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思索范文10篇

庄子的人生哲学常被失意者当作仕途失意的安慰剂，或被视为叛经离俗的出世主义。这两种观点似乎认为，庄子的思想要么反映了“没有前途、失去信心的失败主义精神状态”②，要么便是“不食五谷，吸风饮露”③的自然虚无主义。若将其视为仕途失意的“安慰剂”，便意味着个体受物羁情势所束缚;若将其视为自然虚无主义，则意味着庄子的人生哲学缺乏感性判断或理性推理。事实上，对庄子的人生哲学进行分析，会发现以上论断是值得商榷的。情实之“无情”与情势情欲之“有情”贯穿于庄子思想的始终，“无情”是无物欲之情，其自然体悟的背后蕴含着理性的运用，蕴含着对感性情欲、物羁情势的质疑和批判，对生死情实的超越以及对至真之情的追求。

一、基本概念的澄清

首先，就本文所使用的理性概念而言，既不是将理性作为“名称”④，也不是仅将理性作为“心智”⑤来使用，而是主张理性是心智上控制调节行为和抽象思维的一般能力，通过抽象思维和推理，人们能够建立起有关某种非自明问题的信念［1］130。本文采用此主张，是鉴于庄子对人生哲学的探索中，以“无情”为悬解之线，运用理性而至体悟，最终达至无欲无情、自然无为的逍遥境界。例如，庄子基于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敏锐观察和理智思考，认识到在万事万物的运化过程中，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通过将人生与个别事物的变化进行比较，寻找共同的东西，再在心灵中将综合起来的共同点升华为整个宇宙的本质;且将观察分析的结果带入自然体悟中，进而达到与天地共运，与万物共化的境界。其次，非理性是相对于理性而言的。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混合物，人类既具有分析、判断的能力，也具有非理性的感觉和体悟能力。在非理性中，既包括有情，也包括“无情”。本文不是在感性欲望的意义上使用非理性，而是特指无情无欲的非理性状态。人的非理性状态除了情绪、欲望等外，还包括无知无欲、恬淡素朴的另外一面，庄子挖掘的就是无情无欲的非理性状态。在《庄子》一书中，“情”字主要有三义:一是情欲之情⑥，常指人的喜怒、哀乐之情感。如《德充符》篇谓“不以好恶内伤其身”，以及《天地》篇谓“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此五者，皆生之害也”［2］387。庄子批评纵情肆欲者会劳神焦思以至于涂灭性灵，损伤性命。二是物羁之情，常指世俗权位、爵禄之情势⑦(形势)。庄子在《逍遥游》篇明确批评了肩吾所谓的“接舆的言语是‘大有径庭，不近人情’”，不近人情即不附世俗情势。三是指情实之情。在《养生主》篇，庄子谓丧礼上人们的哭泣是“遁天倍情”⑧，这种行为是逃避天然的本性，背离自然的规律，违背自然之“情实”。与自然情实之“有情”相对的“无情”主要是指不为情所乱，不为物所累，能够超脱于喜怒是非，顺乎自然的本性。最后，文章以“无情”为线索对庄子的人生哲学进行分析，主要鉴于庄子的思想反映出以下倾向:在个体的感性情欲中追求无情;在世俗的物羁情势中保持无情;在自然的生死情实中顺乎无情。《德充符》篇谓:“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2］193在庄子的思想中，“无情”并不是说人无情感，而是指不为情所乱，不为物所累，能够超脱于喜怒是非，顺乎自然的本性。“郭注‘有无情之情，故无为也’，实际上是讲‘道’因无情而无为”［3］。庄子的虚无之“道”不仅仅是超越现象界、经验界的绝对存在，“道”是有情有信与无情无为的统一体。需说明的是，庄子推崇的无情无欲、逍遥无为的精神境界，不同于西方的非理性主义⑨。人的非理性状态除了欲望、本能之外，还包括无情无欲、恬淡素朴的另外一面，庄子挖掘的就是无情无欲的非理性状态。庄子拒绝由欲望、心知而引发的喜怒哀乐、是非好恶之情进入人的心中，这样才能以内在的生命去体验人生的真谛和宇宙的本质［4］218。

