的一种尊重。和今天的受众观十分接近，但是他眼中的受众不是今天的“公众”而是公众中“仅读书识字能看报之人”。在谈到报纸上的新闻应与意见分开时，徐宝璜认为，新闻中不能加杂编辑的意见以免影响受众判断，“否则为有意剥夺阅者之权利”［1］12。这里就流露了徐宝璜新闻受众观的原始思想———新闻是对受众(“阅者”)知情权的必然义务。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徐宝璜也不可能对受众知情权详细展开，很可能徐宝璜也没有十分明确的知情权理论，毕竟徐宝璜不是专攻新闻学的，“留学期间，他主攻的是经济学，其次才是新闻学。”［1］1但是他在美国的留学生活必然感同身受了美国的新闻思想和受众观念。在《新闻学》中没有详细展开，笔者认为原因有三:一是知情权不是《新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新闻学》以研究新闻实务为主;二是在徐宝璜看来知情权是最基本的常识无需多谈，因为他的新闻思想是美国的舶来品，在美国，知情权是人所共知的，无须多谈;三是即使当时谈知情权也有点不合时宜。《新闻学》成书于1918年，当时的中国连“阅者”就很少，谈何知情权?在一个文盲占多数的社会里，即使谈知情权也收效甚微，而且中国当时正处于宗法社会，对很多人而言知情权离自己十分遥远。但是徐宝璜《新闻学》却渗透了受众知情权意识。《新闻学》从一个“办报之主者”(传播者)的角度如何采访到真实、客观为“阅者”而不是“办报之主者”所注意的事实来衡量一个新闻是否成其为新闻，尽管徐宝璜没有正面直接谈到受众，但是我们却能够从他所谈到的“办报之主者”的职业行为看到他对受众(“阅者”)的基本价值判断及重要性的认识。这样的受众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先进的。在徐宝璜提出“权利”(知情权)受众观的89年之后，中国社会才真正开始步入受众知情权时代，确实耐人寻味。当然，这样的观念也得益于徐宝璜的留学背景:“伯轩先生是以官费生的名义赴美留学，一九一六年学成归国后。服务于社会的”［1］1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现在的新闻受众意识和20世纪初期的美国相似。从下文陆定一及范长江新闻定义的受众观众可以找到出现这种情况的历史脉络。

二、陆定一的受众观:“灌输”、“教育”的对象

一、1948年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的产生

二、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的产生

三、“学部”的功能

四、从生物学家胡先蚨的遭遇看政治对自然科学的干扰

1949年以后中共和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始终存在。中共对人文知识分子一向怀有成见，也许是早已意识到人文知识分子很难在思想上与党协调一致，所以中共执政后从来就未信任过人文知识分子。虽然中共不得不留用了一些国民政府时代的知名知识分子，但对他们的使用却从来都有所保留。

评价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要看它对于学者个人政治选择的容忍程度，以及制度性运作的过程本身是否能相对宽容学者个人的政治立场和观点。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科学院都是国家的最高科学（包括人文）研究机构，从这两个机构的院士（中国科学院称之为学部委员）产生过程中，可以比较不同时代的学术自由和政治宽容方面的差异。

内容题要

*陆定一对新闻报道(作品)的定义中包含着唯物主义本体论前提,但后来的研究者对此重视不够.

*“新闻是属于精神世界”与“新闻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提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没有离开人类社会而独立存在的新闻，也不可能有与人类社会不发生关系的新闻本体。新闻本体深深植根于人类社会客观的物质实践活动中。

*新闻不是事实的反映，不是事实的报道，也不是事实的信息。新闻就是事实。新闻依存于人类社会，但并不依存于人的主观意识。新闻属于社会存在范畴，不属于社会意识范畴。

*哪些事实是新闻，哪些不是，其决定因素不是事实本身，更不是传播者或传播媒介，而是人在社会实践中不断产生和发展的“知”的需要已经事实本身满足这种需要的程度。

内容题要

*陆定一对新闻报道(作品)的定义中包含着唯物主义本体论前提,但后来的研究者对此重视不够.

