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洲史学范文10篇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历史学家。撰有《明夷待访录》1卷、《明儒学案》62卷、《南雷文定》32卷、《行朝录》九种以及《南雷诗历》等，编有《明文海》482卷。

作为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黄宗羲一直纠缠着众多学者的情怀。有关他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大多围绕其民主思想启蒙思想进行阐发。究其原委，概因《明夷待访录》对清末民初的思想学术影响极大，而这段时期的思想学术可谓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的风向标。研究梨洲史学的文章相对集中于以下两端：第一，突出他对学术史的贡献。梁启超把他和司马迁、杜佑、袁枢、司马光、郑樵并称为中国史学史上的六君子，理由就是他“创为学史之格”。(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九·新史学·中国之旧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仓修良也大力张扬此见，认为“黄宗羲在史学方面的贡献，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显著者自然莫过于《明儒学案》的著作”。(注：《黄宗羲的史学贡献》，载吴光主编《黄宗羲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楼毅生在《论黄宗羲的史学思想及其影响》一文也认为：“黄宗羲在史学上最杰出的贡献，是他对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注：楼毅生：《论黄宗羲的史学思想及其影响》，《河北学刊》1995年第6期。)第二，强调其对明史的贡献。杜维运的《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史学之兴起》，汤纲的《黄宗羲与<明史>》、《<明文海>初探》，陈恭禄《<弘光朝实录>的作者及史料价值》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章。

把黄宗羲的政治思想与史学思想分割开来，这可能是一种误解。梁启超在把黄氏推为清代史学之祖时，认为“其最有影响于近代思想者，则《明夷待访录》也”。(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到了金毓黻那里，《明夷待访录》则完全与史学脱离了干系。金氏认为：“或以所著《明夷待访录》见推，此概寄其政治思想，而无与史学者也。”(注：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54页。)其后学者多持此见。80年代后，研究者逐渐认识到《明夷待访录》的史学意义。白寿彝认为：“黄宗羲晚年著《明儒学案》，……是学术史的一种体裁，在中国史学史上有它一定的地位。但黄宗羲更大的贡献，是他的《明夷待访录》。这部书篇幅不大，但它尖锐地揭露、批判封建政体的腐朽。这是反对封建专制的一部破天荒的著作。这一向被认为是一部政论书，实际上也是一部史论书。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史学上的光辉著作。”(注：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页。)白先生的看法要言不凡，切中要害。不过，即使90年代，在有关黄宗羲史学的研究论文中，对这一点仍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总体说来，以往的研究触及到了梨洲史学活动的方方面面，但对其史学的核心内容表述得不够充分。梨洲史学的核心内容应是：史学家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一个历史学家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外化。表现到行动层面，就是不遗余力地搜集和保存史料，以求保存历史轨迹的真实(历史感)；就是苦心孤诣地探求明朝覆亡的因缘，以求历史发展的规律，强健现实的社会(时代感)；就是对现实的大力抨击与对理想社会的精神构造，以求启蒙未来(超时代性)。以上是黄宗羲一生史学活动的主体，也是梨洲史学的三个特点，兹论述于下：

“国可灭，史不可灭”的历史感

黄宗羲对明清之际历史日就零落芜没的状况至为伤怀。他说：“尝读宋史所载二王之事，何其略也!夫其立国亦且二年，文、陆、陈、谢之外，岂遂无人物?顾问陆君实有日记，邓中甫有《填海录》，吴立夫有《桑海遗录》，当时与文、陆、陈、谢同时之人，必有见其中者，今亦不闻存于人间矣。国可灭，史不可灭。后之君子，能无憾耶?”(注：《黄梨洲文集》，《户部贵州清吏司主事兼经筵日讲官次公董公墓志铭》。)这种强烈的历史感促使他一生以保存历史为己任，“后死之责，谁任之乎?”(注：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二卷，《弘光实录抄序》，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他通过各种途径保存所能了解的史实。无论是搜集整理史料、撰写碑文墓表、书写诗文，还是编撰史著、编选明人文集，莫不寄托着存史的信念。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历史学家。撰有《明夷待访录》1卷、《明儒学案》62卷、《南雷文定》32卷、《行朝录》九种以及《南雷诗历》等，编有《明文海》482卷。