二、情欲情势之“有情”与自然无欲之“无情”

庄子的人生哲学是探讨值得每个个体追求的生活目标和生活理想的。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就是个体如何摆脱感性情欲、物羁情势、生死情实的束缚，以达到无情无欲、自然逍遥的精神境界⑩。无情无欲是庄子对待社会和人生的根本态度。“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人生的最高境界便是过这种无欲无情、自然逍遥的生活。但庄子提出的心灵遨游的地方不是纯粹的自然世界，而是无情无欲、无形无名的本体之境，包含对自然现象、万物运化规律的观察和思考。这种境界不是纯粹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控制下的意识活动，而是非理性状态下的无欲无情的自然境界。它要求个体在感性情欲中追求无情，在世俗的物羁情势中保持无情，在自然的生死情实中顺乎无情。可以说，反对情势情欲之“有情”与追求自然无欲之“无情”贯穿于庄子思想的始终。

(一)感性情欲中追求无情

2011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修八》），是新形势下对1997年《刑法》作出的最为重要的一次修正。《修八》体现了刑法以治理犯罪为目标的强烈的实践理性精神。本文尝试从刑法的实践理性与犯罪治理结合的角度解读《修八》，以期对理解和适用有所启发。

一、刑法实践理性之要义

（一）理性、法律与实践理性

理性作为人与动物的区别性标志，是指人对自身及世界具有一定的认知和控制能力。理性与法律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宏伟的法律大厦，一直是人类孜孜不倦的追求。“19世纪以前，法哲学在法律与理性关系问题上的立场体现在法理学对理性法的追求之中”①。可见，法律是理性的产物，理性法是法律的追求。我国有学者指出，法律是理性的实体，具有目的理性②，可谓颇有见地。但笔者以为，法律与理性的关系还可递进一步，即法律是实践理性的产物，法律是实践理性的实体。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只能阐释法律而不能创造法律。在马克思看来，理性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概念和精神上，而是建立在人类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基础上，以实践为基础的理性。法的实践理性，理性地升华了法的实践，使法的内容具备正当化根据，同时又理性地运用于实践，使人依法作出正当的选择。

（二）刑法的实践理性要义

刑法是公法，关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方面的利益；刑法是其他法律的制裁力量，关乎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刑法主要是靠强制力实施的，关乎国家的形象和权威，故刑法应当具有更强的实践理性。刑法的实践理性大体应当包含以下要点：

摘要：官德作为领导干部的从政之德，在社会道德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针对官德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规范官德体系，坚持德法并举原则，推动制度创新，是搞好官德建设的有效举措。

