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观范文10篇

一、不同制度、不同时代的利益观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认定经济活动事实上都是从利己的动机出发的。十八世纪爱尔维修明确提出“利益支配我们的一切判断”，[1](p457)由此出发，推定人的本性都是自私自利的。1776年，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学说，经济关系中人是理性的利己人。利己主义是人的一般本性。可见，利己主义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事实前提和基本假设。但资本主义社会不同时期对个人主义认识是不同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萌芽到发展、完善，对个人利益认识经历了利己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合理利己主义等几个主要阶段。在市场经济完善时期，开始强调对个人利益的限制，强调国家制定规范性经济政策、利用秩序来协调个人与整体的利益关系，这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对利益问题经历了一个由放任“自由”到限制“自由”、由无视“整体”到重视“整体”的认识过程。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放任自由主义是迎合当时反封建斗争为资产阶级争取自由的需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人们开始认识到就整个社会而言，完全利己是不可能达到的，要保证长久的个人利益，施以秩序、法律、道德的规范和引导是必不可少的。现代西方市场经济建设的外在型政策法律制约，内在的良心型制约等成熟经验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同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利益政策，为我国市场利益伦理研究提供了认识和方法上的支持。

我国在制度上根本区别于西方，在价值取向和利益追求上也经历了几乎完全相反的历程。革命战争时期，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利益理论应用于实践，指出“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证谊明道’”。抗战时期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2](p868)在实际工作中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调动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团结了一切革命的力量、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此时的“群众”，是有特定历史含义的：“人民群众”是被压迫的工农的集合体，关心群众利益是指满足群众全体生存生活的基本需要，而不是鼓励个体自由追逐利益。此时，在利益取向上完全是整体本位的传统伦理价值观，这是符合当时中国革命夺取政权的需要的价值取向。这一理论思想始终建立在经济与道德统一的基础上，从人民切身利益出发，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最终目的，这种利益观和工作方法不仅为当代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原则和方法上的指南，也对当代党的领导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整合方式上依靠超经济的政治力量形成社会秩序，人们利益动机还是被束缚在维持生计的限度内，政治身份及相应的道德才是衡量一切经济活动的最高准则。有时为了政治需要，维持生计的动机也要受到遏制打击，个人坚决服从整体。此时，劳动者成为国家的主人，生产资料共有，人们之间结成互助合作关系，在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道德规范体系指引下，有利的抵御了反动势力的攻击，保障了社会秩序的稳定。然而此时的进步是建立在经济发展极度缓慢基础上的。随着生产力发展，体制转轨成为历史的必然。面对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集体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并不是处于完全失语状态，“它会以特殊形式渗透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精神当中，且以观念的形式限制人们不合理的行为”。[3](p283)提出的反对官僚主义、禁欲主义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革命者的品质也对当代党员自身建设提供了榜样示范作用。

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对个人牟利的限制才逐步被取消，个人合理利益得到承认。邓小平把个人的求利行为纳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动力结构中，提出要勇于承认和鼓励个人在不侵犯社会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邓小平对个人物质利益追求给予了道德上的充分肯定，对于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取向的中国来说，这无疑是思想观念上的一次重要革命，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公平——效率原则为市场经济中研究“道德”与“市场”这对最为困惑的矛盾打开了缺口。

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过程，可以看出我国在利益问题上经历了：不言个人-敢于言利-积极求利的过程。不同时期，社会价值取向不同，革命战争时期偏重革命阶级的生存需要，转型时期偏重个性发展的需要。然而，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人们仍然没有跨越“义”与“利”这对矛盾的障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个体经济动机普遍得到肯定，然而市场经济还有很大的漏洞，加上传统的重义轻利价值观和计划经济时代的身份限制还没有完全消除，使得人们对个人利益态度差异较大，在处理个人利益问题时存在“过”与“不及”的情况。致使在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一方面教育对象必然受看得见的“利”的引导；另一方面，德育工作仍然束缚在传统集体主义道德思维的框架内，亦步亦趋，不敢大胆言利。

摘要：邓小平认为，国家利益是国家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安全利益和外交利益等多方面的有机统一体。邓小平善于从全球的高度来分析战略态势，把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人类的根本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从全人类的发展中来界定中国的国家利益，确保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人类整体的进步、发展保持一致性。他强调，依据时代主题来确定中国的国家利益，维护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主张在国际交往中要把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确定中国对外行为的最高准则。

关键词：邓小平国家利益国家利益观

国家利益观是对国家利益的根本的、总体的看法，是关于国家利益的内容、价值、途径等方面的根本认知、评价与操作方法。不同的民族、国家、阶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国家利益观。这种国家利益观既是对客观的国家利益的一种能动反映，也受到历史文化传统、国际规范建构等方面的影响。作为战略思维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利益观一旦形成，便会对国家战略的决策和实施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是邓小平在实现、维护和发展中国国家利益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全党的智慧所形成的，是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内容、主体、方式、方法等方面的根本观点和总体看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一、以中国人民为本

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利益最终是中国人民的利益。我国的国体决定了我们的国家利益必然真正体现、切实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邓小平曾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要把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与撒切尔夫人谈到香港问题时说：如果在1997年后还不能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人民就没有信任我们。在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他对来访的印度代表团指出，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你们有人民感情的问题，我们也有人民感情的问题。这些论述表明，邓小平始终把中国人民的意志、需要、愿望、感情，作为国家利益的最终归宿与依据。另一方面，邓小平还强调，要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就必须坚定地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还存在的国际社会中，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仍然存在的现实生活中，要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权利，就必须坚定地捍卫国家的利益。

实现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邓小平经常把“中华民族”和“国家”这两个概念交替使用，要求把捍卫民族利益与爱国主义结合起来，把以民族利益为重的行为看成是维护国家利益的爱国行为。早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就曾指出，我们共产党认为，没有民族利益就没有了阶级利益，因为国亡了，地主、资本家无出路，工农、小资产阶级也无出路，所以我们始终坚持统一战线，主张各党派、各阶级的密切合作。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kil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在谈到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时说：“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p3o~1990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时指出：“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Oly[](P362)邓小平不仅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利益是真正全面地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而且指出，只有真正地爱社会主义中国，才能确实地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

一、中国共产党人民利益观的主要内容

我们党的利益观是以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核心内容的观念体系。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围绕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核心内容展开的，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制定和实行的正确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都是人民利益观的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迄今对人民利益观核心内容最清晰、最完备的总结和概括，我们党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上提出的新观点和新要求，使党的人民利益观得到极大的丰富和扩展。

（一）以逐步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为出发点，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注重帮助解决困难群众生产和生活问题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指出：“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1](P864)。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必须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但最重要的是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前进。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通过辛勤劳动与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人们的发展活力，这是加快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是否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始终关系党的执政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把绝大多数人团结在我们党周围，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夺取革命、改革和建设事业胜利的强大力量源泉，是我们党的一大政治优势。

