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机制范文10篇

各社区中心、街道，区直各有关部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和《**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有关计划生育奖励和社会保障条款，以及《中共**市委**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实施意见》精神，现就建立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精神及《**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为依据，按照：“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分类实施，逐步推进”的总体思路，积极稳妥地建立有利于计划生育的利益导向机制，逐步解决计划生育户的后顾之忧，促进全社会婚育观念的根本转变，推进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为我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之区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二、总体原则

建立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应坚持：奖励二女结扎户、独生子女户，采取分级负担、分批兑现，实行部门联动、总体推进的原则。

新农村建设是亿万农民群众的强烈愿望和根本利益，不仅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更需要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而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使新农村建设在符合农民意愿的基础上稳步前进，关键之一是要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笔者认为，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内涵，指广大农民通过合法、正当的途径和方式，把自己的态度、情绪、想法和意见向社会、政府表达出来，以实现和维护自身合理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利益的机制。利益表达机制的功能，在于为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社会群体提供充分反映自己利益要求的常规性途径，让各种不同意见和对立性情绪尽情地发泄出来，避免它们不断累积而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

一、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要求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按照这一要求，建设一个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新农村，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是其内在要求。

1、建设“物质文明”的新农村要求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农村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建设新农村，首要的是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促进农村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农民是新农村的主人，是新农村的受益主体和建设主体，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只是宏观思路，具体到各个地方在建设过程中如何实施，农民不仅有知情权，更应当有选择权和自主权。我国农村地域广阔，农民人口众多，村与村之间的经济基础、自然条件、传统习惯等千差万别。根据不同地区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巨大这一现实条件，各级政府制定规划或确定项目，应当从农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出发，着力解决直接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哪些是他们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问题，只有农民自己才最有发言权，也只有农民才更能为自身群体的前途负责。因此，建设“物质文明”的新农村，要充分听取农民意见，使农民的利益需求得到有效表达、农民的主体地位得到充分尊重，这就必须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以此，激发广大农民参与建设的热情，保证广大农民创富活力的涌动，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不竭的智慧和力量源泉。

2、建设“政治文明”的新农村要求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本文作者：赵爽易崇艳工作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能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物质保障。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能源生产总量和能源消费总量也呈同比高速增长的态势，人们的生产、生活对能源的依赖程度日趋增强。有限的能源资源和人们日益膨胀的能源需求之间存在的矛盾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在社会生产分配过程中，能源及能源产品所产生的利益更多的是由工业、城市、居民所享有，而农业、农村和农民等弱势群体所获得能源利益却是很少的一部分。能源供需矛盾和能源利益分配问题的处置不当会使社会贫富差距问题进一步加剧。从法律制度供给公平的角度去关注用能弱势行业、弱势地区和弱势群体，尝试以有效的制度供给保障能源利益的公平分享极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能源利益公平分享之理论探究

基于人们对利益的不同解读，人们对于能源利益的界定也因标准的不同而难以有一个统一的认识。笔者认为，鉴于自然资源具有多种功能，而其中及其重要的当属经济功能和生态功能，能源利益可以根据其价值属性的不同主要分为能源经济利益、能源生态利益（或称能源环境利益）。所谓能源经济利益，就是能源开发者、生产者、经营者和利用者在一定社会生产基础之上通过利用能源获得的满足特定群体经济需要的正向功效；能源生态利益则是能源利益相关者在能源开发、生产、经营和利用过程中对生态环境所产生的影响或功效。在我国的能源开发利用过程中，我们往往过多重视了能源经济利益的发掘，而对于能源生态利益的维护关注不够，同时在能源经济利益的分配和能源生态负外部性的负担上也长期存在不均衡的情况。能源供需矛盾、能源贫困、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问题的背后映射出的实质问题是能源利益的分配不公。在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之下，能源利益的公平分享应该兼顾正义性、可持续性、安全性的价值需求。能源利益公平分享的正义性，旨在平衡能源分配冲突，对能源供需市场进行调控。能源利益公平分享的可持续性，实质是保证社会整体的能源供应处于良好状态，使其能够持续性地满足不同区域、行业和不同群体间的能源需求并不剥夺后代人发展对于能源的合理需求。能源利益公平分享的安全性，则要求解决能源有效供给经济发展的同时，解决能源环境利益分享和生态成本负担的外部性问题，在实现能源经济安全的同时实现能源生态安全。［1］葛德文认为，正义的原则就是一视同仁。［2］因此，衡量正义与否的标准关键在于利益的分配状态，在正义的天平中，任何过多获取利益的行为都将破坏天平的平衡从而成为非正义的行为。罗尔斯的正义论则强调社会正义的实现应实行“最大的均等自由原则”和“差异原则”，［3］可见正义原则的基本要求即是社会成员能够平等地分配权利和义务以及由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和负担；而分配制度应当给最少受惠者的利益带来补偿。［4］上述理论投射到能源领域即可以析出能源利益公平分享的实质内涵：首先，对于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须的能源供应，应在社会分配中最大限度地追求正义原则的实现，使能源利益相关者能公平合理地分享由能源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和负担维护能源生态利益的成本。无论是在不同的行业之间、不同的群体之间、不同的区域之间都应该最大限度的实现正义价值。其次，要保持能源利用的可持续性，既要满足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生产生活的能源需求，又要满足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生产生活的能源需求。能源利益分享的过程中，应注重能源利益分享与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和谐共存，能源利益的分享不应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构成威胁，更不应该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能源利益的公平分享应将能源利益的生态价值作为基础价值因素来考虑。

