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范文10篇

一、行政垄断的界定

尽管早在1993年制定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就已经对行政垄断做出了禁止性规定并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尚没有对行政垄断做出明确和权威的界定。目前学界对于行政垄断的概念争议也颇多，概括起来大体有如下几点：

一是“行为说”，即行政垄断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为使某些企业得以处于垄断地位和限制竞争，而滥用行政权力干涉、限制或者排除其他企业合法竞争的行为。1二是“状态说”，该说认为行政垄断是具有行政属性的垄断行为，它是指由政府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的作用而形成的垄断。2三是“状态行为说”，即行政垄断是指凭借着行政机关或其授权的单位所拥有的行政权力，滥施行政行为，而使某些企业得以实现垄断和限制竞争的一种状态和行为。3

虽然在定义上学界还存在着争论，但多数学者认为，行政垄断是与经济垄断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是由法律或政府行政权力直接产生，或者因行政权力的滥用而产生的，并受到行政权力支持和保护。它具有如下特征：

1、行政垄断是一种政府行为。经济垄断是凭借企业自身的经济实力形成的，而行政垄断则是凭借着政府的行政权力产生的。如果没有政府行政权力的介入，就不可能出现行政垄断的后果。

2、行政垄断是一种地方政府或国家经济管理部门的行为，而不是中央政府的行为。行政垄断和国家垄断虽然都是由政府的行政行为引起的，但二者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

行政垄断由于以行政强制力为后盾，通过具有普遍约束力力的政府规章，部门规章、命令、决定、决议等抽象行政行为来限制和排除企业间的公平竞争，从本质上说，行政垄断是一种比较经济垄断影响更广泛、更持久，危害更严重的不法行为，其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市场的统一、全面开发为基本前提，然而，行政垄断凭借行政强制力，以某一地区或某一部门的区域利益为出发点，分割市场，垄断经营，形成横向的地区经济封锁和纵向的部门垄断，直接阻碍和破坏全国性统一和开放市场的形成，造成社会各种资源的浪费和重复建设，从根本上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持续发展，以改善国家经济发展的质量问题。

（二）阻碍公平竞争秩序的形成。行政垄断以行政权为后盾，在现今行政权日益膨胀，其影响无孔不入的当今社会，实施行政垄断的部门，行业无疑占有了先天的优势，再通过地区性歧视待遇和部门性差别待遇等行政手段，直接阻碍企业之间，公民之间的自由和公平的竞争，与市场经济的竞争精神相悖，从而在一定的商品服务等交易领域限制甚至排除竞争，对公平竞争秩序造成了破坏性的恶劣影响。正如学者陈志成所说：“行政垄断是一种‘圈地式’的，排他性的特殊经营，在其垄断领域实施了市场禁入，通过种种排他性控制，阻止竞争对于（含潜在对手）的进入，妨碍了要素的自由流动，破坏了市场竞争的‘公平原则’”。①

（三）滋生腐败，败坏社会风气。行政垄断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一定部门或一定地区的利益，它实施的负面影响之一便在于限制或排除竞争，扶植企业的依赖性，使企业不再把精力放在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和科学管理以提高生产效率或服务质量以进行正当、合法的竞争，而是将大量的时间、精力、费用用于游说和行贿，以一定的代价希冀得到行政主体的庇护和倾向性的政策，维护本企业在低水平下发展，这就必然产生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既损害了行政主体应有的权威性和廉政形象，也使社会上群起效仿，败坏良好的社会风气。

（四）行政垄断严重侵害了公众的合法权益。行政垄断的典型表现为：凭借行政强制力，人为控制产品生产和供给数量，固定相应的服务供应商，制造有利于自己“卖方市场”状态，维持大大高于竞争性市场的产品和服务垄断性价格，攫取超额垄断利润，衍生一定的“特权阶层”。以损害“全社会”绝大部分人的利益来维持少数人的“特利”。凭借强制性的成本转移和不公平的价格损害公众消费者利益。此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对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具有知情权，选择性和平等交易权，但在行政垄断面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被限定，丧失了自由选择商品和服务的权利，个人消费自由被剥夺，人们往往迫于形势只能选择“唯一”的“选择”，这侵害了公众的人身权益。德国学者路德维希·艾哈德认为“消费者的自由……是任何人不约侵犯的基本权利”。侵犯了这种自由，“应当算是一种反社会的暴行”。②

