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范文10篇

[摘要]以研究和宣传中国古代科技史闻名于世的李约瑟博士，曾在1944年两次访问处于抗战困苦条件下的浙江大学，本文对这一访问的历史背景、详细经过进行了史料发掘，并就其历史意义作了初步讨论。

[关键词]李约瑟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史

一

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早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李约瑟就以其对胚胎生物化学的卓越贡献而饮誉全球，成为该学科的奠基人之一。40年代中期，是李约瑟人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他的一生由此分为两个差异很大的前后半生。前半生，主要是作为杰出的生物学家和胚胎学家为世人称颂，后半生则倾注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别感情，以从事中国科技史研究为己任。他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特别是道家思想的影响，自?quot;十宿道人"，因为他发现他的名字约瑟夫(Joseph)最古老的译音是"十宿"，以"十宿"谐"约瑟"，隐喻星座，并把自己的中文姓取为"李"，以与老子李聃同姓为荣。

李约瑟作为一个在国际生物学界有重要影响的科学家，痴迷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科技成就，是从二战期间出使中国开始的。我国抗日战争后期（1942-1946），李约瑟博士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和英国生产部的支持，出任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和英国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并在重庆组建中英科学合作馆。他经由印度飞越驼峰进入昆明，在云南、贵州、四川参观了一些学术单位。在已经经历了6年抗战的贫困中国，亲自驾车，踏遍大后方的十个省，东南到达闽、粤，西北直上秦、陇和敦煌千佛洞，西南到达云南洱海之滨，行程5万多公里，访问了三百余个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机构，接触到上千位学术界著名人士，其中有竺可桢、李俨、钱宝琮、钱临照、刘仙洲、郭沫若、傅斯年、李济、陶孟和、王亚南等人。

他积极地通过英国文化委员会供应当时中国所缺乏的新刊图书，并从印度代购急需的仪器和化学药剂；又竭力介绍中国科学家的于国外科学期刊，推荐很多人到英国进修研究。也邀请了一些英国学者来华讲学并协助他工作，为当时受日本封锁的中国科学家、医生和工程师提供援助。其夫人李大菲（DorothyMoyleNeedham）于1944年也来到中国，夫妇俩活跃在大后方的文化学术界。

摘要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方面的伟大成就，是毫无疑问的，是无法忽视的。但是多年来媒体宣传给公众造成的印象和观念并不正确。我们希望从李约瑟那里得到的东西，很可能并不是我们应该从他那里得到的。

关键词李约瑟媒体道家性伪问题

一、大众心目中的李约瑟与中国科技史

由于多年来大众传媒的作用，李约瑟成了"中国科学史"的同义语。至少在大众心目中是如此。

通常，大众心目中的李约瑟，首先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因为他主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为我国的科学文化作了极好的宣扬"，[1]为中国人争了光。这部巨著新近的"精彩的提炼"，则是R.K.G.坦普尔的《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由国内专家推荐给"广大青少年读者"的一部普及读物，其中共举出了100个"中国的世界第一"，以至于可以得出惊人的结论："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2]

由于中国至少一个多世纪以来一致处在贫穷落后的状态中，科学技术的落后尤其明显，公众已经失去了汉唐盛世的坦荡、自信心态。因此这些"世界第一"立刻被用来"提高民族自尊心、树立民族自信心"。从李约瑟的研究工作被介绍进来的一开始，就是按这样的逻辑来认识的：李约瑟作为一个外国人，为我们中国人说了话，说我们中国了不起，所以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

摘要英国杰出的生物化学家、研究中国科学文化史的权威和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李约瑟（1900—1995）博士最近逝世。他的逝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而言是个重大损失，我们因此感到悲伤。该文介绍他一生各阶段的活动和工作以及他对发展生物化学、中国科学史和中英友好事业的贡献。特别讨论了他从三十年代以来对中国文化的皈依过程和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意义。我们还指出，李博士的形象和精神为我们提供一个现成的学习榜样。李约瑟思想是科学史领域中的宝贵理论财富。最后，作者谈到过去二十多年来与李博士个人交往中所得到的感受。