关键词：官德建设；对策措施

“官德”是领导干部的从政之德。作为一种与权力相连接的特殊的职业道德，官德有自己特定的内涵。所谓官德，是指领导干部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为官理念、行为准则及其规范的总称，是指领导人在其管理活动和权力运作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德行素质。即：官德是为官当政者从政德行的综合反映。官德在社会道德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所以，加强官德建设理应成为道德建设的当务之急和关键环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进行官德建设，尽快提高党政官员的道德素质，是一个崭新的课题。现代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官德建设是执政党建设的一个永恒主题，执政党各级领导干部的道德水准、道德风尚，不仅关系到执政党的形象，而且关系到执政党的先进性、权威性和合法性，更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对于目前的官德现状，应当正视两方面的基本事实：一方面大部分领导干部的道德境界是高尚的，涌现出了一大批孔繁森、郑培民式的好公仆，他们以自己祟高的党性、德性修养夙夜为公、克勤克俭，孜孜不倦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不息，也正是他们在勉力地维护和巩固着我们的社会良知和道德航向。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政治体制尚处在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之中，由于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和各种腐朽落后的思想道德观念的存在，部分领导干部、甚至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德性修养上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在官德方面上出现了许多严重问题：一些干部离党的宗旨和人民群众的要求愈来愈远，有的脱离群众，有的以权谋私，有的贪图享乐，有的谋取功名，有的腐化堕落等，官员犯罪的数量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犯罪事实触目惊心，不仅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干部队伍的形象，也损害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如果任其滋长蔓延，势必恶化社会风气，阻碍社会全面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官德之重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因此，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先治官。加强官德建设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官德与师德、医德一样，均属于职业道德的范畴。但由于官员的管理活动与权力运用结伴而行，因此，官德与其他职业道德相比又有其双重性的特点，即官员作为一个职业道德主体，既要具备国家管理人员在管理过程中的职责道德，如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忠于职守，具有高度的责任意识、公仆意识，谦虚谨慎，求真务实，办事公道，惩恶扬善，救危助困等，又要具备作为一个掌权者在权力运用过程中的权力道德，如遵纪守法，诚实无私，廉洁自律等，还需要具备能正确行使人民赋予权利的能力。鉴于官德的特殊性及其对社会道德的直接而广泛的导向性的特点，笔者认为，要切实加强官德建设，就必须采取以下对策和措施：

1.要建立完备的官德规范体系

摘要：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已走过了近三十年的历程，外资银行已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金融业对外开放又迈进了一个新的阶段，2008年经济危机的爆发，银行特别是外资银行该怎样运作，国家应该怎样对外资银行实施更有效的监管，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思考。

关键词：外资银行监管思考

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已走过了近三十年的历程，从1979年日本输出人银行首先在北京设立代表处到2006年末，共有个19国家和地区的68家外国银行在中国设立了170家分行，24家支行，法人机构24家。外资银行在华的繁荣反应了社会的发展，全球经济的进一步融合，有利于信用消费的进一步普及，推动金融运行和金融监管向国际标准靠拢，提高我国金融机构的素质，但是，居安还得思危，外资银行在华投资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因此，国家对外资银行进行积极有效的监管十分必要。

一、我国对外资银行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奉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银行主管机关和监管机关相分离，中国人民银行是银行主管部门，银监会是银行监管部门。这样主管机关和监管机关相分离的机制以及相应监管法律规定的监管体制看似合理，却隐患重重。

1，监管的立法层次不高、体系混乱

[论文关键词]政府公共支出预算缺陷改革

[论文摘要]政府公共支出预算的合理性、有效性关系到国家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文章分析了我国现行的政府公共支出预算体系在支出供给范围、结构、管理及监督诸方面的缺陷及不合理性,提出了对其进行改革的措施。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由直接管理为主,宏观、微观一起管理的状态转变为间接管理和宏观管理为主。对各项社会事业的管理方式,也就要求根据社会的公共要求和市场经济的特点加以调整。政府公共支出预算是政府公共预算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社会成员提供大体均等的公共服务所需开支的分配计划。政府公共支出预算涵盖了政府活动的全范围,反映着政府活动的方向,是调控宏观经济、促进社会事业发展,实现政府职能的重要保障,也是政府支出管理的核心任务。然而,必须看到我国现行的财政支出预算体系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逐步发展形成的,虽然几经改革,但仍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现有的政府公共支出预算体系逐渐暴露出种种弊端,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对此,笔者试从政府公共支出预算的范围、结构及管理、监督机制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旨在提高政府公共支出预算的合理性、有效性。

一、政府公共支出预算范围、结构亟待重新界定和优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应以社会共同需要为标准参与社会资源配置,政府公共支出预算的范围必须以社会共同需要为标准来界定和规范。所谓社会共同需要,是指一个国家从事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体现社会共同利益的基本公共需要。其应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只有政府出面组织和实施才能实现的事务。二是只有政府举办才能有效协调各方面利益的事务。三是企业和个人不愿意举办而又是社会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事务。按照社会共同需要的标准,政府公共支出预算的范围应主要限定在国家机关及那些代表社会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非营利的领域或事务,具体说应包括以下三方面:1、维持性支出。即消耗性支出,一般指资源直接置于政府支配之下,配置于各部门作直接消耗。2、转移性支出。转移性支出一般是指政府不直接消耗的那部分社会资金,这部分社会资金是通过再分配方式转移出去的。3、公共工程支出。公共工程支出一般是指大型公益性基础设施的支出。