（五）行政垄断加剧了社会不公，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违背。社会主义不是同时富裕，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的收入差距允许存在，但这要建立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凭借个人能力、学识及作出的贡献而体现的个人价值的差距，而不是凭借行政强制力所形成的行政垄断使有关部门和个人在非公平竞争的条件下获得高收入，高利润。在2001年人代会期间，朱镕基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还存在较严重的垄断问题，还形象地用“银行加‘证（券）保险’，两电（电信、电力）加烟草，石油加石化，扫地的拿得不少”这句顺口溜说明了我国存在的行政垄断所造成的高利润、高收入行业（部门）。③行政垄断实施的主体借助行政权力对资源进行瓜分和占有，剥夺广大消费者利益而获得高额利润，从而实现本行业、本部门、本地区的利益及其成员达致利益最大化。（六）行政垄断导致低效率，阻碍经济发展。“与秩序、正义和自由一样，效率也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美德。一个良好的社会必须是有秩序的社会，自由的社会、公正的社会，也必须是高效率的社会”。“既然效率是社会的美德，是社会发展基本价值目标，那么，法律对于人们的重要意义之一，应当是以其特有的权威性的分配权利和义务的方式，实现效率的极大化”。④行政垄断实施者往往以为了提高本地区，本部门的经济效率为借口实施其行为，但实质上，行政垄断不仅会浪费资源，导致经济福利的减损，同时也使规模经济效应难以形成，造成经济效率的低下。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一个经济学流派西方公共选择学派的寻租理论认为：如果资源通过政治过程而不是市场过程予以分配，那么就会导致人为的资源短缺，并诱发人们寻求这些短缺资源的活动，这种活动对社会的损害往往大于租金获得者的收益。行政垄断对经济效率的损害，还表现在行政垄断阻碍了规模经济的发展。发展规模经济对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促进科技进步与创新，提高国际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在我国却由于地区封锁、部门分割等行政垄断行为阻碍了我国规模经济的发展。首先，行政垄断使企业免受竞争的压力，不但产品市场配置低效率，而且还产生了另外一种类型的低效率，即免受竞争压力的厂商明显存在超额的单位生产成本，即经济学上所称为“X效率”。使企业难以通过自身积累实现规模经营。但国外的X效率常产生于规模较大的企业，而中国企业的规模普遍不大，却由于有行政垄断的存在，垄断地区、部门缺乏竞争，因而根本就没有竞争压力，没有创新的动力与热情。其次，行政垄断使企业的经营活动局限于狭隘的市场范围，企业缺少规模经营所需的外部条件。亚当·斯密认为：市场范围和市场容易限制劳动分工和企业规模大小，只有当对某种产品的需求随市场范围的扩大增长到一定程度时，专业化的生产者才能实际出现，大规模生产经营才有实际存在的经济意义。简言之，规模经济的成长需要以较大的市场范围和市场容量为前提条件。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如果全国市场统一起来，那么我国国内市场的范围是广阔的，市场容量也非常巨大，完全可以形成规模经济。然而，由于行政垄断的分割和封锁使全国形成了若干互相隔离的小市场，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只能局限于本地区、本部门狭隘的市场范围内，无法吸引到规模经济所需的巨额资金，原材料和能源，更谈不上“跨界”流通，销售和企业扩张。

【英文标题】OntheNon-applicationtoAdministrativeMonopolyByTraditionalAnti-MonopolyXUEKe-peng

【内容提要】行政垄断是以公权力方式阻碍市场竞争的国家行为，是我国目前一种特有的现象，并有着思想、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它与经济垄断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导致的社会关系也非同一性质的法律调整对象，所以，传统的反垄断体制、方法和程序不可能消除行政垄断。

【英文摘要】Theadministrativemonopolyisastatesbehaviorintheformofpublicpowerthathindersthemarketcompetition.Itscausesincludetheleadersideology,ourcountryspoliticalandeconomicsystem,etc..Itdiffersfromthemarketmonopolyastwolegalfacts,andcanleadtotheestablishmentofthedifferentlegalrelations.Therefore,thesystem,methodsandprocedureofthetraditionalanti-monopolylawcannoteliminatetheadministrativemonopoly.