关键词李约瑟，中国，《中国科学技术史》

AbstractDr.JosephNeedham(1900—1995),anoutstandingBritishbi-ochemist,authorityintheresearchfieldofthehistoryofscientif-iccultureinChinaandfaithfulfriendoftheChinesepeople,hadl-eftusrecently.HisdeathisagreatlosstoChinaandtheChinesePeople,andthusmakesusverysorrowful.Hereanaccountisgivenab-outtheactivitiesandworkofeveryperiodofhislifeandhiscon-tributionstothedevelopmentofbiochemistry,tothehistoryofsci-enceandtechnologyinChinaandtothecauseofSino-Britishfrien-dship.TheprocessofhisconversiontotheChinesecivilisationsin-ce1930sandtheimportantsignificanceofhismonumentalwork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areespeciallydiscussedhere.WepointoutthatNeedhamsimageandspiritproviededusaready-madeexam-plewhichisworthlearning.NeedhamThoughtisavaluabletheoritic-alwealthinthefieldofthehistoryofscience.Lastly,theauthort-alksabouthisfeelingobtainedfromhisprivateassociationwithD-r.Needhamduringpastmorethan20years.

KeywordsJosephNeedham,China,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

1995年3月24日晚8时55分，在剑桥大学校园区内一位当代伟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闻名全球的英国杰出生物化学家、研究中国科学文化史的权威、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李约瑟博士，怀着对中国眷念的深情离开了我们。几个月前，他曾经来信说，他近来身体欠佳，患了“帕金森氏病”（Parkinson’sdisease）即震颤性麻痹，而且已经说不出话了。从他签名可以看出写得比过去吃力，将有的字母堆写在一起。剑桥传来的消息也说，李约瑟在世的日子恐怕不多了。虽然大家事先已有了思想准备，但他的突然过世不仅在英国，而且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仍然引起悲伤，因为他受到大家的敬爱，知己遍天下。他太热爱中国了，3月23日还让人朗读有关中国的资料［（1）］。他虽已说不出话，但料想临终前口中还要念出China，China，才能合目。他的过世对他的第二故乡中国来说，同样是个重大损失。

李约瑟字丹耀，号十宿道人、胜冗子，英国原名为约瑟夫·尼达姆（Jos-ephNeedham），1900年12月9日生于伦敦的知识分子家庭。他早年攻习生物化学，在剑桥大学冈维尔－基斯学院（Gonville&GaiusCollege）投师于英国近代生物化学之父霍普金斯爵士（SirProf.FrederickGowlandHopk-ins,1861—1947），1922年毕业后作为研究生继续深造。他的第一项独立研究是探讨神经病的生物化学机制，首次在生物化学与神经生理学、神经心理学之间架起桥梁，接着研究生物化学与胚胎学之间的关系，架起了学科间另一座桥梁［（2）］。这些跨学科的研究扩大了生物化学的应用范围，导致新的边缘学科的出现。由于这些研究，他获得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双学位。1924年选为学院研究员，留职母校，同年与多罗西·莫伊尔（DorothyMaryMoyle,1898—1989）博士结婚。李夫人后来也在四十年代随丈夫来华，汉名李大斐，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大斐擅长蛋白质化学，而李约瑟集中化学胚胎学研究，1931年出版三卷本经典著作《化学胚胎学》（C-hemicalEmbryology），成为这门学科的奠基人。这是李约瑟前半生的主要科学建树。1933年任副教授，1941年先于李大斐两年当选为皇家科学院院士。1920—1940年间他除授课、作实验研究外，还发表许多有关生物化学和科学哲学作品，而科学史也成了他研究的另一热点。1931年发表《胚胎学史》（HistoryofEmbryology），成为这门科学历史的第一个作者。他还是剑桥大学科学史系的发起人。30年代以来，李约瑟不仅是杰出生物化学家，还是有进步世界观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问题专家。如果他继续沿着生物化学的路子走下去，他很有可能是另一个霍普金斯式的人物。然而命运却为他作了另外的安排，使他在科学活动鼎盛时期放弃原有专业，从20世纪最新一门自然科学转向全新的主攻方向，即对中国科学文化史的探讨，从而在后半生与东半球另一端的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内容提要】本文从李约瑟难题的两个重要表述的翻译问题入手，在考察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总体评价和分析他的“近代科学”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对难题中两个问题的原始含义作了较详细的讨论，并由此探讨了难题的深层结构。文章认为，在难题中，前一问题包含中国科学理论比较落后；后一问题中的“近代科学”指称以近代科学理论为其基本特征的理论科学，对这一点的忽视，是目前在难题的理解、转述和求解中存在误区的主要原因之一。文章最后对难题应该更名的主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问什么