二、我国能源利益分配不公的现状及其成因分析

（一）我国能源利益分配的现状及问题1．区域能源利益分配不公我国的能源工业产业主要分布在东部及东部沿海地区，这些地区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建设中得到了国家较多的能源分配。长期以来，我国工业的能源消费总量远远高于农业的能源消费总量。持续增长的经济和消耗巨大的能源使这些东部城市发展迅速，但我国西部边远地区却由于没有工业产业带动这些地方的经济增长，人们仍然依靠传统落后的农业维持生计。长期以来的高能耗发展模式将能源利用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更多地留在了东部地区，而将能源开发带来的生态负担留给了西部地区，使西部欠发达地区难以公平分享到社会改革带来的一系列成果。［5］以西气东输为例，其目的是促进我国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带动东、西部地区经济共同发展。但在能源开发利用的过程中，能源产地往往会出现“富财政而穷百姓”的问题，而问题的背后是中央与地方、收益与分配、开发与保护之间的艰难博弈。在处理地方政府、企业和当地人民的关系时，需要做好能源开发利益的分配制度。［6］2．城乡能源利益分配不公由于资源分布、能源运输、社会经济的发展等诸多因素的不平衡，目前中国农村人口为7．2亿，约占总人口的56％，农村生活用能中，薪柴秸秆和煤炭分别占52％和34％，各类清洁能源比例仅有10％左右，农村能源供给能力不足、消费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十分突出。同时，我国农村能源的消费水平相对城市而言很低，人均用能仅为城市的1／3左右。在近8亿农村人口的消费群中，煤炭、成品油和电力等商品能源约占全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23．2％。［7］且农村能源发展还面临煤炭和液化石油气等常规能源供应网点和服务站点分布不足的问题。此外，农村还缺乏户用沼气、太阳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配套技术服务体系。农村能源贫困问题背后的实质就是我国能源商品利益的分配不公。3．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能源利益分配不公城乡二元结构的积弊使农民与市民没有得到平等的能源福利社会保障。农村的经济发展、能源管理、能源建设、能源服务都滞后于城市。以农村电网为例，首先，农村电网装备水平落后，科技含量较低，从而导致农村电网电压不稳定，线损率高，安全用电成为问题。其次，农村电工人员职业技能欠缺，服务水平不高，农村电网已成为当前各级电网中最易发生事故的区域。农村电网随着国务院确立的农电“两改一同价”的改造，虽然改变了农村城市两种电价的境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然有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正视。（二）我国能源利益分配不公的成因分析1．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对能源利益分配的影响———能源利益博弈中的权利倾斜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决定了我国的能源发展战略。工业用能在一、二、三产业和生活用能中所占能源消费比例居高不下、明显偏高。这是由于我们国家一直以来的能源建设和能源服务都是围绕工业发展和经济建设展开的。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我国的能源利益分配在“农业支持工业建设，当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工业再反哺农业”政策方针的影响下也存在着明显的倾斜。为了“保增长”，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国家大量能源利益都调配给了工业。这种能源利益分配模式可以说是受政策影响的产物，成为过往能源发展战略的主流趋势。在我国建国初期行政权力直接倾斜性介入的能源利益分配模式确实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使国民经济得到快速的增长，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积弊。改革前的行政性能源分配，推动了我国城市和农村两种截然不同的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农村的能源供给让位于城市能源供给，农村的能源基础设施落后于城市的能源基础设施，农村能源贫困和经济落后。改革开放后，市场机制对能源利益分配的影响也并不乐观，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发展，使农民和市民形成了两种不同的阶层，市民在工业化发展和经济建设中享受了更多的利益，他们拥有较好的能源基础设施，得到更多的能源供给保障，获得更多的机会创造经济财富，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的农民，其能源利益基于其经济上的弱势地位更难得到公平合理的保障了。倾斜的战略布局在加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的同时，也造成了能源利益分配在区域间的不公平。2．能源立法的价值定位及其对能源利益分配的影响我国城市建设在加速的工业化进程中迅速发展，“两高一低”的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输血式”地将大量的能源输送到高速发展的工业和城市建设中去。为保障高速的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能源供应便成为我国能源立法的价值定位，并长期影响着我国能源利益的分配。在我国能源立法漫长而曲折的行进过程中，前期的能源立法多为政策性文件和行业法规，如《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等，一直缺乏宏观层次上统筹全局的能源基本法。从“一五”计划到“七五”计划的能源政策和相关法规可以看出，我国的能源建设和能源产业发展都是为了我国的工业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农村、农业、农民的能源利益没有得到合理公平的保障。［8］能源建设的长期工业服务倾向和城市偏好所形成的优先保障工业和城市的用能需求，也体现了这一时期能源立法方面的偏失。在“六五”计划中对农村能源问题忽略的境况有所改善，初步确立了农村能源政策的框架，开始对农村能源问题加以考虑。直到“十一五”计划，农村能源基本上朝着商品化、产业化的方向发展，并一直在能源节约和能源可持续发展方面曲折式探索前进。由能源消费产生的温室气体引发的全球变暖问题使得国家能源问题国际化，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农村能源被要求为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做贡献，农村能源政策目标进一步多元化。能源立法价值定位的模糊使得能源利益实现公平分享的状况堪忧。此外，我国能源法律制度的体系性缺陷也是导致我国能源利益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如《能源公用事业法》的缺失，使能源供求环节和能源公用事业得不到合理有效的调整和规范；《能源法》意见稿虽早已被提上立法日程，进展却一直十分曲折，使我国至今未有统筹全局的能源基本法。能源输出地与能源使用地之间所获取的利益不均衡、城乡建设的悬殊发展、农村生产生活用能紧缺、对农民能源利益需求的忽视、均缺乏有效的法律对其加以规范。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等社会矛盾；以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产生的矛盾；高碳能源的大量使用与节能减排之间的矛盾等，其实质往往都是特定的能源利益群体通过挤占用能弱势群体、弱势行业和弱势地区的能源利益而不恰当获益造成的，能源利益分配的失衡对我国的改革成果的公平分享和和谐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