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关心群众，首先要关心困难群体的疾苦；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首先要为困难群体谋好利益，因为他们眼前最困难，最需要帮助。”[2](P645)在极端艰苦的战争年代，为了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支持和参加革命，我们党帮助群众解决穿衣、住房、柴米油盐、疾病、婚姻问题，党执政后“我们完全拥有解决部分群众生活困难问题的条件和能力。如果不能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是无法向党、向人民交代的”[2](P113)。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入手，注重解决群众的燃眉之急，同时又有发展和治穷的通盘考虑和长远安排，确保有关政策措施落实到位，使困难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和国家的关心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温暖。

（二）高度重视广大人民的物质利益，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切实使广大人民不断获得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

一、党员干部应当树立什么样的利益观我们的党员干部究竟应当树立什么样的利益观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利益观说起。如果要给利益观下个定义的话，首先就要弄清楚什么是“利益”。通俗地说，利益其实就是好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利益观就是一个人对好处所持的看法和态度。利益观是受世界观支配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利益观，可见，利益观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利益观的核心是个人利益至上，就是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一套。这种利益观具有很强的腐蚀性和诱惑力，至今仍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远的不说，就是在我们党员干部队伍里，被资产阶级利益观困扰者也大有人在。以谋取私利为目标的“有权不使，过期作废”等错误观念，正是这种利益观的真实写照！随着我们党执政时间的不断延续，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随着我们干部队伍成分的不断更新，绝大多数同志能够在正确的利益观指导下，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艰苦奋斗，努力工作。但也应当看到，确有一些党员干部经不住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腐蚀与诱惑，利益观出了偏差，导致了内心世界的颓废与堕落。在现实生活中，其主要表现如下：一是与民争利、以权谋私。凭借手中的权力，非法谋取个人、家庭和小团体的利益，甚至为了钱、权、色等不可告人的目的，不惜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二是贪图享乐、奢侈挥霍。把吃喝玩乐当成人生的最大乐趣，视艰苦奋斗为“冒傻气”，整天沉湎于觥（gong）筹交错、纸醉金迷之中；三是突出自己、好大喜功。把个人出名获利当作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甚至为了个人名利而不惜劳民伤财；四是心术不正、勾心斗角。把旧时的官场作风带进现实生活，终日里谋人不谋事，干工作敷衍塞责、得过且过，却把心思用于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以求升官晋爵；五是见风使舵、庸俗市侩。对上级阿谀奉承，对同事拉拉扯扯，对朋友居心叵测，对群众漠不关心，凡事以对个人是否有利为准则；六是盲目攀比、怨天尤人。收入同多的比、待遇同高的比、条件同好的比，总觉得自己吃亏。事业不成怨条件、工作不力怨环境、关系不顺怨领导、业绩平平怨下属，好像党和人民总是对不起他。上述现象不能不说与一些干部没有树立起正确的利益观有着直接关系。尽管这些问题不是我们干部队伍的主流，但如果不认真对待并切实加以纠正，支流就有可能变成主流，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资产阶级利益观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格格不入，如果抱着这样的利益观不肯放手，就不配当共产党员，更不配当党员干部。那么，我们党员干部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利益观呢？对此，刘少奇同志早在六十多年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就作出了高度概括，他说：“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员的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在每个党员的思想和行动中，都要使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完全一致。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能够毫不踌躇、毫不勉强地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的一种表现。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原则性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共产党人应有的利益观归结到一点，就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短短九个字，却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的利益观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方面。1、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观念。这里所说的整体利益，就是指党和人民的利益，个人利益则不单指党员干部本人，还包括自己的家庭成员和亲属的利益。当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必须具有无条件地服从整体利益的观念。2、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观念。也就是说，党员干部不仅不能只顾个人利益，而且不能只顾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局部利益，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从全局的高度观察和思考问题。当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必须具有无条件服从全局利益的大局观念。3、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观念。有些事情从眼前看是有益的，但从长远看是有害的，这就需要我们的党员干部具有战略家的眼光和胆识，不为眼前利益所惑，树立为长远利益而奋斗的坚定信念。4、甘于清贫的无私奉献观念。在“先富与后富”等利益关系面前，不仅要把群众摆在前面，还应当时刻不忘人民公仆的本色，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无私奉献精神。5、自律基础上的遵纪守法观念。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都必须在政策和法律允许的前提下来进行，党员干部更应该强化自己的法制观念，即使在谋取正当利益的时候，也要严格自律，在致富的道路上模范地遵纪守法。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是共产党员对待利益问题的根本原则，也是共产党员一切言行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检验一个党员领导干部是不是称职，最根本的标准也是这一点。最近，全市各级领导干部正在学习市检察院一分院副检察长方工同志的先进事迹，方工同志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他说：“廉洁没有底线，自律不能封顶。”实际上，这也是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在利益观方面应有的追求。