作为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黄宗羲一直纠缠着众多学者的情怀。有关他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大多围绕其民主思想启蒙思想进行阐发。究其原委，概因《明夷待访录》对清末民初的思想学术影响极大，而这段时期的思想学术可谓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的风向标。研究梨洲史学的文章相对集中于以下两端：第一，突出他对学术史的贡献。梁启超把他和司马迁、杜佑、袁枢、司马光、郑樵并称为中国史学史上的六君子，理由就是他“创为学史之格”。(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九·新史学·中国之旧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仓修良也大力张扬此见，认为“黄宗羲在史学方面的贡献，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显著者自然莫过于《明儒学案》的著作”。(注：《黄宗羲的史学贡献》，载吴光主编《黄宗羲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楼毅生在《论黄宗羲的史学思想及其影响》一文也认为：“黄宗羲在史学上最杰出的贡献，是他对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注：楼毅生：《论黄宗羲的史学思想及其影响》，《河北学刊》1995年第6期。)第二，强调其对明史的贡献。杜维运的《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史学之兴起》，汤纲的《黄宗羲与<明史>》、《<明文海>初探》，陈恭禄《<弘光朝实录>的作者及史料价值》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章。

把黄宗羲的政治思想与史学思想分割开来，这可能是一种误解。梁启超在把黄氏推为清代史学之祖时，认为“其最有影响于近代思想者，则《明夷待访录》也”。(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到了金毓黻那里，《明夷待访录》则完全与史学脱离了干系。金氏认为：“或以所著《明夷待访录》见推，此概寄其政治思想，而无与史学者也。”(注：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54页。)其后学者多持此见。80年代后，研究者逐渐认识到《明夷待访录》的史学意义。白寿彝认为：“黄宗羲晚年著《明儒学案》，……是学术史的一种体裁，在中国史学史上有它一定的地位。但黄宗羲更大的贡献，是他的《明夷待访录》。这部书篇幅不大，但它尖锐地揭露、批判封建政体的腐朽。这是反对封建专制的一部破天荒的著作。这一向被认为是一部政论书，实际上也是一部史论书。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史学上的光辉著作。”(注：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页。)白先生的看法要言不凡，切中要害。不过，即使90年代，在有关黄宗羲史学的研究论文中，对这一点仍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总体说来，以往的研究触及到了梨洲史学活动的方方面面，但对其史学的核心内容表述得不够充分。梨洲史学的核心内容应是：史学家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一个历史学家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外化。表现到行动层面，就是不遗余力地搜集和保存史料，以求保存历史轨迹的真实(历史感)；就是苦心孤诣地探求明朝覆亡的因缘，以求历史发展的规律，强健现实的社会(时代感)；就是对现实的大力抨击与对理想社会的精神构造，以求启蒙未来(超时代性)。以上是黄宗羲一生史学活动的主体，也是梨洲史学的三个特点，兹论述于下：

“国可灭，史不可灭”的历史感

黄宗羲对明清之际历史日就零落芜没的状况至为伤怀。他说：“尝读宋史所载二王之事，何其略也!夫其立国亦且二年，文、陆、陈、谢之外，岂遂无人物?顾问陆君实有日记，邓中甫有《填海录》，吴立夫有《桑海遗录》，当时与文、陆、陈、谢同时之人，必有见其中者，今亦不闻存于人间矣。国可灭，史不可灭。后之君子，能无憾耶?”(注：《黄梨洲文集》，《户部贵州清吏司主事兼经筵日讲官次公董公墓志铭》。)这种强烈的历史感促使他一生以保存历史为己任，“后死之责，谁任之乎?”(注：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二卷，《弘光实录抄序》，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他通过各种途径保存所能了解的史实。无论是搜集整理史料、撰写碑文墓表、书写诗文，还是编撰史著、编选明人文集，莫不寄托着存史的信念。

自章学诚《文史通义》有专篇论述“浙东学术”以来，梁启超、钱穆、何炳松、陈训慈、金毓黻、刘节、杜维运、朱仲玉、叶建华等学者对浙东学术的精华“浙东史学”都有论及。但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术范畴，至今尚未有大致统一的认识。上述学者的论述，或偏重于某一个时期，或着眼于浙东的某一个地区，或研究一二个重要学人。本文在上述各家看法的基础上，试把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在一定区域内不断发展的史学流派进行研究，并概括其史学学术特点，以期说明它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一、浙东学派与浙东史学