【正文】

现在，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李约瑟难题”，像“科学革命”这一概念一样，已经成为科学史领域的一个专业性概念，在这个领域内外被经常使用。与此不相协调的是，对难题的转述却呈现出多样性，在理解上亦有相当的出入。虽然近年来已有学者敏锐注意到难题的本文问题，并作了可贵的探索，（［1］，p.34），但是这个问题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注意。我们认为，不少转述，尤其是一些流行的转述，偏离了李约瑟的原意，在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评价上，在难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一些误区。例如，我们从麦克米兰公司出版的《科学史词典》中可以读到：“李约瑟表明，大约在1400年以前，中国在科学、技术这两方面都比欧洲先进。他问：那么中国为什么没有像15至16世纪的欧洲那样发展出现代科学文化？”（［2］，p.295）我们要问：认为15世纪以前，中国在科学和技术两方面都比欧洲先进，这是李约瑟的观点吗？国内流行的提法是：中国古代有杰出之科学成就，何以近代科学崛起于西方而不是中国（［3］，p.728，818）？这个提法不像前者那样极端，但客观上同前一转述大同小异。回想国内曾出现过的解题热潮，不少人也是按这样的理解去解题的。

因此，无论是作为确定的专业概念，抑或是作为李约瑟研究的一个方面，甚或是为难题的求解寻找新的切入点，都有必要从李约瑟本人的原始表述入手，确定难题的准确含义。本文试图就此作一尝试，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难题的两个重要表述及其译文

内容提要本文从制度角度对“李约瑟现象”进行了解析。说明了中国古代“官科技”的起因与具体表现。特别是阐释了它对中国古代与近代科技发展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巨大作用，对李约瑟现象的形成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关键词李约瑟现象官科技科学技术史官僚政治

李约瑟博士曾在各种场合、以各种方式提出这样一个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问题：“为什么在公元八世纪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而到18世纪以后却阻止了科学的发展呢?”①“为什么近代科学(如我们所知道自17世纪伽利略时代起)不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间产生，而只在欧洲发达起来?”②由于李约瑟博士的特殊学术地位和人格魅力以及这一命题本身内涵的博大精深和极强的扩展性，使它在中国乃至更大范围内，多年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国内外的学者们不断地以各种方式表达和丰富这一命题并给予各种各样的解答。比如，英国著名科学史家、科学社会学家J．D．贝尔纳很早就提出：“有史以来，在大部分期间，中国一直是世界三、四个伟大文明中心之一，而且在这一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中，它还是一个政治和技术都最为发达的中心。研究一下为什么现代科学和技术革命不发生在中国而发生在西方是饶有趣味的。”③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中，从来没有哪一个外国学者像李约瑟博士那样受到广泛的尊敬，也从来没有哪一个问题像“李约瑟现象”那样受到广泛的关注，更从来没有哪一种思考在问题本身以外让我们获得如此多的扩展。学者们围绕这一问题给出的答案更是林林总总、多姿多彩，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东西方科技史的认识，丰富了我们对东西方古代及近现代社会发展的研究。本文将从一个比较具体、比较直接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给予解析。

在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活动有一个较为特殊(相对同时代的世界各国而言)的特点与现象，即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学习、传播、科技活动的组织与实施多以官方为主，古代科学家多数同时又是政府官员，④他们进行科技活动的目的，常常是为统治活动服务或邀宠于皇帝，“集中统一”的特征明显。我们称这种特点与现象为“官科技”。

“官科技”现象及其制度化存在，在我国古代科技活动中始终占据着主导性地位。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多方面的表现和巨大的影响等都与李约瑟现象的形成有着极为直接、极为密切的关系。我们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认为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李约瑟现象是中国古代(影响到近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果性表述；“官科技”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体制性、事实性表述。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比较全面的剖析，对我们深刻地解读李约瑟现象大有益处。

一、“李约瑟现象”成因若想真正分析

“李约瑟现象”的成因，有三个带有前提性的问题应先予以澄清。其一，“李约瑟问题”研究对象为何?其二，“李约瑟问题”研究方法论为何?其三，“李约瑟问题”研究价值为何?我们只有对这三个问题给予解答，才能够对“李约瑟现象”成因进行探源。