二、党员干部为什么要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党员干部必须树立正确的利益观，这不是什么人强加给我们的，而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客观要求，是我们从入党那天起就郑重许下的诺言，倘不如此，就是背信弃义，就失去了当党员干部的资格。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想至少有以下几条理由。1、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是实践党的宗旨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需要1944年9月5日，一位普通的八路军战士，在陕北安塞县烧木炭，因为炭窑倒塌牺牲了，他就是张思德。为了纪念他并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在中央警备团举行的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同志做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响亮口号。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进了党章的总纲。从此，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和为人民服务，成为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成为共产党人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的永恒主题；成为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根本原则。我们党的三代领导人曾经用不同的语言，表述过同一个思想：中国共产党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同志在《为人民服务》中，开宗明义地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上个世纪50年代，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国际青年代表团时，针对他们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员的含义是什么？”的问题，明确回答：“中国共产党员的含义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他的目的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明确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并多次强调，检验和判断各项改革政策和工作都要始终坚持和考虑“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拥护不拥护”。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宗旨的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作为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决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必须体现在全体共产党员的实际行动中。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如果头脑中没有树立起正确的利益观，私心杂念就会占上风，就不会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实践党的宗旨也就会成为一句空话。2000年初，总书记从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作出了“三个代表”的精辟论述。这一重要思想是在回顾历史、立足现实、展望未来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今年5月31日，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重要讲话中，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做了全面阐述。他强调指出：“三个代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其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三个代表”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者是密切相关、辩证统一的整体。先进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前进的最终决定力量，从根本上决定和影响着先进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是推动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对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归宿和出发点。我们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的根本体现。“三个代表”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凭主观想像就可以做到的。只有真正在实践中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老百姓才会认为你可以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也才会真心实意地跟你走，这才是我们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的真正所在。需要强调的是，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通过我们每一个党员和党员干部的言行来体现的。要实践党的宗旨、坚持“三个有利于”、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需要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并体现在自己的实际行动中。2、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是首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目前，全市经济发展形势喜人，城市建设实现新突破，改革开放取得新进展，人民生活有了新提高。最近五年，全市GDP年均递增10.3%，地方财政收入年均递增25%以上，去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实现2817.6亿元，比上年增长1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这些都是全市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和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中央方针政策，开拓进取，团结拼搏的结果。刚刚闭幕的北京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以“新北京、新奥运”为主题，努力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今后五年经济增长速度要保持在9%左右，力争到2008年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目标令人鼓舞，任务十分艰巨。我们既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也面临着难得的机遇。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高竞争力和决策管理水平提供了新的契机；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我们有了比较丰富的物质基础和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经验；筹办2008年奥运会，大大地激发了全市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和创造精神。要实现我们新确定的奋斗目标，全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江总书记“七一”讲话和“5.31”讲话精神,以及下半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精神,同心同德,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扎实工作。要使首都各项事业健康快速发展，必须走改革之路。改革的过程，是发展的过程，也是利益调整的过程，就是要在发展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合理调整国家、集体、个人之间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由此可以作出这样的推论：要发展首都各项事业，就必须坚持改革开放；要搞好改革开放，就必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要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就必须让群众感受到我们所做的一切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要维护和代表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必须有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要使党员干部有这样的实际行动，就必须树立起正确的利益观。一句话，我们的党员干部能否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关系到首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我们必须从这样的高度出发和认识问题。3、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是建立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需要我们党已经走过80多年的历程，执政也已经有50多个年头，为什么党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我们党始终没有忘记为人民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这个根本。尽管我们也走过一些弯路，尽管在党员干部队伍里确实存在消极腐败现象，但这只是支流问题，从总体上看，我们的干部队伍主流是好的，是党和人民信得过的。对这一点，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对我们做纪检监察工作的同志来说，这个认识尤为重要。如果把我们的干部队伍看得一团漆黑，在实际工作中就非犯“左”的错误不可；如果认为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就会有另外一种结果。判断纪检工作成效的大小，不仅要看办了多少案子，惩处了几个坏人，更重要的是如何加强教育，强化管理，重在治本，预防为主，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杜绝腐败的机制，消除产生腐败的土壤。同志早就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一论断过去适用，今天仍然适用。试想，假如这个“决定因素”出了毛病，还谈什么党和人民的事业呢？因此，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全面提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的干部队伍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在各个岗位上工作的领导干部，大多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甚至是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改革开放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实惠和机遇，同时也带来了如何对待权力、地位与利益的考验。能不能经受住考验，是每个党员干部必须正视的重大问题。正如总书记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指出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党成为执政党，掌握了政权，有了调动全国人、财、物等资源的权力，而且权力之大，可调动的资源之多，都是执政前无法比拟的。大批党员、干部担任了从中央到地方各个部门、各个地区的领导职务，手中都掌握了这样那样的权力。党的地位的变化，党员和干部的地位的变化，对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党员、干部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也给我们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怎样才能经受住这种考验呢？恐怕只能在全面提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上下功夫。这就要求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要加强党性锻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其中，能不能树立正确的利益观乃是对每一个党员干部最现实的考验，也是全面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关键一环。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好，我们就将失去民心，其后果不堪设想。以上，是从大的方面回答为什么要树立正确的利益观的问题。如果从党员干部个人角度来考虑，树立正确的利益观也十分重要。这是因为，只有树立了正确的利益观，你才能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站稳脚跟，在金钱和物质利益的诱惑面前方寸不乱，才能受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反之，如果你坚持错误的利益观，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置群众的冷暖于不顾，甚至见利忘义、以权谋私而自以为得计，就迟早要被人民所抛弃。这样的例子不少。焦裕禄、孔繁森等模范人物、本市的李润五、方工等先进典型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尊崇和爱戴，重要的一条是他们头脑里有正确的利益观作指导，不为金钱和物质利益所动，时时处处想着群众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相反，那些在物质利益面前跌跤翻船的人，无一不是在利益观上出了毛病。可以这样说，凡是在经济方面违纪违法的人，其利益观都是错误的，无一例外。这个结论是有充分根据的。从1998年到2001年的四年间，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各类违纪违法案件5264件，受到党纪或政纪处分的局级干部25人、处级干部461人，挽回经济损失5.06亿元。在这些案件中，绝大多数与经济活动有关，与滥用职权有关，更与当事人的利益观发生扭曲有关。正反两方面的实例告诉我们，党员干部如果不能树立起正确的利益观，不仅有害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大局，也终将毁了自己。