【关键词】行政垄断/经济垄断/市场经济/竞争Administrativemonopoly/Marketmonopoly/Marketeconomy/Marketcompetetion

【正文】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后，行政垄断已代替过去的政府无度干预而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大公害。刚刚起步的中国市场经济不仅屡遭各类不法经营者形形色色行为的侵扰，而且饱受了来自行政部门形式多样的行政垄断之苦。尽管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早在七年前就对危害甚深的行政垄断做出了禁止性规定和相应的法律责任，但实践证明，行政垄断并未因法律的禁止而绝迹或收敛，相反，在复杂动机驱使下的行政垄断似有愈演愈烈之势，以致有关人士不得不为此而大声疾呼。“入世”之后，制定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反垄断法已成我国发展之必需及大多数学人之共识，但面对世界其他国家不曾多遇的行政垄断问题，因缺乏先例而争议颇多。行政垄断与经济垄断的危害性不可同日而语，而人们又常将二者相提并论，似乎在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笔者认为，行政垄断与经济垄断尽管有一些相同之处，但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需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试图用传统的制止经济垄断的反垄断法去解决行政垄断的思路，从总体上难以行通。不过，重要的不是在中国未来的《反垄断法》中是否应规定行政垄断的问题，而在于用何种手段去根治行政垄断的问题。如果我们既想解决一般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经济垄断问题，又欲根治在中国特有的行政垄断问题，则须突破传统《反垄断法》的窠臼，在吸收它国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探求规制行政垄断的特殊方法。所以，笔者要否定的是那种把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简单并列，把二者作为同一类问题，用同一个部门法手段来调整的错误认识，至于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是否可以在同一个法律文件中，则是其次的问题。本文认为，我们应另辟规制行政垄断的蹊径，而不能采用传统的反垄断法中的方法和体制。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后，行政垄断已代替过去的政府无度干预而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大公害。刚刚起步的中国市场经济不仅屡遭各类不法经营者形形色色行为的侵扰，而且饱受了来自行政部门形式多样的行政垄断之苦。尽管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早在七年前就对危害甚深的行政垄断做出了禁止性规定和相应的法律责任，但实践证明，行政垄断并未因法律的禁止而绝迹或收敛，相反，在复杂动机驱使下的行政垄断似有愈演愈烈之势，以致有关人士不得不为此而大声疾呼。“入世”之后，制定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反垄断法已成我国发展之必需及大多数学人之共识，但面对世界其他国家不曾多遇的行政垄断问题，因缺乏先例而争议颇多。行政垄断与经济垄断的危害性不可同日而语，而人们又常将二者相提并论，似乎在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笔者认为，行政垄断与经济垄断尽管有一些相同之处，但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需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试图用传统的制止经济垄断的反垄断法去解决行政垄断的思路，从总体上难以行通。不过，重要的不是在中国未来的《反垄断法》中是否应规定行政垄断的问题，而在于用何种手段去根治行政垄断的问题。如果我们既想解决一般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经济垄断问题，又欲根治在中国特有的行政垄断问题，则须突破传统《反垄断法》的窠臼，在吸收它国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探求规制行政垄断的特殊方法。所以，笔者要否定的是那种把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简单并列，把二者作为同一类问题，用同一个部门法手段来调整的错误认识，至于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是否可以在同一个法律文件中，则是其次的问题。本文认为，我们应另辟规制行政垄断的蹊径，而不能采用传统的反垄断法中的方法和体制。

一、行政垄断的特殊成因以及与经济垄断的区别

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经过长期充分自由的竞争，优胜劣汰不断发生，个别企业由于规模不断壮大，形成了在某一行业的优势，从而产生经济垄断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此外，个别企业为了消除和阻碍竞争，通过联合或通谋的方式，以排斥和限制竞争。[1](P297-298)所以，经济垄断是市场的天然产物，是在市场中占有优势地位的企业为了获取垄断利润，避免进一步竞争而实施的有害于其他经营者和消费者的行为。但存在于我国的行政垄断既不是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共有现象，也非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一般特点。行政垄断在中国的存在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基础，以规制经济垄断的传统反垄断法不可能完成消除行政垄断的任务。