1“李约瑟问题”研究对象“李约瑟问题”研究对象是从本体论的角度对作为研究主体要研究什么客体给予的回答，研究对象不清，也即不知道研究什么就必将走错研究之路。目前学者们对“李约瑟问题”的研究对象仍处于模糊状态，一般认为“李约瑟问题”是一种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几大领域的研究问题，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综合性。也有学者认为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李约瑟问题”的内容会发现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而是包含六个前后逻辑相连的不同问题，从而将“李约瑟问题”变成一个问题集。这些观点要么是对问题性质进行描述，要么是把问题进一步转换，仍没有解答问题的研究对象到底为何。在此，笔者借鉴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R·Popper)的三个世界理论来透视“李约瑟问题”的研究对象。波普尔将无限丰富的世界划分为三个亚世界:“第一，物理客体或物理状态的世界;第二，意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世界，或关于活动行为意向的世界;第三，思想的客观内容世界，尤其是科学思想、诗的思想以及艺术作品的世界。”波普尔认为第一世界(世界1)具体来说包括无机自然界中的客观存在物，如树木、石头、宇宙等，生物界中的所有生命现象的结构和活动人脑，还包括人工制品的各种物质基质，如构成书的纸张、雕塑用的雕塑材料等。第二世界(世界2)作为人的主观精神活动具体地说即包括所有人的心理活动、思维过程、认识活动、心理状态以及感性和理性认识活动等范畴。当世界3通过世界2作用于世界1的时候，这里的世界2绝不是纯粹的精神活动，而是人的活动。第三世界(世界3)作为一种语言文化的客观知识的世界是人造的。世界3具有客观性、自主性、实在性的特点。客观性是指世界3一旦被创造出来，就可以脱离认识主体而独立存在，成为一种公共性的知识体系，而非私人所独有。自主性是指“世界3尽管是人类的产物，人类的创造物，但是它也像其他动物的产物一样，反过来又创造它自己的自主性领域。”实在性是指世界3能以艺术或符号等表现方式依附在具体世界1的物质实体而存在，如各种精美的雕塑品里凝结了关于雕塑的理论与知识。从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来看“李约瑟问题”的研究对象，我们会发现，若想研究“李约瑟问题”首先应该对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存在于中西方的三个世界的历史实情有清楚的了解。其次，通过分析三个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来透视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科学是如何得以发展的，以此来求解“李约瑟问题”。因此，“李约瑟问题”的研究对象为公元前1到公元15世纪期间存在于中西方各自的三个世界之间相互作用关系。人们对三个世界相互作用关系的每一种解释都将融汇到世界3里。“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因果性问题，而因果性问题一定是处在一种关系当中的。正是因为三个世界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而导致人类文明的发展，从而产生了“李约瑟问题”。依此来看，求解“李约瑟问题”的答案，其实是在追问中西方各个文明何以在三个世界复杂的相互作用中得以发展的。可见，“李约瑟问题”确实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强的问题。从已有的众多研究成果来看，无论是从宗教、文字还是地理位置、思维方式等角度对问题进行求解，实际上均是从各个角度对三个世界中的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出发并从不同的侧面进行论证而已。在此，我们可以推断“李约瑟现象”的产生与“李约瑟问题”具体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有关，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不容忽视的，即到底该如何对三个世界之间相互作用关系进行研究?这将涉及“李约瑟问题”研究方法论的问题。

2“李约瑟问题”研究方法论历史上凡有重大成就的科学研究通常均是在研究方法论上有新的突破。而研究方法论是一个立体层级结构的体系，从最上位的以思维方式方法为核心的哲学研究方法论层到最具体的学科研究方法论层是多层次、多类型的立体、多面、有机联系的形式存在。因此，我们也应从不同层级来探寻“李约瑟问题”的研究方法论。从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取得突破的核心体现在最高层次的思维方式方法的转换。“李约瑟问题”的产生是与历史上发生与中西方不同地域的各自三个世界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分不开。因此，应采用历史演变的发生学角度以及中西比较的对比研究的思维方式对其进行研究。人们对客观历史的理解的“主要目的全在于从假设上去重建一种历史的问题境况。”“李约瑟问题”的研究作为一种历史性、比较性研究，从具体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研究主体必须采用以世界3为中介作为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去研究“李约瑟问题”。波普尔曾提出“我们在第一世界中的一切活动都受到我们的第二世界对第三世界的了解程度的影响。”世界2只有将世界3作为自己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才能展开对三个世界以及三个世界相互作用关系的认识活动。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简洁地说，就是人类把自在世界变成自己的文化世界的方式，包括宗教的、艺术的、常识的、科学的和哲学的……。人类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文化的存在总是在前面世代的主体已经创造出来的世界3基础上开始自己的行动和思考的。研究主体对世界3掌握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其思维方式，从而决定其实践方式。因此，可以说研究主体以世界3中的多种把握世界的方式为中介去研究“李约瑟问题”，必然得到不同的答案。可以预见，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于“李约瑟问题”的研究，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世界必将比世界3会丰富得多，随着人们对世界3了解的深入，将会有更多的学者以新的世界3为中介的方法去进行研究“李约瑟问题”。