三、党员干部如何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当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利益观和为什么要树立正确的利益观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我认为，要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必须解决好以下3个问题。1、必须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问题总书记在中纪委七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世界观是基础，是起决定作用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观、价值观。在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中，权力观是基础，有什么样的权力观，就有什么样的地位观、利益观。”总书记的这番话明确告诉我们，正确的世界观是领导干部的立身之本，不解决好这个问题，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等等都无从谈起。世界观是指人们对世界总的和基本的看法。共产党人应当具有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它是唯一正确的、科学的世界观。从一定意义上说，世界观就是人生的“总开关”，这个开关工作正常，人就有明确的前进方向；这个开关出了毛病，人生就会迷茫甚至步入歧途。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同样是党员干部，绝大多数能够严于律己，时时想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有的人却追求一己私利甚至堕落成腐败分子呢？根本原因就在于不同的世界观对人们有着不同的导向作用。因此，要树立正确的利益观，首先就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这不但是对年轻同志的要求，老同志同样应当不断改造世界观。原大兴县房管局局长付冠宇入党当干部多年，论年龄也算得上老字辈了，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因为犯贪污和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他走向堕落的根子在哪里？从他的言行中不难看出，正是错误的世界观在发生作用。他平日里热衷于封建迷信，在他办公室的书架上摆放着很多宣传封建迷信和宗教的书籍，外出时不是算命就是卜卦，事发后在拘留所里，他还对司法人员说：“算命先生讲了，闯过腊月二十三就没事了。”除犯有贪污、受贿罪外，他还听信骗子的谣言，动用公款64万元去找所谓1934年连号的美圆，企图发财。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仔细分析那些党员干部违法乱纪的原因，可以肯定地说，都能从世界观上找到答案。与世界观紧密相连并受世界观制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样是党员干部必须注重解决好的问题。简单地说，人生观就是人们对人生目的和意义的根本看法和态度。怎样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人生的道路应该怎样走？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人生现实。总书记对此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并写进了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就是要求党员干部“要在思想上解决好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留点什么的问题，自觉抵制各种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这“三个解决好”，集中反映了党员干部为官做人的基本规律和根本态度，就是告诉我们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人生观。“参加革命为什么”，讲的是领导干部参加革命的初衷，就是干什么来的、图的是什么；“当干部应该做什么”，讲的是领导干部的现实作为，是打算用人民给的权力去为老百姓服务呢，还是为了光宗耀祖甚至是谋取私利；“身后留点什么”，讲的是历史评价问题，是要留下怀念和好的口碑，还是让人民群众在你离开后戳脊梁骨。贯穿这“三个解决好”的主线就是为什么人掌权、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如果能做到这“三个解决好”，也就为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打下了坚实根基。人们对某种事物或现象是爱好还是憎恶、是赞同还是反对、是接近还是回避，体现了人的价值观。价值观往往是隐含在人的意识深处的东西，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就像人生的“方向盘”，通常情况下，会帮助人们在有关善恶、是非、真假、曲直的判断中明确方向，作出正确选择，即使在遇到复杂局面和突发事件时，也能坚定不移地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总之，要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就必须首先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刻苦地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学习同志的重要论述，并且要坚持不懈，做到学习、学习、再学习。2、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地位观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是紧密相连、相互制约的关系。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来说，权力观是基础，有什么样的权力观，就有什么样的地位观和利益观。道理很简单，试想，一个人的权力观是扭曲的甚至是错误的，你能指望他具有正确的地位观和利益观吗？肯定不能。同样，如果一个人的利益观是错误的，他的权力观也决不会是正确的。可见，要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就必须解决好权力观并进而解决好地位观的问题。有的党员领导干部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成私有财产，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如原石景山区房地局局长尚贵，把460万元公款借给老同学经商，当班子里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时，尚贵说：“我是局长，在我的一亩三分地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单位的钱我想怎么支配就怎么支配。”最后造成了200万元的损失，尚贵也受到了党纪国法的严厉制裁。什么才是我们所要树立的正确的权力观呢？对此，总书记在中纪委七次全会上的讲话中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必须正确认识我们手中权力的性质。只有把这个问题真正搞明白了，我们才能正确地看待和运用手中的权力。必须认识到：第一，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是代表人民并领导人民去夺取政权的，革命胜利以后则要代表并领导人民掌握和行使好国家的各项权力。第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都是来自于人民的。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说到底都是人民赋予的。第三，领导干部必须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国家的安全、发展和富强服务，为人民群众的团结、富裕和安宁服务。一句话，必须始终用来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而绝不能把它变成谋取个人或少数人私利的工具。第四，一代一代的领导干部都必须始终信守为人民掌握和行使权力的正确原则，同时要始终自觉地接受党和人民对自己行使权力的监督。”总书记的这段话告诉我们，所谓正确的权力观主要包括“四个必须认识到”：一是代表并领导人民掌握和行使权力；二是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三是我们手中的权力必须用来为人民服务；四是权力的行使必须置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一个党员干部如果能清醒地认识到上述几点，树立正确的利益观问题也就不难解决了。3、必须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与作风以贪图享受、铺张浪费为特征的享乐主义，是资产阶级利益观的典型表现，要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就必须同享乐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就必须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坚决反对奢侈浪费的恶习。艰苦奋斗的思想是同志早在井冈山时期就提出来的，正是靠着这种精神，我们党才一步步壮大起来，最后取得了全国政权。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党中央和同志清醒地认识到，创业难，守成更难。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此后的情况证明，这番话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预见性，1951年便发生了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同志针对这个问体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什么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会大乱，老百姓一定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今天，我们重温这些话，仍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开始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邓小平同志又反复强调要坚持不懈地提倡艰苦奋斗精神，他说：“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这就告诉我们，党员干部手中都掌握着权力，社会环境复杂，领导干部受到外界各种消极的东西的影响会日益增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就难免犯错误，甚至走向犯罪的道路。而要树立正确的利益观，绝对离不开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但总有那么一些人不相信这样的道理，他们不惜挥霍浪费，一门心思地追求安逸和享受，车子越坐越小，房子越住越大；什么东西都敢要，什么地方都敢去，什么人的钱都敢拿。玩物足以丧志，奢侈必将失德。党员干部想奢侈享乐多了，想党的事业必然就少了；离灯红酒绿近了，离人民群众必然就远了。久而久之，不犯错误才怪呢！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党员干部一定要在保持艰苦奋斗作风上下一番功夫。一要加强思想修养，防止享乐思想的滋生；二要注重防微杜渐，保持严谨的生活态度；三要强化监督意识，把自己置于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之下；四要发扬奉献精神，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四、党员干部需要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当前，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必须正确对待和处理以下几个关系：1、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改革开放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势必要涉及到各种利益调整、利益分化、利益分配等诸多利益矛盾，这些变革会影响到全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的个人利益。个人利益的实现固然与自己的努力奋斗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要靠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因此，个人利益应当服从社会的整体利益，这一点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党员干部手中执掌着各种权力，在资源与利益分配中占据着有利地位，属于强势群体，如果能够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真正做到为人民谋利益，就能形成一种放大效果，影响和带动一片，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否则，不仅有害于改革开放大业，也有害于党员干部个人。