首先，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行政垄断的体制渊源。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被赋予了强大的经济职能，从物资分配，到劳动力的配置，以及各种商品的价格都由政府以计划的方式进行。市场的作用几乎完全被排除。经过不断改革，我国最终也选择了市场经济这一实践证明能有效配置资源的体制。但长期的计划经济给我们带来的灾难不仅仅是经济的萎缩，更重要的是这种体制在社会生活中的惯性，尤其使我们的政府职能迟迟不能实现转变，不能使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科学化。尽管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有近十年的历史，但许多行政机关仍然屡屡违背市场规律，凭借自身拥有的权力进入市场。行政垄断就是计划经济之后政府部门仍然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志统治市场的表现，是计划经济的一种残留形式。这是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产生原因的根本区别。

其次，利益的不平衡和政府立场的错位是行政垄断的动机或认识上的原因。政府参与市场，以垄断形式限制竞争，从外观上看仅仅和政府的其他行为并无实质性区别，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在《宪法》中已被界定为“宏观调控”后[2]（第七条），政府仍频频以垄断方式介入市场，必然有其主观上的原因。不论是行政垄断，抑或是政府干预，政府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即为追求一定的利益。正是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下，政府才介入市场。但政府介入市场应代表和谋取全社会的利益，而不是本地区和本部门少数人的利益，更不是为了自身或内部人员的利益。行政垄断的产生正是这些行政部门的领导人对政府所代表的利益形成了错误认识，将本地区、本部门甚至本单位和少数与自身利益有密切联系的企业的利益置于整体利益之上。而西方各国规制经济垄断的反垄断法的基本前提是，政府代表的是全社会的利益，而不是个别地区或个别部门的利益[3](P102-103)。所以，政府立场错位的问题不解决，我们不仅不可能用传统的反垄断法来规制行政垄断，甚至对经济垄断也无能为力。经济垄断的思想根源是垄断企业为了追求垄断利润，而行政垄断是政府为了追求少数群体或其本身利益，二者的行为目的有根本的区别。

再次，政府和企业关系的错位是导致行政垄断的又一认识上的原因。市场经济是以企业为主体的经济，是各个企业在产权明晰和平等的基础上以自己的意志独立从事经营活动。政府一般情况下应居于市场之上，以维护市场秩序和宏观调控为己任，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良好的内外环境。对市场主体之间的正当竞争，政府不得随意干预，更不得为了维护本地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利益阻碍竞争。我国的行政垄断之所以非常猖獗，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政府的领导人在错误立场的基础上对政府和企业关系的错误认识，是将本地、本部门和少数企业的利益凌驾于全国利益、整体利益和多数人利益之上。所以，只要政府领导人的思想观念不改变，行政垄断就不会消灭。而传统的规制经济垄断的反垄断法决定了不可能对行政垄断有任何作为。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我国网络经济快速发展，逐渐渗透到社会不同层面内，对原有经济形式造成严重影响情况下，人们生活方式发生转变，同时有效推动我国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建设。我国经济进入到更加深层次发展历程内，具有良好发展前景，推动我国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

一、网络经济下垄断绩效分析

(一)竞争性垄断

在网络经济大体环境之下，原有借助价格垄断模式也就并不适用，逐渐通过技术进行垄断。部分企业虽然在市场内具有一定竞争力及优势，但是伴随着市场竞争越加激烈，即便企业短时间内在市场内处于垄断地位，也非常容易被其他企业所替代，这也就造成企业无法按照自身市场定位随便定价。除了技术水平之外，在网络经济环境之下，市场准入条件也不符存在，中小型企业在掌握有关技术之后，就可以快速在市场内发展建设，甚至与垄断企业对抗。在这种竞争模式之下，垄断企业需要增加在技术上面创新强度，进而维持自身在市场内占有率，借助新型优质产品吸引到更多消费者。所以，在网络环境内，垄断依旧具有良好竞争力。

(二)提升消费者福利

在传统市场经济模式内，垄断企业在市场内具有绝对话语权，可以通过提价限产形式，提升自身经济利润。但是在网络经济背景之下，垄断企业想要提升自身经济利润，经常采取增加生产数量方式实现，将发展重点放在消费者需求上面，按照消费者意见价格，确定产品销售价格。这也就表示，垄断企业在网络经济环境下，并不具有产品定价权利。价格并不是企业建设核心内容，开始逐渐将竞争点放在技术水平上面，通过更新换代产品形式，提升自身在市场内竞争力。由此可知，在网络经济环境内，垄断企业可以降低产品销售价格，提升生产规模，进而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福利［1］。