一、国有企业实行分享制的制约因素

1.凝聚力缺乏而导效企业人力资本溃乏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技术的不断创新，企业用人制度和职工就业制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劳动合同制的普遍推行、社会保障由企业负责向社会化管理的转变、人事制的推行、住房货币化分配的开始等体制上的变动，都使“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的“用人不养人”做法日趋流行。自由身份的获得、个性主张的张扬和网络技术的日趋普及．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就业者不再追求“一生一世爱一人”式的“终身雇佣身份”。非全日制工作、借用工作、有期限工作、远程工作、酬金合同工作等“非典型”的工作形式在西方国家已到处蔓延，仅在美国，以SOHO这种“自由职业者”方式工作的人员就已有数千万人之多。

西方学者查尔斯·哼迪预测说，未来的企业的人数将比现在减少一半，而工资则是现在的2倍，所创造的价值则将是现在的3倍。伴随这一变化的消极后果是：大多数职工将会发现，他们的职业和世界变得越来越脆弱，因此，他们不再对企业忠心耿耿。企业对职工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正仅限于那“过期即作废”的一纸雇佣合同。而这恰恰又成了困扰企业发展的致命“心病”!：没有职工的忠诚和奉献，企业不过是一个空壳、一盘散沙。

有学者认为：二十一世纪，影响我国企业行为的七大社会趋势之一便是“社会忧虑导致的内部离心倾向”。所谓社会忧虑导致的内部离心倾向，指的是企业职工普遍的对职业不稳定感而导致的，对莫测前途的忧虑和对所供职企业的离心倾向。我们经常说：要感情留人，要事业留人。可是，当今时代人力资本是越来越社会化，你不能埋怨员工跳槽，你应该埋怨自己，为什么别人不跳到你那里?你教育职工“不为5斗米不折腰”，那么50斗又如何呢?今天的时代没有任何人会为追求高薪而心生惭愧。没有任何人甘愿穷，问题在于你自己无法让别人变富，因为你没有像样的人力资本和像样的人力资本管理能力，你必须拿出有竞争力的待遇来凝聚人心。

一贫如洗不是境界，企业家的境界在于能够让职工获得与能力相应的报酬和价值认同。不能用假、大、空来迷惑职工。时下，越来越多的国内大企业之所以推出职工持股计划，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吸引并留住人才。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将农技外包服务看作一种技术商品，通过微观视角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分析农技外包服务产生的实际收益及利益分配问题，以期在农业推广过程中将农民与农技人员或企业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达到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业资源有效配置的目的。农技外包是指基于我国农村的现实状况，由农业技术发包机构或农户按照实际需求，向具备农技供应能力的农业企业或农业研究机构提出外包任务及技术质量、价格、时间、数量等控制要约，具备条件的农业接包组织按照外包合同将农业技术供应给发包企业的一种农业技术推广方式。农技外包从形式上表现为机械型技术外包和生化型技术外包。机械型技术外包是指利用农业机械设备替代传统农业劳动力，用以减少劳动强度的各项技术服务，其中农机跨区域作业可以认为是一种典型的机械型农技外包行为。生化型技术外包是指通过提供良种培育、水肥田间管理等农业技术，改进农作物内部生物机能，提高作物单位面积生产效率，增加农业收入。就农技外包的两种形式而言，机械型外包技术可替代性较强，使用技术的风险较小，技术效用明显且容易被劳动者接受，而生化型外包技术投资周期长，技术使用的风险大，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较高。对于广大农户来说，其所需要的农业技术成本及农技成果的寻找费用较高，而单个农户又不可能掌握高端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因此，从“经济人”的角度出发，农户应完成自身最擅长的部分如农作等，剥离其他部分改用“购买服务”，提升农户自身核心竞争力，以达到技术、资金、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进而增加个人收入。同时，可以利用大量科技人员的专业技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实现各项农业技术的顺利推广。从农技外包的含义中能够发现其构成因素主要包含以下方面:(1)参与人。农技外包的发包人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由村集体代表农户进行农技发包行为，二是广大农户直接参与农技发包。从目前农村现状看，在农村经济、科学文化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应以村集体等行政机构为发包方(卢光来、鲍治秀，1994)。这样可以借助一定的行政力量协调各方行为和关系，履行外包合同，最大程度上保证农户利益。农技外包的承包人可以包括政府农业科研机构、农业技术人员及相关技术人员与供销公司联合组成的承包集团等。(2)承包合同。承包合同是整个农技外包活动得以进行的前提和核心内容，是规定承包方和发包方之间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性文件。完整的农技外包合同应当包含农技形式、原则、规模、期限、技术措施及操作要求、验收的标准与方式、违约责任、考核方式等。(3)实施条件。农技外包是在我国农业发达地区农户有效需求得不到实际满足的条件下出现的，因此，农技外包的实施条件为本区域农业经济较为发达，技术需求量大，农户较为开明，易于接受新型农业技术。同时，拥有大量农业科研人员和优质高效的农业技术支持是农技外包得以实现的保障。