原大兴氮肥厂厂长刘集森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由于这个企业不景气，很长时间发不出工资，由此引发数百名职工多次集体上访。作为厂长的刘集森，却利用职权大肆贪污公款，还用贪污所得买了小汽车，最后被判处7年徒刑。同志们想一想，如果容忍这样的事情泛滥，人民群众能答应吗？是不是党员干部就不能有任何个人利益呢？当然不是。我们从来不否定包括党员干部在内的个人利益，但必须在保证和发展社会整体利益的前提下，摆正国家、集体、个人之间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也就是说，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于整体利益，服从于党和人民的利益。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党员领导干部，应该比其他社会成员和一般党员更自觉地顾全大局，做到一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2、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当前，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改革措施的出台会直接触及人们的切身利益。比如，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住房问题，特别是城市危旧房改造、拆迁、安置暴露出来的矛盾与问题；城镇职工的医疗、养老保险、失业救助等社会保障问题；下岗失业和再就业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农村中的村级财务、农民负担、农村干部作风、宅基地、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就会直接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与威信，阻碍改革的进程。因此，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具有长远的眼光和战略家的胸怀，在维护人民群众长远的和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竭尽全力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时解决不了的，要向群众讲清楚。遗憾的是，现在有的干部却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总想着在自己的任期内干出些出人头地的事，甚至不惜劳民伤财地大搞所谓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实际上，这些短期行为还是没有脱离个人利益的小圈子，说明白些，就是在为他自己树碑立传，为自己往上爬创造条件。人民群众对这种人是深恶痛绝的。前不久被中纪委查处的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就十分典型：慕绥新上任后一年内搞了两个城建项目，一个是沈阳市的二环路和53公里的高速公路；另一个是沈阳的环城水系。沈阳市一下子迈进了全国卫生先进城市的行列，1998年慕绥新还获得了联合国颁发的“人居奖”。可是慕绥新的这些“政绩工程”，留给沈阳人民沉重的包袱。仅二环路和高速公路，沈阳市就要连续在10年中每天付给投资的港商50-60万元人民币。10年后，还要继续在20年中每年给港商52%的分成。这条路1998年建好后，实际上每天收入只有20-30万元，沈阳市额外要再支付30-40万元才可以持平。据介绍，沈阳市每年用于市政建设的财政拨款不足10亿元，慕绥新上任三年，用在市政建设的钱就超过了100亿元。一个人的政绩，几代人的包袱。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必须明白这样的道理，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必须以长远利益为重。3、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关系党员干部必须具有全局观念，做到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这是树立正确利益观的必然要求。我们这样说，并非否定局部利益。作为党员干部，当然要考虑自己所管辖的地区、单位和部门的利益，关键是看你在局部利益同全局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采取什么态度。如果能够顾全大局，哪怕牺牲局部利益也在所不惜，那就是正确的态度。如果只从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那个局部考虑问题，对全局利益全然不顾，甚至损害全局利益，那就是狭隘的、自私的、错误的。在全市经济建设、城市建设中，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矛盾冲突是经常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危旧房改造、企业搬迁、文物保护、绿化隔离带建设等等，都充满着各种利益矛盾，如果处理不好，那什么事情都办不成。目前，在一些地区、部门或单位，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等现象盛行，这与那里的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处理局部利益同全局利益的关系直接相关。它是一种扩大了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不仅有碍于党的事业的大局，也有害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当防止和克服这种不正确的思想行为，站在大局的高度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4、奉献与索取的关系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人们的利益矛盾和思想上的观念冲突常常交织在一起，引起一些困惑，其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是奉献与索取的关系。这个问题不解决，就很难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可能成为一句空话。前面已经讲过，我们对物质利益并不是一概排斥，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都要通过从事诚实劳动，获得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必需的物质文化利益，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党员干部。但对于党员干部来说，还应当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这种获得除了必须建立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之下外，还应该建立在无私奉献的基础之上。这是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是人民公仆，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决不能把商品交换的原则带入政治生活领域，更不能搞权钱交易、与民争利，不然的话，就失去了当党员干部的资格。如今，在一些党员干部身上存在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盲目攀比，不比工作比待遇，不比奉献比索取，越比越觉得自己吃了大亏，也有的人因此而腐化堕落下去。例如：原首钢北钢总公司总经理助理杨立宇，从一个普通技术人员，成长为有7万多职工的企业总经理助理，当年才33岁。当他去发达地区和国外转了一圈回来后，思想就产生了巨大变化，开始不择手段地索取。最终因为伙同他人索贿150万元、个人受贿32万多元而被判处死缓。他在监狱里反思说：“因为我经常出国，去南方，原来我以为我挣的钱不少，可到那儿一看，还不够人家一顿饭钱。于是......”由此可见，一个党员干部如果摆不正奉献与索取的关系，不仅会给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害，最后也将毁掉自己。5、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这里所说的“权利”与前面讲的“权力”不同，并不是指支配力量的那个“权力”，而是指公民或法人依法行使的权力和享受的利益这个“权利”。应当说，党员干部不仅掌有人民赋予的权力，同时也享有一般公民所应当享有的权利。但权利是相对于义务而言的，当你享有某种权利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普通公民如此，党员干部就更应当正确处理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在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各种利益关系变得空前复杂，人们头脑中的利益观也相应地复杂化了。利益是人们行为的原动力，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带有一定的道德因素，体现出一定的利益取向。在一般情况下，市场经济活动中的普通生产者、交换者的基本道德意识是平等交换、互惠互利。他们按照“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的逻辑去考虑生产经营，是合情合理的，在守法的前提下，也是允许的。但是，作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则不能仅仅以此作尺度，必须要有更高的标准。一定要把权力当作责任来看待，把履行职责和义务放在首位，讲付出、讲奉献。切不可把履行义务看作无足轻重，而斤斤计较个人利益。当前，经济活动和人的思想都比过去要活跃得多，党员干部如果不能谨慎从事，犯错误的机会也就相对比较多。一些党员干部之所以在经济活动中跌了跤，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由于没有处理好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个人追求成名、进步、富裕，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本无可厚非，但是追求这些靠什么？是靠诚实劳动、努力工作，还是靠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甚至巧取豪夺呢？说起来，谁都明白应当是前者，可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就是做不到。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决不能见利忘义，这个义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的人心存侥幸，私欲膨胀，伸出了贪婪的手，结果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在党纪国法这条高压线前，碰得头破血流。前不久，本市查处的蔡季良贪污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蔡季良是原北京京澳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正局级），任职期间，由于滥用权力、盲目决策、盲目投资，给国家造成一个多亿港币的巨大损失，他自己也从中渔利80多万元。最近，蔡季良已被一审判处死刑。6、先富与后富的关系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党的既定政策。有的党员干部可能会说，那我就先来充当这“一部分人”岂不挺好吗？说这种话的人倘不是糊涂，就一定是忘记了共产党人应有的品格。想想看，古人尚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说法，何况一个党员干部呢？如果连这样的思想境界都没有，实在可悲，被人民所抛弃也是迟早的事。我们强调正确对待和处理先富与后富的关系，并不是要阻止党员干部走致富的路。我们之所以要致力于改革开放，其目的不就是要让国家强盛起来、人民富裕起来吗？对于国家来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对于包括党员干部在内的个人来说，贫穷也决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作为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和人民公仆的党员干部，则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前面，想方设法支持和帮助群众富起来，而后才是自己通过正当的途径迈上富裕之路。决不能只考虑自己如何致富而置群众的安危冷暖于不顾，更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不正当的利益。也许有的党员干部会说，我带头致富难道也是错的吗？对此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关键要看你怎么“带头”。有的人为了帮助群众脱贫致富不遗余力，处处走在前面，群众富裕了自己也富裕了，这样的带头值得提倡。因为我们共产党员、党的干部也不是苦行僧！我们所反对的是那些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把群众的冷暖疾苦放在脑后，甚至不惜凭借手中的权力大肆敛财，以致穷了百姓富了他自己，却美其名曰“带头致富”，这种“穷庙富方丈”的现象我们已经见得不少了，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7、纪律约束与严格自律的关系党纪国法对于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来说，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需要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反腐败斗争中提出建立党纪国法和思想道德两道防线。