一、国企垄断地位的形成

经济学认为形成市场垄断的原因大体有五种：一是由资源的天赋特性带来产品与服务的独行性，使资源所有者拥有排他性控制权，如龙井茶、刘欢的歌；二是专利发明与商业秘密，在政府提供的保护期内，企业具有排它性控制权；三是竞争中的胜出者凭借实力与策略在一段时期内拥有排他性控制权，如IBM在硬件市场、微软公司在软件市场淘汰了竞争对手而占据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四是在“自然垄断”行业中的在位者也具有排他性控制权，如电解铝、汽车制造等行业，因为新竞争者要支付巨大的初始投资而在成本上居于劣势就会面临很高的“进入壁垒”；五是运用非经济的强制力量清除竞争对手，保持对市场的排他性控制权，这种强制性势力，可以是高度非制度化的势力，如欺行霸市、强买强卖。一般而言，这种情况往往是局部的，如某些地区建筑市场中出现的沙霸、砖霸等，而且当情况十分严重时，政府也会出面干预甚至取蒂。

以上从垄断的成因来对垄断类型的划分是简单的，但在现实中的形成是很复杂的，垄断的成因往往还是变化的。在中国经济转型期国企获得垄断地位更主要的可以是高度制度化的势力，如政府管制或由立法来阻止竞争而产生的行政性垄断。一般而言，由于政府介入，行政性垄断的影响是全局的，使经济效率受到的损失也是最严重的，这也是当前国企垄断倍受关注的原因之所在。

比如美国AT&T公司，早年是因为发明电话这一创新带来了垄断，后来是因为在全国铺建电话网络而形成了自然垄断，而1926年以后就通过法律确立了电话市场独占权，从而享有强制性垄断。又如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微软反垄断案，就是因为控方指出微软公司创新的垄断可能伴有其它“不正当手段妨碍了竞争”，也就是限制了其他公司参与竞争。

市场经济遵循的一般原则是鼓励竞争反对垄断，然而竞争的结果很可能导致垄断，于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应该反对什么样的垄断。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借鉴产权保护理论加以分析。

二、产权的保护性分析

中国的行政性垄断主要表现为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行业垄断就是政府所属部门为保护本部门的企业和经济利益，滥用行政力量限制竞争者的市场准入，排斥限制或者妨碍市场竞争。我国现行体制长期禁止或限制外商和个人投资于服务领域，这种保护性做法导致我国金融、邮政、电信等服务行业长期处于低效率状态，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降低了社会福利。如IP长途电话业务部分，在国内最初提供IP电话业务的是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的一个网吧，1997年陈氏兄弟租来电话线，交纳了市话费与上网费，办起了基于网络的长途语言传输服务，那时中国邮政的国际长途是每分钟收费28元，陈氏兄弟只收IP电话费4.8元。但马尾区法院认为陈氏兄弟的行为属于“新类型犯罪”，判决“非法经营电信”。尽管后来福州中院多次撤销马尾区法院的判决，但陈氏兄弟钱物还是被“暂扣”。信息产业部随后宣布各个国有电信公司全面推出IP电话业务，随即垄断了IP长途电话业务。

地方保护主义（又称地区垄断）形成另一种行政性垄断形式。地方保护主义主要是地方政府为保护本地的企业和经济利益，禁止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阻止本地原材料销往外地，由此使全国本应统一的市场分割成一个个狭小的地方市场，设置地区市场壁垒，一些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作为地方利益的保护人，为保护本地区、本部门及本行业局部利益、短期利益，确保地方经济向前发展，确保地方财政的不断增长，滥用行政权力，采用政府发文或相关部门联合发文，设置许可证，办案禁区，不当的或歧视性的质检和准销证，拒绝实施行政行为等多种形式，对外地商品实施地方封锁，强制外地商品办理准销证、贴花及防伪标志等，或对外地企业产品非法收取各种名目的费用，以抬高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的门槛，削弱其竞争力，保护本地商品的高额垄断利润。

如果说过去更多的是所谓显性行政垄断，地方明目张胆地通过明文规定来阻碍竞争形成垄断，那么近几年更多的是一些地方动用行政力量通过幕后操纵制造隐性行政垄断，使其貌似市场垄断，或者是干脆动用行政力量制造所谓的市场垄断，让有关方面更加难以辨别和处理。