二、技术外包服务供需行为及作用分析

农技外包在形式上表现为农业科研人员提供技术支持，农户对农业技术进行利用，从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质上是将农业技术看作一种技术商品，即需求主体采用农业技术成果，供给主体提供新型技术，供需双方以技术商品价格或各自利益为依据确定交易行为，共同分享新技术所带来的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技术商品交换、实现农技外包服务行为发生的关键因素是物质利益，即农业技术交换双方都能获取合理的经济利益。从农户的角度来看，新技术的采纳是农户对新技术成本收益分析及对新旧技术进行比较分析的结果，农业技术交易活动能否完成的关键是采用新技术的预期净收益要大于传统技术(李宪宝，2011)。具体来说，农户采用农技外包服务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1)农户对风险的好恶。农技外包服务的使用对农户来说意味着风险和收益权衡之后的决策行为。在高收益通常伴随高风险的原则之下，农户依据个人对生产条件的判断和各自风险承受能力，选择不同数量农业技术进行农业生产。(2)农户收入水平。农民收入的高低是现代农技外包服务有效需求的决定因素。依据对农技需求形成的动因来看，农户收入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农民从事一般性农业活动获得的收入，这是构成农技外包服务需求形成的基础;二是农户采用农技外包所能获得的预期收益，它是农民对农业技术需求的动力。随着农业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农户逐渐成为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农户企业”，所以农户应当依据自身实际收入和采用农业技术的预期收益，对是否采用农技外包服务做出选择。(3)农业区域发展水平。一般来说，农业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户对农业技术的偏好和动机较为固定，他们不愿意追加农技投资，在相同土地规模下导致农业边际收益率较低。同时，农民以生存原则指导农业生产，追求的是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对农业技术的需求不强且存在一定风险。而农业发达地区不仅仅局限于生存问题，这些区域通常耕作方式先进，新型农业技术使用较为普遍，对新技术采纳的承受能力强，通过增加现代生产要素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4)土地资源禀赋。农户耕地规模水平对农民农业技术需求有积极的影响(徐世艳、李仕宝，2009)。一方面，耕地面积大的农户对农业技术数量的需求较大，他们更愿意利用农技外包服务来提高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大面积使用农业技术能够获得规模经济，降低农业生产的平均成本，增加利润。(5)农民个人整体素质。解释农业生产差别的关键变量是人的因素，即农民的能力水平差别(舒尔茨，1964)。农户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直接影响他们对农技的认知能力及对农业技术的有效需求。此外，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农户能够更好地消化吸收农业技术，有效提高农作物产量，实现增产增收。农技外包服务是在农业技术市场化、商品化的大环境下进行的，技术的供给者和需求者都是独立的“经济人”，他们依据自身情况实施买卖行为。与以往计划经济时代农业技术完全由政府提供不同，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技术开始有偿供给，有技术的组织或个人根据市场需求提供服务。作为农技外包服务的承包方主要包括涉农企业内部的科研机构、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个体私有工商企业和科研机构的个人等，这些组织或个人在提供农业技术服务时通常会考虑以下因素:(1)农技外包服务价格水平。农业技术的载体和施用对象是有生命力的动植物，特别是生化型农技外包受动植物生命周期和生长环境的限制，技术投资费用高，研发周期长，市场风险较大，因此对于农技承包方而言，合理的价格是实现技术顺利交易的基础。这里的交易价格一方面包括承包方进行科研、实验的各项费用及活劳动的支出，以保证其维持简单再生产;另一方面包括技术使用后的利益分配以完成扩大再生产。(2)农业生产条件及配套设施。农技外包承包方在提供技术时应当考虑当地农业发展水平和条件，实施技术过程中农业配套设施环境是否完善。我国农业区域差异较大，同一技术在不同地区往往会出现不同的效果，农业技术的实验结果更无法反映技术质量，因此，承包方要充分考虑当地实情，使农户需求、设施环境、农业技术三方面保持契合。(3)农业技术的质量。与其他商品一样，承包方所提供的农业技术越先进、越高效，在技术交易过程中就越能获得高收益。农技外包服务的实施对广大农户来说，首先能够将先进的农业技术应用到现实生产中，通过高效的经营管理方法和现代组织制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及科技含量，实现农户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次，农技外包服务促进以家庭承包为主的农业资源以自愿的、市场的方式进行合作整合，发展集约化规模化和可持续农业。再次，在农技外包服务购买和实施的过程中，承包方必须提供适宜当地农业生产条件的技术服务，使农业技术与当地实情高度匹配，实现了农业科技成果的顺利转化。同时，农户通过购买农业技术，使自己了解和掌握相应的专业技术知识，提高农业劳动者的能力水平。对于农技承包方而言，技术外包通过市场方式引导资金投资农业生产，实现“产、学、研、用”四维一体交叉发展，促进先进技术与农机具在农业中的推广使用，实现农业发展。

三、农技外包服务利益的数量经济分析

利益机制在农技外包运行过程中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即利益创造阶段和利益分配阶段。利益创造阶段是发包方通过农技外包，将现代农业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中以实现增产增收、农户收入增加;承包方通过科学实验和论证，利用先进的农业技术作用于农业生产活动以获取收益。因此，无论是承包方还是发包方，获取收益的来源都是新技术采用后农业收入的实际增长。利益分配阶段是将农业技术作用于农业生产并产生实际收益后，承包方和发包方依据外包服务价格确定双方利益大小的过程。

主要是各级政府只抓征地搞建设上项目，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对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之后，农民的就业、生活出路、社会保障根本没有考虑，征地补偿费管理不善，农民分配征地款后，盖个房子，婚娶嫁女，小孩上学后所剩无几，有的投资不当造成损失。生产生活困难，这些农民土地被征用后，失去了赖于生存的土地，生活来源没有保障，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农村不稳定因素之一，各级政府应引起高度重视。根据中央1号文件精神和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工作意见，市政府要认真研究解决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就业问题，现针对我镇的情况提出几点建议：