按照上述理论,再审视现有的政府公共支出预算供给范围,不难发现,在支出预算供给范围中存在着“缺位”与“越位”并存的现象。这使得一些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必须由财政资金供应的领域和事务却得不到应有的资金的保障;而一些随着改革和政策变化已不应再由财政资金供应的领域和事务却占用了不少资金。最为典型的事例是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和高等教育方面的支出。社会保障是社会的“安全网”,“减震器”,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不可或缺的社会控制机制,从宏观角度看,社会保障是财政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社会保障的收支与财政收支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已构成了某种函数关系。

一、地方高校法学本科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地方高校法学专业培养目标定位模糊

法律教育的目标是通过法律教育到底要培养什么人的问题，目标不明确，将直接影响到我国合格法律人才的培养标准、培养规格、培养方式与方法等方面的定位，从而使整个法律教育的发展会迷失其方向。而地方高校法学教育目标的定位，应依据本地方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状况、法治发展的程度以及法律教育自身的规律来确定。《21世纪中国法学教育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普通高等法学教育的专业培养目标有两个：一是学术型；二是实务型。当法学界还在争论中国的法学教育究竟是一种素质教育还是职业教育的时候，法学教育的职业化走向已更明显地显现出来。地方高校法学教育目标的定位，应依据本地方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状况、法治发展的程度以及法律教育自身的规律来确定。至2008年，全国共设立法学院系634所，法学本科在校生30万人左右；法律专科在校生达22万多人，在校法学硕士研究生达6万多人；法学博士毕业生人数1700余人；法学博士在校学生人数8500余人。中国社会容纳不了且也不需要这么多法学专业的学生都成为学术型的毕业生。再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的各行各业都需要更多的法律实务人才，这就决定了当前地方院校培养的学生应是实务型、职业型法律人才。地方高校培养目标定位模糊，致使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之间缺乏制度联系，而相互间长期脱节的状况又必然造成法学教育与法律实践的长期分离。

（二）就业前景不乐观

法学毕业生的就业困难问题已成为“通疾”，有超过一半以上的法学毕业生，所从事的工作与法学无关。亦有重庆某知名政法大学法学专业学生迫于就业压力，做起杀猪卖肉的生意。虽然这仅是个例，但是从一个侧面也折射出法学毕业生就业难的社会问题。导致现在很多人不看好这个专业，很多法学专业学生属于调剂到此专业的。法学专业“不好就业”的根本原因不是法学专业本身出了问题，更不是社会需求饱和问题，而是在于培养的学生能力上有问题，不符合社会的实际需要；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被国家司法考试门槛给卡住了。因为要想进入司法系统工作或者从事律师等职业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

二、地方高校法学本科教育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公司法》第177条“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并提取利润的5%至10%列入公司法定公益金”；第180条“公司提取的法定公益金用于本公司职工的集体福利”。第216条“公司不按照本法的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法定公益金的，责令如数补足应当提取的金额，并可以对公司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这是法律对公益金的提取和使用作出的明确的规定。但是，公益金的提取和使用也引发了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对公益金的价值评判和存废也提出了挑战。在《公司法》修改之际，笔者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以供商榷。

一、公益金的国内法性（特色性）

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其公司法的公积金制度中都没有“法定公益金”规定。由此可见，这的确是我国公司法的一个特色，是我国在经济制度转型时期的创造。