中国的行政垄断是经济转型时期国内各种冲突累积的表现，造成了大量隐性社会福利的损失。

首先，应对垄断行为立法，把反行政性垄断行为作为反垄断法的一个重要内容。用反垄断法限制行政性垄断行为是最有效的手段，欧美及东欧一些国家采取这种形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其次，设立一个高度独立的、权威性的反垄断执行机构，使其能有效地处理行政机构的违法行为，这个机构应有自己独立的财政拨款，独立的执行机构及人事制度，这样才能不受制于某些强大的利益集团。内部成立分别监管行业和地方垄断的两个执行部门，所在员工并不应是国家公务员，这样他们不隶属于任何政府部门，以雇佣形式聘请会计师、核算师、工程师、电脑专家等各领域的专家，反垄断工作是与拥有丰富资源的垄断利益集团较量，不是内行不可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时成立相应独立于执行机构的监督机构，监督机构成员应由社会上的各界代表组成，并注意吸纳社会名士、律师、学者，以定期、不定期形式检查反行政垄断工作的进展。

在《反不正当竞争法》执法实践中，如何处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与相关行业部门的关系，合理确定各自的职能定位，维护执法的统一性，是当前公平交易执法中的突出问题。由此，也引发了《反垄断法》起草过程中关于执法机构设置的敏感问题。北京大学法学院盛杰民教授的此篇文章，从工商部门查处两起不正当竞争案例入手，通过分析普通法与特别法的适用，提出“谁是合法执法主体”的问题。综观国外市场竞争秩序执法机构的体制与职能，盛教授提出：行业监管不能代替市场监管，损害市场竞争秩序的违法行为由本行业监管部门监管有不妥之处。当前应明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法律确立的当然行政执法主体。建立和完善工商部门为主导，与其他行政管理机构、法院相互协调统一的公平竞争执法机制是当务之急。（编者注）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垄断坚冰”开始松动。《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制止市场竞争中出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垄断行为，维护公平、自由和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从而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为根本目标。在《反不正当竞争法》颁行的这10多年中，作为其执法主体的工商机关一直贯彻和执行上述目标。但是，近年来，基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某些规定内容，工商机关在很多具体的执法过程中踯躅难行。这就使得工商机关的执法效果大打折扣，进而影响整个社会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打击效果，影响正常的社会竞争秩序的建立和维护。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谁才是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合法执法主体，这一问题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由于执法主体不明确，工商部门与其他行业主管部门的执法行为产生冲突，不同部门的执法在法律适用上产生较大差距，《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执法出现了割据状态，一部权威性的法律有被分解的危险。

《反不正当竞争法》是为了适应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在1993年9月2日经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我国第一部专门调整市场竞争行为的法律，并于同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10多年来，该法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该法自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诸多与市场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譬如，究竟何者应当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合法执法主体，就是一直困扰理论界和实践界的难题。《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其他部门监督检查的，依照其规定。”一般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将其执法主体的资格赋予了工商机关。但是，基于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其他部门监督检查的，依照其规定”这一内容的不同理解和认识，人们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产生了分歧。工商部门在履行执法职责的同时，也就自然地承受来自方方面面的质疑。而在遭受太多的质疑之后，工商部门自身也产生了“动摇”，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对“边缘化”的行为有时不得不采取少管或不管的态度。这对我们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完善并不是一个可取之策。

司法的“摇摆不定”

长期以来，保险在我国一直是垄断行业，现在仍处于垄断地位。某些保险公司经常滥用其在理赔方面的优势地位，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商品或者服务。保险公司如果滥用其行业优势地位，限定投保人或保险受益人购买其指定的产品，那么就限定了投保人或保险受益人购买该类产品的自由，同时剥夺了其他生产经营者参与竞争的机会。这种行为一方面破坏了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另一方面也限制了经营者之间的自由竞争。这种涉及保险行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究竟由谁来监管？作为保险行业的监管机构，保监会认为其拥有当然的管理权；而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执法机构，工商部门认为自己拥有绝对的监管权。让人更加困惑的是，法院在对工商部门和保监会的监管权限的认定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例证之一：1999年9月至12月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湘潭市岳塘支公司委托工商银行岳塘支行湘潭电机厂的财产保险业务，收取保费106万元。之后，人保岳塘支公司通过虚列保险人（黄建华、高春潮、王东方等）的方式，从106万元保费中套取了手续费8.12万元，并将其中7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工商银行岳塘支行。通过调查，湖南省湘潭市工商局认定人保岳塘支公司存在不正当竞争和商业贿赂行为，并于2002年9月作出没收人保岳塘支公司非法所得的处罚决定。人保岳塘支公司以“工商部门不具备监管处罚保险公司的主体资格”为依据，于同年11月向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作者：曹宇明单位：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一、现阶段行政垄断的表现和成因分析