在浙东这个地域范围内，自宋代以来出现了诸如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杨简为代表的“四明学派”、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姚江学派”、以及黄宗羲开其先，万斯同、全祖望继其后的史学流派，这些派别历来被称作“浙学”、“浙东学派”、“浙东史学”。

各种名称的出现是与一定的历史时期相联系的。最早提出“浙学”的是朱熹。朱熹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当时的永嘉学派、永康学派、金华学派在思想上相通，都讲求功利，与朱熹有较大的分歧，朱熹将它们统称为“浙学”。至明末清初，浙西顾炎武异军突起，与黄宗羲并称为开国儒宗。“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浙学遂有“浙东”、“浙西”之分。首倡“浙东学派”的是黄宗羲(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见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卷，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177页。)，及至有清一代，史学领域为浙东学派所独擅，如梁启超所言：“浙东学风，自梨洲(黄宗羲)、季野(万斯同)、谢山(全祖望)以至章实斋(学诚)，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故这一学派又被称之为“浙东史学”亦顺理成章。

诚然，“浙东学术”和“浙东史学”还是有差别的，“学术”的范围比史学大，并包含了史学。但浙东学术的精髓在于史学，这已是历代学者所公认的。朱熹所说的“浙学”，就是偏重在史学上说的。他说：“浙间学者推尊《史记》，以为先黄老，后《六经》，此自是太史谈之学”(注：《朱子语类》卷122。)。又说：“伯恭(吕祖谦)之学大概尊《史记》，不然则与陈同甫(陈亮)说不合。同甫之学正是如此”(注：《宋元学案》卷52)。章学诚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又说：“南宋以来，浙东儒者，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历有师承。宋明两朝，记载皆稿荟于浙东，史馆取为依据。”因此可以这样说，对浙东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对浙东史学的研究，而浙东史学，又是有特定的学术思想所指导的史学。

从陈训慈1931年《清代浙东之史学》一文问世以来，“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术范畴进行研究，已被后来的学者所认同和接受，不少史学著作对浙东史学有专题介绍，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它的源流。

自章学诚《文史通义》有专篇论述“浙东学术”以来，梁启超、钱穆、何炳松、陈训慈、金毓黻、刘节、杜维运、朱仲玉、叶建华等学者对浙东学术的精华“浙东史学”都有论及。但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术范畴，至今尚未有大致统一的认识。上述学者的论述，或偏重于某一个时期，或着眼于浙东的某一个地区，或研究一二个重要学人。本文在上述各家看法的基础上，试把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在一定区域内不断发展的史学流派进行研究，并概括其史学学术特点，以期说明它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一、浙东学派与浙东史学

在浙东这个地域范围内，自宋代以来出现了诸如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杨简为代表的“四明学派”、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姚江学派”、以及黄宗羲开其先，万斯同、全祖望继其后的史学流派，这些派别历来被称作“浙学”、“浙东学派”、“浙东史学”。

各种名称的出现是与一定的历史时期相联系的。最早提出“浙学”的是朱熹。朱熹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当时的永嘉学派、永康学派、金华学派在思想上相通，都讲求功利，与朱熹有较大的分歧，朱熹将它们统称为“浙学”。至明末清初，浙西顾炎武异军突起，与黄宗羲并称为开国儒宗。“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浙学遂有“浙东”、“浙西”之分。首倡“浙东学派”的是黄宗羲(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见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卷，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177页。)，及至有清一代，史学领域为浙东学派所独擅，如梁启超所言：“浙东学风，自梨洲(黄宗羲)、季野(万斯同)、谢山(全祖望)以至章实斋(学诚)，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故这一学派又被称之为“浙东史学”亦顺理成章。

诚然，“浙东学术”和“浙东史学”还是有差别的，“学术”的范围比史学大，并包含了史学。但浙东学术的精髓在于史学，这已是历代学者所公认的。朱熹所说的“浙学”，就是偏重在史学上说的。他说：“浙间学者推尊《史记》，以为先黄老，后《六经》，此自是太史谈之学”(注：《朱子语类》卷122。)。又说：“伯恭(吕祖谦)之学大概尊《史记》，不然则与陈同甫(陈亮)说不合。同甫之学正是如此”(注：《宋元学案》卷52)。章学诚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又说：“南宋以来，浙东儒者，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历有师承。宋明两朝，记载皆稿荟于浙东，史馆取为依据。”因此可以这样说，对浙东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对浙东史学的研究，而浙东史学，又是有特定的学术思想所指导的史学。