当我们全面衡量公司法的立法历程，我们不得不由衷的感叹其间的艰辛。1983年，国务院有关部门开始起草公司法，因为认识的局限，制定的两个条例虽数易其稿，终未能提交立法机关审议；1992年，公司立法又提上议事日程，至1993年12月终获通过并正式颁行。认识方面的原因，始终贯彻公司法的制定历程。即使1993年公司法诞生，其负载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是国企改革，突出的表现就是第1条“为了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正是国企改革的中心。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企，承担着更多的社会保障和职工福利功能。公司法的目的，自然也就包容着保障职工的福利，因为在1993年制定公司法时职工的普遍收入，尚无法完全满足职工的所有福利，尤其表现为住房紧张；何况，由传统的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大企业、小社会”的根深蒂固的观念造成公司法带有一些时代的烙印，例如，提取公益金的强制性规定，在所难免，也本无可厚非。只是应该保持清醒的是，在人类的历史极大迈进、公司理念植入人心的今天，我们需要反思。不再有存在合理性的过渡型的制度不再延续，而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则应得到立法的确认和实现的张扬。我们不能否认公益金制度曾经发挥的作用，只是今天或者明天，它的价值又如何定位？或者说，它还有存在的基础吗？

二、公益金的提取与投资者权益的冲突

公司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当今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企业资本组织形式。公司的迅速发展和壮大，是与其强大的筹资功能分不开的。从法学上看，公司的筹资就是公司在集资过程中恰切的运用了权利义务相对称和有限责任的法学原理。股东之所以向公司投资，是基于自己利益的需要而对公司的预期收益。而公司对股东投资形成的公司资产有经营使用的权利，但同时也承担保值增殖责任，并在有利可分时向股东分配红利。企业资金将越来越多来源于资本市场而不是国家拨款或银行贷款，因此，《公司法》的重要原则，就是保护出资人权益。对投资人来说，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和税后利润是体现其投资权益的重要参数，它决定着资本市场的股票交易价格。

一、检察机关开展重点工程预防的现状

(一)社会对此项工作的认同不平衡

1.净化党风真心欢迎型。多年查办职务犯罪的现实告诉人们:工程建设领域是职务犯罪的重灾区，在一座座大厦竖起，一条条道路通车的同时，几乎每年都有一些党员干部倒在了工程建设之中。‘隆痛的教训使得真正想要净化党风，拯救被腐蚀的灵魂的有识之士对检察机关参与重点工程预防由衷的欢迎，他们真心诚意地与检察机关携手，千方百计地从教育、管理、制度上为打造廉洁工程呕心沥血，出谋划策。

2.’}}鬼胎狐假虎威型。检察机关一方面肩负着惩治和预防腐败的重任，而另一方面却是工程建设领域的“门外汉”，这个“门外汉”成为了检察机关开展重点工程预防中的软肋，检察机关的这一软肋，被一些心怀鬼胎的不法分子“真心”并且充分利用了，他们一方面通过种种手段，在重点环节中规避或逃避检察机关的监督，使之蒙混过关。另一方面则把检察机关参与工程建设各环节的监督作为自己实施腐败犯罪的“挡箭牌”，假廉政之名，行腐败之实。

3.表面欢迎内L}抵触型。工程建设领域的高风险，使得这一行业成为贯彻“一岗双责”制重点行业，对这个行业的头头们来说，凡是发生了职务犯罪案件的，那就意味着所作出的一切努力都将在顷刻间化为乌有。迫于这样的一种压力，那些工程建设中的头头们对检察机关参与重点工程预防从表面上来说不得不表示欢迎，而内心深处则恰恰相反。

4.可有可无敷衍了事型。这种人一般认为检察机关的这种做法对整个工程建设这一大环境来说是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是一方面认为:工程建设领域的腐败现象由来已久，可以说是防不胜防;另一方面，则是肩负改善这种现状重任的是工程建设领域的“门外汉”—检察机关，由此而产生的是对检察机关介人这项工作的不信任，认为“这是外行领导内行”无效，既然无效，那也就可有可无了。