3“李约瑟问题”的研究价值“李约瑟问题”的研究既有内在价值也有外在价值。从内在价值来看，首先，通过“李约瑟问题”的研究开启了人类认识自身文明史的一扇窗口，它是一个人类文明史上永远值得探究的有意义的问题，其促进了中西方文明史研究的兴起。即使是那些提出“李约瑟问题”是伪问题的学者，其实也是在从另一个侧面去证明“李约瑟问题”的研究是有价值的。由于，“李约瑟问题”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以及研究者采取了不同的中介化的方式去研究，决定了其标准答案是不可能有的。“李约瑟问题”不仅在答案上是具有无限可能性，而且问题本身也具有无限可能性，这是一个无穷穷举过程。通过对“李约瑟问题”的研究触发人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不断的分析、论证与探索，在此过程中实现了思想的交流与碰撞，这是其最大的研究价值所在。其次，“李约瑟问题”的研究从深层次引发人们对中西方科技内史与外史的深入了解。人们通过不断对“李约瑟问题”进行求解的过程来探寻影响科技发展的因素。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必须还原科技发展的真实历史，这样人们就能够加深对科技内史的了解。同时，人们也还必须注意到科技发展受到社会、文化、政治等等因素对科技发展的影响。在研究“李约瑟问题”过程中必将科技的发展置于更复杂的背景下，从而能够加深人们对科技外史的了解。“李约瑟问题”的研究外在价值体现在人们在“李约瑟问题”的研究过程产生了更高层次的新的研究问题，以及受到了无限的启示。人类始于迷惘而又将终于更高层次的迷惘。范岱年先生通过对“李约瑟问题”的研究，又提出被学者称之为“后李约瑟难题”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近代科学文化中国化何以如此艰难的新的研究问题，这又会促使人们展开更高层次的研究。通过对“李约瑟问题”的研究还可以让人们受到多种启示，而这也使“李约瑟问题”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正是“李约瑟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所以也导致人们在对这种价值认同的驱动下投入到对“李约瑟问题”的研究当中。通过以上对“李约瑟问题”研究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三个前提性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尝试对“李约瑟现象”的成因进行概括。“李约瑟现象”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对“李约瑟问题”研究价值的认同，以多样化的世界3为中介，对“李约瑟问题”具体研究对象(三个世界之间相互作用关系)这个本身具有无限可能的关系体进行求证所导致的结果。正由于众多学者乐此不疲地对“李约瑟问题”进行求解才产生了“李约瑟现象”。透过这种现象对我们现实社会的教育改革、科技战略的制定等等均会有所启示。在此，仅以科学教育所受的启示为例予以说明。

二、“李约瑟现象”对科学教育的启示

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中，以大量的篇幅讨论了朱熹理学的科学思想。其基本观点有三：其一，朱熹理学是一种有机的自然主义；其二，朱熹理学是现代有机自然主义的先导；其三，朱熹的有机自然主义是科学的。由于长期以来，朱熹理学多被界定为唯心主义哲学，而唯心主义又被认为是与科学相对立的，所以，朱熹理学一直被看作是对科学技术发展起着消极作用的东西。但是，李约瑟对于朱熹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却较多地是以一种肯定的方式予以评价。

一．

李约瑟曾经说过：“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学家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连系的。换句话说，新儒学家这一思想体系代表着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它本身是唯物主义的，但不是机械的唯物主义。实际上，它是对自然的一种有机的认识，一种综合层次的理论，一种有机的自然主义。”[]说朱熹理学是唯物主义，必须首先对朱熹理学中的“理”以及理气关系作出唯物主义的说明。朱熹的“理”有“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两层含义。李约瑟讨论朱熹的理较多地是就其在自然界中的意义而言，为此，他把“理”解释为“宇宙的组织原理”[]。他反对把朱熹的“理”说成是主观精神性的东西，也反对把朱熹的“理”等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他说：“躯体的形式是灵魂，但中国哲学的伟大传统并没有给灵魂留下席位。……理的特殊重要性恰恰在于，它本质上就不象灵魂，也没有生气。再者，亚里士多德的形式确实赋予事实以实体性，……但气却不是由理产生的，理不过是在逻辑上有着优先性而已。气不以任何方式依赖于理。形式是事物的‘本质’和‘原质’，但理本身却既不是实质的，也不是‘气’或‘质’的任何形式。……理在任何严格的意义上都不是形而上的（即不像柏拉图的‘理念’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那样），而不如说是在自然界之内以各种层次标志着的看不见的组织场或组织力。纯粹的形式和纯粹的现实乃是上帝，但在理和气的世界中，根本就没有任何主宰。”[]这样，李约瑟实际上把朱熹的“理”看作是客观世界的秩序、模式和规律，而否认其中包含任何精神性的东西。