行政垄断主要是指独家或少数几家政府办企业占有市场的大部分至全部,控制价格,排斥他人的进入和竞争。在表现形式上讲,行政垄断包含多种多样的具体形式,如政府专营、行政准入限制、计划配置资源、地方保护和封锁、党政机关兴办行政性公司等。有学者研究指出,行政垄断的主要特点包括:垄断企业大多为国有独资或国家绝对控股;垄断企业或者由政府直接经营,或者在企业治理结构中,政府主要通过经营者人事权的控制实行内外结合的监管;垄断企业市场力量的获得来源于法律合法性和行政合法性;垄断企业具有纳税人和向政府贡献利润的双重身份;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是一种低效率的竞争,表现为不计成本的重复投资和少有创新的经营管理;市场结构以行业性的寡头垄断为主,即竞争主体一般只有2~10家。[1]笔者认为行政垄断的成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利益的驱动是行政垄断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

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条块分割、财政“分灶吃饭”所形成的“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与行政垄断相结合,地方政府和特定政府部门追求地方利益或部门利益进一步导致这些利益实现的制度基础———各种各样的行政壁垒———不但没有减弱,反倒有加强的趋势。中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曾一度推行经济放权,尤其是地方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管理经济的职能从“工具性”变为“自主性”,地方政府和行政垄断部门的自主权不断扩大,加之同期的财政和税收改革又大大强化了其对地区和部门利益的持续追求。有学者认为,现阶段政企之间的关系正从“政企不分”走向“政企同盟”,这为行政垄断的延续提供了利益基础。[2]在这种分析框架下,规制者既是产业规制政策的制定者,也对该地区或部门国有企业的赢利状况负有一定责任,尤其是企业盈利状况与官员政绩密切相关。在这种逻辑下,地方政府为了确保地方财政收入和提高政绩,就想方设法使本地企业创收,甚至不惜通过行政手段来干预市场,其惯用方式就是限制外来企业的产品流入或进入本地经营。甚至在一些属于竞争性行业,行业主管部门仍然拒绝开放引入竞争机制。

(二)法律制度中可操作性条款的缺失是行政垄

论文关键词:行政垄断反垄断法规制

论文摘要:在我国行政垄断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其本质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政府机关或其授权的单位)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和排除公平竞争,是国家公权力对经济生活的不当介入和干预。它的存在严重限制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本文结合反垄断法的定义及法益目标探究行政垄断的具体立法规制问题。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各国,均将反垄断法规作为规范市场秩序、维护公平竞争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法律。为了及时应对经济全球化及加入WTO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加速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必将是大势所趋。行政垄断作为我国垄断的主要表现形式,理应为《反垄断法》所规制。但从此前对外公布的《反垄断法(草案)》与相关法律设置来看,尚存诸多缺陷,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一、行政垄断的概念及表现

(一)行政垄断的概念界定

行政垄断有的称为行政性垄断,有的称为行政化垄断,有的称为超经济垄断,有的称为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而对于其含义的界定,学界更是见仁见智,各有侧重。概括而言,学界对行政垄断概念的界定可分为下述三种学说:一是“行为学”,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为大多数,认为行政垄断为一种行政性行为。例如王保树在其主编的论著《经济法律概论》中即将行政垄断界定为“政府及其部门运用行政权力限制、排除竞争的行为”。[1](p277)二是“状态说”,即认为行政垄断是指由于政府的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的作用而形成的垄断。徐士英在其论著《竞争法论》中即持此观点;[2](p85)三是“状态行为说”,此说是前两种学说的结合。即行政垄断是政府行政机关或其授权的单位凭借所拥有的行政权力,滥施行政行为,而使某些企业得以实现垄断和限制竞争的一种状态和行为。[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