对于党员干部来说，要使自己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沿着正确的方向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仅靠党纪国法的约束是不够的，必须靠自觉、靠严格自律，保持严谨的生活态度和生活作风。起码要做到两点，一是“慎微”，二是“慎独”。首先是慎微。“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因此，必须防微杜渐，重视小节问题。三国时刘备对儿子刘禅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必须从小节、小事上开始严格要求自己，也就是要注意生活作风问题。现在有的领导干部认为，吃点、喝点、拿点、占点、玩点没啥了不起，不过是生活小节问题，只要在大是大非上别出纰漏就行。还有的认为，打一点“擦边球”无所谓，充其量是人民内部矛盾。这种想法是非常危险的。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担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和期望，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会给党的事业带来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对我们来说，生活无小事，人生无小事。骄纵起于奢侈，危亡起于细微，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事物总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即使是所谓的突变，也蕴涵着大量的数量的积累。所以，领导干部必须注意从点滴小事上开始，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可以这样说，一些人之所以堕落成腐败分子，往往就是从一些小事上开始。原通州区工商银行行长卢永元就是个例子。起初的时候，别人送他点儿烟酒，他还觉得不自然，时间一长，也就心安理得了。他在监狱里反思说：“第一次收下人家送的钱时，心里很害怕，晚上睡不着觉……由于事情没有暴露，心里慢慢塌实了，也就为我以后受贿壮了胆。”卢永元最终因为贪污1万元、受贿27万元、挪用公款6万元，受到开除党籍和公职的处分，并被判处7年徒刑。在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案件里，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想，大家都应当从这些反面典型中汲取教训，自觉地防微杜渐，防止因小节不保而酿成大错。其次是慎独。“慎独”是思想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准和思想境界的试金石。儒家经典《大学》里说：“诚于中，行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借鉴“慎独”的观念，提出了共产党员要“慎独”的修养要求。他说：“除开关心党和革命的利益以外，没有个人的得失和忧愁。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他的工作经得起检查，决不害怕别人去检查。”少奇同志的这段话，说明了慎独的重要性。事实上，违纪问题多发生在缺少监督的8小时以外，正是因为当事人缺乏一种慎独的自觉性。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在他的一份悔罪书里，特别提到自己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没有做到慎独，“自我约束能力差，违法违纪行为都发生在8小时以外。”其实，这样的原因在每个违法乱纪案件中几乎都存在。因此，党员干部必须注意在缺少监督的情况下自觉地管住管好自己。8、遵纪守法与保持节操的关系党员干部必须模范地遵纪守法，同时又要注重个人道德操守的修养。这是因为，如果不注意道德修养，任凭不正确的利益观充斥头脑，就难免失节，甚至因经不住物质利益的诱惑而不惜以身试法。近年来出现的“59岁现象”等，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党员干部一定要加强道德修养，切实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家庭圈”问题。在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里，有这样一句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表达了一种递进的关系。首先是修身，也就是必须切实提高个人的道德操守修养。很难设想，一个对父母不孝、对配偶不忠、对子女不负责任的人能是个好官。其次是齐家，也就是要处理好家庭关系、解决好“家庭圈”的问题。如果一个党员干部的家风不正，自私自利等不正确的观念占了上风，你能指望生活在这种环境里的他洁身自好吗？恐怕很难。因此，党员干部不仅应当管好自己，还应当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等家庭成员，树立良好的家风。中央纪委有一个统计，近几年处理的党员干部违法违纪案件中，有38%的与这些人的配偶、子女有关。一些领导干部借口工作忙，对自己配偶、子女的思想状况不屑一顾。也有的对配偶、子女谋取不正当利益等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沆瀣一气，共同谋私。一些不法分子正是看到这些干部的弱点，乘虚而入，采取走“迂回路线”、“夫人路线”、“公子路线”的办法来影响领导干部，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不少党员干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栽了跟头。前几年查处的北京电子动力公司（751厂）总经理陈铭的案子就很典型。陈铭是一个从普通工人成长起来的正局级领导干部，曾经为企业的发展作出过较大贡献，因此而获得北京市和全国劳动模范等多项光荣称号。就是这样一个有着光荣历史的人，在面临退休的时候，却绞尽脑汁地要为子女们留下些家业，于是不择手段地大肆贪污公款，结果鸡飞蛋打，不仅自己因此而掉了脑袋，也把与此有牵连的儿子送进了监狱。清末有个叫奕儇（yixuan）的人，是末代皇帝宣统的祖父，他写过一段治家格言：“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借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财也少，产也少，后来子孙祸也少。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少胆也小，些微产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过了。”林则徐给儿子写的一副对联，也表达了相近的意思：“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祸。”这些连封建士大夫都明白的道理，难道不值得我们党员干部去仔细品味和深思吗？二是“工作圈”问题。作为党员干部，要做好工作，离不开上级的指导、身边同志的帮助、下级的支持。这样，就涉及到一个“工作圈”的问题。我们的党员干部是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这个目标就是为人民服务。因此，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间应该协调一致，建立起正常的工作关系，防止形成庸俗的市侩关系和违背党的纪律要求的其他关系。1980年2月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指出，在处理领导关系上，不得个人专断，不允许搞“一言堂”、家长制；对领导者禁止无原则的歌颂，不要把上下级关系、领导成员之间的关系变成封建等级关系、人身依附关系。应当说，我们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能够按照上述要求，努力营造和谐正常的工作关系，但是，某些与此相悖的行为也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正如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讲的：“有的党员干部慢慢忘记了自己入党、当干部时的初衷，脑子里个人升官发财的思想滋长，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抛到了脑后。在这种念头的驱使下，有的到处拉关系、找靠山、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造假骗官、甚至杀人谋官，有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家长制习气严重，有的贪图享乐、花天酒地、贪赃枉法，有的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等等。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明白，我们是共产党人，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当大官，千万要防止把升官发财作为自己的人生目的。如果你的‘官’不是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服务干出来的，而是靠‘跑’、‘要’、‘买’来的，那不仅不光彩，最后还要栽跟头。要把心思用在工作上，用在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上，至于个人的升降去留，应坦然地接受党和人民的选择，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上，就在那个位置上尽心尽力、发光发热。”总书记的这段话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我们的党员干部必须牢牢铭记在心，并以此规范自己的行为。三是“社交圈”问题。领导干部应当广交朋友，这是做好工作的必要条件。同时又要慎交朋友，这是保持廉洁的必然要求。事实上，一个人走上领导岗位后，交际面会越来越宽。这时候，和谁交朋友，怎么交朋友就显得非常重要，因而如何处理好“社交圈”问题，是每个党员干部需要特别注意的重要问题。由于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手中执掌着或大或小的权力，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利益的分配。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就会千方百计地与你“交朋友”，说的明白些，就是要腐蚀拉拢你。他们会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目的是借用你手中的权力来满足他们的私欲。而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恰恰对此缺乏应有的警觉，误以为结交了铁哥们儿而暗自高兴，殊不知自己已经迈进了人家设好的陷阱。当然，也有少数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本身就怀着私心杂念去交友，乐于把那些谄媚之徒当成朋友。有的人特别热衷于结交有钱的人，于是便出现了“傍大款”现象。还有的甚至与带有黑社会背景的人同流合污、打成一片，成了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或帮凶，最终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胡长清不就是这样吗？他在江西工作只有短短4年的时间，尤其好与“大款”交朋友、打交道，有的人认识他不过20天，见过两次面，就开始向他行贿，在这些“大款”朋友的护送下，他最终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与善人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不善人交，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这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一个领导干部，如果交一个好朋友，就等于多了一面镜子，多了一个参谋。如果交上一个坏朋友，就等于雪入墨池，虽融于水，其色愈污。看看那些以朋友自称的行贿者，有哪个是真的把受贿的党员干部当成朋友呢？一个也没有。有一个行贿者在监狱里说出了心里话：“我在向他们（指受贿人）塞钞票的时候，绝对是将他们当作一条狗来看待的，不然我的心态就没法平衡。凭什么要把自己花花绿绿的票子往他们手里塞，还要赔笑脸呢？”那些把这类如蝇逐臭的人当朋友的党员干部听了这番话以后，不知会做何感想。同志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的一生是短暂的，非常值得珍重。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应该善待它，充分实现它的价值。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就是要使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在劳动仍然是人们谋生手段的情况下，通过正当途径获取物质利益，对谁来说都是必需的，党员干部也不例外。但大家千万要记住，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如果成为它的俘虏，既有损于党的事业和个人名节，也有悖于党员干部的本色，实在是得不偿失。只有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我们就经得起任何风浪的考验，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一、中国共产党人民利益观的主要内容