从陈训慈1931年《清代浙东之史学》一文问世以来，“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术范畴进行研究，已被后来的学者所认同和接受，不少史学著作对浙东史学有专题介绍，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它的源流。

自章学诚《文史通义》有专篇论述“浙东学术”以来，梁启超、钱穆、何炳松、陈训慈、金毓黻、刘节、杜维运、朱仲玉、叶建华等学者对浙东学术的精华“浙东史学”都有论及。但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术范畴，至今尚未有大致统一的认识。上述学者的论述，或偏重于某一个时期，或着眼于浙东的某一个地区，或研究一二个重要学人。本文在上述各家看法的基础上，试把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在一定区域内不断发展的史学流派进行研究，并概括其史学学术特点，以期说明它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一、浙东学派与浙东史学

在浙东这个地域范围内，自宋代以来出现了诸如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杨简为代表的“四明学派”、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姚江学派”、以及黄宗羲开其先，万斯同、全祖望继其后的史学流派，这些派别历来被称作“浙学”、“浙东学派”、“浙东史学”。

各种名称的出现是与一定的历史时期相联系的。最早提出“浙学”的是朱熹。朱熹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当时的永嘉学派、永康学派、金华学派在思想上相通，都讲求功利，与朱熹有较大的分歧，朱熹将它们统称为“浙学”。至明末清初，浙西顾炎武异军突起，与黄宗羲并称为开国儒宗。“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浙学遂有“浙东”、“浙西”之分。首倡“浙东学派”的是黄宗羲(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见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卷，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177页。)，及至有清一代，史学领域为浙东学派所独擅，如梁启超所言：“浙东学风，自梨洲(黄宗羲)、季野(万斯同)、谢山(全祖望)以至章实斋(学诚)，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故这一学派又被称之为“浙东史学”亦顺理成章。

诚然，“浙东学术”和“浙东史学”还是有差别的，“学术”的范围比史学大，并包含了史学。但浙东学术的精髓在于史学，这已是历代学者所公认的。朱熹所说的“浙学”，就是偏重在史学上说的。他说：“浙间学者推尊《史记》，以为先黄老，后《六经》，此自是太史谈之学”(注：《朱子语类》卷122。)。又说：“伯恭(吕祖谦)之学大概尊《史记》，不然则与陈同甫(陈亮)说不合。同甫之学正是如此”(注：《宋元学案》卷52)。章学诚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又说：“南宋以来，浙东儒者，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历有师承。宋明两朝，记载皆稿荟于浙东，史馆取为依据。”因此可以这样说，对浙东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对浙东史学的研究，而浙东史学，又是有特定的学术思想所指导的史学。

从陈训慈1931年《清代浙东之史学》一文问世以来，“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术范畴进行研究，已被后来的学者所认同和接受，不少史学著作对浙东史学有专题介绍，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它的源流。

“避暑山庄学”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清史研究所长戴逸先生提出来的。1983年，他以《应该建立“避暑山庄学”》为题撰文，提出了建立“避暑山庄学”的构想。并且，信心十足地说：“我们一定能够建立起这门新的学科”。顾名思义，“避暑山庄学”是以避暑山庄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这门“新的学科”，其主要内容属于社会科学中的学问。胡适先生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中说：“凡成一种科学的学问，必有一个系统，决不是一些零碎堆彻的知识”。“避暑山庄学”，同其他社会科学的学问一样，也应该是有系统的知识。多年来，避暑山庄研究领域，由于许多学者的努力，发表和出版了不少论文和专著。这些论著，既含有关避暑山庄方面的知识，也包容不少学术理论，它们为“避暑山庄学”的建立与完善奠定了基础。现在避暑山庄研究领域，需要有这样一本著作：它能把避暑山庄研究中“零碎堆彻”的知识和学术理论问题，从横向和纵深方面系统化，并能把过去、现在和今后的研究联系起来，从总体上反映出“避暑山庄学”的状貌，并能发挥一定的引导作用。闻名中外的避暑山庄，也被称之为清帝夏宫或承德离宫。戴逸先生在《应该建立“避暑山庄学”》一文中说，“避暑山庄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她属于建筑学科的研究对象，但也不仅仅属于建筑学科；她属于园林艺术，但又不仅仅属于园林；她属于宗教、民族、历史学；但又不仅仅属于这些学科。我认为，避暑山庄是与许多学科相关的一种综合性学科。”笔者对戴逸先生这段话的理解是：避暑山庄包容建筑艺术、园林艺术、绘画雕塑等多种艺术成份，并与诸多学科相关联。因此，对避暑山庄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本文从园林角度，对避暑山庄的园林艺术特征进行探讨，并从六个方面加以阐述。