全市开发建设的热点地区之一，府城镇地处城乡结合部。而且人多地少。自1990年以来，共有380多家企业（单位）征用我镇农民集体土地面积12436亩。土地全部被征用的有30个经济社，1824户9109人（农民）失地，人均不足两分地的有12个经济社，417户，1798人（农民）基本失地，全镇目前失地和基本失地农民共有42个经济社，2241户，10917人。征地涉及面广，情况复杂，遗留问题多。一是农民土地被征用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问题没有具体的解决办法，农民收入逐年减少、生活来源没有保障；二是征收补偿费的管理使用问题，由于政府疏于引导，疏于管理，相当部分村征地款一次分配到户，不留积累，分光吃光；三是征地三项补偿标准低，镇征地项目多数是城市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政府抓的重点项目，征地地价低，如高速公路征地元/亩，城市道路建设征地3.6万元/亩，美舍河整治征地3万元/亩，学校征地每亩1万多元，防洪堤建设占地不补偿；四是农民征地款4280万元银行存款被冻结之久不兑付，严重损害群众利益。

一、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机制。市政府要不断完善城镇失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议建立海口市农村养老保险调节基金，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投保相结合，将失地农民纳入基本养老保险，目前生活困难的纳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使失地农民基本生活来源有保障。

二、妥善解决失地农民就业。一方面要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由于农民工文化程度不高，掌握专业技术技能不够，为帮助失地农民工掌握一技之长，市政府要创办农民技术培训学校，同时利用现有各类职业技术学校资源，有计划、有重点、分层次建立就业培训网络，实实在在抓农民工技术培训，特别是失地中青年农民工的培训。使他们提高素质，掌握技术，为就业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要建立失地农民工就业工作机制，完善就业指导服务机构。要多渠道与用工企业沟通，了解企业用工信息，职业供求情况向社会。政府定期组织用工招聘会，及时为失地农民和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服务，鼓励失地农民进城务工。对新上马的建设项目投产后要优先安排失地农民就业。

三、市政府要制定失地农民自主创业的优惠政策，要在技术、资金等方面给予扶持。鼓励失地农民自主创业，对从事养殖业、工副业、个体经济的失地农民要免收个体工商管理费，在贷款、税收方面给予优惠，享受与城市下岗职工创业谋生同等待遇，为失地农民创业谋生提供更好的服务与支持。

四、对征用土地较多的经济社安排留有一定的企业用地（30—50亩）作为村办企业用地。市政府及规划建设部门帮助办理相关手续，由经济社招商引资，联营合作，租赁等形式上项目办企业，壮大集体经济收入，农民才有收益分配，解决生活来源。实践证明凡留有集体企业用地的经济社都有效益有分配，农民生活有保障。

本文作者：李琪工作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存在问题的根源

当前，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中出现规模化程度低、基础设施落后、农民比较利益较低等问题的根源在于当前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还不完善，在粮食补贴、粮价调控、平衡产销区利益关系、粮食保险等方面政策力度不大或政策不到位，缺乏对粮食主产区的针对性。(一)粮食补贴额度较小、政策不灵活2011年，中央财政发放“四项补贴”合计1406亿元，其中粮食直补151亿元，农资综合补贴860亿元，两项补贴合计1011亿元，占“四项补贴”的比重为71．9%。同期，全国粮食种植面积为165855万亩，平均每亩粮食作物累计得到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约60．9元，按每户农户的主粮种植面积为5亩计算，两项补贴额为304．5元，2011年，我国粮食主产区农民人均年收入为7355．8元，两项补贴占农民人均年收入的4．1%。可见，我国粮食补贴的额度很小，对减轻农民负担和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不明显。从粮食补贴的政策上看，粮食补贴不与当期播种面积和粮食种植品种挂钩，也不与粮食质量和农民的生产能力挂钩，影响粮食结构的优化和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提高。(二)粮食价格调控手段单一、调控成本较高我国以粮食最低收购价为主要手段进行粮价调控，虽然粮食最低收购价有助于保护农民的利益，但对于最低收购价并没有区分粮食品种和粮食质量。以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为例，2012年5月，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联合《2012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简称《预案》)，规定白小麦、红小麦、混合小麦最低收购价格均为每市斤1．02元，较去年有明显上调，但《预案》中取消了品种的价差，也没有体现质优价高、优质优价的原则，这使得设立最低收购价能够促进产量增加、但却起不到提高粮食质量、调整粮食作物品种结构的作用。另外，粮价调控政策成本较高，以山东省为例，按照山东省2012年7月底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山东省夏粮中小麦总产为218亿公斤，政府要拿出14．8亿元补贴收购费用。大量资金用于粮食流通环节，必然会使种粮农民在整个利润链中的收益比重下降，影响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进而威胁粮食安全。(三)粮食主产区与粮食主销区利益机制不协调我国粮食主产区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不高，通常是“工业弱省、粮食强省、财政穷省”，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低于主销区，虽然粮食主产区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但粮食主产区农民种粮收益普遍较低，而粮食主销区粮食加工产品收益较高，而当前缺乏粮食主销区对粮食主产区的补贴机制，导致粮食主产区与粮食主销区经济差距逐渐加大。粮食主产区与粮食主销区由于分工不同而形成的收益差距，影响粮食主产区的生产积极性，进而威胁粮食安全。(四)粮食自然灾害保险体系不健全我国是农业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农业保险主要以政策性农业保险为主。目前，在粮食主产区，政策性农业保险已全面展开，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第一，各环节参与积极性不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主体为政府、保险公司、农民。政府在政策性农业保险中起主导作用，具体工作由乡镇干部完成，但大部分工作人员对政策了解不充分，宣传不到位;由于农业自然灾害频发、损失严重、赔付额大，而政策性农业保险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加之政府尚未建立对保险公司的补贴机制，大部分商业保险公司考虑到经营风险大而不愿参与农业保险;农民的收入低、参保意识薄弱，积极性不高。另外，我国的粮食再保险和巨灾保险机制才刚刚起步，粮食保险的法律法规还属空白，对于处理保险理赔过程中出现的纠纷无法可依。