我们党的利益观是以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核心内容的观念体系。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围绕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核心内容展开的，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制定和实行的正确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都是人民利益观的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迄今对人民利益观核心内容最清晰、最完备的总结和概括，我们党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上提出的新观点和新要求，使党的人民利益观得到极大的丰富和扩展。

（一）以逐步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为出发点，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注重帮助解决困难群众生产和生活问题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指出：“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1](P864)。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必须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但最重要的是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前进。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通过辛勤劳动与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人们的发展活力，这是加快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是否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始终关系党的执政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把绝大多数人团结在我们党周围，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夺取革命、改革和建设事业胜利的强大力量源泉，是我们党的一大政治优势。

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关心群众，首先要关心困难群体的疾苦；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首先要为困难群体谋好利益，因为他们眼前最困难，最需要帮助。”[2](P645)在极端艰苦的战争年代，为了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支持和参加革命，我们党帮助群众解决穿衣、住房、柴米油盐、疾病、婚姻问题，党执政后“我们完全拥有解决部分群众生活困难问题的条件和能力。如果不能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是无法向党、向人民交代的”[2](P113)。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入手，注重解决群众的燃眉之急，同时又有发展和治穷的通盘考虑和长远安排，确保有关政策措施落实到位，使困难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和国家的关心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温暖。

（二）高度重视广大人民的物质利益，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切实使广大人民不断获得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

摘要：

邓小平国家利益观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观与中国客观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又超越前人，从而实现了理论的创新。邓小平国家利益观既体现了改革开放时期的我国利益现状，也反映出了新时期我国的利益需求。在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指导下，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始终能够把握正确的方向，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国家利益。

关键词：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理论创新

恩格斯说过：“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邓小平国家利益观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观在新时期的丰富和发展，洋溢着鲜明的民族精神和强烈的时代特色。

一、将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

在建国初期，由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政权的敌视，提出了联苏抗美全方位“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到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末，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与中国为敌的局势下，又提出了建立世界范围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到七十年代初，在面对主要来自苏联霸权主义的现实威胁下，提出联美遏苏的“一条线”外交战略。可以说，我们经历了从联苏抗美到反帝反修再到联美抗苏这样一个艰难过程。在这样一个演变过程中，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采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划分敌友，从而在外交策略上表现出来的是近乎于结盟的一种做法。这样做法受冷战思维的作用，片面强调阶级斗争，过分强调意识形态，使意识形态分歧的表面现象掩盖了深层次的国家利益矛盾，也使中国的对外政策打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甚至有时国家利益要服从意识形态的需要。它造成了我国在较长时期里十分不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严重制约了我国的发展。对于这样一种做法，邓小平进行了尖锐批评，认为这实际上是作茧自缚、画地为牢、自设障碍，自己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

摘要：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立足干世界历史与现实的大坐标系中思考我国的对外战略，形成了内涵丰富而见解独到的国家利益观。他的国家利益观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结合；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在今天，认真研究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国家利益观国家关系

一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国家利益是处理国家关系的最高准则。1989年l0月，在中美关系处于非常严峻的时刻，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观点。他说：“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这里邓小平用“最高准则”四个字鲜明地指出了国家利益在战略决策中的特殊地位和举足轻重的作用，即国家利益具有最高性。这是邓小平对国家关系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对国家利益的深刻理解，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反映了我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思想的根本性变化。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利益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必然维护在本国社会制度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因而意识形态利益是构成国家利益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意识形态利益只是作为国家整体利益的一部分被体现在各国的对外关系中。由于它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因此，意识形态利益必须服从国家整体利益的要求。这就决定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能成为发展国与国关系的障碍，更不能作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最高准则。

其次，长远利益是处理国家之间利益关系的着眼点。邓小平认为，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是长期存在的，主权国家的对外政策应立足于国家的长远战略利益，不要去计较一时一事的得失。对于我国的对外开放，邓小平认为：“现在总的是要允许吃亏，不怕吃亏，只要对长远利益有益就可以干。”针对西方某些大国把是否接受它们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发展模式作为提供援助、进行合作条件的做法，邓小平富有远见地指出，那种动辄对不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国家进行经济封锁和制裁，甚至大动干戈直接出兵干涉的行为，不仅严重影响着别国的发展，最终也会影响发达国家的自身利益。他特地提醒外国友人：“历史最终会证明，帮助了我们的人，得到的利益不会小于他们对我们的帮助。至于政治上战略上的意义就更大了。”

最后，共同利益是和平解决国家之间矛盾冲突的关键。邓小平认为，在国际社会中由于存在着不同的民族国家，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是必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冲突不可调和，解决冲突的方法也不一定非得使用武力，国与国之间共同利益的寻求才是和平解决国家间冲突的关键。只有这样，才能既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又不损害其他国家利益，达到利益双赢与共同繁荣。依据这一思想，一生务实的邓小平积极探索新时期解决国际争端的有效途径，创造性地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战略思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新思路，不是不要主权，而是把双方争议的主权问题暂时放一下，通过“共同开发”这个经济利益的共同纽带将争议中的双方连接起来，双方共同受益，这有利于增进友谊和信任，为最终用和平的方式合理解决主权的归属创造了条件。邓小平坚信，只要认真按照“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路走下去，就一定能获得一个圆满的解决。