一、峰峦岑岭，争奇竞秀

山水是中国古典园林第一要素，任何一座中国古典园林，都是与山有关联的。但是，避暑山庄的山，它所占据的地位更为突出，是哪一座园林也难以与其相比拟的。康熙皇帝以“避暑山庄”四字题额，它所表现的重点就是“山”。避暑山庄“以山得名”，就是因为这里的山多。避暑山庄外，可以说是群山环列。据《热河志》记载：“山庄西北隅最高处，一峰拔起，构亭其上，圣祖题额曰‘四面云山’，联曰：‘山高先得月，岭峻自风来’。是亭切汉凌霄，群山拱揖，各开生面。东眺天桥，云垂檐际，南则玉冠诸峰，望如屏列；北则金山、黑山屹峙；广仁岭迤西诸峰，盘礴壮大案衍，络绎奔赴。凭虚纵览，万景天合。”《热河志》所言，指出避暑山庄外，诸峰环列，东西南北环拱着各种状态、各种风貌的峰峦岑岭。山庄之东有形如彩虹的天桥山，上接云天。南有如戴玉冠的高峰及其山势逶迤的岗岭，远望犹如排列在那里的画屏，北有金山与黑山，气势雄浑。庄之西，以广仁岭为代表的峰峦，连绵横列。避暑山庄不仅山庄外有如此之多的山，山庄内的山与平原区、湖泊区相比，其所占的地位也是非常突出的。在564万平方米的避暑山庄内，层峦叠翠的山，约占山庄总面积77%。避暑山庄，不仅山多，而且峰奇。这里有许许多多的奇峰怪石，散落在环山庄层峦复岭之中。这些形态各异的怪石，有的像棒槌，有的像罗汉、有的像僧冠，有的像蛤蟆，有的像骆驼，有的像鸡冠，有的像天桥，有的像椅子，有的像酒壶，还有的像蹲在峰顶上的猴子……。在众多的奇峰异石之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磬锤峰，它上粗下细，确如僧人敲磬的木锤，又像民间用来锤衣的棒槌。俗称棒槌山的怪石，它比非洲纳米比亚“上帝拇指”显得更为奇特。而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这座光秃秃的怪石的半腰，横插着一株枝叶纷繁的老桑树，使其在晴空的映衬下，构成一幅奇美的画面。康熙在《锤峰落照》诗中写道：“纵目湖山千载留，白云枕涧报深秋。巉岩自有争佳处，未若此峰景最幽。”康熙站在锤峰落照亭上东望所见景象，引起他思绪万千。在他看来，千年以前就已经用文字记载下来的磬锤峰，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景色极为优美。天下奇峰异石，都有可以与他山媲美的优势，但谁都比不上磬锤峰的景色最为清幽秀美。在康熙的笔下，不仅有赞美磬锤峰的诗，还有许多描绘和颂扬山庄峰峦岑岭、争奇竞秀的篇章。比如他在《四面云山》一诗中说：“殊状崔嵬里，兰衢入好诗。远岑如竞秀，近岭似争奇。”四面云山居高临下，站在敞亭里，不仅能近观山庄内秀景，而且可以遥望山庄外奇峰异石。因而，他置身于四面云山亭里，常被山庄内外连成一气、融为一体的山峦秀景所吸引，于是写下“远岑如竞秀，近岭似争奇”的诗句。同皇祖康熙一样，乾隆也非常喜爱山庄内外的山。他在赋诗，或题写额联时，不仅歌颂山庄之山的奇美与峻秀，而且运用比喻的手法，赞美这里山峦秀景胜于仙境，比如他为水心榭题写的横额“圆嵩澄霞”、“阆风涤翠”，都是说群山环抱的避暑山庄犹如仙境。前者是说，霞光映照山庄峰峦碧水，美如佛教胜地的嵩山；后者是说，山庄内外高耸的峰峦，就像昆仑阆风仙山青翠欲滴。言外之意，山庄内外有秀美的山峦，这里犹如仙境。透过康熙的诗和乾隆的题额，可以体会到峰峦岑岭、争奇竞秀，是避暑山庄园林艺术的一大特征。