就朱熹的理气关系而言，李约瑟在把理界定为“宇宙的组织原理”的同时，把气解释为“物质——能量”。在理气先后问题上，朱熹曾说过：理气“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又说：“理未尝离乎气。然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以本体言之，则有是理然后有是气。”[]这里既有理气不可分离、不分先后的观点，也有理先气后的说法。对此，李约瑟说，这是“把宇宙生成论的问题和形而上问题轻易地混淆在一起；‘先’和‘后’也可以解释为‘实在’与‘现象’”[]。按照李约瑟的解释，朱熹讲理气本无先后，是从宇宙生成论而言的；而讲理先气后，是从形上学而言的。就朱熹讲理气本无先后而言，说朱熹理学包含唯物主义因素，这应当不成问题。但是，朱熹又讲理先气后，李约瑟以为，这里的理“不过是在逻辑上有着优先性而已”。这是吸取了冯友兰先生的逻辑在先论。这样，朱熹理学中既讲理气本无先后又讲理先气后而出现的自相矛盾，被李约瑟看作是“把宇宙生成论”的问题和形而上问题“轻易地混淆在一起”所致。但李约瑟还是认为，在朱熹理学中，理气本无先后比起理先气后更为重要。

为此，李约瑟认为，朱熹在理气先后问题上实际上是“认为物质——能量和组织在宇宙中是同时的和同等重要的，二者‘本无先后’，虽然后者略为‘优先’这种信念的残余极难舍弃”[]。李约瑟还认为，朱熹之所以难以舍弃理略为“优先”的信念，“理由乃是无意识地具有社会性的，因为在理学家所能设想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进行计划、组织、安排、调整的管理人，其社会地位要优先于从事‘气’——因而是‘气’的代表——的农民和工匠”[]。

由此可见，李约瑟把朱熹理先气后的观点归于形而上问题，而把其理气不可分离、不分先后的观点当作宇宙生成论问题而突出出来，作为朱熹科学思想的基础。正是基于这一点，李约瑟明确认定朱熹的科学思想属唯物主义。

李约瑟的巨著SCIENEE＆CIVILISATIONINCHINA（以下简称SCC）有两个中文全译本：《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单从译名而言，似乎后者不够贴切。事实上李约瑟本人对这个译名也有所保留。（参见〔1〕，p．515）当然名称本身或许并不重要，但是由此却引出了一个科学史观的问题。笔者认为在SCC中，文明（文化）与科学是密切相关的，因而不可忽略。这正是李约瑟科学史观的特点。本文试图阐明这一在学术界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的特点，并就有关的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科学史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部分

李约瑟在SCC第一章序言中指出：“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科学史是人类文明史中一个头等重要的组成部分。”（〔2〕，p．1）科学史的发展既影响文明史的进程，也受文明史的制约。因此它的研究不能孤立地进行，而必须具备统观人类文明的广阔视野。这可以说是李约瑟研究科学史的指导思想。

按照英美文化学及科学史的传统，“文化”与“文明”在其广义上可以混用，而科学技术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则包含在其中。在文化学方面，泰勒（EdwardBurnettTylor,1832-1917）对“文化”概念作了基础性的开拓。他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的整体。”（〔3〕，p．99）显然，科学作为知识被排到了第一位。这个经典定义在西方具有深远的影响。继泰勒之后，弗雷泽（J.Frazer1854-1941）进一步从进化的角度提出了“巫术——宗教——科学”的发展模式，在西方科学史中引起广泛地共鸣。比如，李约瑟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主要起源于道教的观点，便与弗雷泽的影响有关。（参见〔4〕，p．304）继弗雷泽之后，马林诺斯基（BronislawKasparMalinowski,1884-1942）进一步完成了文化学从古典研究到现代研究的转折，他从泰勒的广义文化着眼，打开了跨学科研究文化动态发展的大门，揭示了文化功能的整体性。精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马林诺斯基对于开拓科学史家的视野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科学史方面，萨顿（GeorgeSarton,1884-1956）的五卷本《科学史导论》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约瑟指出，“它是一部卓越的巨著”，并且“将永远是指引这方面研究的宝库，同时也是提供资料的百科全书。”（〔2〕，p．42）《科学史导论》在内容上包括三大系列：一，总概述（以年代为序）二，不同文明概述（犹太、穆斯林、印度、中国等）三，各门科学发展概述（数、理、化、生等）。显然，这是一个既有“总”又有“分”；既有“块”又有“条”的庞大体系结构。萨顿自称：“我这部《科学史导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人类文明的首次概观”。“我努力勾划出一幅文明图，它尽可能地全面和精确，却又足够简单；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细节，尽量浓缩，而又不有损于全面的看法。”（〔5〕，p．159）在这个设计的背后包含着他的科学史观：“简言之，按照我的理解，科学史的目的是，考虑到精神的全部文化和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全部影响，说明科学事实和科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从最高的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6〕，p．29）