*“新闻是属于精神世界”与“新闻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提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没有离开人类社会而独立存在的新闻，也不可能有与人类社会不发生关系的新闻本体。新闻本体深深植根于人类社会客观的物质实践活动中。

*新闻不是事实的反映，不是事实的报道，也不是事实的信息。新闻就是事实。新闻依存于人类社会，但并不依存于人的主观意识。新闻属于社会存在范畴，不属于社会意识范畴。

*哪些事实是新闻，哪些不是，其决定因素不是事实本身，更不是传播者或传播媒介，而是人在社会实践中不断产生和发展的“知”的需要已经事实本身满足这种需要的程度。

内容题要

*陆定一对新闻报道(作品)的定义中包含着唯物主义本体论前提,但后来的研究者对此重视不够.

*“新闻是属于精神世界”与“新闻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提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没有离开人类社会而独立存在的新闻，也不可能有与人类社会不发生关系的新闻本体。新闻本体深深植根于人类社会客观的物质实践活动中。

*新闻不是事实的反映，不是事实的报道，也不是事实的信息。新闻就是事实。新闻依存于人类社会，但并不依存于人的主观意识。新闻属于社会存在范畴，不属于社会意识范畴。

*哪些事实是新闻，哪些不是，其决定因素不是事实本身，更不是传播者或传播媒介，而是人在社会实践中不断产生和发展的“知”的需要已经事实本身满足这种需要的程度。

关键词：新闻学基本概念传媒职能客观公正作为商品的新闻

[摘要]：本文通过阐述1978年以后几个新闻学基本概念回归本学科的历史进程，说明对新闻、新闻传媒的认识是否科学，对于传媒业的发展、新闻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特别在社会变迁的转折时期。作者认为，推动我国新闻学基本概念回归的动力，与其说是不同意见长期争论，一方说服了另一方，不如说是1978年的那句老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传媒业发展的实践，不断推动着人们对以往认识的转变。

Abstract:Severalbasicconceptsinjournalismhavereturnedtotheiroriginalmeaninginsubjectsince1978.Byanalyzingthishistoricalprogress,thearticleholdsthatourscientificunderstandingofnewsandmassmediaiscrucialtothedevelopmentofmediaindustryandjournalism,paringtolong-termargumentofdiverseopinions,oneisconvincedbyanother,theauthorthinksthatthedrivingforceofthereturningofthesebasicconceptsis,asthesayingin1978,practiceistheonlycriterionfortestingtruth,whichmeans,thepracticeofChinesemediaindustryiskeeppromotingpeople’smind.

KeyWords:basicconceptsinjournalism,functionsofmassmedia,objectivityandfairness,newsascommodity

如果现在我们说，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传媒的主要职责是向公众及时报告新闻；传媒应当反映社会舆论；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新闻具有商品性；报纸要为读者服务，等等，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会感觉这是不言而喻的，还用再说什么吗？但是，如果把这些说法放在30年前，说出哪句话都要冒着受到批判的风险。现在研究“新闻自由”、“表达自由”的文章很多，专著都出版了数本。然而在30年前，若不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表达自由等词写出来、说出来本身，也是要冒风险的。

观念的变化往往滞后于社会的变迁，只是在这种变迁基本完成后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一些观念才会与现实情况逐渐吻合；然而，随着新的环境变化，可能好容易接受了的观念或认识，接着又面临更新的观念的挑战。我国新闻学在改革开放30年中，便经历着这样的变化过程。

导言

1966年至1976年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无产阶级」时期（以下简称「」）。其中「文化」指的不仅仅是一般的文学艺术而是马克思主义所认为是属於上层建筑的、与经济基础相应而互动的政治文化。其实自始至终讲的是所谓「阶级斗争」。其发动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内部已有人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并正在日趋巩固和加强党内和政府中的地位与势力。1

这种社会主义阶段两条路线的矛盾与斗争是引发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因规模庞大、参与者众多、所涉方面错综複杂，诠释的人至今众说纷纭争论不休。2然而就对相当一部分人民的迫害和摧残，学术界多少还存在着一些共识。这些迫害与摧残的背后都有一些极端的行为在运作。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行为是当时的政治话语3之产物或至少被它所推动和认可。4

拙文的研究物件正是政治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样板戏。目的是探讨这种属於文化领域的娱乐形式如何影响到参与者及其行为。在方法上本文採取了结合个案研究（指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与田野调查（访谈录）的研究方法。材料来源主要是1963年至1969年《人民日报》的相关文章，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剧本和录影以及相关文献典籍（详情请看本文末页主要参考书资料）。

本文将分为背景（话语的形成与样板戏的出现），样板戏的创作特点，《智取威虎山》和访谈录4节。最后一节，即「结语」将尝试在前4节的基础上进行总结。

第一节背景：话语的形成与样板戏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