二、峰落湖心，山水相连

避暑山庄，“以山得名，胜趣实在水”。如意湖、上湖、下湖、澄湖以及银湖、镜湖、西湖（内湖）、半月湖构成的水面，号称十里塞湖。远望塞湖之水，波平如镜；近观湖区风光，美如画卷。筑于微波涟漪湖水之中的长堤，蜿蜒曲折，径分三枝，连接着环碧、如意洲、月色江声三个洲岛，“形若芝英、若云朵、复若如意”。洲岛错落的湖区风光，最引人注目的是：峰落湖心，山水相依，这就形成了避暑山庄园林艺术的第二大特征。康熙皇帝，在《泉源石壁》诗序中引用朱熹两句诗“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意在说明山庄的湖水清澈洁净，是因为有充足的水源。据文物局徐兴志在《巧于自然理山水》一文中介绍：山庄水系来源，主要三个途径。一为热河平地涌泉，这是湖区水的来源之一。二为山区众多山泉与溪水径流，为湖区增添水量。三为武列河与狮子沟河的引入，这是山庄湖水的主要来源。避暑山庄内，有许多山泉。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如今的避暑山庄，自然山泉溪水大减，但著名的热河泉仍然不断地从地下涌出甘美清澈的泉水。积聚成池的热河泉水，直接流入山庄的澄湖，常年为湖区补充水量。当年引武列河水，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武列河是由固都尔呼河、茅沟河、赛音郭勒河汇合而成，绕避暑山庄之东，南流折入滦河。

据避暑山庄文物研究所张双秋在《惟有源头活水来》一文中介绍：康熙皇帝为建造避暑山庄选址时，曾经考察过水系，发现武列河不仅水源充足，而且沿途有很多热泉。建造山庄之初，为了引武列河入园，在山庄东北隅设水闸，闸上建阁，康熙命名“暖流暄波”，并列入康熙三十六景之中。武列河水，经暖流暄波流入山庄，沿山庄北山山麓流淌。当年，山庄北山崖壁间，喷射出一股泉流，落到山脚下，形成半月湖。引入山庄内的武列河水，经水渠流淌至此与半月湖汇合，然后再经水渠西行，汇入松云峡之山泉，流到文津阁分为两支。一支顺水渠沿山根向南流，至梨树峪与涌翠岩瀑布汇合，然后继续南行注入西湖（内湖）。另一支沿文津阁东侧南行，也注入西湖。山庄西湖与中部湖区的如意湖、上湖、下湖是相通的。引入的武列河水，经西湖输送给中部湖区的几片湖泊，并通过水心榭下八孔闸入银湖，再通过德汇门东的五孔闸泄出。上有不断引入的水源，下有日夜泄出的水流，因而山庄内的湖水不仅丰盈，而且是不停流动的活水。山泉多，溪水清，湖水盈，为山庄建造美景提供了优越条件。水本无形，得山而媚，山水相依，可显一园之精髓。避暑山庄周围环山，园中的湖水波平如镜；青峰翠岭倒影于湖水中，呈现出山水相融的状貌。这虚实结合的优美意境，常常吸引康熙或乾隆皇帝，于湖堤岸边流连忘返。康熙在《澄波叠翠》诗序中说：“如意洲之后，小亭临湖，湖水清涟澈底。北面层峦重掩，云簇涛涌，特开屏障。扁舟过此，辄为流连。”乾隆也曾为《澄波叠翠》赋诗“峰翠落湖心，悠然意与深。游鱼寻觅树，飞鸟迓迷林。”在乾隆的笔下，青翠的山峰，倒影于澄湖之中，层层叠叠，使湖水显得更为透碧深远。因为湖水清澈透碧，山峦上树木草丛，倒影于湖水中，其纷繁的枝叶十分真切，致使游鱼和飞鸟都产生错觉。“游鱼寻觅树，飞鸟迓迷林”，既描绘鱼和鸟都把倒影中的树木枝叶误以为真，又表现诗人因为迷恋眼前虚实结合的意境，而久久不肯离去，专心致志地欣赏水中画面。山庄周围，不仅山峦层迭，而且有形态各异的奇峰异石，磬锤峰就是其中最奇特的怪石。奇特之峰，其态在变，水之流动宛转之致，更显山石变幻之妙。为了在山庄内欣赏磬锤峰，康熙在接近湖区的西岭上建造了“锤峰落照”亭。乾隆在《赋得锤峰落照》一诗中写道：“一柱标云汉，千峰最上层。亭亭明夕照，煜煜蔚霞蒸。落景连空翠，腾光入碧澄。西岸翻直影，东户引闲凭。”磬锤峰像一根挺立在空中的石柱，直插云天，它高高地立于千峰万岭的最上层。夕阳返照，亭亭玉立的磬锤峰，闪着耀眼的光辉。它倒影于山庄内的湖水之中，随着碧波荡漾，时曲时直，韵味无穷。其实，磬锤峰影落湖心所构成的山水相连的画面，不用登锤峰落照亭也可看见。每当夕阳西斜，漫步在芝径云堤上，磬锤峰的水中倒影极为清晰，令人感到这虚实结合、山水相连的景象，真是妙不可言。