完善我国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建议

(一)建立粮食价格长效调控机制粮食主产区粮价调控的目标就是建立“农民种粮不赔本、种好粮不吃亏、多种粮多赚钱”的政策支持机制。首先，完善粮食主产区最低收购价的实施条件。政府及相关部门需结合国内外粮食市场的供求状况、粮食品种、粮食质量、种植面积、生产成本，划定最低收购价。最低收购价公布之前，组织利益相关者召开听证会，在兼顾粮食安全、农民增收、消费者能承受的原则指导下，综合多方意见，确定最低收购价，报主管部门审批。同时，在执行最低收购价时，要保证政策的灵活性，当粮食市场价格低于成本时，必须执行最低收购价。当市场价格高于收购价时，应立即停止执行预案。其次，政府还要运用多种间接经济手段平抑市场粮价。如，当市场粮价大幅上涨时，释放一部分政府粮食储备平抑粮价，当市场粮价大幅下降时，通过政府补贴种粮农民进行调控，还可以鼓励粮食企业到水土资源丰富但租金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建立粮食基地，利用国际资源补充国内粮食缺口，以稳定粮食价格。再次，粮食主产区粮价调控要尽量避免政府的过度干预，政府的作用体现在市场机制失效的地方。(二)进一步完善粮食补贴政策首先，进一步优化粮食主产区粮食补贴结构。我国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除了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外，还应考虑粮食质量和生态环保的要求，因此，粮食补贴也要体现上述三种原则。我国现行的四项农业补贴可分成两类，一类是收入补贴，包括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另一类是生产补贴，包括良种补贴和农机补贴。其中，只有良种补贴体现了对粮食质量因素的要求，而生态环保方面的补贴至今尚未制定。其次，提高粮食主产区的补贴标准、扩大补贴范围。加大对良种、农用机械、化肥、农机收割用油等相关生产资料的财政投入，稳步提高粮食补贴的标准与力度，减轻农民种粮的成本与负担。进一步扩大和放宽补贴的品种和范围。对于农民种植相同面积的不同粮食作物，应获得相同的补贴，从而鼓励种粮农户增加复种面积，减少季节性抛荒。再次，积极推进对粮食规模化生产的专项补贴，如粮食直补向规模种植农户倾斜，制定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专项补贴。最后，逐步建立粮食补贴与粮食价格、农资价格的联动机制，考虑粮食主产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水平，适时调整补贴的标准和品种。(三)完善粮食主产区与粮食主销区的利益平衡机制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应该形成互相促进、合作共赢的关系，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粮食产销区之间相对稳定的购销衔接和利益补偿机制，有利于促进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和提高粮食主销区的粮食自给能力，形成产销区粮食安全责任共担的局面。一方面，粮食主产区要承担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加大粮食生产投入，改善粮食生产条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重点支持增产、高产、优产生产技术的研发，大力发展优质、高产的粮食作物，构建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保障体系。另一方面，粮食主销区要承担反哺粮食主产区的义务，发挥资金、技术优势，帮助主产区进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道路修建、新技术研发、农民技术培训等，在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之间建立多形式、深层次、长期稳定的购销关系，粮食主产区粮食企业可以在主销区建设储加销基地，主销区粮食企业也可以到主产区建立粮食生产基地，设立收购点，办加工厂。另外，建议建立国家粮食安全基金，由中央政府以税收的形式向粮食主销区企业及非从事粮食生产的城乡居民征收，用于补贴粮食主产区的种粮农民，并作为先行粮食补贴政策的有力补充。(四)建立粮食主产区巨灾保险体系粮食生产受气候条件影响很大，虽然巨灾发生的频率较低，但损害程度极高，往往给农民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建立粮食主产区巨灾保险体系，做好巨灾防范预案是保护国家粮食安全、稳定粮食市场的重要举措。由于商业保险公司难以开展巨灾保险业务，政府应主动承担责任，发挥主导作用，将巨灾保险纳入到政策性保险范畴。巨灾保险的资金大部分由政府财政拨款，利用财税杠杆的刺激作用，鼓励多家商业保险公司组成巨灾共保体支付一部分再保险费，以及从农户提交的年度保费中提取一定比例，共同建立巨灾保险专项基金，该基金还可以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期权、期货等资本市场的运作方式来补充。

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畅通诉求渠道，完善社会利益协调和社会纠纷调处机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建立全面表达社会利益的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是完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首要环节。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既要充分发挥现有利益表达渠道的功能，也要根据利益群体的发展变化开辟新的利益表达渠道。

一、积极引导利益群体理性合法地表达利益，把利益表达机制纳入制度化轨道

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需要在制度层面上保障和规范各群众团体、社会中介组织等的职责和权利，使相应团体和组织机构在通过法律规范自己行为的同时，通过合法途径进行利益表达。以制度化方式调整和规范各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方式，支持合法、正当、富有建设性的制度性利益表达，控制、疏导非制度性利益表达，防止和化解抗议性利益表达。第一，加强立法，依法规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表达。在立法过程中，各利益群体通过沟通、交涉、妥协等程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分歧，进而达成为大多数人接受的协调方案。用这样的方式来化解冲突、协调利益要求，也就减少了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第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主体作用。要进一步完善和扩展决策听证制度和政务公开制度，使各利益群体能够获得对称性信息，平等地参与政府决策。要建立健全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发挥其表达民意、解释政策、提供决策帮助等方面的作用，并把它作为不同群体和个人利益要求表达的一种基本形式加以规范化和普遍化，增进上下左右的沟通，增强透明度，减少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摩擦与冲突，实现全社会的利益共识。第三，支持和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建立正常、规范的利益表达机制。第四，加强利益表达渠道建设，包括增加表达渠道的数量、种类和延长其开放时间等内容。这三个方面的结合，有利于提高利益表达机制的运作效率，使得利益群体及其成员可以采用合法有效的渠道来谋求利益的表达及实现。