摘要：邓小平认为，国家利益是国家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安全利益和外交利益等多方面的有机统一体。邓小平善于从全球的高度来分析战略态势，把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人类的根本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从全人类的发展中来界定中国的国家利益，确保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人类整体的进步、发展保持一致性。他强调，依据时代主题来确定中国的国家利益，维护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主张在国际交往中要把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确定中国对外行为的最高准则。

关键词：邓小平国家利益国家利益观

国家利益观是对国家利益的根本的、总体的看法，是关于国家利益的内容、价值、途径等方面的根本认知、评价与操作方法。不同的民族、国家、阶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国家利益观。

这种国家利益观既是对客观的国家利益的一种能动反映，也受到历史文化传统、国际规范建构等方面的影响。作为战略思维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利益观一旦形成，便会对国家战略的决策和实施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是邓小平在实现、维护和发展中国国家利益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全党的智慧所形成的，是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内容、主体、方式、方法等方面的根本观点和总体看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一、以中国人民为本

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利益最终是中国人民的利益。我国的国体决定了我们的国家利益必然真正体现、切实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邓小平曾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要把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与撒切尔夫人谈到香港问题时说：如果在1997年后还不能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人民就没有信任我们。在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他对来访的印度代表团指出，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你们有人民感情的问题，我们也有人民感情的问题。这些论述表明，邓小平始终把中国人民的意志、需要、愿望、感情，作为国家利益的最终归宿与依据。另一方面，邓小平还强调，要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就必须坚定地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还存在的国际社会中，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仍然存在的现实生活中，要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权利，就必须坚定地捍卫国家的利益。

国家利益这一概念，是在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形成之后，才开始在政治家和学者中使用的。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一方面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交往日益紧密，另一方面，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差别却日趋明显，因此，维护国家利益已经成了当代政治家和政治学家们的口头禅。西方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国与国之间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邓小平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长期参与和主持制订我国的对外政策，对国家利益的认识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对国家利益的论述逐渐增多，国家利益成了他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指导对外政策的主要依据。他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包含了系统而有鲜明特色的国家利益观。

一、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性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舞台上，用什么样的最高准则来指导我们的对外政策，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战略问题。历史经验表明，只有把处理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最高准则搞清楚，才能制订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从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对此，有两种绝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一种是以国家利益作为最高准则。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放在处理国际事务的首要地位，是“冷战”时期的一个主要内容和标志。关于这一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有着惨痛的教训的。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推进，中国的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此同时，国际环境也在不断发生演变。“两极”对抗已经结束，世界出现了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尽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现象时有发生，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明确和完善处理国际事务的指导思想和最高准则，以适应变化了的国内外环境。邓小平总结了建国以来我们处理国际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制定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要维护国家利益，确保本国在国际上的有利地位，谋求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早在1981年初，邓小平就对来访美国人说：“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8页）。这就向世人宣示，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依据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到了80年代末期，邓小平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问题。他在会见美国已故前总统尼克松时说：“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0页）。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指导处理国家关系，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原则，反映了我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思想的根本性变化。国家利益是民族利益、人民利益和阶级利益的集合。在当今世界，只要仍然存在不同的民族国家，就会产生特定的国家利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利益，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同样集中地体现在国家利益上。离开了国家利益去分析和处理国际事务、国际关系，势必脱离国内外的现实，违背历史潮流，损害人民利益。当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同国家利益关系密切。例如，中国之所以坚持社会主义，因为中国人民从长期的斗争中深深地体会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最能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样，中国坚持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意识形态，因为只有这一意识形态才能保持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从而更好地维护和发展中国的国家利益。但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能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不能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最高准则。无数事实说明，相同社会制度和相同意识形态的国家间也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甚至流血事件。如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进行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发生过边境战争。反之，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间也可能进行某些合作。如中国与几个西方大国相继建立起了“战略伙伴关系”，成功地解决了许多双边关系中的问题。因此，处理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不能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而只能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仍有少数政客，为一己私利，极端仇视共产主义，顽固地以意识形态划线，以“自由”、“民主”、“人权”等口号为幌子，干涉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内政，企图“西化”、“分化”社会主义中国。这是典型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冷战思维。如果他们得逞，不仅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最终也对他们自己的国家不利。邓小平告诫西方有识之士不要上当受骗。他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对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同上）邓小平的这一段话，不仅鲜明地举起了国家利益的旗帜，而且深刻地阐明了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丰富内涵：一是立足于长远的战略利益，而不是计较一时一事的得失；二是立足本国利益，同时尊重和考虑对方的利益；三是向前看，不去计较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四是国家不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

在邓小平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指导下，我国制订了一系列正确的国际战略，加强了我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稳定了我国周边地区，缓和了许多热点地区的紧张局势，从而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赢得了时间并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二、捍卫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坚定性

一、将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

在建国初期，由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政权的敌视，提出了联苏抗美全方位“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到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末，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与中国为敌的局势下，又提出了建立世界范围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到七十年代初，在面对主要来自苏联霸权主义的现实威胁下，提出联美遏苏的“一条线”外交战略。可以说，我们经历了从联苏抗美到反帝反修再到联美抗苏这样一个艰难过程。在这样一个演变过程中，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采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划分敌友，从而在外交策略上表现出来的是近乎于结盟的一种做法。这样做法受冷战思维的作用，片面强调阶级斗争，过分强调意识形态，使意识形态分歧的表面现象掩盖了深层次的国家利益矛盾，也使中国的对外政策打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甚至有时国家利益要服从意识形态的需要。它造成了我国在较长时期里十分不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严重制约了我国的发展。对于这样一种做法，邓小平进行了尖锐批评，认为这实际上是作茧自缚、画地为牢、自设障碍，自己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他抛弃了冷战思维方式，开始从国际和平和国内发展的高度分析和思考问题。他总结了建国以来我们处理国际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制定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要维护国家利益，确保本国在国际上的有利地位，谋求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早在1981年初，邓小平就对来访的美国人说：“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这就向全世界表明，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依据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到了80年代末，邓小平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1989年10月，他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明确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的自身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他说：“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

二、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前提下，强调国家的经济利益，把它作为新时期主要的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是具有一定的次序性的，是不断发展的。在特定时期，对国家利益各方面的政策维护是有轻有重的，需要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适时调整。邓小平坚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问题，既继承了时期的注重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观点，又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发展了的观点。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主权丧失独立，在百余年时间里任人宰割，国家利益被西方列强践踏无遗。饱受列强欺侮的中国人对主权问题异常敏感和重视。新中国成立后，主权获得独立，但同时面临着以美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直接或间接威胁和干涉。等新中国领导人也意识到了这点，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邓小平继承了对待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思想，认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始终要放在第一位”。1982年邓小平在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时，“铁娘子”提出历史上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坚持用香港主权交换香港治权等。对此，邓小平立场坚定地说：“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