史学经世与求真，是史学研究中由来已久的命题。延至近代，因社会的急剧变迁及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发展进程，这一命题不断改变着其形态。在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中，关于史学经世功能的认识，是其十分重要的内容之一。考察这一时期新史家的史学理论与实践，剖析其内涵、特点及在学术思想上的表现形式，衡估其得失，对于当代的史学建设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面临着帝国主义豆剖瓜分空前的民族危机，出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爱国主义救亡高潮，先后登台的有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并相继发动了和辛亥革命。与此相适应，在史界形成了一股富有生气的新史学思潮。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倡导新史学的第一人，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号，革命派或进步学者也相继发出“史界革命”和“史学革新”的呐喊，由此中国近代史学发生了激变，关于史学经世功能的认识也产生了新的飞跃。

康有为作为“公车上书”的主角，后来成为维新派的领袖。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说，他二十七岁时就已确认救世的深沉使命，“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以是为道术，以是为行己”[1](p.118)，显示其早年的学术取向主要是经世致用。他以今文经学的“通经致用”，作为政治改革的思想武器，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举起“孔子改制立教”的旗帜，号召摧毁传统的“伪经”“新学”，在思想、学术界刮起了一股大飓风。作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梁启超于1901—1902年先后发表《中国史序论》和《新史学》，在这两篇具有纲领性的史学理论文章中，猛烈抨击封建史学，倡导“史学革命”，较系统地阐述了有关史学功用、历史哲学、史学方法等主张。梁启超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2](p.1)认为著书贵有宗旨，史著既不是为若干陈死人作纪念碑，也不是为过去的事实作歌舞剧，“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2](p.3)并大声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2](p.7)他从理论上将史学的社会功能进一步扩大，“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把史学的作用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他认为，史家的职责在于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着重说明历史演变的因果关系，以求得其“公理公例”，而“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将来者焉。”[2](p.11)在理论上为新史学阐明了方向，其中贯彻着鲜明的资产阶级史学功用观。

继起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样十分强调史学的重要性及其经世致用的功能。以革命家而兼学者的章太炎，他自述“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3]认为史学的兴废，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盛衰存亡，提出：“研究一国文化，当以历史学为最重要。”[4](p.757)“历史的用处，不专在办事。只在看了历史，就发出许多爱国心来，是最大的用处。”[5]并主张“以历史民族之义提倡光复”[6](p.557)，为反帝反清斗争服务。留日学生曾鲲化在所撰《中国历史》中指出：“历史学者，为学界最宏富最远大最切要之学科，社会上之龟鉴，文明开化之原理，国民爱国心之主动力也”[7]。认为史家之职，即在记录人群所表现于社会之生活运动，及其起源、发达、变迁之大势，“使后人龟鉴之，圭臬之，而损益、而调剂、而破坏、而改造、而进化者也。”[8]辛亥时期的国粹派史家，受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思想的影响，主张经世与学术、义理与考据并重，而以经世应务、“明体达用”为旨归。如陈黻宸在《独史》中指出：“国而无史，是谓废国；人而弃史，是为痿人。”[9]还提出了“史之独权”说，主张赋以史家以独立之权。邓实说：“无史则无学矣，无学则何以有国也。”[10]马叙伦认为：“历史一门，固世界中第一完全不可缺之学矣。”[11]又说：“推史之体，大以经纬宇宙，小以纲纪一人一物一事一艺，达史之用，可以促开化，可以进文明。”甚至认为：“史者，群籍之君也。”[12]把史学提到了学术中独尊无二的地位。