二、强化人大和政协的利益表达功能，有效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第一，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之成为各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主渠道。今后人大代表候选人的产生除了按地域划分外，还应更多考虑行业、职业和产业特点，特别是各利益阶层的特点来划分，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表达利益群体要求、协调各利益群体关系的巨大作用。第二，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职能。要发扬政协的民主团结精神，拓宽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注重政协广泛联系和团结各界人士和各人民团体的特点，进一步发挥上下沟通、左右协调的桥梁作用。

三、加强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和社会中介组织的利益表达能力

当代我国利益表达机制的缺陷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社会利益表达机制正在逐步完善，但是，已经形成的利益表达机制的缺陷也很明显，直接影响了政府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尤其是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在利益表达上的不平等地位和对政治系统影响上的差异，已成为影响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的关键性因素。1．利益表达主体的权利意识缺乏，使得利益表达的意愿难以如愿。有些利益表达主体的文化水平、自身素质不高，信息来源与交流不畅通，对法律知识缺乏了解，因而限制了利益表达主体的眼界，使其对自己的权益及其表达缺乏自觉性，对自己利益受侵犯的事件往往采取忍气吞声或消极抵抗的做法，而不是通过正当的渠道向有关方面提出自己的合理要求。在政治共同体中，究竟怎样在思想观念上建构自我，以什么样的方式对身处其中的复杂的政治关系进行体验、认知和评价，不同的成员有不同的取向和做法。在西方，个人作为利益表达的主体是国家政治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因为个人作为自身利益表达者具有“持续的重要性”，“个人也可能在范围较广的问题上试图表达自己的意见”。[7]在中国，广大利益表达主体受几千年来封建文化的影响，普遍缺乏参与意识、自主意识和利益表达意识，因而当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无法或不愿意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团体，通过正当的利益表达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2．利益表达的非均衡性，使得利益表达平等权利难以落实。公民利益表达能力的差异源于不同的利益表达主体的发育程度，以及所拥有的政治资源的多寡。政治资源多种多样，最明显的是财富、人数、文化水平、威望、职位、社会关系网络以及谈判技巧等。我国利益表达主体的利益表达能力呈现不平衡状态，表现为城市居民高于农村居民，文化层次较高的人高于文化层次较低的人，较多接触政治的人高于较少接触政治的人，团体利益表达高于个体利益表达。此外，利益表达主体的组织化发育也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组织发展滞后，强势阶层的利益表达组织发展迅速。比如，工会组织本来是协调劳资双方利益纷争、维护职工利益、向党和政府进行利益表达的重要组织，但目前，我国工会组织的上述政治功能未能充分发挥，无法有效代表工人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签订劳动合同以及进行维权诉讼，没有成为切实有效的利益表达组织或表达渠道。再比如，农民群体缺少自己的专门组织，农村村民自治性组织———村民委员会在表达农民的利益时作用很有限。根据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有权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但由于受传统体制的影响，乡镇政府在对村民委员会行使领导权时往往仍把它作为下属机构对待，忽视村民委员会的自治性质。3．利益表达体制不完善，使得利益表达的传输渠道不够畅通。利益表达的前提是社会利益分化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阶层结构。利益表达的多样化来源于利益表达主体的多元化。随着我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进程，传统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特定社会利益格局逐渐解体，在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与社会转型的结构调整中，社会利益群体发生了急剧分化。由于不同的利益群体在社会阶层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导致他们各自所表达的重点和关注的中心不同，需要有不同的利益表达渠道来满足利益表达多元化的需要。目前，我国的公民利益表达渠道与我国利益表达主体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存在差距。利益表达的渠道设置不尽合理，一些环节存在着障碍，从而影响了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和利益表达信息的传递及处理。比如，虽然我国的信访机构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网络，成为利益表达的重要专业化机构，但是，信访制度的下端和上端呈现出严重的断裂。在信访制度的下端，一些地方政府视上访者为“刁民”，甚至用高压手段对待上访者，导致相当数量的弱势利益群体不信任信访制度，下层利益诉求无从上达。同时由于信访机构缺乏对职能部门的约束力，大部分信访事项最终无法解决，[8]信访制度的功能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4．非制度化利益表达增多，利益表达的非理性行为凸现。如果把政治体系当做一个整体来看，人们就会发现，利益表达结构和方式的急剧变化很可能是其他变化所引起的。在这些变化中，政治资源的分配很重要。因为“坚持连续不断的利益表达，其耗费是很大的，勉强能维持计生的集团和个人可能无力承担。而且，如果集团没有什么政治资源，他们很可能就会认为，利益表达，至少通过正常途径进行表达，是一种希望渺茫的过程，可能得不偿失。在贫富之间存在巨大鸿沟的社会里，正规的利益表达渠道很可能是由富人掌握的，而穷人要么保持沉默，要么是时而采取暴力的或激进的手段来使人们听到他们的呼声。”[1]在我国，对于那些在利益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的阶层来说，由于受自身条件的限制加之利益表达渠道的不通畅，制约了他们的利益表达方式和行为，因而当他们难以通过正式的利益表达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或利益表达无效时，会转而采取非理性的利益表达方式，比如非法集会游行、围堵和冲击党政机关、阻塞交通等。对此，若地方政府采用过激的方式应对，则可能进一步加重这种行为的程度，甚至演化为群体性对抗事件，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完善我国公民利益表达机制的路径选择