摘要：连锁超市企业是从事商品经营的企业。商品经营能力应该是棱·经营能力，进销差价应该是主要利润来i啄，但目前本土超市企业的主要利润来源却是通道费用，由于不重视商品经营，导致连锁企业同质化经营趁势越来越严重，同质化的经营必然导致价格竞争，与大型跨国起市企业相比。本土超市企业无论在资金、品牌和知名度上处于劣势，因此，如何提升自身的商品经营能力是今后本土连锁超市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关键词：本土超市企业商品经营能力提升策略

连锁超市具有统一采购、统一配送、统一标识、统一营销策略、统一价格、统一核算的特点，通过直营连锁、特许经营和自由连锁方式，快速复制和发展，已经成为我国零售业的主流业态。连锁超市是从事商品经营的企业，商品经营能力是超市核心经营能力，销售额、毛利率及商品周转率、新品开发等应该是衡量超市经营水平高低的主要指标，所经营商品的进销差价是利润主要源泉。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2009年零售资金链风险报告》，在目前连锁超市的经营模式中，应付账款是超市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收取通道费用、物业出租利润和投资收益是最主要的利润来源。超市商品经营利润往往是微不足道的，从其经营而言，更象是一个通过物业出租获取场地租金的企业，这大削弱了超市商品经营能力一一企业核心经营能力，而核心能力的削弱与丧失，必将导致超市经营风险的加大，只重视通道费用的收取不重视自身的商品经营，导致连锁企业经营商品同质化趁势越来越严重，而经营商品的同质化必然导致价格竞争，这种低水平的竞争，必然导致竞争双方两败俱伤，与国外大型超市企业相比，我国本土超市无论从资金实力上、品牌声誉上和还是对消费者的吸引力上处于劣势。

一、本土超市企业通道费用赢利模式的原因分析

(一)从连锁超市企业自身的原因分析．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两点：

一是连锁超市企业是以低价作为在市场竞争中的立身之本的，连锁超市经营的商品如果价格高了，就会失去与传统商业之问竞争的优势，失去吸引顾客的能力，因此维持低价是很多企业唯一的选择。同时目前商品经营毛利比较低，很难做到在摊消掉成本费用后还有赢利，更不要说较高的利润了。很多主流品牌，它们通过投以巨大的市场推广费用来直接影响消费者，留给超市的价格利润空间很小；而一般品牌的食品和日用品由于品牌价值低。留给超市的价格利润空间也不大；在同一个商圈内大小超市挤在一起，相互之间对同类商品价格制约作用，不可能订一个较高的价格，否则就没有市场了。而本土连锁超市一般都有着在较短期内的赢利约束性体制和机制，当一般商品经营的赢利模式无法形成时，其赢利模式选择方式，而通道费用、物业出租利润和投资收益是最有效的方式。二是超市内部灰色利益链的存在，由于职业道德低下和职业规范不健全，部分连锁超市员工权力寻租，透明的价格往往会让他们失去利益的基础，而通过费用就能够浑水摸鱼，供货商为迎合这部分人的需要，喜欢用施以利益的方法来影响连锁超市的关键人物，这就必须用费用的方法。

近年来，随着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economy)的兴起以及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逐渐被人重视。高等院校扩招之风愈演愈烈，各高校为了争取优质生源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时之间，神州大地上演了一幕幕高等教育生源大战。高等教育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值此背景下，探讨地方高校教育，尤其是会计教育就显得必要而且重要。

1地方高校的特点分析

本文所谈的地方高校是指由地方政府发起并投资设立的、教育经费由地方财政全额(或差额)拨款、主要面向地方招生、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建设的高等院校。它通常有以下5个基本特点：

1.1地方财政拨款

地方高校的教育经费主要来自地方财政，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拨款很少。这样，地方高校的教育经费是否充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经济的发达程度和地方政府的投入力度。当然，学生收费和学校创收(比如校办工厂)也可以弥补经费的差额和不足。由于地方财政总是有限的，因此，地方高校的规模、教学设施、生活设施相对重点高校薄弱一些。

1.2学生入学分数不高