上述情况表明，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把史学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极端强调史学的社会作用。这一时期史学的重要特征，便是强调史学的重要性和功利性，乃至夸大其辞，走向极端。如梁启超所说“悠悠万事，惟此为大”，马叙伦所说“史者，群籍之群也”，都典型地表明了过分夸大史学作用的特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史学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也历来有重视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但是，把史学的重要性及其功能提到这样的高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2021年以来，市农业农村局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深入贯彻视察重要讲话精神，中央、省委、州委及市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一号文件精神，全省农业现代化推进大会精神，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推进农业现代化，初见成效。现将相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21年州级下达市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任务是15770元，增速9.0%。第一季度完成5397元，比上年增19.8%。第二季度预计完成8658元，比上年增10%。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021年州级下达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绝对值41.18万元，增速8.1%。第一季度完成8.67亿元，比上年增8.6%。第二季度预计完成18.99亿元，比上年增8.7%。

——茶叶产业：新增茶叶种植面积0.02万亩，茶叶采摘面积达到26.23万亩，茶叶总产量6895吨（较2020年同期增长11.02%），总产值18.64亿元（较2020年同期增长15.0%）。

——蔬菜产业：完成蔬菜种植面积18.14万亩，占全年任务27万亩的67.19%。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光辉灿烂，博大精深。中国古代的旅游活动，虽远不及现代旅游发达普及，但却异彩纷呈，绚丽多姿，为当时的西方国家无与伦比。研究中国古代的旅游活动，科学地对其予以分类，对深入了解作为文化现象的中国古代的旅游活动，提高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增强中华民族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无不具有重要意义。

丰富多采的中国古代旅游活动，至少可分为如下几类：

一、帝王巡游

中国古代封建帝王，为了维护统治，弘扬功绩，炫耀威力，震慑臣民，往往巡游各地。有的论者把西周时期的穆王视为帝王巡游的第一人，说他曾宣称天下诸侯各国要遍布王辇之车辙和御骑之蹄印。《穆天子传》也记述了他的西征路线和有关故事。甚至有人认为他的足迹远涉波斯（今伊朗），中国通往西方的道路最早是由他开辟的。然而，由于有关周穆王的记述多属传说性的，因此把他作为帝王巡游的实例似乎有些牵强附会。然而，秦始皇、汉武帝作为帝王巡游的代表却是极其出色的。

秦始皇（公元前259～公元前210年）是中国封建帝王巡游的第一人。公元前221年他统一中国后，10年之间（公元前220～公元前210年）出游5次：

公元前220年，他从咸阳出发,沿渭河河谷抵达陇西（今甘肃临洮）。后北行经泾水上的北地（今甘肃庆阳）返回。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光辉灿烂，博大精深。中国古代的旅游活动，虽远不及现代旅游发达普及，但却异彩纷呈，绚丽多姿，为当时的西方国家无与伦比。研究中国古代的旅游活动，科学地对其予以分类，对深入了解作为文化现象的中国古代的旅游活动，提高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增强中华民族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无不具有重要意义。

丰富多采的中国古代旅游活动，至少可分为如下几类：

一、帝王巡游

中国古代封建帝王，为了维护统治，弘扬功绩，炫耀威力，震慑臣民，往往巡游各地。有的论者把西周时期的穆王视为帝王巡游的第一人，说他曾宣称天下诸侯各国要遍布王辇之车辙和御骑之蹄印。《穆天子传》也记述了他的西征路线和有关故事。甚至有人认为他的足迹远涉波斯（今伊朗），中国通往西方的道路最早是由他开辟的。然而，由于有关周穆王的记述多属传说性的，因此把他作为帝王巡游的实例似乎有些牵强附会。然而，秦始皇、汉武帝作为帝王巡游的代表却是极其出色的。

秦始皇（公元前259～公元前210年）是中国封建帝王巡游的第一人。公元前221年他统一中国后，10年之间（公元前220～公元前210年）出游5次：

公元前220年，他从咸阳出发,沿渭河河谷抵达陇西（今甘肃临洮）。后北行经泾水上的北地（今甘肃庆阳）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