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当前要尽快完善公民利益表达机制，实现不同利益群体利益表达权利的平等、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利益表达作用的有效。1．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政治生活的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政治民主是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实现利益诉求的手段和途径。要处理好政治结构分化和政治结构整合之间的关系。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要发生政治结构的分化，其积极作用是带来政治功能的专门化，催生出的新的政治主体成为开拓新的利益表达渠道的重要力量、疏通原有的利益表达渠道,使其能够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提高政治系统回应不同群体利益表达的能力。政治结构分化总是伴随政治系统整合。政治系统的整合不仅可以弱化政治结构分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可以加速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有效地防范强势群体扩张利益表达权利，维护弱势群体和中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权利。政治系统的整合必须建立在政治结构充分分化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政治结构的充分分化,就难以建立起有效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2．积极培育公民社会，加快民间组织发展的步伐。除了正式的表达渠道外，社会利益表达还可以通过中介组织、社团、协会等各种社会组织进行。社会组织将个体利益诉求整合为组织化的群体诉求，理性地向政府表达群体意愿，缓解了政府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的压力。所以，要加快培育和发展市民社会，大力培育具有自主性、自治性、志愿性、非政府性的民间组织，通过市民社会的完善来激活公共政策利益表达的动力机制。政府要有意识地重点培养和扶持弱势群体建立社会组织，并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这些组织的地位、功能和运作程序，为其提供有利的制度保障，使其能够及时有效地代表弱势群体向公共政策制定部门表达意愿。对强势群体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行为，要通过制度建设加以规范，避免强势群体左右政府公共政策的现象，使不同群体形成和谐的利益关系，保证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3．积极培育公民政治文化，增强利益主体表达意识。阿尔蒙德把政治文化分为乡里型政治文化、臣民型政治文化和参与型行政文化。其中，臣民型政治文化被描述为：“所谓顺从者，就是已成为政治体系组成部分的、并对政治体系施加于他们生活的影响或潜在影响有所认识的公民。但是他们对自己在政治中作用的看法却仍然是顺从者的看法，也即他们受政府行动的影响而不是积极地去影响政府的行动。”[1]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正在由臣民型政治文化向参与型政治文化过渡。参与型政治文化存在于较发达的社会，其特点是公民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视自己为政治主体的积极成员，他们对自己的义务和权利有明确的意识，在任何层次上都存在对政治体系的评价和批评。通过培养公民型政治文化，可以增强不同利益群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体意识，也才会更加自觉地、主动地把它表达出来，并想方设法地对政府的公共政策施加影响。4．积极完善表达机制，拓宽利益主体表达渠道。必须不断完善利益表达机制，拓展利益表达的渠道，清除利益表达的障碍，理顺不同渠道和不同环节的关系。一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从制度层面上为民众表达利益诉求做出制度性安排。目前需要做的是在各级人大、政协中，增加能够代表弱势群体利益的代表或委员的比例；二是完善信访制度，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提高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话语权。要改进政府部门的信访工作方法，增强工作针对性，广开言路，倾听社会各界呼声。各级政府要建立信访工作责任制，督促信访工作的有效开展，对于失职、渎职的信访人员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条例对其追究责任；三是完善立法听证制度。立法听证制度是公众利益表达的有效途径，立法过程实质上是利益整合、协调与平衡的过程。决策者应当通过深层次大范围的改革，为每个社会阶层群体的权益表达创造有利的制度条件，提供一个更为民主和透明、参与更为便利的立法程序规则，从而促进和激励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并提高其利益表达的有效性。5．积极推进权利平等，实现利益表达方式理性化。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利于增强民众对政府的认可和拥护，增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也为公民采取正当的途径参与政治提供了最基础的保障。公平正义原则的核心思想是强调国家通过自己的强制性力量，保证弱势群体实现政治权利的平等和利益表达机会的平等。要使不同的群体都享有平等的利益表达权利，必须消除现实中存在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话语权上的不平等。为了保证利益表达能够有序地进行，必须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制度。政府要根据不同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需要，不断完善社会利益表达制度的规范体系，不仅要把公民利益表达纳入制度化的轨道，而且要在尊重宪法和有关法律对公民利益表达权利规定的前提下，用法律的形式对公民利益表达的内容、范围、方式予以规定。用法律来调整、规范公民的利益表达，使公民的利益表达经常化和秩序化，最终实现公民依法进行利益表达，政府对公民的利益表达依法做出回应。

本文作者：苗贵安工作单位：淮安市行政学院

为深化科技系统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防范、遏制利用职务或公共权力，从事违反科技政策、违纪政纪、违反法律法规活动，切实预防和解决出现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特建立、健全以下制度、措施和方法。其特点是针对市科技局系统工作人员可以发生的问题或已经出现的错误苗头，进行预先防范和警示的一种机制。

一、明确责任，严格追究

1、建立预防责任制。市科技局政风行风预防工作由“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各负其责，纪检监察组织协调，纵向到下属各单位、横向到机关处室“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2、预防工作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与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奖惩晋升和业绩评定结合起来，必要时向预警对象进行询问和质询。对预防机制的贯彻落实敷衍了事、弄虚作假的给予严肃的通报批评。对本单位、本部门的不正之风严重，群众反映强烈，长期得不到治理的；对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反腐败工作敷衍塞责、不抓不管，预防监督不力，以及致屡屡发生腐败行为而造成恶劣影响的，要从重进行责任追究，绝不姑息迁就。

二、重视信息，加强预防

1、建立信息员制度。局机关各处室、局属各单位明确一名信息员，每季度末填报一次预防信息表，对有关信息进行梳理归纳后，及时报靠给局纪检监察室，局纪检监察室分析、汇总后向局党组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