李约瑟高度评价萨顿的《科学史导论》还因为：“在一切关于科学史的著作中，它是最先详细地谈到许多中国科学家和他们的成就的。……当然，该书采用的百科全书式的方法无法对世界的这一部分的科学发展给出一个连续的史实。”（〔2〕，p．42）萨顿不能做到的事李约瑟做到了。SCC正是一部专门系统介绍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百科全书。在内容上它包括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导论。它介绍了中国的地理、历史、语言以及科学文化传播、交流的概况。第二部分，科学思想史。它从哲学的角度概述了各家传统对科学发展所起到的作用。第三部分，各门科学史。它按数、理、化、生的顺序依次介绍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及成就。第四部分，结论。它集中探讨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可以看出，前三个部分与萨顿的“三大系列”具有某种对应关系。仿佛李约瑟的SCC是萨顿《科学史导论》的一种缩影。第四部分则表明了，李约瑟在把科学史当作文明史来研究这一点上比萨顿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写法在某些专业科学史家看来或许太过于广泛。然而李约瑟却不这么看，他认为：“在这部交响乐中并没有一个多余的音符。”（〔4〕，p．1）这正好表明了其科学史观的人文主义特点。

一．

李约瑟曾经说过：“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学家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连系的。换句话说，新儒学家这一思想体系代表着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它本身是唯物主义的，但不是机械的唯物主义。实际上，它是对自然的一种有机的认识，一种综合层次的理论，一种有机的自然主义。”[]说朱熹理学是唯物主义，必须首先对朱熹理学中的“理”以及理气关系作出唯物主义的说明。朱熹的“理”有“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两层含义。李约瑟讨论朱熹的理较多地是就其在自然界中的意义而言，为此，他把“理”解释为“宇宙的组织原理”[]。他反对把朱熹的“理”说成是主观精神性的东西，也反对把朱熹的“理”等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他说：“躯体的形式是灵魂，但中国哲学的伟大传统并没有给灵魂留下席位。……理的特殊重要性恰恰在于，它本质上就不象灵魂，也没有生气。再者，亚里士多德的形式确实赋予事实以实体性，……但气却不是由理产生的，理不过是在逻辑上有着优先性而已。气不以任何方式依赖于理。形式是事物的‘本质’和‘原质’，但理本身却既不是实质的，也不是‘气’或‘质’的任何形式。……理在任何严格的意义上都不是形而上的（即不像柏拉图的‘理念’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那样），而不如说是在自然界之内以各种层次标志着的看不见的组织场或组织力。纯粹的形式和纯粹的现实乃是上帝，但在理和气的世界中，根本就没有任何主宰。”[]这样，李约瑟实际上把朱熹的“理”看作是客观世界的秩序、模式和规律，而否认其中包含任何精神性的东西。

就朱熹的理气关系而言，李约瑟在把理界定为“宇宙的组织原理”的同时，把气解释为“物质——能量”。在理气先后问题上，朱熹曾说过：理气“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又说：“理未尝离乎气。然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以本体言之，则有是理然后有是气。”[]这里既有理气不可分离、不分先后的观点，也有理先气后的说法。对此，李约瑟说，这是“把宇宙生成论的问题和形而上问题轻易地混淆在一起；‘先’和‘后’也可以解释为‘实在’与‘现象’”[]。按照李约瑟的解释，朱熹讲理气本无先后，是从宇宙生成论而言的；而讲理先气后，是从形上学而言的。就朱熹讲理气本无先后而言，说朱熹理学包含唯物主义因素，这应当不成问题。但是，朱熹又讲理先气后，李约瑟以为，这里的理“不过是在逻辑上有着优先性而已”。这是吸取了冯友兰先生的逻辑在先论。这样，朱熹理学中既讲理气本无先后又讲理先气后而出现的自相矛盾，被李约瑟看作是“把宇宙生成论”的问题和形而上问题“轻易地混淆在一起”所致。但李约瑟还是认为，在朱熹理学中，理气本无先后比起理先气后更为重要。

为此，李约瑟认为，朱熹在理气先后问题上实际上是“认为物质——能量和组织在宇宙中是同时的和同等重要的，二者‘本无先后’，虽然后者略为‘优先’这种信念的残余极难舍弃”[]。李约瑟还认为，朱熹之所以难以舍弃理略为“优先”的信念，“理由乃是无意识地具有社会性的，因为在理学家所能设想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进行计划、组织、安排、调整的管理人，其社会地位要优先于从事‘气’——因而是‘气’的代表——的农民和工匠”[]。

由此可见，李约瑟把朱熹理先气后的观点归于形而上问题，而把其理气不可分离、不分先后的观点当作宇宙生成论问题而突出出来，作为朱熹科学思想的基础。正是基于这一点，李约瑟明确认定朱熹的科学思想属唯物主义。

关于朱熹理学的有机自然主义，李约瑟认为，朱熹所谓理气不可分离，即“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不仅表明朱熹的理与气不能等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质料，而且反映出现代有机主义的基本观点，即物质——能量与组织的相互结合、不可分离。他说：“朱熹以其中世纪的方式肯定理和气的普遍的互相渗透，反映了近代科学的立足点。”[]对于朱熹所说：“无极而太极，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以及太极派生万物又寓于万物之中的“理一分殊”，李约瑟说：“当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一精心表达的自然体系时，我们不能不承认宋代哲学家所研究的概念和近代科学上所用的某些概念并无不同。”[]此外，李约瑟还从现代有机主义的观点出发，对朱熹关于宇宙结构及演化、生命起源及人类产生等思想进行了分析，并给予高度评价，进而把朱熹理学解释为“对有机主义哲学的一种尝试，而且决不是不成功的一次尝试”[]。

【内容提要】朱熹是李约瑟用以说明道家有机论自然观对中国科学技术有促进作用的三个典型之一。这三个典型中，朱熹是对科学技术研究最多的。朱熹在科学技术领域的思想，直接渊源于沈括，而指导沈括作出进行科学探索活动的思想则来之于道家、道教。这促使我们深入研究朱熹在具体科学领域的思想与道家、道教的关系。本文考察了宇宙演化与宇宙结构、生命科学与医学、气象科学等领域，指出，这些领域中朱熹的思想，与道家、道教确实有渊源关系。指导朱熹得出这些思想的道家有机论自然观，既对西方有影响，也对朱熹身后中国科技的发展有影响。

【关键词】朱熹/李约瑟/科学技术/道家/道教

【正文】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邹衍、董仲舒、朱熹是李约瑟用以分析说明道家的有机论自然观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关系的三个典型例子。邹衍为阴阳家，但先秦之后阴阳家消失，其思想被黄老道家、道教继承。董仲舒用阴阳五行作为思想框架来容纳儒家思想，实际上是吸收了黄老道家的很大一部分思想。朱熹进一步超越了董仲舒，不仅吸收了道家、道教的很多思想，而且如同道教一样，在科学技术领域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本文拟考察朱熹的科学思想与道家、道教的联系。

一、朱熹科学思想的直接渊源

如同道家、道教把道和气作为两个最基本的范畴一样，在朱熹的理论体系中，理与气也是最基本的范畴，而且是体用无间的。朱熹既讲从理到气，也讲气与理的关系，所以有可能吸收和容纳很多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材料。他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1]，卷15）朱熹的穷理固然是为了把握天理，但他也没有漠视日用生活。“名物度数皆有理存焉，又皆人所日用而不可无者。游心于此，则可以尽乎物理，周于世用。”（[1]，卷18）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朱熹为穷理学习了广泛的知识。他读过《黄帝内经》、张横的《灵宪》、张载的《正蒙》、沈括的《梦溪笔谈》、历代的《天文志》、《仪象法要》([2],p.5164)、《天经》、《步天歌》([2],p.5201)对历代的地理和动物学、植物学[3]、医学、乐律、算学[4]等等方面的知识，也有广泛的涉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